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與體系
前一段時間網上流傳著一個帖子，裡面提到了一系列通常不在人們視野中，卻在特定領域裡牛氣沖天的中國小鎮。比如，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鄌郚鎮，生產了全球將近三分之一的吉他；江蘇省泰州市黃橋鎮，生產了全國70%、全球30%的小提琴；河南省許昌市是全球最大的假髮製作和出口中心（不過，最近和一個朝鮮經商多年的朋友聊天，他說現在全球最大的假髮中心已經是朝鮮了，聊備一說）；河南省虞城縣稍崗鎮，生產了全國超過85%、全球超過50%的鋼捲尺；江蘇南通佔據全國近50%、全球25%以上的家紡市場；浙江諸暨佔據了全球淡水珍珠市場的73%；江蘇省揚州市杭集鎮生產了全球60%的酒店用品；江蘇丹陽生產了全國75%以上、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鏡鏡片；深圳大芬油畫村生產了全國70%以上、全球40%以上的裝飾用油畫；湖南省邵東縣生產了全球70%的打火機……
這個單子還可以繼續列下去，有太多的東西超出了我們通常的想象。
也許你會質疑，前面列的這些東西都是低技術產品，沒啥了不起的。像鋼捲尺這種產品，確實沒什麼科技含量，你在淘寶上花三四塊錢就能買到5米長的鋼捲尺，我找到的最便宜的甚至不到一塊錢；但往前再多想一步，你會發現，去除各個環節的利潤之後，這個鋼捲尺的生產成本大概只有一塊多。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到的是，雖然鋼捲尺本身確實是低技術產品，但以一塊多的成本生產出5米長的鋼捲尺的能力本身絕不是用一句「低技術」就能打發掉的。它背後有一整套供應鏈體系的支撐，脫離這種供應鏈體系，當然還是能生產出鋼捲尺的，但是沒法把成本控制到那麼低。中國經濟無可匹敵的能力恰恰隱藏在這裡。
中國的經濟奇蹟，遠不是用我們過去通常所說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價格低便能夠解釋的，其背後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演化出的一個龐大的支撐系統。進入21世紀之後，這個龐大的系統不斷高效地自組織、自演化，越發顯現出其力量。把中國經濟比喻為一臺電腦的話，中國龐大的基礎設施網路就相當於電腦的硬體系統，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路就相當於電腦的作業系統，各種具體產品的強大生產能力就相當於我們看到的各種應用軟體在這臺電腦上跑出的分。在跑分的軟體既可能是最簡單的撲克牌小遊戲，也可能是龐大的資料庫軟體，無論是什麼軟體，在強大的硬體系統和作業系統的支援下，都會有出色的成績。
平時我們最關注的是各種應用軟體，在討論問題時，硬體系統和作業系統經常被我們當作背景而忽視；但絕不能忘了，應用軟體之所以能跑出很高的分，絕不僅僅是因為這個軟體本身設計得當，更是因為它有底層的一整個系統來支援。
這一系列牛氣沖天的小鎮的案例，反映出的並不是一個或幾個企業的力量，而是中國製造業作為一個體系或者一個系統的力量；尤其是現在，與很多別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上已經不佔優勢，但這些低技術行業卻仍然有超強的成本控制能力，從而具有強大的競爭力，這一切更能反映出這個體系本身的力量。這個體系當然不可能脫離世界獨自運轉，它必須融入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存活；但我們也不能光看到世界經濟秩序，而忽略了對中國經濟演化出的這個體系的理解。否則，對問題的判斷就會出現差錯。
我們把目光從低技術行業挪開，再來看看高技術行業，就更容易發現中國的體系所具有的獨特力量。我在前面幾章所談到的世界各國的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日益分離，奧秘很可能就埋藏在這裡。
《拜杜法案》與美國創新經濟的轉型
高技術行業首先依賴於創新。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的創新能力仍然是最強大的，它在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資本市場的效率、創新的激勵機制、人才的吸引力等諸多方面都有壓倒性的優勢。但是很有趣的是，進入21世紀之後，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美國的創新能力必須與中國大規模製造的能力結合，才能把創意真正地產業化。這個趨勢簡單化地表達就是：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
這一趨勢的出現，與全球經濟秩序的大轉型緊密相關；而這個轉型的首要拉動力量又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創新經濟的轉型。轉型的關鍵是美國1980年通過，1984年、1986年又進行修訂的《拜杜法案》。該法案在科研成果的商業權利上做了一系列新的設定，從而刺激了美國創新經濟的轉型。下面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法案。
在《拜杜法案》之前，美國施行的是從「二戰」中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沿襲下來的科技政策。聯邦政府注意到了研究型大學在曼哈頓計劃中的卓越表現，於是大規模資助這些大學，讓它們在政府關注的一系列領域做深入研究，比如航空航天、衛星通訊、計算機。當時的專利政策奉行的是「誰出資、誰擁有」原則，聯邦政府資助的專案，成果的所有權當然就歸政府。這導致高校沒有動力去推動新技術轉化為民用科技產品，而政府既沒有多少動力（因為激勵機制不足），也沒有多少能力（因為不懂這些技術）去推動轉化。另一方面，當時的技術轉讓費用非常高昂，因為按照慣例，技術轉讓時買方需要把專利的各種權益都買走，以便對專利有完整控制權。*結果是隻有大公司有能力購買這些技術專利，但大公司的數量是相對有限的。
這些制度安排的背後，都有一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理念在引導，但其結果是，大量科研成果被閒置。截至1980年，聯邦政府持有近2.8萬項專利，但只有不到5%的專利技術獲得了商業轉化。
《拜杜法案》做了一個重大調整，它規定：政府資助研究所產生的技術成果，其權利預設由大學保留，大學應當積極推進成果的商業轉化，並與發明人分享成果轉化的收益。高校獲得了收益權，便有了轉化動力，又因為它懂得技術，也有能力去推動。法案又規定：公司如果把技術買走，但是並沒有對其做市場化開發，也就是說，幾年內都沒有後續動作，那麼高校是可以再收回智慧財產權的。這就意味著，公司無法再獲得對專利的完整控制權。既然如此，公司也就不會再想購買專利的所有權，只要獲得其獨家的商業開發權就夠了，這也成了《拜杜法案》實行之後技術轉讓時的標準操作。所有權和商業開發權的分離，使技術轉讓的費用大幅降低，小企業也買得起了。該法案還規定：如果大學不能讓科技成果服務於市場，政府有權收回成果的所有權，這就進一步刺激了大學去努力推動成果的轉化。
*實際上，技術專利的所有權和商業開發權是可以通過合同做區分的，購買者不一定要購買所有的權益。但是在《拜杜法案》實行之前，大公司的慣例是購買所有的權益，以便對專利有完整控制權，小公司在出價購買時也就沒有競爭力了。
《拜杜法案》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價為「美國國會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通過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它極大地促進了小企業的發展，推動了產業創新。我們從掌握技術專利所有權的高校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原因。大企業對單項技術的重視程度會遠低於小企業，因為大企業會同時研發多個產品線，同時購買多種類似的專利，有時購買一些專利不一定是真的想用，只是為了防止它落入競爭對手之手；於是高校將一項專利賣給大企業後能有多大的收益，不大好說。但是小企業買到單項技術之後，就會把大量資源投放其中，還會歡迎高校的基金來投資並佔有一定的股份，因此高校就會更願意與小企業合作。而小企業的數量是遠遠多於大企業的，技術實現商業轉化的可能性一下子增大了，創新的活力被極大地啟用。
由此也帶來了美國創新經濟的結構性轉型。以往美國的創新都是掌握在大公司手裡的，但是《拜杜法案》刺激了小公司的創新，大公司反倒不再有這方面的優勢了。小公司由於資源所限，不會把攤子鋪得很大，而是會聚焦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將之做到極為出色，一招鮮，吃遍天。今天我們知道的很多特別酷炫的技術都是在小公司裡發展出來的，然後被賣給其他公司用於開發產品。像蘋果這樣的大公司的做法就是購買這些小公司開發的技術授權，再整合出新產品。對那些小公司來說，最優策略不是自己去進行整合，而是吸引更多公司來購買自己的技術，這才是它們真正的比較優勢所在。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大公司能做各種產品上的創新，但是對技術沒有壟斷，沒法阻止其他人模仿自己；而有技術的小公司又希望吸引更多公司來購買自己的技術，這就進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類似於蘋果這樣的大公司的產品創新。
由於大、小公司在創新上的不同運作邏輯，最終的結果就是，就市場佔有率高的很多大公司而言，它們的創新不是技術創新，而是產品創新；這種新產品的設計，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觀念創新。大公司無法杜絕他人對自己的觀念創新的模仿，但又不再有技術壁壘，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壘，也就是要讓自己創新的速度比別人快，才能確保自己的優勢地位。為了確保創新效率，這種大公司就必須將自己的生產流程外包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裡。因為只要它們把生產流程握在自己手裡，一旦有了新的創意，就得調整整條生產線，轉型成本非常高，這會嚴重拖累它們的創新效率，所以大規模外包便成了西方這一輪創新經濟的內在需求。
中國供應鏈成長的奧秘
大規模外包需求的出現，正好跟中國一系列經濟演化的節奏匹配上了：中國在這個時候形成了強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順勢獲得了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過去人們經常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和土地的要素價格低廉，這個解釋的反面就是，一旦要素價格上漲，中國經濟的增速也就該走下坡路了。然而，到了21世紀初期，中國在這些方面的要素價格已經比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高多了，但是增長速度並未下降，甚至僅僅看製造業的話，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更快了。這就意味著僅僅用要素價格並不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成長，必須再尋解釋框架。
在我看來，西方大規模外包的需求與中國的土地財政這兩者的時間耦合才能解釋中國經濟在21世紀如此高速的增長。而在這個解釋框架裡，很多人常說的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事件，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僅僅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
先說大規模外包。外包業務的承包方必須能夠同時滿足效率與彈性這兩個要求。生產流程中倘若沒有效率，就拿不到訂單，要有效率就得專業化；但如果過於專業化又會被鎖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變，下游的小企業就死了，所以整個生產流程中又必須有彈性，能夠迅速調整變化。但是有彈性就難以專業化，效率和彈性這兩個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在同一個企業內部很難同時實現。
中國則同時實現了這兩個要求，方法是通過供應鏈網路把效率與彈性放在不同的位階上。供應鏈網路中的單箇中小企業都極度地專業化，只生產被拆解到作為極為基礎的元素的零件。由於已經被拆解到極為基礎，這些產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別好，可以和許多別的工廠生產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種各樣的配套組合。打個比方，這就相當於每個中小企業只生產一個特定形狀的樂高積木，無數箇中小企業就有了無數種形狀的樂高積木，它們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網路，彼此之間可以以各種方式被組合在一塊，拼搭出各種東西。這樣一來，高度專業化的單箇中小企業保證了效率；通過中小企業不斷動態重組相互間的配套關係，整個網路又有了彈性。這樣的供應鏈網路不是誰能計劃出來的，它就是在市場過程中自發演化出來的；中國加入wto，更順暢地進入世界市場，也進一步加快了供應鏈網路演化的速度。這些中小企業不是國企，而是在市場過程中自發成長起來的民營中小企業。國企更多應該是作為讓供應鏈運轉起來的廣義基礎設施而存在的，提供交通、通訊、原料供給等基礎服務。如果沒有這些廣義基礎設施，那麼供應鏈網路的運轉效率就會大受影響；而廣義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在一種產業政策的引導下出現的。這個部分並不符合我們對於完美的市場經濟的理解，但它讓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真實世界中也並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市場經濟，一如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機制，並不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而大宗商品是其他產業能夠市場化運作的基礎。
所以，我們關注國企的角度應該是，它是否會超越自己作為廣義基礎設施的這個定位，直接或間接地進入應該由市場起主導作用的經濟領域；中小民營企業所組成的供應鏈網路，毫無疑問應該屬於市場起主導作用的領域，也只有在市場機制下，最有效率的供應鏈網路才能夠成長起來。接下來再說說土地財政與供應鏈網路的關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