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在他身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與他的心境相符，而當他的先進思想把他引入那件事實或一系列事實所屬的真理時，對他來說，每一件事物反而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原始世界——德國人所謂的「史前世界」——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以潛心研究，就像我可以用探索的手指在地下墓穴裡、在圖書館裡、在別墅遺址的破碎浮雕和裸體軀幹雕像上摸索它一樣。
人人都對希臘各個時期的歷史、文學、藝術、詩歌感興趣，從「英雄時代」或「荷馬時代」到四五百年後的雅典人或斯巴達人的家庭生活，這種興趣的根據是什麼呢?還不是因為每個人都經歷了一番希臘時期。希臘階段是肉體性的時代，是感官完美的時代——是在與肉體的完全統一中擴充套件開來的精神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生存的人的體形給雕刻家提供了雕刻赫拉克勒斯、菲玻斯和朱庇特的原型。這些體形不像充斥於現代都市裡的那種面容模糊不清的體形，而是具有純潔高尚、輪廓分明、端正勻稱的五官，眼窩的構造也不同於現在，所以眼睛不能斜視，不能鬼鬼祟祟地左顧右盼，眼睛要朝哪邊看，必須把整個腦袋轉過來。那個時期的儀態講究豪爽、潑辣，人們崇尚的個人品質是勇氣、談吐、自制、正義、力量、敏捷、嗓音洪亮、胸膛寬闊。奢侈、風雅不知為何物。人口稀少，生活貧困，因此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僕從、廚師、屠夫和士兵，自給自足的習慣鍛鍊了身體，使它有神奇的表現。荷馬史詩中的阿伽門農和狄俄墨得斯就是如此。色諾芬在《萬人軍退兵記》中對自己和同胞的描繪也相差無幾。「部隊過了亞美尼亞的忒裡鮑斯河後，雪下得很大，隊伍悲慘地躺在雪地上，可是色諾芬光著身子爬起來拿起一把斧子，開始劈柴；於是別人也都爬起來，幹起了同樣的活。」在他的軍隊裡，上上下下言論極為自由。他們為戰利品爭吵，每下達一個新的命令，他們就要和將軍們口角。色諾芬口齒極為伶俐，比大多數人還要伶俐，因此受到責難後也決不饒人。棒小夥子們總是既講榮譽準則，又要紀律鬆弛，誰還看不出這就是一幫棒小夥子呢?
古代悲劇的寶貴魅力，其實也是所有古代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劇中人物說話樸實——說起話來，就像一些有真知灼見的人，自己並不覺得，那時候反思尚未成為心靈的主要習慣。我們尚古，並不是崇尚古老，而是崇尚自然。希臘人不善於反思，可是他們的感官和身體卻完美無缺，具有世界上最優秀的體質結構。成人的行為具有兒童的單純和優美。他們造花瓶，寫悲劇，雕石像，都按健康的感官應當做的那樣去做——也就是說，趣味高雅。那樣的東西各個時代都在繼續製作，現在也還在製作，哪裡有健全的體魄，哪裡就會有這些東西；可是作為一種類別，從它們的高超的結構來看，它們是出類拔萃的。它們把成年的精力與童年的渾樸融為一體，這些風格之所以魅力無窮，就在於它們就是人所具備的風格，人人皆知，因為每個人原先都是小孩。況且，古往今來，總有一些人保持著這種本色。一個具有孩童般的天才和天生就有精力的人仍然是一個希臘人，他重新激起了我們對希臘女神的愛情。我讚賞菲羅克忒忒斯對大自然的愛戀。在閱讀那些對睡眠、星辰、岩石、山脈、波濤的精彩語句時，我感到時間像一片退潮的海水似的流走了。我感到了人的永恆，人的思想的一致。好像希臘人的夥伴也是我的夥伴。日月、水火，跟他心心相印，也跟我心心相印。這樣一來，人們所宣揚的希臘人和英國人的差異，古典派與浪漫派的分歧，就成了迂闊之論了。當柏拉圖的一個思想成為我的一個思想——當點燃品達靈魂的真理也點燃了我的靈魂時，時間就不復存在了。當我感到我倆的感知不謀而合，我倆的靈魂色彩一致，而且真可以說合二為一了，那麼為什麼我還要測量緯度?為什麼我還要計算埃及的年代呢?
學生用他自己的騎士時代來解釋騎士時代，也用他自己類似的小小經歷來解釋海上冒險和環球航行的年代。對於世界宗教史，他也有同樣的一把鑰匙。當遠古時代的一位先知的聲音僅僅對他重複著他幼年的一種情緒、他青年的一種祈禱的時候，他就戳穿所有混亂的傳統、滑稽的體制，接觸到真理了。
罕見而放肆的一些精靈屢屢前來造訪我們，給我們揭示大自然的新的事實。我知道聖徒們常常在人間行走，使普通聽眾的心靈感知他們的使命。由此可見，三腳祭壇、男女祭司都是受了神的感召的。
耶穌使貪圖感官享受的人們感到驚奇，敬畏不已。他們無法把耶穌跟歷史統一到一起，也無法把他同他們自己協調一致。到他們開始尊重他們的直覺、渴望一種神聖的生活時，他們自己的虔誠就把每一件事、每一句話解釋明白了。
對於摩西，對於瑣羅亞斯德，對於摩奴，對於蘇格拉底的古老的崇拜多麼容易地佔據了人們的心靈，我在這些崇拜中找不到任何古老之處。這些崇拜，既是他們的崇拜，也是我的崇拜。
我沒有漂洋過海，跨越年代，卻看到了最古老的宗教祭司。某個人不止一次地出現在我面前。他工作時敷衍塞責，卻全神貫注地做祈禱，成了一個旁若無人的受俸牧師，以上帝的名義乞求，好像要對19世紀證明諸如柱頭修士西門、忒拜英雄和第一批卡普秦修士一樣。
東西方的教士謀略，比如麻葛、婆羅門、督伊德和印加教士的謀略，在個人私生活裡得到了解釋。一個頑固的形式主義者對一個小孩產生的鉗制性影響，壓制了他的精神和勇氣，癱瘓了他的理解能力，並沒有激起憤慨，僅僅造成了恐懼和服從，甚至對這種專制的同情——這是一個人們熟悉的事實。等小孩長大成人以後就明白過來，因為他看出小時候壓迫他的人自己也是一個孩子，受到這些名目、字眼和形式的摧殘，對這個小孩來說，那人也只不過是這種種影響的喉舌而已。事實叫他明白巴力神是怎樣受崇拜的，金字塔是怎樣建成的，就連商博良發現所有工匠的姓名和每一片瓦的造價也比不上事實的教育作用。他發現亞述和喬魯拉冢群就在他的門口，而他本人就是制定方案的人。
再說，第一個深思熟慮的人在對他那個時代的迷信所提出的抗議中，卻亦步亦趨地追隨著古代的改革家的某些做法，他在追求真理時像他們一樣發現德行又有淪喪的危險。他又發現需要多強的道德力量來取代迷信的束縛。改革一齣現，放蕩就接踵而來。各個時代的路德都悲嘆自己家裡虔誠敗壞，這種情況在世界歷史上出現過多少次啊！「博士」，馬丁·路德的妻子有一天對他說，「我們受教皇統治的時候，祈禱的次數那麼多，熱情又那麼高，而現在我們祈禱起來總是冷冰冰的，次數又這麼少，這是怎麼回事呀?」
進步的人發現他在文學中——不僅所有的歷史，還有所有的寓言——有一筆多麼深厚的財富呀。他發現詩人決不是描寫怪誕不經之事的怪人，而是用他的筆寫出人人適用的內心自白的普通人。他在字裡行間發現自己的秘密傳記，對他來說明白得出奇，雖然那是在他出世以前就匆匆寫下來的。他在個人的歷險中——體驗著伊索、荷馬、哈菲茲、阿里奧斯托、喬叟和司各特的每一篇寓言故事，並用自己的頭腦和雙手來驗證它們。
希臘人美麗的寓言，是想象力的結晶，不是想入非非的產物，所以是普遍真理。普羅米修斯的故事寓意多麼廣闊，又是那樣永遠符合實際！它是歐洲歷史的第一章（這個神話用一層薄薄的面紗掩蓋了真正的事實、機械工藝的發明和殖民地的移民），除了這一主要價值外，它也是宗教史，因為比較接近後世的信仰。普羅米修斯是古代神話中的耶穌。他是人類的朋友，站立在永恆的天父的不公正的「正義」與人類之間，樂意為人類忍受一切痛苦。可是有的地方這個神話跟加爾文新教有出入，它把普羅米修斯表現成天神的挑戰者，在這種情況下，它表現的是一種心態。哪裡用一種粗魯、客觀的方式宣講有神論，哪裡就容易出現這種心態，它彷彿是人的一種自衛，對這樣一種謊言的抵制，也就是對存在著一個上帝這樣一個為人們所相信的事實表現出的一種不滿，而且也是這樣的一種感覺，即敬神的義務實在麻煩。如果有可能，這種心態就要偷造物主的火，跟他分道揚鑣，獨立生活。
《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是懷疑主義的傳奇。就連那莊嚴的寓言中的每個細節對任何時代都一樣適用。詩人說，阿波羅曾經為阿德墨託斯牧羊。當諸神來到人間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人知道的。耶穌沒有人知道，蘇格拉底和莎士比亞沒有人知道。安泰俄斯是被赫拉克勒斯掐死的，要不然他每跟他的大地母親接觸一次，他就又恢復了力量。人就是那個被制服了的巨人，儘管軟弱，可是他有與大自然交流的習性，從而使他的身心健壯起來。
音樂的解脫力量，詩歌的解脫力量，好像對堅實的大自然拍著翅膀，解開了俄耳甫斯的謎。哲學通過無窮的形式變化，發現了同一性，這就使人認識了普羅透斯。昨天我笑了或者哭了，昨天夜裡我睡得像死人一樣，今天早上站起來又跑了，這個我還會是什麼呢?我舉目四望，看見的除了普洛透斯的種種轉生形式還有什麼呢?我可以借用任何生物的名稱，任何事實的名稱來象徵我的思想，因為每一個生物都是行動或受苦的人。坦塔羅斯在你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名字。坦塔羅斯的意思是不可能喝到思想的水，雖然它總是在靈魂的視線內波光閃閃。靈魂的轉生絕不是寓言。我倒希望它就是，可是男人和女人僅僅是半個人。莊院裡的、田野裡的、森林裡的、地裡的、地下水裡的每一個動物，都想方設法在這些身體直立、面朝蒼天的說話者中間的某一個身上找到一個立足點，並留下它的特徵和形態的印記。啊，兄弟，阻止你靈魂的衰退——它正在朝那種形式衰退，而你多年來已經不知不覺地沾染了那種形式的習慣。關於斯芬克司的那個古老寓言對我們又接近又適合。據說斯芬克司坐在路邊叫每個過往的行人猜謎。如果哪個人猜不出來，她就活活把他吞下肚去。要是他猜中了，斯芬克司就當場斃命。我們的生命除了是長著翅膀的事實或事件的永恆的飛翔，還會是什麼呢？這些變化千姿百態，它們來時都要向人的精神提出種種問題。誰不能以高超的智慧回答時間的那些事實或問題，誰就必須為它們服務。事實拖累著他們，壓迫著他們，把墨守成規的人變成依賴感覺的人，這種人對事實服服帖帖，這就熄滅了人之所以為人所依賴的光明的每一星火花。可是人如果忠實於他更加優越的本能或情感，拒絕接受事實的支配，就像一個來自高階種族的人，緊貼靈魂，看清原則，那麼事實就會垮臺，乖乖地各就其位；它們認識了自己的主人，哪怕其中最卑微的也會給他增光添彩。
每個詞都應當是一件事物，請看看歌德的《海倫娜》中所表現的這種同樣的願望吧。他常常說，這些形象，這些喀戎們、格里芬們、福耳庫阿斯、海倫和勒達都是重要人物，而且的確對心靈產生了一種特定的效果。當時他們就是永恆的實體，在今天看來就像在首次奧林匹克競技會上的出現一樣真實。由於經過反覆推敲，所以他筆意縱橫，幽默風趣，按他自己的想象把他們寫得有血有肉。儘管那首詩像夢一樣朦朧、離奇，可是它比同一作者更加正規的戲劇情節迷人得多，原因是它使心靈神奇地擺脫了那些司空見慣、平淡無奇的形象——用自由奔放的構思，用連續不斷的、驚喜交集的場面喚起了讀者的創造力和想象力。
對於詩人的卑微性來說，普遍性未免太強大了，它騎在詩人的脖子上，假詩人之手寫作，所以詩人有時候似乎要傾瀉一種單純的隨想曲和狂放的浪漫史，出來以後，卻成了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所以柏拉圖說：「詩人說出來的至理名言，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中世紀的所有虛構故事都自我表白說，它們只是把當時的心靈嚴肅認真、孜孜以求的東西用一種隱喻、嬉戲的方式表現出來罷了。魔術以及人們認為它所具有的一切神通實則是對科學力量的一種深刻的預感。飛鞋，利劍，能戰天鬥地，能利用礦物的秘密功效，能通鳥語禽言，凡此種種，都是心靈朝正確方向做出的朦朧的努力。英雄的神威，永葆青春的天賦，諸如此類的事都是人的精神「使事物的外觀服從心靈的願望」的努力。
在《穿林》和《高盧的阿馬狄斯》中，花環和玫瑰在忠貞不渝的女性頭上就會開花，在水性楊花的女人額上就會凋謝。在《男孩和斗篷》這個故事裡，就是一個老練的讀者對溫柔的吉尼拉斯的勝利也會感到驚訝，並表現出由衷的高興；的確，精靈史上的種種假設——那些仙女不願別人叫她們的名字呀；她們的天性就是反覆無常，不堪信任呀；尋財探寶的人決不能說話呀，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發現在康科德完全適用，不管在康沃爾或布列塔尼情況如何。
最近的傳奇中難道情況有所改變?我讀過《拉馬摩爾的新娘》。威廉·阿什頓爵士就是一個庸俗的誘惑的面具，雷文斯伍德·卡斯爾則代表著驕傲的貧窮，國家的對外使命僅僅是誠實企業的一個班揚式的偽裝。也許我們大家都會射殺一頭要擾亂善與美的野牛，辦法是克服那些不義和淫蕩的東西。露西·阿什頓是忠誠的別名，忠誠永遠美麗，可是在這個世界上總是容易遭難。
然而，同人的文明和玄學史一道，另外一種歷史也在天天向前邁進——那就是外部世界的歷史，人也同樣嚴格地捲了進去。人是時間的綱領，他也是大自然的相知。他有力量，就因為他有眾多姻親，就因為他的生命跟有機物和無機物的整個鏈條糾結在一起。在古羅馬，從首都廣場開始的官道向東南西北輻射出去，通向帝國每個行省的中心，使首都計程車兵可以直達波斯、西班牙、不列顛的每一個市鎮。同樣的道理，也有公路從人的心裡延伸出來，通向自然界每一個物體的心裡，迫使它屈服於人的統治。一個人就是一捆關係、一團根蒂，從這兒開出的花，結出的果，就是世界。他的各種本領與他身外的種種自然現象都有關聯，並且預告了他將要居住的世界，如同魚的鰭預示著水的存在，蛋裡雛鷹的翅膀預料到空氣的存在一樣。沒有世界，人就無法生活。把拿破崙關進一座孤島監獄裡，使他的本領得不到發揮，找不到阿爾卑斯山去爬，找不到賭注去下，他就只好去捕風捉影，顯得愚不可及了。如果把他送到泱泱大國，人口稠密、利害關係複雜、勢力相互敵對的環境中，你就會看到拿破崙其人，也就是說，被那樣一種外形輪廓所框定的並不是實際上的拿破崙。那隻不過是塔爾博的影子。
他的實體並不在這裡，
你所見的僅僅是
人的一星半點兒痕跡；
如果整個身軀都在這裡，
那就未免太高太大，
只怕貴府容它不下。
—《亨利六世》
哥倫布需要一個星球來決定他的航程。牛頓和拉普拉斯需要千秋萬代和星球密佈的天空。你不妨說一個有引力作用的太陽系已經在牛頓心靈的性質裡預見到了。戴維或蓋·呂薩克從小就探索粒子的吸引和排斥，他們的大腦同樣預見到了組織的規律。胎兒的眼睛難道預告不了光明?韓德爾的耳朵難道預告不了和聲的魅力?瓦特、富爾敦、惠特莫爾、阿克萊的建設性的手指難道就預告不了金屬可熔、堅硬、可鍛鍊的本質，預告不了岩石、水和木頭的性質?幼女可愛的特性難道就預告不了文明社會的文雅與裝飾?在這裡我們也聯想到人與人的作用。一個心靈苦思冥想多少年代，所得到的自我認識還比不上愛的激情一天的啟迪。一個人如果沒有對暴行感到過義憤填膺，沒有聽見過口若懸河的講話，沒有與千千萬萬人分享舉國歡騰和人心惶惶的激動，他能瞭解自己嗎?沒有一個人能夠事先寫出他的經歷，猜出一種新事物會揭示什麼樣的能力和感情，就像他今天畫不出明天才要初次見到的一個人的面相一樣。
現在我不願進一步斟酌這籠統的陳述以探討這種一致的理由。總而言之，歷史怎麼讀，怎麼寫，都要根據這兩種事實，也就是說，心靈為「一」，自然是它的伴隨物。掌握這一點也就夠了。
這樣，靈魂便千方百計為每一個學生濃縮、再現它的寶藏。學生也應當體驗經歷的整個過程。他應該把自然的光芒集中到一個焦點上。歷史不再是一本沉悶的書。它將體現在每一個明智的人身上。你用不著一一告訴我你讀過什麼書，用什麼語言寫的，書名是什麼。你應該讓我感覺到你經歷過哪些歷史時期。一個人應當是名人殿。他應當像詩人們所描寫的那個女神一樣，穿著一件畫滿了神奇的事件與經歷的長袍走來走去—他自己的體形和麵目由於具有高超的智力，就應當是那種五彩斑斕的內衣。我將在他身上發現「史前世界」，在他的童年中看到「黃金時代」、「知識的蘋果」、「阿耳戈英雄的遠征」、亞伯拉罕的天命、聖殿的修建、「耶穌的降臨」、「黑暗時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新大陸的發現、新科學和人身上的新領域的開發。人應當是潘神的祭司，應當把曉星的祝福和天上地下一切有記載的福利帶進寒舍。
這種要求是不是有點過於自負?那我就把我所寫的全都拋棄算了，因為假裝知道我們並不知道的事有什麼用處呢?可是我們修辭學的毛病就是：我們強調一個事實就好像難免要使人誤解另一個。我們把自己的實際知識看得一錢不值。聽聽牆裡的老鼠，看看籬笆上的蜥蜴，腳下的真菌，圓木上的地衣。對於這些生物界的隨便哪一種生命，無論從感情上講，還是從道德上講，我知道些什麼呢?這些動物像高加索人種一樣古老——也許更加古老，它們在人旁邊對自己的意見秘而不宣，它們彼此傳遞過什麼語言，有過什麼暗示，從來沒有記載。書上指出五六十種化學元素和各個歷史時代有什麼關係?況且，歷史對人的玄學史做了些什麼記載呢?歷史對我們藏在死亡和不朽名義下的神秘世界投射了什麼光芒呢?然而，有一種智慧推測了我們姻親關係的範圍，曾經把事實看成象徵。寫任何一種歷史都應當具備這種智慧。我們所謂的「歷史」只不過是一種膚淺的鄉村故事，看到這種東西真叫人汗顏。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羅馬、巴黎和君士坦丁堡掛在嘴上呢?羅馬對老鼠和蜥蜴有什麼瞭解?奧林匹克競技會與法國督政府對這些鄰近的生物體系來說又算什麼呢?況且，它們對獵海豹的愛斯基摩人，對乘獨木舟的卡納卡人，對漁夫，對碼頭裝卸工人，對搬運工來說，它們有什麼食物、有什麼經驗、有什麼援助好提供呢?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歷史寫得更加博大精深——從一種倫理改革出發，從灌輸一種萬古常新、療效無窮的良心開始——如果我們要更加真實地表現我們關係廣泛的中心性格，而不是表現我們著眼過久的這個記錄自私與驕傲的陳舊年表的話。對我們來說，那一天已經存在，它的光輝照耀著我們，只是我們不知不覺罷了。然而科學與文學之路並不是進入自然的途徑。與解剖學家或文物工作者相比，白痴、印第安人、兒童、未上過學的農家子弟，倒是站得離那借以閱讀大自然的光照更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