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看全球雙迴圈b。一旦政策干預被撤銷，全球雙迴圈b是有可能坍縮的，所以貿易摩擦有可能改變它。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全球雙迴圈b真的坍縮，會有助於恢復被扭曲的要素價格，對中國的國民福利是有好處的。在對全球雙迴圈做出兩種型別的區分後，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貿易摩擦及其影響。基於這一系列分析，我們又可以從新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各種經濟政策。

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是少有的同時擁有四次工業革命的產業的國家。仔細研讀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史會發現，不同梯次的產業依從不同的經濟邏輯和組織邏輯。這幾次工業革命的歷史過程差不多都是，生產技術和組織技術都發生了重大變革，生產技術上的革命找到了恰當的經濟組織形態，從而得以規模化地展開。非常粗略地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依託的是蒸汽機技術和工廠化組織技術，第二次工業革命依託的是重化工業技術和大財閥組織技術，第三次工業革命依託的是電子技術和跨國公司組織技術，第四次工業革命依託的是資訊科技和分散式組織技術。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對中國經濟及其與世界經濟關係的理解，必須分層次、分位階展開。進一步來說，中國經濟所需要的政策也要分層次、分位階制定，不能籠統劃一。

然而，中國很微妙地處在一種政策慣性的風險中。中國較為成功地依憑國家意志推動了重化工業的發展，這種成功經驗會形成一種政策慣性，讓國家本能地以為，要發展第三次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通過沿襲之前的產業政策就可以獲得成功。但這無疑陷入了一個盲區，忽視了不同產業秩序有不同的政策需求。

尤其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資訊科技產業，它對主權國家有著強大的穿透力。要想有效回應這種技術對政治、社會等各方面提出的挑戰，我們很可能需要一種新的去國家化的分散式組織技術。重化工業時代的政策邏輯和組織邏輯，是根本無法匹配資訊科技時代的需求的。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只需要實行與資訊科技產業相匹配的政策就足夠了，這種理解陷入了另一個盲區。中國需要的很可能是有更多層次、更具複合性的政策。但這種政策的形成，要基於對不同梯次產業邏輯的恰切理解。

在這種多層次、複合性的政策中，針對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的政策，更多應該是守成性的。原因在於，這些產業構成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的基礎設施，中國在這些產業領域已經是當仁不讓的世界工廠了；這些產業目前多半已落回到只有平均利潤率的水平，雖然它們能夠帶來正常的經濟回報、提供很多就業崗位，但我們不能期待它們帶來太多額外的東西。因此，守成性的政策更加合適，政府在這些領域應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如果政府在這些領域施行過度進取的政策，大機率會造成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導致國民福利受到損失。而針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的政策則應該是更富創造性的。這種創造性很可能表現為：政府退居幕後，民間力量更多地站到臺前。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需要的分散式組織技術具體會是什麼樣子，現在沒人能夠說清楚。但我們知道的是，政府更擅長集中式組織技術，而分散式組織的演化天然地適合以民間力量為主。而且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可以對跨國的民間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為資訊科技對國界具有穿透性，新的秩序及新的法權原則的演化和生成，需要具有跨國視野的民間力量的參與。

資訊時代，中美兩國各擅勝場

前面我們提到，資訊科技產業會反向規定重化工業和電子技術產業的各種組織和市場邏輯，而在資訊科技產業上，中美兩國是最重要的玩家，但是兩國各擅勝場。

先說資訊科技所需的硬體層面。中國在中低端製造領域擁有優勢地位，美國則在最核心的高階製造領域——主要是晶片方面——擁有優勢地位。晶片本身不是終端產品，使用者無法直接使用晶片，它必須通過中低端製造業被組裝為終端產品後才能真正進入消費市場，中美在這個層面上相互依賴。

但是對資訊科技產業而言，硬體只是其物理載體，更重要的資源是資料。理論上來說，基於人們在各種活動中產生的各種資料，資訊科技會對各種社會活動做精準匹配，大幅提升社會的運轉效率；這一過程也會深刻地改變社會結構，改變社會的基本執行邏輯和需求結構。而在資料層面上，同樣可以看到中美兩國各擅勝場。

赤裸的資料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它需要通過各種演算法被提煉出意義；但演算法本身只是一套抽象規則，它又需要通過足夠多的資料獲得訓練，從而不斷得到最佳化。中美兩國的不同優勢就分別在資料和演算法這兩方面體現出來了。

先說演算法。實際上，演算法的根本是基礎數學，美國在這方面的優勢非常明顯，無論是在基礎數學教育領域，還是相關的人才數量領域。基礎數學的研究能力，依賴於一個國家的學術共同體的長期積累，這不是靠簡單的砸錢就能大幹快上解決的。要想讓人耐得住寂寞，做這種基礎研究層面的長時期積累，又依賴於國家整體的科研評價體系的寬鬆度、國家在科研層面與國際上交往的開放度，以及能夠吸引全球頂級人才的自由環境。這是個系統工程，也就是說，演算法能力的提升，並不僅僅是靠多設幾個專案或多投幾個公司就能解決的。這個問題應了一句古話：「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一系列看上去與演算法無關的制度設計，卻是在資訊科技時代能否佔據演算法優勢的基礎。

再說資料，這方面中國當然有著絕對優勢。據牛津大學一位研究員釋出的研究報告《解密中國人工智慧之夢》顯示：2016年，中國擁有全世界20%的資料，而美國的資料量只佔全世界的5.5%。中國的資料量大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國的人口基數大，畢竟中國人口就約佔全球的20%。其次，我在第二章裡提到過，由於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一系列特定的商業模式只有在中國才能出現，這就在中國形成了更多的技術應用場景，進一步放大了所能形成的資料規模。最後，中國在隱私保護方面的政策比較寬鬆，在各種應用場景中被提取的資料的規模和內容又被進一步放大。

中國公司所運用的演算法雖然未必足夠高超，但是因為有了足夠多的資料，卻可以獲得更多的訓練，這算是「一力降十會」的路數。中國因此在資料層面也有自己的特殊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背後卻隱含著一種劣勢：由於中國的網際網路公司的國際化程度還很有限，所以中國的大公司掌握的資料以本土資料為主，不像美國公司，比如谷歌、亞馬遜、臉書，擁有全球性的資料。這就讓中國的演算法獲得的訓練樣態相對單一；而對資訊科技來說，多樣性本身就是一種紅利。從長遠來看，資料樣態的單一性可能會抵消中國目前因「一力降十會」而獲得的特定型別的優勢；而由於其基礎研究的紮實以及資料來源的多樣性，美國在演算法上的優勢則會被放大。要想克服資料樣態單一帶來的劣勢，中國就必須加大開放力度，促使本國的網際網路公司進行更深入的國際化。

結合上述討論，到了這裡，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在重化工業和電子技術產業上都有某種意義上的壟斷性優勢，但是在資訊科技產業上則並無此優勢，而是與美國各擅勝場，倘若沒有更大的開放力度，中國未來還有可能會區域性喪失已有的「勝場」。資訊科技產業是今天離終端消費者最近的產業，它會反向塑造自己的基礎設施——電子技術產業，反向塑造作用還會進一步傳導到重化工業上。所以，中國既不能也不應因為自己在重化工業和電子技術產業上的優勢而沾沾自喜，甚至威脅著要把自己的生產供應鏈「政治化」。中國的工業經濟當然對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它與世界有著相互依賴、相互制衡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工業的走向是由資訊科技產業引導的，它是在中美這兩座大山的互動所擠壓出的峽谷中，辨識出自己的走向的。

「中美兩座大山」這種比喻會讓人首先聯想到中美兩國的國家政策，但我們觀察資訊科技產業時要看到的不僅僅是國家。各種資料、演算法都是在各種公司裡發展起來的。相關領域的公司才是資訊科技產業的真正主角。它們的各種活動深刻地穿透了國界，它們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法人主體，卻很可能會改造國際秩序的很多基本邏輯。

我們想尋找新秩序的基礎，就需要從公司的角度入手，從公司與資料的關係角度入手，這裡面很可能潛藏著未來秩序的基礎。

本小節下面的討論主要來自施展：《溢位：中國製造未來史》第三章、第四章，中信出版社，2020。

這些假說最初來自施展：《樞紐：3000年的中國》，第七章第一節、第二節。是我在與大觀學術共同體這十多年來的共同研究當中逐漸發展起來並不斷迭代的。

jeffreyding,「decipheringchina'saidream」,2018,futureofhumanityinstitute,universityofoxford.seeuk/wp-content/uploads/deciphering_chinas_ai-drea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