一最高三人團

周恩來與博古、李德見面時，已是12月1日凌晨五時了。他們必須根據目前情況，決定部隊全部渡過湘江之後的安排。總司令在參謀部會議上的意見是值得深思的：「敵人已經在通向二、六軍團的方向佈下重兵，按原定計劃推進還是改變計劃，就成了決定全軍命運的重大問題。」

李德堅持按原定計劃。周恩來卻十分猶豫。顯然，這是一次兩難選擇，利弊權衡，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似乎相等。

「如果沒有湘江兩岸的嚴重挫折，用八萬人的哀師，衝過敵人的幾層封鎖，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去與二、六軍團會合，還是有可能的。」周恩來分析說，「可是現在困難多了，八軍團幾乎失去了戰鬥力，這個番號似乎應該撤銷，把殘餘部隊補充到幾個主力兵團去……五軍團損失也極為慘重，三十四師已經失去聯絡，全部被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三軍團正在苦戰，這種狀況，要衝破敵人的封鎖線，保險係數太低了……」

李德的憂慮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與二、六軍團會合，我們將長期處在流動之中，無後方的作戰簡直苦不堪言，傷員無法安插，兵員無法補充，糧食無法籌措，部隊無法休整，沒有立足之地、必將被對方一口一口吃掉……」

「能不能先作些試探？」博古也在尋找兩全之策，「見機而作，等部隊全部開過湘江，作一次組織調整，爭取幾天的休息時間。我覺得不是改變與二、六軍團會合計劃的問題，而是如何早日實現這個計劃的問題。」

「也好，在這個期間，我們不妨聽聽其他同志的意見。譬如朱德同志的、王稼祥同志的，還有毛澤東同志的……」周恩來知道博古、李德對毛澤東存有反感，故意把他放在後面。他感到「三人團」已經囿於預定的目標，很難突破原有的思維樊籬。

這一點，恰恰為博古、李德敏感的心理所難容。博古首先提出異議：「既然我們‘三人團’是最高權力機構，就沒有必要過多地去聽別人的閒言碎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尤其是毛澤東同志，他一路散佈不滿情緒，好像我們一切都錯了，只有他是對的！還有王稼祥、洛甫，他們三人常在一起……這是一種非組織的派別活動，人們給他們起了個名字，叫‘中央隊三人團’……」博古激憤起來，用食指向上推推眼鏡，兩腮簌簌發抖。

「這種時候，可以不考慮這些，」周恩來急忙插斷沉浸在委屈情緒中不能自拔的博古，「個人功過是非，誰承擔多少責任，在任何時候都是次要的。」

「批評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來也不會口服心服。」

「我們的確帶的輜重太多，揹著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來帶血絲的眼裡有種壓抑的激動，「這是我們對西進形勢估計不足的地方，我們整個計劃是有很多弱點和疏漏的……」

「若說輜重，我們未出江西就丟得差不多了。」李德聲調中流露出不耐煩和抗辯的色彩，「壓根兒就不該帶著龐大的政府機關！現在是誰拖住我們的腿？是物資還是至今仍然沒有渡江的那兩個中央縱隊？哪有帶著六十歲的老頭子、抬著傷員病號、拖著懷孕的婦女打仗的？我們只能為他們保駕，坐轎子的反而埋怨抬轎子的避戰。」

「我認為現在爭論這些是沒有意義的，」周恩來不願陷進個人是非的糾纏中，他用規勸的聲調說，「問題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會議出現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僵局。這是「最高三人團」成立以來，出現的第一次難堪的場面。

1934年夏天，為準備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

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最高三人團」的所有功過是非和歷史責任，的確是很難分清的。

有時，一個領導者，由於上下左右的制約，幹了本來不願意乾的事情，結果反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頭上，貪天之功，成了時代的寵兒；有的則相反，被迫幹了自己極不願意幹的事情，結果失敗了，便成了可憐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敗，任何人都在歷史的合力推動下進退沉浮。

當然，主要責任還要由黨中央的負責人博古來承擔。這隻能就他所處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選手因故不能出場，冠軍被二流選手獲得一樣，這個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擔任中央負責人時才二十四歲），也是被不正常的歷史巨手在倉促而又偶然的情況下，推上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峰巔的。那時顧順章叛變，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自感危險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來暫時填補權力真空。他熱情奔放、聰明能幹，卻不成熟，在中央蘇區獨立決策，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錯誤路線，犯錯誤就帶有了必然性。

李德，富有國際主義的獻身精神，有軍事才華，是名副其實的街壘戰專家。他到中央蘇區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本身就是悲劇性的。不要說他，就是拿破崙也不行。正像毛澤東不能使秋收起義的成功，周恩來不能使八一起義勝利，葉挺更不能挽回廣州起義的敗局一樣，在歷史合力之中，誰也無力迴天！

李德，是在第三國際「城市中心論」的高熱中被派到中國來的，協助城市工人大起義，進而奪取重大城市。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亞的慕尼黑，南京總統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宮，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樂爾號上的大炮。在第三國際望遠鏡裡看到的，工人起義大軍的紅旗在上海海關大樓上迎風飄展，不過是海市蜃樓。

城市工人大起義無望之後，在蔣介石虎視眈眈集中百萬大軍向各蘇區猖狂進攻時，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蘇區，執行共產國際賦予的「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任務。正如一局中國象棋賽，卻派了個國際象棋選手來，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車馬炮的關係，就倉促上陣了。「顧問」，顧名思義，不過是「看看問問」，是請來出主意、想辦法、供主人參考的客人，沒想到，在敵人重兵圍困、狂烈進攻之下，惶惶無主的博古，卻把他推到前臺。

日耳曼民族的雄心傲氣和革命者強烈的使命感，鼓勵李德在中國的廣闊土地上，建立奇功險勳！他不知道，身處危巖絕巔，在風吼雨嘯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來，從八一南昌起義，就負責軍事領導。他熟悉外國，熟悉中國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蘇區的時間都早，並且勝利地領導了第四次反圍剿，肩頭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來的崇高之處，是沒有權力慾，不貪功不諉過。他總是把成就推給別人，而替別人承擔責任！這種品格，使他內心的壓力就特別沉重！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脫了他對錯誤應負的責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負責的責任，開脫，反而成了傷害。犯錯誤是由於歷史侷限的認識問題；而明知不對還去執行，卻成了黨性原則和思想意識問題了。是直言抗辯黨性強還是違心屈從黨性強？犯錯誤不是恥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體現，是為成功付出的代價。後行的成功者不要恥笑先行者跌了跟頭，先行者才是真正的開路先鋒！

從什麼時候，我們民族的胸懷變得狹隘了，淺薄了？原諒因探求而出錯的人們吧！剖析犯錯的原因以作前車之鑑，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對待歷史，總要站在更高的層面上，尋求錯誤的歷史成因總比辱及個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如果作一次史海鉤沉，你會發現冤案累累，而被永遠誤解的人物又何止萬千？

直到周恩來逝世之後，海內外學者對他的生存藝術和排難息爭的調解能力，在公開或私下裡總是眾說紛紜：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領袖們》一書中這樣寫道：

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在極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和蔣介石的歷史。毛打敗了蔣的軍隊後，就鞏固了自己在大陸的統治。這時候，中國共產黨人就把毛蔣的衝突實際上說成是一場神鬼之爭。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統一中國的秦始皇，他製造個人崇拜，使人們奉為神明。週一般地使自己處於次要地位，忠實地起著使機器運轉的作用。

在這三人中……贏得了大陸戰爭的還是毛和周。在這兩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簡言之，周也是我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權力的奧妙。所有這三個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來的影響卻在現代中國日益佔據優勢。

周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風度的人物，是有獻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謀遠慮的現實主義者，是政治鬥爭的能手和傑出的調解人。一個才能上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這些錯綜複雜的角色，就會以思想和行動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終。但是周能夠擔當任何一種角色。或者把各種角色同時擔當起來而不給人以優柔寡斷，出爾反爾的印象。對他來說，扮演這些角色並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機換上假面具，而是一個非常複雜而精明的人的不同的側面，這個側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他的政治生活如此漫長和政治經驗如此豐富多彩。

所有這些品質的互動作用，使他能夠在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中，度過比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要長的生涯。

也許這些評價是有道理的。就政治生涯的漫長來說，像曇花一現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就更加無法與他相比！

許芥昱在《周恩來傳》中，認為童年時期的周恩來就能在母親與兄弟之間協調關係搞好家庭團結，由此他鍛煉出超人的忍耐性與生存能力，「成為二十世紀生存藝術中無可爭議的大師，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鬥爭中能夠經歷監禁、病魔和國內鬥爭的考驗，從而一直處於中國權力的頂峰，成為中國共產黨不可缺少的領袖。」

海外學者認為，周恩來一生中有許多機會成為中國的頭號領袖，可他急流勇退，甘居次位，從不處心積慮地去謀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權力：三十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後，退居王明、博古、張聞天、毛澤東之後；1945年他退居劉少奇之後；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後……甚至準備退到王洪文之後。

周恩來深諳這些鬥爭的嚴酷性，在這種左右互換的磨盤中求生存，並不是易事。他有很多機會獲取中共的最高領導，他不但沒有爭取而且讓給別人，沒有統治欲、領袖慾、權力慾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他深知，第一把手是風險之地，任何風雲變幻，任何輕微失足，都會成為歷史罪人而身敗名裂。

有些海外學者，對周的不爭名利、不謀高位的品格，感到迷惑，他們從權力鬥爭哲學或是從生存競爭意義方面去解釋。有的則認為周雖然具備了領袖的許多偉大品質，卻缺乏兩點：

一、缺乏獨立的決策能力。

二、缺乏無毒不丈夫的那種森然無情的權術和手段。

有的則認為周恩來的品質「反映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謙讓態度」，有的則認為「正是周無可比擬的光明磊落的氣量使他成為一個重要的排難息爭解決糾紛和照顧全域性的角色」。有的還認為週一貫小心謹慎地避免強求任何個人權力，而在努力貫徹與實行國家與革命政權的政策時，則一向是個熱心的工作人員。他的謙和態度遮蓋著不屈的意志，他自我隱沒的獻身精神使得他成為毛澤東不可缺少的助手……

海外學者對周恩來評價有多少接近真實，那也只能見仁見智。

周恩來的種種優秀品格、溫良恭儉讓之風采，符合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所以他獲得持久不衰的聲譽與愛戴。

周恩來不願意陷進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無法擺脫這些是是非非的人際關係。在國共合作北伐時期，直到蔣介石清黨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他才悟出了一個道理：任何統一戰線，只是暫時的聯合，是矛盾的綜合而不是矛盾的解決。

但是，黨內的矛盾是需要解決的。在大軍遠征的路途上，解決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是困難的。他對與二、六軍團會合決策，處在左右為難的境地，因為他對目前的態勢看得比李德、博古更清楚一些。

「必須與二、六軍團會合！」李德以毫不掩飾的衝動站了起來，「不然，我們就落進災難的深坑裡，身敗名裂了。」

「的確如此，」博古望著周恩來。他受了李德情緒的感染，憂心如焚，悽慘的聲音表示出痛苦和絕望的深度，「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等於自殺！」

「現在判定能否與二、六軍團會合，為時尚早，」周恩來盯視著鋪在桌上的地圖，「目前只能督促部隊快些渡江，早些進入西延地區，」周恩來用手點著要去的方向，等李德回到桌邊，「在這裡，爭取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

「快些脫離湘江是必須的，」李德冷靜下來，「即使有些部隊讓敵人粘住不能過江，也不能等了！」

「可以讓他們留在江東岸堅持戰鬥，拖住敵人。」博古受到了啟發，補充說，「要他們留在附近山區打游擊，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

「也只能如此了。」周恩來表示同意，「現在當務之急是選擇一個渡江後的集結地點，進行必要的組織調整和休息，而後決定行動方向。」周恩來邊說邊在地圖上巡視著，「現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這種被動局面很可能延續很久！」

李德對地圖是非常熟悉的，他劃定了經木皮口、鷂子江口、廟山、梅子嶺經大灣兩個山口，進入資源縣境的越城嶺山區，在油榨坪集結。

「好的！」周恩來認為這條退路是可行的，「博古同志的意見呢？」

「我看就這樣定了！」

「等朱總從前線回來，我們再下達命令吧！」

這時天已微明，大家一時無語。博古仍被中央縱隊裡發生的種種議論所纏繞，無法擺脫，沉思了一會兒，突然沒頭沒腦地說：「說我們這次轉移是無計劃無準備無目的的，說我們是倉促決定的，」他憤憤地捶著桌面叫道，「這太不公正了！」

「我想，這不是計較個人是非的時候，」周恩來反反覆覆地說著這句話，「事實總歸是事實嘛。」嘴裡雖然這樣說，西征前的一切準備活動卻歷歷如在目前，周恩來心頭湧起一股有苦難言的酸楚……

二博古叫屈

1934年4月27日，廣昌戰役，紅軍集中了主力，苦戰十數日，但是由於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儘管予敵重創，自己亦遭受很大傷亡。這種殲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耗戰，無法守住廣昌，4月28日，紅軍被迫撤到貫橋、高虎堖一線防禦。

4月30日，周恩來致電博古、朱德、李德：

我主力經長期戰鬥相當疲勞，有損傷，新兵多，幹部缺損大，尤其廣昌戰役後，亟需有把握勝利和極大機動。

同時撰寫了《紅星》第四十期社論，指出「嚴重的形勢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給我們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了。在這裡，需要我們以布林什維克的堅定性、頑強性，不動搖地執行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切號召。」周恩來在列舉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若干表現時，卻把「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周恩來在撰寫這篇社論時，運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這種絕不炫耀的沉潛明智和鬥爭藝術，使他在屢次路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安然無恙。

這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只有一雙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對中國的古典哲學已經研究到爐火純青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有同樣深刻的洞察。這種互相洞察，就決定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貫徹始終的極盡微妙的關係。

這篇社論首先高揚的旗幟是反「右」，而具體內容卻隱含著反「左」。在用嚴酷的方式推行的國際路線下，他只能如此。無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還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澤東有多大失誤，他看在眼裡明在心裡，卻沒有說過一個「不」字，因為他知道那個「不」字說不得。自責、違心、隱忍與屈從，構成了周恩來一生最大的隱衷與痛苦。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軍事幹部，周恩來根據中央決定，派紅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前去。

臨行前，他與程子華單獨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他們仔細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區的形勢以及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在周恩來看來，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為打破敵人圍剿的一種方法，是得大於失的。他告訴程子華，如果紅二十五軍在當地堅持有困難，也不妨進行戰略轉移。這時，周恩來已經萌生了一方面軍也在必要時戰略轉移的預想。

周恩來不是憑藉他淵博的軍事知識，而是靠他的天賦素質，在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局勢中，去抓住最最關鍵的問題。整個國際國內的態勢，整個蘇區面臨的局面都在他腦中展現出來，像一幅清晰的地形圖。他可以縱覽整個的輪廓，也可以觸控到具體的景物：城鎮、鄉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紅、白兩軍浴血搏殺的戰場。紅四方面軍未能粉碎三十萬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向外線轉移，以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這是不是一種解脫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權衡下來，是利多還是弊多？

中央蘇區面臨著五十萬敵軍的壓力，面臨著敵人新的戰略戰術。過去一、二、三、四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敵情變化之後是不是還行之有效？第一次成功的經驗，第二次未必成功！敵變我變，這是軍事辯證法。劉邦百敗一勝而得天下，項羽百勝一敗而失天下。哪有百勝而無一敗、百敗而無一勝之理呢？

那麼，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需要做哪些準備呢？會受到哪些指責呢？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

當他向博古、李德提出這個設想之後，他們認為：在萬不得已時，這不失為擺脫敵人堡壘封鎖的一個辦法。

5月，周恩來出席在瑞金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敵人日益迫近中央蘇區腹地，從事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的形勢，決定撤離蘇區作大的戰略轉移，並將這一決定請示共產國際批准。

想到這些，周恩來當然也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將近半年就做了準備，「無計劃，無準備，倉促逃跑」的依據何來？

6月25日，共產國際來電指出：

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蘇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儲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

這個指示，在當時來看是靈活的，提出了兩種可能，並沒有把話說死。敵人的力量固然強大，然而由此而張惶失措是不可取的，應該堅定信心，如果確實難以堅持，戰略轉移也並不是一件壞事。

當時的決策層認為應該爭取前者，準備後者，於是採取了第一個戰略行動。

7月初，實施戰略轉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釋出《關於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給七軍團作戰任務的訓令》。指示七軍團到福建、浙江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諸地界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分到後方去。

7月7日，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由中央代表曾洪易，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樂少華率領，經福建向閩、浙、皖、贛邊境開進。

（因時機已晚、攻福州失策，暴露出兵力單薄——只有六七千人，沒有實現調動敵人的任務，反而削弱了自己，發揮了敵人據有全國兵源的優勢，分兵讓敵人各個擊破。解放戰爭時期，淮海戰役前，毛澤東曾向粟裕提出類似的外線作戰的設想。把敵主力從華中引向江南。粟裕原是七軍團參謀長，念及此次教訓，便建議殲敵主力於江北。）

7月上旬，國民黨經過調整部署後，集中三十一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動全面進攻。博古、李德為了阻止各個方向上的敵軍，以掩護戰略轉移的準備，只能採取暫時的「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作戰方針。周在前線指揮各路紅軍節節抵禦，同敵人打陣地戰。這種錯誤的做法，當時認為是出於不得已。

如果囿於歷史傳統定論，試想當時應該怎麼辦？全線撤走，把中區丟給敵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倉促逃跑？結果又將如何？

也許會有更好的辦法，可是在當時，由於各種侷限，「最高三人團」想不出來。

8月7日，為給中央紅軍主力探索戰略轉移與二軍團會合的路線，紅六軍團根據中革軍委命令，在任弼時、蕭克等率領下自湘贛蘇區突圍西征。

周恩來8月18日為《紅星》第六十期撰寫《新形勢與新的勝利》的社論。提出「我們要更堅決地挺進到敵人後方去」開展游擊運動，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調動敵人求得整個戰略部署的變更，以在運動中消滅白軍。

這種大轉移的訊號已經十分明顯了——已經到了近乎洩密的程度了，可見指責「倉促出走」是多麼不公。

8月31日，國民黨軍佔領了廣昌的驛前，至此，中央蘇區的東線和北線完全被突破，西線、南線的戰局，則更為困難……

9月，準備戰略轉移，前往湘鄂西，與紅二軍團以及先期出發的紅六軍團會合。

博古在擬定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的幹部名單時，軍事方面的幹部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他方面未曾與聞。

為進行轉移的各項準備，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項英等連續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令》等等。

作者「黎汝清」的其他小說

《萬山紅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