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的婉轉優雅和歌德的自由觀）

我去歌德家，發現他正一個人在觀賞以施託士收藏室的藏品做母本的石膏複製品。他告訴我：

「柏林的人很友好，把他們的全部收藏寄來給我觀賞。這些漂亮東西我大部分都見過，不過這些卻按照溫克爾曼確定的順序編排得有條不紊，很便於觀察和學習；同時我還使用他寫的說明，一旦最近沒有把握，就參考他的意見。」

我倆沒談多久，繆勒首相就走進來和我們坐在一起。他給我們講了一些報紙新聞，提到動物園有一個看守，這老兄想吃獅子肉就把一頭獅子殺了，然後給自己煮了一大塊精肉。

「我真奇怪，」歌德聽了說，「他怎麼不殺一隻猴子，猴子肉看上去可要細嫩可口得多。」

我們談論野獸形象的醜陋，認為越是像人的動物，樣子看上去越令人心裡不舒服。

「我不理解，」繆勒首相說，「國君們怎麼能容忍這樣的動物在他們身邊，不，也許國君們喜歡它們吶。」

「國君們叫那些討厭的人折騰夠了，」歌德說，「所以拿那些討厭的動物來調劑一下心情，以毒攻毒唄。我們其他人理所當然地討厭猴子和鸚鵡的叫聲，因為我們看見它們待在了原本不該它們待的地方。設若我們騎著大象走在棕櫚樹下，在那樣的情境中，我們就會覺得猴子和鸚鵡的存在理所當然，是的，也許甚至還會覺得它們的模樣逗人喜愛哩。可我已經說過了，國君們有理由以毒攻毒，用更討厭的東西驅逐討厭的東西。」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一首詩，」我接過話頭，「您本人也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人們要是願意變成野獸，

那就儘管把畜牲領進門，

野獸慢慢不再令人討厭，

咱們畢竟都是亞當子孫。

歌德聽得笑了，說：

「是的，確實是這樣。一種粗鄙只能用另一種更加厲害的粗鄙驅趕走。我回憶起了早年的一段往事，那時候在貴族中確實還不時能碰見幾個粗野得夠嗆的人，記得在一次優雅的聚會上，一位富有的貴族竟當著女士們的面滿嘴髒話，搞得不想聽他大放厥詞的同席賓客很不舒服，很是惱火。對他這種人，好言相勸起不到任何作用。於是坐在對面的一位先生採取了相反的手段，也放開嗓門兒吼了他一聲粗話，把大家包括那個粗魯傢伙全都嚇了一跳，他感覺被憋了氣兒，從此沒再開口。席間的談話轉而優雅愉快，令在座諸君無不高興；大夥兒心裡明白，全靠那位行事果斷的先生勇敢地扭轉了局面，因此暗暗對他感激不盡。」

大夥兒拿這好笑的逸事開心了一陣子，然後繆勒首相就談起巴黎的反對派和政府之間的爭鬥來。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背誦出了一篇強有力的演說——一位勇敢無畏的民主黨人在法庭上面對政府部長們為自己做的辯護。我們抓住機會，再一次對首相驚人的記憶力表示欽佩。歌德和繆勒首相就上述事件，特別是對限制新聞自由的立法問題，交談和爭論了很久。這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話題，在爭論過程中，歌德始終表現得像一位溫文爾雅的貴族，他的朋友則一如既往地堅定站在民眾一邊。

「我壓根兒不替法國人擔心，」歌德說，「他們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上，精神絕不可能再被壓制。帶限制性的法律只會起好作用，何況限制又不涉及任何根本性的東西，而只針對某些人。不著邊際地反對一切，將乏味而無意義。限制卻會迫使反對派變得聰明起來，這可太好啦。要是誰絕對正確，那他直率而粗魯地發表意見尚可原諒。然而一派並非絕對正確，因為只是一派嘛，那麼採用法國人歷來擅長的婉轉方式便更好些。我對自己的用人直截了當地講：‘漢斯，幫我把靴子脫了！’他想得通。可要是面對一位朋友，我希望他幫我辦這件事，我就不能這麼直通通地講出來，而必須以婉轉而友善的方式打動他，使他心甘情願替我效這個勞。強制能振奮精神，歸根到底，我已說過了，對自由的限制我看甚至還可取哩。法國民族一直享有聰明機智的美譽，也配繼續被視為這樣一個民族。咱們德國人卻喜歡有意見都直通通地講出來，在婉轉優雅方面還欠火候嘍。

「巴黎的那些黨派也許會比現在更偉大，」歌德繼續說，「如果它們更加自由和自由主義一些，彼此之間更加尊重一些。他們有比英國人更高的世界歷史眼光；英國人的議會只為對立的黨派提供角力場，結果它們相互削弱，個別人縱有真知灼見也難成氣候，肯寧這位偉大政治家所遭遇的刁難掣肘就是顯著的例子。」

我們起身告辭，歌德卻精神抖擻，談興不減，於是站著繼續聊了一會兒。然後他才親切地送別我們，我呢，則陪著首相返回他的府邸。那天晚上夜色很美，我們邊走邊聊，談了許多歌德的事情。我們特別津津樂道他那句「不著邊際地反對一切，將乏味而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