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費利察塔·謝苗諾芙娜的床上，拉拉發著燒，並且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斯文季茨基夫婦、傭人們和德羅科夫醫生在她周圍竊竊私語。
房子裡其餘的地方一片黑暗，客人都走光了。只有一間小廳裡有一盞燈放出幽微的光線，照射著整個門外過道的前前後後。
在小廳中，科馬羅夫斯基邁著焦躁而堅定的大步踱來踱去，彷彿他是在自己的家裡，而不是在做客。他不時走近臥室看看有沒有什麼訊息，然後又快步走開，經過那點綴滿金線的聖誕樹，經過飯廳，走向房子的另一端。飯廳的桌上擺滿了一盤一盤的沒有動用過的食物，每當窗外有馬車經過，或者老鼠在桌布上的瓷器之間奔竄而過時，桌上的青水晶玻璃酒杯就叮叮作響。
科馬羅夫斯基在盛怒之下悶聲不響。他一肚子的矛盾。多丟人啊！多羞辱啊！他完全失去了常態。他的地位受到打擊，他的名譽將因此而受到損害。不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他都必須防止外面的謠傳與流言。假如訊息已經不脛而走，他就必須趁早把它撲滅。
他內心騷亂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又覺得這個瘋狂而不顧死活的女孩，對他有著一種無可抵抗的吸引力。他一向知道她是與眾不同的。她一直有著一種獨特的氣質。但他曾經多麼深深地、殘酷地、無可挽回地傷害而且毀滅了她的一生啊！而現在，當她決心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重新做人之時，她是何等地叛逆而狂暴！
很明顯地，他必須儘可能地幫助她。也許可以幫她找個住所，但無論如何他是不能再親近她了，反過來，他必須遠離她，不要擋住她的去路，否則，照她那暴烈的性格，誰知道她會怎麼幹呢？
麻煩的事情還在後頭呢！這不是那種親熱地拍拍別人的頭那麼簡單的事！法律對這種事情是毫不寬容的。天還沒亮，事情發生還不到兩個鐘頭，警察便已經來過兩次了。他，科馬羅夫斯基必須親自到廚房去見那巡官，把這件事情遮掩過去。
事情愈發展下去就愈複雜。必須要找出證據，證明拉拉要槍擊的是他而不是科爾納科夫。就算證明了這一點，事情依然尚未完結，她只能洗清一部分的罪名，她仍然要受到審訊。
自然地，他要用盡一切力量來阻止這場審訊。假如必須出庭的話，他就叫一個精神病專家來作證，證實在她放槍的時候，她的精神是不健全的，她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然後要求法庭不予起訴。
經過這番反省思索，他開始平靜下來。黑夜過去了，光線探頭伸入一個一個房間，像小偷或當鋪的估價人朝桌椅下面察看似的。
看了臥室最後一眼，得知拉拉的情況並沒有好轉，科馬羅夫斯基告辭了。他去看了一個朋友，名叫魯芬娜·奧尼西莫芙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婭，她是一名女律師，丈夫是流亡國外的政治犯。她那八個房間的公寓現在對她而言是太大了，她沒有辦法維持這種開銷，所以把其中的兩個房間出租。有一個房間最近剛空出來，科馬羅夫斯基為拉拉租了下來。幾個鐘頭後，拉拉便被送到這個房間來了，神志尚未完全恢復，頭依然在發燒。
魯芬娜·奧尼西莫芙娜是一個觀點進步、毫無偏見的女人，對於她認為「積極而重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好感。
在她抽屜的最上一格里，她藏著一冊有作者署款的《愛爾福特綱領》，牆上的照片中有一張是她的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特」和普列漢諾夫在瑞士一座著名的公園裡合照的，他們兩人都穿著駝絨夾克，戴著巴拿馬帽。
魯芬娜·奧尼西莫芙娜一看見拉拉，就不喜歡她這個生病的房客。她把拉拉看作一個假裝有病的人。她發燒時的囈語，在她看來只是造作。她隨時可以發誓，說拉拉是模仿在牢裡發瘋的瑪甘淚。
她以加倍的活躍來表示她對拉拉的蔑視。她用力開門，高聲唱歌，在她佔有的房子裡旋風般轉個不停，而且整天把所有的窗子都開啟。
這個公寓位於阿爾巴特街一座建築物的頂樓。冬至過後，它的窗戶充滿寬闊的藍色天空，浩瀚如同漲溢的河水。整整半個冬季，那房子都充滿了早春的訊息。
一陣來自南方的暖風透過窗頁吹進來。遠處車站上的火車頭獅子般咆哮著。臥病在床的拉拉只得用回憶來打發她的閒暇。
她時常想起她從烏拉爾來到莫斯科的那個晚上，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她坐著一輛馬車，經過幽暗而狹窄的巷子，從火車站到城的另一端的旅店去。一盞盞的街燈把那弓著背的馬車伕的影子投在牆上。他的影子一直在增大，大到伸上屋頂，然後突然不見了，最後又由小而增大。
莫斯科無數教堂的鐘聲，在她頭頂上的黑暗中爭鳴，電車穿過大街時哐啷哐啷作響，震耳欲聾，耀眼的櫥窗裝飾和刺目的燈光也幾乎使她失明，似乎它們也在發出響聲，就像大鐘和車輪一樣。
在公寓的房間裡，拉拉被一個碩大無比的大西瓜嚇了一跳。這是科馬羅夫斯基送的喬遷禮物，對她而言，它就是他的權勢和財富的象徵。當他把刀子插進這名貴的東西里，把那青黑色的圓瓜剖成兩半，露出它那冰凍的、甜美的瓜肉時，她簡直嚇壞了，但她又不敢拒絕他給她的那塊。她咬了幾口，那香甜的粉紅瓜肉哽在喉頭，可是她勉強自己把它嚥下去。
就像那些奢侈的食物和莫斯科的夜生活使她恐懼一樣，不久她對科馬羅夫斯基也有了恐懼的感覺——這就是所有那些事情真實的解釋。
但而今他完全變了，變得幾乎叫人認不出來。他沒有要求，從不向她提起往事，甚至來都不來。在這期間，他一直和她保持距離，並且對她慨然相助。
科洛格里沃夫的來訪卻是全然不同的事。當他來到時，她簡直喜出望外。她的喜悅並不是因為他高大而且英俊，而是因為他洋溢著的活力，她這位訪客以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聰慧的微笑把房裡的空間佔去大半，使得整個房間顯得擁擠起來。
他坐在她的床邊，搓著雙手。當他應召去參加彼得堡的閣員會議時，他向那群老而不死的政府大員們說話，就像對小學生說話一般，但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女孩子，不久之前她還是他們家中的一員，多少有點像是他的女兒。他對她，像對他其他的家人一樣，只是很隨便地交談（這構成他們之間特有的親切感，這是他和他的家人都知道的）。他沒有辦法把拉拉當作一個大人，他不能以嚴肅的或冷漠的態度對待她，他不知道要怎樣說話才不會使她覺得不高興。「究竟是怎麼回事啊？」他微笑著說，如同她是一個小孩子，「怎麼弄得這麼像演戲呢？」
他停了一停，看了一眼牆上和天花板的水漬。然後，帶點責備意味地搖著頭，繼續說下去：
「杜塞爾多夫有一個國際性的展覽會——美術啦，雕刻啦，園藝啦，我要去參觀。你知道，那裡是潮溼了一點。你想，你還要到處搬來搬去地流浪多久呢？這個叫做沃伊特的女人不是什麼好東西，我認得她——當然這話不足為外人道。你為什麼不搬家呢？你躺在床上相當久了——也該起來了。搬個地方，做點事情，把書唸完。我有個朋友，他是個畫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待兩年。他把他的畫室隔了間——倒像一層小的寓所。我相信如果有人替他看管，他是願意連傢俱一同讓出來的。我替你辦妥這件事情，好不好？還有一件事，我很早已經想要做的了，這是一件道義上的責任……自從莉帕……這兒有一點錢，是她的畢業獎金。不要這樣，請你……不行，我求你，不要這麼固執……不行，真的，你一定要……」
雖然她在抗議、流淚和掙扎，他仍然在離去之前，勉強她收下一張一萬盧布的支票。
拉拉康復以後，便搬到科洛格里沃夫幫她介紹的房子去，那兒鄰近斯摩稜斯克廣場。那寓所在一幢老式兩層樓建築的樓上。同住的是幾個趕牲口的商人，樓下是個貨倉。碎石砌成的院子經常撒滿一地的燕麥和稻草。每當一群老鼠從石溝渠奔竄而過的時候，在院子裡咕咕啄食的鴿子就會撲撲飛起，飛到拉拉的窗前。
拉拉對於帕沙的反應大感煩惱。當她病得很重時，他得不到去看她的允許。他會有什麼想法呢？拉拉企圖殺一個人，而這人在他眼中只不過是一個她認識的人；可是這個她謀殺未遂的人，卻在事後保護她。而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他們聖誕夜燭光下重要的會談之後。假如不是由於這個人的緣故，拉拉已經被逮捕並且受審訊了。他替她擋掉那原本要臨頭的懲罰。多虧他，她現在可以繼續她的學業了，而且安然無恙地。帕沙覺得困惑而痛苦。
拉拉病情稍稍好轉以後，便差人把他找來，說：「我是個壞女人。你不知道我的底細，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我現在還不能說，你看得出來，每次我想說我就忍不住要哭。這就夠啦，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令人心碎的情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難以忍受。所有這些都是拉拉還住在阿爾巴特街時發生的。那時，每當沃伊特科夫斯卡婭在走廊上看見淚痕滿面的帕沙，她總是奔回她的房間去，倒在沙發上笑到幾乎死去。「噢！我受不了，我受不了，這實在太過分啦。」她嚷著，「真是的，這個情種！哈，哈，哈！」
為了不讓帕沙連帶蒙羞，為了要把他對她的愛從根拔起，來結束他的痛苦，拉拉已經告訴他說她決心不和他結婚，因為她根本不愛他。但當她說這番離棄的話時，她哭得十分悲慘，以致帕沙壓根兒不可能相信。帕沙本來也懷疑她做過什麼錯事，也不相信她說的話，並且也打算詛咒她和憎恨她了，但他依然發狂地愛她，而且對她的每一個念頭、她喝水用的杯子、她睡覺的枕頭都感到妒忌。假如他們兩人不想發狂的話，他們必須趕快採取果決的行動，他們下定決心立刻結婚，不必等到畢業。他們原定在復活節後的第一個星期一舉行婚禮，由於拉拉的意思而把它延期了。
他們終於在聖靈降臨節後的星期一舉行了婚禮，那時他們已經知道考試及格的訊息。所有的事情都由柳德米拉·卡皮託諾芙娜·切普爾柯主持，她是拉拉的同學杜西亞的母親。柳德米拉是個胸脯高聳的漂亮女人，她有著很美的女低音嗓子，腦袋裡充滿迷信——有些是道聽途說撿來的，有些是她自己發明的。
當拉拉被「送上婚禮的聖壇」（這是柳德米拉幫她穿衣服的時候用她那吉普賽式的低音說的）的時候，天氣熱得不得了。教堂的金色圓頂和市區花園裡剛剛鋪上細沙的道路都黃得耀眼。復活節前夕砍下來掛在教堂鐵欄杆上的樺木枝都乾枯了，葉子捲曲得好像被火燒炙過一般，一絲風也沒有，陽光曬得人眼前昏花。似乎那一天有一千個婚禮舉行一樣，所有的女孩都像新娘子一樣穿著白衣服而且盤起了頭髮，所有的少年男子都發光可鑑，並且穿著緊身的黑禮服。每個人都覺得興奮，每個人都覺得身上發熱。
當拉拉踏上那通向聖壇的地毯後，另一個朋友的母親拉果金娜抓了一把銀角子撒在她的腳下，以保證新婚夫婦將來生活富足。基於相同的好意，柳德米拉告訴她說，當婚冕罩到她頭上時，千萬不要用赤裸裸的手指來畫十字，要用面紗的邊或者花邊褶帶遮著她的手指才好。她同時還叫拉拉把蠟燭拿高些，使她以後在家裡佔上風。但是拉拉下決心為帕沙而犧牲她的前途，所以儘可能地把蠟燭拿低。不過沒有用，因為帕沙的蠟燭無論如何總是比她拿得更低。
他們離開教堂，驅車直奔畫室的新居去參加婚宴。客人們叫著：「太苦了！」然後所有的人從房間的盡頭應道：「甜蜜一點！」同時新娘和新郎含羞帶笑地接了個吻。柳德米拉為他們唱了一首《葡萄園》，把其中的疊句「上帝讓你們相愛，為你們做主」唱了好幾遍，然後還唱了一首以「解開絲帶，散開秀髮」開頭的歌。
當所有的客人都離去，剩下他們兩人單獨相對時，帕沙在那突然的靜寂中變得不自在起來。一盞路燈從街對面照進視窗，不論拉拉如何拉緊窗簾，還是有一條四點五寸左右寬窄的光線射入房來。這一點光線使帕沙無法安寧，他感到如同被別人看守住了一般。他發覺自己想著街燈比想及拉拉、想及他自己和他對拉拉的愛情還要多些。這使他大大吃驚。
在這個永恆之夜，安季波夫（他的同學叫他做「斯捷潘尼達」或「美麗的少女」）快樂到了極點，同時也絕望到了極點。他疑忌的推測和拉拉的認罪相互輪替。他不斷地問她，她每答一句，他的靈魂就下沉一次，好像墜入一個無底的深潭中去。他受到創傷的想象力簡直無法趕得上她所袒露的事實。
他們一直談到天亮。在帕沙的一生中，從未有過一個晚上變化像這個夜晚這麼劇烈，這麼有決定性。他起床的時候已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幾乎因為自己的名字依然叫做帕沙·安季波夫而驚奇著。
九天後，他們的朋友們為他們開了一個歡送會，就在這同一個房間裡舉行。帕沙和拉拉都大功告成地畢業了，而且兩人都同時接受了烏拉爾省同一城市的聘書。他們第二天就要啟程赴任去了。
他們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地笑鬧了一陣兒，但這一次在場的只有年輕人。
在那道把畫室的起居部分間隔開的隔板後面，有一個柳條編就的大網籃和一個小一點的拉拉的網籃、一個衣箱、一箱陶瓷器和幾個帆布口袋。行李不算少。一部分要在第二天當作貨物託運。差不多所有的東西都已收拾好了，但箱子和網籃都還剩下一點空隙。拉拉不時想起她還要帶點什麼，便又將它擺進其中一個網籃裡去，一面把東西再搬動過，一定要弄得井井有條。當拉拉去大學辦公室領回畢業證書和其他證件時，帕沙正在招待客人。她上樓的時候，看房子的人跟她上來，他帶著一紮粗麻布和一條粗繩來搬那些預備當貨物託運的行李。他走後，拉拉和客人們逐個寒喧一番，和這個握握手，和那個吻吻臉頰，然後又回到隔板後面去換衣服。換好出來，大家鼓掌歡迎她，坐定後，喧鬧的宴會開始了，情形和幾天前的宴會差不多。活躍些的客人替旁邊的人斟伏特加酒，拿著叉子的手伸向桌子中央，那兒擺著麵包、酸菜和一盤盤菜餚。有人演說，有人舉酒祝賀，大家不斷地談笑。其中有幾個還喝醉了。
「我累死了，」拉拉說，她坐在丈夫旁邊，「你把事情都辦妥當了嗎？」
「是的。」
「我也辦好了，我覺得真奇妙。我真快樂，你呢？」
「我也一樣。我很舒服，但還有許多話要談呢。」
科馬羅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許來參加這個年輕人的宴會。等到宴會快結束的時候，他說他這兩個年輕朋友離開莫斯科後，他將寂寞而死——這城市將要變成撒哈拉沙漠一樣，他說得那麼淒涼，以致哭了起來，終於又要把這番話從頭再說一遍。
他請求安季波夫夫婦准許他給他們寫信，並且，如果他委實太想念他們的話，准許他前往尤里亞金去探望他們。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無其事地大聲說，「而且連你剛才這一番話都毫無重點——什麼寫信啊，撒哈拉啊，等等。至於來探望我們，你就絕了這個念頭吧。在上帝的幫助之下，沒有你我們也一樣過日子，我們沒有那麼重要。你說是不是，帕沙？另外，你運氣好，我確信你會再找到別的新朋友的。」
然後，似乎突然忘記她是在和誰說話，忘記了她在說些什麼，她趕忙跑去廚房。在廚房裡，她把絞肉機拆下來，塞進裝放陶瓷器的箱子的一個角落裡，四面還用稻草墊好。塞絞肉機的時候她被箱邊刮破了皮，而且幾乎被一根木刺戳傷了手。
隔板的那邊傳來一陣異乎尋常的鬨笑聲，使她想起了她的客人。她突然想到，人們一旦喝醉了，總愛模仿醉鬼，喝得愈醉，他們模仿得就愈過分。
這時，她又注意到另外一種特別的聲響，這是透過那開啟的窗子、從院子裡傳來的。她拉開窗簾，俯身看下去。
一匹跛腿馬，一蹦一拐地在院子裡跳來跳去。拉拉不知道這是誰的馬，以及它是如何闖進這院子裡來的。雖然還要好一會兒才會出太陽，但院子裡已經完全亮了。在睡眠中的城市彷彿死了一般。它沐浴在凌晨灰藍的寒意中。拉拉閉上了眼睛，那匹跛腿馬的獨特的蹄聲，把她帶到一處遙遠而奇妙的鄉村去。
門鈴響了。拉拉仔細地聽。有人離開桌邊，去開門。來人是娜佳！拉拉奔出去迎接她。娜佳一下火車就直接來了，她是那麼的鮮嫩、迷人，好像連杜普梁卡山谷中百合花的芬芳也帶來了。這兩個朋友激動地站住，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她們互相擁抱，只是哭泣著。
娜佳代表全家向拉拉恭喜及祝福，同時帶來了她父母親送的禮物。她從旅行袋中取出一個首飾盒子，開啟，取出一條非常美麗的項鍊。
由於欣喜和驚訝，他們幾乎喘不過氣來。一個原已喝醉而又清醒些了的客人說：
「是淺紫紅色的玉滴石呢。是的，是的，淺紫紅色，信不信由你。正是這種，和鑽石同樣值錢的東西。」
但娜佳說這是帶著黃色的藍寶石。
拉拉要娜佳坐在她旁邊的座位上，並且要她參加飲宴。那串項鍊放在拉拉的碟子旁邊，她實在沒有辦法不時時看它。那些寶石在紫色的墊子上形成一個凹字形，看起來又像是露珠，又像是一串細粒的葡萄。
這時，為了陪娜佳，那些清醒過來的客人又開始喝起酒來，娜佳不久也有了酒意。
沒有多久，大家都熟睡了。絕大多數的客人原本打算翌晨送拉拉和帕沙去車站的，早已決定在這兒過夜。娜佳還沒有來到以前，有些已經鼾聲如雷。拉拉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怎麼竟會和衣睡在伊拉·拉果金娜旁邊的沙發上面。
忽然，附近一些響聲把她吵醒了。是那些到院子裡來找馬的陌生人的聲音吧。她睜開眼睛，自言自語地說：「帕沙在屋子當中翻來翻去，搞什麼鬼啊？」但當那個被她誤認為帕沙的人轉過頭來時，她看見一個相貌可怕的麻子，臉上有一道從眉眼到下巴那麼長的刀疤。她明白這是個賊，她想叫喊，但一聲也叫不出來。她想起那串項鍊了，她小心地撐起身子，向她放項鍊的地方望去。
那條項鍊還在，堆在麵包屑和沒有吃完的糖果當中。那個賊看見桌上亂糟糟的，沒有注意到它。他只不過在翻箱倒篋，把拉拉小心收拾妥當的衣箱弄到一團糟罷了。她當時只想到這些，因為她依然是半醒半醉的。她憤怒地想叫喊，但又發覺叫不出聲音來。於是她把膝蓋用力頂在伊拉的肚子上，當伊拉痛極而大叫的時候，她也開始尖聲嚷起來了。那個賊丟下了所有的東西奪門而逃。有幾個男客猛然跳起來，根本不明白怎麼回事情就去追他，等他們追出門外時，那個賊已經不見蹤影了。
這一陣混亂把所有的人都弄醒了，拉拉的醉意突然完全消失後，她不再讓他們睡了。她煮咖啡給大家喝，並且把他們送回家去，答應等到要去火車站時再讓他們過來。
然後她忙碌地把床單塞進網籃，把行李箱關緊，並且用繩索捆起來，一面跟帕沙和看屋人的老婆說不用幫她忙，因為愈幫愈忙。
一切都及時辦妥。安季波夫夫婦沒有錯過火車。好像被朋友們的帽子揮動了似的，火車輕輕地移動了。等到朋友們不再揮動帽子，同聲大叫三聲——大概是「萬歲」——之後，火車才加速馳去。
天氣已經壞了三天了。這是戰後的第二個秋季。第一年的進展已經變成逆轉了。布魯西洛夫將軍的第八軍，本來在喀爾巴阡山區集結，準備攫取匈牙利，也已經在總退卻的低潮中開始後撤了。俄羅斯人已經從加里西亞撤退，那兒是開戰不久便被他們佔領了的。
日瓦戈醫生——一直到最近大家還是叫他尤拉，但近來叫他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人漸漸多了——站在醫院婦產科的走廊上，對著產房的門口，他剛剛把妻子冬妮亞——安冬妮娜·亞歷山德羅芙娜——送了進去。他已經和她說過再見，正等著助產士來，他要告訴她必要時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同時問她應該如何跟她聯絡。
他正忙著：他必須去兩個病人家裡出診，然後儘快趕回醫院來。但此刻他卻在這裡浪費他寶貴的時間，凝視著窗外被秋風吹斜的雨絲，像是暴風雨中的玉米田。
天還不很黑。他可以看見醫院的後院，捷維奇莊園那些私人住宅圍著玻璃的陽臺，還有伸入一座醫院建築物的電車支線。
儘管風在怒吼，雨勢並沒有變化，仍然不緊不松地下著，好像風的憤怒，便是由它的冷漠激起的。一陣陣的強風搖撼著爬在一幢房子圍牆上的藤蔓，好像要把它連根拔起，拋向半空，然後鄙夷地、像拋掉一團破布似的，把它扔到地上。
一輛掛著兩部拖車的貨車，駛過醫院進門的平臺。受傷的人被送進醫院來了。
當時莫斯科的醫院擁擠不堪，尤其是在盧茲克戰役開始以後，傷員被安置在走廊和樓梯口上，擁擠的狀況，甚至開始影響到婦女病房那邊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疲乏地打著哈欠，從窗前走開，他沒有什麼事情好想。但他突然記起他所服務的聖十字醫院裡的一件意外。一個女病人前幾天在外科病房去世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診斷是肝裡有絛蟲，但大家都以為他弄錯了。今天要驗屍，不過那裡的解剖師是個酒鬼，天知道他會搞出什麼樣的結果。
突然之間夜已降臨，外面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好像被一根魔術棒點過似的，所有的窗戶忽然都亮起燈光。
婦科主任從冬妮亞產房前的窄廊走出來。他是個大塊頭，別人問他話的時候，他總是聳聳肩頭，用眼睛望著天花板。他這沉默的姿勢原意是表示：無論科學多麼進步，在天地間還有更多科學根本不能夢想的東西。
經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身邊時，他點頭微笑著，把他胖胖的大手擺動了幾下，親切地表示，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然後便走到走廊另一頭的候診室抽菸去了。
跟在他後面的是他的助手，她的多嘴和她上司的沉默寡言恰成對比。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回家去了。」她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明天我會打電話到聖十字醫院去找你。在這段時間之內不會有什麼變化。順利生產的可能性很大，應該不需要動手術的。當然，她的骨盤是窄了些，並且胎兒的位置是腦袋在後面，不見疼痛，收縮又輕微。這些是使人擔心的。不過現在一切都言之過早。這要等胎動之後看陣痛的情形了。那時我們就知曉一切了。」
第二天，當他打電話去的時候，醫院的門房接了電話，叫他等一下，容他去查問。他在電話上焦灼痛苦地等了十分鐘，那門房帶來一個語焉不詳而且表達粗魯的訊息：「他們說，告訴那傢伙，他太早送他老婆來了，他應該來接她回家。」
惱怒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要他把護士找來聽電話。「還沒有臨產的跡象，」那護士說，「一兩天以內我們可以知道得多些。」
第三天他們告訴他，冬妮亞前一天晚上開始有了陣痛，破曉時分羊水破了，以後每隔不久便有一陣劇痛。
他立刻趕到醫院去。當他從走廊走近病房門口時，不曉得是誰的疏忽，只見房門半開，他聽見冬妮亞正在令人心碎地叫喊，就像火車輪下斷肢碎骨的受難者被火車拖著移動時發出的慘叫。
他們不讓他去看她。他把手指的骨節咬到出血，一面走到窗前。斜射的雨就像前兩天一樣地傾注著。
一個護士從產房出來，同時他也聽到了初生嬰兒的哭聲。「她沒事了，她沒事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欣慰地自言自語。
「是個公子。一個小男孩。母子均安，恭喜恭喜！」那護士像唱歌似的說道，「但你還不能進去。他們預備好了，我們就會讓你看的。你必須好好送個禮物給她呢。她很受了點苦，這是頭胎，頭胎總是麻煩些的。」
「她沒事了，她沒事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快樂了。他不明白那護士跟他說的是什麼，也不明白為什麼她向他說恭喜，好像剛才所發生的事他也有份兒似的。他和這件事情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父親——兒子？他看不出，他有什麼理由該為這不勞而獲的父親地位驕傲，他覺得這個兒子是上天賜給他的禮物。他甚至事先未曾察覺到。要緊的是冬妮亞———生命受到威脅的冬妮亞——現在幸好沒事了。
他有一個病人在這醫院附近。他去看了這病人，半小時後再回到醫院。產房的門和窄廊的門都是半開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知不覺偷偷地溜進了窄廊。
那穿著白色外套的大塊頭產科醫師，好像從地面升起來似的站在他面前，擋著他的去路。
「你要到哪裡去？」他低聲問他，盡力不讓新媽媽聽到聲音，「你瘋了嗎？她失了那麼多血，冒著敗血症的危險，更不要說心理上的震動了！你還說自己是個醫生呢！」
「我不是要……就讓我看一眼嘛。就讓我從門縫裡看一看。」
「嗯，好吧，那又不同了。你一定要看，就看吧。可別讓我抓到你……如果你讓她看見你，我就扭斷你的脖子。」
產房裡兩個穿白制服的婦人背向門站著，一個護士，一個助產生。護士手上託著一個軟軟的、呱呱哭的小東西，身子一伸一縮，就像一塊紅黑色的橡皮。那助產士正把一條帶子縛到他的肚臍上，以便割掉臍帶。冬妮亞躺在房間中央一張可以升降的手術床上。她躺得相當高，在緊張中把一切印象都誇大了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覺得，她所躺的升降床有那種給人站著寫字的桌子那麼高。
這時，躺得比一般人都高、接近天花板的冬妮亞，正筋疲力盡地仰臥在逐漸消退的痛苦雲霧中。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眼中，她似乎是一艘進了港、卸了貨的船，停泊在海灣中。她是一艘來自不知名的國度的船，她駛過死亡的海洋，來到生命的大陸，載來的貨物是入境的新生命。一個這樣的新生命剛剛登岸了，現在船已下錨，船艙已經卸空了貨，她在休息。這整艘船，她那負過重擔的桅杆和龍骨都在休息，在她的記憶中，彼岸的形象，海洋上的旅程和其他的泊岸，都已經洗滌乾淨了。
而且，由於誰也沒有到過她所來的地方，所以沒有人懂得那兒的語言。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回到他的醫院，大家紛紛向他道喜。訊息傳得這麼快，真使他吃驚。
他走進那被稱為垃圾堆的職員室。由於醫院收容病人過多而造成的擁擠，這小房間現在當成衣帽間使用。從外面進來的人連雪靴也不脫，他們把行李忘在那裡，並且把字紙和菸屁股丟滿一地。
那年老虛弱的解剖師站在窗前，手中拿著一瓶不透明的液體，正戴著眼鏡對著光仔細端詳。
「恭喜。」他說，頭也不回地說。
「謝謝你，你真有心。」
「不必謝我。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屍檢是波楚什金做的。不過大家都很佩服你——果然是肝裡有絛蟲。你是一個真正的診斷專家，他們都這麼說。每一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內科主任進來了，他向他們兩人打了招呼，說：「這個地方搞的是什麼鬼？真是髒得不像話！哎，日瓦戈，原來真的是肝裡有絛蟲，我們都弄錯了。恭喜你。還有一件事，不太妙的事。他們又在翻那免除兵役的名單了。這一次我再也阻止不了他們了。醫護人員缺得要命。我看你也快要聞到火藥味了。」
安季波夫夫婦在尤里亞金的生活比他們所希望的要好得多。那裡的人對吉沙爾一家有很好的印象。這對於拉拉在新環境中建立一個家庭大有幫助，省下了許多麻煩。
拉拉很忙，而且要考慮不少事情。她要管家，同時還要管教他們三歲大的女兒卡堅卡。他們家僱用了一個紅髮的女傭人瑪爾富特卡，她很勤快，但幹不了所有的工作。拉里莎·費奧多羅芙娜的工作興趣和她丈夫相同。她自己在女子中學教書。她的工作沒有壓力，輕鬆愉快。這正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
她喜愛尤里亞金。這是她出生的地方。這兒瀕臨雷尼瓦河，除了上游之外，船舶可以通航，一條烏拉爾省的鐵路也經過這個城市。
接近冬天時，尤里亞金的船主們把船隻從河裡搬上岸，用車子運進城，把它們收進後院裡，露天擱著，等待第二年的春天。尤里亞金後院裡的船，以及它們翻過來的淺色船底，意味著冬天來臨的訊號，正如其他地方的鸛鳥南飛或者初雪一樣。安季波夫一家租的房子，後院裡就有這樣的一隻船。卡堅卡在白色的船殼下玩耍，把它當成一座涼亭。
拉里莎·費奧羅芙娜喜歡尤里亞金的鄉間風格、那裡的拖著長長的重音節的北方腔調，以及那裡穿著氈靴和灰絨背心外套的知識分子的天真淳樸。她和那裡的土地及居民都很親近。
奇怪的是，她的丈夫帕維爾·帕夫洛維奇——一個莫斯科鐵路工人的兒子——反而竟是個無可救藥的大都市人。他對尤里亞金人的批判遠比她來得苛刻。他們的粗俗和無知使他氣惱。
他具有迅速閱讀和累積見聞的過人長處。他曾經閱讀過許多書籍，這部分他必須感謝拉拉。在他陋居邊省的這幾年當中，他又讀了許多書，以致在他眼中拉拉也不夠見聞廣博了。他在他學校的同事當中高人一等，因此他經常抱怨在這群人當中，簡直快要悶死了。在這戰時，他們那種一般的、平凡的，甚至有點陳腐的愛國主義，比起他自己對俄國複雜的感情來，是相當地不對勁。
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在大學裡主修的是古典文學，他教的卻是拉丁文和古代史。但自從早年在職業中學就讀以來，他一直對實用科學、物理和數學保持著一種半遺忘的愛好，而最近這種愛好突然恢復了。依靠自己在家裡自修，他已經在這些課程上達到了大學程度，特別夢想著在數學的某一科中取得學位，並且夢想著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讀影響他的健康，他開始嚐到失眠的痛苦。
他和他的妻子關係不錯，但缺乏自然的感覺。她的體貼以及為他操心的緊張樣子使他感到壓迫，但他不敢批評她，怕她把他熱心的話當作一種責備——也許多少暗示她的為人比他壞些，或者非議她曾一度屬於另一個人。他多疑的焦慮——唯恐她懷疑自己會荒謬地對她不公平——使得他們的生活中有著不自然的造作。兩人都盡力做得比對方更大方，結果事情愈弄愈複雜。
一天晚上他們家來了客人——拉拉任教那所學校的女校長和幾個她丈夫學校裡的同事，還有一個是帕維爾最近才進去工作的仲裁法庭的仲裁員，此外還有幾個別的朋友。在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心目中，這些人全是笨蛋。他對拉拉對待他們的親切溫和的態度感到驚訝，他根本不相信她能真心真意地喜歡其中的任何一人。
客人們告辭以後，拉拉開啟窗子讓空氣流通，收拾房子，並去廚房和瑪爾富特卡一起洗碗碟。然後她檢視卡堅卡是否蓋好了被子，帕沙是否已經睡了，同時很快地換了睡衣，關了燈，躺到他身邊，如同一個小孩睡在自己的母親身邊那麼自然。
但是安季波夫只是假裝已經入睡。實際上近來他經常失眠，他根本睡不著。他知道自己會躺三四個小時依然不能入睡。他悄悄地下了床，在睡衣上罩上大衣和帽子，走出門外。一方面希望散步到有些睡意可以入睡，另一方面是避開屋子裡還沒有散盡的煙味。
這是一個晴朗而有霜的秋夜。薄薄的冰片在他的腳下不住地碎裂。群星閃耀的天空，在那罩了一層薄冰泥濘的黑色大地上，投下一抹蒼白的、像酒精火焰似的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