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的電視和報紙就承擔著提供一種「公共空間」式的共享時空結構的功能。電影片道是相對有限的，電視節目都是在固定時間播放的；報紙的種類也是有限的，發行時間也是固定的，人們沒法自主選擇觀看或閱讀的時間。如此一來，時間結構就被普遍規定了。還有一些節目是在每年的固定時間播放的，人們每年在差不多的時候都有著共同的期待，這些節目就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媒介儀式。社會學創始人之一塗爾乾的研究告訴我們，儀式是人們獲得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所以，這些固定播放的節目讓人們在無意識中獲得了共同體意識。

電視和報紙的內容是事先被安排好的，觀眾無從自主選擇看什麼或不看什麼。於是，這些公共媒體就起到了設定話題的作用，大家都共享著這些話題。就像大家都還記得的2005年的夏天，幾乎所有人碰面都會聊那一年《超級女聲》的選秀。人們對話題的討論，主要也是與身邊的朋友、同事進行；即便有人想在電視或者報紙上面對公眾發表一些看法，也只能在節目播出或報紙發行的那幾個固定的時間偶一為之；在平日的時間場域裡，人們仍然要面對身邊朋友的眼光。這樣傳匯出來的社會效應是，即便是公共發聲，其立場和情緒也會被本地化的社會關係所中和。這些都使得公共討論發生的時間和空間結構被規定了。雖然當時人們也可以在網際網路社群進行討論，但是由於還沒有今天這麼發達的移動網際網路，要在網際網路社群進行討論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坐在電腦前敲字。從操作便利性上來說，這是個心理成本相對較高的方式，所以那時的網際網路社群討論更多還是作為與身邊朋友的討論的補充。

共享的時間和空間結構還帶來一個特徵，就是能夠在其中進行公開的交往與辯論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準熟人關係。他們在交往及辯論中，都是帶著多重身份屬性的。他們的身份可能同時是父親、工程師、球迷、彼此的同事等等。就算彼此是陌生人，他們還是很可能通過三四個人的串聯而形成關聯的。多重身份屬性的存在，讓他們之間的社交關聯相對較重，不是說擺脫就能擺脫的，所以即便有爭論，也會有所節制，保持基本的面子。另外，由於彼此爭論的人都是熟人或準熟人關係，用不了幾天他們就可能發現，儘管兩個人在a問題上觀點尖銳對立，但是在b問題上觀點又比較接近。

所有這些都使得人們必須習慣於與抱持不同觀點的人共存；並且由於多重身份屬性的存在，人們通常也會主動節制情緒的宣洩，不會不問是非只問立場地站隊——「槓精」是很難獲得朋友的。於是，人們之間即便有爭論，也會更傾向於從邏輯出發，而不是從立場出發，討論就更容易具有建設性，也更有可能達成基礎共識。也就是說，共享的時間和空間結構，是過去社會的基礎共識能夠達成的前提。

社交媒體、移動網際網路和推薦演算法

但是，社交媒體、移動網際網路和推薦演算法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共享的時間和空間結構消散不見，公共空間不復存在了。

今天人們想獲得什麼資訊，不再受制於電視節目播出和報紙出版的時間節奏，拿著手機就可以隨時隨地搜尋、觀看、閱讀。公共空間所需要的共享的時間結構沒有了。

網際網路上的資訊鋪天蓋地，過去電視和報紙設定話題的能力，也迅速被海量的資訊淹沒掉了。所有這些資訊都在爭奪使用者的眼球，渴望能夠多佔據使用者的一點時間，多被點選一下形成流量，於是就出現了推薦演算法，它可以基於使用者的閱讀習慣、購買習慣，迅速摸清使用者的喜好，給每一個使用者主動推薦其最感興趣的內容。每個人的閱讀時間都被自己最感興趣的內容填充得滿滿的，沒有精力再去涉獵其他；同時每一個人閱讀的內容都不一樣，公共話題就進一步彌散掉了。

這就形成了現在人們經常談論的一個概念——「資訊繭房」。推薦機制大大壓縮了人們接觸到不同資訊的機會，人們迅速進入了單向度的資訊繭房。人們不斷接受著豐富的資訊，覺得自己隨時隨地瞭解著世界，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因為自己總能看到感興趣的東西，從而獲得了舒適的錯覺。資訊繭房中看似營養豐富，實際上營養極不均衡：既有的觀點不斷重複，個人既有的價值取向和認知也在不斷被強化，不同繭房之間的壁壘日益變深。漸漸地，人們越來越不習慣於和不同的觀點共存，進行建設性的公共討論的能力迅速下降。

資訊繭房在某種意義上取消了「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社交媒體的出現，把人們的社會交往所依賴的物理空間給擊穿了，沒有了共享的空間結構，「公共性」就進一步被消弭掉了。

人們日常接觸的社交媒體可分為公共性的社交媒體（比如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體（比如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體很容易把有共同興趣愛好、共同立場的人聚合在一起，這些人的日常討論、互動也會不斷強化既有的觀點和立場，起到和推薦演算法差不多的作用，進一步強化「繭房」效應。而在公共性的社交媒體中遇到的人，即便能天天在網上對話，可能也永遠沒有線下見面的機會。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屬性，在網路上都被剝除了，網路社交就只剩下單一的身份維度；網路上的社交關係因此也變得非常之輕，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即使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影響。線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維度，可以節制個人不去任意宣洩情緒，線上卻沒有這種節制機制。我們甚至在屬於私人性的社交媒體的微信群裡也經常見到互相謾罵、吵得一塌糊塗的情況，這些都與這種輕社交的邏輯直接相關。

這些變化的結果就是，人們進行建設性的公共辯論的能力在下降，意願更是大幅下降。人們不再習慣於與不同的觀點共存，而是更願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歡的資訊繭房裡。當每個人都處於資訊繭房中的時候，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和諧，每個人都和與自己觀點相同的人一起感受著一種虛擬出來的歲月靜好；就算遇到了觀點不同的人，他也可以把對方當作弱智，劈頭蓋臉臭罵一通再把對方拉黑，感覺無比爽快。可是這個社會的「公共性」，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消弭。

近年來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有人討論「資訊繭房」問題，批判推薦演算法、社交媒體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我看來，這種批判的意義有限。隨著技術的發展，推薦演算法、社交媒體這樣的商業模式遲早都會出現，由於它們極好的商業效果，也一定會迅速擴充套件，被各大平臺廣泛採用。既然這些模式註定要出現，那麼簡單地批判它們的社會效果，意義就很有限。真正應當追問的是，這種資訊繭房的狀態如何可能被突破？

我之前做過一種樂觀的推想：隨著一種模式的發展，它會催生出對手來突破這種模式。舉個例子，百度曾經是中國網路使用者獲取資訊最重要的搜尋引擎，對百度來說，競價排名的商業模式是最簡單的。由於它在搜尋引擎中的壟斷性地位，它很容易就對這種商業模式形成了路徑依賴；但因為它採取競價排名的做法，使用者如果想在百度上搜尋到對自己有用的資訊，搜尋成本就會升高。於是知乎這種專家答問、提供高質量資訊的模式就浮現出來，佔據了被百度放棄的生態位，贏得自己的忠實使用者。但是隨著知乎的發展遭遇使用者數量增長的瓶頸，它開放了更多的提問和回答的空間，內容水準便不像早期那麼高了。於是未來就有可能出現新的不以追求使用者數量，而以追求使用者質量為目標的小眾app，來佔據被知乎逐漸放棄的生態位。

然而在這種樂觀推想中，有一個問題仍然無法得到解決，那就是：那些小眾app不就是新形態的繭房嗎？這個社會的公共空間仍然是付之闕如的。

而2020年發生的一系列「黑天鵝」事件，讓我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黑天鵝」擊穿繭房之後

這一系列「黑天鵝」事件，諸如「黑命攸關」運動、疫情、疫情記錄引起的爭論，都是巨大的公共事件。它們直接擊穿了資訊繭房的壁壘，瞬間撕破歲月靜好的幻象。過去的公共空間所設定的議題沒有了，世界就直接以公共事件來狠狠地刺痛所有人，讓人們被迫走出繭房，重新進入同一事件場域。

任何公共事件都會激發出不同的觀點，在過去，這是刺激社會進行大辯論，從而讓社會共識迭代升級的好機會。然而，這10年來，由於公共空間的喪失，很多人已經不習慣和不同的觀點共存，尤其是在這10年間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就是在資訊繭房中開始其社會化過程的。結果就是人們進入了同一場域，但這一場域卻只存在事件意義上的公共性，不存在觀念意義上的公共性。

人們在被迫走出繭房、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時，本來就一肚子怨氣，突然間看到大量和自己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觀點，自然會想要反駁，但由於喪失了基於邏輯辯論的習慣和願望，便開始在網路上以宣洩情緒的方式來爭吵。社交媒體時代輕社交的特徵，使得人們沒有節制情緒的動力，心想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爭吵很快就會升級。這種爭吵絲毫無助於認知的提升，只會讓人感受到對手的「惡意」，對方的「惡意」很快就會發展為對己方人格的懷疑。這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出於維護自我尊嚴的潛意識，情緒會迅速取代理性，邏輯變得不再重要，人們會逐漸強化自己也許本來未必那麼堅定的立場。結果就是，公共事件擊穿了繭房，人們被迫進入一個沒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間」，又在其中迅速進入「二階繭房」，社會陷入更加撕裂的狀態。自2020年年初以來，我們所看到的各種撕裂，原因大概就在這裡。

這看上去似乎是種更加令人絕望的狀況，然而，其中很可能孕育著新的可能性。

人們不習慣於和不同的觀點共存，還可以拉黑不看；但是公共事件可能帶來的各種傷害，卻不是躲在繭房裡就能當它不存在的。一句話，繭房只能在虛擬世界裡給你某種「保護」，卻無法在現實世界裡真正給你「歲月靜好」。繭房所營造的虛假舒適，是無法解釋現實世界的各種問題的。公共事件所帶來的具體傷害，總會讓繭房裡基於立場的各種解釋落空，讓人開始對自己的繭房產生懷疑。

2020年，「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人們普遍能感受到巨大的不確定性，很有可能更多的「黑天鵝」還在飛來的路上。那就意味著，還會有更多的公共事件不斷湧現出來，擊穿繭房。哪怕是二階繭房，也經受不住「黑天鵝」的頻繁衝擊。今天你還能站在一旁看熱鬧，很可能明天就輪到你，你的繭房給你營造的世界也就坍塌了。頻繁的「黑天鵝」會逐漸讓人陷入普遍的恐慌和焦慮之中。到了那個時候，就有了重新達成共識的可能性。

國家學說的奠基人霍布斯在其理論中就談到過：由於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有殺死另一個人的能力，人們會陷入一種普遍的恐懼之中，這會形成一種巨大的精神驅動力，讓人們想要擺脫這種狀態。此時就輪到理性登場，來找出擺脫那種狀態的具體辦法。辦法就是通過社會契約來建立公共秩序。我們經常看到一種對霍布斯的詮釋，把他當作專制的辯護士，這實際上是對霍布斯的巨大誤解。他的社會契約理論的結構比人們通常理解的要複雜得多，其理論在事實上為自由主義奠定了基礎。在這裡細緻闡釋霍布斯的理論可能會偏題太遠，我引用霍布斯只是想說明：普遍的恐懼也可以成為建立共識和秩序的起點。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以清單的方式總結一下：

1.風險社會的有效運轉非常需要社會的基礎共識。

2.過去，共識是通過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逐漸建立起來的。

3.今天，資訊繭房讓公共空間彌散掉了，也就消弭掉了共識。

4.公共事件的出現，有可能擊穿資訊繭房的牆壁，逼迫人們重新回到現實世界。

5.在重回現實世界之初，人們反倒可能會進入二階繭房；但是隨著公共事件越來越多，帶給人們的傷害越來越直接、越來越真切，無論幾階繭房都會坍塌。

6.共同的傷害可能是重建共識的起點。只不過，從這個起點出發，具體該如何往前走，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

7.共識的基礎必須是某種公共性。過去我們習慣於公共領域式的公共性，像現在這種公共事件帶來的共同傷害式的公共性可能讓人非常不適。然而，公共性在人類歷史上也經歷過多次轉型。大型技術演化或危機可能讓過去的公共性就此消失，但人類總會找到或者遭遇新的公共性。

8.過去的公共領域式的公共性有可能就此遠去，人類必須適應公共性的新結構。人類要想突破當下的困境，必須有新的想象力。

9.獲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們必須去除觀念的遮蔽，直面事實本身。

資訊繭房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觀念對現實的遮蔽，梳理清楚這種遮蔽的邏輯，是非常有必要的。這能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很多看似激烈實則沒有意義的爭論。下一章我們就來說說這個話題。

烏爾裡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第18頁。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卷），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