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大瘟疫。

伴隨瘟疫而來的，是不斷騰空而起的「黑天鵝」。瘟疫、災難，從來都是與人類的歷史共存的，儘管最近三四十年來的承平可能讓人忘記了這一點。人類必須面對臨於頭上的災難，但是如何才不至於不斷重蹈覆轍？條件之一便是，我們會如何記憶它們。

瘟疫初起之際，北京大學歷史系羅新教授在微博中寫道：「一生所學，只為此刻。」我讀到這八個字，馬上就聯想起好友、華東師大的邱立波教授多年前講的熊十力的故事。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有人問他此時最重要的是什麼，熊十力回答得簡單鏗鏘：「讀經！」

抗戰最艱難之際，國運已到谷底，若想能重新站起來，除非這個民族有足夠強韌的精神核心。熊十力意識到，精神核心已崩，倘不能重建，此族必亡。如何重建？從我輩重新讀經、再造精神核心開始！讀經，看似是柔弱無用之事，豈不知，在一個族群危急存亡之際，這恰是最為剛健之事。老子有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對中國人這樣的本就高度世俗化的人群來說，又是在一個已經高度祛魅的時代，「經」在哪裡？它就在我們關於歷史的記憶裡。關於歷史的記憶，實際上就是一個族群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最深刻回答，是我們表達自己對尊嚴與價值的理解的具體載體。

美劇《權力的遊戲》中的肥宅山姆，這個懦弱又善良的人，在北境長城的雪原中經歷了各種生死之變，在絕望之際到學城來領受自己的召喚。他從荒蠻殘暴的叢林世界中掙扎著來到學城，進入學城的圖書館時，突然看到無數排高聳的書架，瞬間感受到一種撼人心魄的威嚴。這裡儲存著世界的記憶，外面那些荒蠻殘暴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這裡的存在，但這裡正是掙扎在血汙當中的人們，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最終有機會獲得作為人的尊嚴的希望所在。學城的大學士對山姆說：「在學城，我們活著有不同的目的。我們是這個世界的記憶，山姆威爾·塔利。沒有我們，人類只會比狗強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高聳入雲的書架，能夠帶給人類真正的尊嚴。歷史學家不僅要把「此刻」記錄下來，還要在歷史中找到那些構成記憶節點的「此刻」，為它們賦予統一連貫的意義，讓它們構成我們的「歷史」，構成「我們」；在災難之時，為這個民族埋下他日能夠精神涅槃的種子。對歷史學家來說，每一個被經歷的時刻都是「此刻」，轉瞬即逝的「此刻」卻又在記憶中綿延不絕。歷史學家如何記憶，這個民族就會如何記憶。

歷史學家的記憶，並不是對一個整齊劃一的完美世界的描摹，而是要記錄下真實世界的各種多愁善感，各種自生自發，各種無可奈何，各種不盡完美。生活的意義就在那種不完美、不整齊當中，倘若一切都是完美的，那就像一場永遠都不可能輸的遊戲，意義也就乾涸了。

在一個整齊劃一的完美世界，其中的人也就沒有了選擇的必要與可能，人成了被規定的存在，喪失了自由。這會在事實上讓人放棄對責任的擔當，進而放棄對自己行為後果的承擔，放棄對自己肆意欲望的節制，放棄對自己生命意義的追索。如果把這些都放棄了，人就是個「巨嬰」，只要開心就百依百順，一不開心就撒潑打滾。然而，真實的世界並沒有義務慣著你。

所有這些，都對歷史學家提出了嚴肅的時代命題：你當如何記憶？你當如何為這個民族儲存記憶？你當以什麼樣的話語為這個民族儲存記憶？

記憶不是為了活在過去，它恰恰是為了朝向未來。通過記憶，認清當下的我們是誰、我們的所在、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才能知道在一個波譎雲詭、變動不居的時代，如何尋找通往未來的道路。通過記憶，一系列的「此刻」進入了歷史，它們也就進入了未來。

這本小書留存了我和朋友們在這一年來的一些記憶。它們與我們關於歷史的記憶，共同鋪陳開我們對當下的理解，也勾勒出我和朋友們所構想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