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會多花點時間在家裡。」

「一個星期不喝酒。」

「為什麼？」

「瓦利。」

「好吧，一個星期。不喝酒。」

然而，我們倆依舊誰也沒有相信。

邁克的婚禮之後，我終於對自己承認瓦利出了問題。他回家的時間越來越少，我幾乎看不到他清醒的時候。他不是借酒消愁，也不是個官能性酒徒。他還主宰著我們的生活。他開著我們僅有的一輛車，我要買東西只好乘公共汽車或者搭朋友的車。他把工資支票兌成現金，支付賬單。我經常病得厲害，無力理財，更不用說自己撫養孩子了。我把我們家稱為「藍棺材」，因為它漆成一種難看的藍顏色，形狀像個盒子。開始是當笑話說的——實際上是很不錯的一座房子，周圍環境也不錯——但是不到兩年，竟然一語成讖。我和喬迪被囚禁在這座房子裡，被活活埋葬。

我的家人過來幫我。他們從不指責我，從不長篇大論地教訓我。我的父母也沒什麼錢，但他們把喬迪接去，一住就是兩個星期，把她當自己的女兒一般撫養。每當生活令我窒息，是他們給了我喘息的空間。

還有我的朋友們。如果說那個產房醫生毀了我的生活，那麼另一個陌生人拯救了我的精神。喬迪六個月大的時候，一個女人來敲我的門。她的小推車裡有一個跟喬迪差不多大的女兒。她說：「我是菲斯·蘭德沃。我丈夫跟你丈夫中學時就是朋友，所以，我們一起喝杯咖啡，互相認識認識吧。」

謝天謝地，我同意了。

菲斯領我加入了一個新來者俱樂部，每個月玩一次牌。在定期玩牌的過程中，我認識了曲蒂，後來又認識了巴博、保麗、麗塔和伊黛勒。不久之後，我們就每星期兩天在曲蒂家一起喝咖啡。我們都是年輕母親，只有曲蒂家的房子比較大，能容得下我們。我們總是把孩子們送進那間特別大的遊戲屋，然後坐在廚房的桌旁，讓彼此保持健康清醒。我跟她們談了瓦利的事，她們並不感到驚訝。曲蒂只是從桌子那邊走過來擁抱了我一下。

在那些日子裡，我的朋友們為我做了什麼？她們什麼沒有為我做呢？如果我需要出去辦事，她們開車送我去。如果我病了，她們來照料我。如果我需要有人照看喬迪，她們就把她接走。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我需要的時候，她們中的一個端著一盤熱騰騰的菜餚送過來。

「我用砂鍋多燉了一點菜。你來點吧？」

然而，挽救我生命的並不是我的家人或朋友。準確地說不是。我真正的動力，我每天早晨掙扎著起床、掙扎著生活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女兒喬迪。她需要我做她的母親，需要我做出表率。我們沒有錢，但我們擁有彼此。我抱病在床的時候，喬迪和我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我體力允許的時候，我們去公園散步，帶著家裡真正的第三位成員。布蘭迪和喬迪尊敬我。她們沒有任何疑問地愛戴我。她們給了我無條件的愛，這就是孩子和狗的神秘力量。每天晚上我照料喬迪上床時，都要親親她，那種觸控，那種肌膚相親的感覺，支撐著我。

「我愛你，媽媽。」

「我也愛你。晚安。」

我的一位良師益友查林·貝爾醫生說，每個人都有一個痛苦測量計，從〇到十。在到達十之前，誰也不會做任何改變。即使是九也不行。九的時候，你仍然畏首畏尾。只有到了十，你才會義無反顧，到了那個時候，你會知道的。誰也不能替你做決定。

我在一個朋友那裡親眼目睹了這一事實。她懷孕了，她那個虐待成性的丈夫仍然每天打她。我們決定必須讓她從那裡擺脫出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就勸她離開那個男人。我們把她跟孩子一起安置在活動房屋裡。她父母每天過來。她什麼都不缺。兩星期後，她又回到了丈夫身邊。我那時就意識到，你不可能讓別人去做你認為正確的事。他們必須自己覺悟。一年後，我的朋友永遠離開了她的丈夫。她沒有需要我們任何人的幫助。

我也是自己明白這個道理的，因為一個婚姻解體的過程是緩慢的。令你心力交瘁的也許不是緩慢，而是不肯放棄。每天都更糟糕一點，更難以預料一點，最後你做的事情是你以前根本沒想過自己會做的。一天夜裡，我在廚房裡找吃的東西，發現了一本支票簿。是瓦利偷偷給自己開的一個銀行戶頭。半夜兩點，我接通烤肉架的電源，把支票簿一張張地撕下來燒燬。撕到一半，我想：「真正的人不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我仍然維持現狀。我十分疲憊。我的感情已經耗空。我的信心受到重創。幾次手術令我身體虛弱。而且我感到害怕。雖然害怕，但還不想去做什麼改變。

最後一年是最糟糕的。實在太慘了，我甚至記不起具體的細節。整個一年都是黑暗的。瓦利凌晨三點之前不再回家，我們睡在兩個房間，所以我從來看不見他。他每天一大早就離開家，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已經被排擠出了家族公司，我們的經濟情況從糟糕變得無法忍受。爸爸媽媽儘量給我寄了些錢。他們還發動家裡的其他成員，又籌集了幾百美元。這筆錢也用完了，我和喬迪只好捱餓。我們靠吃燕麥熬了兩個星期，除了燕麥沒有別的。最後，我去找瓦利的母親，我知道她會把兒子的狀況怪罪到我頭上。

「不是為我，」我說，「是為您的孫女兒。」她買來一袋食品，放在廚房桌上，走了。

幾天後的一個夜裡，瓦利回家了。喬迪已經入睡。我在客廳裡看《有朝一日》，這是「愛儂組織」的聖經，這個組織專門幫助那些受嗜酒者影響的人。我沒有叫嚷，也沒有打他。我們表現得就像瓦利每天都回家似的。其實我已經一年沒看見他了。他的模樣糟得令我吃驚。消瘦，憔悴，病懨懨的，看上去幾天沒吃東西了。雖然我能聞到酒味，但他身體卻打著寒顫。他在房間那頭坐了下來，看著我讀書，一言不發，而他以前經常跟別人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最後他打起盹來，所以聽見他突然說話我吃了一驚，「你笑什麼呢？」他說。

「沒什麼。」我對他說，但是在他問的那一刻我知道了。我達到了十。沒有激烈爭吵。沒有最後的惡劣行為。那一刻悄然潛入，就像一個陌生人回到家裡。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師，開始辦理離婚。這時候我才發現，我們的房租六個月沒付，汽車貸款六個月沒付，另外還欠了六千美元的債。瓦利甚至貸了筆款子用於改善住房，實際上什麼也沒改善。藍棺材散架了。

斯蒂芬森姥姥——媽媽的媽媽，曾經跟她酗酒的丈夫離婚——給我錢拯救那座房子。我們讓銀行收回了汽車。不值得再保留了。我爸爸在哈特利募捐到八百美元，給我買了輛一九六二年的雪佛蘭，那位老太太下雨天都捨不得開出去。我以前從沒開過車，就去參加了一個月的駕駛培訓，通過了駕照考試。那年我二十八歲。

我開著那輛車去的第一個地方是福利救濟辦公室。我有一個六歲的女兒，一箇中學文憑，一份只能稱之為災難的病歷，還有一大堆債務。我別無選擇。我對他們說：「我需要幫助，但只有你們送我上大學我才接受。」

感謝上帝，當時的福利救濟機構跟現在不一樣。他們同意了。我立刻去了曼卡託州立大學，註冊下個學期的學習。四年後的一九八一年，我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得主修心理學和婦女研究、副修人類學和圖書館學的學位。福利救濟機構支付所有費用：學費、住房、生活開銷。我哥哥戴維和弟弟邁克沒有畢業就退學了，因此，三十二歲的我成為基普森家第一個四年制大學畢業生。十二年後，我女兒喬迪將成為第二個。

laverneandshirley，美國一九七六年出品的著名情景喜劇片《拉文內和雪莉》中的兩位主人公。她們合租一套公寓，樓上就是她們各自的男友，彼此間發生了許多有趣搞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