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席勒早年的劇作和青年的文學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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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從古德意志時期轉到了哥特時期。談話由一個哥特式風格的書櫃引起，然後轉到了當前的藝術口味，就是人們喜歡把屋子完全按古德意志風格和哥特式風格裝修佈置起來，然後住在這樣一個古色古香的環境裡。

「如果家裡房間多得可以空置幾間，一整年也許只進去三四次，」歌德說，「那麼這樣的愛好可能行得通；你也可以佈置一間哥特式房間，正如我挺欣賞巴黎的潘珂剋夫人家有一間中國屋子。然而你經常待的起居室，我完全不贊成把它的環境佈置得怪里怪氣，形同異域。這有如一次化裝舞會，時間拖長了沒有任何味道，特別對參與者肯定會有負面影響。因為這樣子跟我們置身其間的日常生活不協調，老處於這種狀態，腦子會變得越發空虛。一個快活的冬夜，你不妨裝扮成土耳其人去參加狂歡，可是如果一整年你都這個德行，我們會怎麼想你呢？我們會想，這傢伙要麼已經瘋了，要麼離發瘋已經不遠。」

對這個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我們覺得歌德的說法極有說服力；在座者沒有誰感覺歌德的話有一點點批評自己的意思，所以都熱烈地表示贊成。

話題轉到戲劇，歌德把我變成了話柄，說上個星期一晚上我為他做出了犧牲。他對其他人講：

「他到魏瑪已經三年，那晚上是他第一次因為我沒有上劇院；我必須予以高度評價。我邀請了他，他也答應來，但我仍舊懷疑他會踐約，特別是到了六點半還沒見他露面。是的，我甚至高興起來，心想他不會來了；要這樣我就可以講：這傢伙完全入迷了，對他來說看戲比自己最親密的朋友還重要，真是不可救藥。不過呢，你還是沒有吃虧！對嗎？我給了你精彩的東西看，對不對？」歌德指讓我讀了他新的中篇小說novelle。

隨後我們談起上個星期六上演的席勒悲劇《斐哀斯科》。「我第一次看這出戲，」我說，「過後老考慮有些場次太粗獷，是否可以改得緩和一點呢；可終究還是覺得效果不大，除非犧牲全劇格調的統一。」

「你說得完全對，確實不行，」歌德應道，「席勒曾經常常和我談這個問題，他自己也煩那幾部早期作品，我們管劇院時從來不讓它們上演。可現在我們缺少劇本，很想把他那三個粗魯的處女作收進保留劇目。然而不行啊，一切都緊緊地糾結在一塊兒，即使席勒本人也會懷疑事情是否會成功，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讓那幾個劇本原來怎麼樣還怎麼樣。」

「真是可惜，」我說，「要知道，不管它們多麼粗魯，在我看來仍比時下咱們那幾位劇作家軟弱虛誇、矯揉造作的本子好一千倍。席勒的作品可是永遠洋溢著崇高的精神，宏大的氣魄。」

「我也想這麼講，」歌德說，「席勒願怎麼幹怎麼幹好了，他寫出來的任何劇作，都永遠會比這些新銳們最好的東西偉大得多；是啊，席勒就算只剪下一點兒指甲來，也比這些先生偉大。」

我們笑了起來，都欣賞歌德這誇張有力的比喻。

「可我也認識一些人，」歌德繼續說，「他們對席勒早年的劇作極不滿意。有一年夏天在溫泉療養地，我正走在一條通向磨坊的林蔭小道上，遇見了普加廷侯爵，誰知這時又朝我們走來幾頭馱著麵粉口袋的驢子，我倆不得不避讓它們，退進了路旁的一所小房子裡。那兒，在一間小斗室裡，我和侯爵搭上了話，很快便天上地下地聊起來——不經意也談到了席勒的《強盜》，侯爵便說了下面一席話：‘我要是上帝，’他說，‘正準備創造世界，如果這時我突然預見到世界上將會寫成一部席勒的《強盜》，那我就不再創造世界。’」

我們忍俊不禁。歌德問我：

「對此你能說什麼？這可就是反感嘍，一種過度的反感，一種幾乎不可理喻的反感。」

「可我們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剛好相反，」我回答，「他們全然不存在這種反感。如果上演席勒和其他劇作家最精緻、最成熟的劇本，在劇場裡你很少看見年輕人，甚或完全不見年輕人；然而要是上演席勒的《強盜》或者席勒的《斐哀斯科》，那劇場坐得滿滿的幾乎全是大學生。」

「是這樣，」歌德接過話頭，「五十年前跟現在一樣，五十年後也很可能不會變樣。一個年輕人寫的東西，也最為年輕人欣賞喜愛。可別想什麼世界文明已經進步啦，欣賞水平已經提高啦，甚至年輕人也已超越那樣野蠻的時代！就算是整個世界已經進步，年輕人卻總是必須從頭開始完成自己對世界文化各個時期的個體體驗。我不再會為這類事激動，我很早就寫了下面這樣一首詩：

讓夏至的篝火烈焰熊熊，

讓人間的歡樂無盡無窮！

是掃帚總歸掃到被廢棄，

小年輕總歸一茬茬出世。

「只需瞅一瞅窗外，我眼前便會出現正在掃街的掃帚和跑來跑去的孩子，前者是總歸會用到被廢棄掉的象徵，後者是世界永遠不斷更新的象徵。兒童需要遊戲，年輕人需要找樂子，這是代代相傳、亙古不易的鐵則；不管在上了年紀的人看來他們有多麼荒謬，孩子卻永遠是孩子，在所有的時代都很相似。因此不能禁止過約翰尼斯篝火節，毀掉可愛的孩子們的歡樂。」

如此愉快地交談著，進餐的時辰很快便過去了。隨後我們年輕一點的去了樓上的房間，繆勒首相則單獨跟歌德待在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