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天真。我知道並不是斯潘塞的每個人都喜愛杜威。例如，那個女人仍然經常寫信威脅說，如果鎮上不阻止讓一隻貓生活在公共場所的可怕行徑，她就把她的奶牛帶到鎮上最繁華的地段。她是意見最激烈的，但不理解杜威現象的肯定不止她一個人。

「那隻貓有什麼了不起的？」姐妹咖啡館裡的人們喝著咖啡說，「它從不離開圖書館。它整天睡覺。它什麼也不做。」

他們的意思是杜威沒有創造就業機會。杜威經常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報紙、雜誌和電臺上，但它並沒有改善我們的地區公園。它沒有鋪設道路。它沒有招來新的企業。農業危機最艱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人們正振作精神，斯潘塞應該展開翅膀，吸引新的僱主到我們這個比較偏僻、但很有勇氣的中西部小鎮來。

斯潘塞經濟發展委員會於一九九二年獲得了第一場偉大勝利，總部在科羅拉多的一家大型肉類加工公司——蒙特福公司決定租下小鎮北端的屠宰場。一九五二年，當地商人創辦屠宰場時，它曾是斯潘塞的驕傲。它完全是當地人擁有、當地人開辦的，以高額工資僱用當地工人。一九七四年它的工資是每小時十五美元，是鎮上報酬最高的工作。等著裝貨的卡車排到一英里之外。公司開始生產幾種「斯潘塞美食」商標的產品。這個商標使人感到驕傲，特別是你開車去蘇福爾斯或得梅因，在大型食品商店看到斯潘塞的名字的時候。

一九六八年，銷售開始下滑。肉類加工的聯合大企業進入附近小鎮，它們效率更高，勞動力更廉價。公司老闆想重新打造產品品牌，更新裝置，但無濟於事。一九七八年，斯潘塞肉類加工公司被賣給了一個競爭對手。當工人們不願領取每小時五美元半的違反工會規章的薪水時，公司便關閉工廠，搬到內布拉斯加的斯凱拉去了。接著，藍多湖公司搬了進來，可是當八十年代中期經濟衰退襲來時，他們也關張走人了。他們跟社群沒有關係，從經濟上來說沒有理由留下來。

十年後，蒙特福跟藍多湖公司的在外業主商談租約。他們需要把那個建築物重新分割槽，以便擴充套件和改善。全國各地的小鎮都急需就業機會，然而，一九七四年薪水十五美元的工作，蒙特福每小時只付五美元，而且幾乎沒有補助金。這是屠宰工作，它摧殘人的身體，使人的心理變得麻木，更不用說那種惡臭、吵鬧、骯髒和汙染了。當地人不願從事這份工作，至少不願長期從事。最後幹這份工作的大都是西班牙移民。斯潘塞周圍有屠宰場的小鎮，如斯托姆湖，西班牙人已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然而，蒙特福勢如破竹地席捲了幾十個小鎮，他們根本不考慮我們的擔憂或提出讓步。小鎮的領導者站在公司一邊，憑什麼要為鎮民的利益操心？鎮議會提出在公共論壇上討論他們提出的分割槽規劃。論壇一般在委員會的一間小屋子裡進行，只有五人列席。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他們在鎮上最大的房間——中學體育館——展開辯論。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到場，佔小鎮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還多。這簡直不能算是辯論。

「屠宰場雜亂骯髒。他們準備怎麼處理廢物？」

「屠宰場噪音很大。工廠離鎮中心只有一英里。」

「那股氣味我聞都不能聞。」

「運生豬的卡車怎麼辦？讓它們直接開進中央大街嗎？有人想過交通問題嗎？」

「當地需要就業機會。可這些工作怎麼給我們鎮帶來利益呢？」

除了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鎮議會，整個體育館裡支援屠宰場的不足一百人。第二天，分割槽規劃被否決了。

有些人——鎮上支援蒙特福的人，以及周邊小鎮的經濟發展董事會——暗示這個決定帶有種族歧視的動機。「純白色的斯潘塞，」他們譏笑說，「不願意墨西哥人搬進來。」

我根本不相信。斯潘塞不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小鎮。比如，一九七〇年代，我們接受了來自寮國的一百個難民家庭。確實，我們看到斯托姆湖和沃辛頓等小鎮的變化，而且不喜歡我們所看到的情況，但問題在於屠宰場本身，而不是那些工人。斯潘塞那天聯合起來不是反對移民，而是反對汙染，反對交通和環境的災難。我們不願意為了全國最糟糕的兩百份工作而出賣我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們這麼做了，就意味著我們沒有從藍多湖的事情中獲得任何教訓，藍多湖是在我們最需要他們的時候離開那座廠房的。也許，就像有些人提出的，我們與經濟發展背道而馳，就為了維護小鎮特色——以當地商人、農民和小製造商為基礎——這種特色在現代美國已無法生存。我知道的只是：如果你驅車從北面過來，首先看到（聞到和聽到）的是一家屠宰場，那麼斯潘塞就不是原來的小鎮了。我認為我們最好還是別要屠宰場。

斯潘塞並不反對商業。短短一年裡，舊的屠宰場變成了一個冷藏庫。冷藏庫提供的工作機會沒有那麼多，但工資較高，而且沒有汙染、噪音和交通問題。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

兩年後的一九九四年，斯潘塞張開雙臂歡迎被許多人認為是最大、最壞的聯合大企業——沃爾瑪。鎮中心的商人們反對沃爾瑪，特別是沃爾瑪大型超級市場，於是他們請來一名顧問幫他們想辦法。支撐小鎮的畢竟是當地的企業。他們憑什麼要把自己投資創辦的企業拱手相讓給一個競爭對手呢？

「沃爾瑪是斯潘塞商家遇到的最好機遇。」那個顧問告訴他們，「如果你想跟他們競爭，註定一敗塗地。但如果你找到一項他們沒有涉及的業務，比如提供專門產品或需要人工操作的服務，你們就贏了。為什麼呢？因為沃爾瑪會給小鎮帶來更多的顧客。就那麼簡單。」

顧問說得對。也有一些失敗者，最典型的是「店酷」，捲起鋪蓋離開了小鎮，但自從沃爾瑪進來以後，鎮中心那些商家的業務顯著增加了。沃爾瑪的作用就像幾十年前的火車站一樣：使斯潘塞成為地區的一個終點站。

一九九四年還是斯潘塞公共圖書館進入摩登時代的一年。我們告別了古老的圖書館管理系統——卡片，蓋章，索引抽屜，借書箱，過期通知條，複雜的檔案系統，當然還有數不清的箱子。那一年，我們換上了全自動辦公系統，共有八臺電腦。那些卡片盒，杜威下午總喜歡躺在裡面的，現在被流通電腦所取代。基姆的打字機，杜威小時候曾經那麼喜歡的，現在變得寂然無聲。我們開了一個派對，把索引櫃裡的抽屜都抽了出來，把成千上萬的卡片倒在地板上，然後開啟即將取代它們的公共聯網電腦。三個帶有幾百個小抽屜的索引櫃，在拍賣會上售出。我買了一個拿回家裡。我把它放在地下室裡，跟從蒙內塔學校買來的一張五十年代的翻蓋書桌放在一起。索引櫃裡裝著我所有的工藝品，書桌裡裝著喬迪從小學起的試卷和手工作業，我仔細珍藏了三十年。

一九九四年的技術更新之後，人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圖書館。電腦進來之前，如果一個學生要寫一篇關於猴子的論文，她會把我們關於猴子的每一本書都借走。現在，她在網上做研究，只借走一本書。在一九九四和二〇〇六年間，斯潘塞圖書館的讀者流量增加了，但借出的圖書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一九八七年杜威剛來的時候，還書箱裡的書經常堆得滿滿的。而這十年裡還書箱從來沒有滿過。讀者借得最多的是經典電影dvd——當地音像店裡沒有——和電視遊戲。我們有十九臺電腦供大家使用，其中十六臺可以上網。我們雖然小，但是在整個衣阿華的圖書館系統中，我們向讀者提供電腦的數量排在第十位。

以前，圖書館員的工作是檔案管理和回答讀者問題。如今，則是弄懂電腦和輸入資料。要記錄使用情況，以前每一個讀者走進圖書館，接待臺的館員都要在一張紙上草草記下一筆。那種制度的精確度可想而知，特別是在圖書館很繁忙、館員要回答讀者問題的時候。現在我們有了一個電子點選器，記錄每個進門的人。借閱系統告訴我們具體有多少圖書、遊戲和電影在流通，從最受歡迎的，到那些幾年無人問津的。

然而，除此之外，斯潘塞公共圖書館基本上還跟原來一樣。地毯變了。挨著小巷的後窗被封住，擺放了書架。木頭少了，抽屜少了，電子產品多了。但仍然有孩子們在歡笑、在聽故事。中學生們來這裡消磨時間。老人翻看報紙。商人閱讀雜誌。圖書館再也不是卡耐基的那個靜悄悄的知識聖殿，但仍然是一個悠閒的、使人放鬆的地方。

你走進圖書館的時候，仍然能注意到那些藏書：一個又一個書架，一排又一排圖書。可能封面更鮮豔了，藝術更有表現力了，式樣更現代了，但總的來說，圖書看上去還跟一九八二、一九六二和一九四二年沒有區別。那是永遠不會變的。圖書經歷了電視、廣播、有聲電影、傳單（早期雜誌）、日報（早期報紙）、「潘趣和朱迪」滑稽戲和莎士比亞的戲劇而依然存在。它們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百年戰爭、黑死病和羅馬帝國的滅亡而依然存在。它們甚至經歷了歐洲中世紀，當時幾乎沒有人識字，每本書都必須手抄。它們也不會被網際網路所滅絕。

圖書館也是這樣。我們也許不再是昔日那個靜謐宜人的藏書庫，但我們為社群提供的服務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我們跟世界的聯絡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廣泛。不管什麼書，我們隨時都能訂到；我們鍵盤一敲就做了研究；我們跟其他館員在電子佈告牌上交流，互相交換使每個圖書館更好、更高效所必不可缺的忠告和資訊；我們只要付出十年前訂購十份報紙雜誌的價錢，就能查閱幾百份報紙雜誌。斯潘塞公共圖書館的客流量不斷增加。究竟他們是來借書、租電影光碟、玩電視遊戲，還是來看望一隻貓，又有什麼重要的呢？

當然啦，杜威對這些毫不關心。它只關注此時此刻，而且它喜歡新的圖書館。不錯，它失去了幾隻箱子，但圖書館幾乎每天都有訂購圖書的箱子。跟以前那些手工做的木傢俱、墨水和紙張比起來，電腦可能看起來冷漠一些，但是對杜威來說，它們是溫暖的。確實如此。它喜歡坐在電腦上，沐浴在電腦排出的熱烘烘的廢氣中。我拍了一張它在電腦上的照片，結果成了我們新的電腦借書卡上的形象。製作卡片的公司也很喜歡這張照片。每次我去參加圖書館會議，就看見他們亭子上方的大橫幅上印著杜威的照片。

門口那兩根新的探測柱也挺好的，至少在杜威看來是這樣。如果你試圖不經登記就拿走圖書館的東西，探測器就會發出「嘟嘟」的聲音。杜威最喜歡的新地方是左邊那根柱子內側。（就像「扛杜威」要扛在左肩膀上一樣。莫非杜威是個左撇子？）它每天開始的第一個小時就坐在那根柱子旁，九點差兩分準時到位。有杜威和兩根柱子擠在門口，讀者幾乎沒有地方可以走路。以前，杜威在門口迎接顧客，大家就很難對它視而不見，現在有了新的探測器，要忽視它更是根本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