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來的加利烏林！——她突然想起來了。不，只因為她還半睡半醒才會有這種沒有意義的想象。加利烏林不在這兒，他此刻應該去遠了。不是她親手和日瓦戈把他藏匿起來，把他打扮成一個平民樣子，告訴他這個城區中每一條路和每一個村落，在那場可怕的車站槍殺事件後幫他逃脫的嗎？當變兵殺了人民委員金茨之後，便沿著比留奇到梅留澤耶沃的大路追著射擊他，然後在鎮上到處搜尋他！
假如不是有那些機動車，這個城鎮不會有一顆石頭留下來。幸好有一個裝甲師打這裡經過，遏止了那群魔鬼。
暴風雨正逐漸削弱，慢慢轉向。雷聲也稀疏了，遠了，沒有先前那麼響亮。雨也偶爾停一陣，簷前和樹下的滴水淅瀝可聞。遠處的閃電無聲地照亮弗列裡小姐的臥房，留戀不去，彷彿在尋找某種東西。
停止了很久的敲門聲，突然又恢復了。顯然有人急需幫助，才會如此不顧死活地再三再四地敲門。風又起了，雨又落下來了。
「來啦！」弗列裡小姐對門外的什麼人叫道。她被自己的聲音嚇住了。
會是誰呢？她忽然想到了什麼，隨即套上拖鞋，把衣服披在肩上，急忙去叫醒日瓦戈。如果他陪她下去，她就不會那麼害怕。不過，他已聽到敲門聲，同時早就拿著一根蠟燭走下來了。他們有著一個相同的念頭。
「日瓦戈，日瓦戈，他們在敲前門，我不敢一個人下去，」她用法語嚷著，跟著又用俄語說，「你等著看，不是拉拉就是加利烏林中尉。」
被敲門聲吵醒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也感覺到，那一定是他認識的人——或是加利烏林，他不再逃跑了，回來找庇護，或者是護士安季波娃，為了某些理由，無法繼續她的行程。
在過道中，日瓦戈把蠟燭交給弗列裡小姐，開啟門閂，轉動鑰匙。一股風把門推開，蠟燭被吹熄了，冷雨淋了他們一身。
「誰呀？誰呀？有人嗎？」
弗列裡小姐和日瓦戈輪流著向暗處發問，但是沒有人答聲。突然，敲門又在另一個地方開始了——這次是敲後門，或是敲開向花園的法國式窗戶？他們這樣想。
「一定是風，」日瓦戈說，「不過，必須確定一下，也許你必得去後門看看，我留在這裡，說不定真有人。」
當日瓦戈走出大門站在潛廊下時，弗列裡小姐轉身走向後門。日瓦戈的兩眼已經習慣於黑暗了，所以他能看出天快破曉了。
城鎮的上空，雲朵低沉，飛馳而過，彷彿是在互相追逐。碎了的雲彩幾乎就掛在樹梢，群樹全都偏向同一方向，看起來如同正在打掃天空的掃把。房子的木牆被雨刷洗得由灰轉黑。
弗列裡小姐回來了。「怎麼樣？」日瓦戈問她。
「你說對了，沒有人。」她已走遍整座房子。一根樹枝掃打著餐具室的窗戶，打破了窗上的一塊玻璃，地板上全是汙水，以前拉拉的房間也是一樣——一片汪洋。
「看，在這一邊，是一扇破了的百葉窗敲打窗格子。你看見了沒？那就是敲門聲。」
他們聊了一會兒，鎖上門，各自走回臥室。他們都遺憾著，白白地掛念了一場。
本來他們相信，門一開啟，安季波娃就會進來，全身溼透冷入骨髓。當她放下東西時，他們會問她許多問題，然後，她會上樓更衣，再下來坐在尚未熄滅的爐旁烤火，並且告訴他們她的冒險，一邊用手往後理她的頭髮，一邊笑著。
因為他們是如此地確信，以致在鎖上前門後，依然想象她渾身溼透地站在門外，她的影像繼續盤旋在他們的眼前腦後。
據說，對於車站的慘禍，比留奇的電信技師科利亞·弗羅連科應該負間接責任。
科利亞是梅留澤耶沃一個著名鐘錶匠的兒子，從兒童時代起便是全梅留澤耶沃所熟悉的角色。當他還很小的時候，曾經和一些僕人住在拉索諾伊，是伯爵夫人幾個千金的玩伴。就在那時他學會了法語。弗列裡小姐極為了解他。
不論在什麼天氣或季節，梅留澤耶沃的人總能看見他騎著一輛腳踏車，不穿外衣不戴帽子，穿一雙夏季帆布鞋的樣子。他經常兩手交叉抱胸，在路上自由自在地踩著車子，一邊抬頭看電線杆和電線，檢視沿途的電路網。梅留澤耶沃有些人家的電話是用一根支線和車站的總機連線起來的。電話由科利亞在車站的總機負責轉接。他忙得豎起耳朵，因為他不只經管電話和電報，同時，當站長波瓦利欣不在時，他還要管行車訊號，指揮機關也在同一個控制室裡。
由於他必須同時兼顧好幾種機器，科利亞發展出一套特殊的說話方式，模糊、短促，令人迷惑難懂。這使得他養成了不愛回答問題、不愛跟他人交談的習慣。據說，他曾在出事那天翫忽職守。由於拒絕配合工作，他使加利烏林的好心落空，儘管是出於無心，他竟扭轉了整個局勢。
加利烏林曾經從鎮上打電話給身在車站或附近的人民委員金茨，為了告訴他，他正趕來和他碰頭，在他還沒有抵達以前，請他不要採取任何行動。而科利亞藉口忙於指揮即將進站的火車，拒絕去叫委員聽電話。同時，他又盡力延阻載運哥薩克騎兵去比留奇的列車。
當部隊到達時，他也並不掩飾他的不滿。
火車頭緩緩駛進黑色屋頂下的月臺，停在控制室的大視窗前面。科利亞拉開繡有鐵路公司標記、鑲著黃邊的綠色窗簾，提起放在窗臺上木盤中的大水壺，倒些水在一隻大而厚的圓柱形玻璃杯中，喝了幾大口，望向窗外。
司機在機車間裡看到他，向他友善地點點頭。
「討厭的臭東西，賤貨！」科利亞憤恨地想。他伸出舌頭，晃晃拳頭。司機不僅瞭解他的心意，並且在火車的方向用聳肩和點頭向他表示：「我怎麼辦？我倒想知道如果你處在我的立場，你怎麼做。人家是老闆。」——「總而言之你是個卑鄙的畜生。」科利亞用神情回答他。
馬匹從貨車廂中牽出來了。先是一陣馬蹄觸及踏板的篤篤聲，跟著是馬蹄鐵碰在石頭月臺上的鏗鏘聲。它們被牽著，不時掙扎著想用後腿站起來，橫過軌道。
在軌道的盡頭有兩列被棄置的木車廂。雨水洗淨了它們的油漆，蛀蟲和潮溼從內部腐蝕它們，現在它們已恢復到它們原來和森林裡的木頭一樣的血統關係，那森林就在那些原木過去的地方，那兒有青苔，有樺樹，以及飄浮在森林之上的雲彩。
一聲令下，哥薩克騎兵跨上馬背，飛馳向森林裡的空地。
二一二團被包圍了。在森林中，騎兵看起來總比在開闊的原野高大而可怕。叛軍被震住了，雖然在他們泥制的臨時營房裡也有步槍。哥薩克騎兵拔出了馬刀。
在騎兵所形成的包圍圈中，有一座木材堆。金茨爬上去，開始對被包圍的變兵講話。
像往常一樣，他談到士兵的責任、祖國以及其他許多高貴的名堂。但是，這些觀念並沒有在聽眾中激起同情。這類冠冕堂皇的高調他們聽得太多了。在戰爭中他們所忍受的痛苦太多，他們已骨瘦如柴、筋疲力盡了。他們早已聽夠了金茨所講的那類話。左右兩派四個月來的拉攏已經寵壞了這群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漢子，此外，演說者的外國姓氏和波羅的海口音更令他們和他有了間隔。
金茨覺得他的演說太長，連自己都惹惱了，不過，他以為必須讓他們明白他的意思。他們不僅沒有表示感謝，反而報之以冷淡和敵意的厭煩。他漸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他決定不客氣地教訓他們，並且使出他始終保留著沒有用的威脅。不顧變兵中逐漸高聲的嘰嘰咕咕，他提醒變兵革命軍事法庭業已成立，他呼籲他們放下武器，交出倡議的領袖，以免將來被處死。他說，如果他們拒絕，那就證明，全體是賣國賊，一群毫無責任感的混蛋暴徒。變兵對他的語氣是愈聽愈不順耳了。
幾百個聲音突然大聲喧譁起來，有些嗓音低沉，幾乎毫無火氣。「好的，好的。放下武器。別廢話了。」不過，充滿憤恨的、歇斯底里的尖叫漸漸佔據了上風！
「大膽的狂徒！正像舊時代一樣！這些鳥官還是看我們如糞土。我們這樣就算賣國賊嗎？我們是嗎？那麼你自己呢？大人！還跟他稱兄道弟嗎？他顯然是個德國人，一個間諜。拿出你的身份證明讓我們看看，貴人。你們目瞪口呆幹什麼？平亂的英雄們！」他們又轉向哥薩克騎兵：「你們是來重建秩序的，執行任務吧，把我們五花大綁吧，看你們多得意。」
但是，哥薩克騎兵也愈來愈不喜歡金茨那不適宜的演講了。「他看他們是豬玀，」他們咕噥著，「自以為是貴族，是主子！」起初是一個人，跟著愈來愈多，他們開始收刀入鞘。一個接著一個跨下馬背。當絕大多數的人都下了馬以後，他們便像一群毫無秩序的群眾似的湧向空地的中央，和二一二步兵團計程車兵混合在一起，彼此親如兄弟。
「你必須悄悄地走開，」憂心忡忡的哥薩克軍官對金茨說，「你的車在站上，我們派人叫它來接你。快點走吧。」
金茨走了，但是他覺得偷偷溜走有失尊嚴，所以他大搖大擺地走向車站。他非常激憤，不過，自尊心使他努力保持著鎮靜，不慌不忙地走著。
他已接近車站了。在森林邊沿，鐵路軌道已經在望了，他回了第一次頭。許多持著步槍計程車兵緊跟在他背後。「他們想怎麼樣？」他奇怪著，同時加快腳步。
追他計程車兵也加快了腳步。他們之間的距離仍然沒有改變。他看見那兩列被棄置的車廂，三步並作兩步走過去，然後拔腿飛奔。載運哥薩克騎兵來的列車已移去叉道上了。鐵道上全無障礙。他跑過鐵道，跳上高高的月臺。就在這個時刻，士兵也從廢棄了的車廂後面跑出來。波瓦利欣和科利亞大聲叫嚷並對他搖手示意，要他跑入車站建築，他們可以救他。
可是，榮譽感再一次地作祟了，那是城市培養出來的榮譽感，那種世代相傳地迫使他自我犧牲而又用錯了地方的榮譽感，阻止他走向安全。他的心跳得厲害，他用一種超人的力量來控制自己。他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告訴他們：‘喂，理智點，你們知道，我不是間諜。’一兩句肺腑之言將會使他們恢復理性。」
在過去幾個月的生活中，他想作大膽或誠懇演說的感覺，已在不知不覺中和舞臺、演說臺或僅僅是他跳上去對群眾作緊急呼籲和熱忱喊話的椅子聯絡在一起了。
在車站的那個門前，車站銅鐘下面，放著一隻救火用的大水桶。水桶是緊緊蓋住的，金茨跳上桶蓋，以不連貫但卻堅定的語氣對著逼進計程車兵講話。只要兩步就可以躲入站長室，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這種瘋狂的大膽和不自然的語音把追兵嚇住了，他們一個個停在鐵路的軌道上，放下了來復槍。
可是，站在水桶蓋上面的金茨突然踩翻了桶蓋，整個人掉了下去，一條腿滑入水中，另一條掛在桶邊。
眼看他跨坐在水桶邊上的笨拙樣子，士兵們爆發出一陣鬨笑，前排的一個兵一槍射中他的頸子。其他的兵衝上來，用刺刀刺著他的身體。金茨於焉死亡。
弗列裡小姐打電話給科利亞，請他幫日瓦戈醫生在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找個好位子。她威脅他，如不照辦就檢舉他的過失。
科利亞照例一邊接電話，一邊叫電話，一邊透過第三種儀器以密碼發出電報，話語中不時夾雜著一些數字出來。
「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能聽見我的話嗎？什麼變兵？什麼幫忙？弗列裡小姐，你在說些什麼？請掛電話。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三六點○一五。啊，見鬼，他們掛了電話。喂，喂，我聽不清楚。又是你，小姐？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沒辦法。請找波瓦利欣。都是胡說八道，傳奇小說。三十六……噢，見鬼……掛了吧，小姐。」
弗列裡小姐說：
「別想騙我，什麼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這騙子，我可以把你看穿，明天你必須把醫生好好地弄上車，我可不再聽任何兇手的鬼話。小猶大。」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動身的那天，天氣溼熱。一場像兩天前降臨的暴風雨同樣的大雨正在醞釀。車站附近，城鎮近郊，滿地是葵花籽殼。在陰暗的天空威脅下，房屋看起來越發蒼白，彷彿驚恐的鵝群。
車站前面以及左右兩旁空地的青草皮上，擠滿無數已經候車好幾個星期的旅客，青草都被他們踩得死光了。
穿著灰色粗羊毛衣的老人在炎陽下的人叢中擠來擠去，打聽訊息和謠言。陰鬱的十四歲左右的男孩用兩肘撐著上身伏在地上，百無聊賴地扭動剝了皮的樹枝，彷彿他們在放牧牛羊。他們的腿直伸在他們的母親前面。他們的弟弟妹妹穿著寬大襯衫、光著屁股在一旁追逐嬉戲，母親們坐在地上，抱著她們用毫無光彩的棕色農家外衣緊緊包著的嬰兒。
「槍聲一響，他們立刻倉皇散開，就像一群羊。他們不喜歡開火。」當他們並肩穿過躺在車站前面地上的人群，走向站房時，站長毫不同情地告訴日瓦戈。「只要一眨眼的工夫，草皮上連一個鬼影子都不見了。你又可以再看見草地了，我們已經四個月沒看見它了，上面盡是這些吉普賽式的帳篷，我們已忘記它是什麼樣子。這就是他躺下的地方。這真是一件怪事，我曾經親眼看見戰爭中各式各樣的恐怖，你不難想象，我早就習慣了。但是，對於這件事，我總覺有些遺憾。這件事完全是胡鬧。他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們？不過，當時他們已失去人性。他們說，他是父母的寶貝兒子。現在，向右轉就是我的辦公室了，請裡面坐一會兒好嗎？恐怕這列火車是沒有機會了，能把人擠死。我將把你安排在區間車上。我們正在設法加開一次區間車。不過，在一切沒有弄妥之前，千萬說不得，不然，車子還沒有準備好，就會被他們分屍了。你今天晚上在蘇希尼奇換車。」
當這次「秘密」列車從鐵路車庫倒入車站時，等車的人群立即湧向軌道。人潮像彈珠一樣從山頭滾下來，爬上路基，互相推擠著跳上舷梯，有的從窗戶爬進車廂，有的爬上車頂。當火車還在移動時，車子已填滿了人，等到它停靠在月臺旁，不僅車廂中塞得水洩不通，整個列車從上到下都掛滿了人。奇蹟似的，日瓦戈竟擠進了月臺，更不可思議的，他竟從月臺擠進車廂的通道中。他就留在那兒，坐在他的行李上，一直捱到蘇希尼奇。醞釀中的暴風雨消散了。在炎熱的陽光普照的田野中，蟋蟀放聲大叫，掩蓋了列車行駛的哐啷哐啷。
站在視窗的旅客們把陽光全遮住了。他們的影子三三兩兩地投射在地板和長椅上。這些影子甚至投過車廂，穿過另一側車窗，嵌進移動中火車的影子投射在大地上。
周圍的乘客大聲噓叫、高聲唱歌、爭吵，也有的玩牌。當火車停下時，車外包圍著火車的群眾的嘈雜更增加了車內的喧囂。人聲吼叫，震耳欲聾，就像大海中的風暴，並且，如同在大海中一樣，也會有突如其來的沉寂。在無法解釋的寂靜中，你可以聽到月臺上匆匆來去的腳步聲、貨車外的慌張與爭執、人們的一言半語、遠遠的告別話音、母雞安閒的咯咯聲，以及車站花園中枝葉的搖曳。
然後，就像火車上發出的電報，或像來自梅留澤耶沃給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祝福一樣，從視窗飄進一股他熟悉的花香。這陣芬芳來自附近的原野，無論是家花或野花都比不上它的香，它安閒地確知它的卓越是凌駕其餘一切之上的。
視線被視窗的人群遮住了，日瓦戈看不見外面的樹。不過，他想象它們就長在很近的某個地方，平靜地伸出它們沉重的枝幹遮住車頂，在蓋滿煙塵黑厚如夜的葉簇中，遍佈一團團上過蠟似的、閃閃發光的繁花。在整個旅程中，這種香氣一而再地出現。每一個車站都擠滿怒吼的群眾。每一個地方柞樹花都盛開怒放著。這種到處存在的香氣似乎一直在引導火車北上，它正如某些無處不到，甚至及於最小的地方車站的謠言，它老是在前面等著乘客的到達，讓他們親耳聽見，同時親身驗證。
晚上車抵蘇希尼奇，一名沒有丟開戰前責任的紅帽子領著日瓦戈越過漆黑的軌道，去一列剛剛到達的加班車，把他安置在一個二等車廂中。
他費了好大力氣才用乘務員的鑰匙開啟車廂的門，並把日瓦戈的行李安置好，列車長來了，要把行李甩出去。最後他終於被日瓦戈勸平息了，沒有再追問理由，便走開了，不見了。這列神秘的火車是一次「特別」快車，在各站都只停留很短的時間，並且有武裝衛兵。車廂幾乎是空的。
日瓦戈車廂裡的小茶几上點了一根蠟燭，半開的窗子吹進一陣陣的風，吹得燭火搖曳不定。這根蠟燭是這個包房中另外唯一的一位乘客的，這個乘客很年輕，有一頭美好的頭髮。就他四肢的長短來看，他一定很高大。他的四肢好像沒有長牢一般。他一直冷淡地攤開四肢躺在靠窗的一個角落座位上。不過，當日瓦戈進來的時候，他相當得體地、很有禮貌地站起來，再坐下去。
他的座位底下似乎放著拖把一類的東西。它的一角在抖動，接著一隻耳朵搖搖擺擺的獵犬爬了出來。它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全身上下猛嗅一番，然後在包間裡跑來跑去，腿爪擺的位置都像它那身材高大但不勻稱的主人疊著腿的姿勢。一會兒，在主人的命令下，它又爬回座位底下，像拖把似的匍匐在那兒。
這時，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才注意到槍袋中的雙管獵槍、皮子彈帶，以及裝滿獵獲物的獵人袋。
這個年輕人是打獵回來的。
他極端地多話，帶著和藹的微笑，立刻和日瓦戈聊上了，在說話的時候，他死死地盯著日瓦戈的嘴。
他的嗓音令人不快，偶爾尖銳得像金屬刮擦聲一般。他說話還有一個古怪的地方，明明是個俄國人，卻把母音「y」讀得非常有異國風味，像法語的「u」。即使讀出這個不準的「u」，他還得費很大的力氣，他把它讀得特別大聲，每次都帶著一種刺耳的尖音。有時，他顯然想糾正這個缺點，但是這個缺點總是依然如故。
「這是怎麼回事？」日瓦戈暗中稱奇，「我一定在書本上讀到過這種毛病，作為一個醫生，我必須弄明白，但是我想不出這是什麼病。這必定是神經系統的某種毛病，使他說話有缺陷。」刺耳的尖音使他覺得非常可笑，以致他很難再保持適當的臉色。「還是睡覺比較好。」他對自己說。
他爬上當作臥鋪用的木架床。年輕人提議吹熄蠟燭，以免他不能入睡。日瓦戈接受了，謝了謝他，於是包房陷入黑暗裡。
「要關上窗戶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問道，「你怕不怕賊？」
沒有回答。他提高聲音又問了一次，但是依然沒有回答。
他划著了一根火柴，看看他的同伴是否已趁剛才短暫的空閒走開了。這麼短的時間裡他就入睡似乎更不可能。
但是他仍在原處張大兩眼坐著，正對著從木架床上俯身看他的日瓦戈微笑。
火柴熄滅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劃了另一根，趁著亮光，第三次重複他的問題。
「隨你的便，」年輕人立即回答，「我已經沒有小偷要光顧的東西了。也許是讓它開著好。很悶。」
「多麼不尋常的角色！」日瓦戈想，「無疑地，是個怪人。不在黑暗中說話。此刻他發音多麼清楚，一個字也不含糊。這我辦不到。」
由於過去幾個星期的事故引來的疲乏，以及旅行的準備、一大早就出發，日瓦戈本以為只要舒舒服服地直直躺下就能入睡，但是他弄錯了。過度的疲倦反而使他失眠。一直到天亮時他才入睡。
他的思潮在黑暗中起伏迴旋。不過，如同往常一樣，它們很清楚地分為明顯的兩類，形成糾纏不清的主流。
一股是以冬妮亞、他們的家庭以及他們正常而安定的生活為中心，思潮深入到最微末的細節。那時的生活有詩的氣息，到處浸潤著深情和溫暖。日瓦戈很重視這種生活，他希望它能安全、完整無缺地儲存下來，在飛馳的夜間快車裡，他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已經離開兩年的家中。
在這同一股思潮裡，有他對革命的忠貞和仰慕。這是在中產階級意義上所接受的革命，是一九○五年布洛克的信徒和學生們所能瞭解的革命。
這些長久秉持的熟悉的觀念中，也包括對一個新秩序的預期和允諾。這新秩序在戰爭前，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四年間已出現在地平線上，浮現在俄羅斯的思想、俄羅斯的藝術和俄羅斯的生活中，它對於整個俄羅斯和她的未來都有重大意義。
戰爭一旦結束，它將恢復舊日的高潮，將重見它繼續發展，真好，正如重返家園一樣。
在他的另一股思潮中也有新的東西。不過，多麼不一樣，多麼不像第一股思潮呵！這些新東西不是他所熟悉的，不是由舊東西所引起的，它們是沒有經過選擇的，是由不可避免的現實決定的，突如其來一如地震。
在這些新東西中，最主要的是戰爭帶來的流血、恐怖、流離失所、殘暴不仁、痛苦的經驗以及戰爭所教會的實用智慧。還有，戰爭把你捲進卷出的寂寞的小鎮，以及你在那兒所碰到的人。除了這些新東西，此外還有革命。
護士安季波娃也在這些新思潮裡面。只有上帝才知道戰爭會把她推向什麼地方，他對於她的過去一無所知，她從來不曾責怪任何人，不過，她的沉默本身似乎就是一種抱怨，她神秘地隱忍著一些東西，隱忍得如此吃力。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正因為如此而誠實地努力著不去愛上她，全心全意地努力，就如同他生平竭力去愛每一個人一樣，他不僅要愛他的家庭、他的朋友，還要愛其他一切的人。
火車正以全速賓士著。頂頭風穿過開著的窗戶，吹亂並吹髒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頭髮。雖然是夜晚，但和白天一樣，每一個站上都聽見人聲喧囂，和柞樹颯颯作響。
偶爾有一輛四輪大車或兩輪跑車從黑暗中馳出，轔轔地駛向車站，於是人聲、車輪滾動聲和樹木搖曳聲便混成一片。
就在這樣的時刻裡，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感到他了解了，使這些夜晚的影子颯颯作響，並使它們把頭靠在一起的是什麼，當那些低頭沉睡的葉子懶懶地顫動、宛若轉動不靈活的舌頭時，它們所耳語的是什麼。這正是他在木架床上輾轉反側、苦思疾索的東西——在俄羅斯境內日漸擴大的不安與興奮的潮流，革命的潮流，決定俄羅斯命運和艱難時光的潮流，或許也是奠定俄羅斯永恆的偉大的潮流。
一直到十一點以後，日瓦戈才醒過來。「王子，王子。」他的鄰人正柔聲地招呼他那隻咆哮吼叫的狗。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相當驚奇，車廂中仍然只有他們兩個人，再也沒有其他的乘客上來。
從兒童時代起，他就熟悉沿途的車站站名。他們已駛過卡盧加省，就快進入莫斯科省境了。他像戰前一樣地梳洗一番，然後及時趕回包房進早餐，那是他那陌生的同伴邀請他的。現在，他有機會好好地打量他了。
最使日瓦戈注意的是他極端的饒舌與不安。他喜歡說話，對他重要的似乎不是溝通或交換觀念，而是說話本身的功能，念字、發音。他說話時，不住地抖動著身體，就好像他是在彈簧床上一樣。他毫無理由地縱聲大笑，十分自得地輕快地搓著手，而當這一切看來似乎還不夠表示他的高興時，他就用力拍打他的兩膝，笑到眼淚直流。
他的談話依然有著昨天晚上的古怪。前後不連貫得出奇，一會兒熱衷於自我表白，雖然並沒有人問他什麼，一會兒又置自己此前最天真的問題於不顧，談起別的。他講述了許多有關自己的難以置信和互不相關的事情。或許，他撒了點小謊，他顯然有意以他的極端主義和不同流俗去加深別人對他的印象。
這一切都促使日瓦戈想起他長久以來所熟悉的某些東西。類似的激進觀點曾為上一個世紀的虛無主義者所提倡，稍後則由某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雄所闡揚，最近則為他們的後裔與各省的知識階級風從，他們往往比大城市的人激進，因為他們仍然有追根究底的習慣。而在大城市裡，這樣的一種做派已被認為落伍而不流行了。
這個年輕人告訴他，他是某一位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的侄兒，不過，他的雙親是根深蒂固的反動派，是他所說的不折不扣的渡渡鳥。在前線附近，他家有座很大的莊園，他就是在那兒長大的。他的雙親一輩子和他的叔叔作對，但是，他的叔叔從來不對他們抱有惡意，現在還用他的影響力解救了他們很多的危難。
這個多嘴的年輕人對日瓦戈說，他自己的觀點像他叔叔，在一切的事情上，不管是生活、政治或藝術，他都是個極端派。這又使醫生想起彼堅卡·韋爾霍文斯基——不像他那麼急進，但瑣屑淺薄則差不多。「按著他一定要告訴我他是個未來派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著。果然，他們談及現代藝術。「現在就要輪到運動了——跑馬、溜冰或法國式摔跤。」於是，談話轉向射擊。這個年輕人曾經在他本鄉射獵。他自誇是個神槍手，如果不是體格缺陷無法入伍，他一定是軍中出色的射手。發現日瓦戈含有疑問的眼光後，他叫起來：「怎麼回事？難道你什麼事情都沒有注意到嗎？我想，你一定猜我有點古怪。」
他從口袋裡取出兩張卡片，同時遞給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一張是他的名片。上面印的是個複姓，他叫馬克西姆·阿里斯塔爾霍維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席赫，或者就是波果裡夫西克，他要日瓦戈這樣叫他，這名字是紀念他叔叔的。
另一張卡片上印的是許多四方形構成的表，每一個四方形中有兩手交叉的圓形，交叉的形狀各不相同，手指的位置也圖圖有異。這是既聾又啞的人所用的字母。突然，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波果裡夫西克原來是加爾特曼或奧斯特羅格拉茨基學校的優秀的天才學生，一個靠觀察他的教師喉頭肌肉活動學會說話和了解話語的既聾又啞的人。
等到他講完一部分他故鄉的事和打獵的事以後，日瓦戈說：
「請原諒我，如果這事不夠慎重的話，你不必告訴我。你曾經參與過建立濟布申諾共和國嗎？」
「你是怎麼猜到的……你認識布拉熱依柯？我參與過建立濟布申諾共和國嗎？當然，我參與過！」波果裡夫西克忽然變得大為快活，笑得東倒西歪，同時興奮地拍打他的膝頭。於是，他再度展開另一番冗長而荒誕的談話。
他說，布拉熱依柯提供一個機會和濟布申諾這個地方，讓他應用他自己的理論。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發現很難聽懂他的理論。波果裡夫西克的哲學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和獵人誇大的故事的混合物。
就像神諭一般的泰然自若，他預言不久將會有毀滅性的騷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內心也同意，這並非不可能，不過這個年輕人作預言時平靜而帶權威的腔調使他氣惱。
「等一等，」他遲疑地說，「不錯，所有的這一切都可能發生。但是，在我看來，所有的這一切如今都在進行——大混亂，分崩離析，敵人的壓力——這並不是開始做危險的實驗的時機。在還沒有陷入另一次大動亂之前，國家必須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們必須等待，等到和平與秩序粗告恢復以後。」
「那是天真的想法，」波果裡夫西克說，「你所謂的無秩序正像你所渴望的秩序一樣正常，同樣是一種事情的狀態。所有這些毀滅——這是一個大創造計劃的自然的、準備的階段。社會的分崩離析還不夠。它必須完完全全地支離破碎，然後，一個真正的革命政府將會把這些碎片拼在一起，在全新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社會。」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覺得不安。他走出去，走到通道上。
愈開愈快的列車正向莫斯科逼近。它穿過避暑別墅星羅棋佈的樺木林，飛馳過一座座擠滿度假人群的近郊無屋頂的小車站，車站被留在火車掀起的塵土中，看來像是轉動著的旋轉木馬。機車引擎呼呼地響個不停，響聲填滿四周的樹林，並從遠處帶來悠長而低沉的迴音。
瞬間，在最近幾天中第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十分清楚地瞭解到他身在何處，他在做什麼，同時，大約一個鐘頭以後有什麼在等待他。
三年的變化，奔波，不定，騷動；戰爭，革命；毀滅，死亡的景象，炮擊，炸斷的橋樑，火災，廢墟——所有的這一切突然構成一個龐大、空虛、毫無意義的空間。在這長久的中斷之後，他首次感到的真實事件，是他乘著快速移動的火車旅行，是他正逼近他那完好的，依然存在的、一木一石對他都有意義的家的事實。這是真正的生活，有意義的經驗，一切學問的實際目標，這是藝術標的之所在——回家，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自我，回到真正的存在。樹林已落在後面，火車穿過枝葉構成的隧道進入開闊的原野。大地上慢慢隆起一片寬廣的丘陵。丘陵上橫列著一壟壟馬鈴薯深綠色的苗床，越過苗床，在丘陵的頂端，是玻璃溫室。頭頂上，在列車丟擲的弧形尾巴後面，半邊天空全是深紫色的彩雲。陽光透過雲彩，像車輪的輻條似的照射下來，照在溫室的玻璃上，光亮炫目。
突然，一陣溫暖的大雨，在陽光中閃耀著，從烏雲裡灑落下來。雨勢很急，雨陣嘩嘩作響，速度不在列車的「哐啷哐啷」之下，好像唯恐落後，要和火車一爭快慢。
當基督救世主的教堂出現在山邊時，日瓦戈醫生立刻就注意到了。一分鐘以後，城市中的圓頂、煙囪、平臺和房屋都歷歷在目了。
「莫斯科，」他說，一面走回包間，「該收拾行李了。」
波果裡夫西克跳起來，在他的獵物袋中撿出一隻肥鴨來。「拿著，」他說，「當作紀念品，我難得有這樣好的同伴消磨一整天。」
日瓦戈提出的異議沒有用。最後他說：「好的，我收下，作為你給我內人的禮物。」
「了不起，了不起，尊夫人。」波果裡夫西克快活地重複著，好像他生平第一次聽到「內人」這個字眼一樣，嘰嘰咕咕笑個不停，引得「王子」也跳出來和他同樂。
火車駛入車站。車廂沉浸在黑暗中。那個既聾又啞的人拿著野鴨，在外面包了一張爛招貼紙，然後將野鴨遞給日瓦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