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年底，面對即將來臨的一年，網上流傳著一個很扎心的說法：「2019年會是過去十年裡最差的一年，但它很可能是未來十年裡最好的一年。」雖然很多人都在故作深沉地轉發這句話，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相信未來真的會那麼糟。人總是喜歡對外表現得很悲觀，但在悲觀的外殼之下，人們都會為自己保留一點希望的火苗。

但2020年剛一開頭，新冠疫情的蔓延就把很多人內心的樂觀一下子擊穿了，埋藏在人類基因裡的恐懼迅速地被喚醒。2020年1月，當每一個人都在為新一年乃至下一個十年制訂計劃之時，世界的計劃卻似乎亂了。饑荒、瘟疫和戰爭——人類過去幾千年面對的最大的三個問題，在這一個月裡以一種誰也沒想到的方式捲土重來了，儘管我們之前分明覺得現代社會已經基本解決了這三個問題。

2020年1月3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遭美軍三枚導彈襲擊，伊朗諜王蘇萊曼尼被定點選殺。一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訊息在網際網路上不脛而走。

同樣在這個1月，起源自葉門的沙漠蝗蟲向西跨過了紅海和亞丁灣，開始肆虐索馬利亞等東非國家，向東已經跨過波斯灣到達巴基斯坦。2月1日巴基斯坦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蝗蟲肆虐喚醒了深植於人類基因中對飢餓的恐懼。

雖然突發事件一個接著一個，但大多數國人還是抱著「吃瓜」的心態來看的。畢竟世界再亂，只要影響不到自己，就都是當成熱鬧看的好素材。但新冠疫情的暴發，打破了所有人的「吃瓜」心態；全國範圍的隔離和防控，打亂了所有人回鄉探親、返城工作、出國留學和外出旅行等計劃。這也是這次疫情和以往的「黑天鵝」事件最大的不同，它不再只是一個大家都在談論的認知上的公共話題，而是一個會真正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甚至會徹底改變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公共事件。

現代社會即風險社會

瘟疫和病毒古已有之，但病毒和對它的恐懼的全球性蔓延，卻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所指出的，現代社會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種風險社會。「風險」並不是一個現代性的發明，任何一個出發去發現新大陸的人，比如哥倫布，當然已經認識到了「風險」。但這些是個人的風險，不像那些隨核裂變和放射性廢料儲藏而出現的問題，會構成對整個人類的威脅。

在古代，瘟疫固然可怕，有時甚至導致一城人「團滅」，但由於過去地理空間較為隔絕，人員流動緩慢，瘟疫不太可能成為全國或者全球性的大危機。但隨著鐵路、公路和航線把全世界編織在一起，任何地域性的公共衛生危機都有可能轉變為全球性的危機。正如約翰·多恩那首著名的詩裡所寫的：「沒有誰是一座孤島，在大海里獨踞；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連線成整個陸地……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

風險社會的特點是風險具有不可預測性。在古代社會，分工相對簡單，社會的結構也相對簡單。這種社會的優點是好理解，因為本來社會就沒有那麼多分工，所以誰該幹什麼以及相互之間要怎麼配合都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人不需要太多知識就能掌握社會的分工體系，進而調動社會資源應對緊急情況。所以，在古代，一個讀聖賢書出來計程車人，往往也能承擔大任、經世濟民。

而現代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分工高度複雜和細化，每個人都憑藉其專業知識，承擔著自己領域內的一個細小分工，但這個領域整體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很少有人能夠把握。上升到全社會層面，問題就更復雜了。現代社會運轉機理之複雜，超出了單個個體的理解能力，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怎麼運轉的，我們只是知道它在運轉。這意味著，很有可能我們都不知道的某件事情，就會導致一個整體的系統性崩潰；在極為複雜的關係網路中，風險傳導的後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2020年，我們經歷了太多由「黑天鵝」引發的令人瞠目結舌的連鎖反應，能做的只剩下不斷地哀嘆「見證歷史」。

儘管風險的出現和傳導過程令人難以捉摸，但應對風險還是要依靠專業化的知識和高效的行動力。在風險社會中，雖然我們沒法確定危機什麼時候到來，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危機一定不會爽約。正如貝克所說：「你可以擁有財富，但必定會受風險的折磨；可以說，風險是文明所強加的。」解鈴還須繫鈴人，現代社會帶來的風險也要用現代社會的工具來解決。應對突發風險的正確姿勢，是讓專業知識以最快的速度轉化為全社會的行動，換句話說，就是要讓懂的人有權去做對的事。

美國著名學者福山在疫情期間發表了一篇題為《疫情與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應對疫情的關鍵能力在於三點：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力（statecapacity,socialtrust,andleadership），也就是能勝任的國家機構、受公民信任和傾聽的政府，以及具有領導力的政治領導人。

這三點是相互關聯的。要成功應對類似疫情這樣的危機，需要公民和政府之間有著基礎共識和相互信任，而共識和信任來自兩點：一、對危機的應對能力，這需要技術官僚的專業能力來保障；二、危機時期的領導力，這需要政治領導人展現出強大的意志力以及對專業能力的充分尊重。

然而，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們能很直觀地感受到，如此重要的社會基礎共識，卻正在遭遇嚴重侵蝕。不僅僅是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共識，民眾內部的共識也在嚴重撕裂。按說今天這樣一種繁榮的世界，在社會共識上不應遭遇如此的撕裂，但為何現實卻是如此？

我們要理解今天的秩序，必須首先理解這個問題。

共識——風險社會的基石

全社會擁有基礎共識，這是現代風險社會能夠有效應對風險的前提。原因在於，政策的落實並不能僅僅依靠一套紙面上的抽象條文，更要依靠這個社會的民情。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高度強調了民情對政治的實際運轉的重要性。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當中也說：「政體的性質是構成政體的東西；而政體的原則是使政體行動的東西。一個是政體本身的構造；一個是使政體運動的人類的感情。」脫離一個社會的民情，對政治秩序的討論則會落空。而要觀察一個社會的民情，首先就要觀察這個社會的基礎共識。

一般情況下，國家機器擔保法律的效力，人們依靠對法律的共識形成正常的合作關係，從而維持社會秩序運轉。一個社會一旦沒有了基礎共識，對法律的正當性的共識就會破裂，一般的合作規則也就失效了，最終只能依賴暴力來維繫秩序。所以說，基礎共識是日常的法律秩序能夠正常運轉的前提。遺憾的是，在當下世界上的很多國家，社會的基礎共識都遭到嚴重侵蝕，於是，法律（規則）的可信度開始遭遇挑戰，共識的潰散引發了各種危機。

一個有共識的社會，同樣會有爭論、衝突；爭論、衝突實際上是社會向前演化所必需的一種動力機制。但在有共識的情況下，人們的爭論首先是基於邏輯的，是尊重知識的，這樣的爭論為的是把事情辯明；爭論過程所導向的是秩序的迭代演化、風險社會的自我升級。如果沒有共識作為基礎，人們的爭論就只是基於立場，有些人甚至僅僅是為了宣洩情緒，這樣的爭論過程不會尊重最基本的知識和邏輯，目的只是讓己方獲勝；爭論過程所導向的是秩序的自我敗壞、社會的風險疊加，陷入一個惡性迴圈。

要邏輯還是要立場

過去的爭論基於邏輯，現在的爭論基於立場，這樣一種變化在當今世界的很多國家都出現了。比如在美國黑人運動中，就有著很鮮明的體現。

20世紀60年代後期，馬丁·路德·金髮表了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以如下文字開頭：

100年前，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簽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們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會。這一莊嚴宣言猶如燈塔的光芒，給千百萬在那摧殘生命的不義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帶來了希望。它之到來猶如歡樂的黎明，結束了束縛黑人的漫漫長夜。

然而100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正視黑人還沒有得到自由這一悲慘的事實。100年後的今天，在種族隔離的鐐銬和種族歧視的枷鎖下，黑人的生活備受壓榨；100年後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質充裕的海洋中一個窮困的孤島上；100年後的今天，黑人仍然蜷縮在美國社會的角落裡，並且意識到自己是故土家園中的流亡者。今天我們在這裡集會，就是要把這種駭人聽聞的情況公之於眾。

就某種意義而言，今天我們是為了要求兌現諾言而彙集到我們國家的首都來的。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草擬《憲法》和《獨立宣言》的氣壯山河的詞句時，曾向每一個美國人許下了諾言，他們承諾給予所有的人以不可剝奪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就有色公民而論，美國顯然沒有實踐她的諾言。美國沒有履行這項神聖的義務，只是給黑人開了一張空頭支票，支票上蓋上「資金不足」的戳子後便退了回來。但是我們不相信正義的銀行已經破產，我們不相信，在這個國家巨大的機會之庫裡已沒有足夠的儲備。因此今天我們要求將支票兌現——這張支票將給予我們寶貴的自由和正義的保障。

這次演講激情四射，令人熱血僨張。激發人們的情緒，本是政治動員中的一種必要手段。但金的演講中絕不僅僅有情緒，他激發情緒的目的，是要以有衝擊力的方式警醒人們直面一個事實：黑人的不利狀況，與美國《獨立宣言》當中對普遍人權的承諾截然相反，是《獨立宣言》和美國憲制的一種自我否定。對普遍人權的理念，白人也是認可的，那麼黑人和白人就有了基礎共識，可以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進行理性討論。這樣的過程就是美國憲制的自我完善過程，帶來的是共同體意識和社會共識的自我更新。

半個多世紀後，情形大不一樣了。2020年夏天，美國爆發了抗議白人警察對黑人弗洛伊德暴力執法的運動，運動的口號是「黑命攸關」（blacklivesmatter），運動迅速升級，引發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谷歌公司決定放棄其瀏覽器中blacklist（黑名單）的說法，改用blocklist（遮蔽名單）；程式碼術語中常用的master-slave（主-從）的表述，也不能再用了，以避免對黑人的歧視性表達。再比如，風靡全球的美劇《老友記》的製片人流淚道歉，反思當初在劇中對種族多樣性的反映不夠，主角當中居然沒有一個黑人；經典影片《亂世佳人》因為有涉嫌對南方奴隸制過分讚美的場景而被下架。全美各地都自發地興起了「歷史清算運動」，各種與奴隸制有關的人物的塑像被推倒，就連曾經蓄奴的美國國父們也無法倖免。有些對運動不滿的人打出口號「所有命都攸關」（alllivesmatter），按說這是一種正常的表達，並且更為符合美國《憲法》對普遍人權的承諾，但是在很多地方都被貼上了種族主義的標籤，被認為代表了白人的傲慢。

在這樣一個衝突、抗議的過程中，很難聽到多少理性辯論的聲音，人們更多的是基於非理性的情緒和立場，做出各種出於政治正確的站隊。這種過程沒有什麼建設性，帶來的不是社會共識的更新，而是社會進一步的撕裂。這與馬丁·路德·金所奮力推動的黑人民權運動形成了鮮明對比。

類似的狀況其實在中國也有發生。疫情當中有人做了一些個人記錄，引起極大關注，但沒過多久這些記錄就引發了激烈的社會爭論。遺憾的是，在爭論中我們看到的大多不是理性的辯論，而僅僅是情緒宣洩。立場不同的陣營之間相互謾罵、指責，少有人真正去理解對峙方的邏輯和理論，更少有人為了達成新的共識而努力。社會的基礎共識肉眼可見地破裂了，社會陷入深刻的撕裂當中。

這裡所謂的基於邏輯進行爭論的「過去」和基於立場進行爭論的「現在」，時間的分界線大致要劃在哪裡呢？很難有確切的說法，但是依據我們的直觀感受，這個變化很可能就是最近十年發生的。十年前，我們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種討論，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那個時候仍然有著某種雖未明言，但人們預設要去追求的共識。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深刻的變化呢？

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我對此的猜測是，輿論場中共識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共空間的喪失。

先說一下公共空間。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還有一個公共空間，市民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討論，哈貝馬斯稱之為「公共領域」（publicsphere）。這個領域向所有人開放，人們在其中進行公開交往、公共討論，從而形成某種接近於公共輿論的東西。公共領域早期的典型體現是，18世紀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俱樂部、咖啡館、沙龍、雜誌等；到了20世紀，報紙、廣播和電視等逐漸成為公共領域的新媒介。公共領域的存在是社會能夠達成基本共識的前提。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習慣於與不同的觀點共存、辯論，在辯論中突破自身觀點的偏狹，完成共同體意識的自我更新。

公共領域要想起到應有的作用，人們就必須在物理意義上共享時間結構和空間結構。如果連這種基本的物理前提都不具備，公共領域就無從形成，因為人們無法再進行公開的交往與討論。

我就以電視和報紙為例來解釋這個問題。十幾年前，網際網路上還沒有今天這麼多內容，人們獲得資訊的首要來源就是電視和報紙。我印象特別深的一件事就是，十幾年前我大學畢業不久，跟兩個同學聊天，其中一個說到自己新租了房，各種家當都置辦好了，但是還沒有電視，另一個就隨口評論了一句：「最重要的東西反倒還沒有置辦。」

電視在那時是最重要的家當，沒有電視就相當於切斷了人們獲取資訊、參與公共生活的一個最重要的通道，這在當時是預設的事實，但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當年的報紙也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現在仍然記得20世紀90年代末讀大學時，每週固定的兩天，各個男生宿舍搶那一份《體壇週報》，因為那是為數不多的能看到體育新聞和評論的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