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網際網路的出現，推動著各領域的資訊科技迅速發展。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各種技術，諸如ar（增強現實）、vr（虛擬現實）、ai（人工智慧）、雲端計算、大資料、區塊鏈，都是資訊科技的各種形態，它們深刻地改造了人類社會，並將繼續以深刻的方式改變既有的產業邏輯。回顧一下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在現代工業經濟中，產業秩序是環環相扣的——在此，我姑且用近代史以來的幾次工業革命來指代產業秩序。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在起始之際都能獲得超額利潤，隨著技術不斷擴散，利潤率會下降到平均水平。但是，這個產業會成為下一次工業革命核心產業的基礎設施或者前提。比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電子技術產業，其生產能力就是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重化工業為前提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其生產能力是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電子技術產業為前提的。
基於這種歷史邏輯，我可以對第四章提到的「中低端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具有終局性」的假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世界經貿秩序的「全球雙迴圈」結構假說做進一步的發展，形成「進階版」的假說。但要強調一下，下文討論的產業基本上還是中低端意義上的，高階部分仍然是由西方世界主導的。雖然從質的角度來說，高階製造業佔據了一些無法替代的核心環節，但從量上來說，中低端製造業顯然佔據了製造業當中的絕大部分，從吸納就業的能力來說也是如此。
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
我們按照幾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出現的先後順序來討論。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是紡織工業。人們通常說蒸汽機的使用帶來了工業革命，但蒸汽機只是一種新的動力來源，本身並不構成巨大規模的產業，以蒸汽動力驅動的紡織業才真的形成了大規模的產業，並對傳統社會形成了極為深刻的改造。紡織工業至今仍然是後發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時，通常會選擇的第一步。但紡織工業屬於輕工業，它並不構成其他工業部門進行生產所依賴的基礎設施，所以下面的討論更多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基礎，我們對第一次工業革命不做太多討論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是重化工業，這是現代工業經濟的基礎設施，它提供了現代工業經濟所必需的原材料生產能力和機器生產能力。然而，對後發國家來說，依照市場經濟的邏輯，重化工業並不是一種很好的投資。一種產業在它作為創新產業剛剛出現的時候，會有很好的利潤空間。但是在它出現了幾十年之後，隨著技術的擴散，效益會跌到平均利潤率的水平，這是創新經濟的常態。重化工業是19世紀後期德國、美國率先發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利潤率早就落回平均水平；同時它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規模巨大，回收週期較長。由於這一系列產業特徵，對本就資本匱乏的後發國家來說，發展重化工業就不是其在市場環境中的比較優勢所在。另外，相對於其資本規模，重化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較低。而後發國家通常都處於勞動力過剩的狀態，這樣一來，對它們來說，發展重化工業就進一步不符合市場邏輯，因為重化工業的各種產業特徵與後發國家的比較優勢都是不匹配的。
但國家需要關注的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國家安全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安全環境不是太好，它就有可能選擇不顧市場規律，由國家來主導和推動重化工業的發展。然而，這種推動方式通常會造成國民福利受損，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扭曲、敗壞這個國家的社會。因此，需要用一些制度安排來消化掉這些問題，否則國家就會被捲入糟糕的狀況中，最終要麼崩潰，要麼被迫經歷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日本、韓國作為後發國家，都是靠國家強行扶持財閥將重化工業發展起來的，之後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又經歷了痛苦的重生過程才終於走上正軌。中國則是通過扶持國企將重化工業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對國民福利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即便國家想強行扶持和發展重化工業，如果市場規模不夠，這種努力也仍難成功。因為重化工業需要鉅額投資，因此其產業效率對市場規模非常敏感。把所有這些條件都納入考慮之後，我們可以大致有把握地說，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產業是終局於中國的。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是電子技術產業，其生產過程以重化工業為基礎設施。這樣一種產業依賴性，加上第四章中所談到的供應鏈網路的問題，就使得中國在電子技術產業上同樣具有巨大優勢。但這並不排除其中有些生產環節，尤其是那些對供應鏈依賴度相對較低、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環節，會向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轉移的可能性。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有完整的產業結構，一個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國際貿易與其他國家形成協作關係，藉助其他國家的產業秩序作為支撐，發展本國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很可能就是這種關係——中國製造業向東南亞的轉移，在很大意義上都是一種溢位，而不是轉走。
至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它還在發展中，其核心動力是創新。這一輪創新是由兩條腿支撐的：一條腿是技術創新，它依賴的首先是足夠自由的經濟生態環境和法律生態環境，美國在這方面有明顯的優勢；另一條腿是商業模式創新，它依賴的首先是足夠大的市場規模，中國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一方面，與前幾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相比，資訊科技的應用徹底擺脫了空間的限制，完全跨越國界，進而對傳統的國際法權秩序帶來了深刻挑戰。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一定是法律、制度、企業組織形態和社會組織邏輯等發生演化，以適應技術和經濟的演化；嘗試用政治或法律手段去逆轉技術的演化邏輯是無法成功的，那樣反倒會讓轉型過程充滿更大的不確定性，而政治和法律最終也只能不情不願地跟上轉型的步伐。
另一方面，資訊科技的執行仍然對物理硬體有依賴，需要重化工業和電子技術產業所提供的硬體製造能力。當今已經進入過剩經濟的時代。在短缺經濟的時代，供給方決定著市場的邏輯；而在過剩經濟的時代，需求方決定著市場的邏輯。最終端的需求方是市場上的消費者，哪個產業離這個終端需求方越近，就越能夠規定其他產業的邏輯。毫無疑問，現在是資訊科技產業離終端需求方最近——這也是工業革命史中的一個常態，最新出現的技術所催生的產業，通常都塑造著市場的需求。所以，重化工業和電子技術產業也會隨著資訊科技的演化，開始改變自己的企業組織形式，並且這兩個產業本身也在不斷地朝網際網路轉型。
「全球雙迴圈」結構的進階版
具體觀察中國經濟中這幾次產業革命的發展邏輯，我們會發現，依託國家主導的力量發展起來的重化工業，作為工業經濟的基礎設施，很可能不是效率導向的，而應是特定意義上的公共服務導向的。電子技術產業和資訊科技產業則主要是靠市場的力量，依託民營經濟發展起來的。尤其是資訊科技產業，它的高速迭代反向拉動了電子技術產業的重構，電子技術產業本身也會高速迭代，這就要求這兩個產業領域的企業都必須有足夠高的經營效率和靈活性。而這一點，唯有在市場競爭中拼殺出來的民營企業才能做到。當然，這裡的討論都是框架性分析，不排除有特定的產業不在這個解釋框架裡的情況。比如，電信運營商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國家意志的影響，因為它的核心資源——通訊頻段，並不完全由市場來分配。
綜上所述，中國的「樞紐」地位和世界經貿秩序的「全球雙迴圈」結構（詳見第四章）的進階版就是一種多層級結構。
就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化工產業而言，由於其對國家意志和市場規模很敏感，中國大致能佔據樞紐地位。
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電子技術產業而言，有一些產業環節（而不是整個產業）會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東南亞加在一起佔據樞紐地位。但中國在其中有較強的主導性，這根植於中國供應鏈網路的規模，以及中國在重化工產業上的優勢。
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資訊科技產業而言，雖然它是由美國主導的，但中國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超大市場規模能帶來商業模式創新上的優勢。在近幾年的全球十大網際網路公司中，基本上都是6家美國公司，4家中國公司，這就可以說明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資訊科技產業的硬體製造環節上具備優勢。但中國的優勢都處在從屬性地位：資訊科技產業的最核心技術——無論是硬體還是軟體——還是被掌握在美國公司手裡；資訊科技會推動國際法權秩序發生一系列變遷，進而倒逼國內法權秩序、企業和社會組織形態發生一系列變遷，而美國在法權規則制定方面有很強的優勢。
這種多層級的「全球雙迴圈」結構可以用下圖呈現出來。不過要強調的是，這只是把第四章中所說的「全球雙層迴圈」結構中的下層——實體經濟迴圈——細化為一個複合結構，該複合結構仍然從屬於美國資本秩序所主導的「全球雙層迴圈」。
基於中國（及東南亞）的「樞紐」地位，以及全球經貿秩序的「全球雙迴圈」結構這兩個假說，我們還可以識別出兩種型別的全球雙迴圈。一種與政策無關，純粹是由中國基於市場過程而形成的一系列比較優勢帶來的，我們姑且稱之為「全球雙迴圈a」；另一種是由於政策干預——人為改變特定的要素價格，令中國形成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不對稱競爭優勢——而形成的全球雙迴圈結構，我們姑且稱之為「全球雙迴圈b」。
全球雙迴圈a源於市場過程，在相當程度上，它依賴於中國民間的動能，這是中國真正的比較優勢所在，也是改革全球經濟治理秩序時需要順應的。內外政治層面的各種不確定性，會對全球雙迴圈a有所擾動，導致它出現某些變形，但隨著技術、公司和製造業等邏輯的演化，民間社會的經濟秩序演化路徑和主權國家經濟-貿易政策所構想的路徑就會走上越來越不同的兩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