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佛羅里達待了八天。我沒有看報紙，沒有看電視，也沒有接一個電話。這個時候離家在外再合適不過，因為杜威的死很殘酷。太殘酷了。我在從奧馬哈返回的航班上終於崩潰，一路哭到休斯敦。在佛羅里達，我經常獨自靜靜地想念杜威，但畢竟周圍都是親人，他們總是給我勇氣和力量。
我不知道杜威的死訊傳得多遠。第二天早晨，當我坐在飛往休斯敦的飛機裡哭泣時，當地電臺在他們的早間節目中懷念杜威。《蘇城日報》上登了長篇報道和訃告。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源頭，只知道美聯社新聞網挑選了這個故事，發往世界各地。幾個小時之內，杜威的死訊出現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下午重大新聞裡，還出現在微軟全國有線廣播公司的電影片道里。圖書館開始接到電話。如果我在館裡，我會連續幾天不斷地回答記者的問題，但是其他館員都覺得對媒體說話不自在。圖書館的秘書基姆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最後就成了公開發表的杜威的訃告，僅此而已。這就夠了。在接下來的短短幾天裡，那篇訃告刊登在了二百七十多家報紙上。
一些被杜威感動的人們的反應同樣令人震撼。小鎮居民接到親戚朋友從全國各地打來的電話，他們都是從當地報紙或當地廣播節目中獲悉了杜威的死訊。鎮上一對夫婦出國去了，從舊金山的一位朋友那裡得知訊息，而那位朋友是從《舊金山紀事報》獲悉杜威已經離去。敬慕者們在圖書館裡為它守夜。當地的企業送來鮮花和禮物。莎朗和託尼的女兒艾米送給我一幅畫，是她畫的杜威。畫的中央是兩個綠色圓圈，有線條伸向四面八方。真漂亮，我把它貼在我辦公室的門上，艾米開心地笑了。那幅畫是我們倆懷念杜威的最好方式。
圖書館貓文獻的主管加里·羅馬給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是否跟你說過，在我見過的全國各地這麼多的圖書館貓裡，杜威·讀書郎·開卷是我最喜歡的。它的美、它的魅力和它的頑皮都是獨一無二的。」
日本公共電視臺的友子寫信告訴我們，杜威的死訊在日本宣佈，許多人聽了都感到難過。
為《美國人物》撰寫那篇文章的馬蒂·阿託恩來信說，杜威的故事仍然是她的最愛。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多年，馬蒂現在是《洛杉磯時報》的特約編輯。馬蒂寫過的報道不計其數，她竟然還能記得一隻貓，而且充滿愛意地懷念它，這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就是杜威。它給人的感動就有這麼深。
等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時，信件和卡片已經在我桌上堆了四英尺高。我的電子郵箱裡有六百多封關於杜威的郵件。許多來信者都只見過它一次，卻再也無法將它忘記。還有幾百封信是從未見過它的人寫來的。在它死後的那一個月裡，我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封關於杜威的電子郵件。伊拉克的一位士兵給我們來信，杜威的死觸動了他的心絃，儘管——也許正是因為——他每天都目睹死亡。我們還收到康涅狄格州一對夫婦的來信，他們的兒子快滿十一歲了，他的願望就是過生日時放一隻氣球上天，紀念杜威。我們收到的禮物和捐贈數不勝數。比如，海軍歷史博物館的一位館員送來四本書以紀念杜威。她一直在圖書館的出版物上關注杜威的故事，後來在《華盛頓郵報》上讀到它的訃告。我們網站（）每個月的點選率，從兩萬五千次急速上升到十二月的十八萬九千九百二十二次——而且在第二年，這個數字也基本上沒有減少。
鎮上的許多人都希望我們舉行一個紀念儀式。我不願意搞紀念儀式，館員們也不願意，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於是，在十二月中旬一個寒冷的星期六，杜威的敬慕者們聚集在圖書館裡，最後一次，至少是正式地，懷念這位曾深深影響過他們生活的朋友。館員們想把氣氛搞得輕鬆一些——我講了蝙蝠的故事，奧德麗講了燈管的故事，喬伊回憶杜威坐手推車的情景，莎朗講述杜威怎樣偷吃她三明治裡的肉片——儘管我們都盡力了，但眼淚還是止不住落下。特別是兩個女人，一直在不停地哭泣。
當地幾家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在拍攝這次活動。想法不錯，但是攝像機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這些都是朋友們之間私密的情懷，我們不願意與他人分享我們的話語。而且，我們一起站在那裡的時候還發現，話語根本無法形容我們對杜威的情感。三言兩語根本說不清杜威有多麼特別。我們在這裡，攝像機在這裡，世界仍然在我們周圍。這比任何話語都更能說明問題。最後，一位當地的教師說道：「有人說沒什麼大不了的，它不過是一隻貓。但是他們錯了。杜威遠遠不止如此。」每個人都準確地明白她的意思。
我陪伴杜威的時間比較少。我不在的時候，館員們清理了它的食盤並捐出了貓糧，但我必須清理它的玩具，必須打掃它的架子：去除毛團的凡士林，刷子，它玩了一輩子的那個紅線球。每天早晨，我把車停好，走向圖書館，卻再也沒有杜威在門口向我招手。當館員們跟杜威訣別之後回到圖書館時，那臺小型取暖器突然停了。杜威每天早晨都躺在這臺取暖器前面，它一直工作得好好的。就好像杜威一死，取暖器便失去了發熱的理由。難道一臺出了故障的機器也會令你心碎？直到六個星期後，我才想到要把取暖器送去修理。
我讓杜威最喜歡的一件玩具——馬蒂老鼠——陪它一起火化，這樣它就不會孤單了。火葬場免費提供一隻紅木匣子和青銅飾板，但似乎對杜威並不合適。杜威是裝在一個普通的塑膠器皿裡，用藍色絲絨袋子盛著，回到圖書館的。我把器皿放在我辦公室的一個架子上，繼續埋頭工作。
紀念儀式的一個星期之後，我走出我的辦公室，這時離圖書館開門還有半小時，讀者還沒有來，我對凱伊說：「是時候了。」
時間是十二月，又是一個寒冷刺骨的衣阿華早晨。就像那第一個早晨，以及後來的許許多多早晨一樣。很快就要到一年中白天最短的那個日子了，太陽還沒有升起。天空仍然是一片湛藍，近乎黛紫，馬路上沒有車輛。四下裡唯有凜冽的風聲，從加拿大平原一路吹來，吹過一條條街道，吹過荒蕪的玉米地。
我們把圖書館前小花園裡的幾塊石頭搬開，尋找一片沒有完全凍住的地面。可是地上結滿了霜，凱伊花了好長時間才掘出一個洞。太陽在停車場那頭慢慢爬上屋頂，投下第一批陰影。這時候，我把我朋友的遺骸放在地裡，簡單地說：「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杜威。這是你的家。」然後，凱伊灑下了第一鍬土，把杜威的骨灰永遠埋在了兒童藏書區的窗外，埋在那一尊母親給孩子讀書的美麗雕像的腳下。媽媽的雕像。當凱伊把石頭重新擺放在杜威的長眠之地上時，我抬起頭，看見圖書館的其他館員都在視窗，靜靜地注視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