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弟弟斯蒂文被診斷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第四期，一種最為致命的晚期惡性腫瘤。醫生斷言他只能活兩個月。他那年十九歲。

斯蒂文對付癌症所表現出的尊嚴，是我從未在別人身上看到過的。他與癌抗爭，但並不焦躁。他同時也在生活。他從沒有丟失自我。但是癌瘤長在他的胸口，他和醫生無法將它打敗。他們把它打倒，它又捲土重來。治療是痛苦的，侵蝕了斯蒂文的腎臟。我弟弟邁克是斯蒂文最好的朋友，他提出捐出自己的一個腎，但斯蒂文對他說：「別麻煩了。那個腎也會被我毀了的。」

一九七九年，我正在掙扎著離婚、接受福利救濟和上大學，斯蒂文已經活了比衣阿華所有非霍奇金淋巴瘤第四期患者都長的時間。醫生給他做了那麼多化療，他的手腳已經沒有血液。化療沒有希望了，於是斯蒂文就加入了休斯敦的一個實驗治療中心。他準備在一月份開始治療，臨行前，他希望基普森全家在一起無憂無慮地過一個聖誕節。斯蒂文想吃爸爸燒的蛤蜊雜燴濃湯，爸爸每年聖誕前夜都會做這道菜。斯蒂文還想讓我做他最喜歡吃的焦糖爆玉米花。他蓋著毯子坐在那裡，笑微微地看著我們基普森家庭樂隊演奏我們自制的樂器。聖誕節前夜的溫度是零下十八度。斯蒂文虛弱極了，站都站不起來，但他堅持要我們都去做午夜彌撒。在爸爸媽媽家裡的最後那天晚上，他凌晨兩點要我開車送他去馬琳姨媽家告別。後來，他又要我陪他一起看《布里安之歌》，這部影片講的是一個身患癌症的足球運動員。

「不用了，謝謝，斯蒂文。我已經看過了。」

但他一定堅持，於是我就留下來陪他。影片剛開始五分鐘，他就睡著了。

一星期後的一月六日，斯蒂文清晨五點鐘叫醒他的妻子，請她扶他到樓下的沙發上。幾個小時後她再下樓來，已經喚不醒他了。我們後來才弄清，他並沒有加入休斯敦的實驗治療計劃。感恩節的前一天，醫生告訴他已經沒有治療方案可供選擇了。他沒有跟任何人說，因為他希望在他死之前，能有一個最後的基普森大家庭聖誕節聚會，沒有哭泣和憐憫。

我父母很難接受斯蒂文的死。死亡可以拆散兩個人，卻把爸爸媽媽緊緊連線在了一起。他們一同哭泣。他們傾訴衷腸。他們相互支撐。我父親皈依了天主教，那是我媽媽的宗教，並開始第一次定期去教堂。

他們還養了一隻貓。

斯蒂文死後三個星期，爸爸給媽媽買了一隻藍色波斯貓，取名為麥克斯。那段日子對他們來說太艱難了，真是太艱難了。麥克斯是一隻聖貓，很有個性，但並不狂野。它總是睡在浴室的浴缸裡，除了偎依在媽媽身邊之外，那浴缸是它在家裡最喜歡的地方。如果一隻貓能改變一對夫婦，那隻貓便是麥克斯。它使我的父母重新振作起來。它逗他們歡笑。它在空蕩蕩的家裡陪伴他們。孩子們都因為麥克斯的個性而喜愛它，而我們喜愛它，更是因為它呵護著爸爸媽媽。

我哥哥戴維是我的親密朋友，總是給我鼓勵，斯蒂文的死對他打擊也很大。戴維在畢業前六個星期從大學退學，換了幾次地方，最後在斯潘塞東一百英里處的衣阿華州梅森城安定下來。不過，每當我想起戴維，想到的還是明尼蘇達的曼卡託。我們倆在曼卡託是那麼親密。我們一起度過了一些美妙的時光，真的很美妙。但是，就在他退學搬走前不久的一天夜裡，他一點鐘敲響了我的房門。當時的溫度是零下十度，他步行了十英里。

他說：「我出了問題，薇奇，腦子裡。我想我快要崩潰了。但是你不許告訴爸爸媽媽。答應我，永遠不告訴爸爸媽媽。」

我當時十九歲，少不更事。我答應了。我一直沒有把那天夜裡的事告訴任何人，但我現在知道精神疾病經常襲擊年輕人，尤其是像戴維這樣二十出頭、聰明而有天賦的年輕人。我知道戴維病了。他像斯蒂文一樣身患疾病，卻不像那樣顯而易見。漸漸地，他的狀況使他的生活一路下滑。短短幾年，他就完全變了一個人。他保不住工作，他不會笑，甚至跟我在一起時也沒了笑容。為了抵抗抑鬱，他開始嗑藥，大部分都是鎮靜藥。他有了一個非婚生的孩子。他每過幾個月給我打一次電話，我們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但是後來那些年裡，他的訊息越來越少。

斯蒂文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去世時，戴維已經在吸毒了。他說他離了毒品就沒法對付。他的女兒麥肯齊四歲，女兒的母親斷絕了跟戴維的聯絡，除非他戒掉毒癮。斯蒂文死後八個月，戴維半夜三更給我打電話，說他失去了自己的女兒。

「你沒有失去麥肯齊，」我對他說，「如果你不吸毒，就能去看她。如果你吸毒，就不能去看她。就這麼簡單。」

他看不清這點。那天夜裡我們談了數不清的話，但我提的所有建議他都認為不可行。他面前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他根本看不到任何未來。我害怕極了，但他發誓先不採取任何行動，等下次跟我談談再說。他向我保證，他愛他的女兒，永遠不會離開她。然而，在那天夜裡晚些時候，也許是在第二天凌晨，我的哥哥戴維，我童年的夥伴，拿起一杆獵槍，扣動了扳機。

我朋友曲蒂在凌晨兩點開車送我去哈特利。我連氣也喘不上來，根本不可能開車。我父母也比我好不到哪裡去。我們都不願面對戴維的死，特別是斯蒂文剛剛離開我們不久，但不管我們願不願意，事實都擺在那裡。葬禮的幾天之後，戴維的房東給我父母家打電話，不斷糾纏他們。他嚷嚷著要我們過去清理戴維的東西，把公寓房騰出來，他可以再租給別人。這又一次提醒我們，戴維住的不是體面的地方，交往的也不是善良之輩。

我們開兩輛車前往梅森城。爸爸、我弟弟邁克和道格以及戴維的兩個老朋友在前一輛車裡開道，媽媽、我妹妹瓦爾和我坐在後面的一輛卡車裡。到了那裡，男人們站在馬路邊上。

「你們別進去了，」爸爸說，「在這裡等著。我們把東西都拿出來。」

爸爸把門開啟之後，我們才知道戴維死後沒有人碰過這間公寓。戴維的行為留下一片狼藉，到處都是。爸爸、邁克和道格必須把每件東西擦乾淨了再搬下來裝進卡車。我仍然能看見斑斑血跡。戴維的東西少得可憐，但我們花了一整天才搬完。爸爸、邁克和道格一句話也沒說，在那之後也隻字不提這件事。後來我跟爸爸說我要寫這本書，爸爸叫我不要提到戴維。不是覺得丟臉或為了保密。他的眼裡噙著淚水。雖然過了這麼長時間，他仍然無法談論這件事，實在太痛苦了。但我們必須談論。

戴維死後兩個星期，是給麥克斯做閹割的日子。獸醫給它打了麻醉藥，然後離開十分鐘讓藥物起效。不幸的是，他沒有把籠子裡的水盆端走。水盆裡只有半英寸的水，但麥克斯居然就摔進去淹死了。

獸醫到家裡來的時候，我正好也在。他認識我們全家。他知道我的父母經歷了什麼。現在他不得不對他們說他害死了他們的貓。我們呆呆地望著他有半分鐘，啞口無言。「我熱烈地愛著那隻貓，」爸爸最後說道，語氣平靜而堅決，「你這狗孃養的。」說完他就轉身上樓去了。他甚至沒法跟那個傢伙說話。他沒法看著他。爸爸至今仍然為自己的大發脾氣感到難過，但麥克斯的死太殘酷了。實在太殘酷了。

媽媽二〇〇三年春天被診斷患有白血病之後，她和爸爸收養了一隻小貓。自從麥克斯死後，媽媽已經二十年沒有養波斯貓了。他們本打算收養一隻波斯貓，結果帶回來的卻是一隻喜馬拉雅貓，這是波斯貓和暹羅貓的雜交種。它很漂亮，灰色的毛，絲綢般的藍眼睛，它那隨和的、招人喜愛的個性，簡直就是麥克斯的翻版。他們給它取名叫麥克斯第二。

收養麥克斯第二，等於第一次承認媽媽將不久於人世。不是爸爸承認。媽媽這麼堅強，爸爸相信她什麼都能挺過來。這承認來自媽媽。她知道這次疾病將會打敗她，她不願意讓爸爸感到孤單。

媽媽天生就是一個很有魄力的人。我懷疑她起初是想逃避生活，逃避她那酗酒的父親，以及在家庭餐館裡漫長的勞作——她五歲就開始幹活了。外婆離婚後，和我媽媽在一家女子服裝店找了工作。那就是她的生活，她的未來，直到她遇到爸爸。

瑪麗·馬尤遇到維林·基普森後，便轉過頭來，每時每刻都朝著生活奔跑。我的父母深深地愛著對方。他們的愛情如此深邃，不管是這本書還是所有的書都無法承載。他們深愛自己的孩子。他們喜愛唱歌跳舞。他們喜愛他們的朋友、他們的小鎮、他們的生活。他們都是舉辦慶祝活動的高手。每次有了成績或重大事件，他們都要開派對。媽媽一大早就起來做飯。她會一直忙到凌晨三點，等大家都離開了為止。第二天早晨六點，她又開始洗洗涮涮。八點鐘的時候，家裡就一塵不染了。媽媽的家裡總是一塵不染。

一九七〇年代初，媽媽被診斷為乳腺癌。醫生斷言她沒有希望存活，但她挺過來了。她不是挺過來一次，而是五次，一側乳房兩次，另一側三次。她以無比強大的力量和充足的信心挺了過來。我的朋友邦妮和我經常稱媽媽為「世界第二號天主教教徒」。喬迪八歲的時候，我和她在哈特利騎腳踏車，碰巧經過聖約瑟夫天主教堂曾經所在的小房子。媽媽曾是籌劃新建築的委員會成員，門前的兩棵樹是為了紀念斯蒂文和戴維而栽種的。喬迪望著那破舊的木頭房子說：「媽媽，你小的時候，外婆對教堂也像現在這樣狂熱嗎？」

「是啊，」我對她說，「當然是的。」

媽媽的信仰來自教堂，但她的力量來自內心。她對任何事情都從不輕言放棄，無論是痛苦，疲勞，還是悲傷。媽媽跟乳腺癌的第三次發作抗爭時，她的繼母露西爾連續八個星期每天開車送她去蘇城，來回四個小時。那時候的放療比現在糟糕得多。它們直接摧毀你的身體，直到你再也無法承受。媽媽簡直快要被燒焦了。她腋下有一個平底鍋那麼大的開放性傷口，慘不忍睹，爸爸每次給她換繃帶時都會感到噁心。在哈特利生活了二十多年後，我父母隱退到湖邊一座房子裡。爸爸想過些日子再搬，但媽媽根本不聽。她每天夜裡從蘇城回到家，洗衣做飯，收拾箱子，最後筋疲力盡地熟睡過去。在放療期間，她組織了一次拍賣，賣掉她和爸爸一輩子積攢的大部分東西。拍賣進行了兩天，媽媽始終在場，直到跟最後一把勺子告別。

媽媽把我培養得也具有那種力量。她知道生活中沒有承諾。即使一切順利，也不是輕易得來。媽媽養大了六個孩子，直到有了第五個孩子——我的妹妹瓦爾，家裡才有了浴室和自來水。她有著無窮的精力，但時間有限。她要做農莊雜務，要做飯，要照顧一個大家庭，要打理雞和雞蛋的生意，還有整個社群的孩子都把她當成自己的母親。媽媽從不拒絕別人。如果一個孩子需要吃飯，就會跟我們一起坐在我們的餐桌上。如果一個家庭生活困難，媽媽又知道他們家的孩子喜歡吃花生醬，我們食品櫃裡的那瓶花生醬便會不翼而飛。她心裡裝得下所有的人，便沒有多少時間給每一個人。我在媽媽身邊成長的大多數時候，都是陪她一起幹活。我是她的另一個自我，是她的另一半，這既是一種財富，也是一個負擔。當瓦爾在斯蒂文死後回到家裡時，爸爸媽媽都跑出去擁抱她，在一起抱頭痛哭。而我回家時，爸爸抱著我哭泣，媽媽只是摟了摟我，說：「不許哭。你必須堅強。」媽媽知道如果我堅強了，她就也能堅強起來。而我知道她對我的期許。

媽媽說她一直愛著我。這從來沒有任何疑問。爸爸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媽媽則是通過驕傲來表現她的愛。在我大學畢業時，她看到我學業優異的飾帶，喜極而泣。當我掙脫鐐銬，重新站起來行走時，她為我感到由衷的驕傲。那是她成年的女兒站在那兒，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她自己站在那兒。一個大學畢業生，帶著榮譽。

爸爸沒能參加我的畢業典禮，因為他要工作，於是，我爸爸媽媽在哈特利舉辦了一個有二百人參加的畢業派對。爸爸用一個月時間，用一百張一美元的鈔票，給我做了一件圍裙。一百美元對我父母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款子。那個時候，你有兩張五美元的票子就算是很有錢了。我喜愛那件圍裙，它代表了爸爸的愛和驕傲，就像媽媽的眼淚。但我太窮了，一個星期後，我就把它拆開，把錢花出去了。

媽媽的白血病痊癒時，誰也不覺得意外。她畢竟五次戰勝了乳腺癌，她是一位勇士。她長年接受放療，但它們從未打垮過她。放療不起作用了，她就轉向免疫球蛋白療法，就是把別人的免疫系統注射進你的身體。她的狀況時好時壞，最後，顯然她這次是挺不過去了。她已經年近八十，力量逐漸耗盡。

媽媽想舉辦一次盛大的結婚週年紀念活動，但時間還有好幾個月。我們生活中最重大的派對就是爸爸媽媽的結婚紀念日。我們剩下的四個孩子共同策劃。我們認為媽媽不可能活到她的結婚紀念日，而且，以她的狀況，是不可能舉辦一個盛大派對的。我們決定開一個小派對慶祝媽媽的七十九歲生日，正好在爸爸八十歲生日的三天之前，只有家人和幾個好朋友參加。基普森家庭樂隊最後一次湊在一起，演奏了《好強尼》。所有的孩子都給爸爸媽媽寫了詩。寫詩是基普森家的傳統。爸爸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動不動就要寫詩。我們經常為此取笑他，卻把他的詩裝進鏡框掛在牆上，或藏在我們的抽屜裡，一伸手就能拿到。

孩子們都認為寫詩挺幼稚的。這是我給爸爸寫的一首詩，回憶了我中學畢業後解除婚約的時候：

紀念爸爸

我解除了婚約，

我和約翰將不會成親。

這是我做過的最艱難的事，

多麼可怕，傷感情。

媽媽心煩意亂，

鄰居們會說什麼？

我把自己關在屋裡

痛苦地哭泣。

爸爸聽到我的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