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秩序中，一個正在發生但經常會為我們所忽視的事實是，過去30年來國際經濟上發生了一個極為深刻的變化，那就是，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日益分離了。
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的日益分離
一些簡單的資料可以反映出這一事實。在20世紀90年代，國際貿易中有70%是製成品貿易。這就意味著，大部分產品都在單個國家內完成生產，各國之間是在不同的產品層面實現國際分工的。而依據2018年的資料，國際貿易中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間品貿易。這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都是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的，各國之間是在生產流程層面實現國際分工的。
打個比方，這就相當於，30年前是你做汽車，我做電腦，他做縫紉機，咱們相互貿易；今天是你完成汽車的一部分生產流程，我完成汽車的另一部分流程，他再完成汽車的一部分流程，協作著生產出汽車。同樣，你完成電腦的一部分生產流程，我完成電腦的另一部分流程，他再完成電腦的一部分流程，協作著生產出電腦……隨著技術和生產邏輯的演化，可以預期，未來中間品貿易的比例很可能還會繼續上升。
一件複雜產品的生產有一整套流程：從它所需的最基礎零部件的生產，到完成終端產品的組裝。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流程所發生的物理空間稱為「經濟空間」，會發現由商人們撐起來的經濟空間與由國家主導的政治空間之間的重疊部分在這30年中大幅減少了，經濟空間在深刻地穿透到政治空間中。這還僅僅是就製造業而言，如果再看看網際網路所引導的資訊產業，它早就是穿透國界的存在了。
這種變化主要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十幾年中，基於美國創新經濟的轉型與中國經濟的迅猛成長而演化出來的。具體的演化過程與機理留待下一章再來展開，這一章我們要先來看看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貿易戰的因與果
這種變化讓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失效了。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是由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若干重要的全球經濟組織支撐的，這些組織都是由主權國家主導的。在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還大致重合的時候——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差不多仍是這樣，治理主體和治理物件大致還是匹配的；但是隨著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日益分離，治理主體和治理物件之間就開始出現各種摩擦。
這些摩擦可能會導致全球化在政治層面上出現某些逆轉，表現之一就是貿易戰。貿易戰是由國家發動的。但由於經濟的實際運轉已經進入另一種與國家空間大不相同的空間邏輯，所以經濟全球化並不會因貿易戰而發生實質性的逆轉。但是毫無疑問，貿易戰會給經濟全球化增加很多額外的成本。
這些變化發生在最近這十幾年中，一線企業界的人對此已經頗有感受，但是在公共輿論中用以解讀這些問題的常見理論範式，可能還是30年前乃至更早的時候留下的。所有這些理論範式都有一個關鍵的隱含前提，就是它們都以國家為思考經濟問題的基本單位，這就是上一章提到過的「封裝式思維」。
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貿易戰，試圖通過提高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的關稅，將製造業從中國擠出去。中國產品向美國的出口確實因此受到了很大影響，不少生產商被迫從中國遷出，但其遷出邏輯和人們最初對此的預判並不一致。
我們前面說到，30年前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這首先是因為那時候產品的絕大部分生產流程是在單個工廠內部完成的，只不過分配在不同的車間裡。所以30年前如果說某種產品遷出，那就是整個工廠搬走了，很可能意味著該產品全生產流程的遷出。
但在今天，各國之間在生產流程層面進行分工，這首先是因為過去一個工廠裡的不同車間，現在已經獨立成不同的工廠了。工廠互為配套關係，組成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路；網路內部工廠間的配套關係會不斷進行動態重組。單個工廠裡有多個車間的話，車間只能分佈在一個很有限的地理空間中，難以跨越國界；但是在車間都獨立成新的工廠之後，新工廠的地理分佈就不一定受國界的侷限了。所以，很可能貿易戰中實際遷出的僅僅是負責最終組裝環節的那個工廠，因為只有這個環節才生產出口到美國的終端產品，其他的生產環節並不向美國出口，不受到關稅的直接影響。
打個比方，在貿易戰之前，組裝環節的工廠可能在東莞，而上游的零部件供應商在武漢，武漢的工廠把產品賣到東莞就行了；在貿易戰之後，東莞的工廠遷到了越南，武漢的工廠就轉而把產品賣到越南。由於武漢工廠不與美國市場發生直接聯絡，所以無須遷出。2019年，我到越南對中國製造業的轉移邏輯做了比較深入的調研，發現了大量類似的案例。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確實會有影響，但影響的邏輯和各方基於「封裝式思維」所形成的預判並不一樣，與其說是中國製造業向外轉移，莫如說是中國製造業向外「溢位」。
不過，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溢位」僅僅是從製造業環節來看問題，因為中國在世界經濟上的影響力主要來自制造業。所以「溢位」首先回答的還是中國的製造業中心位置是否保得住的問題。如果把問題延伸到產業中更多的環節，就會看到更復雜的情況。
那些看不見但更加深遠的影響
舉一個我身邊朋友的例子。2020年3月初，一位做實業的朋友跟我說，因為疫情，他原本要去德國參加的一個行業展會被取消了。那段時間，由於疫情的蔓延，多個行業內最具影響力的展會都被延期或取消了。例如全球照明行業影響力最大的法蘭克福照明展，五金行業全球規模最大的德國科隆五金展覽會，全球美容品牌第一展義大利博洛尼亞美容展。
展會取消對中國企業有不小的影響。中國企業想去參加這種展會，主要目的不是獲得國際亮相機會，而是要在展會上把握行業的前沿技術和產品走向，這對自己未來的生產佈局極為重要。
這些展會反映了中國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上的結構性位置：中國在製造流程上具有巨大的規模性優勢，但是在許多行業並沒有核心技術優勢，欠缺對先進技術路線和產品理念的引領能力。西方國家儘管在中低端製造業上無法與中國競爭，但在高階製造業上有不容動搖的優勢地位；這裡所謂的高階製造業不僅僅是生產晶片或者高精度機床之類的，更包括對未來技術路線及產品理念的研發、規劃和引領，從而規定下游中低端製造業的演化邏輯的能力。
比如前面說的這三個取消了展會的行業（照明、五金、美容），它們都是市場規模達萬億元以上的巨大產業，中國在每個領域的規模優勢都非常明顯。然而，真正有影響力、具有行業引領價值的展會，並不在中國舉辦；不僅如此，中國企業在這樣的國際展會上並沒有多大的聲音。
舉個例子，法蘭克福照明展總共大約有10個展館，但是舉辦方只給了中國企業一個展館（通常固定是10號館），不允許中國企業去別的館參展。這個館代表的就是低端，連展館內部的設計、管理都比其他館明顯要差很多。2018年，為了擺脫低端形象，中國某龍頭照明企業想去別的館參展，無奈只能通過在荷蘭註冊的一家公司去申報展位，才得以和其他國際品牌出現在一個展館。
展館上的如此安排，可能會挑動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神經，覺得中國企業受到了歧視，這種展覽不去也罷。然而真正在行業中做事的人才知道，這種安排只是真實反映了中國企業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因為中國企業拿出來的確實屬於比較低端的產品，其他展館展出的都是高精尖或者有獨特設計感的產品。這些展會通常是本行業技術、設計、流行趨勢的風向標，基本上都是被歐、美、日、韓等細分市場的龍頭企業所引領的。實際上，中國製造業供應鏈每年的計劃，在相當大程度上要看歐、美、日、韓的龍頭企業，因為它們掌握著技術方向和產品調性，有著市場引領能力。
所以，中國企業去參加這種展會，主要是為了學習，為了瞭解市場趨勢和行業前沿技術，以便規劃接下來的產品、生產及相關資源的配套安排。國際展會是中國企業瞭解相關資訊的重要平臺。疫情導致這些重要的展會被取消或推遲，會影響中國企業對接下來國際市場走勢的判斷。在趨勢判斷不明朗的情況下，企業在投資方面就會變得非常謹慎和遲疑。
這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可能不為行業外的人所知，卻比疫情的影響更為長久和深遠。
當然，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優勢。當國際龍頭企業的技術創新和設計創新需要進行規模化量產的時候，中國的製造能力和成本優勢是十分明顯的。總結一下就是，如果脫離西方的技術和理念的引領，中國製造業就很容易與世界市場的發展方向脫軌；但是如果脫離中國製造業的規模效應，西方的技術和理念的落實效率就會大大降低。
可以看到，中國與世界越來越相互依賴，但這種依賴有著結構上的差異。中國更多的是外功，是肌肉，容易帶來數量上的突破；西方更多的是內功，是大腦，更容易引發真正的質變。中國製造業在世界上有著難以被替代的巨大優勢，但這種優勢是不能脫離世界而自行運轉的。中國必須保持開放，更多的開放才能真正地釋放自己的優勢。否則，徒剩肌肉，確實可以自娛自樂一陣子，但最終還是會遇到瓶頸，而這種瓶頸，只有靠新的技術才能突破。
要保證這樣的開放，就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系統性的問題。比如，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導致國際展會取消，效應反噬中國，讓中國企業無法及時把握行業的國際進展，導致行動上的保守、遲疑。公共衛生問題在經濟上的影響，遠不只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停工之類，它有深遠得多的東西。
在這次疫情中，通過各種新聞我們知道，中國的疫情資訊收集系統已經極為先進了，但是公共衛生管理和決策機制要想匹配得上，仍然有不短的路要走。在中國的公共衛生系統中，資訊收集機制與管理機制之間有著不小的矛盾張力。在相當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內部管理機制落後於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兩者之間有著不小的矛盾張力。
這種矛盾張力會反噬中國自身，以各種我們事先想不到或外行看不到的方式影響中國。要克服這種矛盾張力，最重要的途徑同樣還是，中國必須保持開放，更多的開放。
為什麼不應該說「有本事別買我口罩」
我們再回到中國製造業「溢位」的話題，要強調的是，貿易戰並非只有這一種可能的走向。「溢位」的走向要想持續，必須以各國之間的基礎信任沒有遭到破壞為前提，但「封裝式思維」的一種變體，卻有可能侵蝕掉各國間的基礎信任。
自貿易戰開始以來，國內網路上有很多擔憂中國製造業的聲音，這是在「封裝式思維」的影響下形成的過度擔憂，屬於「防禦性封裝式思維」。更值得擔心的是，疫情期間國內網路輿論中出現了一種比較糟糕的「進攻性封裝式思維」，從長遠來看，它會給中國帶來真正的麻煩。
「進攻性封裝式思維」首先表現為，隨著中國的疫情有所緩解，而其他國家陷入困境，網路上出現了對國外疫情幸災樂禍的調子。且不說這種幸災樂禍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即便只從功利的角度來講，這種態度也是非常短視的。它沒有意識到，既然各國是在生產流程的層面上分工，那就意味著不僅國外對中國有需求，中國對國外也有需求。中國經濟因為疫情停擺，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很大的影響；同樣，其他國家的經濟因為疫情停擺，也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的影響。前面所舉的國際行業展會的例子，就能夠很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進一步深入分析這種幸災樂禍的調子，會發現這又與疫情期間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一些價值觀層面的爭論直接相關。這個問題值得多說幾句，因為這些爭論正是「進攻性封裝式思維」更加極端的表現，它們會破壞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互信，進而可能導致貿易戰的另一種走向。
在疫情期間發生價值觀層面的爭論，這並不是特別令人意外。瘟疫在歷史上一直是跟人類共存的，它構成了人類秩序演化的一種動力機制。人類歷史不是線性勻速運動的，而是量子躍遷式的：社會保持長時間的緩慢穩定的發展狀態；然後突然發生某些重大事件，歷史程式因而突然加速，秩序發生深刻的變遷；然後再進入緩慢穩定的發展狀態。重大瘟疫，毫無疑問就是這類重大事件中的一種。瘟疫帶來的重大變遷，可能會引起治理層面上的重大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更重要的是，它會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人們會重新思考價值問題、意義問題，會有新的價值排序出現。比如，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逼迫人們重新思考「人」的價值，進而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大規模展開。
在對價值問題的思考中，最根本的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這種追問中的「我」不是生物性的存在，而是價值性的存在。「我」是由我所珍視的一系列價值構成的，我要通過對這些價值的各種實踐，獲得「自我」意義的充實感。
對這些價值的實踐，就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當中。人們對它經常是日用而不知的，但如果生活方式被觸動、被改變，人們就會知覺到了，因為這會引起一種被嚴重冒犯的感覺。所以，價值觀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它很具體地體現在人們所珍視的生活方式中；一個人珍視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會怎樣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疫情嚴重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既有的各種價值排序都可能遭遇嚴重的挑戰，全世界都是如此。
對很多國家來說，早在疫情之前，人們所珍視的生活方式就已經開始受到挑戰了；貿易戰實際上也與此相關。這次貿易戰背後的價值觀衝突，與冷戰時期大不一樣。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各自有一套價值觀，並堅信它代表人類歷史的未來方向。兩套價值觀尖銳對抗，但是兩大陣營在經濟層面上是近乎相互隔離的，一方無法在經濟層面上影響到另一方，經濟活動沒有直接的政治效應。
今天，世界各國之間在經濟層面上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滲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有可能通過貿易過程的傳導，深刻影響其他國家所熟悉、所珍視的生活方式，從而間接地引發價值觀的衝突。經濟活動於是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效應。這種政治效應會啟用對手國——今天主要是西方世界——在對外政策上的一系列行動，貿易戰只是其中之一。這也是中國僅靠更多地進口美國商品，無法在實質意義上化解貿易戰的原因。
西方世界想要的，是改變一些非市場機制，消除人為形成的不對稱競爭優勢，形成一種真正市場化的競爭機制。如果這些目標都達不到，那麼西方世界就可能會想辦法把中國排除在貿易圈之外，否則，那些不對稱競爭優勢就可能通過貿易過程傳匯出來，進而深刻改變西方世界所珍視的生活方式，這會對其價值觀構成真正深刻的挑戰。
這種深層的價值觀衝突，在貿易戰中還沒有太表現出來，但已經掩映在背後了。到了疫情當中，這種價值觀衝突開始深刻地表現出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互不信任也更深了。隨著相互批評的激進化，國內網路上的民族主義情緒被點燃了，開始出現一些更具進攻性的「封裝式思維」。
比如，3月下旬，西方國家疫情開始暴發之後，緊急從中國購買口罩。此前兩個月中國疫情正凶猛之際，有大量廠家緊急上馬生產口罩，品質良莠不齊，到了這會兒便有一些劣質口罩被賣到了西方國家。這引發了西方輿論界的批評，而中國的網路上則出現了一種針鋒相對的表達：「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口罩質量不好，那你就別買啊！」
這樣的表達給對方的感受是，中國在用其強大的生產能力進行要挾，或者說中國在將其強大的供應鏈生產能力「政治化」。對方在直覺上會感覺自己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這會極大地破壞各國之間的信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