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的供應鏈網路若要成立，一開始一定要有足夠數量的、分工足夠精細的企業幾乎同時成長起來，形成一個具有自我運轉能力的供應鏈網路；因為這些企業已經極度專業化，必須相互依賴才能存活，所以它們要麼幾乎同時成長起來，要麼就是誰也成長不起來。這麼多企業幾乎同時成長起來的一個前提就是，有很多規模很大、基礎設施已經非常到位的工業開發區——這也算廣義上的城市化——被建設起來，同時又還沒有相應的工業進駐能力；換句話說，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開發區等待企業進駐。只有存在這樣的地方，供應鏈網路才能生長起來，而且可以想見，供應鏈網路是分散式生長，其速度一定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剛好，中國基於土地財政而有了這樣大片近乎空白的開發區。1994年，中國推動了分稅制改革，財權上交中央，事權仍然留在地方，這使得地方不得不另尋辦法來籌集依靠稅收無法滿足的財政需求。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我們所知道的各種中國特色，地方政府發現土地財政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於是大量的開發區被建了起來，到21世紀初期初見成效。

這個過程帶來了一個很有趣的結果：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走了一個反向的歷史程式。西方國家的歷史程式都是工業化引導城市化，因為相對於鄉村，城市裡的公共服務需求要大得多，農業經濟下的財政不足以支援如此規模的公共服務，所以必須先工業化了，有了必備的財政能力，才有可能城市化。

但中國土地財政的邏輯是城市化先於工業化，先把開發區建設起來再說，是否有足夠的工業進駐能力則不一定——在建時當然是假設能的，但是當無數個城市都在建設開發區時，形成的總容納能力就遠遠超過最初的想象了。有可能一個開發區建成了，計劃容納1000家，但最終招商只能招到100家，空了900家，就相當於這開發區近乎是空白的。倘若工業進駐能力跟不上，當償債週期到來時，各個地方的經濟便可能陷入極為可怕的危機，經濟呈現斷崖式下跌。

這種可能性本來是不小的，但是沒想到，世紀之交的時候，在開發區建設初見成效、土地財政將崩未崩之際，西方的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到來了。這些空白的開發區反倒準備好了必要條件，供應鏈網路因此獲得機會迅速成長。再加上這時中國加入了wto，幾個因素加在一塊，使得中國經濟的製造業部分以一種讓人無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並且拉動了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原本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消弭於無形。

說到這兒，我們就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創新經濟拉動起來的，這種增長無法脫離世界大勢而獲得解釋。這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特殊性在其中的深刻體現。

分析供應鏈網路時有一個重要的變數，那就是規模。規模越大，網路裡的中小企業就越多，分工就越精細，越有效率；同時網路裡各個節點動態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彈性。一旦網路的規模超過某個臨界點，其成本結構就會出現重要變化。在生產環節的綜合成本當中，勞動、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佔比大幅下降，供應鏈網路的運轉效率——我們姑且將之歸於廣義的交易成本——的佔比大幅上升，以至於即便勞動和土地的價格在上漲，綜合成本的控制仍然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供應鏈網路的效率的提升能消化掉這部分價格的上漲。

中國的供應鏈網路在規模上是舉世無雙的，其發展也已經過了那個臨界點，結果就是中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吸納對供應鏈有需求的製造業，全球的中低端製造業都向中國轉移。在未出現實質性的技術變遷的前提下，這種轉移差不多是終局性的，也就是說，進得來出不去；除非某種產品對供應鏈需求很低並且對遠距離物流成本很敏感，那它就更適合靠近市場來生產，才能夠從中國轉移走。

但是這並不排除中低端製造業從中國外溢到鄰近的東南亞國家的可能性，之所以說是外溢而不說是轉移，原因在於東南亞國家在供應鏈網路的規模優勢上同樣是無法與中國競爭的，所以它們可能承接從中國供應鏈中溢位的一部分生產環節，但無法取代中國的製造中心地位。既有的一些研究也支援這一假說，依據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品主要是零部件與半成品，到今天，零部件與半成品在貿易中的佔比變得更大。這種貿易只有在同一個供應鏈網路內部才有意義，網路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終端產品。既然如此，製造業從中國向東南亞的外溢，就意味著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路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那麼中低端製造業向這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以外轉移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了。這個觀點也為我2019年在越南做的深度調研所驗證，在可預見的未來，貿易戰也無法在實質上改變這一點。

「全球雙迴圈」結構與全球失衡

在前述背景下，對西方國家來說，製造業向東亞的轉移過程讓它們越來越去工業化，這會不斷放大它們在創新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同時也直接表現為它們在服務貿易上規模的擴大。而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中低端製造業上，並且中國是通過聯合起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形成一個龐大的共生生產網路而獲得這種優勢的。而其他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則集中在第一產業的原材料這個層面上。

這樣看來，中國的製造業與西方的創新產業之間可以形成一個經貿迴圈，中國的製造業又與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之間形成了另一個經貿迴圈。在這兩個迴圈之間，由於產業結構的落差，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和西方國家的創新產業無法直接形成經貿迴圈，必須以中國的製造業為中介。由此全球經貿就形成了一種「全球雙迴圈」的結構，中國處在連線兩個經貿迴圈的中間節點性位置，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樞紐」。說得更準確些，很可能是中國與若干個東南亞國家一起構成這個「樞紐」。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雙向影響的結果。世界經濟轉型的大勢拉動了中國經濟的成長，中國經濟反過來也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秩序，形成了國際經貿迴圈中的一種「全球雙迴圈」結構。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就會發現，在橫向的「全球雙迴圈」結構之外，還有一個縱向的「全球雙層迴圈」結構。美國擁有世界貨幣——美元，它基於此所主導的全球資本迴圈是「全球雙層迴圈」中的上層，覆蓋在各種型別的實體經濟迴圈之上；「全球雙迴圈」則是在全球資本迴圈之下的、有某種從屬性質的實體經濟迴圈。把握這樣的縱向、橫向多元複合的全球經濟迴圈結構，是我們真正理解世界經濟秩序的前提。

在這種多元複合結構的視野下，我們還會發現，世界經濟真正的發動機仍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一方面是因為「全球雙層迴圈」當中具有主導性的全球資本迴圈是掌握在美國手裡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前面談到的全球創新的發動機也在美國。只有創新，才能帶來經濟上質的增長，否則便只有量的擴張；在給定的技術條件下，資源是有限的，單純依靠量的擴張，遲早會陷入內卷化的困境。基於前面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知道，中國的經濟成長在相當程度上是被西方創新經濟的新模式拉動起來的。雖然發動機在西方，但發動機需要傳動軸才能讓整個車跑起來，而中國就是傳動軸。中國這個傳動軸的出現，會對全球經濟秩序造成深遠的影響，讓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遭遇挑戰，也導致國際經貿秩序以及很多國家的內部秩序出現失衡；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貿易戰等問題，其根源也在這裡。

我們在上一章已經提到過，這些失衡問題會引發很多在現有機制下不易處理的貿易衝突。這些衝突也會讓世界對中國提出一些要求，希望中國做出一系列改革。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理解這些要求，而是做出比較強硬的回應，就會讓中國在國際上陷入困境。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在這個過程中大規模地進入去工業化的程式。歷史上，隨著新工業中心的崛起，老工業中心的傳統產業也會走向衰敗，造成工人失業，從而引發一些社會問題。但是過去的發展節奏不像今天這麼快，新老工業中心的迭代可能是在四五十年內完成的。這就是兩代人的時間，老工業中心有相對充裕的時間來把失業人口消化掉。而中國作為新工業中心的崛起是在十幾年的時間中實現的，只有半代人的時間。美國這樣的老工業中心的傳統產業大規模衰敗了，根本來不及消化掉失業人口，這就會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不光美國是這樣，歐洲國家的很多傳統工業城市也面臨相似的境遇。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也同樣如此，再加上其國家能力本來就比較弱，於是當地的秩序就會陷入更加脆弱的狀態。這些失衡進一步引發了各國政治上的民粹化轉向，最近這幾年西方國家和一些非西方國家都有一系列民粹氣質很強的領導人被選上臺，都是當下經濟背景下的政治反映。中美貿易戰其實也是「全球雙層迴圈」結構對國際經貿秩序衝擊的一個表現，而美國手上有特別多的籌碼，原因就在於它在「全球雙層迴圈」當中的優勢地位。

這一章中我們分析了中國經濟成長與全球秩序之間的關係。這個全球秩序的治理機制雖然已經遭遇嚴峻的挑戰，但是它仍然對未來的演化路徑有著某種規定性效應，我們無法脫離它來憑空想象未來的秩序。下一章我們將討論一下這個全球秩序的生成及演化邏輯。

這一章的內容我在《樞紐：3000年的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和《溢位：中國製造未來史》（中信出版社，2020）兩本書中都有過討論，這裡複述了兩書中的相關內容，並加上了一些近期的相關思考。

感謝王煜全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與我的多次探討，他用大量的案例幫助我驗證並進一步完善了相關思考；尤其是在《拜杜法案》上的討論，對我有重要啟發。

參閱monahaddad,「tradeintegrationineastasia:theroleofchinaandproductionnetworks」,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4160,march2007.

相關討論參見施展：《溢位：中國製造未來史》，中信出版社，2020。

下文所謂的「中國」，實際上是指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只不過中國是其中有主導力的核心國家，為簡便起見，用「中國」來指代東亞製造業集聚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