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剩下來要說的是日瓦戈晚期八到十年的簡短故事。在這段時間中他變得愈來愈衰老無用，作為一名醫生和作家，他正逐漸喪失他的知識和技能。有一個短時期，他從頹喪中掙扎出來，重操舊業，但經過一陣極短的行動上的突然燃燒，他又退回舊有的狀態，對他自己及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關心。在這些年中，他的心臟病已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他早就診斷出自己有病，不過沒有意識到它的危險。
他在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時去了莫斯科。他比從游擊隊中逃去尤里亞金時更瘦削，更不注意外表，更不講究修飾。在旅程中，他再度用還值些錢的衣物沿途換取麵包，只留下些破爛的衣衫蔽體。所以，他的二手貨皮外套和皮襖皮褲全沒了，當他到達莫斯科大街上時，只剩下一頂灰羊皮帽、一副皮綁腿和一件紐扣全掉了的像囚犯制服的舊軍裝大衣。從這副打扮上，簡直看不出他和擁擠在首都車站上、大街上和廣場上的無數紅軍有什麼區別。
他不是單獨抵達的。不管他到哪裡總有一個好看的年輕農民跟著，他也穿一身舊軍裝。他們雙雙出現在幾家劫後倖存的客廳中，它們像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曾在其中消磨童年的客廳一樣，那些客廳的主人還認得他，並對他和他的同伴表示歡迎（在圓滑地問及他們曾否洗過澡後——斑疹傷寒依然猖獗），然後，對他講起他家人離開俄羅斯的情況和經過。
他們兩人都怕見人，這種寡合的行為使他們極力避免分別走入人群，為了怕成為注意的焦點，並與人接談。當這兩個瘦長的人出現在任何朋友的聚會中時，通常都躲在一個角落上，沉默地消磨一個晚上，不參加大家的聚談。
身穿破爛衣衫，到處跟著一個青年，這位高大的、骨瘦如柴的醫生看起來就像一個追求真理的苦修士，而他的伴侶就像盲目崇拜的、有耐性的、服從的信徒。這個青年伴侶是誰？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最後一段旅程是乘火車的，不過，早先的大部分旅行都是徒步。
沿途所看到的村莊，不比他逃出森林的囚禁時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所看到的村莊好。只是那時是冬季，而現在是夏末秋初，氣候溫暖、乾燥，使一切東西看上去好受一些。
他所經過的村莊有一半已經荒廢，田地被放棄了，莊稼沒有人收割，就像敵人襲擊後的景象。這些都是戰爭的結果——內戰。
在九月末，有兩三天的時間，他一直沿陡峻的河堤往上走。迎面流來的河水在他的右首。他的左首，是一片遼闊的未曾收割的田野，從河岸一直伸展到地平線上的雲層。在田野中間，不時有樹林把它隔斷，樹林絕大多數是橡樹、楓樹和榆樹。樹林伸入陡然下落的、切斷道路的河谷中。
在還沒收割的田地中，成熟的麥穗炸開瀉落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撿了好些把，在最壞的狀況下，如果他沒辦法煮它，用它熬成稀粥，他就把它塞入口中，費了極大的困難仔細咀嚼。沒有完全嚼爛的生麥粒幾乎是不可消化的。
他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深色的裸麥，害了鏽病似的呈棕色，舊金子的顏色。通常在及時收割時，它的顏色要淡得多。
這些閃耀而無火的火焰色田地，這些默默宣佈它們厄運的田地，被安靜廣闊的天空冷冷地圍著。天空的表面早已露出冬的跡象，一片片中央白四周黑的長長的雪雲不停地在移動著。
一切都在做著有規律的緩緩移動——流動的河，河旁的路，而日瓦戈沿著河岸隨浮雲流動的方向步行。連裸麥地也並不靜止。它們的表面是活動的，它們像是因不停地爬行而騷動，令人想起骯髒和可憎的事。
過去從未有過這樣猖狂的鼠害。它們已繁殖出空前未有的數量。晚間，當日瓦戈因陷於黑暗被迫露天過夜時，它們在他的面部、手上、袖子裡面、褲子裡頭竄來竄去。白天，成群結隊地跑過大路，到處都是，阻塞通路，當它們被踏到時，便口吐白沫，吱吱尖叫。
毛髮蓬鬆的鄉村雜種狗變成野狗，隔一個相當的距離跟著他，不時彼此交換眼色，好像決定要在一個最適當的時候撲倒他，把他撕成碎片。它們以腐屍當食物，不屑吃老鼠，遠遠地盯住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極有信心地跟住他，好像在等候些什麼。不知為了什麼理由，它們從不冒險進入森林，當他接近森林時，它們便逐漸後退，搖搖尾巴，消失在遠方。
在那些日子中，樹林和田野恰恰構成一個強烈的對比。被人棄置的田地看起來像孤兒，好像是有意把它們置於天譴之下。可是，擠滿了人的森林卻驕傲而自由地繁茂起來，似乎剛從監禁中釋放。
在平常年月，由於行人，特別是鄉村的孩子們，早在堅果青澀時就將它們整枝摘下，通常堅果是不容易長熟的。可是現在山坡上和山谷中的樹林無不枝葉繁密，滿布因日曬而粗糙多塵的金色葉片。中間掛著一串串凸出的成熟果實，三個或四個連在一起，好像有繩子串上似的，隨時會從枝上墜落。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撿了不少，咬碎它們的殼，裝滿他的口袋和行李袋，整整一個星期，他以榛果充飢。
在他眼中田野像是一種患危險病症而發高燒的東西，而樹林，恰恰相反，則是一片復原後健康的光潤。所以，在他看來，上帝居住在樹林中，而田野卻響徹魔鬼譏諷的笑聲。
在這段旅程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走過一個焚燬的荒廢的村莊。所有的屋子都在路的一邊，面對河流。大路與河流陡岸邊緣間的一長條地是空的，沒有什麼建築。
只有幾間被火燒黑了的屋子尚未倒塌，不過，它們也是空的，沒有人居住。至於其餘的房子，除去一堆堆燒焦的廢墟垃圾和突出在焦土之上的黑煙囪外，別無一物。
面對河流的懸崖上佈滿蜂巢式的凹坑，那是村民把岩石鑿成磨石的地方，那曾經是他們的生計之所。三塊尚未完工的石頭躺在最後一間房屋前的空地上，其中有一塊還是豎立的。像別的屋子一樣，這間屋子也沒有人居住。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走進屋內。這是個靜止的午後，可是，在他跨進門的一剎那，好像有一陣風破門而入。稻草和乾草叢在滑動，殘餘的桌布拍拍飛動，整個屋子在騷動，簌簌有聲。像村野一樣，屋裡都是老鼠，四處躲竄，吱吱亂叫。
他走出來。太陽斜掛在村後田野的盡頭。對面河岸氾濫著一片溫暖的金光，水坑反映出斜陽逐漸黯淡的光華，照在部分地伸入河中央的灌木叢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跨過大路，坐在倒臥草地的一塊磨石上。
一個眉發蓬鬆的頭從河岸邊冒出來，然後是肩膀，然後是兩臂。有人提了一桶水沿著懸崖的石徑爬上來。見到日瓦戈，他停下來，這時日瓦戈依然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
「你要喝水嗎？如果你不傷害我，我也不傷害你。」
「謝謝你，是的，我想喝口水。走過來，不用害怕。我為什麼要傷害你？」
提水的人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光腳，衣衫破爛，頭髮蓬亂。
不管日瓦戈的語言如何友善，他依然驚疑地凝視著日瓦戈。不知為了什麼，這個少年忽然出奇地激動起來。最後，他竟放下水桶向日瓦戈跑過去，不過，在中途就停下了，喃喃地說：
「不是……這不能是……我一定是在做夢。同志，請原諒我，請問，我可是以前見過你？是的！是的！一點不錯！你是那位醫生，你不是嗎？」
「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
「不認識。」
「我們從莫斯科同車出來，在一個車廂中。他們抓我去做苦工。我在勞工隊裡。」
原來是瓦夏·佈雷金。他匍匐在日瓦戈的面前，吻他的手，啜泣著。
被焚化為廢墟的村莊本來是他的故鄉韋列堅尼基。他母親已死去。當村子被毀時，瓦夏藏在石礦場的一個山洞裡，但是他的母親以為他被抓進城了，悲痛發瘋，於是投河自殺——就是他坐在旁邊說話的、流過懸崖腳下的這條佩爾加河。他的兩個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據說流落在另一個區域的孤兒院中，不過，他並不確知她們的下落。此後他就隨日瓦戈一道去莫斯科，一路上他講了許多可怕的往事。
「田野裡就要糟蹋了的是去年冬季的莊稼。我們剛剛播完種，禍事就來了。這是在佩拉吉婭姑姑走了以後，你記得佩拉吉婭姑姑嗎？」
「不。我甚至根本不認識她。她是誰？」
「你根本不認識佩拉吉婭姑姑？她那時和我們在同一列車上！佳古諾娃。那個豐滿漂亮，用眼睛直直瞪著你的人。」
「是那個老是打辮子從不梳頭髮的？」
「對啦！那個拖一條豬尾巴辮子的，就是她！」
「不錯，我記得她。等等，現在我想起來了，我後來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小鎮上遇到她，我們在街上碰到的。」
「你不是說真的吧！你見到過佩拉吉婭姑姑！」
「你怎麼回事，瓦夏？你為什麼像個瘋子似的搖我的手？一不小心，你會把它們折斷。你為什麼臉紅，像個女孩似的？」
「噢，快告訴我，她好嗎？快告訴我。」
「當我見到她時，她還好。她說起你和你們村上的人。她好像還說過曾住在你們村上，或是我記錯了？」
「當然，她說了，當然她說了。她和我們住在一起。我母親愛她如親姐妹。她沉靜，一個工作的好手，兩隻手非常靈巧。當她和我們住在一起時，我們家裡樣樣東西都很多。不過，村人的閒話使她在韋列堅尼基的生活很悲慘。
「村子裡有個男子叫羅頓·哈爾拉姆。他追求佩拉吉婭。他是個瘦高個兒，沒有鼻子。她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因此他憎恨我。他說我和佩拉吉婭的壞話。她終於走了，她再也受不了了。那只是所有我們厄運的開端。
「後來附近又發生了可怕的謀殺案。一個寡婦獨自一人住在農場上，往上去是布依斯科耶。平常喜歡穿有鬆緊帶的男人鞋子走路。她養了一條很兇猛的大狗，拴在一條長鏈子上，在屋子四圍巡邏。她叫那隻狗作高爾蘭。家務和農場上的工作都由她一個人做，不要幫手。嗯，去年冬天來得特別早，誰都沒想到雪也落得早，這個寡婦的馬鈴薯還沒有來得及挖。於是，她跑來韋列堅尼基說，‘幫幫我的忙，’她說，‘我願意付錢或分你馬鈴薯。’
「我說我來幹，不過，當我到達農場時，哈爾拉姆已經在那裡了，他已先在那裡做了這工作，而她並沒有對我說。也好，我並不要和他爭那工作，於是我們就一道做。天氣非常壞——下雨，落雪，又是泥濘，又是雪水。我們挖個不停，我們燒去薯藤，用煙烘乾馬鈴薯。當我們做完工時，她付了我的工錢，公公道道，然後她打發哈爾拉姆走開，可是對我擠擠眼，像是說，要我多留一會兒，或等一下再來。
「於是我再去她家。‘我不想把剩餘的馬鈴薯給政府。你是個好孩子，’她說，‘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你看，我什麼也不瞞你。我本想自己挖個地窖，可是，你看外面的天氣像什麼。我已耽擱得太久了，現在已是冬季，我自己搞不妥。如果你幫我挖，我不會虧待你。’
「於是我就幫她好好掘個藏東西的地窖，底下闊，上面窄，就像一個甕子，我們又升起火，用煙把地窖烤暖烤乾——一切都在風雪怒號下進行。然後，把馬鈴薯放進去，蓋上土。做得乾乾淨淨。當然，我沒對任何人說一個字，連我的母親、妹妹都沒說。真希望不會有那樣的事。
「唉，大約不到一個月光景，農場被搶了，從布依斯科耶來的人說，大門敞開，整個農場被搶空了。連窗戶都不見了，高爾蘭掙斷了它的鏈子，也跑了。
「過了沒多久，新年前有一陣融雪時期。就在瓦西里節那天，天下大雨，所以，高地的雪給衝化了，能夠看到光禿禿的地。於是，高爾蘭跑回農場，找到埋藏馬鈴薯的地窖，開始扒土。它扒呀扒呀，於是見到了老寡婦的腿豎立在坑中，腳上還穿著她經常穿的那雙有鬆緊帶的鞋——多可怕！
「韋列堅尼基的人個個都為老寡婦難過。沒有人懷疑哈爾拉姆，你怎能責備他們？這是萬萬想不到的。他不會有這個膽量。如果他幹了，他早會跑開啦，跑得遠遠的。
「村裡的富農對這件謀殺很開心。他們想，這是個挑撥的好機會。‘看看那些城裡人對你們乾的好事，’他們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殺雞儆猴，讓你們不再藏穀子、埋馬鈴薯。你們以為殺她的是樹林中的土匪，那你們可就傻啦！乖乖聽城裡人的話吧。他們袖子裡的鬼把戲還多得很，他們將拿走一切，他們將餓死你們。如果你們想知道什麼事對你們有好處，那麼聽我們的，我們將教給你們一些常識。當他們跑來要拿走你們用血汗掙來的東西時，告訴他們，我們連一粒裸麥都沒有，別說剩餘。一旦有問題，用你們的草耙。如果有人反對，還是眼睛張大些！’唔，老傢伙紛紛議論，主張舉行村民大會。而那恰是哈爾拉姆所希望的，他趕快去城裡報告。‘我們村上可熱鬧啦，’他說，‘你們怎麼辦？一個貧農委員會，那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敢保證，不久他們就會互相殘殺。’然後，他跑開了，永遠不再出現在我們這附近。
「後來的事是自然而然來的。沒有人告密。沒有人該受責備。他們從城裡派來紅軍，設立了法庭。他們第一個先審問我。因為哈爾拉姆告了我，他們說我逃避勞役，說我殺死老寡婦並煽動村民。他們把我關起來，幸好，我想起撬開地板，溜出來。我躲在舊石礦場的山洞中。村子是在我頭頂上燒去的——我根本沒看見，而我母親自沉在一個冰洞裡，我也完全不知道。這一切都是自然發生的。他們把紅軍士兵安置在一間屋子裡，拿好酒讓他們喝，士兵們個個酩酊大醉。夜間，屋子突然著了火，火焰一家家地燒開來。大火一起，我們村子裡的人都從房子裡跳出來，逃走了。
可是，從城裡來的人呢——提醒你，沒有人放火燒他們——自然，都燒死啦。沒有人告訴我們的村人逃走或遠離被燒掉的家園，不過，他們害怕會發生別的事。富農散佈謠言，十歲以上的男人都將被槍斃。當我從山洞中出來時，他們全跑光了，我找不到一個人，他們正不知在什麼地方流浪。」
日瓦戈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到了莫斯科。天氣晴明而溫暖。俯瞰救世主教堂大圓頂的陽光，撫弄著石塊夾縫中長滿青草的廣場。
禁止私人企業的命令解除了，政府允許私人做有限度的貿易。買賣只是破爛廢物的翻折，在一個跳蚤市場上買來賣去，這種瑣碎只導致投機和咒罵。這種交易並不增多物資，根本無補於城市的匱乏，不過，一次又一次的轉手買賣使投機者賺了不少錢。
有幾個謹慎的私人藏書家把他們的書從書架上取下來，集中在一個地方，請求市蘇維埃允許他們成立一家合作書店，並申請使用幾間舊鞋店的倉庫或花店，那些店子是從革命開始的第一天起就關上大門的，現在已空置多年了。他們偶爾也賣出去幾本書。
日子比以前更苦，教授太太們只好不顧法律禁止偷偷做白酥卷出賣，現在可以把白酥卷放在舊腳踏車修理店或其他被徵用但這些年並沒使用的店子裡公開出賣了。她們改變了立場，接受了革命，不再使用她們優雅的語言。
到莫斯科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瓦夏，你必須做點事。」
「我想讀書。」
「那不用說。」
「我想做的另一件事是根據記憶把我母親的像畫下來。」
「那也是個好主意。可是，你必須知道怎麼個畫法。你試過嗎？」
「當我跟叔叔做學徒時，我經常趁他不在意時用木炭畫著玩。」
「好得很，為什麼不這麼辦？讓我們來看看能做些什麼。」
瓦夏並沒表現出有什麼了不起的繪畫才能，不過，他的天賦足夠進入工業設計學校。經過朋友的幫忙，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他送進以前的斯特羅甘諾夫斯基學院，在那兒他先讀一般課程，然後再接受印刷、裝訂和圖書設計的訓練。
日瓦戈和瓦夏協力工作。日瓦戈就各種問題寫了許多小冊子，瓦夏幫他排好，印個小量數目，作為他的學校作業。然後通過他們朋友最近開的二手書店發行。
這些小冊子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哲學、他對醫學的見解、他對健康和疾病的定義、他對進化論的意見、他關於作為生物有機體基礎之個性的理論，以及他有關宗教和歷史的想法（和他舅舅及西拉菲瑪的想法很相近），還有他的詩、他的短篇小說，以及關於他訪問過的普加喬夫活動過的鄉村的小品文。
小冊子是用簡易的對話體寫成的，不過可不是通俗化的讀物。儘管它們是生動而富有創意的前進論調，但它們都是些未經驗證、可爭論的假設。這些小冊子倒很好賣。
在那些日子中，一切都變成了專業，連修辭和翻譯藝術也不例外。一切專題都有專人研究，著文發表，學術機構有左有右。思想宮、藝術觀念學院相繼興起，式式俱備。這些冒充的文化機構有一半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擔任醫生。
他和瓦夏的友誼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兩人住在一起。在這同住期間，他們一直在斷垣殘壁中搬來挪去，處處都無法安居，不同的只是方式。
剛到莫斯科時，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曾重訪他在希弗採夫-窪地街的舊居。別人告訴他，他的家人在回到莫斯科後並沒住在那裡。當他們被驅逐出境後，他們名下的房間已分配給新住客，他們的東西一點也看不見了。舊日的鄰人避免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接觸，他們認為認識他是危險的事。
馬克爾不在那裡了。他已飛黃騰達，現任麵粉坊的房屋經理。他本來可住經理的房子，可是，他寧願住舊日沒有鋪地板的門房，好在裡面也有自來水和巨大的俄國式火爐。整幢建築中所有的水管和熱氣爐都在嚴寒中爆裂了，只有門房總是溫暖乾燥，水也沒凍結。
終於，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和瓦夏之間的友誼冷淡下來了。瓦夏發展神速。他的言談思想不再像一個蓬頭赤腳、衣衫襤褸的，來自韋列堅尼基的少年。革命所宣佈的簡單明瞭的主義對他的吸引力愈來愈大，而日瓦戈晦澀並大費想象的語言，如今在他聽來已是錯誤的——註定失敗的——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的聲音，因而是模稜兩可的。
日瓦戈奔走於各個政府部門。他試著設法請政府撤銷對他家庭的放逐令，准許他們回俄羅斯。同時，他又自行申請出國護照，以便去巴黎接他們回來。
瓦夏驚異於他的努力是如何的不起勁和三心二意。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好像總是急於下結論，認為自己絕無前途，同時他說話時帶著過分的信心，幾乎對一切努力的徒勞都抱著贖罪的心情。
瓦夏發現他的毛病癒來愈多，儘管，日瓦戈對於公道的批評並不生氣，可是，他和瓦夏的友誼卻逐漸衰退了。最後，他們的友誼破裂，兩人分開。
日瓦戈離開他和瓦夏合住的房間，搬去麵粉坊，在那兒馬克爾無所不能，幫他安置在以往斯文季茨基家背後的一個角落上。這裡面有一間廢置的浴室，隔壁有一間只有一面窗戶的小房，還有一間殘破不堪的有後門的廚房。搬入以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放棄了行醫，也不好好照料自己，也不再去看朋友，生活非常貧困。
這是冬季一個灰色的星期日。煙柱從屋頂上升，薄薄的黑色氣流從視窗溢位來，禁令儘管是禁令，大家照樣以窗戶作為金屬火爐煤煙的出口。城市生活的舒適仍未恢復。麵粉坊的住客蓬頭垢面地走來走去，忍受凍瘡和傷風的折磨。
像平常的星期日一樣，馬克爾·夏波夫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中。
他們正坐在廚房裡一張大桌上吃午飯。在麵包配給的時代裡，所有住客的配給票都集中在這張桌上，裁開剪下，數好，分類，然後按照品類分別包在紙裡或紮在一起，黎明時送去麵包店。第二天早上又在這張桌上把麵包切開，按各人的配給量分出去。不過，如今這一切都成了記憶。食物配給被別的管制方式所取代，因而夏波夫一家在中午這餐吃得很飽，津津有味地細細咀嚼。
闊大的俄國式火爐佔去房間的一半地方，它放在房間中央，旁邊的高板床上放著鋪蓋，棉被從四面垂下來。
靠近入口處是水龍頭，這裡的水管並沒結凍。沿著兩邊牆腳有一條長板凳，凳子底下放著儲存家當的大木箱和包裹。吃飯的桌子在左邊，桌面上有一個固定的小食具櫥。
廚房很熱，爐火熊熊。爐前站著馬克爾的妻子阿加菲婭，她的袖子捲到肘上，正在用長鐵鉗調動爐灶裡的鍋罐，讓它們時而聚在一起，時而分開。她汗水淋漓的面孔被爐火照得發亮，滿頭蒸汽。
然後，她把鍋罐挪在一邊，從它們後面的鐵板上拉出一塊麵餅，翻來翻去，把兩面都烤黃。這時，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帶了兩隻水桶走進來。
「祝你們胃口大開。」
「別客氣，隨便坐。和我們在一起吃個飯吧。」
「謝謝你。我用過了。」
「我們知道你所謂的午餐是怎麼回事。你為什麼不坐下，吃點熱的？你不要掀起你的鼻子——這都是好東西，烤馬鈴薯，麥糊餡餅。」
「謝謝，我真的……我很抱歉把門開啟，讓冷風吹進來。我想盡量多弄些水。我已把浴缸洗乾淨，我想把它和洗衣盆儲滿水。我要出出入入五六次，以後我就會有好一陣不再麻煩你們。請原諒我這麼麻煩你們，可是，別的地方弄不到水。」
「請便。如果你要糖漿，我們可沒有，但水可多的是。你儘量取吧，要多少取多少，免費奉送。」
全家人都大笑起來。
當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第三次進來取第五、六桶水時，馬克爾語調改變了。
「我的女婿剛剛在問我你是誰。我告訴他們，可是他們不相信。你繼續取你的水，別介意我。只是不要潑在地上，笨手笨腳的！難道你沒看見，你已濺了些水在門口。如果它凍上了，我看你不會拿根鐵棒子來給敲掉。還有，必須把門關緊，你這個白痴，門縫有風鑽進來。唉，我剛才告訴他們你是誰，他們不相信。我真想知道，那些花在你身上的錢，還有那些知識，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第五、六次進來時，馬克爾皺眉了。
「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一切都有個限度，老傢伙。如果不是我們小馬林娜不讓為難你，我早鎖上了門，不管你出身如何高貴。你記得我們的馬林娜嗎，還記得不？這就是她，桌子盡頭的黑黑的那個。看，她臉都紅了。‘爸爸，別讓他難堪。’她一直在對我說，好像有人要讓你難堪似的。她是郵電總局的電報生——她懂外國語。‘他很不幸。’她說。她很為你難過，她願為你赴湯蹈火！就好像我在抱怨你是一條可憐的魚！你不該跑去西伯利亞，在艱難時期離開你的住處。那是你自己的錯。看我們這一家——我們坐著忍受飢餓和白軍的封鎖，我們不溜——所以我們安然健在。怪你自己吧。如果你好好照顧冬妮亞，她現在不會在外國流浪。唉，這是你的事，我何必操心。對不起，我所要知道的只是，你要這許多水乾嗎？你用它做溜冰場還是什麼？你和你的水！我甚至連氣都氣不來，你是這樣的膿包！」
全家再度大笑。可是，馬林娜氣憤地向四角掃了一眼，光火了，同時開始責罵他們。她的嗓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驚奇，儘管他一時說不出所以然來。
「屋裡有很多清潔工作要做，馬克爾。我必須擦地板，還要洗些東西。」
夏波夫一家人大為吃驚。
「說這種話，自己不害臊，一個人幹？下一步你可以開一間中國洗衣店了。」
「讓我的女兒去幫你，」阿加菲婭說，「她會幫你洗衣，擦地板，如果有東西要補，幫忙縫縫補補。親愛的，你不必怕他。你能看得出他的教養多好，他連蒼蠅也不會傷害。」
「這是什麼主意，阿加菲婭·吉洪諾芙娜！我做夢也不會想到讓馬林娜幫我擦地板。她為什麼該為我弄髒她的手？我自己能處理。」
「你自己可以弄髒你的手，我就不能，是嗎？」馬林娜插嘴說，「你為什麼這麼自討苦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如果我上去看你，你真會把我趕出來？」
馬林娜本可以成為歌手，她的嗓音純淨洪亮，調門寬廣，可高可低，伸縮自如。她並沒大聲說話，可是她嗓子聽起來比平常說話所需要的聲音響亮，似乎它自有生命，好像並不屬於她。聽來像是來自她背後或隔壁房間。這種嗓子是她的保障，她的守護神，沒有人會願意使有這樣嗓子的女人傷心或苦惱。
從取水的這個星期天起，日瓦戈和馬林娜間發生了友誼。此後她常常來，同時幫助他做些家務。有一天，她留在他那裡，不再回門房去。她就這樣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第三任妻子，雖然他並沒與第一個妻子離婚，同時他們的婚姻也沒註冊。他們生了孩子。馬克爾和阿加菲婭以他們的女兒做了日瓦戈的妻子為榮。馬克爾不滿意的是他們沒在教堂舉行正式婚禮，也沒登記。不過，他妻子說：「你瘋啦？如果冬妮亞還活著，他就犯重婚罪。」「只有你才那麼蠢，」馬克爾說，「冬妮亞有什麼辦法？她和死了一樣。並沒有法律保護她。」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有時打趣地說，他們的婚姻是二十桶水中的羅曼史，可以寫成一本二十章的小說。
馬林娜原諒日瓦戈的古怪，原諒他把房子弄得骯髒混亂，原諒他的情緒、他的幻想，原諒他明知故犯的任性，她忍受他的牢騷、他的脾氣、他的神經緊張。
她對他的奉獻還不止於此。有時他們會因他的錯誤而忍飢受凍，為了不在這種時刻留下他一人在家，她寧願放棄她郵電總局的工作，她在局中一向受到重視，但因被迫曠職的緣故，聲譽便受了影響。為了服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一時衝動，她跟他挨門去做零工。他們給各個樓房的許多住客劈柴。有些住客，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初期暴發的投機者、接近政府的藝術家和教授，都有舒適的家。有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和馬林娜小心翼翼地抱著柴火送進一位住客的書房，唯恐氈靴上的木屑弄髒地毯，對方正無禮地全神貫注於閱讀，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要他們來做工並付錢的是他太太。
「這隻豬玀在細心讀些什麼？」日瓦戈很想知道。那位學者正憤怒地在他的書頁邊上做批註。當他抱著一捆柴火走過他身旁時，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他肩頭瞟過去。原來書桌上放了一大堆他以前所寫、瓦夏所印的小冊子。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和馬林娜如今住在斯皮裡東大街，而戈爾東在附近的小布隆街有一間房。馬林娜和日瓦戈生了兩個女兒，卡帕（卡皮託琳娜），五歲，小的克什卡（克拉夫吉婭），僅僅六個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很熱。附近鄰居彼此拜訪時都不戴帽子，同時僅僅穿著襯衫。
戈爾東的房間是一座古怪建築的一部分，一度是一間時裝店的裁縫鋪。這是一座兩層的樓房，以螺旋形樓梯相連，上下兩層當街的一面是一大塊玻璃窗，上面漆著裁縫的姓名和業務的金字。
這座樓房現在已分為三個單位。在底層和樓上之間的空處，用木板隔成了一間房。為了作起居室用，這間房有一面古怪的窗戶，約三尺高，是從地下的大玻璃窗延伸而上的，上面還有一部分金字。如果有人在室內，街上的行人可從金字的隙縫中見到他膝蓋以下的部分。這就是戈爾東的房間。這時和他在一起的是日瓦戈、杜多羅夫、馬林娜和她的孩子，小孩不像大人，窗外的人可以看到她們全身。馬林娜不久便帶兩個孩子離開了，三個男人獨自留在裡面。
這三個舊日同學並有多年友誼的老朋友，在做從容懶散的夏日閒談。他們是常常在一起聚談的。要談話自然而可理解，必須有足夠的語彙。在這三個人中，只有日瓦戈具備這個條件。
另外兩個人常常詞不達意。他們沒有雄辯的才能。在找不到適當字眼時，他們就踱來踱去，不住彈菸灰、做手勢，一再重複老話——「那顯然不誠實，老友！不誠實，是的，是的，這就是不誠實。」
他們不覺得這種臺詞式的多餘重複，遠非反映他們性格上的溫暖和開闊，卻正表明他們知識的貧乏。
杜多羅夫和戈爾東終年與有教養的學人交遊，消耗畢生精力在好的書籍、好的思想家、好的作曲家和好的音樂家之間，只知道昨日好的今日一樣好，永遠是好的！可是，他們卻不知道，有了庸俗趣味的不幸，比完全沒有趣味的不幸還要糟得多。
不論是杜多羅夫或戈爾東都沒體認到，他們給日瓦戈的忠告，是基於他們不能自由思想，不能以自己的意思談話的因素居多，而由於影響他行為的友誼願望比較少。就像一輛出軌的車子一樣，談話把他們帶向他們不想去的地方。既然不能駕馭它，他們早晚必然會撞著什麼。所以，在他們冗長的論調中，一次又一次地出軌。
在日瓦戈眼中，他們無意識的動機，他們做作的情緒，以及牽強的推理，是很容易被識破的。不過，他只是不好開口說：「親愛的老友，你們庸俗得多麼可怕啊！——你們和你們的圈子，你們常常引用的大名和權威，以及你們如此讚歎的魅力和藝術！你們身上唯一有光彩有生命的東西是你們和我同時代，是我的朋友！」誰能坦白到說出這種話來呢？所以，為了不傷害他們的心，他只好耐心地靜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