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來柴火了？」
「我去找那個教堂的門房幫你忙。他是個偷木頭的專家。把柵欄拆成一片一片就變成柴火。但是你必須和他交易。不，最好還是去找那個殺臭蟲的。」
他們走向衣帽間，穿上外衣，走出去。
「為什麼要去找殺臭蟲的？我們家並沒有臭蟲。」
「和臭蟲沒有關係。我是在講木頭的事。這個殺臭蟲的是個老婆子，她正在大做木頭生意。她完全把它當作正經的生意去做——把整座房子買下來當燃料。天黑了，留心你的腳步。在舊時代，我可以蒙上眼睛帶你去這個區域的任何地方。我認識這裡的每一塊石頭。我是在這附近出生的。不過，自從他們開始拉倒柵欄，我就很難找出道路了，甚至白天都不行。這就像住在一個陌生的城鎮中。另一方面，一些不尋常的地方也出現了。什麼你從來不曾聽過的‘小帝國’，裡頭有花園式的圓桌，和半爛的長椅。有一天我就經過一個那樣的地方，在三條街的交叉口上，一個小小的荒廢的庭院，一個老太婆拿根手杖在戳刺敲撥——她必然在百歲左右。——喂，老婆婆，我說，你是在找蚯蚓要去釣魚嗎？當然，我是在說笑話，但她卻非常嚴肅。——不，不是找蚯蚓，她說，是找香菇。你知道，這是真的，這個城市就快變成森林了。這兒有一種腐爛的樹葉的氣味。」
「我想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地方——在謝列布良內衚衕和莫爾昌諾夫衚衕的交叉口上，是不是？我總是在那裡碰上最奇怪的事——不是見到二十年未曾謀面的人，就是發現些什麼東西。他們說那裡很危險，也難怪，那裡有許多巷子通向斯摩稜斯克街的老賊窟。沒等你搞清楚身在何處之前，那些老賊們已把你剝光，溜得無影無蹤了。」
「看看那些路燈——根本就不亮。難怪他們把這些路燈稱作被‘打傷的黑眼圈’。小心，不要絆倒了。」
日瓦戈確實在那個地方碰到過不少這一類的事情。十月革命之前不久，一個寒冷漆黑的夜晚，他走過那裡，一個男人無知無覺地躺在人行道上，兩臂張開，頭頂住街邊石，腿掛在水溝裡。偶爾發出一兩聲微弱的呻吟。當日瓦戈試著要拉他起身時，他喃喃地吐出幾個字眼，說起關於一隻錢袋的事。他曾遭遇攻擊和洗劫。他的頭部受了重傷，滿是血跡，不過，檢查下來頭顱骨並沒有受損。
日瓦戈跑去阿爾伯路的藥房，打電話叫醫院的緊急救護車，把傷者送入急診室。
後來證明傷者是一位重要的政治領袖。日瓦戈治療他，直到他復原，在此後好幾年中，這個人一直做他的保護人，在蒙受重大嫌疑時，好幾次救他脫離麻煩。
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的計劃被採用了，整個家庭被安置在頂樓的三個房間裡過冬。
這是一個寒風刺骨、天空滿布厚厚的雪雲的星期天，日瓦戈正在休假。
火一大早就生了，同時爐子開始漏煙。紐莎和潮溼的木頭搏鬥著。對於爐子一無所知的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卻不斷給她荒謬而不妥的建議。日瓦戈知道有問題，試著去幹預，但是他的太太卻溫和地抓住他的肩膀將他推出房間外面，說：「你不要管這件事。你只是火上加油。」
「有油就不會這麼狼狽了，冬妮奇卡，爐子馬上會烈火熊熊！麻煩的是既沒有油又沒有火。」
「現在不是說笑話的時候。你要知道，人有時候根本沒心思聽笑話。」
爐子的麻煩推翻了每一個人的計劃。他們原來都希望在天黑之前把零碎的事情做完，好有個自由的夜晚。可是，現在晚飯必須延遲了，沒有熱水，其他各種計劃也許不得不放棄了。
煙冒得愈來愈多。強風把煙吹回房間裡面，黑色煤煙凝聚的雲朵盤踞室內，彷彿童話故事裡黑森林中的妖怪。
最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每一個人趕進另外的兩個房間裡，同時開啟窗戶頂上的氣窗。
他從火爐中抽出一半的木頭，又在剩下的木頭中摻進一些碎木和樺木的刨屑。
清新的空氣從窗戶湧進來。窗簾飄動飛揚。紙張飛出桌面。樓下客廳裡的一扇門被風吹得砰砰作響，清風開始和殘餘的煤煙做著貓追老鼠的遊戲。
木柴燃起來了，畢畢剝剝，爐火閃閃發光。火爐的鐵身充滿火紅的斑點，就像肺病患者兩頰的紅潮。房間裡的煙漸漸變淡，終於完全消失。
房間裡亮了一點。窗戶發散著膩子溫暖的油脂味。膩子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按照解剖師教的方法最近做好黏上去的。爐子烤乾的木材送出燒焦了的樅樹皮的辣味和白楊清新的、化妝水似的清香。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猛然衝進房裡，如同一陣猛烈的風湧進開啟的窗子。
「他們在街上打起來了！」他向大家報告，「這是支援臨時政府計程車官和支援布林什維克黨人的衛戍部隊之間的正規戰鬥。全城都有小衝突，我來的時候遭遇到兩次危險——一次在德米特羅夫卡大教堂轉角，一次是尼基塔門。現在不能直接通過那兒了，必須繞道過去，尤拉！快點。穿上大衣，我們一起去。你必須去看看，這是歷史，一生只能見到一次。」
但是，他留下來談了兩三個小時，然後跟大家一起吃了晚餐。就在他準備回家並且要拖日瓦戈出去的當口，戈爾東衝了進來，也好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剛才的樣子，帶來非常相似的訊息。
無論如何，事情總有點進展。有一些細節是新的。戈爾東說及火力的增強以及行人被流彈誤殺。據他說，所有的交通都斷絕了。他能夠通過真是個奇蹟，但是現在街道被切斷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不相信，忙著衝出去，不過立刻又回來。他說，子彈「咻咻」飛過，擊碎牆壁上的磚頭，削去牆角的泥灰。外面一個人也沒有。一切交通都停止了。
那個星期薩申卡著了涼。
「我已經跟你講過幾百次了，不要讓他在爐子附近玩，」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責備道，「讓他過熱比讓他受涼壞得多。」
薩申卡開始喉嚨痛，發熱。他特別容易噁心嘔吐。所以，當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去檢查他的喉嚨時，他推開他的手，咬緊牙關，尖叫著，憋得幾乎窒息，不論是勸說或威嚇都不肯讓檢查。可是，他有疏忽的時候，日瓦戈趕快趁機將一枚湯匙塞進他的嘴裡面，按住他的舌頭，以便有足夠的時間檢視他覆盆子色的喉頭，和滿是駭人白點的腫了的扁桃腺。
過了一會兒，他以同樣的方法從喉中弄出些白點來做標本，正好他家中有顯微鏡，可以檢驗。很幸運，不是白喉。
不過在第三天晚上，薩申卡竟遭到嚴重的假性格魯布喉炎的突襲，體溫猛升，幾乎不能呼吸。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沒有辦法減輕他的痛苦，又不忍心看他受苦。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以為他就快完了。夫婦兩人輪流抱著他在室內走，看起來似乎使他好受些。
他們需要為他弄牛奶、礦泉水或蘇打水。不過巷戰正達高潮。大炮和來復槍片刻不停地發射。就算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冒死衝過戰鬥地區，也買不到那些東西。在時局還沒有決定性的澄清前，城中的一切生活是暫時停頓了。
然而結果已經毫無疑問，各方都謠傳說，工人已佔上風。小隊士官雖然繼續戰鬥，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絡已被對方切斷，而且失去了同指揮部的聯絡。
希弗採夫區是由向城中心推進計程車兵據守的。曾經和德軍作戰計程車兵和年輕的工人坐在他們在街邊挖的戰壕中。士兵們早就認識附近的居民了，所以當他們走過或站在大門外時，士兵們就和他們開開玩笑。這個區域的交通恢復了。
被困在日瓦戈家三天的戈爾東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從他們的監禁中被解放了。日瓦戈很高興在薩申卡生病期間有他們做伴，他太太也不責怪他們增添混亂。但是，他們覺得有義務感謝主人的仁慈，一直陪他們不停地談話。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被三天的閒聊弄得精疲力竭，所以很樂於看見他們離去。
他們很快就得知他們的客人已經安全地回到家。不過軍事行動仍在繼續，有好幾條街仍然無法通過，日瓦戈還不能去醫院。他急著回去工作，同時他的手稿還留在他辦公室寫字檯的抽屜中。居民只在早晨出門，去不遠的地方購買麵包。當他們看到一個抱著牛奶瓶的人走過時，總要圍上去問他是從哪裡買到的。
偶爾全城重又燃起戰火，不久又平靜下去。據說，兩方面在談判，談判的經過是有利或不利於和平，可以從火力密集的程度推測出來。
十月（舊曆）下旬一個夜晚的十點左右，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興之所至去訪問一個同事，街道一片淒涼，他匆匆地走著。這是當年的第一次降雪，薄薄的雪花隨風飄散。
他轉過許許多多的街角，多得連數目都幾乎數不清了，雪愈來愈厚，風也變成大風雪，風雪漫天，如果在曠野一定呼呼作響，立即把大地蓋上一層厚毯，不過在城裡只見雪花上下亂舞，好像迷失了路途一般。
在精神世界的騷動與現實人間的騷動之間，以及地上的騷動和天空的騷動之間，有些共同的地方。抵抗的孤島傳來此起彼落的最後一次開火聲，餘燼的火球噴出來，然後炸落在地平面上。
雪花在空中盤旋打轉，如煙如霧地籠罩著潮溼的街道。
在一個十字路口，一名腋下挾著一厚疊剛剛印出來的報紙，一面飛奔，一面大嚷「最新訊息」的報童追上了他。
「不用找了。」日瓦戈說。報童從那一厚疊報紙中抽出一份還沒幹透的報紙塞在他手中，旋即被吸進大風雪中。
日瓦戈站在一盞路燈下讀大標題。這是一頁只印半張的號外，上面列出來自彼得堡的官方宣告，宣告人民委員蘇維埃已經組成，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已在俄羅斯建立。接著是最近從電報和電話得來的新政府所釋出的第一批命令，以及各種簡短訊息。
風雪橫掃日瓦戈的兩眼，報紙上佈滿了沙沙作響的灰色雪珠。但是阻止他往下讀的並不是風雪。劃時代的偉大變革使他深深激動，他一時無法平靜。
他想找個光線較好的隱蔽地方，好讀完其餘的新聞。他發現，他再一次站在謝列布良內衚衕和莫爾昌諾夫衚衕的路口，那個迷人的地點，面對一座裝有玻璃門的五層大樓，裡面走廊寬敞，燈光明亮。
他走進去，站在燈光下，倚著樓梯讀報紙。
在他的頭頂上傳來腳步聲。有人走下樓來，時時停步，好像猶豫不決。走到某一階時，那人改變了主意，又往上走。門開啟了，兩個聲音同時湧出，迴音嘈雜，所以聽不清是男人或女人在講話。
然後，門砰一聲關上，那個人又走下來了，這次很堅決。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全神貫注在報紙上，不想抬頭看來人。但是，那個陌生人突然在樓梯腳下站住了，以致他不能不抬頭。
站在他面前的是個大約十八歲的男孩，像在西伯利亞似的頭戴鹿皮帽，反穿鹿皮大衣。他膚色黝黑，有一對狹長的吉爾吉斯人的眼睛。他的面孔有貴族的氣質，閃避的目光和沉默的敏感給人一種疏遠的印象，帶有那種往往見於混血兒身上的神情。
這個男孩顯然誤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是另外一個人，他看著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迷惑而又羞怯，似乎認識他，但是無法決定是否該和他講話。為了打消他的誤會，日瓦戈用冷淡而令人沮喪的眼光打量他一番。
男孩迷惘地掉轉身，走向大樓的入口。在他還沒有出門以前，他又回頭看了看日瓦戈，然後走出去，砰然帶上厚重的玻璃門。
幾分鐘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也離開了那兒。他滿腦子的新聞，他忘記了那個男孩，以及他要拜訪的同事，直接回家了。但是，在途中他又被另外一個意外所吸引，那本是日常生活的瑣事，可是在那段日子裡就含有不平常的重要性。
他在離開他家不遠的地方，在黑暗中被靠近路邊的一大堆木材絆了一跤。那條街上有個機關，政府可能在把從附近城區內一座被拆掉的房屋得來的木板供給它做燃料。木板沒完全運進院子，剩下的就留在街邊了。一個荷槍的哨兵在值勤，在木材堆旁邊走來走去，偶爾也走到街上去看看。來不及再考慮第二次，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趁哨兵轉身、大風捲起雪雲的時刻，爬到暗處，小心地從木材堆底部拉出一塊厚木板。起先扛在背上很困難，一會兒就不覺得它重了（自己的負荷並不是一個累贅），他緊貼牆壁的陰影，安然將木板扛回家中。
木板到得正是時候，家裡已經把柴火燒光了。他把木板劈成小塊，然後堆起。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燃起爐子，默默地蹲在爐子前面。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將他的靠背椅挪近，坐著取暖。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他大衣的邊袋中掏出報紙交給他：「看過沒有？看一下吧。」
他一面依然蹲著撥火，一面自言自語：「多麼了不起的手術！你抓起一把刀子，巧妙地一揮，所有的腐臭的潰瘍都被你割掉了。十分簡單，不必說什麼，你把若干世紀以來所從屬的、所保護的、所導致的不公正的老妖怪捉到手，並且宣判了它的死刑。
「這種無所畏懼的心情，這種講究徹底的態度，是有我們所熟悉的民族色彩，這是普希金的不妥協的清爽，有托爾斯泰的對事實不渝的信念。」
「你是說普希金？等等。讓我先讀完報。我沒有辦法一面讀一面聽。」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誤認為他的女婿在對他說話。
「這是真正的天才表現。假如你要某人去創造一個新世界，去開創一個新紀元，他會請求你先清理地基。在還沒有動手建立新世界前，他必須等待舊世紀結束，他才開始寫新的一節、新的一頁。
「但是，現在他們並不用為等待操心。這個新東西，這個歷史的奇蹟，這個啟示，一下子就在日常生活的裡層爆發出來了，完全不考慮生活的原有路向。這不是從頭開始，而是從中間開始，沒有任何程式，就在星期一那天，當街上交通最繁忙的時候，它突然降臨了，那真是天啟。只有真正的偉大才能夠這樣不顧時機。」
冬天來了，正是大家所預言的那種冬天。這雖然比不上接著到來的那兩個冬天可怕，不過，這已經夠可怕的了：黑暗、飢餓、寒冷，完全要人和往日所熟悉的一切生存基礎決裂，重建更談不上，只得做非人的努力去抓緊生活，好像它就要從你的掌中溜出去一般。
這樣可怕的冬天，一個接著一個，共有三個，現在看來，並不是所有可怕的事情都真的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冬天——有些也許是後來兩年的事。在記憶中，這三個連綿不斷的冬天已經混成一個，很難分清了。
舊生活與新秩序尚未接觸。它們還沒有互相公開敵對，像下年內戰爆發以後的情況。它們之間還沒有聯絡，兩者各站一邊，勢不兩立地面向對方。
到處在進行新的選舉——房屋行政，各種組織，政府公職，公眾事務等。各個機構都設賦有獨裁權力的人民委員，這些穿黑色皮夾克的鐵人，身佩手槍，人見人怕，很少刮臉，而且睡眠更少。
他們深知怕事的小資產階級、政府廉價公債的持有者的性格，對他們說話毫無憐恤，滿面狡猾的冷笑，好像對待行竊時當場被逮到的小偷一樣。
按照計劃重建一切的就是這些人，一個公司接著一個公司、一個企業跟著一個企業都布林什維克化了。聖十字醫院現在稱為第二改良醫院，裡頭有許多變動。一部分職員被解僱了，一部分自動辭職，因為他們的薪酬不夠多。這些都是病人多、診金高而且善於辭令的醫生。他們辭職本出於自私，但是卻一口咬定是運用公民權對低薪作抗議，並且鄙視那些留職的醫生，甚至抵制他們。日瓦戈留下了。
在夜裡，日瓦戈夫婦倆經常有如下的對話：
「別忘記星期三去醫生工會，他們為我們留了兩袋凍馬鈴薯在地下室。我會告訴你我什麼時候能脫身。我們必須一塊去，並且要帶雪橇去。」
「好的，尤羅奇卡，還早呢。為什麼你現在還不睡覺，很晚了。我希望你早點休息，你不能每一樣事情都來。」
「現在正在鬧傳染病，過度的疲勞會減少抵抗力。你和爸爸看起來都不很好。我們必須想想辦法。但願我知道有什麼辦法。我們對自己照顧不夠，聽著，你沒睡著吧？」
「沒。」
「我不擔心自己，我生來有九條命。但是，如果我真的病倒，要放聰明些，你可千萬別留我待在家裡，立刻送我去醫院。」
「別那麼說。求上帝保佑你好好的。為什麼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記住，再沒有什麼誠實的人了，也沒有朋友了。專家更少，如果發生什麼事，除去皮丘日金，不要信賴任何人。當然，這必須假定他還在這兒。你沒睡吧？」
「還沒。」
「薪水待遇不夠好，所以不少人辭職了，現在變成他們有原則，有公民情操了。你在街上碰到他們，他們很少和你握手，只是揚起眉頭說——你還在為‘他們’工作嗎？——是的，我說，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說，我以我們的苦難為榮，並且尊敬那些使我們有機會受苦的人。」
有一段很長的時期，絕大多數人的日常食物只有薄粟米粥、鯡魚頭湯，而鯡魚本身算是第二道菜。粥也是用沒磨過的小麥或裸麥做的。
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的一個朋友，一位女教授教她用一隻臨時做成的荷蘭式的爐子烘麵包。她打算賣出一部分麵包，賺點錢好燒瓷磚火爐，像舊時代一樣，而不再用那個鐵爐子，因為它依然冒煙，而且幾乎沒有熱氣。
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麵包做得不壞，可是無補於她的商業計劃。他們仍然必須使用差勁的鐵爐子。夫婦倆因為缺錢而困窘得緊。
一天早晨，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上班後，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穿上襤褸的冬大衣——匆匆跑下樓梯，因為她渾身冷得打抖，甚至在較暖和的天氣也是這個樣子——出門去「行獵」。家裡頭只剩下兩塊柴火了。她在附近的巷子裡晃了半小時。在那些小巷子裡有時你能夠碰到一兩個來自莫斯科近郊賣蔬菜和馬鈴薯的農人。滿載貨物的農人在大街上很容易被逮捕。不久，她發現她所要找的東西了。一個健壯的穿著農民外衣的青年，拉著一隻看上去輕得像玩具的雪橇跟著她，小心地跟她走進院子裡去。
蓋在麻布袋底下的是一堆薄薄的樺木柴火，薄得就像十九世紀照片中所看到的古式鄉村屋宇的欄杆柱。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知道它們的價值——樺木只是個名分，木頭是最差的一種，而且剛砍下不久，當燃料並不適宜。但是，她不得不買，挑剔是沒有用的。年輕的農人抱了五六抱上樓到她的起居室中，換去了冬妮亞帶鏡子的小衣櫥。他將衣櫥取下，裝在雪橇上載回去當禮物送給他的新娘子。談到未來的馬鈴薯交易，他提出要用鋼琴做交換。當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回家時，他對他妻子的交易提都沒提。其實把衣櫥劈掉當柴燒還划算些，但是，他們不忍親自動手。
「桌子上有一張給你的通知，你看到了沒？」她說。
「醫院來的？是的，我早接到口信了，要我出診。我當然去，我先休息一會兒就去。不過，路很遠。我已有了地址，靠近凱旋門。」
「你見到他們提出的診金嗎？你最好看看，一瓶德國白蘭地或一雙絲襪！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物，你想想看？俗不可耐，他們似乎不可能不知道如今我們是怎樣活的。我猜，都是些暴發戶。」
「不錯，那是個採辦。」
採辦、官商、特許代理是指那些代政府買賣物資的小商人，已經廢止私營貿易的政府在經濟困難時，偶爾會做點讓步，允許他們買賣某些貨物。
他們並不是舊時代老店子的老闆或殷實商人——那些人並沒有在受到打擊後復原——他們是新類的商人，無根無底，是在戰爭與革命期間靠投機竄起來的。
日瓦戈喝了杯摻牛奶和糖精的熱水，然後出門去看病。
街上蓋著厚厚的積雪，積雪頂住兩邊的牆，有些地方一直積到底層的窗戶那麼高。只有沉默的、半死的影子一樣的人拿著一些食物，或拉著雪橇在街上移動。此外，幾乎看不到乘車的人。老店子的招牌依然掛著，到處都可以看到。它們與小規模的新消費合作社及日用必需品的店子沒有聯絡，它們都是空的或上了鎖，窗戶都上了閂，或釘上了木板。
它們所以上鎖或空著的原因，不只是貨物缺乏，政府一時還顧不到店子不開門這些小事，整個生活的重建，包括恢復貿易在內，目前大體上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
日瓦戈所要前往的房子在佈列斯特街盡頭，靠近特維爾門。
這是一座營房式的石頭建築，圍牆內有一個大院子，房子的前面有三層木造樓梯走廊。
那天住客在開大會，並有一名區蘇維埃委派的女代表參加，在開會時，軍管會的人突然來檢查武器執照，並沒收沒有執照的武器。於是住客們不得不返回各自的公寓，不過軍管會的負責人要女代表別離開，向她保證搜尋時間不會太長，不久，會議即可重開。
當日瓦戈到達時，搜尋已差不多完了，但是，他要去的那一層還沒有搜。日瓦戈站在樓梯口一名荷著來復槍士兵的身旁，不過，負責人聽見他們在爭論，便下令暫停搜查，等醫生看過病後再繼續。
房子的主人開啟門，他是一個有禮貌的年輕人，氣色不好，眼睛黑而憂鬱，因為事情頭緒紛繁而狼狽不堪——其中包括他太太的病、暫時停止的搜查、他對醫學及醫生的尊敬，等等。
為了節省日瓦戈的時間和麻煩，他說話力求簡短快速，但是這樣的性急反而使他的話頭拉長了，並且前言不接後語。
房子裡的傢俱貴賤混雜，大概是趕著買進作為投資，以免貨幣貶值。在成套的傢俱之外，還有一些零碎配不成套的東西。
年輕主人以為他妻子的病是源於精神受刺激。他旁敲側擊地解釋說，他們最近買了一隻古鐘。這是一隻破爛的音樂鍾。他之所以買回來，僅僅只是因為它代表鐘錶技術的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他同時引日瓦戈去另一個房間裡看了一下）。他們夫婦甚至懷疑它能否修好。但是，有一天，這個多年沒有上發條的古鐘突然走動了，並放出音樂來，然後又自動停擺了。這個年輕人說，他太太嚇壞了，她相信，那是她的喪鐘，現在她精神錯亂，不肯進食，並且連他都認不出了。
「因此你以為這是精神受了刺激。」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懷疑地說，「我現在可以看看她嗎？」
兩人走進另一個房間，房裡有一個瓷制的樹枝形裝飾燈架，一張寬大的雙人床，兩隻桃花心木床頭幾。一個有兩隻黑色大眼睛的小婦人躺在床邊，被子一直蓋到她的下巴。當她見到他們時，她從被單下伸出一隻手來，揮手要把他們趕出去，寬大的睡袍袖子褪落到她的腋窩。她認不得她的丈夫，並且好像也不覺得屋裡還有旁人，隨之以低沉的聲音哼起哀傷的調子來，她越唱越難受，以致嗚嗚咽咽像個兒童似的哭泣起來，喊著要「回家」。當日瓦戈走近她旁邊時，她調轉身背對著他，不讓日瓦戈碰她。
「我必須給她做下檢查，」他說，「不過，病並不要緊。顯然她患的是斑疹傷寒——很重的一種，可憐的婦人。她一定自覺非常不幸。我給你的忠告是送她去醫院。我知道，你一定以為醫院不像家裡，她在家裡需要什麼有什麼，不過，最要緊的是，在最初幾個星期中，她必須有醫生經常給她做檢查。你能找到任何交通工具嗎？——馬車甚或大車？當然，她必須好好地包裹起來。我會給你一張入院許可證。」
「我要試試，不過，請等等，真是斑疹傷寒嗎？多可怕？」
「我怕是。」
「醫生，你看，——我知道，如果我讓她去醫院我就要失去她——你不能來這裡看她嗎？盡你的可能多來——你要什麼我都願意付給你。」
「我很抱歉——我已告訴過你，她所需要的是醫生的經常看顧，照我的話做——我勸你全是為了她好。現在你儘快地不惜任何代價弄一輛馬車，我馬上就寫入院許可證，我最好去你們的房屋委員會寫。許可證需要委員會蓋章，還有一點別的手續。」
裹上披肩穿著皮大衣的住客，已經一個一個地回到沒生火的地下室。那兒曾經是個批發蛋行，現在用作房屋委員會的辦公處。
房子的一端放著一張辦公桌和幾把椅子，因為椅子不夠，舊的空蛋箱翻過來放成一排，當作一條長椅用。在房子的另一端，空蛋箱高疊到天花板。一個角落上，有一堆與破蛋中漏出的凍結蛋黃黏成一團的刨屑。老鼠在刨花堆中吱吱亂竄，偶爾也衝到房子中央，然後又竄回刨花堆中。老鼠每竄擾一次，就有一個胖女人驚叫著，爬上一隻空蛋箱，斯文地提起她的裙子，跺著時髦的高跟鞋，故意用粗暴的喝醉酒似的嗓子大嚷。
「奧莉卡，奧莉卡，你把老鼠都弄到這裡來了。滾開，你這討厭的畜生。唉！唉！唉！看，它還明白，它可把我氣壞了。唉！唉！唉！它想爬上來，它要鑽進我的裙子裡，多嚇人啊！看看那邊，先生們。對不起，我忘記了，你們現在已是公民同志，不是先生了。」
她的阿斯特拉罕羊毛披肩罩著她顫動成三層的雙下巴，以及被絲綢緊緊裹住的豐滿胸部和肚子。她一度是她那個小生意人和店員圈中的名花，但是，現在她那蓋著腫眼皮的小小的豬眼，已經很難張開了。她的一個情敵曾經想用硫酸燒她的面孔，不過，沒有潑中，只有一兩滴濺在她的頰上和口角上，留下一些痕跡，現在輕淡到差不多完全看不見了。
「赫拉普金娜，不要大聲嚷嚷，這樣我們怎能工作？」已被選為會議主席的區蘇維埃代表坐在辦公桌的後面說。
這座房子和許多住客是蘇維埃委員會代表從小就熟悉的。在會前，她曾經和房子的女管理人法吉瑪姑姑有過一次長談。法吉瑪有一度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就住在骯髒的地下室的一個角落上，不過，現在她只和她女兒住在一起，已經搬進底層兩個光亮的房間了。
「法吉瑪，這裡的情形怎麼樣？」代表問。
法吉瑪埋怨地說，她一個人實在照管不了這麼大一座房子和這麼多住客，她簡直沒有人幫忙，雖然設想由各家輪流打掃院子和人行道，可是，一家也沒有打掃過。
「法吉瑪，別擔心，我們會告訴他們怎麼做。話說回來，這是個什麼委員會？這班人簡直毫無希望地保護犯罪分子，留住道德上值得懷疑的人不登記。我們將擺脫這班人，另外選個委員會。我將讓你做房屋管理人，只是別大驚小怪。」
女管理人求她開恩，放她一馬，但是代表不理。
環顧四周，看看出席人數夠了，她叫大家肅靜，宣佈開會，並作簡短的介紹性的演說。她責備委員會懶散，她要出席人推選新委員的候選人，同時又提出另一些建議。
結論時她說：
「同志們，情況就是這樣。坦白地說，這是一座大房子，這適合做一家招待所。看看那些各地來莫斯科開會的代表吧，我們真不知道去哪邊安置他們。我們已接收定了這座房子，改為招待外賓的區蘇維埃招待所，並命名為季韋爾辛招待所，以紀念季韋爾辛同志，就如各位所知道的，他被放逐以前是住這兒的。有沒有人反對？至於日期，各位不必驚慌，你們還可以在這兒住一年。對於工人，政府自有安置，其他的人必須自己設法找房子，同時在一年內搬出。」
「我們都是工人！我們每個人都是！我們全是工人。」會眾一起高呼。同時有一個人嗚咽著說，「這是盲目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所有的民族現在都平等了！我知道你們在暗示什麼。」
「請不要一起嚷，我先答覆誰呢？瓦爾德爾金公民，民族跟這個有什麼關係？你看看赫拉普金娜，你不能想到她有國籍問題牽涉在她的案例內吧，並且，我們一定驅逐她。」
「是你，是你！只是你要驅逐我，我們走著瞧吧！你是一張爛沙發，你是一條皺床單！」赫拉普金娜尖聲叫喊，用各種她一時在氣頭上能想到的髒字眼罵著代表。
「真是個壞心眼的女人！」女管理人憤慨了，「你一點都不害羞嗎？」
「法吉瑪，與你無關，我自己能對付她，」代表說，「赫拉普金娜，住口。我知道你的底細。我告訴你，快閉嘴，不然我立刻把你送交當局，不用等他們查到你私釀伏特加酒，經營非法的酒吧間。」
當日瓦戈走進來時，室內的喧嚷正達頂點。他請求在門口碰到的第一個人，指明一個房屋委員會的委員。那個人把兩手做成喇叭形放在唇間，高聲叫道：
「加——利——烏——林——娜！來這裡，有事找你。」
日瓦戈簡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一個微微佝僂的瘦老婆子，那女管理人走到他面前。他驚訝於她非常像她的兒子。可是，他並沒有立刻加以認定，只是說：「你的一個住客患了斑疹傷寒。」（他把名字告訴了她。）「必須採取各種方法預防傳染。再者，病人必須住院，我可以簽發許可證，但必須房屋委員會證明。我們要怎麼樣，同時在什麼地方弄好？」她以為他是問「病人如何才能進醫院」，因此，她回答道：「這兒有一輛馬車，是區蘇維埃給區代表傑明娜同志用的。她人很好，我去跟傑明娜同志說說，她一定會讓你的病人用她的車的。不要擔心，醫生同志，我們能好好地把她送到那兒。」
「那太好了。實際上，我只是問你，我能在什麼地方給許可證蓋個章。不過，如果這兒還有車……我能不能請問你，你是加利烏林中尉家的老太太嗎？前線我們在同一個單位。」
加利烏林娜猛然驚跳了一下，同時臉色變得蒼白。她一把抓住日瓦戈的手。「出來，」她說，「我們到院子裡去談。」
兩人一踏出門邊，她就急促地說：「看在上帝的面上，小聲點說。別害了我。尤蘇普卡這孩子走錯路了！請你做個評判——他是什麼人？他以前是個學徒，一個工人，他該明白——現在單純的人比以前好多啦，瞎子都看得出，沒有人能否認。我不知你自己怎麼想，你或許也覺得他沒有錯，但是，對他而言，那是個罪，上帝都不會寬恕他。尤蘇普卡的爸爸是個大兵，他打仗被打死了，他們說，他的臉孔給炸飛了，他的手臂和腿也不見了。」
她講不下去了，她停了一下，直等到自己比較鎮靜了才繼續說：「來，我給你弄車。我知道你是誰，他已經回家好幾天了，他跟我說起過你。他說你認識拉拉·吉沙爾。我記得她，她是個好女孩，她常來看我們。她現在像什麼樣子了，我不知道——誰會把你們那類人的事告訴我？到頭來，主人們黏在一塊本是非常自然的，不過，對尤蘇普卡來說，這是一種罪。來，讓我們弄車吧。我有把握，傑明娜同志一定會把車借給你的病人。你知道傑明娜同志是誰？她是奧莉亞·傑明娜，過去是女裁縫，幫拉拉媽媽的，那就是她。而且，她也是從這房子出去的。」
夜降臨了，他們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傑明娜從口袋中掏出的小手電筒的小光圈在他們面前四五步的地方移動，從一個雪堆跳到另一個雪堆，這不是在照亮道路，反而把人弄迷糊了。黑暗包圍了他們，他們已離開了那座大房子，那兒有許多人認識拉拉，那是她還是個小姑娘時常來的地方，並且，據他們說，那裡也是她丈夫安季波夫成長的地方。
「醫生同志，你真能不用手電筒找到路嗎？」傑明娜儼然以恩人的態度打趣地問，「如果不行，我把手電筒借給你。你知道這是事實，當我們做小姑娘時，我真的很迷戀她。她家有一間服裝店，我在那裡做學徒。今年我見過她。她在莫斯科停留了一陣。我說：‘傻瓜，你去哪裡？留在這兒吧！來和我住在一起。我們會給你找份工作。’但是，全沒用，她不肯留下來。唉，這本來就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給帕沙是靠她的腦袋，不是靠她的心決定的，婚後，她一直都不安寧。她走了。」
「你以為她怎樣？」
「當心——這裡很滑。我不知已經告訴過他們多少次，不要把髒水倒在門外——也許正如同對牆壁說話。我以為她怎樣？你說的‘以為’是什麼意思？我該以為什麼嗎？我沒有時間去以為。這就是我住的地方。有一件事我曾告訴過她——她的弟弟，他在軍隊中，我想，他們已經槍殺了他。至於她母親，我以前的女主人——我要救她，我正注意這件事。好，我必須進去了，再見。」
他們分手了。傑明娜的手電筒的光圈照著狹隘的進口，繼續前進，照亮斑駁的牆和骯髒的樓梯，而日瓦戈則在一片漆黑中離去。在他的右首是凱旋花園路，左首是篷車花園路。積雪覆蓋的道路，在黑暗中走起來，簡直已不是路，而是一節節被切斷的石頭建築，就像穿行一段段不可通過的西伯利亞或烏拉爾的森林。
家中是明亮而溫暖的。
「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問，「在你出門時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
他還沒能回答，她繼續說：「真是十分料想不到的事。昨天爸爸弄壞了鬧鐘——我忘了告訴你——他非常不安，這是我們唯一的鐘。他設法修理它，笨手笨腳地修來修去，全都沒用。街角的鐘表匠要了一個荒謬的價錢——三磅麵包。我不知怎麼辦，爸爸也垂頭喪氣的。好，一個鐘頭以前——你能相信嗎——突然鈴聲大作——刺耳欲聾，我們都嚇呆了。原來是鬧鐘！你能想象到這樣的事嗎？它又走了，全是它自動自發的。」
「我患斑疹傷寒的時候到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一面大笑不已。於是，他給她講了他的病人和音樂鐘的故事。
不過，他並沒有立即得斑疹傷寒，那是很久以後的事。那時日瓦戈一家的忍耐已到了極限。他們一無所有，全家捱餓。日瓦戈跑去拜訪他所救過的黨要人，那個一樁搶劫的受害者。這個人儘可能去幫助他，可是，內戰剛剛開始，他很少留在莫斯科。再者，他認為在那個時期人們必須忍飢挨餓，把這視為自然，並且他自己也在捱餓，雖然他隱瞞著不說。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設法和佈列斯特街的採辦商保持接觸。但是，在前幾個月中，那個年輕人失蹤了，已經痊癒的太太也下落不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去找加利烏林娜，但她外出了，房子裡的住客多是新人，傑明娜已搬過來住在前樓。
有一天他以官價分配到一批柴火。不過，必須自己從溫達夫斯基車站運回家，沿著漫長的梅山斯卡亞大街往前走著——兩眼緊盯著車上載著的意外財富——他注意到這條街已面目全非。走著走著他忽然發現自己的身子左右搖晃，腿已不聽使喚。他知道，他的噩運來了，他染上了斑疹傷寒。當他倒下時，車伕把他抱起，拋在柴堆的頂上。日瓦戈不知道他是怎麼回到家裡的。
他精神錯亂時緊時鬆有兩個星期，在幻覺中夢見冬妮亞將兩條大街放在他的寫字桌上，左邊是凱旋花園路，右邊是篷車花園路，並且點上臺燈。溫暖的橘色光輝照亮街道，而且，幻覺中的他變得能寫東西了。於是他開始寫作。
他在寫他早就應該寫，他一直想寫，可是沒有能夠如願寫的東西。此時寫來非常容易，他奮筆疾書，同時十分準確地寫出了他要寫的話。只是偶爾有一個小夥子來打岔，一個生了兩隻狹長的吉爾吉斯人的眼睛的青年，像烏拉爾或西伯利亞人一樣反穿鹿皮大衣。
他覺得這個小夥子是他死亡的鬼魂，或者，說得明白一點，他就是自己的死神。但是，既然他還能幫自己寫詩，他怎麼可能是自己的死神呢？死神怎麼還會給人好處呢？死神怎麼可能是個幫手呢？詩的主題既不是埋葬也不是復活，而是這兩者之間的時光，是「騷動」。
他一直想描寫，在過去三天中，黑色的、狂暴的、滿是蛆蟲的沙塵暴如何進攻愛的不死化身，岩石與磚瓦齊飛如狂風暴雨——就像巨浪卷拍海岸，遮蓋並淹沒海岸——在過去三天中，狂怒的黑色沙塵暴來去如何猖狂。
有兩行文字一直在他腦中盤旋：
擁抱是歡悅的，
醒來也是必須。
他靠近、擁抱過地獄、瓦解、腐敗、死亡，他也靠近、擁抱過春天、悔恨失足的女人和生命，現在是覺醒過來的時候了，是起身的時候、再生的時候、復活的時候了。
他開始好轉了。起初他把一切視為當然，就像一個笨瓜。他什麼都不記得，他看不出事情與事情之間的關聯，他對什麼事都不覺得驚異。他的妻子用白麵包、牛油和加糖的茶喂他，她給他喝咖啡，他已經忘記這些東西在他們的生活中已經不存在很久了，他享受著它們的味道，就像他享受詩或童話一樣，他把這些當作是一個病人復原期中正當而適宜的享受。但是，不久，他開始思考並提出疑問了。
「你是如何弄到這些東西的？」他問他的妻子。
「你的格蘭尼亞弄來的。」
「什麼格蘭尼亞？」
「格蘭尼亞·日瓦戈。」
「格蘭尼亞·日瓦戈？」
「不錯，你的弟弟葉夫格拉夫，從鄂木斯克來的。你的同父異母兄弟。你生病時他每天來看你。」
「他穿一件鹿皮大衣？」
「正是。如此說來你見到了他。你幾乎一直不省人事。他說，他曾在某個房子或其他建築的樓梯口碰見你。他認識你——他想和你說話，但是，顯然你嚇得他要死！他崇拜你，他談你寫的每一個字。這些東西都是他給我們弄來的！米、葡萄乾、糖！他現在已回去了。他要我們也去他那兒。他是個奇怪的小夥子，有點神秘。我想，他必然和外面那個政府有些聯絡。他說我們必須去別的地方住一兩年，離開大城市，他說，‘回鄉下去’住一陣子。我想到克呂格爾住的地方，他說，去那兒是個很好的主意。我們可以自己種蔬菜，並且那兒四周都是森林。在那裡不會像一隻羔羊，束手待斃。」
四月間，日瓦戈和他全家人動身前往遠在烏拉爾省、靠近尤里亞金城的瓦雷金諾莊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