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小攤還是開商場

要解釋清楚前述問題，還得解釋一下超大規模國家的「國家利益」問題。

我們可以把國家利益理解成在商場裡做生意，商場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商家。中小商家只是在商場裡租了一個鋪面，其利益就在於自己這個鋪面流水的增加。它們可以拼命增加自己的流水，甚至不惜以損害鄰居的利益為代價。比如我是賣腳踏車的，隔壁是修腳踏車的，隔壁為了擴大業務，不惜收購了幾個圖釘攤位，到處撒圖釘。於是修腳踏車的鋪面流水變多了，利益擴大了。儘管賣腳踏車的利益受損了，但這對修腳踏車的來說並沒有太直接的影響，因為還有那麼多騎腳踏車的，修腳踏車仍然會有收益。

中小規模國家相當於商場裡的中小商家，它們只有自己的鋪面，所有利益都來自這個鋪面流水的增加。但是超大規模國家就不一樣了，它們不僅在這個商場裡有一個較大的鋪面，還是這個商場的大股東。作為大股東，最大的利益來源絕不是自己鋪面的流水的增加，而是從所有人那兒收的租。

那麼問題來了，中小商家永遠沒有機會成為大股東，在有兩個商場競爭的情況下，它們憑什麼願意到你那兒交租呢？它們會對兩個商場進行對比再做出選擇。

首先，要對比一下兩個商場的物業管理水平分別是怎樣的，是不是裡面到處都是撒圖釘的。我們可以假設這兩個商場都有能力整治撒圖釘的流氓。那麼第二個標準就是要看一下兩個商場的管理規則，是用來約束包括大股東本身在內的所有商家的，還是隻用來約束中小商家，中小商家的利益都要圍繞大股東轉的。如果是普遍約束所有商家的，那麼中小商家就知道大股東的行為底線在哪裡，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麼；它們當然知道自己作為小商家沒機會吃到肉，但確信自己能喝到湯。但如果一個商場的管理規則都是圍繞大股東的利益轉，那麼中小商家會發現自己不僅吃不到肉，能不能喝到湯也沒把握，弄不好自己還隨時可能變成肉被大股東吃掉。在後一種商場裡，大股東基本上是在以一種擺小攤的心態經營大商場。這種情況下，中小商家會選擇哪一邊就不言自明瞭。

歷史上是否有過兩種商場競爭的狀況呢？其實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當時英美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就是管理規則對所有人有普遍約束力的商場；而德國提出的方案則是圍繞德國利益轉的商場——如果規則對我不利，我可以隨意改規則。當然德國也有它的「道理」：因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當然要讓最偉大的民族成功，這對人類作為一個種群的進化來說是「最理想的」。

但是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爭霸全球的戰爭，是不可能依靠閃擊戰完成的。最終能否在這種戰爭中獲勝，不取決於你有幾個軍事天才，而取決於你的資源動員能力能否支撐你持續不斷地耗下去，能耗到最後的人才會勝利。

對納粹德國而言，它除了自己的資源，誰的資源也動員不起來，而英美能夠動員起除了德國之外所有國家的資源。在這個意義上，這場戰爭究竟誰勝誰敗，從剛開始打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只不過無法確定究竟會打幾年，過程當中會有怎樣的波折。

我們來總結一下為什麼納粹德國的路數註定會失敗。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如果以一種民族主義的方案、擺小攤的姿態和格局來面對世界，那它既無法獲得其他中小國家的信任，也會真正損害自身的利益。直到「二戰」之後，德國才放棄了民族主義方案。我們看到今天的德國對整個歐洲的影響力，遠遠大於歷史上任何時候，同時不再有任何國家害怕它，不少歐洲國家還希望德國能承擔更多的責任。原因就是在「二戰」之後，德國終於實現了自我超越，從擺小攤的心態和格局轉化成了真正的開商場的心態和格局。

看清了這個邏輯，我們也就知道了對中國最有利的國際戰略。中國必須超越民族主義心態和格局，從開商場的戰略格局出發，主動為已經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品。也就是說，中國應當承認：在美國作為大股東所經營的這個大商場中，美國有主導性；但是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已經足夠大，可以和美國坐到桌子前來談一談股權結構改造的事情了。這是完全可以談的，並且這種做法會吸引大量的中小國家來支援。因為美國這個大股東在經營大商場的時候，經常會有不合規矩、說話不算話的情況，這對美國之外所有國家的利益都有損害；如果有人能成為另一個股東，對美國產生一定的制衡，以便讓這個商場真正遵守其最初的承諾，那麼中小國家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當然願意支援。

問題又來了，美國憑什麼會接受這種股權結構改造的談判呢？這又和美國的雙重屬性有關了。

美國的國家性和世界性

就當今的國際政治格局而言，人們必須認可的一大前提是，美國依舊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和普遍秩序的擔綱者。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點也不會發生什麼實質性變化。那些所謂的美國衰落論，只是一知半解的認識而已。

而今天的美國和此前的霸主——大英帝國，都是有雙重屬性的。

一重屬性是國家性。在這方面，它們和別的國家沒有區別，都會有各種各樣自利的追求，和其他國家是利益對抗的關係。還有一重屬性是世界性。它們是世界秩序的主導者，而這個秩序是超越於單個國家之上，為全世界而存在的。英美作為主導者來維護這種世界秩序，也高度符合它們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層面上，它們又和其他國家是利益交融的關係。

用一個商業上的概念來打比方，就是作為霸主的英美首先是做平臺的，當然它們也會做自己的產品，但是它們最大的利益來自做平臺，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為了自己的產品利益而犧牲平臺利益。其他國家都是產品型國家，而英美是平臺型國家。

儘管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平臺型政策是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的，但從內部具體的利益群體的角度來看，有可能產品型政策更符合特定群體的需求。如果這些代表具體利益的群體在特定時期對內政的影響力比較大，就有可能生成不那麼符合平臺邏輯的政策。用國際政治學話語來表述就是，美國的國家性可能會傷害其世界性。

一旦我們承認了美國作為霸主這個前提，並且能夠區分美國的國家性和世界性，從世界秩序的健康運轉來考慮問題，那麼它就轉化為：如何才能有效地抑制住美國國家性的那一面，防止它傷害到其世界性的那一面。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需要一個力量來制衡美國。非常重要的是，這裡的制衡不是挑戰美國世界性的那一面，而僅僅是制衡美國國家性的那一面。而且，這個力量越是制衡美國國家性的那一面，就越能成就美國世界性的那一面。

今天，大概只有中國有這種力量去實現這種制衡了。但中國能否恰當地運用它的這種能力呢？這取決於中國能否理解前面說的兩個前提，也就是美國霸主地位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美國本身的雙重屬性。如果不對美國的雙重屬性進行區分、而只是籠統地反美，那就會連帶著反對了美國世界性的那一面。但世界性這一面並不專屬於美國，而是屬於世界絕大部分國家的公共品，所以反美就會把絕大部分國家都推向中國的對立面。一旦能夠區分美國的雙重屬性，僅僅反對它的國家性，那麼絕大部分國家都會成為中國的盟友。而中國越是反對美國的國家性，就越能成全它的世界性，進而就越能成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長遠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都會成為中國的盟友。也正是因為其雙重屬性，美國才有了接受股權改造談判的可能性。於是問題便轉化為，中國究竟是如何認識這些問題的。如果中國未能超越民族主義的思維格局，便很難對未來的秩序邏輯有恰當的理解，「股權改造」的問題也就較難談到點子上。

忒修斯之船的隱喻

說到這兒你可能會感覺很不過癮，憑什麼就得接受美國作為霸主呢？中國也具有雙重屬性，中國來當霸主，不是更好嗎？

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沒有能力當這個霸主。我們基於前面的討論已經可以看出，全球霸主需要是特定意義上的島國，沒有強大的陸地鄰居，才能集中精力去主導聯通全世界的海洋；同時，全球霸主需要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又需要有普通法的法系作為前提；另外，全球霸主需要是創新能力的全球引領者，這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軟環境；還有，全球霸主需要作為一種普遍主義理想的擔綱者，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支援者。

這裡說的還只是一部分必要條件。具備所有這些條件的，目前只有美國。有些條件是其他國家慢慢努力也能具備的，比如制度軟環境、強大社會的發育，但有些條件是努力了也改變不了的，比如地緣處境、法律系統。只有知道自己不能幹什麼，才更知道自己能幹什麼。

中國雖然無法成為美國那樣的全球霸主，卻有另外一種機會。我先來講一個古希臘的故事——忒修斯之船，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中國的這個機會了。

有一艘自上游向下遊航行的忒修斯之船，在航行的過程中，船上的一塊木板壞了，於是水手就抽出這塊木板換上一塊新的。在繼續向下遊航行的過程中，又有一塊木板壞了，於是水手就再把它抽出來換掉；一再重複後，等船航行到最下游時，所有的木板都被換過一遍了。那麼問題來了，此時它還是忒修斯之船嗎？如果你用換下來的那些木板再造出一艘船，這艘船是不是忒修斯之船呢？這些都說不清楚了。

切換回美國霸主這個問題上，美國主導著世界秩序，但是需要中國來不斷制衡其國家性，以便成就其世界性。說起來很抽象，但這個過程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各種國際組織、各種雙邊和多邊條約的談判中具體展開的。

隨著這個過程的不斷展開，這個世界秩序中就會滲入大量中國的色彩，它不再是美國單方面行為的產物，而是中國和美國不斷互動的產物。儘管它仍然是由美國主導的，但沒有中國的互動，它也絕不會是這個樣子。這樣一來，中國的色彩就會滲入得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到那時，你說這個秩序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呢？這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樣，你會發現已經說不清楚了，實際上也沒必要說清楚了，因為它已經成了屬於全世界的普遍秩序。

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當中，中國所擁有的力量才會真正地轉化為對國際責任的擔當，這會是中國對世界秩序、人類歷史以及自身國家利益的最佳實踐。

也許你注意到了，我剛剛提到了普通法對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性，而英美作為世界霸主，之所以能夠有前述的雙重屬性，也跟普通法邏輯相關。下一章我們再來仔細討論一下普通法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