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多羅夫最近才從第一次放逐中歸來。他的公民權已恢復了，並批准他在大學重執教鞭。
此刻他正在對他的朋友講述被放逐的經驗。他說得很真誠，沒有一點虛偽。他不是因為恐懼而說，他真相信他所說的話。
他敘述他在檢察當局的辯護，他在獄中的待遇，以及他出獄後的情況，他特別強調，他和檢察官的私人談話對他的影響，他說，檢察官的談話使他的頭腦「通風」，在政治上接受了再教育，使他看到了前所未見的事物，使他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
這些反省所以能打動戈爾東，只是因為它們太平常。他不住地點頭表示同情，並同意他所說的一切。這正是最能打動他的流行腔調，他誤將杜多羅夫對指示的反應當作一個真正的人類的情感表現。
杜多羅夫的陳詞濫調正是時代的精神。不過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生氣的是他們的隨聲附和與故作神聖。他想，不自由的人總是將他們的束縛理想化的。所以，在中古時代，以及稍晚的耶穌會教士都在利用人類的這個特性。儘管蘇維埃社會的知識階層把政治上的神秘主義當作他們的最高成就，或者稱之為「時代的精神天花板」，而日瓦戈可受不了這一套。不過，他也把這點藏在心中，以免傷害他朋友的感情。
在杜多羅夫的故事中，日瓦戈感興趣的是他談到一個同監的博尼法季·奧爾列佐夫，莫斯科的一個神父，吉洪分子。奧爾列佐夫有個六歲大的女兒，叫赫里斯京娜。她敬愛的爸爸被捕以及往後不幸的遭遇，對她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在她看來，被加上「反動教士」或「被褫奪公權者」的稱呼是不光榮的標誌。杜多羅夫覺得，在她幼稚的心靈上，她早已發願早晚要為她的家庭除去那個標誌。這個觀念既然孕育得這麼早，並有灼熱的決心培養，使她甚至在目前就已成為一名共產主義的狂熱小鬥士了。
「我必須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米沙，別怪我。這裡又熱又悶。我需要出去透透氣。」
「可是窗戶是開著的，看牆腳底下……我抱歉，我們煙抽得太多了。我們一直忘記，你在這裡不該抽菸。這裡這麼悶不是我的錯，這扇窗子是白痴開的。你必須幫我另找一間房。」
「我必須走了，米沙。我們已談夠了。謝謝你們兩位的關懷……你們知道，我不是在裝假。我有病，心臟硬化。髒壁肌肉愈來愈薄，早晚會爆開的。你們知道，我還不到四十歲，而我又不是酗酒的人，或是蠟燭兩頭燒、任意糟踏身體的人！」
「胡說八道！我們還沒預備給你送葬，你會比我們活得更久。」
「我們這個時代常發生心臟微溢血。這並不一定致命。有些人克服了它。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病。我想，它的成因源於道德秩序。我們絕大多數人被迫經常而有系統地過著雙重生活。如果你總是言不由衷，勉強拜服你不喜歡的東西，喜歡只會為你帶來不幸的東西，日子一久，你的健康必定大受影響。我們的神經系統並非杜撰之詞，它是我們肉體的一部分，而我們的靈魂就像牙齒一樣，存在於我們身上。這不可能永遠不受傷害。因諾肯季，當你告訴我，你在獄中如何接受再教育並變得成熟時，我發現，聽你的講述很痛苦。這就像聽一匹馬描述它如何使自己馴服一樣。」
「我必須為杜多羅夫說句話，」戈爾東說，「你已聽不慣簡單的人類語言，它們也不能打動你了。」
「米沙，這也許很對。可是，不論怎樣，你們必須讓我立即離開。我連氣都喘不過來了，我發誓，我不是在誇張。」
「等等，你只是在找藉口，在你沒給我們一個真誠、坦率的答覆之前，我們可不讓你走。你同意不同意，這是你改變生活方式，改造你自己的時候？你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首先，你得澄清你和冬妮亞及馬林娜的關係。她們是活生生的人，有感覺而且在受苦的女人，並非只存在於你腦子裡的脫離肉體的觀念。其次，像你這樣一個人竟然如此浪費，實在不可寬恕。你必須清醒清醒，擺脫你的惰性，振作起來，別再以這種「是、是、是」，令人無法容忍的傲慢看事，不再以這種不可原諒的高傲待人，你必須工作，執業行醫。」
「好好，我回答你們。最近我自己也在想這類事，所以我可以實實在在地答應你們，我將有所改變。我想，一切會重上軌道，並且很快。你們等著瞧吧。我是說真心話。其實改變早已開始。我渴望活下去，急切得不可置信，而活下去總意味努力往上爬，力求完美，並取得成功。
「米沙，我很高興你為馬林娜說話，就像高興你總是為冬妮亞說話一樣。不過，畢竟我同她們當中的任何一人都沒有爭執，我並沒與她們作戰，或與任何人為那件事爭吵。你常常責備我，首先因為馬林娜稱我‘你’，並叫我做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而我則稱她‘您’和‘馬林娜’——好像我也並不難過！不過，你知道，這種不自然的行為的較深的原因早在很久前就改變了，我們現在已經平等相待。
「現在我還可以告訴你另一個好訊息。我又收到巴黎的來信了。孩子長大了，他們有很多同年的法國朋友。沙夏就快小學畢業了，而瑪莎就快進小學了。你知道我從來沒見過她。我有一個感覺，無論如何，儘管他們已經變為法國公民，他們就快回來，並且一切都能有某種方式的解決。
「似乎冬妮亞和我的岳父都知道馬林娜和我們孩子的事。我沒在信中告訴他們，但他們一定從別人那裡聽說了。自然，作為父親，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覺得受到侮辱和傷害。這正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通訊幾乎中斷了五年之久。你知道自從我回到莫斯科後，我經常和他們通訊，後來，他們突然不寫信了。
「如今，就在最近，他們又開始寫了，他們全體，連孩子也寫了。他們的來信充滿溫暖和深情。不知為了什麼理由他們心軟了。或許冬妮亞已找到物件，我全心希望她找到。我不知道，我也時時寄信給他們……不過，我是真的不能再待在這兒了。我必須離開，不然，我的心臟病就要發作了。再見。」
第二天早晨，馬林娜匆匆跑來戈爾東的寓所，非常煩惱。她找不到人照看孩子，所以，她一隻手抱著襁褓中的嬰兒，另一隻手拉著跟在她身後踉蹌步行的卡帕。
「米沙，尤拉在這裡嗎？」她以驚慌的聲音問。
「他昨晚沒回家？」
「沒有。」
「那麼，他一定是在因諾肯季那兒過夜。」
「我是從那裡來的。因諾肯季在大學裡，可是，鄰居認識尤拉，他們說沒看見他去。」
「那麼，他會在哪裡？」
馬林娜把克什卡放在沙發上，然後，開始歇斯底里地嗚咽起來。
足足有兩天，戈爾東和杜多羅夫不敢讓馬林娜獨處，兩人輪流守著她並且尋找日瓦戈。他們找遍了他們認為他可能去的地方——麵粉坊、希弗採夫-窪地街，所有他曾任職的思想宮和觀念學院，他們找遍每一個他曾提及的、他們能找出地址的朋友——可是徒勞無功。
他們並沒有向警察單位報告他失蹤。儘管他已登記，而且沒有治安記錄，但在那時的標準下，一個人不過模範的生活而過任何其他型別生活，最好還是不要引起當局的注意。他們決定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報警尋人。
第三天，他們三人先後收到了尤拉·安德烈耶維奇的來信。他為他給他們惹來的麻煩和焦慮深表不安，他求他們不必為他擔憂，他莊嚴地懇求他們放棄對他的搜尋，他說，無論如何搜尋都不會有結果。
他告訴他們，為了儘快完全地重建他的生活，他想單獨住一些時間，集中精力做事，一旦他找到工作，並且有理由確信不致重墮舊路，他就會離開隱藏的地方，重新回到馬林娜和孩子那裡。
他告訴戈爾東，他將寄張匯票給他，請他交給馬林娜，同時求他替孩子找個保姆，以便馬林娜可以回去工作。他解釋，他所以不把錢直接寄到她的地址，為的是怕有人見到收條，以致她有被搶的危險。
錢很快就到了，數量之大遠超過尤里和他友人的收入標準。保姆僱了。馬林娜重回郵政總局工作。她依然十分煩亂，不過，由於她已習慣於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古怪，她終於對他最近的衝動認命了。三人照樣到處去找他，可是漸漸地他們得到了一個結論，正如他的警告，那是沒有用的。他們找不到他的蹤影。
其實，他一直住在一箭之遙內，就在他們眼前不遠的地方，他們幾乎不必走出他們的那條街就找得到他。
在他失蹤的那天，他離開戈爾東後，黃昏前不久走到布隆街。他轉彎直奔家門，可是，幾乎是立刻地，還沒走上一百米遠，他遇到了他的異母兄弟葉夫格拉夫，正在街上向他走來。他已有三年多既沒見過他，也沒聽過他的訊息了。原來葉夫格拉夫剛來到莫斯科。像往常一樣，他來得十分意外，並且對所有的問題都微笑著聳肩，要不就開個玩笑岔開。另一方面，他問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三言兩語，立即知道他的麻煩所在，於是就當他們在狹窄、彎曲、擁擠的街道上從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時，他想出了一個援救他的可行計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失蹤，暫時隱居一陣，是他出的主意。
他在當時仍叫卡莫格街的馬路上、藝術戲院附近，幫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找了一間房。他供給他錢。他將一步一步設法為他在醫院中找一個可以有許多機會從事研究的好位置，並且用他的力量幫助他。最後，他告訴他，他和他在巴黎家人的曖昧關係應該結束。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既不必去他們那裡，他們也不必來莫斯科。一切全由葉夫格拉夫斟酌辦理。像往常一樣，他弟弟的幫助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有了一顆新的心。像以前一樣，他究竟有多大的權力依然是個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連問也懶得問。
他的房間向南。這個房間幾乎連到戲院，對面的屋頂，擋不住他的視線，夏天遠遠地斜掛在奧霍特內街上方，下面的街道一片陰影。
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而言，這不只是一間進行工作並從事研究的屋子。當他專心工作時，他書桌上的筆記簿就嫌太小，不足以承受他所有的計劃和觀念，多餘得就像鬼魂一樣在空氣中飄蕩——就像畫室中面對牆壁未完成的畫——對他來說，他的臥房乃是精神的宴飲所、噩夢的茶櫃和靈感的倉庫。
幸好，葉夫格拉夫和醫院的商洽一拖再拖，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出任新職的日子便無限期地拖延下來。拖延給了他寫作的時間。
他先開始試著整理他以前寫的詩，有些是他還能片斷記得的，有些是葉夫格拉夫不知如何弄來的原作（這些都是手稿，其中有他的親筆，也有別人抄過的清稿）。不過，由於材料缺乏條理，所浪費的精神比重寫還多。不久他就放棄了整理的念頭，轉向新的工作。
他照他第一次去瓦雷金諾時寫雜記的辦法，一想到什麼就先記個草稿，不管它是一首詩的中段、頭或尾。儘管用他由字首和縮寫構成的速記來寫，他的筆還是時常趕不上他的思潮。
他匆匆地寫。每當他的想象遲緩時，他就隨手在筆記簿上的空白作畫，來催它們。他畫的總是伐木景象或豎有寫著「莫羅·韋欽金公司出售播種機、打穀機」字樣的廣告牌的十字路口。
他的文章和詩都以城市做主題。
日後在他的檔案中發現如下的筆記：
當我於一九二二年回到莫斯科時，我發現它荒涼而且半毀。它就是這樣通過了革命後第一年的嚴格考驗。它現在依然如此。人口已減少了，看不到有新房子在建築，舊的也不修葺。但即使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它依然是一個現代的大城市，而城市是真正現代新藝術的唯一靈感源泉。
象徵主義者（布洛克、維爾哈倫、惠特曼）作品中看來不和諧而武斷之事物和觀念的混雜，並非文體上的反覆無常。這是直接來自對生活新秩序的新印象。
正像他們通過詩行匆匆寫下一連串的意象，塞滿擁擠的人群、十九世紀末的有蓋汽車和馬車或本世紀的電車與地鐵的、忙碌的城市大街，也匆匆越過我們的身旁。
田園式的淳樸不存在於這些景象中。如果有人企圖寫這樣的作品，便是虛假而無藝術可言的文學欺詐，這並不來自鄉村靈感的激發，只是從陳腐的書架上去炒冷飯。隨著我們時代的精神自然而然產生的語言，是城市氣息的語言。
我住在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太陽和柏油廣場的白熱使人目盲，高懸的窗戶放射著刺目的太陽反光，射入雲端和大街小巷，莫斯科在我周圍旋轉，改變我的頭腦，並且要我寫讚美它的詩去改變別人的頭腦。為了這個緣故，莫斯科養育了我，使我成為一名藝術家。
牆外大街上日夜不休的喧擾與現代的靈魂不可分離，正如序曲開頭的幾組音符，與儘管尚在神秘黑暗中，卻早已在腳燈的照射下開始變得深紅的帷幕不可分離。我們戶外窗外不停移動的、喧鬧的城市，是我們每一個人生活的大序曲。我要在這種觀念下寫城市。
可是在儲存下的日瓦戈著作中，並沒有這類詩。或許《哈姆雷特》那首可以算是屬於這一類？
八月末的一個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加澤特內街的轉角上，搭乘沿尼基塔街到庫德林斯卡亞終點的電車。他是第一天去當時稱為索爾達金科夫醫院的博特金醫院就職。為了洽商職務的關係，他以前曾到過醫院一兩次。
電車一路都不順利，它的馬達有毛病，一直髮生各式各樣的故障。不是前面有一輛火車把輪子陷在路軌中擋住去路，就是車頂上或車底下的絕緣裝置出岔子，因而電流短路，迸出火花和響聲。
司機必須走出前面的駕駛臺，拿著一把螺旋鉗繞著電車察看，然後蹲下來，修理後駕駛臺和車輪間的機件。
一輛倒楣的電車阻礙了全線的交通。街上本來早已塞滿了失靈的電車，走不動的車子還源源而來，這條長龍現在已往後排到練馬場甚至還更遠的地方。希望趕時間的乘客從後面的車上跑到前面的車上來，擠入首先擋住去路的車子裡。這個炎熱的早晨，車上擁擠而悶熱。在從這輛車下車跑進另一輛車的群眾的頭頂上，空中紫丁香色的雷雲正愈爬愈高。暴風雨在醞釀中。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坐在左首靠窗戶的單人座上，他能見到公立音樂學校所在的尼基塔街的左半邊。在一邊另有所思，一邊模糊的注意下，他看著左邊街上過往的行人，一個也不遺漏。
一位頭髮灰白的婦人，頭戴鑲有亞麻布雛菊和矢車菊的淡色草帽，身穿緊窄的舊式淡紫色衣衫，拖著疲倦的步子沿人行道在行走，氣喘吁吁地，一直用她手中所拿的一個扁平的包裹扇風。她腰間緊束，熱得筋疲力盡，大汗直流，不停用一方小花邊手帕擦她潤溼的嘴唇和眉毛。
她的路線正和電車道平行。當他的電車停下來修理一陣，又開動並趕上她時，她已經好幾次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視線中消失。當電車又停下來時，她趕上了車子，於是，她又進入他的線野。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到幼年學校中的算術問題——數輛火車以不同速度在不同時間出發，必須依何種秩序，並需多久的時間，各車可同時到達終點。他試圖回憶通常所用的解決方法，可是他想不起來，於是，他從一間學校想到另一間學校的生活，想到的事愈來愈複雜。
他試著想象好幾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一起沿平行的方向前進，不過，各人速度不同。他很想知道，在哪一種環境下，他們當中誰能領先並比他人長壽。他突然想到一種類似相對論的生命競賽定律，不過，他變得混淆了，於是他放棄這種類比推想。
天空閃光一亮，跟著一陣雷聲。起先就開得不順利的電車又一次停下了，它停在從庫德林卡亞到動物園下坡的半途。穿淡紫色衣衫的婦人出現在窗框中，在窗外走過，繼續前進。第一陣大雨點落在大街上、人行道上和那個婦人的身上。暴風掃過樹木，翻飛落葉，掀起那個婦人的帽子，吹蓬她的裙子，而後突然逝去。
日瓦戈覺得頭暈欲嘔。他克服虛弱，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上下急拉窗戶的吊環，想拉開窗戶。不過，他拉不動。
別人嚷著告訴他，窗戶給螺絲釘死了，可是，正忙於抵抗頭暈作嘔，而且恐慌狼狽的日瓦戈並未察覺到別人是對他說話，或者理解話的意義。他繼續想開啟窗戶，猛力拉吊環——往上，往下，往自己身上拉。他突然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尖銳疼痛。他意識到身上有東西破了，他已鑄下了不可挽救的、致命的大錯，這條命是完了。此刻，電車開動了，不過，只走下普列斯納街沒多遠，它又停下了。
在超人意志的努力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搖搖擺擺、碰碰撞撞地推開座位中間過道上緊密的人群，擠向車後門。乘客擋住他的去路，陷住了他。新鮮的空氣似乎使他復甦了，他想，也許他什麼也沒有失去，他好些了。
他開始由後門穿過乘客群往外擠，惹得不少人踢他，更多的人罵他。不顧一切氣憤的叫喊，他擠出了人群，從靜止的電車上走下街道，一步，兩步，三步，他便倒在石板鋪的路上，再不起身了。
群眾紛紛議論爭執，出主意，嚷成一圈。有幾個乘客從車上走下來，圍繞著他。他們立即發現，他的呼吸停了，心臟已不再跳動。人行道上的人也走過來圍住他，有些人安慰有些人失望，因為他不是被碾死的，他的死和電車無關。圍觀的人愈來愈多。穿淡紫色衣衫的婦人也走過來，站了一會兒，看看死屍，聽人談論，然後繼續前進。她是個外國人，不過，她明白，有些人主張把屍體放在電車上送去醫院，而有人說，應該先報警。她不等知道結果就走了。
穿淡紫色衣衫的婦人是瑞士籍，她是從梅留澤耶沃來的弗列裡小姐，她現在非常非常蒼老了。十二年來，她一直在寫信給莫斯科的當局，申請她返回祖國的許可，直到最近她才申請到。她是來莫斯科辦出國簽證的，現在正去瑞士大使館取護照，她一面走一面拿來當扇子的那個用絲帶繫好的扁平包裹，是她的旅行檔案。她繼續前進，第十次越過電車，完全不知道，她已追過日瓦戈，並且比他長壽。
從開啟的走廊門望進去，可以看見房間盡頭的一角放著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具像粗工刻造的獨木舟似的棺材，它比較低狹的尾端直對門戶。這也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寫作用的桌子，房間中別無第二張桌子。稿件已拿開放入一個抽屜中，棺材放置在桌面上。他的頭擺在高高的枕頭堆上，身子躺在棺材中，就像躺在山坡上。
他四周擺放著許許多多的鮮花，有在這個季節很難找到的一簇簇白丁香花，有放在瓶中或花籃中的櫻草花和瓜葉菊。花朵遮住了從視窗進來的光亮。稀薄的光線穿過破圖，照在死屍如蠟的臉上、手上，照著棺柩的木料和線條。花影躺在桌子上，好像它們剛剛才停止搖曳。
這時火葬的習俗已經變得普遍了。為了孩子的津貼著想，為了保證她們的教育和馬林娜在郵局的職位，他們決定不舉行宗教喪禮，只作普通火葬。有關當局已經通知過了，正等待官方的代表到來。
在這段間隔中，房間就像空的，彷彿舊房客已遷出、新房客尚未搬入的房子。只有當弔喪者躡手躡腳走進來和死者告別時，不自覺的響動才劃破室中的寂靜。弔喪的人並不多，可是，遠比預期的多。這個幾乎默默無聞的人死去的訊息，以驚人的速度傳開。在這些弔客中，有許多是在他生前各個不同時期認識的，儘管他後來和他們失去聯絡並且忘記了他們。他的詩和科學著作吸引來的不知名的朋友甚至更多，那些人從未見過他——但似曾接近過他，現在來和他見最初也是最後的一面。
在這幾個時辰中，當沒有任何儀式陪伴的寂靜，變得如同一種有形的剝奪，令人窒息時，只有鮮花給人一點安慰，像是在填補沒有宗教儀式的空虛。
鮮花不只是盛開，並且清香四溢。或許是急於回返塵土，它們放出像合唱團合唱時的芬芳，將一切都浸在它們的氣息中，像是在代行宗教死亡儀式的職能。
植物王國很容易被認為是死亡王國的緊鄰。或許對我們而言如此困惑的進化的神秘和生命的謎，正包含在大地的綠色中，在墳場上的樹木和花草中。抹大拉的馬利亞不認識從墳墓中復活的耶穌，「以為他是園丁……」
當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遺體運到英格街寓所（這是他最後的登記地址）時，他的朋友聽到他的死訊大為震驚，他們伴著馬林娜從樓梯口穿過敞開的門，直奔停屍處。因震駭與悲痛而喪失一半神志的馬林娜，把身子撲在地板上，用她的頭撞擊通道中的長木櫃。在棺材（早已訂妥了）運到前，屍體一直是放在那長木櫃上的，房間已收拾好了。她淚如洪水，時而低泣，時而號哭，有時喃喃自語，有時迸出悲鳴。像農人一樣，用哭訴來表示她的悲痛，不因陌生人在旁而分神或難為情。她緊緊抓住屍體，當屍體要搬進房間去洗滌入殮時，好不容易才把她拉開。這都是昨天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潮已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疲倦的麻木。她默默地坐著，雖然她現在還處於半昏迷的狀態中。
自從事情發生後，她一直留在這裡守靈，一步也沒離開過房間。小孩子克什卡曾被抱來她這裡餵奶，卡帕和她的年輕保姆來過，又離開了。
她的朋友戈爾東和杜多羅夫伴著她，他們也因悲痛而麻木。她的父親馬克爾坐在長椅上她的身旁啜泣，大聲地把鼻涕擤入手帕中。她的母親和姐妹在哭泣中來了又去。
可是，室中有兩個人，一男一女，與其他的弔客完全不同。他們並沒宣稱他們與死者的關係比其他人更近。他們也不和馬林娜、她的女兒或他的朋友爭搶悲傷。可是，儘管他們沒宣稱，無疑地他們對死者有特殊的權利，並且沒有人對他們不言而喻的權威有過疑問或爭論。這兩個人顯然把辦理喪事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他們以沉著的平靜默察一切，好像這給他們一種滿足。他們的鎮靜是值得注意的，這給人一種奇異的印象，好像他們不只與喪葬有關，而且與他的死亡有關。這並不是說他們直接或間接造成他的死亡，而是說他們對這種事抱著逆來順受的態度，既然發生了，就接受它，並且不把它看作日瓦戈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有些弔客認識他們，另外少數人猜測他們是誰，不過大多數人都摸不清頭緒。
但是，當這個生有一對既表示好奇又引起好奇的吉爾吉斯人細眼的男人，和這個穿著便服的美麗女人一同走進房間時，所有的人，甚至連馬林娜也不抗議，好像有默契似的，立刻從沿牆排成一列的各人坐處站起來，走出去，不舒服地擠入走廊、過道，讓他們單獨留在半閉的門戶之後。他們就像兩名必需的專家，靜靜地、無阻礙地完成了直接關係喪葬的事，並且是非常重要的事。
現在他們正在商量大事。他們單獨留在室內，坐在靠近牆壁的兩張椅子上，立即開始談話。
「你想出了些什麼，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
「火葬在今晚舉行，半小時內醫務工作人員合作社有人來收屍並將屍體運去他們的會所。祭奠儀式在四點。他的證件沒有一樣是合用的，他的工作證過期了，他的合作社會員證也是舊的，沒換過新的，並且他已經好幾年沒繳會費了。這一切都得弄妥，這就是我耽擱這麼久的原因。在他們搬走他以前——就快了，我們必須準備好——我會照你所要求的讓你單獨留下——對不起，有電話。我馬上就來。」
葉夫格拉夫走進擠滿死者的同事、學校朋友、年輕的醫院同事和出版界朋友的走廊中。馬林娜兩手摟著兩個孩子，用她披在肩上的大衣裹住她們（這是個冷天），坐在凳邊上等著回房內，好像是一個去看獄裡囚犯的訪客在等候守衛的許可。走廊和廳中擠滿了人。前門是開著的，有許多人在樓梯口站著或走來走去，一面抽著煙。其他的人站在樓梯平臺以及通往底樓的梯級上談話，站的地位愈低，離街愈近，他們說話也就愈大聲，愈自由。
在弔喪者禮儀所許可的細聲綿綿低語中，葉夫格拉夫凝神從聽筒中聽取對方的電話，並回答對方提出的有關葬禮安排及日瓦戈死亡情況的問題。然後他又走回起居室內，繼續未完的談話。
「請不要在火葬後立刻離開，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我不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不要不通知我就失蹤。我求你幫我一個大忙。我想盡早——明天或後天——開始整理我哥哥的檔案。我需要你的幫助。你瞭解他很深，或許超過其他任何人。說到你從伊爾庫茨克來到這裡不過幾天，並且不打算久待，而你走上樓來是為了別的事，並不知道我哥哥在最近這幾個月住在這裡或者他的死。我完全不明白你所說的一切，我也不是在要求你解釋，不過，請不要沒留給我地址就走開。最好我們能一起在這間屋中花幾天工夫細讀他的稿件，至少也得在這附近，或許就在這座房子的另外兩間屋中。這能辦得到。我認識房屋管理人。」
「你說你不明白我說的話。有什麼好明白的？我來到莫斯科後，在車站上查點好東西，並沿一些舊日的大街散步，其中有一半我已認不出了，我已離開太久，我已忘記了。我走啊走啊，走下庫茨涅茨基橋，又走向庫茨涅斯基衚衕，突然我見到非常熟悉的可怕的東西——卡莫格街。我已被槍殺了的丈夫安季波夫當學生時就常住在這裡——就住在你我正坐著的這層樓內這間屋中。我走進去，我想，誰知道呢，以前的房客或許還在那兒，我要去看看他們。你看，我完全不知道這裡早就人事已非了——連記得他名字的人都沒有了——直到第二天和今天，我才慢慢向人打聽出來這件事。可是，你竟在這房子裡，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告訴你這些。我如雷轟頂——屋門大開，到處是人，房間裡有一口棺木，一個死人。這是誰？我走進來，走向前，看個究竟。我想我已神志不清了。可是你在旁邊，你見到了我，是不是？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
「請等等，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我必須插嘴，我早已告訴過你，不管是我哥哥或我都沒疑惑這個房間有什麼不尋常——例如，安季波夫曾住過這裡。可是，更令我驚詫的是你剛剛說的事，我等一下告訴你。說到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在內戰開始之初，有一個時期我常常聽到他的名字，幾乎天天聽到，我也見過他兩三次，當然，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為了家庭的關係，他的名字變得對我有如此的意義。可是，請原諒我，或許我聽錯了你的話，我好像聽見你說——這可能是說溜了嘴——他被槍殺了。你一定確知他是自殺的。」
「是的，我也聽到那個說法，不過，我不相信。帕維爾·帕夫洛維奇不是一個會自殺的人。」
「但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哥哥說，安季波夫是在你去海參崴之前所住的那座屋子裡自殺的。這發生在你剛剛走後不久。我哥哥發現了他的遺體。他埋了他。怎麼沒人告訴你？」
「我聽到的是不同說法……這樣說這是真的了，他自殺了？人們這麼說，不過我不信。而且就在那座屋中？這看起來不可能。那個細節，對我非常重要。我想，你不知道，他和日瓦戈曾否碰頭，他們是否互相認識？」
「根據尤里告訴我的話，他們有過一次長談。」
「這可能嗎！好，感謝上帝，感謝上帝，那樣好些。」安季波娃慢慢地在胸前畫個十字。「多不尋常的巧合——像是前生註定！你容許我回頭再談這個並問得詳細一點嗎？每一個細節對我都非常珍貴。不過，這不是時候，你不以為如此嗎？我忍不住，我太煩亂了。我必須安靜一下，休息一會兒，整理一下我的思緒。你認為怎樣？」
「當然！當然！」
「不會給你添麻煩吧？」
「不會，我認為如此很自然。」
「啊，是的。我幾乎忘了。你要我不要在火葬後走開。好的，我答應你，我不失蹤。我將跟你回到這裡來，留在你要我待的地方，需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們將清理尤羅奇卡的手稿。我要幫你忙。這是真的，我可能對你有用。這使我大感安慰。我對他的書法太熟了，一彎一鉤我都熟悉。它記在我的心中，印在我的血裡。然後，你知道，我還有些事求你。我將需要你的幫助。我好像聽說你曾做過律師？不管怎樣，你知道所有現在這些習俗和規章。還有我想知道，政府哪一部門是管資料的。很少人知道這類事。你認為如何？我將需要你對一個可怕的、真正可怕的事表示意見。這是關於一個孩子的事，不過，這回頭再談，等我們從火葬處回來再談。我的一生都不得不在找人，請告訴我，假若有這麼一個完全是虛構的案情，需要追查一個兒童，一個交給陌生人撫養的兒童，是不是有這樣一個總機構，儲存有全國有兒童家庭的資料？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是否有記錄？政府曾做過或企圖做這一類的事嗎？不，現在別告訴我，請別說：我們回頭再談。我非常驚恐。生命是如此可怕——你認為如何？在我的女兒來到以後是怎樣，我不知道，可是，在這個時候，我看不出我為什麼不該留在這層樓中。卡堅卡在音樂和戲劇方面有可觀的才能，她模仿起人來真是不得了，她學得惟妙惟肖、一絲不差，她學唱歌劇中的抒情調，全靠耳朵。她是個難得的孩子。你認為如何？我想讓她進戲劇學校或音樂學校的初級班，看哪家收她，並且我要為她申請獎學金，那是我此刻不帶她來的真正原因。這裡的事全弄妥後，我就要回去。事情太複雜了，你不認為如此嗎？你不能解釋一切。可是，這個我們回頭再談。現在我要等一會兒，我要讓自己振作一下。我要保持安靜，集中思緒，設法忘記我的焦慮。還有，我們已讓尤里的朋友留在外面太久。我想我兩次聽到有人敲門。外面正有些事在進行，或許殯儀館的人來了。我將在這裡靜靜地待一會兒，不過，你還是開門讓他們進來。你不認為這是時候了嗎？等等，等等。棺木前面要有一個腳凳，不然，人們夠不到尤羅奇卡。我試著踮起腳尖，不過，這太困難。何況馬林娜和她的孩子都需要。還有，這是喪禮中規定的：‘你將給我最後一吻。’啊，我受不了。這一切太可怕了，你認為如何？」
「我將讓他們進來，不過，開門之前我還得做一件事。你已說了許多令人困惑的話，提出了許多問題，那顯然對你是很痛苦的，我不知對你說什麼好。不過，有一件事我想你知道。不論在任何事上，請把我的幫助計算在內。我對你這樣提議完全出於自願，全心全意。還有，記住，不管在任何環境中，你必須永不絕望。抱著希望並且行動，是我們在不幸中的責任。一事不做只管絕望是忽略我們的責任。現在我開門讓弔客進來，你說腳凳是對的，我就去弄一個來。」
可是，安季波娃不再聽了。她根本沒聽見他開門，她既未聽見人群從走廊上湧進來，以及他對殯儀館人員和主要弔客說的話，她也沒聽見人群的挪動、馬林娜的嗚咽，以及男賓的咳嗽、女賓的啜泣和哭喊。
室內不停的單調的噪音使她覺得不舒服和頭暈。她盡力抵抗，不讓自己暈倒。她的心幾乎爆炸，頭痛欲裂。垂下頭，她退入回憶、反省和推測中。她躲進去，沉在裡面，好像她有好一陣、好幾小時，進入了她或許不能活著見到的未來，那是好幾十年以後的事，那時她已是一個老婦人。在她的沉思中，她似乎已觸及她不幸的底層。
「一個都不剩了。一個死了，另一個自殺了。而唯一剩下的是那個該死的傢伙，是我要槍殺而失手的壞蛋，是那個與我沒有一處相同的第三者，是那個使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覺中變為連串的罪行的壞蛋。而那個庸俗的怪物正奔竄於只有集郵者才知道的亞洲秘密小路上。這當中已沒有一個人在我身邊，而我所需要的人卻去了。
「啊，是在聖誕節那晚，當我在這隻點著一支蠟燭的房間內，和帕沙做過一番談話後，我已決定去槍殺那個庸俗的小丑，當時帕沙還是個大孩子，屍體馬上就要搬出去的尤拉，尚未進入我的生命。」
她集中記憶去重建那個聖誕節晚上和帕沙的談話，可是，除去燭火在窗臺上燃燒，並將玻璃上的冰溶去一塊，留下一個圓圈外，她什麼也記不得了。
她怎麼能想到，這躺在桌子上的尤里，當年驅車經過時曾見到那燭火，從他在街上見到燭火的一剎那起——「桌上點著一根蠟燭……」——他的一生就已註定了無法避免的結局！
她的思想散亂了。她想：「他沒有用教會的喪儀下葬，多可憐啊。葬禮本是十分隆重莊嚴的事！絕大多數人死去時，是配不上的，不過，尤羅奇卡可十分合適！他配得上那些儀式，他可以為這句話作證，並使它得到意義：‘在墳墓上的輓歌，是哈利路亞的頌歌。’」
就像她每次想到尤里以及她在他身旁度過的短短歲月一樣，此刻，她有一陣驕傲和安慰的感覺。這時，她又被籠罩在他一直在散發著的自由自在無牽無掛的氣氛中。她不耐煩地從椅上站起來。她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她想，哪怕只是一剎那，但願能借尤里之助衝出圍困她的憂傷的樊籠，重享解脫的喜悅。在她看來，這種喜悅是對他告別的喜悅，是利用權利和機會伏在他身上無阻無礙地痛哭一場的喜悅。帶著熱情的急切，她環顧四圍的人群，而視而不見，兩眼充滿晶瑩的淚水，好像被眼科醫生滴進了腐蝕性眼藥水，於是，所有的人開始挪動，躡足退出房間，讓她單獨最後一次留在半掩的門後。她走向停棺的桌子，迅速地先在自己胸前畫個十字，站上葉夫格拉夫帶來的腳凳，在屍體上畫三個大十字，然後，用她的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額和兩手。她不理冰冷的前額多少小了些，像手掌捏成了拳頭的形象，她設法不注意它。她木然地站著，默默無聲，既不思想，也不哭泣，然後，俯身伏在棺上、鮮花上、屍體上，用她整個的存在、她的頭、她的胸、她的心以及她的兩臂，去護住它們。
壓抑著的嗚咽使她全身顫動。她儘量抗拒滿眶的熱淚，不過，在她撐忍不住時，它們便奪眶迸出，湧下她的面頰，流在她的衣服上、手上，以及她所抱住的棺柩上。
她既不說話也不思想。一連串的觀念、意念、直覺、真理從她的心中輕快地掠過，飄然而去，就像空中的浮雲，就像往昔她和日瓦戈夜裡談天時常有的景象。在那些日子中，使他們快活、解脫的正是這些東西。一種自發的互相瞭解，溫暖的、本能的、當下的瞭解。
現在她心中又充滿這種瞭解，一種對昏暗、模糊的死亡的知識，一種面對死亡的勇氣，一種掃清當前一切無功之感的心理準備。彷彿她曾活了二十次，她曾失去尤里無數次，並且，根據她在這方面所積累的經驗，她在棺木邊所感覺的、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正確而恰到好處的。
啊，多美妙的愛，完全自由、獨特，不像世上任何其他的東西！他們像別人歌唱那樣思想。
他們彼此相愛，並非必需的驅使，而是由於常常被誤指為愛情的「熱情的火焰」。他們彼此相愛，是因為他們周圍的一切都願意他們相愛，頭上的青天、天空的浮雲、腳下的大地、地上的樹木都願意他們相愛。或許環繞他們的世界、他們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他們散步時所見到的曠野，以及他們相遇或居住其中的房間，見到他們相愛，比他們自己還要高興。
啊，使他們結合並如此相像的，正是這個！即使是在他們最豐盈最任性的幸福時光，他們也從來不覺得那是整個大宇宙中的一種昇華的歡欣，他們從來沒感覺到，他們自己是那個整體的一部分，大宇宙美的一個元素。
對他們來說，這種與整個宇宙的結合是生命的呼吸。把人類捧得高過大自然中其他的一切，近代對於人的嬌養和崇拜，從來不打動他們。建立在基於這樣一個假前提之上的社會系統，及其政治制度與設施，在他們看來只是些悲哀的外行，全無意義。
現在她對他告別了，在用日常的直接語言對他說話。她的話儘管生動而不拘形式，不過，並非現實的。像古代悲劇中的合唱和獨白，像詩或音樂的語言，或其他任何常用的表達方式一樣，它的邏輯不是理性，而是情緒。不勉強的、自發的修辭源於她的悲痛。她那簡單、平常的字詞浸滿淚水。
看來，把她的言詞串綴在一起，成為像和風輕拂的暖雨中嫩樹葉簌簌聲的低柔細語的，就是這些淚水。
「終於我們又聚首了，尤羅奇卡。上帝把我們的重逢安排得多可怕啊，你能預卜到這種不幸嗎？我不能，不能。啊，上帝！我無法不痛哭。想想這件事！這又全是我們的風格了，全為我們設的。生命的謎，死亡的謎，天才的魅力，樸素美的魅力——是的，是的，這些東西是我們的。可是實際生活中的瑣屑憂煩——像行星的變形這類事情——這些事情不是為我們而設的，不是，謝謝你。
「永別了，我最偉大的愛人，我的親人，永別了，我自豪的人，永別了，我水深流速的小河，我多愛你流動不息的水花，我多愛浸入你冰冷的浪頭。
「還記得那天我們在雪中如何告別的嗎？你是如何地騙了我！沒有你我怎麼會走呢？呵，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逼你自己這樣做的，你以為是為了我好。然而，從此一切都弄糟了。啊，上帝，我在那邊忍受了多少痛苦啊，我是怎樣捱過來的！當然，你一點都不知道。啊，我做了什麼，尤拉，我做了什麼？我是這樣一個罪人，你一點也不知道。不過，這不是我的錯。我在醫院中住了三個月，有一個月人事不省。從那以後，除去內心煎熬，我的生活便一無所有了，尤拉。我的靈魂得不到平安，我因悔恨與痛苦而身心俱裂。可是，我還沒告訴你最重要的事。我說不出，我沒有這股力量。每一次想到我生平中的那段日子，我的頭髮便因恐怖而豎立。而且你知道，我甚至不能確定，我的神經是否正常。不過你是知道的，我並沒像許多人那樣酗酒，我遠離酒，因為一個女人酗酒，那就真的完了，這是不可能的，你不這麼認為嗎？」
她說個不停，在死一般的痛苦中嗚咽。突然，她驚異地抬頭仰望，看看四周。人群已湧進屋中，忙著辦理喪事。她從腳凳上退下來，搖搖晃晃地離開棺木，雙手壓著兩眼，好像是要拭乾最後的淚水。
人們走向棺木，用三條麻布把它抬起。送葬的行列開始行進。
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在卡莫格街待了好幾天。日瓦戈遺稿的整理開始時有她幫助，完成時她卻不在了。她和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有過長談，告訴了他一件重要的事。
有一天，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出去後不再回來。她必定是在街上被逮捕了。她一去杳如黃鶴，或許在什麼地方死了，死在北方數不清的混合集中營或女子集中營內，被當作後來放錯地方的名單上一個無名的號碼而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