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季波夫一家住在離河很遠的城邊上。房子是街道的最末尾一棟，再出去就是田野，緩緩爬上高坡的鐵路在房子側面橫切而過，路軌旁邊有一間看守人的小木屋。
安季波夫坐在翻轉的船底上面，仰望著天上的星斗。他在過去幾年中逐漸熟悉的念頭，以一種可怕的力量向他襲來。對他而言，似乎問題遲早要獲得一個徹底的答案，彷彿現在就是解答的時刻了。
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想。他早已預料到了，甚至在他們婚前他已想到了。但他想得晚了些。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已經被她迷住了。她可以隨意要他做任何事情。為什麼他當時不能及時放棄她呢？在他們婚前的那個冬天，當她自己堅持要和他分手時，他為什麼不呢？難道那時他還不明白，她所愛的並不是他，她所愛的只是她和他之間那種關係的高貴責任，他只不過是她的英雄主義的具體化而已。不管它有多大的價值，多麼富含激發意味，她那責任對於實際的家庭生活有什麼意義呢？最糟的卻是他仍然像過去一樣地熱愛著她。她美得令人迷惑。——他是否能夠確定自己的情感真的是愛情？會不會只是他對她的美貌和慷慨所發出的迷惑的感激？誰能弄清楚這些糾纏不清的問題呢？誰都要弄迷糊的。
那麼他該怎麼辦呢？他一定要從這種虛偽的生活中解救他的妻女。這甚至比解救他自己更重要。不錯，但怎麼做呢？離婚嗎？跳水自殺嗎？多麼可厭的胡思亂想啊，他對那個意念有了反感。「似乎我真做過這種事一樣！為什麼我要在自己心中預演這個悲涼的故事呢？」
他仰望星空，彷彿要求它指引似的。大大小小的星星在閃耀著，有些快有些慢，有些發著藍光，有些七彩如虹。但突然之間所有的星都給抹掉了，房子、庭院和坐在船殼上的安季波夫都被一道突然射來的刺眼強光罩住了，地下印出浮雕似的輪廓來。如同有人揮動火炬從田野奔向門柵。一列運兵的火車，噴著帶火焰的黃色煙霧，駛過鐵路的斜坡向西馳去，就像這一年當中不分晝夜地駛過的無數運兵車一樣。
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微微一笑，站了起來，回去睡覺。他的難題已經找到答案了。
當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得悉帕沙的決定時，她怔住了。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荒謬，」她想，「這只是一時異想天開罷了。我不理它，他就會把這事忘掉的。」
但事實表明，在過去的兩個星期中，他一直在準備著。他已經向兵役處呈驗了證件，學校也請到了代替他的教員，而且他已經收到信，通知他說鄂木斯克的軍校已經批准他入學了。
拉拉像個農婦似的哭鬧著，抓著帕沙的手，匍匐在他的腳下。「帕沙，帕申卡，」她哭喊著，「不要離開我們，不要這樣做，不要。還來得及呢，我來處理這件事。你還沒有經過正式的體格檢查，而且你的心臟……改變主意你會怕羞嗎？但為了一個瘋狂的念頭便犧牲掉你的家庭，難道你不覺得羞恥嗎？你，竟去做志願兵了！你一輩子在取笑羅佳，現在你居然嫉妒他。你也要穿起軍官制服晃來晃去了，你也要揮動你的軍刀了。帕沙，你究竟怎麼了？我簡直認不得你了。是什麼東西把你變成這個樣子？看在上帝的份上，誠實地告訴我，不要說冠冕堂皇的話，俄羅斯真的需要你入伍嗎？」
突然她領悟到，根本問題不在那上面。雖然她還不能夠完全明白，但她已經抓住重點了。帕沙誤解了她對他的態度。他向她的母性的愛反叛，她這母性的愛一直是她對他感情的一部分，他不瞭解這樣的愛是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感情的更深表現。
她咬著嘴唇，好像捱了打似的退開，只有把眼淚往肚子裡吞，默默地替他收拾行裝。
他走後，她覺得整個城鎮是寂寥的，甚至飛過天際的烏鴉也少了。「太太，太太！」瑪爾富特卡責備地叫著她，好像要把她的魂魄叫回來似的。「媽媽，媽媽。」卡堅卡牙牙地叫著，牽著她的衣袖。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失敗。她最美好的最光彩的希望崩潰了。
她丈夫從西伯利亞的來信把他的心情全部告訴了她。他看清自己的錯誤了。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女兒。學期還沒有結束，再過幾個月他就可以受命為陸軍准尉了，然後，同樣出人意料地，他奉調開拔到前線去了。他的旅程離尤里亞金很遠，而且在莫斯科只有短暫的停留，沒辦法在那裡和任何人會晤。
他從前線的來信似乎沒有在鄂木斯克軍校時那麼憂鬱。他要建立一些功績，從戰績或負傷之類的功勳中取得獎勵，便可以休假返鄉探望家人。不久似乎機會在望了。布魯西洛夫的軍隊已經突圍進擊。安季波夫的家信中斷了。剛開始的時候拉拉並不憂慮。她把他沉默的原因歸咎於軍事行動，他的隊伍正在行軍之中怎麼寫信呢？但是到秋天進軍緩慢下來了，軍隊開始掘壕據守，卻仍然沒有他的隻字片紙。她開始憂慮了，起初她只在尤里亞金當地查詢，然後她寫信去莫斯科和他原來的前線地址。沒有迴音，似乎誰也不知道他的訊息。
像當地其他的女士一樣，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也在城中醫院附屬的傷兵病房裡幫忙。她受過嚴格的訓練，已經成為合格的護士，她向學校請了六個月的假，同時把房子交給瑪爾富特卡照料，便帶著卡堅卡前往莫斯科。她把女兒交給莉帕，莉帕的丈夫弗裡津丹柯是個德籍人，被羈留在烏法的敵俘集中營裡。
知道靠郵件得不到訊息，她決定親自去找帕沙。有了這個打算之後，她在一列救傷火車上找到一份護士的工作，這列火車是開去匈牙利邊境的梅索-拉勃爾的，那地方是帕沙留給她的最後的地址。
由塔季楊娜救傷會所募集來的救護品裝備的一列紅十字救傷車，抵達師部指揮所了。那是一列大部分由破舊的短貨車廂接成的列車，唯一的頭等車廂載著從莫斯科帶著禮物來勞軍的要人。這些人之中有一個是戈爾東。他獲悉他的童年好友日瓦戈在師部醫院服役，聽說醫院就在附近的一個村子裡，他取得了前往接近前線地區的許可，搭乘一輛馬車到那村子去。
車伕是個白俄羅斯或者立陶宛人，俄語說得很糟。當時對間諜特別敏感的保密氣氛，使他們之間的交談只限於官樣文章的幾句閒聊。這傢伙故作忠君愛國的神情，使戈爾東失去和他談話的胃口。一路上他很沉默。
在師部裡，人們已習慣以一百俄裡為計算單位，來調動軍隊或測量距離，他們告訴他說那村子並沒多遠——頂多不超過二十五俄裡，但實際上簡直有八十俄裡。
一路上，他們左方的地平線時時傳來一陣陣不友善的、悶雷似的低沉咆哮。戈爾東從來沒有經歷過地震，但他確切地認為敵方那些沉鬱而幾乎聽不清的炮聲，最好比作火山爆發時的地震和隆隆聲。入暮之後，一陣淺紅色的光亮照耀著左面的天際，而且繼續閃耀到天明。
他們經過破壞了的村落。有些已經被遺棄了，有些村子的居民躲在深深的地窖裡。房屋的舊址上，只是一堆堆殘垣敗瓦。這些廢墟，就像荒漠一樣，看一眼已經一覽無餘了。有些老婦在自己房子的廢墟里挖掘餘燼，不時掘出一些東西來，擺在一旁。她們顯然覺得房子的四壁仍然圍攏著自己，街道上的陌生人是看不見她們的。她們抬頭凝視著戈爾東，目送他駛過，似乎在問他，這個世界哪一天才能恢復理性，她們生活中的平安和秩序哪一天才能恢復呢？
黑夜降臨以後，馬車遇到一隊巡邏兵，他們命令馬車離開正路。車伕並不認得新的去路。他們兜了幾個鐘頭的圈子，終於又回到原來的老地方。破曉時分他們找到了一個村子，村子的名字正是他們所要尋找的，但那兒並沒有一間醫院。原來那裡有兩個同名的村落。最後，他們終於在早晨找到了那家醫院。當他們的馬車駛進村中的道路時，聞到了那股除蟲菊粉和碘酒的氣味，戈爾東決定不在那村子裡過夜，而只陪日瓦戈度過這一個白天，然後回到他離開了朋友們的火車站去。但環境的改變使他在那裡逗留了一個星期以上。
就在那幾天中，前線開始移動了。在戈爾東找到的那座村子的南面，俄國軍隊成功地突破了敵人的陣地。增援軍隨後開到，把缺口擴大，但他們落後太多，結果先頭部隊受到包圍，全軍被擒。俘虜之中有一名安季波夫准尉。當他所在的那個連投降時，他不得不跟著做了俘虜。
關於他的命運還有許多別的謠言和傳說。一般人相信一顆炮彈要了他的命，他的屍體被那炮彈給掩埋了。這是他的朋友加利烏林中尉的報告，當安季波夫率領士兵進攻時，加利烏林曾在一個觀察站裡以軍用望遠鏡看著他。
加利烏林所看到的是一個攻擊單位的一般畫面。士兵們迅速地前進，跑步通過無人地帶，那兒是一片秋天的田野，田野上還有在風中搖曳的幹高粱和靜止的尖穗金雀花。這個攻擊單位的目標是要把奧匈帝國士兵逐出戰壕，用刺刀和他們肉搏，或用手榴彈消滅他們。在那些衝鋒計程車兵眼中，那片田野是沒有盡頭的。腳下的那片土地好像沼澤般泥滑。他們的准尉在前面率先跑著，然後跑到一旁，高舉手槍在頭上揮動著，盡力張大嘴巴，嘴角幾乎咧到耳根，哇啦哇啦地高呼著，但他自己聽不見，他計程車兵們也聽不見。他們偶爾撲倒在地上，然後一同爬起，再一面喊叫著一面向前跑。每當大家一同撲倒時，總有一兩個人中彈，但中彈的人撲法不同，他們像森林中砍下來的樹幹那樣地倒下，並且不再爬起來了。
「他們在做長程射擊！炮隊預備，」加利烏林對站在他身邊的炮隊軍官焦急地說，「不，等一等。不要緊了。」
攻擊的人快要和敵人短兵相接了。炮火停了下來。在突然的死寂中，觀察員們可以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彷彿他們正處於安季波夫的位置，他們把自己的弟兄率領到敵人的戰壕前，在幾分鐘內就要表演智勇兼備的奇蹟了。就在這個時候，兩顆德國的十六寸炮彈在攻擊者面前爆炸了。黑色的煙塵把後來的情景掩蓋了。「上帝保佑！完了。他們完蛋了。」加利烏林低聲說，嘴唇發白，他相信准尉和他的弟兄們都陣亡了。接著另一顆炮彈落在觀察站的附近。觀察員們彎腰低頭疾走，趕忙退到比較安全的距離去。
加利烏林本來和安季波夫同在一個戰壕裡。在安季波夫的弟兄們認為他已戰死後，便讓和他最熟悉的加利烏林保管他的遺物，準備日後交還給他的遺孀。在這些遺物中，有著不少這個寡婦的照片。
季韋爾辛一家所住的房子的看屋人吉馬澤特金的兒子，機械工加利烏林，是最近才升的中尉。他就是從前常常挨工頭胡多列耶夫打罵的學徒尤蘇普卡。他這次升官，還要歸功於他的老冤家呢。
他就任准尉軍官後，第一件工作根本違揹他的意志，他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派給他。他被派到緊靠前線一個市鎮的衛戍司令部做一件輕鬆的工作。他的職務是指揮一隊半殘廢的老兵，他們原來是由和他們一樣老朽的教官來訓練的，每天早晨教他們操演那些他們早已忘光了的操練。加利烏林在司令部門前指揮衛兵換班。除此而外他沒有其他的工作。他什麼事也不必操心，直到有一天，他在莫斯科派到他手下接防的一批年老後備兵中，赫然發現有老友彼得·胡多列耶夫。
「好，好，有個老朋友呢。」加利烏林說著，不懷好意地咧嘴而笑。
「是的，長官。」胡多列耶夫說，一面立正敬禮。
這當然不可能就是他們恩怨的了結。准尉一發現這士兵操練時出了錯誤，便把他叫出來臭罵一頓。然後他又發現這士兵不是正眼望他，而是用眼角斜視，他便打了他幾個嘴巴，並且禁閉兩天，只准喝水和吃白麵包。
加利烏林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實施報復。但他們地位的懸殊，以及軍法支援下的軍紀，使加利烏林覺得長此以往是有失風度而且卑鄙的。但怎麼辦呢？他們兩個人是沒辦法處在一個地方的。但除了不守軍紀、不聽命令之外，一個軍官有什麼辦法從自己部下把一個小兵調走呢？此外，加利烏林可以用什麼來做自己請調的理由呢？他就說衛戍工作枯燥無味而且不是報國之途，請調到前線去。這使他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記錄，第一次交鋒他便表現出具有一個優秀軍官的品質，因此很快便升為中尉了。
加利烏林是在一九○五年認識安季波夫的。那時帕沙·安季波夫在季韋爾辛家裡已住了六個月，每到星期天尤蘇普卡就來找他玩。在那裡他也遇見過拉拉一兩回，但從此他就再也聽不到關於他們的訊息了。當安季波夫從尤里亞金來入伍時，加利烏林很為這位朋友的改變而驚異。那害羞的、頑皮的、有點女孩子氣的小孩已經變成一個傲慢、無所不知的厭世者了。他是充滿智慧、極為勇敢、沉默寡言而又尖酸刻薄的。有時，加利烏林確信，他那沉鬱的兩眼，好像一扇窗戶，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把他牢牢抓緊的念頭：對他的女兒和妻子的渴切掛念。安季波夫像神話中那種著了迷的人。而現在，安季波夫一去不回了，留在加利烏林手上的是他的證件、他的照片，以及他為什麼會改變的謎。
無可避免地，拉拉尋夫的問訊信終於到達加利烏林的手中。他本來想寫封信給她，但他很忙，沒有時間好好寫，而他又希望能夠好好地告訴她這件沉痛的事。一直到他聽說她已經來前線當護士為止，他始終無法動筆寫那封長信給她。而這個時候，他又不知道該把信寄往哪個地址給她了。
「今天該會有馬了吧？」每天日瓦戈醫生回家吃中飯時，戈爾東就問他。他們現在一起住在一間加里西亞人的農舍裡。
「毫無機會。就算有馬了，你去得了哪裡呢？你什麼地方也去不得。可怕的混亂。誰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南面我們突破了，或者迂迴突破了好幾處德軍的陣地，聽說我們有些推進得太快的先頭部隊被包圍了。北面呢，德軍渡過了斯文塔河，據說是在一個本來無法突破的據點強渡的。渡河的是他們的騎兵，大約有一個團那麼多。他們在破壞鐵路，摧毀給養站，我認為他們打算包圍我們。情況是這樣，而你老是談馬。來吧，卡爾賓科，」他說，一面轉向他的勤務兵，「快點擺桌子。我們中午吃什麼？牛蹄！真棒！」
醫療隊和野戰醫院等附屬單位分散在村子裡，真是奇蹟，這村子居然絲毫沒有受到破壞。村舍寬大的西式格子窗閃閃發光，連一片玻璃也沒有破碎。
那個炎熱的、金黃色的秋末變成印度的夏天了。白天，醫生和軍官們把窗子開啟，沿著窗欞和很低的白色天花板拍打成群的黑蒼蠅。他們把襯衫和白色罩袍的扣子開啟，淌著汗，啜著發燙的湯或茶。晚上，他們蹲在敞開的火爐前，吹著那不斷熄滅的溼柴，眼睛被煙燻得發痛，一面咒罵著勤務兵不會生火。
那是一個岑寂的夜，戈爾東和日瓦戈躺在兩張相對的床鋪上。他們之間隔著餐桌和整堵牆那麼長的矮窗。房間裡太熱，而且瀰漫著菸草的雲霧。他們把窗子的最末兩格開啟，好透透秋夜的新鮮空氣，以致玻璃板上霧水直流。他們像往常幾天幾夜一樣地談著話，戰線那邊的地平線也像往常一樣閃耀著淡紅色的火光。當那均勻而連續不斷的槍聲，偶爾被一聲低沉的、震撼大地的、像一口沉重的鋼箱拖過地板的巨響打斷，把牆灰震得紛紛落下時，日瓦戈就把話題岔開，好像是對那巨響肅然起敬地頓了頓，然後說：「那是一門貝爾莎，德國造十六寸口徑的巨型炮。這小傢伙重達六十普特。」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對話上，他卻又忘了他們原來談的是什麼了。
「籠罩著整個村子的是什麼味道呢？」戈爾東問道，「我一來就注意到了。是一種使人作嘔的、甜膩膩的、令人發飽的味道，倒有點像老鼠的味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是大麻——他們在這裡大肆種植。這種植物本身就有那種惱人的、經久不散的腐屍氣味。同時在戰線上，陣亡者常常在大麻田裡很久也沒有人發現，屍體開始腐爛。當然屍臭是到處都有的。這很自然。聽見沒有？貝爾達又開炮了。」
在過去幾天之中，他們無所不談。戈爾東知道了他這朋友對戰爭和戰爭對人們觀念的影響的看法。日瓦戈告訴他說，要他接受毫不容情地互相消滅的邏輯是極其困難的事，他不習慣看到傷者，尤其看不得那些新式殺傷武器所造成的恐怖景象，那些被新式戰爭技術變成一團不成人形的倖免於死的肉塊似的畸形人。
跟著他，一天又一天，戈爾東自己也看到了不少恐怖的景象。不必說，他是知道的——自己在局外旁觀，表現勇氣，看別人以非人的力量來克服死亡的恐懼，看別人犧牲和冒險，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但他認為，光是為這些人哭泣一番，也談不上道德。他相信當命運安置他時，最好行為誠樸、隨遇而安。
當他們訪問前線上一個紅十字會流動救傷單位的急救站時，他從自己的經驗中得知，目睹一個傷者的創傷是能夠令人昏厥的。
他們開車經過一個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的樹林，到一處空曠的地方。扭曲了的炮車倒豎在被踐踏得殘破不堪的矮樹叢中。一株樹上拴著一匹戰馬。樹林的遠處是守林人房子的骨架，半個屋頂已經被炮轟掉了。急救站就在這房子和對面的兩座灰色帳篷裡。
「我實在不應該把你帶來，」日瓦戈說，「戰壕就在一俄裡半到兩俄裡外，我們的炮位就在樹林後面。什麼你都可以聽得見。所以，你不必充英雄，就算你充英雄我也不會相信你。你一定會嚇破膽，這很自然。狀況隨時都會改變，炮彈就要掉下來了。」
疲乏的年輕士兵穿著笨重的大靴，身上是胸口及肩背上都被汗漿染黑了的骯髒襯衫，或仰或仆地躺在路旁。他們是一個傷亡慘重的部隊的倖存者，這部隊在前線血戰了四天，現在正調回後方暫時休息。他們像石頭一般地躺在那裡，連微笑或詛咒的力氣都沒有了，當幾輛車子很快地在路上轔轔駛過時，沒有一個人抬頭。這些馬車本來是運軍火的，沒有彈簧，這時在上面裝著傷兵。這些車輛在賓士馬匹牽引之下趕往急救站，搖晃著傷者，敲擊著他們的骨節，扭扯著他們的臟腑。急救站匆忙地包紮了他們，最緊急的就立即開刀。這些傷者是半小時前炮戰稍停之際從戰壕中抬下來的，數目多得驚人。大半都已經不省人事了。
當這些馬車在房子前面停下時，勤務兵就抬著擔架，走下石階來搬傷兵下車。一名護士把一頂帳篷的布幕掀開，站著向外張望，她下班了。帳篷後面的樹林裡有兩個人在高聲爭論，他們的聲音高高地在小樹之間迴旋，沒有人聽得清楚他們在爭些什麼。接著，他們走出樹林，沿馬路走向那房子。其中一個人是個激動的年輕中尉，他正向那流動醫療隊的醫生高聲嚷叫。原來這空地上是有一個炮兵站的，他要查問它搬到哪裡去了。醫生不知道，那不關他的事。他叫那中尉別打擾他，同時不要吵鬧——這裡傷者很多，他很忙。但那年輕的中尉繼續咒罵紅十字會、炮兵隊以及所有的人。日瓦戈醫生走到那醫生跟前，他們彼此打了聲招呼，便一同進了房子。那略帶韃靼口音的中尉依然高聲咒罵，一面解了馬韁，躍上馬鞍，沿著車路奔入樹林中。那護士仍然在一旁張望著。
突然，她的臉因恐怖而扭曲了。「你們想幹什麼？你們瘋啦！」她向兩個輕傷計程車兵喝道，他們自行在擔架當中走動，不靠別人攙扶。她奔向他們。
在一具擔架上，躺著一個被彈片割傷得特別可怕的人。一大片炮彈的破片插進他的臉，把他的舌頭和嘴唇砸成一團紅漿，卻沒有把他殺死，只把他的臉頰撕開，陷入了他的牙床。他不時發出微弱的、非人聲的短促呻吟。誰也不會誤解這種聲音，那是一種哀求，求人們快點結果了他，使他這難以想象的苦楚早些了結。
護士認為，那兩個在擔架旁邊走動的輕傷的人實在受不了這種哭喊，他們正想空手把重傷者臉上那可怕的鐵片拔掉。
「你們怎麼啦？你們不能這樣做。外科醫生自然會做這事，這是要用特別器具的……如果一定要拔掉的話。」（啊，上帝，上帝啊，帶走他吧，不要讓我懷疑你的存在。）
不到片刻，當他被抬上石階時，這人尖叫起來，然後重重地抖動了一下，便一命嗚呼了。
這剛剛死掉的是士兵老吉馬澤特金，在樹林中激動地吵嚷的是他的兒子加利烏林中尉，那護士是拉拉。目擊當時情景的是戈爾東和日瓦戈。所有這些人都聚攏了，聚在同一地點。但他們之中有些根本互不相識，而相識的又一時認不出來。他們之間有些事情將永遠無法確定，而其他的事也只有等待將來才會知道，那就有待日後的一次聚會了。
在這片地區中，村落都奇蹟般地儲存了下來。這些村落構成一個無法解釋的安全島，四面環繞的是一個廢墟的海洋。一天，日落時分，戈爾東和日瓦戈乘馬車回家。在一個村子裡，他們看見一群鬨笑的人正圍著一個年輕的哥薩克人，這哥薩克人把一個銅板丟到空中，強迫一個長鬚斑白、穿著長袍的老猶太人接住它。老頭子每一次都漏接。那銅板從他可憐的伸開的手指中溜過，掉進泥裡。當那老人彎下腰去撿它時，那哥薩克就打他的屁股，於是旁觀的人便捧腹大笑，這就是他們這場娛樂的要點。當時這玩笑尚無大害，但誰也不敢說鬧下去不會出嚴重的亂子。老頭子的老妻不時從對面街的房子裡跑出來，喊叫著向他伸出兩隻手，然後又害怕地奔回房子裡去。兩個小女孩從視窗看著她們的祖父，同時哭泣著。
馬車伕覺得這玩意有趣極了，把車子慢下來，讓乘客能夠享受這個場面。但日瓦戈叫住那個哥薩克，申斥他，喝令他不要再捉弄那老頭子。
「是，長官，」他立刻答道，「我們沒有惡意。我們只是鬧著玩罷了。」
戈爾東和日瓦戈在沉默中繼續前進。
「真是可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這時他們的村子已經在望了。「你簡直不能想象，這些可憐的猶太人在這場戰爭中受到了多少苦難。戰爭在他們的區域中進行。好像懲罰性的徵稅一般，他們的財產被破壞了，這還不夠，他們還要蒙受屠殺、羞辱和不夠愛國的指責。不過他們為什麼要愛國呢？在敵人的統治下，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權利，而我們只曉得迫害他們。對他們這種憎恨的根基是非理性的。刺激出這種憎恨來的東西，本來是應該引起同情心的——他們的貧窮、吝嗇、軟弱，以及不敢反抗的無能。我真是搞不明白。這像是一個逃避不了的命運。」
戈爾東沒有搭腔。
他們又躺在那兩張擺在那長長的矮窗兩邊的床上了，時間是晚上，他們在聊天。
日瓦戈正在跟戈爾東講他在前線見到沙皇的情景，他說得娓娓動聽。
那是他在前線的第一個春天。他那個團的總部設在喀爾巴阡山區的一個深谷裡，這一團人扼守著從這山谷前往匈牙利平原的出口。
在山谷的腹地有一個火車站。日瓦戈描述了那兒的景色，山上長滿了參天的樅樹和松樹，雲朵籠罩著山巔，由灰版巖和石墨巖構成的陡峭懸崖在樹林中露出來，像厚毛皮製品上磨破的補丁。那是個潮溼而陰暗的四月早晨，天色灰得像那些灰版巖，在四面環山的圍繞下，天氣沉悶而溼熱。霧氣籠罩著山谷，谷中就是個大蒸籠，所有的東西都在緩慢地上升——車站上火車頭冒出的煙、田野、灰色的山、黑黝黝的樹林和烏雲冒出的灰色水蒸氣——都在緩慢地上升著。
當時沙皇正在巡視加里西亞地區。他要訪問日瓦戈那一團是臨時才知道的，他是這個團的榮譽團長。他可能在任何時刻抵達。車站月臺上已經站了一列儀仗隊。他們侷促而煩悶地等了兩個鐘頭，然後兩列載著沙皇隨從的車子很快地開過了。過了一會兒，沙皇的車開進站來。
在尼古拉大公陪同下，沙皇檢閱了儀仗隊。他安詳地致詞，每一言每一語都引起山鳴谷應、此起彼落的雷動歡呼。
面帶笑容而微露病色的沙皇，比在盧布和獎章上的相貌顯得老些，而且疲倦得多。他的面容是倦怠並且有些無精打采的。他不斷抱歉地望著大公，不知道自己該期望他什麼，而那大公恭敬地彎著腰，當他尷尬時就幫幫他，多數是靠動動眉毛或聳聳肩，並不大動嘴。
在那個悶熱灰暗的山中早上，日瓦戈很為沙皇難過。如此缺乏自信的謙虛和害羞竟會是一個壓迫者的主要性格，如此一個軟弱的人竟能把人囚禁、絞死或赦免！
「他應該發表一篇演講——‘我，我的寶劍，我的民族’——像德皇那樣。一定要說些關於‘民族’的話——那是最重要的。但你知道他是那麼地自然，完全是俄羅斯的作風，悲劇性地超越了這陳腐的一套。畢竟，那一類的舞臺作風在俄羅斯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舉動簡直是演戲啊，你說是不是？我相信，‘民族’在那些凱撒——高盧人、斯維亞人或伊利里亞人等等的統治之下是有過的。但以後就變成虛構的東西了，只有當國王或政客們演講之時才發生一點作用：‘民族，我的民族’。
「現在前線擠滿了通訊員和新聞記者。他們記錄他們的‘觀察’和人們的談話，他們訪問傷兵，並且建構種種關於人類靈魂的新理論。他們當自己是達裡的翻版，可惜都是假貨——語言上的瘋子，販賣醫卜星相，用嘴巴來遺屎撒尿。這是一個型別——還有一種呢：好像剪貼的演講稿，或者‘素描與速寫’，充滿懷疑主義和悲觀論調。前些日子我看到一篇這樣的報道：‘這是灰色的一天，就像昨天一樣。從早晨起一直下著雨，泥濘滿地。我望向窗外，望見大路。沒有盡頭的戰俘行列。很多是受了傷的。一門炮在射擊。它今天像昨天一樣地發射著，明天也會像今天，每天每時每刻都是這樣。’寫得多麼巧妙而機智啊！但他跟那門炮有什麼地方過不去？難道他希望那門炮天天變換花樣嗎？為什麼他不好好地看看自己？他日日夜夜喋喋不休地吐著同樣的句子，用著同樣的標點，列舉著同樣的事實，像跳蚤那樣敏捷地維持著他那新聞記者的慈善偽裝。為什麼他不好好地想一想，要停止重複的是他自己——而不是那門炮——在記事簿上累積謬論是永遠不能說出有意義的話來的。如果人不把自己的一些道理、一些人類的天才和一點神話加進去的話，事實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正好敲中釘子頭了，」戈爾東打斷他的話，「現在讓我把我對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件意外事件的想法告訴你吧。那哥薩克作弄那可憐的老者——這類意外成千上萬——而且當然是醜惡的——但需要說理嗎？那是沒有用的，你只有抽那個哥薩克的嘴巴。但拿整個猶太人的問題來看——這兒就有所謂哲學了——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一些出乎意料的東西。我並不打算對你說些新穎的事物——我們兩個人的思想都是師承你舅舅的。
「你剛才提到過民族是嗎？……誰對一個民族更有貢獻？——是那些拿民族來大聲嚷叫的人嗎？還是那些在不知不覺中用行為裡的美與偉大來把民族提升到成為一個整體，同時使民族得到令名而不朽的人呢？嗯，答案是很明顯的。在基督的時代裡，民族已經變成什麼了呢？它們已經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奉了教、改了宗、靈魂變化了的民族，而最重要的是那個變化，並不是它們對於古代原則的忠誠。《福音書》怎麼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它並沒有斷言：‘是這樣的，是那樣的。’它只提出一個天真而靦腆的建議：‘你要在一個全新的方式中生活嗎？你要精神上的快樂嗎？’然後每一個人就接受了，這個建議影響了他們上千年……
「《福音書》說，在上帝的國度裡沒有猶太人和希臘人的分別，這是不是隻指在上帝面前一切都平等呢？不——《福音書》不是為這需要而寫的——希臘的哲學家、羅馬的衛道者和希伯來的先知們早已知道這一點了。但《福音書》說，在由心中產生同時稱為‘天國’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形態裡，是沒有民族的，而只有個人。
「你說事實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我們把意義加進去。好，基督教，個人的奧秘，正是那些加進去使事實發生意義的東西。
「我們也曾談過那些庸碌的宣傳家，對於生命和世界整體沒有半點概念，那是些二流的角色，他們恨不得天天討論某一民族，最好是個弱小民族——這給了他們一個表演自己能幹和機智的機會，同時讓他們表現他們對遭受迫害的人的憐憫。猶太人就是這種心理下的犧牲者，還有比他們更典型的嗎？他們的民族意識，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迫使他們繼續保持他們的民族，而且除了民族別無他物——多少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被這件致命的工作緊緊地束縛著，而在這同一的時期中整個世界都被一種新的力量從這個悲劇中挽救出來，這挽救的新力量卻是從猶太人當中產生出來的！你說這是不是怪事？你怎麼解釋這件事呢？想想看！這個光榮的紀念日，這個從庸俗的詛咒中得到解放、從無聊存有的死寂中一飛沖天的壯舉，最初是在猶太人的國土上成就的，是用猶太人的語言宣佈的，是屬於猶太這個種族的！他們已經親眼看見、親耳聽見，卻又讓它消失！他們怎麼可以任由這麼有力、這麼美的精神離棄他們呢？當這新力量已經得勝，而且建立下它的權柄，而他們卻依然故我，只存乎於他們所捨棄的神蹟的空殼時，他們又作何感想呢？他們這種自願的殉道精神對誰有用呢？誰得到好處了呢？這麼多個世紀以來，這些無辜的老弱婦孺，所有這些敏感的、仁慈的、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遭受著輕慢和鞭打，是為了什麼？為什麼這個分佈全球之‘民族’的文人朋友們總是這麼地無能呢？為什麼猶太民族的知識領袖們總是無法超越他們那套容易體會的不滿現實的感覺和諷刺性智慧呢？為什麼他們不曾——甚至冒著像鍋爐達到額定壓力可能爆炸的危險——解散這支不斷鬥爭下去、這支誰也不明白為了什麼而繼續被屠殺的軍隊呢？他們為什麼不能告訴他們：‘清醒過來吧，不要這個樣子蠻幹下去了。何必一定要保持你們這個身份呢？別再聚居在一起了，分散開吧。和別人打成一片吧。你們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們就是那美好的東西，只不過你們當中最邪惡、最軟弱的把你們轉變到使你們反對它罷了。’」
第二天，當日瓦戈醫生回到住處吃晚飯的時候，他說：「好啦，既然你這麼急著要走，現在你就快如願以償了。我不願說‘這是你的運氣’，因為我們現在又受到壓力，而且吃敗仗了，這可不是運氣。現在東面還有退路，敵人的壓力來自西面。所有的醫療單位都奉命撤退。明天或者後天我們就走了。去哪裡，我也不知道。我看，卡爾賓科，米哈伊爾·格里戈裡耶維奇的衣服依舊沒有洗乾淨。老是這個樣子，卡爾賓科一定說他已拿給那個女孩子洗去了，如果你問他這個女孩子是誰，住哪裡，他也說不出來。這個白痴。」
他沒有理會卡爾賓科的理由，也沒有理會戈爾東因借了主人家的襯衫而表示的歉意。
「這就是軍隊生活，」他繼續說，「你剛剛住慣了一個地方，卻又要搬到別的地方。我們來的時候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這裡。這裡又髒又悶，爐子也裝錯了位置，天花板也太低。現在呢，就算你殺了我，我也說不出我們原來住的地方是怎樣的了。我覺得縱然要我在這兒住一輩子，瞪眼看著這太陽照耀著瓷磚，樹影正移過的爐角，我也不會在乎了。」
他們不慌不忙地收拾著行裝。
夜裡，屋外的叫喊聲、槍聲和奔跑聲把他們吵醒了。一片不祥的光籠罩著村子。窗外人影閃動。隔板後面的屋主和他的妻子正穿衣起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派他的勤務兵去查問外面為什麼這樣混亂。
有人告訴他德國人已經突破了他們的陣地。日瓦戈趕到醫院去，知道這是事實。村子已經在敵軍的炮火射程之內。醫院要立即撤退，不能再等候撤退命令了。
「我們都得在破曉之前走掉，」日瓦戈告訴戈爾東，「你跟第一批走，車子已經準備妥當，我已吩咐他們等你。好吧，祝你好運。我去送你，同時要確定你能弄到一個位子。」
他們奔過村子的街道，躲躲閃閃地，身子貼著牆。槍彈在他們四周呼嘯，在十字路口上，他們可以看到榴霰彈的爆炸，如同許多把在田野間張開的火傘。
「可是你呢？」戈爾東一面跑一面問道。
「我跟著第二批隨後走。我必須回醫院去收拾一下。」
他們在村子的邊緣分的手。前面的馬車和篷車一動，整個運輸隊就移動了，先是擠擠碰碰的，漸漸地也就循序前進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向他的朋友揮著手，一座穀倉燃燒的火光，映照著他們的身影。
然後，再次藉著房子的掩護，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匆匆趕回去。在距離他住所幾歩遠的地方，一次爆炸把他震倒，炮彈的碎片擊中了他。他倒在路當中，流著血，不省人事。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療傷的醫院已經撤退到鐵路線上一個偏僻的小鎮，靠總司令部很近。這時是二月底溫暖的一天，由於他的要求，他病床旁邊的窗子開啟了。
飯前，病人們用盡了方法來打發時間。他們得知醫院裡來了一個新護士，當天就要值第一次班。在日瓦戈對面的床上，加利烏林在看剛剛送來的報紙，同時憤憤地抱怨新聞檢查所留下來的空白。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讀冬妮亞的信，這些信已經積存了一大捆。微風拂動著信紙和信封。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使他抬起頭。拉拉走進病房來了。
日瓦戈和加利烏林兩個人都認得她，但都不知道對方認得她。她卻不認識他們兩人。她說：「你們好，為什麼這窗子開啟了？你們不冷嗎？」她走到加利烏林跟前，問他覺得怎樣，並握住手腕替他把脈，但立刻放下手，坐在他床沿上，以一種迷惑的神情看著他。
「真是想不到，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他說，「我認識你的丈夫。我們隸屬同一個團。我替你儲存著他的東西。」
「這是不可能的，」她重複地說著，「這是不可能的。你認識他！這真是意外的巧合。請你快點告訴我，那件事是如何發生的。他是被一個炮彈打死的，是不是？並且被那爆炸埋住了？我知道的，請不要害怕告訴我真相。」
加利烏林失去了勇氣。他決定對她撒一個比較好接受的謊。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說，「他和部下衝得太靠前了。他們被敵人切斷了退路，他被迫投降。」
但她並不相信他。由於突然會面的震撼，同時不願在陌生人面前哭泣，她急忙走到外面的走廊去。
一會兒以後她回來了，表面上她很鎮定，她恐怕自己再和加利烏林說話會又哭起來，便故意不去看他，直接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前面。「你好，」她心不在焉而且機械地問道，「你有什麼不舒服嗎？」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看到了她的痛楚和眼淚。他想問她為什麼這麼憂愁，並且告訴她，他這一生之中曾經見過她兩次，一次他還是個中學生，一次他已經是大學生了，但他又覺得這也許顯得太親近，而且她可能誤解他的用意。然後他突然記起了裝著安娜·伊萬諾芙娜的棺材和冬妮亞的哭喊，他便改口說道：「謝謝你。我是個醫生，我可以照料我自己，我什麼也不需要。」
「我怎麼冒犯他啦？」拉拉真想知道。她驚訝地看著這個陌生人的臉，他有一個翹起來的鼻子，相貌相當平常。
幾天來天氣陰晴不定，但晚上總是吹著溫暖的和風，風中夾著溼泥的氣息。
那些日子裡，總司令部經常有些奇怪的訊息，國內令人驚慌的謠言，彼得堡的電報聯絡常常被截斷。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人們都在談論政治。
護士安季波娃每天早上和晚上巡房，和每個病人交談幾句話，連加利烏林和日瓦戈在內。「這個人真是奇怪，」她想，「年輕而魯莽。不能說他英俊，他的鼻子這麼翹。但隨便怎麼講他是聰慧的，他生氣勃勃，有著引人注意的心靈。不過，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快點做完我在這裡的工作，然後申請調回莫斯科去，讓我回到卡堅卡身邊，再申請退役回到尤里亞金的家裡，回到那兒的學校去。現在已經非常明白，可憐的帕沙得到怎樣的下場了。再沒希望了，我愈早不演這女英雄的角色愈好。如果不是為了找帕沙，我根本不會在這裡。」
卡堅卡在那邊過得怎麼樣了？她很想知道。可憐的孤兒，想到這裡她禁不住哭了起來。
她注意到她四周最近有了明顯的改變。從前人們有著各種責任，神聖的責任——對國家、對軍隊、對社會的義務。但現在已經打了敗仗（這正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再也沒有神聖的東西了。
一切都突然改變了——腔調、道德標準，你不知道應該如何去想，不知道應該聽從誰的意見。就如同你一輩子都像個讓人牽著手的小孩子，突然要你自己走了，你必須自己學會走路。四周不見人影，那些判斷力為你所尊重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見了。在如此的時光中，你覺得需要把自己託付給一些絕對的東西——生活、真理或美——要讓它來統領你，替代那些已經被棄置的人為規律。你需要向這種最終的目的投降，比之從前在那熟悉而和平的日子裡、那業已摒棄永不再來的舊生活裡，更加完全地、更無保留地投降。但拉拉提醒自己說，她有卡堅卡去滿足她的絕對要求，卡堅卡就是她所要的生活目的。現在她已經失去了帕沙，拉拉只好全心全意去做個母親，為了她這個可憐的孤兒竭盡她的所有。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信中獲悉，戈爾東和杜多羅夫沒經過他的同意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書。這書受到好評，同時被認為在文學上很有前途。莫斯科正度過一段不安而亢奮的日子，而且瀕臨某些重要時刻的邊緣，群眾的不滿一天比一天厲害，嚴重的政治變動已迫在眉睫。
這時夜已深沉，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打著瞌睡。他在睡眠中不時醒來，對往日的興奮回憶使他清醒起來。一陣帶著睡意的和風在窗外喃喃地拂動。那風聲如泣如訴，「冬妮亞，沙夏，我想念你們，我真想回家，我想回去工作。」在風聲的低語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一會兒歡樂一會兒痛苦，煩躁不寧，就像這變幻不定的天氣，這不寧的夜。
與此同時，拉拉忽然想到，加利烏林雖然表現得對帕沙有著無盡的懷念，雖然他曾那麼痛苦地保管著他的遺物，但她自己卻不曾想到去問他是誰，他是哪裡人。
為了補救她的疏忽，並且不想讓他覺得自己不知感激，第二天早晨她巡房時，問了一切和他有關的事情。
「慈悲的天主。」她禁不住高聲地驚叫著。佈列斯特街二十八號，季韋爾辛一家，一九○五年的革命，那個冬天！尤蘇普卡？她記不得她曾經和他會過面，請他千萬原諒。但那一年，那一年，還有那房子！一點不錯，是有這麼一幢房子和這麼一年！多麼活生生地回到她的眼前！那些炮轟——當時她是怎麼評論的？——「基督的裁判」！當你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對第一次見到的事情，印象真深呀！「原諒我，一定要原諒我，中尉，你說你的名字是什麼？不錯，不錯，你已經跟我說過了。謝謝你，奧西普·吉馬澤特金諾維奇，我真感激你，使我記起了過去，把所有一切都帶回我的心中。」
一整天，她都在想著「那房子」，並且不停地自言自語。
想想看，佈列斯特街二十八號！而現在他們又在射擊了，這一回是可怕得多了！這一回你不能再說「那些男孩在射擊」了。小孩已經長大，男孩都在這裡，在軍中，所有住在那房子裡的卑微的人們，還有別的地方像他們一樣的人，還有鄉村中和他們一樣的人都在軍中。真是令人吃驚，令人吃驚！
所有不必臥床的病人都從別的房間湧了進來，有的撐著柺杖篤篤地蹣跚著挪過來或跑過來，有的靠著輕而細長的手杖走過來，和別人比賽似的高叫著：「重大訊息！彼得堡正在巷戰！彼得堡衛戍部隊已經參加了暴動！革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