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討論開放與封閉的時候，著重於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而不是把它簡單還原為某種意識形態，原因在於，我們實際上無法僅僅從意識形態上來判斷一個國家屬於開放秩序還是封閉秩序。這與古典政治和現代政治在正當性來源上的巨大差異有關。政治統治中有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人們會問一句「我憑什麼聽你的」；所謂「正當性」，就是要把這個「憑什麼」說清楚。
在古典政治中，統治的正當性在於統治者「上應天命」。具體什麼是「天」，則是另一個問題，有可能是上帝（安拉），有可能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天」，也有可能是某某大神。無論是什麼，這個「天」都是基於宗教的，它超越於任何人和任何組織之上。古典政治正當性的核心問題在於對「天」的解釋，但無論怎麼解釋，都不能脫離「經」，而「經」是不容修改的。一個政權能否自我證成，其統治到底有沒有正當性，是有一個外在的判斷標準的。
現代政治有一個巨大變化，從原則上說，它是「人民」的自我統治。所謂「自我統治」，就意味著正當性是自我賦予的，也就是說，之所以「我們」應當自我統治，是因為「我們」決定自我統治。現代政治不依賴於什麼外在於「我們」的標準，只依賴於「我們」的意志。其結果就是，無論什麼樣的政體都能自我證成，只要它能給出一個關於「我們」或者說「人民」的建構。所以，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對「我們/人民」的建構，建構方式多種多樣。同樣一個群體，基於不同的敘事邏輯，能夠被建構為各種意涵區別巨大的「我們/人民」。
「我們/人民」決定自我統治，因此「我們/人民」就有正當性，也就是說，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實際上是基於迴圈論證的。所以，在一些古典學家看來，現代政治都是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就是通過自我證成/迴圈論證出其正當性的，它給自己設定一個標準，而自己無論如何都會符合這個標準。所以，這些古典學家認為現代政治都是由意識形態建構的，都內在地包含暴政的可能性，沒有哪種政體天然地能夠避免。
有個有趣的小故事，是關於提出「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的著名學者哥德爾的。他從納粹統治下的奧地利流亡到了美國，當愛因斯坦陪他去移民局申請美國國籍的時候，移民官聽說哥德爾來自納粹統治下的地方，便自豪地說：「幸好我們美國有完美的憲法，保障了我們絕不會落入法西斯政權。」哥德爾馬上反駁：「恰恰相反，我發現了美國憲法的漏洞，證明了它是會導向法西斯政權的。」幸虧愛因斯坦岔開了話頭，才沒讓哥德爾申請國籍的事情遇到麻煩。
哥德爾是邏輯學史上劃時代的人物，我們可以充分信任他對美國憲法所做的邏輯梳理，就是說它確實有導向法西斯政權的潛在可能性。但為什麼這沒有變成現實呢？不僅美國，為什麼大部分現代國家都沒有墮入法西斯政權呢？
答案在於，現代國家雖然沒有了來自「經」的外在標準的制約，但是在憲法之外另有制約機制，制約著憲法中的潛在危險。最重要的制約機制有兩個：一個是強大的社會，一個是人們的常識感和道德本能。
先說強大的社會。美國之所以不會墮入法西斯政權，不是因為它的憲法有多完美——魏瑪德國的憲法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完美的憲法之一，但希特勒的政權正是在魏瑪德國成長起來的。美國不會墮入黑暗的原因在於其強大的社會。這是個大社會小政府的國家，即便政府試圖利用憲法漏洞走向極權，強大的社會也會讓其妄念落空；於是也就不會有人抱這種妄念了，因為沒有成功的機會。
再說人們的常識感和道德本能。現代政治的正當性是基於意識形態建構的，意識形態還會通過國民教育塑造人們對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強化其正當性。通常來說，這種教育都會有不小的效果。但要注意，所謂的「通常」有個基本前提，就是它不會嚴重地挑戰人們的常識感和道德本能。由於社會上總是有多種多樣的觀念和立場，人們經常無法達成共識，難以統一行動；但是一旦哪件事情極為嚴重地挑戰了人們的常識感和道德本能，共識瞬間就會達成，讓人們形成統一的態度。
接下來就看是否有低成本的手段能夠讓人們的態度實現共振，湧現式地迸發。這時網際網路的獨特組織功能就凸顯出來了，儘管它經常會讓人進入資訊繭房，但是當某個公共事件嚴重挑戰人們的常識感和道德本能的時候，網際網路卻似乎能讓人們在一瞬間進入一種集體心流的狀態，從而導向一系列無組織、分散式、態度卻出奇地一致的集體行動。這種集體行動表面上可能像一種大型行為藝術，但實際上它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這種自發的集體行為藝術，我們可以在疫情中看到一些案例。
實際上，現代政治奠基於現代社會，而現代社會就是一種基於市場而演化出來的複雜社會。如果社會沒有足夠的活力，經濟就沒有活力；經濟沒有足夠的活力，就不會有能夠支撐現代政治的財政；沒有財政的支援，現代政治本身也就玩不下去了。因此，現代政治必須依託於有活力的現代社會，才能夠真正存續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在現代政治中識別出兩種「僭主邊界」。一個是硬約束的邊界，也就是政府與社會的辯證關係。如果政府對社會的制約過了某個邊界，那也就玩不下去了；而只要政府守在邊界之內，社會遲早會發育起來。
還有一個是軟約束的邊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常識感和道德本能。網際網路為這種軟約束提供了最為強大的表達工具，讓它能夠在特定時刻以某種集體心流的方式，劃出一個事先看不見卻令幾乎所有人都能直覺體會到的邊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開放秩序也是一種正常的演化邏輯。任何一個政治體，只要給定足夠長的時間，遲早都會演化出開放秩序，並與整體的外部開放秩序融為一體。這是政治體的一個基本生存原則，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陸地霸主為何前赴後繼
既然開放秩序是一種註定的方向，回看歷史，為什麼又會不斷有新的封閉秩序的國家來挑戰開放秩序呢？我們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每一個新的陸地霸主，在此之前都是一個落後國家。那麼它們又是如何成為新的陸地霸主的呢？原因之一恰恰就在於，它們打造了一個封閉秩序。這很重要，因為封閉秩序雖然不利於經營全球經貿網路，卻有利於對特定的人群進行動員；一旦它還能與技術躍遷相結合，這樣的國家就有機會成為新的陸地霸主。而在成為霸主之後，曾經的成功經驗反倒成了它的詛咒，它在巨大的制度慣性之下，難以適時擺脫封閉秩序所帶來的視野侷限，意識不到此時進入開放秩序是更加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的，反倒會和主導開放秩序的海洋霸主發生對抗。
比如，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追求的就是典型的封閉秩序，因為它要刻意強化本民族和其他人群的區別，甚至把自己描繪成好的，把別人描繪成壞的，以便對本民族形成動員，如此打造出來的肯定是個封閉秩序。德國之所以能夠在19世紀後期崛起，就是因為它以民族主義為動員機制，把國家統一起來了；德國統一之後，又率先發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於是它就一舉成了新霸主。但是它的民族主義理念，隨即讓德國與英美髮生強烈的對抗，它接連失敗了兩次。「二戰」後德國放棄了民族主義，放棄了封閉秩序，加入了開放秩序，才讓自己崛起的成果能夠真正被收穫。
雖然陸地霸主對海洋霸主的歷次挑戰都失敗了，但是這個歷史過程也很重要。一方面，陸地霸主對海洋霸主的反抗，會讓海洋霸主本身也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進；另一方面，陸地霸主都是大國，它們在反覆失敗之後，最終加入開放的海洋秩序，由於其體量規模，海洋秩序也不會是老樣子了，而是會不斷發生演化，也不再是由海洋霸主一家獨大地來主導了。只有這樣，開放的海洋秩序才能逐漸發展為屬於全人類的秩序，而不僅僅是海洋霸主自家的天下。
總結一下：海洋秩序/開放秩序與陸地秩序/封閉秩序之間的對抗史，是海洋秩序不斷擴充套件，但陸地秩序不斷反抗，進而使得海洋秩序不斷地朝更加開放包容的方向演化的過程。
這是我們看到的國際體系演化史不變的核心線索。要真正把握這個線索，還需要對海洋秩序的深層邏輯做進一步的分析，基於此我們才更能認清中國今天所處的地位以及可能更合適的戰略方向。下一章就來談談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