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魯亞克盡自己最大努力來保護李，給予她力量。他把小說發生的地點從曼哈頓移到了舊金山。「黑麵罩」和「但丁」，這兩個地下人聚集的酒吧實際上是兩處紐約最熱鬧的地方，一處是第六大道富加齊投幣自動唱機店，另一處是在布利克和麥克道格爾街上的聖·雷莫酒吧，一些詩人和畫家經常光顧這兩個地方，包括狄蘭·托馬斯，戈爾·維達爾，威廉·德·庫寧，以及凱魯亞克的朋友弗朗茲·克蘭。艾琳·李確實在帕拉迪斯巷住過，但那是位於紐約東村（在十一街上）的一個小院子，靠近艾倫·金斯堡住的公寓。熟悉舊金山的人看到尤里推著坐在手推車裡的萊奧和瑪多到亞當的家門口這個情節時都會感到驚詫不已，多陡坡的舊金山與地勢平坦的曼哈頓島大不相同，舊金山沒有那種手推車。
更加重要的是，在小說中，在描述他們之間的關係時，凱魯亞克從自己觀察的角度突出了瑪多的牴觸態度。作為一個女人，瑪多「不得不迫於順從」，萊奧頗為自信地這樣告訴讀者，在瑪多和他分手之前不久，他還將自己描述為一個「在自己的安樂窩裡自鳴得意舒適安逸的傢伙」。從一開始，瑪多就告訴過他，她想「獨立」，這個字眼可以一直從她嘴裡聽到，等到他意識到她說的是真的時，已為時過晚了。當萊奧把他們兩人的關係神話成了亞當和夏娃時，她冷冷地對他說，「別叫我夏娃。」在他眼中，她是博普爵士樂的化身精靈，但是，儘管她很愛這種音樂，它也讓她心煩，因為「聽博普音樂的人裡有許多癮君子，我在音樂中聽到了毒品（海洛因）」。儘管他自己也有疑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夠犧牲自己的「白人的抱負」，或者是不怕因為與瑪多的長相廝守而惹惱自己南方的親戚們，但是他以為他還是能夠幫助瑪多克服那種緊張感，那種和他在公開場合露面時的恐懼，「黑人對美國社會的恐懼」，這種恐懼他認為可以通過他的保護姿態而自動消除。「你不懂，」他得到的卻是這麼一句她的回答，它包含了一切。
萊奧注意到了，瑪多在那些地下人中間被轉來轉去，這是一種典型的男人之間的性交換方式，萊奧也承認他和勒羅伊（尼爾·卡薩迪）「在過去……常常互換（女人）」，儘管如此，他還是強烈地受到了挑逗，從朱利恩·亞歷山大（原型是安東·羅森博格）和亞當·穆拉德手裡得來了瑪多。於是揭示這種男性儀式的任務便留給了瑪多，而不是萊奧。對萊奧而言，當他得知瑪多確實跟尤里發生過關係後，他想象中自己遭受的背叛當真成為了現實，於是頃刻間他成為了一個完完全全的厭女症患者：「我真的應該多注意那個傢伙一點……知道嗎，她們都一樣，別黏住一個不放，」他對她這樣說。但是，瑪多知道，他這麼說「正是尤里想聽的」。這樣，他們兩個人就可以同去酒吧，「透徹地將我討論一番，他們會達成一致的看法，女人都是讓人玩的，天下有的是女人」，於是乎，他們可以慶賀男人間不能斷裂的永恆關係，而他們與女人的關係則作為副產品被擱到一邊。
凱魯亞克過於依賴他母親，乃至成為病態，這為他很多朋友所見。瑪多曾含蓄地說過萊奧，「我覺得你總跟你母親在一起這對你不好」，儘管這被萊奧認為是妒忌，但是也提醒了他，他的母親和他說過同樣的話。後來，他自己承認，他住在家裡是因為他不能靠自己生活，也不能維繫住另一個女人的愛。凱魯亞克給他的替身取的名字是「萊奧」，這是他父親的名字，而他的姓「佩瑟皮耶」是「受傷的腳」的意思，這裡暗含了俄狄浦斯的典故，這也說明了萊奧其實是承認了瑪多說的話的正確。
垮掉派人中有來自不同民族的，但是除了詩人鮑勃·考夫曼和阿米里·巴拉卡外，一律都是白人。一九五九年在一次黑人作家的會議上，蘭斯頓·休斯問道，「誰想做‘垮掉’者？」他自己隨後回答道，「黑人是不會的，」這個結論巴拉卡很快就表示同意。不管怎麼說，凱魯亞克寫《地下人》是在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全國範圍獲得認可之前，其時，在有些州黑人和白人間的戀愛關係還是非法的，而且在所有地方几乎都不會得到認同的，對那些維護「低人一等的人」的權利的行為，或者是對黑人組織的支援都會自然而然地沾上對共產主義同情的嫌疑。凱魯亞克在書中對有些問題沒有提及，這更是讓人疑竇叢生。
比如，為什麼這個黑皮膚女人在全是白人的男人堆裡來來往往？凱魯亞克似乎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她跟白人來往是因為她美麗漂亮，還很有才氣，黑人所有的才能她都有。但是，她與一個黑人的來往又說明了什麼？萊奧在書中一個地方提到了這件事，還有她「想與那個黑人男孩再來一次」的慾望。相比於在生下瑪多後就死去的瑪多的黑人母親，凱魯亞克對瑪多的切羅基父親更感興趣，這是艾琳·李自己所希望的嗎？不過，凱魯亞克對自己的種族偏見的描述則是相當真實，也是非常有勇氣的，當然也免不了侷限。在書中一個最讓人驚詫的場景中，萊奧向瑪多表白了他對於黑人與白人在性器官上的不同的焦慮。瑪多就讓他看她自己的，讓他「檢視了她的身體的那個部分，看得很是仔細」；此後，他才放心了，而她則是感到與他更親近了，萊奧這麼說道，「我以後可不會再向她遮遮掩掩什麼了。」我們現在是不能從艾琳·李那裡知道她對這個情節的解說了，但是從她自己說過的，以及凱魯亞克提到過的來看，最後讓他們兩個分開的不是種族原因。
加布裡埃爾·凱魯亞克（她的家在紐約昆斯，而不是加州的奧克蘭），就像萊奧說的，的確給她兒子提供了一個安靜的可以寫作的地方：披露自己，退避三舍，記下真實的生活，凱魯亞克的生活和藝術是不可分割的兩極。但是，這個城堡被瑪多帶有精神分析性質的懷疑態度和她自認為是作家的宣告攻破了。凱魯亞克說過，他寫《地下人》像是寫「給一個朋友的一封長信」；在這部作品中，書信模式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要點。但是，在整部書中，唯一的長信是瑪多寫的，而且正如艾米·莎所指出的，這封信寄到了凱魯亞克母親住的地方，可以說是大膽地穿越了凱魯亞克在他的戀愛生活和寫作生活之間設定的障礙。萊奧告訴我們，瑪多寫的那封信「美妙無比」，是「一篇傑作」，要完整地援引下來，而至於他自己的回應，他則是摘了寥寥幾行，是「一種空洞，如果不是完全的表白」，是「無聊的鬼話」。
但是，在萊奧引述瑪多的信的時候，他又常常用自己的即興話語將之打斷；他發現他無法讓注意力只聚焦到她一個人頭上。凱魯亞克/萊奧意識到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在他最為氣憤的時候，他告訴我們，「我終於回報了她對我做的一切——這一切都要來的，就是這樣了。」接下來他做了大段的改動，縮短了很多瑪多的信——有意思的是，這正是凱魯亞克本人堅決反對的修改和刪減過程——剩下來的只是信中那些提及他（而且是一些有利於他的話語）的部分。萊奧反覆告訴我們，在說到瑪多時，「我懷疑我的動機」，「或許我看到的，解釋的都有問題，就像我經常做的那樣」。這種說法其實是凱魯亞克對讀者發出的公開邀請，邀請讀者來審問，甚至質疑他的文本。
凱魯亞克描述說，《地下人》是出自他對自己「最可憐的最隱蔽的最深的痛苦的剖白」，他想要查遍他心中的各個角落，不留下一個暗點，一絲內疚。但是，從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論述中，我們得知這樣的剖白其實本身是暗藏玄機的，凱魯亞克是要通過他的剖白話語來擺脫官方力量的牽制，用福柯的話說，就是「從自我的深處……啟出真理」，真理被認為是超越歷史存在的，但是與此同時，那個顯然被公開蔑視的權威卻仍然可以利用剖白這個行為，在讓個人釋放自我表達的同時，完全保留了改變他自己或者他周圍的世界的權利。凱魯亞克在《地下人》中對自己的暴露，乃至對瑪多的那些頗具破壞力的話語的突出描述，最後都用來服務於他從這個情愛事件中最需要得到的東西：一部小說。小說的敘事用兩句簡單的話結尾，與小說中大部分地方那種經常突發奇想，到處都是括號，頭緒諸多的風格相差甚大。「我回家去了，失去了她的愛。我於是寫了這本書。」清晰明瞭，就如同一個人對自我利益和對錢的需求的說明，有得亦有失。
這裡所做的分析把凱魯亞克置於一個相對主義的、無情的解構主義的和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話語之中，對凱魯亞克而言，他對此既承認，也抗議。後現代主義並不提出普適一切的真理和洞見。如同其他思想趨勢一樣，它是一個特殊時代和地點的產品，就我們現在討論的而言，則是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和博普爵士樂、抽象表現主義和演員工作室一起，垮掉派代表了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之未來的轉向，一次最後的爆炸式的轉身。金斯堡和巴勒斯以其各自的方式做出了向六十年代的轉變，其文化上的領導地位沒有變化，甚至還得到了加強，凱魯亞克看到了未來，但他憎恨未來。萊奧注意到，那些「酷斃了」的地下人們以其特意對情感的抵制，代表了「在這個新的……文化裡最不會被打趴下的人」，同樣，那個成功的年輕作家，那個有著「嘲諷」眼光的——請注意這裡的後現代用語——作家，哈羅德·桑德也是如此，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威廉·加迪斯，很快，他就會成為後現代新小說的領導者之一。
金斯堡和卡薩迪與肯·克西肩並肩結成聯盟，克西的身邊集攏來一幫人，形成了所謂的「興奮的惡作劇者」的小集團，其風格是那種發生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充斥不敬語句的、先鋒派文學技巧的、集中描述試驗迷幻劑內容的東西，但是凱魯亞克被所有這一切表演驚呆了。他服用強烈迷幻劑是用來表明「羅馬不是在一天就建成的」。羅蘭·巴特在談論攝影時稱之為「一種為著特別的表述的（明知）不可能仍然為之的科學」，凱魯亞克對這種「不可能」有著無限的忠誠；他不可改變地屬於阿米里·巴拉卡在一九六三年所描述的「我們這時代的最後一個浪漫者」。凱魯亞克是冷戰時代「地下精神」的一部分，充滿危險，但又神奇無比，他傳遞了一種嶄新的反現實的精神，當現實是猶太人大屠殺、廣島原子彈爆炸、蘇聯莫斯科審判和種族清洗，以及戰後的西方列國那些譁眾取寵的表演之時，凱魯亞克的這種精神因對抗現實而生，並需付出極大努力。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凱魯亞克知道屬於他的文化時刻已經過去了。在他最後一部重要小說《杜洛茲的虛榮》（一九六八年）中，他用「你在騙我」這個詞語來表明變化的開始。他看到，所謂新的情況不是人們在撒謊，而是人們現在認為其他人也都在撒謊，對抗的姿態不見了，沒有人再關注講述事實，除非講的是另一種形式的騙話。一封來自一位女士——她顯然是一個前解構主義者——的信尤其讓他感到不安，那個女人聲稱凱魯亞克沒有寫過什麼東西，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凱魯亞克的書，原本就不存在「傑克·凱魯亞克」。難道她認為他的那些書是「突然間出現在電腦裡的」？凱魯亞克不禁憤然。他還是相信「撒謊是犯罪……而做偽證則是犯下了重罪」。
凱魯亞克不能完全克服他的偏見，他與艾琳·李的情愛成為了他寫成這本書的最好的動力和材料。這是不是就是說他不愛她，或者說他即便是失去了她也不感到遺憾？在《地下人》裡，凱魯亞克記錄下了心理活動的點點滴滴，乃至身體的起伏變化，記錄下了意識的流動，思想和情感在期間獲取了力量但尚沒有獲得權威的地位，心靈與其淵源近在咫尺，尚不構成對材料選擇的審查。他這樣描述他的那些早期垮掉派朋友，前一天還是興高采烈，興奮不已，第二天則「憂鬱不堪」，但是，對他而言，這樣的低沉心情也是為變化做的準備。他們「為著更多的信仰貯存力量」。還是有可能發現「鑰匙/從那黑暗的走廊裡，/從那扇透著光線的門裡，/從那神秘的門把裡，/從那敞亮的房間裡獲得」。
安·道葛拉斯
gabriellekerouac，凱魯亞克的母親。
barbaraehrenreich（1941—），美國作家，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重要人物，著有《人心》（itheheartsofmen：americandreamandflightfromcommitment/i）（1983）等著作。
charlieparker（1920—1955），美國爵士薩克斯演奏家，作曲家。
robertcreely（1926—2005），美國詩人、黑山派詩人代表。
normanpodhoretz（1930—），美國保守派評論家。
gorevidal（1925—），美國作家，寫作小說、戲劇、散文等。公開自己同性戀的身份。1948年出版《城市與支柱》（icityandpillars/i），被認為是最早的同性戀小說之一。
sarahvaughan（1924—1990），美國爵士樂手。
chesterhimes（1909—1984），非裔美國作家，1947年出版《孤獨的征服》（ilonelycrusade/i）。
antonrosenberg（1926—1998），垮掉派人物，凱魯亞克的朋友。
bobkaufman（1925—1986），非裔垮掉派詩人。amirbaraka（1934—），非裔美國詩人。
williamgaddis（1922—1998），美國後現代主義小說家。
kenkesey（1935—2001），美國作家，1962年出版《飛越瘋人院》（ioneflewoverthecuckcoo'snest/i），著名文化運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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