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各國之間基本的信任關係還在的時候，人們都是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可一旦基本信任關係被破壞，人們就會轉而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了。此前的貿易戰中，利益之爭的成分大於價值之爭，也就還未侵蝕到基本信任關係；可一旦沒有了基本信任，西方國家就可能會不惜代價重建與安全相關的產業，這會帶來極為深遠的連鎖反應，貿易戰便可能出現另一種走向。

要強調的是，剛剛說的這些更多的是在分析中國可以改進的地方，這絕不是說其他國家沒問題。但是在這種時候，過多地指責別國意義不大，這就好比做生意時遇到麻煩，好的管理層不會把精力放在指責競爭對手上，而會反思自己是否本應做得更好。這樣才能讓自己在競爭中真正地掌握主動權；至於對手的問題，如果真是問題，市場遲早會給它教訓的。

「從0到1」與「從1到n」的區別

要解釋清楚西方國家可能「不惜代價重建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得先看一下中國與西方各自在製造業上的結構性位置。前面已經大致說過，這裡再稍微展開一下。

就全球製造業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中低端製造業，西方的比較優勢是高階製造業。中低端製造業的競爭力基礎在於成本優勢，而高階製造業的競爭力基礎在於技術優勢。技術優勢是難以被超越的，而成本優勢則只有在不涉及安全問題的前提下，才是不能被超越的；一旦涉及安全問題，成本優勢就不復存在了。

「進攻性封裝式思維」會嚴重惡化中國跟世界的互信關係，刺激西方國家從安全的角度考慮問題，並不惜代價重建與安全相關的產業。那麼，究竟什麼是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呢？這個問題沒有固定的答案。它既與技術有關，因為技術會改變「安全」的意涵；也與基本信任關係相關，這會改變人們對「安全」的感知。

過去，與安全相關的產業主要是軍工類的產業。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再怎麼往外移，這些產業也仍然在他們自己手裡，因為這種產業是不能從成本角度來考慮的。但是今天，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很可能不只是軍工產業了。比如，2020年3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要重建一系列產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產業，以確保美國在這些方面不依賴其他國家。

所以，西方對安全問題的界定是變化的，與他們對中國的信任程度有重要的關聯。互不信任的程度越深，安全問題的範圍就會越寬。這會壓低西方的經濟效率，壓縮中國的市場空間，是個雙輸的局面。但並不是說因為是雙輸，這種可能性就不會出現。熟悉博弈論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兩個理性的人，最終選擇出的結果從整體上看卻是不理性的。

如果西方真的重建生產體系了（儘管目前這還不是個大機率事件，但絕對是個不容忽視的小機率事件），可能會怎樣呢？我們可以簡單地做一下沙盤模擬實驗。

首先，有一點可以確認，就是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定義的邊界即便擴大，最終也不會特別大。一個原因是，無論邊界怎麼擴大，絕大部分產品仍然只是日常消費品，與安全相關的永遠是一小部分，在總的製造業當中的佔比仍然不是特別大。正因為比例不是特別大，西方國家在「不惜代價」重建時，也才付得起這個代價。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佔主體地位的，還是那種與安全無關的日常消費產品。所以，從中短期來看，西方即便重建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對中國製造業也不會形成太大的壓力。而且從中短期來看，很可能中國經濟比西方國家還會更加亮眼。因為西方「不惜代價」重建是一種非市場行為，會帶來很多資源錯配的問題，壓低經濟發展的效率；而中國雖然會失去一部分海外市場，但由於政府不斷拉動、刺激經濟（雖然刺激的效率越來越低，畢竟整體的經濟規模還在繼續擴大），所以憑藉強大的內需，中國經濟還能繼續往前跑。由於外部對中國的隔離態度，國內對外部的對抗態度會強化；並且由於中國經濟的表現更加亮眼，國內還會有一波新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出現，歡呼「偉大的勝利」，甚至把隔離所帶來的痛苦審美化，讓自己深受感動。

但是，這一切僅僅是從中短期來看；從長期來看，中國則面臨著重大隱憂。那些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即便西方重建了起來，中國的相關產業也並不會就此消失，畢竟龐大的國內市場還在，結果很可能會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從中會進一步演化出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

重要的是，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往往都是技術演化的前沿領域，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非常重要的核心技術，比如積體電路、網際網路，都是美蘇冷戰時期從軍工企業中率先發展起來的，後來逐漸擴散到民用領域，這才成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一系列重要的技術發展。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對未來經濟發展的拉動力，就要看它們各自的創新迭代效率了；遺憾的是，中國在這種技術創新迭代的效率上很可能與西方有較大差距。

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技術創新不是「從1到n」的創新，而是「從0到1」的創新。這兩種創新所需要的條件是不一樣的。「從1到n」的創新，需要的首先是龐大的市場，以及大規模的組織技術，中國在這兩方面在世界範圍內有著顯著的優勢；中國在各種技術應用及商業模式方面擁有強大的創新能力，與此直接相關。所以，中國的優勢在於可以迅速把一項技術落地，並且憑藉巨大的市場優勢把產品賣成「白菜價」。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可以做出很多創新。「從0到1」的創新，需要的則是發達的基礎研究、自由的研究環境、能夠吸引高階人才源源不斷到來的制度條件，以及廣泛的國際交流。在這幾方面，西方比中國有更大的優勢；真正原創性的創新能力主要出現在西方，與此直接相關。

「從0到1」的創新具有引領性，「從1到n」的創新則主要是跟隨性的，兩者對經濟的拉動方式和效應是大不一樣的。中國有很多網民說我們可以自力更生、自主研發，就像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那二三十年一樣。然而，只有在那些非引領性、非前沿領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在前沿領域的引領性尖端技術上，靠自力更生是根本不行的。

把各種制度環境放在一邊，我僅從純技術角度舉一個例子。比如，材料科學是現在的前沿技術領域之一。2011年，美國宣佈了一個「材料基因組計劃」，把已知的10000多種材料的資料數字化，通過人工智慧學習，開始模擬各種材料組合的效能。這就極大地提升了新材料的研發效率，科學家已經用這個辦法發現了很多新材料。

於是，材料科學的發展速度便和人工智慧的發展密切相關。人工智慧的發展，除了需要足夠數量的程式設計師、工程師，還需要兩大基礎：資料和演算法。中國在資料規模方面有較大的優勢，美國則在演算法方面有較大優勢；而驅動人工智慧發展的根本還是演算法。演算法的根本，則是基礎性的數學研究，這種數學研究和奧數完全是兩回事，中國還差得很遠。

另外，將基礎數學轉化為演算法還依託於一系列程式語言。現在，國際上有一些開原始碼社群，這是全球性的程式設計師社群，是程式設計師們追蹤軟體技術趨勢最好的視窗。如果中國跟國際上形成技術隔離了，就意味著跟這些全球趨勢也隔離了。中國當然還是可以用這些程式碼來開發，但很可能不再能獲得授權並使用了，由此中國所生產的使用這些系統的產品就只能在國內銷售，沒法銷售到國際上去。這樣一來，產品的市場就被大幅壓縮，但企業還是那麼多，國內的競爭就會變得極為激烈，最終大家只能拼價格。慘烈的價格戰又會大幅壓縮企業利潤，從而蠶食掉企業的後續研發能力，形成一個惡性迴圈。

這個案例以非常粗糙的方式呈現出，「從0到1」的技術迭代背後依託著怎樣複雜的系統。中國只有在開放的環境中才能夠緊緊跟上世界技術前沿的腳步，否則，在技術迭代上大機率會被西方甩開。

於是，雖然從中短期來看，中國的經濟表現會更加亮眼，但這更多是量的膨脹，而較少是「從0到1」的創新所牽引的質的躍遷。到了十幾年或二十年後，西方完成了技術迭代，進入下一代技術，而中國的技術迭代能力跟不上，中西方有了技術代差，中國經濟的大麻煩才會真正到來。

值得提出的是，當今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資訊科技是這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而在資訊經濟時代，最有價值的資產是資料。這就意味著，如果信任嚴重喪失，西方一定會把與資訊經濟及資料相關的產業都定義為與安全相關的產業。中國的優勢在於重化工業（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和電子產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但這兩次工業革命中興起的產業都相當於資訊科技產業的基礎設施，它們的意義和演化邏輯是被資訊科技產業反向定義的。中國在資訊產業上，並沒有什麼難以被替代的優勢，在一些關鍵領域還大大落後於西方。如果中國和西方在資訊科技產業上的技術也脫鉤了，那麼前面說的「十幾年或二十年」這個時間週期可能還會縮短。

德國的啟示

剛剛的這個沙盤模擬過程很令人悲觀。幸好，要走到這一步，現在還是個小機率事件，但它已經是個不可忽視的小機率，並且，如果「進攻性封裝式思維」不被有效超越，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互不信任繼續加深，雙方的情緒繼續毒化，這個機率就會不斷變大，走到那個臨界點不是不可能的。

是否有突破這種可怕前景的可能性呢？當然有。不過，突破的前提是，讓世界相信中國不會把自己的供應鏈能力「政治化」。如何做到這一點呢？看一下德國的歷史，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二戰」之後，德國被打得一塌糊塗，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意識到，戰後的德國必須同時完成兩個艱鉅的任務，但這兩個任務又彼此矛盾。先說第一個任務，德國需要完成重建，否則德國的經濟一路崩潰下去，可能會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後整個德國都被納入蘇聯的勢力圈，這對西方世界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再說第二個任務，德國必須獲得鄰居的信任，否則沒法獲得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進行重建。但是，獲得鄰居信任的前提卻是德國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變得強大，鄰居就會很恐懼；可是德國不重建的話，它就可能被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這樣一來，鄰居就會更加恐懼。德國就此陷入兩難困境。

到底該怎麼辦呢？阿登納想出一個辦法：德國必須放棄「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這種觀念，讓德國變成「歐洲人的德國」。這樣一來，德國的復興就相當於歐洲的復興，德國才有機會同時完成兩個任務。但這種理念空口說沒有用，必須納入某種具體可執行、可驗證的制度框架當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實。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煤和鋼是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兩種原材料，所以，德國就拉上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推動成立了歐洲煤鋼聯營，將煤和鋼的生產納入一個跨國的聯營委員會來統一管理。德國生產多少煤和鋼，對委員會的其他國家來說都是透明的，這些煤和鋼究竟會被怎麼使用也是透明的。同樣，別的國家生產多少煤和鋼，對德國也是透明的。六個成員國各自把一部分經濟主權拿出來，交給一個超國家的委員會來管理，這樣各國就可以彼此信任了，此時德國的復興也就等於歐洲的復興了。阿登納所要追求的那兩個彼此矛盾的任務，由此也可以同時得到完成。

這就相當於，德國通過一種新的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說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這樣之後才能重建並保有自己的生產能力，同時仍然獲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不肯把生產能力去政治化/去武器化，德國反倒沒有機會保有生產能力。

到了今天，德國是歐洲人的德國，而歐洲也已經成為德國人的歐洲。德國對歐洲的影響力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大，但是沒有任何人恐懼它，相反，有很多國家都在主張德國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德國放棄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方案，才真正地兌現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讓自己成長的果實能夠真正地被收穫。今天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邏輯和阿登納時代已經有巨大區別了，但是人性是恆定的，信任機制如何能夠建立起來，也有一些恆定的基本原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國的經驗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全球化到底會走向何方

有了這些沙盤分析和歷史回顧，我們再把眼光轉回到現實，看看在各種因素的牽扯下，全球化到底會走向何方。畢竟，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基礎信任關係已經遭到侵蝕了，但這種情況並非不可逆；要實現逆轉，當然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我們首先還是要把現實搞清楚，才能知道中國應努力的方向，如何才是真正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首先，僅就製造業而言，各國之間在生產流程層面已經是跨國性分工的狀態了，這個大趨勢不會輕易改變。因為這是市場自發演化的結果，是微觀層面一系列公司、商人活動的結果，不是任何國家有意設計出來的。這種演化的驅動力不是價值觀或生活方式，而是簡單的成本機制。這種成本機制也不是哪個國家的政策改變得了的，除非該產品被界定為與安全相關。

因此，疫情過後，全球化可能面臨一種精神分裂。經濟層面上的全球化還會繼續，不過主要是在與安全不相關的產業中；政治層面的全球化則可能遭遇明顯退潮，疫情當中西方國家會擴大定義與安全相關的產業的邊界，這些產業可能會退出經濟全球化。其中蘊含著中國與西方的技術脫鉤的風險，從長遠來看，這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

但是，在退潮的政治全球化當中，孕育著一種新的經濟全球化的雛形，只不過這是先從西方國家的區域化程式開始的，在區域化程式中，追求一種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具體說來就是，我們不能光看見特朗普讓美國從各種多邊組織中「退群」，卻看不見他同時在拉各種新的「群」。比如，在特朗普的大力推動下，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替代了已執行20多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大大提升了自由貿易的標準；特朗普仍在推動與歐洲以及日本進行新的自由貿易談判，基本上是以usmca作為談判模板的。待這些談判陸續達成，就是以若干個原則基本相同的雙邊協定替代了wto的多邊協定；多個雙邊協定事實上可以大致起到多邊協定的作用，但標準明顯更高。對西方國家來說，這種做法一方面可以起到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其經濟侷限在本國市場，以致經濟效率過低。

1996年，有33個國家共同簽訂了《瓦森納協定》，成員國承諾不向非成員國（當然包括中國）出口該協定清單中列出的高階技術和軍民兩用產品。比如，由於《瓦森納協定》，中國就無法購買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荷蘭的阿斯麥爾（asml），於是中國的晶片製造能力比世界先進水平始終差一代以上。協定的成員國中，除了通常所理解的西方國家，還有東歐國家，以及南非、印度、俄羅斯等國。如果由疫情導致的不信任使得與安全相關產業的邊界進一步擴大，那麼《瓦森納協定》的清單會不會變得更長？會不會出現一個新的《瓦森納協定》？從西方的自由貿易標準進一步提高的區域化來看，這種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

從長期來看，西方推動的這個區域化程式遲早會擴充套件為新的全球性程式，也會推動新的政治全球化的展開。只不過我們現在根本說不清楚，它究竟會以怎樣的方式實現擴充套件。我在《溢位》一書中認真分析過的非國家的商人秩序，很有可能就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如果把視野放大、時間段放長，我們又會發現，自2020年以來，人們不停驚呼的「見證歷史」實在不值一提。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驚心動魄的經濟大危機、冷戰的爆發、朝鮮戰爭、非殖民化程式、五月風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石油危機、蘇聯的解體……哪一個都比今天的危機與動盪要深刻幾個數量級。但是全球化並未因此止步，而是仍在不斷向前推進。全球化就是危機推動的結果，每一次危機都帶來了全球化進一步深入的契機。

全球化之所以不會止步，在於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人類已經聯結為一個世界市場。任何國家的政策都必須落實為一套財政方案，任何財政方案都依託於本國經濟，但任何國家的經濟又都受制於超出本國政治控制範圍的世界市場，而人類在世界市場上的相互依賴，今天已經發展到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深的狀態。

所以，經濟全球化會不斷拖著政治全球化往前走，前面說的區域化也遲早會擴充套件為新的全球化程式。如果哪個國家自外於這個程式，就只能在本國市場上活動。市場規模決定了經濟效率，效率低的小市場遲早會被效率高的大市場擊敗並吸收掉，這是最基本的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仔細看過往數百年曆史的話，我們又會發現，雖然全球化是危機驅動型的，但人類在每次危機中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實現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這一次的危機，我們可能會付出多大的代價，伊于胡底，現在還不知道，但我們無疑可以知道，中國會如何選擇，是影響此次危機走向的一個重要變數。

中國應當如何抉擇呢？這又取決於中國如何理解自己在當今國際秩序當中的比較優勢——世界工廠地位。搞清楚中國是如何成為世界工廠的，以及這一地位未來可能會如何演化，是進一步討論中國該如何抉擇的基本前提。

參閱施展：《溢位：中國製造未來史》，中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