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教父3》中有一句經典臺詞：「不要憎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力。」這句話頗值得玩味。「憎恨」是一種情感，是一種強大的行為驅動力；「判斷力」則是理性，它可以幫助人辨別事實。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無法看到事實，無法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判斷。

資訊繭房在當下就會帶來這樣的問題，它會導致人們經常用情緒替代理性，用觀念遮蔽現實，當下社會中的各種撕裂，都與此有著很深的關係。

就本書討論的主題而言，觀念對現實的遮蔽有如下三種形態值得提出來。第一種形態是，在民族主義的籠罩下，政治領域對其他領域的遮蔽；第二種形態是，用（無論來自哪個方向的）意識形態問題遮蔽了專業性問題；第三種形態關乎如何看待中國，它從前兩種形態衍生而來，有著a、b兩種分支形態。a形態是由於極端民族主義的遮蔽，人們拒絕承認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b形態是由於對抽象理論的認同——我們姑且名之為「抽象世界主義」，人們拒絕承認中國的特殊性。

這三種形態以不同的方式遮蔽著我們對現實的觀察與判斷，它們彼此之間又有著各種關聯，值得分別展開講一講。

「封裝式思維」帶來的問題

近年來，西方國家的「辱華」行為似乎越來越多，人們要不停地進行各種抵制表示抗議。為了反法，就要去抵制家樂福，找不到家樂福的時候，抵制一下沃爾瑪也行，誰讓你們都是國際連鎖大超市；為了反瑞典，要抵制沃爾沃，找不到沃爾沃的時候，抵制一下沃爾瑪也行，誰讓你們都「姓」沃爾；為了反日，要抵制日貨，咦？沃爾瑪裡有賣日貨的專櫃，那就順便也抵制一下沃爾瑪也好了，誰讓你不反日；終於輪到要反美了，可以名正言順地抵制沃爾瑪了，沒想到的是，沃爾瑪裡涉嫌「辱華」的錯誤標語，是個不懂行的中國僱員寫的……

這幾年很多抗議「辱華」行為、抵制洋貨的新聞，經常看得我哭笑不得。諸如「雖遠必誅」之類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是真正被「誅」所影響到的，往往都是身邊的國人。比如，有西安市民因為開了日系車，在反日遊行中被人砸穿頭骨；有些外資企業因為被抵制而被迫撤資，於是中國僱員失業。

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狂熱中，人們看不到真實世界中的各國在經濟、文化等各種領域相互滲透的關係。沃爾沃是一家在瑞典起家的公司，但早就被中國企業吉利集團收購了；在中國土地上跑的日系車，絕大部分都是中國工廠生產的；經常莫名其妙被捎帶上的沃爾瑪，採購的貨品中有相當大的比例來自中國，是大量中國企業的重要客戶。

但是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眼中，一切都必須從政治的角度進行評判，應當以政治空間為單位來觀察和思考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等各種問題。這種思維方式會讓我們本能地把各種問題都封裝在一起進行思考，政治空間則是用來封裝這些問題的外殼。我把這種思維方式稱為「封裝式思維」。

然而要知道，民族主義的「封裝式思維」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才出現的，至今才200多年。在此前的歷史上，政治只是貴族間的事情，跟老百姓沒關係；商人們可以橫跨各國做貿易，戰時甚至會與敵對國家做生意，本國統治者也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大問題；教會也可以跨越各種政治邊界去發揮影響力；即便是參與政治活動的貴族，也不會把自己與特定的國家捆綁在一起，直到19世紀後期還是這樣。比如，帶領德國實現統一的大政治家俾斯麥，年輕時曾經擔任普魯士駐俄國大使。在接到讓他回國擔任首相的國王詔令之後，他去向俄國沙皇辭行，並禮貌性地表達了對俄國的不捨，沙皇居然邀請他在俄國政府任職。

儘管俾斯麥並未接受這一邀請，但他並不覺得沙皇發出這種邀請是對自己的愛國心、忠誠心的侮辱，而是覺得這很正常；在今天，我們無法想象哪個國家大使在卸任之際，駐在國會邀請他留在本國政府任職，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侮辱，因為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法國大革命以前，社會是分等級的。同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等級的人彼此間沒什麼認同感，反倒是不同國家的同等級的人，尤其是貴族之間會有認同感。不同等級的人幹不同的事情，而不同的事情本來就發生在不同的空間。各種空間彼此交錯穿透，這是一種日常，自古便如此，沒有人覺得這有什麼不對的。

但是法國大革命要顛覆過去的秩序，從君主主權變成人民主權，而「人民主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確認誰是「人民」。今天有一個快被說濫了的概念——「想象的共同體」。「人民」就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人們需要一個故事把原本有著森嚴的等級差別、彼此沒有認同感的一群人，打造成一個彼此認同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就叫「民族」。「民族」在這裡和「人民」大致是同義詞。「民族」這個故事還要發揮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要把過去不同國家同等級的人彼此之間的認同徹底割斷。由這個故事發展出來的一整套思考方式就是民族主義。

說到這裡，我們就能看出來了，民族主義封裝式思維，對內要從觀念上把國內各種複雜的社會結構給化約掉，形成相對均質化的社會；對外要從觀念上強化本國和外國之間的差異，使得彼此之間不可通約。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態度可能是扭曲的。不過，只要扭曲不超過某個度，封裝式思維帶來的簡化還是有歷史效用的：它能夠大大地簡化複雜的世界，以很低的成本塑造共識，並轉化出政治動員的效果。因此，近代以來民族主義一直是個歷史潮流，但它毫無疑問會遮蔽真實秩序，數千年來人類歷史所演化出來的各種能夠彼此穿透的空間結構被化約掉了，而不存在差異的空間又被硬性打造出差異。

可是一旦超過了某個度，封裝式思維就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容易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這裡是否過度的衡量標準就在於，政治空間和經濟空間是否有大致的重合性。重合性越高，封裝式思維的負面影響就越小。而今天，在這個全球化深度開展的世界，這種重合性毫無疑問已經不存在了。一個日資汽車廠，主要的生產車間都在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以政治空間為單位來片面地看待問題，那麼當國人抵制日貨的時候，被抵制的就不知道是日本企業還是中國企業了。然而，人的觀念的轉變經常是滯後於實踐的，往往是實踐已經往前走了很遠，觀念卻還停留在上一個階段。基於上一個階段的觀念形成的目標設定、政策規劃等，便都會是偏離和扭曲的。這些偏離和扭曲的目標與政策很難在實質上逆轉實踐演化的方向，但無疑會增大摩擦係數，帶來各種問題。

封裝式思維的政治外殼通常是民族主義，另一種思維嘗試以激進的方式突破這個外殼，便走向了抽象世界主義。抽象世界主義拒絕承認人性當中小群體認同的本能，試圖把秩序建立在理想的而非現實的人性之上。極端民族主義和抽象世界主義看似彼此對立，但有一個共性，就是它們都基於抽象的理念而有意無意地遮蔽了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抽象世界主義是一種「開放式的封裝」，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映象物。而在這兩種抽象理念之間，還存在一個廣闊的實踐世界。這個實踐世界雖然是真實的，但很容易被那些抽象的理念遮蔽掉。

現代國家的國民教育就是隨著民族主義的普遍展開而逐漸形成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的發明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那本名著裡就仔細討論過這一過程。因此，教育過程會不斷推動這種或那種「封裝」對觀念的塑造，以至於人們頭腦裡的理念與實踐之間存在隔閡卻不自知。而資訊繭房更是極大地強化了這兩種「封裝」。

民族主義的觀念遮蔽，在今天還有一個很糟糕的效應，那就是它會不斷強化另外兩種形態的觀念遮蔽。

「雞同鴨講」的主義之爭

政治有一個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正當性。行政系統依照規則幹活的時候，都要師出有名。下級幹活的時候，所奉的「名」就來自自己的上級，上級所奉的「名」則來自再上一級，層層向上追溯，到頂點就是最高權力所在。那裡也就是正當性所在，它提供了下面所有人幹活時所奉之「名」。

從原則上來說，這個最高權力具體在誰手裡呢？過去，它在君主的手裡，也就是「君主主權」；在現代，則在「人民」的手裡，也就是「人民主權」。而「人民」，則是由「想象的共同體」的故事所打造出來的。

也許你還要繼續追問：「人民」統治的目標是什麼呢？「人民」要追求些什麼呢？「人民」不再有上級，所以它的目標不再是完成上級的命令了，它所追求的只能是某種理想。這個理想又需要通過另一個故事表達出來，故事的內容可能是追求個體的自由、追求人類的普遍解放，或者追求對傳統的儲存，等等。具體是什麼無所謂，反正得有個具體的故事內容。這個故事就是我們很熟悉的一個東西：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主義」都是意識形態——或者說那個故事——的一種形態而已。

說到這裡大家就明白了，「人民」的另一個名字就是「民族」，民族主義的故事打造了想象的共同體，但是這個共同體究竟要追求什麼價值方向，還是未定的。從原則上來說，這個共同體可以追求自己認同的任何價值方向，只不過還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的故事來把這個方向說明白。

簡單總結一下就是，意識形態的「主義」提供價值方向，但並不直接帶來認同；民族主義提供認同，但無法直接說清價值方向。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的「主義」，是兩個不同領域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我在討論了民族主義對事實的遮蔽之後，還要再討論一下意識形態對事實的遮蔽。

在這次疫情當中，國內網路上的爭論極為激烈，但是很多爭論都只是情緒宣洩，沒有任何知識增量。在這麼多無意義的爭論中，有一些是前面所說的「資訊繭房」導致人們喪失了理性辯論的能力和意願造成的，還有一些則是兩個不同領域的無謂之爭。

在網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爭論中一方的各種表達基本上是基於民族主義的，而另一方的表達則基本上是基於自由主義的。雖然它們都是某種「主義」，但並不是一個領域的事情。我們可以打個比方，如果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是黑白之爭，民族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是上下之爭，那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爭論，差不多就是一方在高呼「白色好」，另一方在高呼「上邊好」。自由主義者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者並沒有表述特定的價值取向，但是在爭論中，一方可能會讓另一方被迫採取一種對立的價值取向；民族主義者也沒有意識到，自由主義者並不一定拒斥對民族的認同，但是在爭論中，對方可能會被迫進入對認同的拒斥。雙方在不同的頻道上各說各話，「雞同鴨講」，不僅無法對話，還越說越覺得對方完全不可理喻，最後理性只能讓位，讓情緒站到前臺，觀點之爭淪為立場之爭，立場之爭又淪為情緒之爭。

在某種意義上，讓情況雪上加霜的是，從「主義」出發的辯論，本身就是一種情感性（情緒性）的而非理性的辯論。因為無論是什麼「主義」，即便不在同一個領域，也都想給人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目標想要吸引人，需要做的根本不是說服人的理性，而是打動人的情感；因為只有情感才能讓人奮不顧身，理性則會讓人認真地計算——計算多了，很可能就不願意奮不顧身了。所以，「主義」當中看似邏輯嚴密的敘事，並不是用來說服你的理性的，而是在你基於情感偏向而選擇了某種價值取向或認同取向之後，讓你產生錯覺，以為自己是基於理性選擇的，從而幫你卸下心理包袱，願意更加奮不顧身地投入。當大家基於各種「主義」辯論時，因為「雞同鴨講」導致辯論錯位，雙方便都會覺得，對方在冒犯自己最為珍視的、基於理性而選擇的信念。這是對自己人格的一種根本冒犯，於是情緒之火被越拱越高，最終雙方就很可能進入一種深刻的撕裂狀態。這正是疫情當中我們看到的一系列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

一旦發展到了這一步，辯論的雙方就都會忘了，疫情問題首先是個專業問題，而不是個觀念問題；於是就出現了意識形態對事實的遮蔽。然而，不管是什麼意識形態、什麼體制，在現代風險社會當中，首先都得處理一些與任何價值立場都沒有關係的純技術性問題。而這些與理性相關的專業技術性問題，又恰好容易被情緒性的爭論所遮蔽。

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

基於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再來分析一下，在理解中國問題時，觀念對現實形成的兩種形態的遮蔽。

先來說說極端民族主義的遮蔽，它拒絕承認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

前面說過，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敘事技巧就是，從觀念上把本國和外國打造成有質的差別的兩種存在，彼此之間不可通約。因此，極端民族主義勢必極力強調本國的特殊性，才能強化動員效力。這種強調就會導致對現實的遮蔽，看不到本國和世界的一致性。

實際上，即便僅僅從觀念上來說，極端民族主義對「一致性」的排斥，也是說不通的。特殊性必須有一個可供對比的參照系才成其為特殊，否則根本就談不上特殊；因此本國越是特殊，就越依賴於外部世界，以之為參照系，於是站在更高一階看，本國和世界就構成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這就是它們的「一致性」所在。就像沒有強盜，就根本不需要有警察，反過來，沒有警察，強盜也不會被定義為強盜，他們是相互依存的。這種觀念上的討論，可能會被人質疑為文字遊戲，那我們就進一步從事實上來說。我們前面討論國內各種抵制洋貨的時候，已經談到真正被抵制的往往是國人自己，因為中國和世界在經濟層面上已經高度地相互滲透，根本就沒有什麼不可通約的差異。從反向的案例中，也就是在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抵制中，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比如，2020年6月的一條新聞：由於中印兩國之間發生了一些衝突，印度民間發起了大規模的抵制中國貨的運動，號召國民使用印度本國生產的產品；印度人還為此設計了一些文化衫、棒球帽之類的，上面寫著「boycottchina」（抵制中國），但是翻開產地標籤一看，這些產品都是「madeinchina」（中國製造）。這件事以頗具反諷意味的方式表明了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

如果你問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對生產這些產品的中國生產商該如何定性？印度抵制中國貨的時候，中國貨該以這種方式進入印度市場，還是主動離開？以這種方式進入的話，算賣國嗎？主動離開的話，國內有些人因此失業怎麼辦？如果他覺得因此失業的人反正跟他自己沒關係，那麼他就能豁出去，主張寧可失業也不能沒了骨氣，不能去掙那個錢；那麼，印度客戶的需求最終會催生出印度本國的供應商，以後別的中國貨也別想再進入印度了。此時他又該怎麼選擇？如此層層追問下去，他很可能也「蒙圈」了。

算了，咱們別難為他了。只要說清楚，不要被極端民族主義的觀念遮蔽了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這個事實，也就夠了。

中國邏輯與世界執行邏輯

再來說說「抽象世界主義」。它因為對抽象理論的認同，而拒絕承認中國的特殊性。

網路上流傳著出自韓寒的一種說法：「世界上的邏輯分兩種，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這是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辛辣諷刺，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還真的存在著兩種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