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一點，毛澤東始終沒有忘懷。

這天晚上，毛澤東又給他大講《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澤東談談當前。

三遵義會議的預演

「主席，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王稼祥不無痛心地說，「不然，紅軍的命運難測……損失太慘重了……」

毛澤東很久沒有講話，一支接一支地吸菸。這個問題，他已經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這是國際路線所帶來的影響所致，也是臨時中央以及後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竭力推行國際路線的結果。解決政治路線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幾乎是不可能的！就連開始向正確方向轉變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都網在錯誤路線裡面。一個已經沒有任何實權的毛澤東，公然挑起反國際路線、反臨時中央的鬥爭，必然使自己孤立起來，甚至有人會懷疑他的動機——是借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對寧都會議的反撲。

當時的局面不像後人所說，好像那時王明的左傾路線只是博古、李德等個別人的獨斷專行，他們是孤立的，處處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時的左傾路線很容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歷史不是這樣，坐在擔架上一支接一支吸菸的毛澤東也不這樣看。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七大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情：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軍事、組織、充分、完整、最深、最大，這些詞句的含義是多麼嚴峻。毛澤東必須謹言慎行。他深深感到瀟瀟夜雨的寒冷。

在這樣危機四伏的遠征途中，挑起這樣的紛爭是不明智的，它將使紅軍的處境更為危險。他必須講求策略。

「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毛澤東望著隱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說得很緩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潮，使紅軍數量達到十萬以上；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號召下，我們保證了紅軍在財政、物資、精神上的需要；我們的經濟建設以及與群眾關係的改善，激發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熱情和積極性，這一切都造成了徹底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

毛澤東面對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當時的中央。而他所列舉的成就，卻大都因蘇維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麼，未能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原因在哪裡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軍事上的失利與政治路線的錯誤分開。蒼白瘦削的臉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糾正軍事路線上，戰略戰術的錯誤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原因……」這就出現了《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國際路線正確，仍然提出反右傾的那種不易被人理解的現象。直線的光芒照不亮曲折的歷史畫廊！

「蔣介石在歷次圍剿失敗後，知道他的長驅直入的戰略戰術同我們在蘇區內部作戰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第五次圍剿中改變了，採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緊縮我們蘇區，最後尋求我主力決戰，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

「敵人的目的部分地達到了。」王稼祥嘆了一口氣，有些懊喪。

「這是我們軍事上的失誤幫了蔣介石的忙，我們應該是決戰防禦，也就是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去有把握地消滅敵人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可是，李德他們卻採用了單純的防禦戰略，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這是李德從歐洲搬來的舶來品……」毛澤東苦笑了一下，「我們有些人竟然信服這些洋辦法……」

王稼祥聽了這些抽象的軍事理論，仍然不能消除自己的困惑：「敵變我變，我們再用以往幾次反圍剿的辦法還能奏效嗎？」

「當然要有變化，可是以不變應萬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是爭取主動的辦法。要以我自身的特長為主，不要去遷就敵人，不要棄長就短。李德他們錯就錯在不懂得中國國情，不懂得中國紅軍的特點，更不懂得中國的農民與農村。他把慕尼黑的街壘戰、把阿芙樂爾號軍艦攻打冬宮、把歐戰的許多戰術原則，全都搬到中國來。

「他們不瞭解在目前中國國內戰爭階段上，我們還沒有大城市工人的暴動，也沒有白軍士兵譁變的配合，我們紅軍數量很少，蘇區也只是中國很小的一部分，我們沒有飛機大炮，而且還處在內線作戰的環境。我們只能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的防禦……」

王稼祥全神貫注地聽著。他驚異地發現毛澤東雖然一臉病容，卻毫無倦意。在這個高大瘦弱的湖南人身上，似乎潛隱著某種被壓抑過度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這種強烈的自我抑制和禁錮，反而使他表露出一種不易被人察覺的、凝重的威儀和有力的氣度。王稼祥注視著那隻夾著香菸的農民式的大手，這隻手能力挽狂瀾扭轉乾坤嗎？

「在我們沒有發現敵人弱點時，對於敵人的進攻……」毛澤東吸了口煙，繼續說，「我們不應該即刻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

「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應該用次要力量，比如游擊隊、地方武裝、獨立團、獨立營，當然也可以用一部分主力部隊配合，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誘敵人。在次要方面，主要以運動防禦鉗制敵人，而主力則退至適當距離轉移到敵人側翼或後方，隱蔽集結，以尋求有利戰機……

「李德鄙視《孫子兵法》，這是他日耳曼民族的驕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國土地上，孫子比他的克勞塞維茨和蘇沃洛夫更為有用。孫武子是怎麼說的？‘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是李德只知用正不知用奇，死打硬拼是最愚的辦法。我們常說‘揚長避短’，在蘇洵的《心術》中，卻提出‘揚短抑長’，這和‘揚長避短’是一致的，他說‘吾之所短，吾抗吾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弄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這裡，我要說幾句博古同志的弱點。他很善於背誦馬列主義原文，卻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他言必稱希臘，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卻知道得很少，他們從外國故紙堆裡搬些教條來，只能起留聲機的作用。他們對自己祖宗兩眼一抹黑，怎麼能用馬列主義的矢，射中中國之的？……」毛澤東覺得不能說得太露太多，這會給與王明、博古、洛甫同樣在莫斯科大學吃洋麵包長大的王稼祥某些刺激，便把語意一轉說，「博古做了李德軍事理論的俘虜，卻不懂得辯證法，這個弱點充分表現在廣昌戰役中。」

廣昌戰役，王稼祥因為在後方養傷沒有參加，但他知道紅軍損失十分慘重，他想象不出那時的情形：「李德和博古親臨前線指揮，據說彭德懷跟他們發生了爭吵……」

「爭吵，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菸，沉思良久，猛吸了幾口，「爭吵，也不能說明問題。在前線指揮部裡，爭吵、跺腳、罵娘是常有的，甚至拔出槍來要斃人……罵句‘崽賣爺田不心痛’是氣話，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不僅僅是部隊受損失……任何人指揮作戰都有遭受損失的時候……」

王稼祥感到毛澤東說得很客觀很公正，但有些困惑不解：「那麼，李德錯誤指揮的實質在哪兒呢？」

「李德的真正要害，是整個戰略戰術的失誤，而不在某次戰鬥的勝負。他很勇敢，卻不善使詐，不像西方軍事家說拿破崙那樣，既有獅子的兇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隱藏自己的長。故意示弱用短，表面看來，是拙劣手筆，其實是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麼叫‘聲東擊西’，也不懂得‘若欲奪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沒有讀《三國演義》，連虛晃一槍，敗下陣來，賣個破綻，讓敵將撞過來的拖刀計、回馬槍都不懂……」

「戰場上的角逐，的確不是簡單的事。」

「也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敵人要以己之長，擊我之短。這就是他的堡壘戰術。李德恰恰棄我之長用我之短去擊敵人之長，必然陷於被動……」

「的確是這樣。」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分析，說得十分誠敬。「‘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這是蘇軾《八陣磧》裡說的。光學兵書也不行，那會變成趙括，關鍵在於靈活運用，戰法之妙，千變萬化，以至無窮……」

毛澤東此時，似乎不是向王稼祥述說，他已經沉浸在一種忘我的想象之中。他把戰爭詩化了，精騖八極，心遊萬仞，觀古今於頻臾，撫四海於一瞬。在他的眼前，已不是隱在黑暗中的馬袋、書箱和王稼祥的擔架，而是炮火連天、硝煙遍地的戰場，瀟瀟風雨使他對一、二、三次反圍剿的鏖戰，燃起強烈的懷念。他的思緒在波瀾壯闊的戰場上來往馳騁。

雨後復斜陽，

關山陣陣蒼。

他多麼希望指揮一支浩蕩的大軍去創造人間奇蹟啊！正像兩年後，在他確實把握了領導權時，寫的那首《沁園春·雪》：

……

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

鹹吉思汗。

只識彎弓射大雕。

……

他們實在算不了什麼，而且已經「俱往矣」了。「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雄飛的翅膀就是權力。權力不是貶義詞，革命就是奪取政權。權力，猶如農民的土地、漁夫的網罟、騎士的駿馬、戰士的刀槍、畫家的紙筆、演員的舞臺、科學家的實驗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革命，就是掀翻剷除舊世界草莽荊棘的鐵犁。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

今朝更好看。

戰爭，是壯美的！

這就是毛澤東的戰爭觀！「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一股稀世豪情猝然充溢胸臆，拔劍仰天厲聲問：英雄用武之地在哪裡？

王稼祥不理解毛澤東此時的心境，卻見他眼裡閃射出一種亮光，似有一腔熾情從身體內部散發出來，便隨口問道：「那麼，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是可能的了？」

「當然可能！」

「用什麼辦法？」

「先得藏長用短。以短掩長，隱長乘隙。也就是以最拙的手段掩護最高明的行動。大智若愚嘛……

「敵人五十萬，除新兵外，我們的主力紅軍不過四五萬人，像廣昌戰役這樣與敵人硬頂，就像乞丐與龍王比寶，即便我們傷一敵人傷十，最後還是我們完。拼消耗是蠢人，用兵不用謀是愚人。

「在內線作戰的條件下，當敵人以絕對優勢兵力向我們前進時，紅軍的退卻與隱蔽，足以疲勞敵人，消耗敵人，迷惑敵人，使敵人驕矜懈怠，發生過失，暴露弱點，我們就可以乘隙攻擊他……」

「可是，敵人步步為營，向我們的腹地步步進逼呢？」

「當敵人按照其計劃前進時，我們在突擊方向，用不著去阻擊他，即使暫時放棄一部分蘇區土地，即使被打爛一些罈罈罐罐，那也只好隨他去。‘不丟失蘇區一寸土地’，當宣傳口號喊喊是可以的，在軍事上則是完全錯誤的。攻守進退這純屬正常。為了誘敵深入，紅軍主力甚至離開蘇區也是值得的。我們在消滅了敵人後，蘇區不但可以恢復，而且還會擴大……」

「是的，我們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行動，與這些克敵制勝、行之有效的原則是相悖的！」王稼祥贊成地說。

「在這一方面，周恩來同志也是有責任的，他在第四次反圍剿時，提出過‘全線出擊’的口號，在第五次戰爭中則變成為全線抵禦。在戰略上兩者都是錯誤的。這種分兵把口，使我們無法集中優勢兵力……」

「敵人的兵力佔有絕對優勢。」王稼祥覺得客觀上的困難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只強調客觀不對，只強調主觀也不對。「而且在寧都會議後，一直反對右傾，反對避戰，爭取一省數省勝利的目標壓力很大……」

毛澤東把準了不談國際路線和政治路線。不然，必然得罪很多人。在大家對左傾路線還沒有認識前枉自孤立了自己，而且很可能沖淡了軍事指揮者的責任，而把問題複雜化，反而使要解決的問題不能解決。目前，緊迫的任務是變換軍事領導。在軍事領導更換後，才有可能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他沉默了一會兒，王稼祥認為他的思想被卡斷了。

毛澤東又點上一支菸，接著說：「敵人兵力的強大，在我看來，並不可怕，由於敵人處於外線，戰略上採取包圍與分進合擊的方針，這就造成了我們各個擊破的機會。敵四面包圍兵力必然分散，而我擊其弱的一路，便造成了區域性優勢。在總體上我們弱，在這一路上我們強。在戰略內線作戰情況下，只有集中優勢兵力尋求戰役的外線作戰，才能使紅軍掌握主動權。只有把五個指頭握成拳頭，才能有效地打擊敵人。李德倡導的短促突擊，也能消滅一部分敵人，但仍屬於拼消耗的性質，即使賺點小便宜，卻不能在戰略戰役上爭取主動權，不能爭取決戰勝利。李德不會下中國棋，不懂得棄子以取勢的道理……」

毛澤東不斷地吸菸，把煙霧慢慢吐出，使王稼祥聯想到斯大林的大煙鬥。

「雨好像停了，我出去透透氣。」毛澤東站起來，走出房門，走上土丘，久久地仰望著迷濛的遠方。他看到了什麼呢？也許他看到了未來的遵義會議？還是看到了未來的千山萬水和漫漫雄關？

此時，也許他想起了李大釗那句名言：

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

毛澤東的性格是好鬥的：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

與地奮鬥其樂無窮！

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1910年秋，他在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抄寫過一首《詠蛙》：

獨坐池畔如虎踞，

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

那年，他只有十七歲。

不！毛澤東此時想的，是他在四年之後講的——如何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不過這時候想的沒有後來講的系統就是了。博古和洛甫來蘇區後，不把他放在眼裡，而他也鄙視他們。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整風報告中，針對性極強地說到他們：

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

於是，他給那些教條主義的布林什維克們畫了像：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這種蔑視，也貫穿在以後他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中。

夜雨漸漸停了，在雲隙中偶爾閃耀著幾顆星星。他望著漸漸散開向東南飄蕩的雲團，把這個夜晚與三年前的一個夜晚重疊起來。

那是反國民黨第一次圍剿勝利之後的一個夜晚，他站在龍岡的一座巨石嵯峨的山頭上，詩興大發，縱情高吟一首《漁家傲》：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

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

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

同心幹，

不周山下紅旗亂。

共工，敢於用腦袋怒觸不周之山，弄得天翻地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此時，毛澤東的心境非同尋常，他感到整個歷史的重擔向他肩頭壓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他的脈管裡沸騰。他從種種希冀與熱望中脫穎而出的意志，已經思慮成熟，他的思想與感情已經融為一體，而化為那種不可摧毀的、堅定的信念。

他在背誦十一年前寫的那首《沁園春·長沙》：

悵寥廓，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朦朦朧朧、深不可測的夜空裡播散開去，流向歷史的深處。

作者「黎汝清」的其他小說

《萬山紅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