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萬物的靈魂，

心目中大小不分，

所到之處萬物生，

五洲四海留行蹤。

我擁有整個地球，

也把七星和太陽年佔有，

還有愷撒的手和柏拉圖的頭腦，

基督的心和莎士比亞的詩稿。

對所有人來說，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心靈。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入口，通向這同一個心靈，以及它的各個方面。人一旦獲得了理性的權利，他就成為擁有全部財富的自由人。柏拉圖思考過的，他也可以思考；聖徒感受到的，他也可以感受；任何時候任何人的遭遇，他都能夠理解。誰一旦進入這一普遍的心靈，誰就參與了一切現有的或可行的活動，因為這是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力量。

歷史是這一心靈工作的記錄。它的精神由一連串的歲月來闡明。人只有靠他的全部歷史來做出解釋。不慌不忙，無止無休，人的精神從一開始出發就把屬於它的每一種本領、每一種思想、每一種感情，體現在適當的事件中了。然而，思想總是先於事實，所有的歷史事實都以規律的形式預先存在於心靈裡。反過來，每一條規律又是由起主導作用的環境造成的，而自然的限制只能一次使一個規律發揮作用。人是一整部事實的百科全書。一千座森林的創造包孕在一顆橡實裡，而埃及、希臘、羅馬、高盧、不列顛、美國，已經蘊藏在第一個人身上了。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野營、王國、帝國、共和國、民主國，僅僅是把一個人的精神應用到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上罷了。

心靈寫出了歷史，心靈又必須閱讀歷史。斯芬克斯必須解她自己的謎。如果全部歷史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那麼全部歷史就需要從個人經歷的角度來解釋了。我們一生中的時時刻刻與千秋萬代都息息相關。我所呼吸的空氣是從大自然的倉庫裡吸取來的，我書上的亮光是從億萬英里之遙的星球上發出來的，我身體的均衡依賴於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同樣的道理，時刻應當受時代的指導，時代應當被時刻來說明。所以每一個人是普遍心靈的又一個化身。它的所有特點都表現在他身上。他個人經歷中的每一件新鮮事情都閃現著千千萬萬人的所作所為，而他生活中的危機又與民族危機休慼相連。每一場革命最初都是一個人心靈裡的一種思想，一旦同一種思想在另一個人的心靈裡出現，那對於這個時代就至關重要了。每一次改革原先只是一個人的見解，一旦它又成為另一個人的見解，它就會解決那個時代的問題。別人敘述過的事實必須符合我身上的某種情況，才顯得可信、可理解。在讀書的時候，我們必須變成希臘人、羅馬人、土耳其人、教士和國王、殉道者和劊子手，必須把這些形象拴到我們秘密經歷中的某種實體上，否則我們就不能正確地學到任何東西。哈斯德魯巴或愷撒·波吉亞的遭遇跟我們的遭遇一樣，都是關於心靈的能力和墮落的一種例證。每一種新的法律和政治運動對你來說都是有意義的。你就站在它的每一個旗號前說：「在這個面具下面隱藏著我的普羅透斯式的性格。」這就糾正了我們太接近自己的毛病。這就使我們的行為客觀逼真地展現出來：螃蟹、山羊、蠍子、秤、水壺，用做黃道十二宮的標誌時，一下子成了非同小可的東西。同樣的道理，在所羅門、亞西比德、喀提林這些古人身上，我能夠冷靜地看到我自己的罪惡。

正是這種普遍的性質給特殊的人和物賦予了價值，由於包含了這種普遍的性質，人生就顯得神秘莫測，不可侵犯，我們還用種種刑法來加以衛護。所有的法律從而取得了它們的根本理由，一個個都或多或少地表明它掌握著這種至高無上、無窮無盡的精髓。財產也把持了靈魂，包容了重大的精神事實。因此，出於本能，我們一開始就用刀劍和法律，用廣泛複雜的聯合機構來衛護它。對這一事實哪怕有一點模糊的認識，就等於白晝有了光明，就等於提出了最重要的權利，就等於發出了受教育、行正義、施慈善的要求，就等於奠定了友誼和愛情的基礎，奠定了英雄主義與豐功偉業的基礎。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以高人一等的態度來讀書，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通史、詩人、傳奇作家，在他們所描繪的最壯麗的場面裡——在僧侶、帝王的宮殿裡，在意志或天才的成就中——從來沒有使我們失去注意力和同情，從來沒有使我們有冒昧闖入和高不可攀的感覺；一睹他們雄渾闊大的筆觸，我們反而覺得安閒自得。莎士比亞所說的有關國王的話，那邊坐在角落裡讀書的柔弱的小孩讀起來覺得對他也一樣適用。我們對偉大的歷史時刻、偉大的發現、偉大的抗爭、人類的繁榮昌盛，都產生了共鳴—因為在那裡，為我們制定了法律，探索了海洋，發現了陸地，實施了打擊，就像我們自己在那種場合也會那樣做，那樣歡呼一樣。

我們對形勢和性格也有同樣的興趣。我們尊敬富人，因為他們外表上具有自由、權力與風度，我們感到這些都是人類所固有的。因此，斯多葛、東方或現代作家所講的關於智者的話，在每個讀者看來，都描寫了他自己的思想，描寫了他尚未達到然而可以達到的自我。一切文學都描寫了智者的性格。書籍、紀念碑、圖畫、會話，都是一幅幅畫像，每一位讀者都可以從中發現他正在形成的容貌。沉默者和雄辯者都讚揚他，跟他攀談，他無論到哪裡都受到激勵，好像他本人被暗暗提及似的。因此，真正有進取心的人絕對用不著追求言語上的讚美。在人們說的關於性格問題的每一句話中，甚至在每一個事實與環境中——在嘩嘩的河水和沙沙的谷田裡，他都聽到了讚語，不是讚美他自己，而是讚美他所追求的性格，但聽起來比讚美自己更加甜蜜。從寂靜的大自然，從崇山峻嶺，從日月星辰的光輝中，暗示出了讚美，表達出了敬意，流露出了愛戀。

學者閱讀歷史應當持積極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的態度。他應當把自己的生活視為正文，把書籍看作註解。這樣一來，歷史的繆斯就不得不發出神諭，而對不尊重自己的人從來是不這樣做的。如果有人認為聲名遠揚的人物在古代做過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義深遠，我不指望他會正確地閱讀歷史。

這個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教育每一個人。歷史上每一個時代、每一種社會形態、每一個行為方式，跟每個人的生活休慼相關。每一件事物都傾向於用奇妙的方式縮略自己，並把自己的優點貢獻給每一個人。他必須足不出戶，免受國王、帝國欺凌之苦，卻知道他比世界上的一切地理、一切政府都要偉大；他必須把普通讀史的觀點從羅馬、雅典和倫敦轉移到自己身上，他必須確信他就是法庭，如果英國或埃及有話要對他說，他就要審判這個案件；如果沒有，就讓它們永遠保持沉默。他必須養成並保持那種高尚的見地，事實從此透露出它們秘密的含義，詩歌與編年史也會如此。在我們利用重大的歷史記載的時候，心靈的本能、自然的目的就會暴露無遺。時間把事實崢嶸的稜角化為閃光的以太。沒有一個鐵錨，沒有一個巨纜，沒有一個籬笆會使一個事實永遠是事實。巴比倫、特洛伊、推羅、巴勒斯坦，甚至早期的羅馬，都已經快成為虛構的故事了。伊甸園，日頭停在基甸，後來已成為世界各國的詩歌了。當我們已經把事實製成一個星座掛在天空，當成一個不朽的標誌時，誰還管什麼事實呢?倫敦、巴黎、紐約必須走同一條路。「歷史是什麼?」拿破崙說，「不過是約定俗成的一則寓言罷了。」我們生活的四周點綴著埃及、希臘、高盧、英國、戰爭、殖民化、教會、法庭、商業，就像點綴著許多花朵和雜亂無章的裝飾品，有的嚴肅，有的輕佻。對於這些，我無意再做更多的標榜。我相信永恆。我能夠在自己的心靈裡發現希臘、亞洲、義大利、西班牙、英倫三島—每個時代、所有時代的天才和創造原理。

我們總是在我們私人的經歷中提出引人注目的歷史事實，並且就地加以證實。這樣，一切歷史都變成主觀的了。換句話說，嚴格地講，沒有歷史，只有傳記。每一個心靈必須親自汲取全部教訓——必須重溫全部課題。凡是它沒有看見的，凡是它沒有經歷過的，它就不會知道。為了便於掌握，以前的時代已經把一些東西概括為一個公式或一條法則，可是那條法則被一堵牆阻隔著，每個心靈就沒有機會親自加以檢驗，從中得到裨益。在某種場合，某個時候，心靈將會要求補償這一損失，辦法就是親手幹一幹這項工作。弗格森所發現的許多天文學上的東西都是人們早已熟知的。然而，他本人從發現中獲益匪淺。

歷史必須如此，否則它就不值一提。國家制定的每一條法律都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件事實，如此而已。我們必須在自己身上看到每一件事實必不可缺的理由—看出它能夠怎樣，必須怎樣。就這樣來對待每一件公事和私事，對待柏克的一篇演說，對待拿破崙的一次勝利，對待托馬斯·莫爾爵士、西德尼、馬默杜克·羅賓遜的殉難，對待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對待薩勒姆絞死女巫的事件，對待一種狂熱的宗教復興，對待巴黎或普羅維登斯的動物催眠術。我們假定我們在同樣的影響下應當受到同樣的感染，應當取得同樣的成就；我們的目的是在智力上把握好腳步，然後達到我們的同夥，也就是我們的代表所攀上的高峰或所墮入的深淵。

一切對於古代的探索——對金字塔，對發掘出的城市，對「懸石壇」，對「俄亥俄圓圈」，對墨西哥，對孟菲斯的一切好奇心——都是一種慾望，要結束這種野蠻、荒謬的「彼地」或「彼時」，用「此地」和「此時」取而代之。貝爾佐尼在底比斯的木乃伊坑和金字塔裡又是挖掘，又是測量，到了後來，他竟然發現那種怪異的工程跟他自己沒有什麼區別了。最後，他使自己徹底地相信：這項工程的建造者也是他這樣的一個人，裝備相同，動機相同，就連目的也是他自己應該努力達到的目的。這時候，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思想跟一座座廟宇，一尊尊獅身人面像，一處處地下墓穴緊緊聯絡在一起，並且心滿意足地在它們中間遊歷了一番，對他的心靈來說，它們又復活了，或者成了「此時」。

一座哥特式教堂確認它是我們建造的，又不是我們建造的。當然它是由人建造的，然而我們並沒有在我們的人身上發現它。可是我們卻潛心研究它的建造史。我們把自己擺在建造者的地位與狀況上。我們回憶起森林裡的居民、最初的寺廟，然後堅持最初的造型，後來，伴隨著國家財富的增加而加上了裝飾。木頭一經雕刻就身價百倍，於是對一座教堂堆積如山的石頭也加以雕琢。我們把這一過程考察過後，再加上天主教會，它的十字架，它的音樂，它的儀式佇列，它的聖徒紀念日和偶像崇拜，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說是建造那座大教堂的人了；我們已經看出了它能夠怎樣，必須怎樣。我們有了充分的理由。

人與人之所以千差萬別，就在於他們奉行的聯絡原則大相徑庭。有的人對物品分類，根據的是顏色、大小和外形上的其他一些附帶屬性；有的人分類，根據的則是內在的相似之處，或者是因果關係。智力越進步，就把原因看得越清晰，並不注意表面上的差異。在詩人、哲學家、聖徒的心目中，萬物都是友好的、神聖的，萬事都是有益的，天天都是聖日，人人都是聖人。因為他們的目光緊盯在生活上，所以對境遇就不甚重視。每一種化學物質，每一個植物，每一個動物，都在發展變化之中，它們教會了我們內因的一致性和外表的多樣性。

創造萬物的大自然像雲朵和空氣一樣柔軟、流動，既然我們被她支援著，包圍著，為什麼我們還要做那種頑固的學究，一味把寥寥幾種形式加以誇大呢?為什麼我們該注重時間，注重大小，注重外形呢?靈魂不瞭解這些，而天才由於遵守自身的規律，才知道怎樣玩弄它們，就像一個小孩跟白鬍子老頭兒們戲耍，在教堂裡遊玩一樣。天才對漫不經心的思想都要研究，而且深入到事物的胚胎時期，他們看見光線怎樣從一個天體上發出，在普照大地以前是怎樣射向四面八方的。天才透過形形色色的偽裝注視著單原子元素，因為它促使自然界輪迴轉生。天才透過蒼蠅，透過毛蟲，透過蠐螬，透過卵，發現那永恆不變的個體；透過無數的個體，看到了固定的種；透過許多種，看到了屬；透過所有的屬，看到了固定不變的型別；透過所有的有機生命界，看到了永恆的統一。自然是一朵多變的雲，始終相同，而又永遠不同。她把同一個思想鑄成許多許多的形式，就像一個詩人用一個寓意寫成許多則寓言一樣。由於物質的粗野和堅韌，一個敏銳的精神可以把萬物隨心所欲地扭曲。堅硬的東西在它面前化為柔軟而又明確的形狀，可是就在我看它的時候，它的輪廓和結構又改變了。沒有任何東西像形式那樣轉瞬即逝，然而它決不完全否定自己。在人身上，我們仍然可以覺察到種種跡象，我們認為這是低等族類奴性十足的標誌。在人身上，這些東西反而增強了他的高貴與優雅。就像埃斯庫羅斯作品中的伊娥變成了一頭母牛，簡直不可思議，可是作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她遇見了奧西里斯主神，於是又成了一個絕色麗人，不留一絲變形的痕跡，只有一對新月形的角成了她眉毛上絕妙的裝飾，真是變幻莫測！

歷史的同一性都是內在的，多樣性都是明顯的。表面上是層出不窮的事物，核心裡卻只有簡單明瞭的原因。一個人的行為何其多，但我們從中認出的卻是同一種性格。看一看我們有關希臘天才的資訊來源吧！我們有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和普魯塔克所撰寫的那個民族的文明史，詳盡地描述了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做過什麼樣的事。我們看到同一民族心靈又一次表現在他們的文學裡，也就是史詩、抒情詩、戲劇和哲學裡，這是一套非常完備的形式；我們發現這種心靈又一次反映在他們的建築裡，它本身就是一種有節制的美，侷限於直線和方塊——一種建造組合成的幾何圖形；我們發現它又一次表現在雕刻裡，那是「欲言又止的舌頭」，豐富多彩的形態，自由奔放的動作，而又不觸犯那理想的寧靜，猶如善男信女們在諸神面前表演某種宗教舞蹈，雖然疼痛得痙攣，或者在殊死地拼搏，決不敢在他們舞蹈的造型和禮儀上出現破格行為。這樣，關於一個傑出的民族的天才，我們有一種四重的表現：對於感官來說，還有什麼能比一首品達的頌歌、一尊大理石半人半馬怪獸、帕特農神廟的石柱和福西翁臨終的行為更風馬牛不相及的呢?

每個人觀察過一些面孔與形體，它們雖然沒有相似的特徵，卻給觀察者留下一種相同的印象。某一幅畫或一本詩集，即便它沒有喚起一連串的形象，也會新增一種山野漫步之類的情趣，雖然對我們的感官來說，這種相似之處絕不明顯，但它是玄妙莫測，不可思議的。大自然只是對寥寥幾種法則無休無止地加以組合和重複。她哼著那支古老的名曲，只是調子變化無窮而已。

大自然的全部作品充滿了一種崇高的家族歷史：她喜歡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表現出一種相似，使我們驚訝不已。我看見過森林裡的一位老酋長的頭，它立即使我想起一座光禿禿的山頂，額上的一條條皺紋使人聯想到一層層的岩層。有些人的儀態具有一種本質上的華貴，就像帕特農神廟中楣上簡樸而又使人肅然起敬的雕像和最古老的希臘藝術的遺蹟。各個時代的書籍中都可以發現同樣格調的作品。圭多的壁畫《曙光女神》只不過是一個清晨的遐想，就像畫裡的駿馬只不過是清晨的一朵雲霞一樣。如果有人不怕麻煩，願意觀察他在某種心情中樂意做和不願做的種種活動，他就會看到這條近似鏈有多麼粗厚。

一位畫家告訴我，誰若不多多少少變成一棵樹，誰就畫不了樹。誰僅僅研究小孩的體形輪廓，誰也畫不了小孩，而只有花一段時間去觀察他的動作和遊戲，等畫家進入了他的性格，才能揮灑自如，把他的各種形態畫出來。所以就有羅斯「進入一隻羊的性格深處」之說。我認識一個製圖員，被僱來做一種公共測量工作，他發現只有把岩石的地質結構給他講清楚，他才能畫那些岩石的草圖。各種各樣的工作都起源於某一種思想狀態。相同的是精神，而不是事實。藝術家之所以有把他人的靈魂喚醒去參與某種活動的力量，他靠的是一種更加深沉的領悟，主要的倒不是辛辛苦苦地去練就種種手藝。

有人說：「普通的靈魂靠幹活帶來收益，高尚的靈魂靠他們自身贏得好處。」這是為什麼?因為一個深沉的性格以它的行動和語言，以它的容貌和神態，在我們的心中喚起的力與美等於一陳列館的雕像或繪畫所提供的。

文明史和自然史、藝術史和文學史，都必須從個人歷史的角度來解釋，否則就必然是空話。沒有一樣東西不跟我們發生關係，沒有一樣東西不使我們產生興趣—王國、大學、樹、馬，甚至蹄鐵；人是萬物之源。聖克羅齊教堂、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只不過是對一個神聖的原型所做的蹩腳的仿造。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則是施泰因巴赫人埃爾文靈魂的體現。真正的詩歌就是詩人的心靈；真正的船就是造船人。如果我們可以把人剖開，我們就會在他身上看出他作品最後一些筆路產生的理由，猶如海貝的每一根殼針，每一種色彩，都預先存在於水生動物的分泌器官裡一樣。全部的紋章學和騎士制度都寓於禮儀之中。一個彬彬有禮的人會把你的名字念得珠圓玉潤，就是貴族頭銜也難以產生這樣的效果。

每天的瑣碎經驗總是在向我們證實某個古老的預言，並把我們聽而不聞的語言和視而不見的跡象化為實物。一位女士跟我一塊兒在森林裡騎馬時對我說，她總覺得森林在等待著，彷彿裡面住的神靈暫停了他們的活動，等著行人通過似的。這一種思想已經有詩歌在描繪仙女們的舞蹈時加以歌頌：人的腳步一臨近，舞蹈就中止了。誰若在午夜看見月亮升起衝破雲圍，誰就等於像天使一樣親眼目睹了創造光明、創造世界的情景。我記得在一個夏日的田野裡，我的同伴把一塊寬闊的雲彩指給我看，它跟地平線平行，可能延伸了四分之一英里寬，像極了教堂裡畫的小天使的樣子：中央有一個圓塊，很容易添上眼睛與嘴巴，把它點綴得活靈活現，兩邊又有一雙展開的對稱的翅膀支撐著。什麼東西只要在空中出現一次，就可能經常出現，毫無疑問，它就是那種人們非常熟悉的裝飾品的原型。我在夏日的天空裡看見過一連串的閃電，它立即向我顯示：希臘人所畫的天神手中的雷電，得之於大自然。我看見過石牆兩邊的積雪，它顯然使人想到緊貼在一座塔上的普通建築上用的漩渦飾品。

只要置身於原來的環境中，我們就會把建築上的式樣和裝飾重新一一發明出來，因為我們看到每一個民族是怎樣裝飾自己的原始住所的。陶立克式的神廟儲存著陶立斯人所住的小木房子的遺風。中國的寶塔顯然是韃靼人的帳篷。印度和埃及的神廟仍然流露出他們祖先的墳墩和地下住房的痕跡。「用天然岩石建房造墓的習慣」，黑倫在他的《衣索比亞人研究》中說，「自然而然地決定了努比亞的埃及建築的主要特色，就是造型宏大。在這些自然形成的洞穴裡，眼睛看慣了巨大的形體，因此，一旦藝術前來幫襯自然，它如果不想自輕自賤，就不能搞得小裡小氣。那些廳堂宏大無比，只有巨人才配坐在前面當看守人，或者靠在裡面的柱子上，而一般尺寸的雕像，整齊劃一的門廊和側廳，與那些龐然大物聯絡在一起，會成什麼樣子呢?」

把森林裡枝杈交錯的樹木加以改造，形成一個喜慶或莊嚴的連拱廊，這顯然就是哥特式教堂的起源，因為那些裂開的柱子上的箍帶依然暗示出捆紮它們的綠色堅韌的枝條。凡是在穿過鬆林的路上走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覺得這片樹林具有建築物的外貌，尤其在冬天，別的樹木光禿禿的形象更加突出了撒克遜人這種低矮的拱門。在樹林裡，一個冬天的下午，一個人從那交錯的禿枝之間眺望西天的色彩，就很容易從中看出裝飾哥特式教堂的五彩玻璃的起因。凡是愛好大自然的人，一走進牛津古老高大的建築群和英格蘭的大教堂，沒有一個不感到森林征服了建築師的心靈，他的鑿子、他的鋸子、他的刨子，仍然在再現森林的蕨草，森林的穗狀的花朵，森林的刺槐、榆樹、橡樹、松樹、樅樹和雲杉。

人無饜地要求著和諧，哥特式教堂就是被這種要求所征服了的石頭開了花。一座花崗岩的石山綻開成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朵，不但有植物美所具備的比例勻稱、濃淡有致的特點，而且具備了它的輕盈、優雅的神韻。

同樣，公共的事情應當個性化，個人的事情應當一般化。所以，歷史既要變動，又要真實；傳記既要深沉，又要崇高。波斯人的建築具有纖細的柱身和柱頭，這顯然是仿效蓮花與棕櫚的莖和花的結果；同樣的道理，波斯的宮廷在它輝煌的年代一放棄野蠻部落的游牧生活，就離開他們度春的埃克巴坦拿，旅行到蘇薩消夏，然後，再轉移到巴比倫過冬。

在亞洲和非洲的早期歷史中，游牧和農耕是兩種敵對的事實。亞洲和非洲的地理迫使人們過著一種游牧生活。然而對那種受土地或市場之利的引誘建立了城鎮的人來說，游牧民族就顯得十分可怕了。所以農業就成了一種宗教性指令，因為游牧生活危害國家。在英國和美國這些近代的文明國家裡，這些傾向仍然在國家和個人身上繼續著從前的戰鬥。非洲的游牧民族由於牛虻的襲擊，不能無所顧忌地到處漫遊，因為牛虻把牛群叮咬得發狂，所以迫使該部落在雨季遷徙，將牛群趕到多沙的高原地區。亞洲的游牧民族，月月都在追隨牧草。美國和歐洲的游牧生活則出於貿易與好奇。從阿斯塔波拉斯河的牛虻到波士頓灣的英國狂和義大利狂，肯定是一種進步。有一些聖城必須定期朝覲，嚴法厲俗有意加強民族聯絡，這對古代的漫遊者就是一種約束；而久居一地的累積價值則是對當前巡遊的遏制。這兩種傾向的對抗在個人身上也同樣活躍，有時愛冒險，有時愛休息，就看哪一種傾向恰好居支配地位了。一個體質健壯、精神飽滿的人具有迅速適應環境的能力，他坐在自己的車裡，走南闖北，就像卡爾梅克人一樣容易。在海上，在森林裡，在雪地裡，他照樣睡得暖，吃得香，交往得愉快，就像在自家的壁爐邊一樣。要不，也許他的機敏更深地藏在範圍更廣的觀察能力中，他的眼睛不論看到什麼新鮮事物，這種能力都會使他產生多方面的興趣。畜牧民族貧困、飢餓到走投無路的程度；而這種精神上的游牧生活發展過度，就會把精力消耗到雜七雜八的東西上，導致心靈的崩潰。另一方面，那種足不出戶的機智倒是一種節制或滿足，因為它在自己的土地上發現了生命的一切元素；如果不從外地輸入一些新東西加以刺激，它就有日趨單調和蛻化變質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