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幾章對開放的海洋與封閉的陸地、普通法與成文法等各種秩序邏輯的討論，最終都回避不了一個最硬核的問題：戰爭才是確定秩序的終極手段。美國作為當今的世界霸主，這個位子究竟能否坐下去，與其軍事能力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今天我們在網路上經常可以聽到唱衰美國的聲音，其中包括對美國軍事能力的唱衰。無論我們對美國的軍事能力是唱衰還是叫好，都必須先弄明白該怎麼分析這個問題，否則就是盲目樂觀或悲觀。軍事能力中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戰爭的意志，一個是戰爭的能力。我們就分別從這兩個角度來分析一下美國。

清教精神的核心——信仰的無條件性

要理解美國的意志，首先得理解作為美國立國精神的清教精神。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美國在日常時期經常表現得很鬆散，但在非常時期會爆發出驚人的力量。兩種看似矛盾的表現，其奧秘都在清教精神當中。這裡所說的不是已經快被人說濫了的清教倫理的經濟精神，而是清教倫理的政治精神；無論是清教的哪一種精神，其精神根基都是信仰的絕對無條件性。這個根基是生活在非一神教傳統中的中國人難以理解的，但不理解它就沒法真正理解美國。

不過我還是得先岔開話題，簡單說一下清教是怎麼來的。從中世紀一直到16世紀初，整個西歐都是天主教的世界，但是時不時會有被教會判作異端的宗教反抗者。反抗者都被鎮壓了，直到1517年第一個成功的反抗者馬丁·路德，開啟了宗教改革，才有了今天流行於北歐的路德宗。1536年，加爾文把改革更推進了一步，才有了今天統領北美精神秩序的加爾文宗（或曰清教）。

清教有著強烈的猶太創世論倫理品性。在清教看來，儘管天主教也脫胎於猶太教，繼承了創世論觀念，但其中雜糅了太多異教的內容，創世論品性已不純粹，從而背離了上帝；清教則要回歸更純粹的猶太創世論倫理。這種創世論最難為生活在非一神教傳統中的中國人所理解的核心在於，創世是「無中生有」，也就是說，上帝創世並不像女媧用泥巴捏人或者盤古劈開混沌那樣，依託於預先存在的材料，而後者的所謂創造只不過是改變材料的屬性；上帝創世時什麼都不依靠，只依憑自己的意志。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光就出現了，不需要依賴任何材料或條件，完全是從「無」當中創造出「萬有」。女媧或盤古則是改變「有」的形態，在創世論看來，這個不叫創世，而叫手工。

「無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因為一切都依憑上帝的意志，不受制於任何材料或者條件，它當然「全能」；因為一切都來自上帝的創造，它當然「全知」；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獨立於上帝之外，自然也就沒有可以用來評判上帝的道德標準，相反上帝的意志才是一切的判準，是「善」的來源，它當然也是「全善」的。而女媧、盤古就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們創造時需要依靠一些預先存在的材料和條件，他們控制不了這些材料和條件，反倒要受其約束。

作為非信徒，我們未必會接受創世論的這種理念，但是必須搞明白那些接受這種理念的信徒是如何想問題的，才能知道如何去理解他們的行為。

信徒會如何思考問題呢？很簡單，因為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須是無條件的。如果你認為信仰還要有個條件，不滿足那個條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個條件，然而，根本就沒有什麼獨立於上帝之外的所謂「條件」。

信仰的無條件性達到什麼程度呢？一個最極端的例子體現在《聖經·舊約·約伯記》當中。上帝純粹為了跟魔鬼打賭，就放任魔鬼把信仰虔誠、為人善良的約伯蹂躪得死去活來，約伯一度對上帝發怒、抱怨，但被上帝痛斥之後馬上悔改，從此更加虔誠地信奉上帝。在非一神教信徒看來，約伯好人沒好報，無辜被玩弄卻還要被強迫虔誠信奉，這樣的上帝簡直太邪惡了，怎麼可以信仰？

但是在一神教信徒看來，這才證明了信仰的無條件性。一個人信仰上帝並不是因為信仰上帝有好處，而是因為信仰上帝是對的。為什麼信仰上帝是對的呢？因為上帝是一切意義的來源。如果沒有好處你就不信上帝，那隻不過證明你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個好處。如果追求好人一定要有好報，那就是背棄上帝而追逐「好報」

（好處）。如果你說自己並不是追求好處而是追求正義，「好人沒好報」是違背正義的，那就意味著你認為還有獨立於上帝之外的道德標準，連上帝都不能違背這些標準；但一神教信徒認為這種標準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上帝創造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它想做什麼，什麼就是善的。倘若你要上帝符合你內心確信的條件才肯信仰上帝，那也意味著你根本就背棄上帝了，因為你否認它的全知、全能、全善。所以，如果要追求正義，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無條件地信仰上帝。

維特根斯坦的驚人之語

我們還可以通過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猶太人維特根斯坦的一句驚人之語，來進一步瞭解這種精神結構。它也更能讓你體會到，這種精神結構對中國人來說是多麼陌生。

「二戰」後，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好多人都在質疑，在奧斯威辛之後，是否仍然可能信仰上帝。猶太人自稱是上帝的選民，可你們在集中營裡都那麼悲慘了，上帝為什麼還不施以援手呢？明天你們就要進焚屍爐了，今天上帝仍然不管你們，這一刻上帝在哪兒？這樣的上帝還值得信仰嗎？

維特根斯坦說，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像約伯一樣，越發虔誠地信神，明知道馬上就要進焚屍爐了，你對神無比虔誠的信仰卻依舊沒有絲毫動搖，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這種說法對非一神教信徒來說簡直匪夷所思，這也太阿q了吧？但這恰恰反映了猶太教創世論的底層精神結構。

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上帝卻不來救你，於是今天你就不信了，那你信神是為了什麼？答案是，你信神只是為了活命這個最大的好處，如果沒有，你就不信了。那此時你信的究竟是神，還是你從神那兒得到的好處呢？如果你是因為有好處才信神，那就意味著你的內心實際上是被外在物質所決定的；從哲學意義上講，你這個人就跟動物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如果你選擇信神，是因為這是對的，而不是因為這樣做能給你帶來好處，這才意味著你已經在真正意義上證明了，你的心靈不再被任何外部世界的物質條件所決定，而可以按照自己內在的信念自主抉擇，所以你的心靈是真正自由的。

你以這種極致的方式，真正證明了你的精神是自由的，靈魂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信的東西別人接不接受，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你的這種道德抉擇，證明了人的內心、人的靈魂是可能自由的，可以不被物質所決定，從而證明了人之為人的偉大性，體現出人跟動物的根本性區別。

如果你明天要進焚屍爐了，今天你就不信了，那麼希特勒殺你，在絕對意義上，他不是沒道理的。因為希特勒殺猶太人的理由就是，猶太人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們把社會給搞壞了。如果你因為上帝沒來救你就不信了，那你的確是唯利是圖的小人。

但如果希特勒明天就把你殺掉，你今天還能照舊虔誠信神的時候，你的信仰就不是有條件的，而是無條件的。此時希特勒殺的就不再是猶太人了，而是一群真正證明了人性之偉大、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心高尚且靈魂上永遠無法被毀滅的人。在一神教信徒看來，在這個意義上你已經獲得救贖了，因為這樣無條件相信神的強大內心，不是個人靠自己就能夠獲得的，要靠神的恩典才能獲得。神要救贖的就是你的精神，而不是你的肉體。

正因為你的信仰是無條件的，你能夠像約伯那樣堅持下去，你的內心才是不被物質所決定的，是真正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殺猶太人這件事便無條件地成了反人類罪，否則他就是反猶太人罪。通過你的死，你真正證明了人之為人的偉大性、人之為人的高尚性，你的靈魂獲得了昇華，於是猶太人的死就不再是一種生物性的死亡，它開始被聖化為犧牲；犧牲才構成人類可寶貴的東西，它是真正能夠引領人走向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路標。這個故事雖然是關於猶太人、猶太教的，但是堅持信仰的無條件性和內心決不妥協的精神結構，在最原初的基督教中也是一樣的，也是後來的清教徒所追求和信仰的。

說到這裡，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對國人來說，這是一種多麼難以理解的觀念。但這恰恰是美國的立國精神所在，也是要真正理解美國就必須先理解的一種觀念。

清教倫理下的個人主義政治原則

我們在創世論倫理和非創世論倫理之間做個對比就會發現，創世論倫理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所以沒有什麼是上帝克服不了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中介，直接決定每一個人的命運，個人除了上帝的意志不受制於任何東西；非創世論倫理則認為，有一些東西是無論什麼力量都克服不了的，甚至連神都要服從它，這些東西就構成了人們必須服從、無從擺脫的命運。在基督教的幾大教派中，清教對創世論倫理的堅持是最為純粹的，在它看來，天主教已經背離了這種創世論倫理，背離了上帝。

對非創世論倫理來說，既然在個人之上還有一種個人無法擺脫的命運，那麼個人的最高德行就在於對命運的順應、對自我慾望的克服。天主教在千餘年的歷史演化過程中，有些非創世論的要素融入進來，比如它主張「因功稱義」，也就是努力行善就能獲得救贖，這就相當於主張有一種連上帝都必須服從的道德原則——「好人應當有好報」。這些道德原則是基於傳統的，而寄託在民族文化中的傳統，又被轉化為個人應當順服的命運；在近代世界，它們又在政治實踐中被進一步表達為民族主義。出身於特定的民族是個人無法選擇的命運，而他應當認同源自傳統的民族；忠於民族的事業，是一種至高的德行。

清教則在純粹創世論背景下否定命運—傳統對人的束縛，強調上帝與人的約法。十誡當中第一誡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如若承認個人必須接受命運—傳統，無異於承認在上帝之外另有一個神，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清教徒的政治抉擇是拒絕命運—傳統的束縛，在與上帝之約的基礎上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對他們而言，政治的基礎是上帝賦予個體的道德責任，也就是自由意志（前面維特根斯坦的驚人之語以極端的方式說明了自由意志的內涵），擁有自由意志的人應當自主決斷、自我負責，而絕不應順服什麼命運—傳統預先給定的框架。

簡單來說，在非創世論背景下，既定的命運是主宰，個體要順從命運；在純粹的創世論背景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是主宰，它賦予個體以自由意志，個體要去主宰、創造自己的命運。

於是，清教倫理下的政治一定是個人主義的，而非集體主義的。這種個人主義不承認「民族」「國家」之類的東西會決定一個人的價值，個人的價值只能來自上帝對個人的直接賦予，個人是獨立地對上帝負責、對自己負責的。這種個體性的道德責任不指向任何特定的族群或文明，只指向上帝，它會表達為一種可以超越任何疆界、任何人群的普遍價值。

這與民族主義的國家觀和道德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民族主義認為世界是由一個個獨立的、不可被還原的國際法實體（國家）組成的，每個國家都以其自己的命運—傳統或曰民族為認同的基礎，個體要從屬於國家、民族；清教政治倫理則將世界作為一個無差別的整體來看待，個體才是權利的基礎，國家則是個體聚合在一起，用來為每一個個體服務的工具。

逃離舊大陸去往北美新大陸的清教徒，在其登陸之前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便深刻浸透著清教政治倫理的表達。清教徒結成的政治秩序也會形成其傳統，但該傳統不是實體性的民族精神之生長，而是會表達為一種抽象的法律秩序之延續，這是對猶太教—清教約法傳統的繼承。清教精神是美國政治的深層精神結構，其內在的普遍價值對國界的穿透性，是美利堅對所有個體吸引力的奧秘所在。正因如此，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詩句：

「舊世界，留著你過去的壯麗恢宏！」

她沉默的雙唇喊：

「給我，你那疲憊、困頓、

渴求自由呼吸的芸芸眾生，

你那擠滿海岸的可憐賤民！

把他們，把那些無家可歸、顛沛流離者送來，

我在這金色的門邊舉燈相迎！」

才會如此地撼人心魄。也正因如此，美國價值觀會成為美國所定義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基於民族主義的德意志帝國依託於特定的日耳曼文明，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自我侷限，無法精神性地跨越國界，否則「德將不德」，這是其最終無法與盎格魯-撒克遜帝國對抗的精神性原因。

美國的兩面——日常時期的鬆散與非常時期的力量

對美國人來說，其立國精神便是清教精神，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會把本國視作一個清教共同體。

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所揀選救贖的人，世間是充滿邪惡的，所以自己所屬的清教徒共同體（也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在這個世界上便有著特殊的使命，要把對神的服從、對公義的光大作為自己的責任。

然而，負有特殊使命的是清教徒共同體，也就是這個國家，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這個共同體選出來為自己服務的。人皆有原罪，即便是上帝已經揀選的清教徒也無法擺脫慾望的誘惑，所以政府本身也是人們要警惕的物件；但是清教徒共同體要履行面對世界的使命時，政府是必要的工具。

也就是說，對清教徒而言，政府是一種必要的建制，而且它可能是惡的；但它應該是善的，因為清教徒共同體本身肩負的使命是善的。清教徒的這種立國精神，使得美國的國民有著強烈的國家道義感，而這種道義感又可以與對本國政府的高度不信任相結合。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只有在清教政治倫理的基礎上才能夠獲得深刻理解。

因為對本國政府高度不信任，所以美國聯邦政府獲得的授權有限，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束縛住了手腳，不能去做，於是從外觀上來看，美國就很鬆散。不過，人們日常要面對的大部分事情靠地方的自組織機制就能搞定。但美國的地方自治高度發達，一方面，這來源於《五月花號公約》所留下來的清教自治精神以及英國的普通法傳統；另一方面，這又得益於美國優越的地緣環境，它不需要面臨任何陸地上的強敵，不需要強大的陸軍，於是中央政府沒有能力集權以壓制社會。這就讓絕大部分小事都在地方自治層面被搞定，沒有機會發酵上升為不得不「集中力量」應對的「大事」。

有一些似乎是「大事」的事情，比如建設橫跨東西的大鐵路、鋪設密集的高速公路網路、開發石油，實際上在美國也不是靠集中力量完成的，而是靠民間資本完成的，在市場的驅動下，效率非常高。今天，效率之所以看上去不那麼高了，是因為已經沒有那麼多要做的了。而市場一旦真出現要做的，民間資本也會很快把「大事」搞起來，比如頁岩氣的開發。

還有一些事情看上去是「大事」，實際上對不同群體的利益的影響可能非常不一樣——有受益的，也有受損的，不同群體彼此之間的制約就會讓這些「大事」也辦不成。

疫情期間我曾和一位生活在美國的朋友討論到這一點，他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評價：「美國是一個無法被從上到下動員起來的國家，這個國家很難被惹急。但一旦它被惹急了，九頭牛都拉不回來，被動員起來的力量驚人，全民都是自發的，要捍衛自由。」他說到的「很難被惹急」，並不是因為美國人脾氣好，而是因為各種「大事」有的被地方自治消化掉了，有的被市場消化掉了，還有的在各種群體的相互制約中彌散掉了，國民很難整體性地被動員起來。從外部看上去，就是「很難被惹急」。

然而，一旦觸及美國人共識的底線，「大事」就出現了，整個清教共同體就會很快被動員起來，也就是被「被惹急」了，「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了，進入了非常狀態。此時清教共同體對世界的特殊使命感被啟用，全民自發動員起來，其效率根本不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所能比擬的。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我要做」，後者是「要我做」。前者是不惜代價地自發集體行動起來，捍衛自己最珍視的價值，這是一種集體心流的狀態；後者是被組織整合起來，需要精細複雜的監督與控制機制，很多資源會被消耗在這些方面。

在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就小看了美國，認為這是一個大大咧咧、馬馬虎虎、貪生怕死、不能辦大事的國家。尤其是美國面對在歐洲和亞洲這兩個戰場已經打了幾年的戰爭時始終保持中立、態度曖昧，更讓日本看不起。所以日本就決意冒險偷襲珍珠港，滅掉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想一舉成為太平洋霸主。

沒想到，在偷襲之前，美國人還處在「很難被惹急」的狀態，可偷襲事件一下就把美國人惹急了，他們瞬間被自下而上地動員起來，凝聚成一個整體，迸發出可怕的力量，能辦的事之大，遠非日本人所能想象。

1941年年底，珍珠港被偷襲，美國在這一年的坦克產量是4052輛，到1943年，產量近3萬輛。美國參加「二戰」的4年時間裡，共生產了8萬輛坦克、1400萬輛汽車、30萬架各類飛機，建成航母131艘、戰列艦10艘、巡洋艦48艘、驅逐艦355艘、護衛艦498艘、潛艇203艘、登陸艇64500艘；而同時期的日本共生產坦克5000輛，建成航母17艘、戰列艦2艘、巡洋艦6艘、驅逐艦63艘、潛艇126艘。雖然日本在前期佔盡了優勢，但當美國「被惹急」了開動戰爭機器後，日本便以可怕的速度快速失去其優勢。美國在「二戰」中的巔峰時期，每週就能有1艘新航母下水。

在歐洲戰場上，德國虎式坦克每擊毀1輛謝爾曼坦克，就有4輛謝爾曼走下生產線並被裝船運往歐洲戰場。這種生產力是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加起來都比不上的。

今天的美國看似不以製造業見長了，看似不再擁有那種力量，那些輝煌也已成明日黃花，但要知道，那是因為今天仍然是日常狀態，美國人還沒有「被惹急」。美國一旦「被惹急」，進入非常狀態，將近80年前的歷史不是不可能重現。

在和那位朋友討論的時候，我回複道：「美國人被惹急了之後就是全民心流，碾壓性力量席捲而來，《聖經》裡有個說法叫‘萬軍之耶和華’，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這是清教的政治效應。」

寫下這條訊息的時候，我眼前浮現出5年前在日本的一座博物館裡看到的一幅畫。那並非什麼名畫，而是我在一個日本歷史展覽中碰到的一幅關於「二戰」的畫。它畫的是驚濤怒號的大洋中，美軍戰艦劈波斬浪而來。戰艦在憤怒的大海上疾駛，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一種鋪天蓋地的力量感當中。畫面讓我想起了《聖經·舊約》中上帝的雷霆之怒。

毫無疑問，「被惹急」的美國人用兩顆原子彈的雷霆萬鈞之力，讓日本人真正地理解了什麼是美國人的「大事」，理解了美國的力量所在。

核武器對戰爭的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