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母親是個瘋子。我從未在母親那裡感受過一星半點兒屬於母親特有的關愛。母親用頭梳子盤頭，她總是在位於芝的孃家一邊獨坐著，一邊用長煙管吧嗒吧嗒地抽著煙。她的臉龐不大，身體也比較嬌小，而且不知為何，那張臉看起來總是灰突突的，一點兒生氣也沒有。記得有一次我讀《西廂記》，看到那句「土氣息，泥滋味」時，腦海裡突然就浮現出母親的臉——那瘦削的側影。
這種情形下，我怎麼可能得到母親的照顧呢？記憶中有那麼一回，我跟著養母一起去二樓專門向她請安。沒想到，她卻突然用手中的長煙管敲我的頭。不過大體上來說，母親還算是個溫和的瘋子。如果我和姐姐非纏著她，要她給我們畫畫，她也會在四開的毛邊紙上畫給我們。那畫上，通常不僅僅是墨色，她還會用姐姐的水彩筆給那些嬉戲的女子衣衫上塗上好看的顏色，或是給草木的花塗上顏色。只是，那些畫中的人物清一色的狐狸臉。
母親是在我十一歲那年秋天死的。據說是死於體弱而不是疾病。有關她死去前後的一些事，我的記憶竟還清晰儲存著。
好像是因為收到她病危的電報，我和養母當即在那個無風的深夜找了一輛人力車，從本所趕到了芝。迄今為止我都沒怎麼用過圍巾，可是那天夜裡，我卻圍了一條印滿南畫山水風格的薄絲巾。而且，那條絲巾上的「馬蘭」香水的味道至今還記憶猶新。
母親躺在二樓正下方八畳大小的廳堂裡。我與年長四歲的姐姐守在母親枕邊，兩人放聲大哭不止。尤其每當有人在我身後說「臨終、臨終……」的時候，我內心更是悲傷不已。然而早已閉眼與死人無異的母親卻突然睜眼說了些什麼。於是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我們也忍不住偷偷笑出聲來。
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守在母親枕邊，幾近天亮。但不知為何，我並沒有像頭一天晚上那樣痛哭到難以自持。姐姐一刻也不停歇的哭泣聲，讓我覺得有些羞愧，於是也只好拼命裝哭。同時我又覺得，既然我哭不出來，母親就肯定不會死。
第三天晚上，母親悄無聲息地死了，幾乎沒怎麼受苦。她臨死前好像也短暫清醒過，看著我們的臉撲簌簌淚流不止。但還是像平常一樣，什麼也沒有說。
母親入殮以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掉起眼淚來。這時，一個被人稱為「王子的嬸婆」的遠房老太太就會說：「真令人感動啊！」然而我卻覺得，她倒真是會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動感情。
出殯那天，姐姐捧著母親的牌位，我抱著香爐跟在後面，兩人一同上了人力車。我在車上時不時地打著盹兒，幾次驀地睜眼時差點失手把香爐給摔了。可是谷中總也不到。長長的送葬隊伍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下，緩緩地在東京的街道上行進著。
母親的忌日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戒名是歸命院妙乘日進大姐。可是父親的忌日和戒名，我卻總也記不住。那或許是因為對於十一歲的我來說，把記住忌日和戒名當作一種驕傲的緣故吧。
二
我有一個姐姐。她雖然體弱多病，但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我想寫進這篇《點鬼簿》的，當然不是這個姐姐，而是那個恰好我出生前突然夭折的姐姐。據說在我們三姐弟當中，就數那個姐姐最聰明。
也許因為是長女，那個姐姐被取名為初子。我家的佛壇上，那張署名「阿初」的照片至今還嵌在小小的鏡框裡。阿初看起來一點也不弱不禁風，她那帶著小酒窩的臉頰就像熟透的杏子一樣，圓圓的……
阿初自然是最受父母親寵愛的孩子。為了讓她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親還專門把她從芝的新錢座送到築地的聖瑪茲幼兒園。但是，週六、日兩天是肯定要回母親的家——本所的芥川家住的。阿初每次外出，幾乎都要穿即使在明治二十年代也依然很時髦的洋裝。記得我上小學時，還用阿初做和服剩下的碎布給塑膠娃娃做過衣服。那些碎布，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是些印滿小碎花和樂器圖案的舶來品布料。
初春的一個週日下午，阿初一邊在庭院裡走來走去，一邊與坐在內室的姨母聊天（在我的想象中，姐姐當時穿的肯定還是洋裝）：
「姨母，這是什麼樹？」
「哪棵樹？」
「就是長有花苞的這棵啊。」
母親孃家的庭院裡種了一棵矮矮的木瓜樹，枝條直垂到下面的一口老井裡去。我想，編著長辮子的阿初一定是睜大了眼睛瞧著那棵枝條嶙峋的木瓜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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