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擔架上的毛澤東

渡過瀟水，臨近湘江，毛澤東躺在擔架上，蓋著灰色軍毯，懷著一種惆悵的心情體驗著孤身一人的滋味。

他望著昏暗的天空，四周，像夏天雷陣雨時的黃昏，炮火的閃光猶如遠方的沉雷閃電。一直久治不愈的惡性瘧疾，耗去了他的精力。他懶得站直來活動活動腿腳，只是向身上扯一扯軍毯，擋住夜風襲來的寒意。湘江，對毛澤東來說，具有特殊的感情，僅僅提到湘江的名字，就會蕩起他不盡的情思。湘江，寄寓了他多少夢想與希冀。

十九年前，也是這樣一個寒冷的深秋，他站在長沙城西湘江中一個狹長的小島——水陸洲上，遠望層山、近看水流，雄心勃發，遊目騁懷，長歌高吟：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那時他風華正茂，心比天高，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把任何帝王將相看在眼裡，視諸侯若糞土，立志主宰大地之浮沉。器大者聲必宏，志高者意必遠。那是何等氣魄！壯懷激烈慷慨縱橫。嶽武穆、辛稼軒「氣吞萬里如虎」之勢，只能是將帥之威嚴，卻絕非帝王之氣概。

毛澤東的性格和浩然之氣，並不來源於他的家教。在他父親眼裡，他是個懶惰無用的、不能繼承家業並使之發揚光大的不肖子孫。他曾以跳塘相威脅來抗拒父親的打罵和羞辱。

他的性格來源於湖南的韶山湘水，高嶺給他以崇高與堅強，湘水給他以豪爽與奔放。除湖南人粗獷剽悍和我行我素、永不服輸的民性之外，《水滸》給他以反叛精神；《三國演義》給他以智慧謀略；中國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外國的拿破崙、華盛頓、彼得大帝、林肯……一代代英雄豪傑，都喚起他改造中國的勃勃雄心。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古典哲學，像一桌雞魚肉蛋皆備的盛宴，一齊消化後變成他的血液。

他是獨一無二的，既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偉大的軍事家，既是偉大的哲學家，也是獨樹一幟的詩人。當他袒胸露肚，躺在藤椅上擺動著大腳丫，或當著客人面解開褲腰捉蝨子，間或說幾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類的鄉間俚語和「屁話，屁事，放屁」等不雅的短詞，也就露出了他怎麼也抹不去的農民底色。

美國的韋恩·戴埃說過：「偉人之所以偉大，關鍵在於：當他與別人共處逆境時，別人失去理智，他則下決心實現自己的目標。」成大業者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是經天緯地之才；二是堅韌不拔之志。

兩年前的寧都會議，使毛澤東失去了實際權力，這在他來說，是非常痛苦的。本來是以請病假回後方休養的名義，將被解除軍職的決定公之於眾，結果，他真病了，而且在兩年中，幾乎都在病中度過。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在驅車前往北京機場時，曾向周恩來談到過這種心情，他說：「在選舉中遭到一次失敗，的確比戰爭中受一次傷還痛苦，後者只傷了軀體，而前者卻傷了精神。但是，選舉的失敗卻有助於培養力量與品格，而對於未來的戰鬥是很必要的！」很難說這位美國總統說的自身感受，就能完全反映此時毛澤東的心情。

當時，周恩來是贊同尼克松的觀點的，並且加以補充，他說：「那些一生都走著平坦大道的人是培養不出力量的。一個偉大的領袖只有逆著潮流而不是順著潮流游泳才能培養出力量。」

這話引起尼克松的進一步感慨：「某些政治領袖從未處於逆境，其他一些領袖則從未戰勝過逆境，只有少數領袖能在逆境中樹立自己。」當然，這些三十八年後才說的話，不會是預言三十八年前處在逆境中的毛澤東。

此時，在湘江邊的毛澤東，並沒有想到他的那首《沁園春》，也不曾產生出「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任何聯想。

戰士鮮血染紅的江水，使他想起的是魯迅先生那首著名的《湘靈歌》：

昔聞湘水碧如染，

今聞湘水胭脂痕。

湘靈妝成照湘水，

皎如皓月窺彤雲。

魯迅先生這首詩，是根據1930年11月24日革命烈士慘遭殺害的所謂「長沙事件」的報道而寫的。那時，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正在盛行。1930年7月和9月兩次攻打長沙，革命戰士英勇奮戰，湘水染赤，楊開慧亦於此時被捕，於1930年11月24日被殺害。

「長沙事件」及楊開慧等共產黨人的犧牲震動了全國。上海等地報刊在報道時，曾提到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關係，魯迅在這裡借「湘靈鼓瑟」的故事，寄託對革命烈士的哀思，表示對反動派血腥屠殺的憤怒。毛澤東從魯迅的《湘靈歌》想到了楊開慧，心中充滿著一種常人皆有的緬懷與愧疚：當楊開慧帶著兩個孩子在風險浪惡、危機四伏的湘江兩岸為革命奔波時，他在井岡山和賀子珍同居了。無論他如何排遣，某種負疚感總是無形地伴隨在他和賀子珍的生活中。

毛澤東和楊開慧曾經有過志同道合、情深意長的幸福。儘管歲月流逝，楊開慧的一顰一笑仍使他不能心安神寧，時時激起青年時期對她的火熱的情愛。他對楊開慧和賀子珍的愛，哪個更真摯更深沉，他似乎難以找到測量的尺度，她們兩人是不同的。

但是，毛澤東既具有農民式的被人諷之為「鄉巴佬」的生活習性，又具有哲學家的深邃、詩人的浪漫、大戰略家的遠見和領袖氣概。這些反差極大的素質，註定使他很難找到滿意的伴侶。從楊開慧、賀子珍到後來的江青，她們都只能適應他的一部分需求！

毛澤東久經滄桑，他善於透視別人心靈。他經常感受到楊開慧那溫存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火苗。但他時常對這種熱戀採取抗拒的態度。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它必然削弱把主要精力用於偉大革命事業的意志！「吳起殺妻求將」的故事，曾引起他久久的感嘆。

對偉業的追求，超過生活中的一切。他跟楊開慧的結合，並不總是幸福的：也許應了「若要甜加點鹽」那句俗話，他們之間充滿著誤會、使氣、彆扭、衝突與和解。

楊開慧對他過分的依戀，曾使他產生過厭煩，寫了元稹的《菟絲》贈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絲蔓，依倚榛與荊。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

樵童砍將去，柔蔓與之並。

這首詩使楊開慧產生了誤解，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以致毛澤東數次寫信解釋也難以消除，楊開慧為此耿耿於懷，久久不與其和解。

1923年的冬天，他們幾乎吵翻。那一年毛岸英剛剛週歲，毛澤東要離湘遠行。可是，楊開慧不願意放他走，要麼，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帶上。這兩種辦法毛澤東絕對不能接受，這就出現了常人（那時他們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經常出現的爭吵的局面……

以至他離家出發之時，楊開慧竟然不去送行。他是那樣苦惱而怨恨地獨自踏著長沙東門外的鋪地寒霜，披著半邊殘月，站在清水塘邊等待楊開慧心回意轉，從後面跑來。

結果，他沒有等到。當火車汽笛長鳴，站臺上仍不見楊開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麼怨憤，多麼傷心，又是多麼孤單啊！他當時面對火車窗外疾速向後飛去的山野和天空時聚時散的流雲，寫下了一首《賀新郎》：

揮手從茲去！

更那堪悽然相向，

苦情重訴。

眼角眉梢都似恨，

熱淚欲零還住。

知誤會前番書語。

過眼滔滔雲共霧，

算人間知己吾與汝。

毛澤東回想他們之間發生的種種誤會，來往書信竟解釋不清，既懊惱又遺憾。世上多少家庭，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皇帝總統，夫妻間就是在這種互不溝通的誤會中度過的啊！真正是互相愛著，卻又互相折磨著。毛澤東希望那些誤會，像過眼的滔滔雲霧一樣消散無蹤。

可是，往往事與願違，舊的誤會消除，新的誤會隨又發生，真的是沒有不吵架的夫妻，沒有無衝突的家庭嗎？真像有人說的：「對外是模範夫妻，對內是互打耳光，只是家醜不外揚」嗎？

人有病，天知否？

毛澤東感到人生之複雜，寫下一句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觸。他本來期望楊開慧會借他離家遠行的契機，解開疙瘩前來送行，但他判斷錯了。

內心之深奧、性格之缺陷，這樣的人生之病，誰能參透？也許只有上帝知道吧？他踏著深秋寒霜，提著小小的行李箱，步出東門。

今朝霜重東門路，

照橫塘半天殘月，

悽清如許。

汽笛一聲腸已斷，

從此天涯孤旅！

他是那樣孤獨，幾步一回頭，依然不見楊開慧修長的身影，怨恨之刀無法割如縷的情絲。

憑割斷愁絲恨縷。

他的心情由傷感而憤慨，突然湧起的豪情沖決了憂煩沉鬱的堤壩，怒濤狂瀉：

要似崑崙崩絕壁，

又恰像颱風掃寰宇。

重比翼，和雲翥。

……

他懷著陡起的稀世豪勇、人傑氣概，昂首闊步地走了，不再回頭。

從秋收起義失敗到寧都會議，每逢坎坷痛苦時，他總是想到楊開慧。在他最苦悶時，賀子珍只能在生活上照顧他，而不能從心靈上寬慰他！因而他也就對楊開慧倍加思念。當他重抄這首《賀新郎》時，才可能面對自己，面對內心，像無數常人一樣，在純屬個人的內疚、恩怨、悲苦、憂煩和懷戀中徘徊。

誰的心靈奧秘會公之於眾？

二建議不被接受

寧都會議，使毛澤東離開了軍隊。從客觀上看，對他來說，未必就是壞事。實際上，他的威信並沒有降低，甚至還提升了。

他離開前線，專心致力於政府工作，這使他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聲望遍佈蘇區，而且影響到莫斯科和共產國際，引起斯大林的重視。一時的喪失，使他避開危局，併為後來的成功鋪平了道路。這永遠是一個哲學的思考題。

在當時的局外人看來，一個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是沒法與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地位相比的，儘管這個國家只有幾個縣的屬地（相當於現在的地區專員吧）。但它畢竟是一個「國家」！

在紅軍部隊裡，士兵們只管打仗，他們知道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團長，卻很少過問再往上是誰在指揮：是毛澤東？是朱德？是李德？還是周恩來？他們才不管哪！就是蔣介石也搞不清誰在指揮這支西征大軍。他不瞭解共產黨內的鬥爭和權力的更替，所以在此時來往的電文中，還是用他的習慣稱謂「朱毛赤匪」。

當紅軍指戰員們知道打了許多敗仗，而毛主席不在前線時，對毛澤東的期望和信賴便急劇地增長起來。毛澤東幸運地並非自願地躲過了第五次反圍剿這一關，這是人生道路上的「塞翁失馬」。如果由他指揮，也存在著兩種可能性：勝利與失敗。那麼，這段歷史就得重寫。誰臨危受命，歷史責任就落在誰身上。

毛澤東像一切偉人一樣，有著極端的自信，又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感。他生來是推動歷史、改變時勢的人！失敗了，不妨重來！三灣改編前的秋收起義是個大失敗，寧都會議也是個失敗，他雖痛苦卻不絕望。直到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還準備在他親手點燃的動亂之火不可收拾時，以七十歲高齡，重上井岡山，從頭做起。時時表現出勝不驕、敗不餒，正是歷來偉人、強者的必備素質。毛澤東的目光總是盯著前面，既不為一時的私情所迷亂，也不因突現的艱難險阻所動搖，他懂得要善於等待，也懂得必要的退卻，更懂得不失時機。他自信面前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警衛員吳吉清告訴他，休養連就在附近，是不是去看一看懷孕已經八個月的賀子珍？「不去了，過了湘江總會見到的！」他的聲調裡透出極不協調的沉鬱和憂傷，馬燈照耀下的眸子裡湧聚著難以描繪的苦情。一個懷孕八個月的婦女，能走完未來的、不可知的行程嗎？他像往常那樣，刻意掩飾著內心，用悽楚的目光凝然西望，久久不動。思維的奔馬正向四面八方任意飛馳。

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在西征之前，毛澤東向「最高三人團」提出了向湖南中部進軍，以調動江西敵人到湖南而消滅之的建議。具體計劃是將紅軍主力全部集中於興國方向突圍，攻萬安、渡贛江，經遂川以北的黃坳，走井岡山南麓，越過羅霄山中段——萬洋山，迅速進入湖南境內。再攻靈縣、茶陵、攸縣，在衡山附近跨過粵漢路，到有農民運動基礎的白果一帶休整和補充兵源。爾後，再取永豐，攻藍田或寶慶。在這一地區消滅圍剿之敵後，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這個建議，有人認為是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唯一正確的建議，只是被左傾領導者無理拒絕了。

因為歷史已經做了出來，證明西進湘江去與二、六軍團會合使紅軍損失慘重，但在那時來看，這兩種方案哪一種更好呢？如果進軍湘中失敗，甚至失敗得比渡湘江更慘，會不會再反轉來說：「與二、六軍團會合才是唯一正確的方案」呢？可惜，歷史不能對兩種方案都作出證明，只能事後作冷靜的、科學的分析。

紅軍開始集結，到達會昌地區，考慮到蔣介石已在湘粵邊境組織了封鎖線，毛澤東又一次提出：「紅軍主力應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義、麟潭，越過湘贛邊界諸廣山，進入湖南，再攻資興、耒陽，跨過粵漢路到有工人運動基礎的水口山休整和補充兵員。」

這個建議又被拒絕了！

如果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兩次建議去做，出現的結果又將如何？是比西進湘西好些呢，還是更糟些？在當時的條件下應該怎麼看？後來應該怎麼看？不管進軍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也好，還是進軍湘中也好，在蔣介石南昌行營的軍事地圖上都預先標示過，也都預先做了準備。這算不了什麼高明，即使是一個平庸的參謀部，也都會把幾種可能、幾個方向都網在思考範圍之內，問題是看他的最終判斷是否準確、事先預防是否有效。

當時的最高決策機關——「最高三人團」還有中革委主席朱德，這些人，並不都是不分是非、專門拒絕正確建議的愚蠢人！他們也有利弊權衡，他們的思考，應該說也是周密的！如果不以後來的對錯、尊卑、沉浮定褒貶，站在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每個人的作用，那就會更公正些。比那些簡單化、簡約化地一概斥之為左傾分子，提供給人們的教訓和哲理就會深刻得多！

當時，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出了偏差，提出了佔領中心城市和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並且這種極左思潮從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翻卷下來，猶如洪水之奔流。誰也頂不住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這種打擊正好來自你的同志，來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誰沒有高舉紅寶書推波助瀾呢？也像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兩次打長沙都告失敗一樣，這是一個歷史程式，誰能抗拒歷史的必然潮流？

那麼，這些左傾所產生的惡果，應該全部歸罪於第三國際的左傾？似乎又不全對，因為第三國際所作的左傾決斷，除了主觀原因外，有沒有各國支部提供的不切實際的情況，而由此作出錯誤判斷的客觀原因呢？還是歌德說得辯證些：「真理與謬誤是同一個來源，這是奇怪的但又是確實的。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粗暴地對待謬誤，因為在這樣的同時，我們也就在粗暴地對待真理……」

為了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周恩來與朱德於1934年10月5日派潘漢年、何長工去尋烏同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進行停戰談判，達成了五項協議，可以互借道路，為紅軍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做了準備！

在這樣一種可以讓路通行的條件下，去與二、六軍團會合是更為有利的考慮，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鎖線都比較順利地通過了。這是不是說明「三人團」決定的開進路線並沒有錯？直到湘江，才由於行動遲緩，受到了敵人的夾擊。那麼，如果早日丟棄輜重，提前兩日過江，是不是損失就會小得多呢？那麼，湘江一戰的慘重損失是在於行動遲緩，而不是戰略方向和行進路線的錯誤了？

按當時李德、博古的心理，進軍湘中是危險的，還是去跟二、六軍團會合，有先遣部隊接應，有根據地作為落腳點更可靠些。這不是可以理解的嗎？

如果當時各申理由，而後投票表決，人們贊成前者還是贊成後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當時，只能立足今天，剖析當時，不能脫離歷史條件而談歷史。

毛澤東的建議不被接受，他並不過分遺憾。他知道應該點到為止，他知道必須等待。「我早說過你的幹法不行，結果就是不行！」他認為歷史會站出來替他說話，這叫有言在先。

這些歷史性的問題，王稼祥負傷之後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過。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這些思考是他認識王明左傾路線的開端，也是他從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的基礎。西征途中與毛澤東住在一起，則是他與左傾路線決裂的契機。

1934年11月25日夜，是個普通的夜晚，微雨瀟瀟，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帶有歷史意義的夜晚。這天黃昏，紅軍在道縣至江華之間，全部渡過瀟水，分四路縱隊向湘江開進。中央縱隊在一個叫九溪橋的小小山村裡宿營。縱隊部通知，先頭部隊正在激戰，預計在這裡將停留八小時，要大家抓緊時間養精蓄銳，以便翻越前面的都龐嶺大山。

在瞬息萬變的戰爭年代，八小時，有時顯得十分漫長，譬如打阻擊；有時又顯得極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澤東都坐擔架，所以他們經常住在一起。毛澤東不愛騎馬，坐擔架不僅有充裕的時間休息，而且可以靜心思考和讀書。

這是一個石壁小屋，明亮的馬燈放在兩個摞在一起的鐵皮檔案箱上。王稼祥剛剛換了藥，躺在擔架上微睡。他的傷口時好時壞，在這種情況下翻山越嶺，忍受顛簸，無疑是一種漫長的酷刑。

毛澤東倚在馬袋上讀書。他白天在搖籃似的擔架上早已睡足，安靜下來反而不能入眠。毛澤東把燈捻小，還撐起一件雨衣擋起，不讓燈光照在王稼祥的臉上。王稼祥眯了一會兒。他看見燈光把毛澤東變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燈光映出毛澤東的長髮和那雙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讀什麼書，竟是那樣專心致志。

「主席，你在看什麼？」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這書他沒有看過。

毛澤東把書放下，轉身面對王稼祥，點上了一支菸，吸了一口，頗帶感慨地說：

「對人對事，歷史從來評價不一。你看《淮南子》對共工的評價與《國語·周語》和《三皇本紀》的說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說成是搗亂分子。有的把他說成是爭強好勝、爭奪王位的魯莽漢。我認為《淮南子》說法最為可取，你聽，」毛澤東翻開書讀道：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共工死了沒有？書中沒有說，但他改變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應該是勝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澤東不同凡響的舉動。在炮火連天、大軍西行、危機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閒情逸致去評價近似神話的傳說。這對當前的處境是一種淡漠還是一種邈遠的想象？是胸懷廣闊還是從這傳說裡尋求啟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個精明而又誠摯的知識分子。他在與毛澤東較多的接觸中，默默地觀察著他。他雖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卻不像其他「吃洋麵包」長大的留蘇學生那樣，只是從別人的傳言中，從主觀臆測中想象毛澤東。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蘇區，與毛澤東相處很久。他從毛澤東帶有悠閒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樣應付裕如地去創造一個完整的「國家」，除戰爭準備與戰場指揮，他還同時關注施政、財經、外交、民事甚至開荒、植樹……並親自調查，起草文電、佈告、命令和撰寫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餘博覽群書。有時，他看到他長久地獨自沉吟，繞室徘徊，那些深思熟慮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湧而出。

他還清楚地記得1932年3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十次常務會議上，一致通過的《對於植樹運動的決議案》，就是他親自起草的。決議案以簡明的語言闡述了植樹造林的重大意義，對開展植樹運動的辦法和措施也至為詳盡。這個《決議》在公佈實行之時，正值中央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而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不久之際。在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的戰爭環境裡，建設伊始、百端待舉，毛澤東竟能抓緊戰爭間隙，發動群眾，改造山河，造福後代，沒有廣闊的胸懷，沒有充足的勝利信心，沒有遠見卓識，豈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經天緯地之才，由此產生了一種心定神寧的依附感。不過，在崇敬之餘，他又有些困惑。他發現，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論行動中，並不都源於馬列主義的指導，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種思想的精華的雜糅。這種不純粹的馬列主義，也許正是與教條主義相區別的鮮明的特徵。因為世上絕對純粹的東西是沒有的，列寧的論述也並不是馬克思的重複！當時的王稼祥，並不理解這種雜糅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必須。所謂的「純粹的馬列主義者」，像王明、博古，他們只能背誦原文，卻往往遠離中國實際。以教條來指導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歷史證明，不論哲學、文化、科學，都體現著「雜交優勢」。馬列主義的來源本身，也是雜糅。王稼祥發現，毛澤東很少翻閱馬列主義的原著。王稼祥手邊有《反杜林論》，有《國家與革命》，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澤東卻很少借閱，有時瀏覽一下，似乎並不深研……有幾次談話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聽到的那些傳言是真的：

「馬列主義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歐洲開出醫治中國的藥方。只有中國的大夫號脈之後才能對症下藥！……」

他還聽說，毛澤東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在長汀養病時，一連幾天研討《貞觀政要》，還說過一句放蕩不羈讓人驚駭莫名的話：「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些，又使王稼祥對毛澤東產生了距離感。這幾年，依附感和距離感始終困擾著他，再加上傷口久不癒合，身體不好，王稼祥總顯得憂心忡忡。

在寧都會議之前，在前線與後方激烈爭吵時，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澤東是對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顧執行國際路線，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後方委員們，對戰爭實際是多麼無知。他們對前方的指責是多麼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實際的國際戰略，逼迫前線執行是多麼可恨可惡！這些人握有尚方寶劍，只顧對國際負責，不體諒前線的實際困難，發號施令，指手畫腳。王稼祥開始對這些人的馬列主義是真是假髮生了懷疑。

由於王稼祥最先與毛澤東接觸，由於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瞭解中國革命實際，所以他最先覺醒。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對撤銷毛澤東的軍內職務沒有舉手。不要輕看這一點，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環境與氣氛中，不舉手需要巨大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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