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令人反感的題材；政治詩的價值；文明程度與民族仇恨）

晚上在歌德家。他讓我看已經整理好的大衛雕塑，幾天前，我曾看見他忙著指揮僕人從木箱裡取出這些寶貝。這是一些法國最傑出的年輕詩人的側面浮雕像，他已經在幾張桌子上挨個兒把它們擺得整整齊齊。他再一次稱讚大衛非凡的天才，說他在構思和手法兩方面同樣偉大。通過大衛，法國浪漫派出類拔萃的才子們敬贈給歌德一大批親筆簽名的近作，他也拿出來讓我看了。其中，我注意到了聖蒲夫、巴朗西、雨果、巴爾扎克、德·維尼和雅寧等人的作品。

「大衛寄來的禮物將使我高興許多天，」歌德說，「整個禮拜我都在讀年輕詩人們的作品，從中獲得了新鮮的印象，生活因此煥然一新。為這些我所珍愛的肖像和書籍，我將特別進行編目。在我的藝術收藏裡和圖書館裡，他們都將各自獲得一個特殊的地位。」

看得出來，法蘭西的年輕詩人對他如此崇拜景仰，令他內心深感幸福。

隨後他念了埃米爾·德尚的《論文集》的一些片斷。他稱讚德尚翻譯的《柯林斯新娘》忠實而成功。他還講：

「我還收藏有這首詩義大利文翻譯的手稿，它再現了原詩，連韻律也一個樣。」

《柯林斯新娘》引發了歌德的談興，他進一步說到自己另外一些敘事謠曲。他道：

「他們絕大部分得歸功於席勒，是他催促我創作，因為他主編的《時序女神》總需要發表點新的東西。所有這些作品我已在腦子裡醞釀多年，它們縈繞在我心中，猶如優美的圖畫，猶如甜蜜的夢境，來回往返，讓我沉浸在幸福的幻想裡。這些光輝形象就像是多年的好友，我很不樂意向它們道別，很不忍心以捉襟見肘的文字使其變得具體。終於白紙黑字了，我望著它們深感憂傷，就像是要和自己的一位摯友永別。

「我其他時候寫詩完全不是這樣，」歌德繼續說，「在寫之前毫無印象和預感，而是突然間詩興大發，非馬上動筆不可，接著就感覺像做夢一般身不由己，單憑直覺把它寫了下來。在這樣的夢遊狀態下，常常是寫在一張斜放在面前的紙上，直到整首詩寫完了，或者已經到了沒有可以繼續寫的地方，我才會發覺。我曾經收藏過一些如此胡亂草成的詩稿，只可惜後來慢慢全弄丟了，令我十分遺憾，再也拿不出我那麼沉迷在詩裡的實證材料啦。」

隨後話題轉回到了法國文學，特別是談到了一些並非無足輕重的天才作家新近表現出的超浪漫主義傾向。歌德認為，這一方興未艾的文學革命對文學本身很有益處，但是對掀起這場革命的一個個作家卻不利。

「任何革命都免不了過激，」歌德說，「一開始，政治革命通常要的只是消除各式各樣的弊端，可是還沒等革命者明白過來，他們已經深深陷入流血和恐怖的爛泥坑。今天法國人在進行文學變革也一樣，一開始追求的只是更加自由的形式，然而到了眼下已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把迄今的全部內容連同形式一塊兒拋棄。人們已開始聲稱表現思想和行為沒有意思，卻試圖去寫形形色色醜惡淫邪的東西。希臘神話美好的內容讓魔鬼、巫師和殭屍取代了，古代高貴的英雄不得不讓位給騙子和罪犯。如此這般才夠味兒！才有效果！——可是等到讀者嘗過並習慣了這味道濃烈的菜餚，口味只會變得越來越重，越來越強烈。一位想要產生影響、獲得承認的年輕天才，在尚未長大到可以自行其是的時候，就只好迎合流行趣味，是的，甚至不得不努力做到在宣揚恐怖邪惡方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可是如此拼命追求外在的效果，任何深入的鑽研都會置之度外，也將完全忽視人的內在素質和才能按部就班的認真培養。這可是一個天才可能遭遇的最大禍害呀，即便整個講來，文學會從眼前的傾向中獲得好處。」

「這種將斷送一個個年輕天才的傾向，」我接過話頭，「可怎麼又會對整個文學有好處呢？」

「我剛才描繪的極端和偏差，」歌德回答，「會漸漸消失，最後留下的將是一大收穫，亦即在形式更自由的同時，內容也會更加千變萬化，豐富多彩；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沒有什麼再被當作缺少詩意而被排斥掉。我把現今這個文學時代比作人發高燒，它本身儘管不好，儘管沒誰願意患，結果卻是讓人更加健康，卻值得高興。那些真正烏七八糟的東西，眼下往往構成文學作品的全部內容，將來卻只會成為有用的陪襯；是啊，今天遭排斥的極純潔、極高尚的東西，人們不久又會更加熱烈地渴望和追求。」

「我注意到了，」我說，「就連您喜歡的梅里美，他的《絃琴集》同樣寫的是令人反感的題材，從而也走上了超浪漫主義的道路。」

「梅里美處理這類題材的方式與他的同輩完全不同，」歌德回答，「這些詩歌固然充滿各式各樣的恐怖內容，墓地啊，夜行啊，幽靈啊，殭屍啊，等等；但所有這類令人反感的東西都未觸及詩人內心，相反他在處理它們時都保持一定的客觀距離，並且抱著諷刺的態度。他完全像一位藝術家想去嘗試嘗試某個感興趣的東西罷了。我已說過，他在創作時完全擯棄了自己的內心，甚至也擯棄了法國人的身份，而且是這樣地徹頭徹尾，所以一開始人們真把《絃琴集》當成了伊利里亞的民間詩歌，也就是說他差一點點就達到了作偽亂真的目的。」

「梅里美這傢伙確實了不起，」歌德繼續說，「要知道，客觀地處理一個題材，所需要的能力和才氣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拜倫也是如此，他儘管個性鮮明突出，時不時地仍有能力完全擯棄自身，例如在他的一些劇作中。」

……

「一般說來，即使在最幸運的情況下，一首政治詩也永遠只能被看作是某一個民族的喉舌，在多數情況下更只能被視為某個黨派的喉舌了；不過，它要是優秀，也會被這個民族和這個黨派熱情地接受。再者，一首政治詩也永遠只能被視為一定時代環境的產物，可是時過境遷，對於後世，這首詩就必然失去其來自題材的價值啦。——貝朗瑞情況不錯！巴黎就是法國，他偉大祖國一切引人注目的大事全集中發生在首都，都在那兒獲得生命，都在那兒引起反響。這樣，他的大多數政治詩都絕不可被視為單單某一個黨派的喉舌，相反他所反對的東西都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所以人們傾聽他永遠如同傾聽人民的聲音。在我們德國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沒有哪座城市，是的，甚至沒有哪個邦，對它你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裡就是德國。我們在維也納提出問題，人家回答：這兒是奧地利！我們在柏林提出問題，人家回答：這兒是普魯士！——僅僅十六年前，當我們終於擺脫了法國人的統治，那會兒還到處都是德國，一位政治詩人在這裡還大有用武之地。然而這時並不需要他。普遍的貧困和普遍的恥辱感，像惡魔一樣攫住了整個民族；詩人能夠點燃的憤激之火，早已在各處自行燃燒起來了。不過我不否認，阿倫特、寇爾納和呂克特也起了一些作用。」

「有人責備您，」我有些冒失地道，「說在那個偉大的時期，您即使不能拿起武器投入戰鬥，至少也該發揮一個詩人的作用。」

「別扯這個，我的好朋友！」歌德回答，「這世界真荒唐，它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讓世人愛怎麼講怎麼講，愛怎麼幹怎麼幹吧。——我沒有仇恨怎麼能拿起武器？我不再年輕怎麼能夠仇恨？要是二十歲時碰上那樣的事件，我肯定不會落在人後；然而出事那會兒，我已年過六旬。

「再說我們為祖國服務也不能所有人全用一種方式，而是人人按照上帝的安排，盡其所能。為此，我半個世紀以來夠辛苦的了。我可以講，我生來該幹什麼工作，我就夜以繼日地幹了，一時一刻也未曾偷閒，總是在努力、在研究、在行動，能做多少做多少，能幹多好乾多好。如果所有人都能對自己下同樣的結論，那就萬事大吉啦。」

「歸根到底，」我安慰他說，「您不該為那樣的指責煩惱，相反倒可以因此感到驕傲。因為它不說明別的什麼，只說明世人對您真是看重，以為您既然對祖國文化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多，就要求您最後什麼都做。」

「我不能怎麼想怎麼說，」歌德回答，「每一種流言蜚語後邊，都藏著對我的惡意，情況比你知道的嚴重。多年來就有人仇視我，企圖暗中傷害我，這些流言蜚語我感覺只是舊仇恨的新面孔。我明白得很，不少人視我為眼中釘，急於除之而後快；既然對我的天才無可奈何，就想損壞我的人品。一會兒說我傲慢，一會兒說我自私，一會兒我對年輕的天才滿懷嫉妒啦，一會兒我又沉溺於聲色啦，一會兒講我缺少對基督的信仰，喏，最後甚至罵起我不愛祖國，不愛我親愛的德國人來了。——你多年來夠了解我的，感覺得出這些胡言亂語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可是你如果想知道我吃的苦頭，就不妨讀一讀我的《贈詞》；我的這些反擊會使你明白，有人怎麼總是變著花樣想叫我生活不痛快。

「一個德國作家就是一位德國殉道者！——是的，我的朋友，你不會發現情況有什麼兩樣。而我本人呢，也很難抱怨什麼，所有其他作家的處境不見得比我強，多數甚至更壞，在英國和法國與我們這兒完全一樣。莫里哀什麼苦沒受過，盧梭、伏爾泰什麼苦沒受過！拜倫讓惡毒的舌頭逐出了英國，設若不是早死使他擺脫了庸人和他們的仇恨，最後恐怕只得逃向天涯海角了事。

「如果再加上心地褊狹的群眾迫害高尚的人！不，一個有才能的人，一個天才，也會迫害另一個有才能的人和天才。普拉藤叫海涅惱火，海涅同樣對待普拉藤，一些人相互誹謗、敵視，儘管世界足夠大，足夠寬，足以讓人人都和平地生活和工作。一個人有了才便有了敵人，這個敵人將折騰他一輩子。

「彷彿坐在書齋裡就能寫戰歌！——彷彿我是這樣的詩人！——如果夜裡走出營房就聽見敵人前哨的戰馬嘶鳴，那我倒真樂意寫戰歌來著！然而這不是我的生活，這不是我的事業，這是特奧多爾·寇爾納的生活和事業。他的戰歌也完全適合他這個人。可我呢，卻不具好鬥的性格，好鬥的思想，戰歌之於我，只會是帶在臉上顯得彆扭的假面具。

「我寫詩從來不無病呻吟。——什麼我不曾經歷，什麼不曾讓我憂心如焚，使我煩惱，我也就不會寫詩加以表現和抒發。我只有戀愛的時候才寫愛情詩。現在我怎麼能在不懷仇恨的情況下，寫表達仇恨的詩歌呢？——咱們私下講吧，我不仇視法國人，儘管為了能擺脫他們的統治，我也要感謝上帝。法蘭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大部分教養都歸功於它，像我們只以文明和野蠻為價值標準的人，又怎麼能仇恨這樣一個民族呢！

「從根本上講，」歌德繼續說，「民族仇恨就是個怪東西。——你總髮現在文明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強烈。可在達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以後，它就完全消失了。這時候，人們在一定意義上已經凌駕於民族之上，已經感到鄰國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這樣的文明程度適合我的天性，並且還在滿六十歲以前，我就已長期堅持這樣一種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