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個星期過去了。馬丁的錢花光了，而出版商的支票還是跟以往一樣地杳無蹤影。他那些重要的稿件全給退了回來，又全給寄了出去，他的賣錢作品也同樣不走運。他的「小廚房」裡不再點綴著形形色色的食品了。在這患難關頭，只剩下了半袋大米和幾磅杏幹，於是一連五天，他三餐都是大米飯和燉杏子。跟著，他著手賒賬了。馬丁對那個葡萄牙食品商過去一向是付現錢的，等到他掛的賬達到三塊八毛五之多時，食品商叫停了。
「你該放明白些，」食品商說，「你不去找活兒幹，俺就得賠錢。」
馬丁什麼也答不上來。沒法解釋呀。賒賬給一個懶得不肯幹活的、年輕力壯的工人階級的小夥子，可不是上算的生意經。
「你一找到活兒，俺就讓你拿伙食，」食品商安馬丁的心說。「沒活兒，就沒伙食。這是生意經呀。」跟著，要表明這完全是做生意的遠見，可不是對他有偏見：「俺請客喝杯酒——還是好朋友嘛。」
馬丁就大大方方地喝了酒，表明他跟這掌櫃的還是好朋友，隨後，沒吃晚飯就上了床。
馬丁買蔬菜的那家水果店，是由一個美國人經營的，他的生意經比較差，竟讓馬丁欠了五塊錢才停。那個麵包房掌櫃只肯讓他欠兩塊錢，肉店掌櫃四塊錢。馬丁把這些欠款加起來一算，發現自己一股腦兒欠了十四塊八毛五。打字機的租費又得付了，可是他估計這方面還可以賒兩個月，那就是八塊錢。等這兩個月一過，他就什麼地方都賒不著賬啦。
從水果店最末一次賒來的東西是一袋土豆，因此整整一個星期，他吃的是土豆，光是土豆，每天吃上三回。偶爾有幾回在羅絲家吃晚飯，使他身子裡多少保持了元氣，雖然，他眼看面前攤著那麼許多吃的東西，食慾為之大增，卻不得不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後不再要，這是夠叫人心癢難熬的。有時候，儘管心裡實在覺得不好意思，他還是在吃飯的時候闖到他姐姐家去，放膽大吃特吃——比在摩斯家飯桌上吃得多。
他每天寫作，郵差也每天遞給他退稿。他沒有錢買郵票，因此稿子在桌子下積成了一堆。有一回，他一連四十個鐘點沒吃上東西。他不能指望上羅絲家去吃一頓，因為她上聖拉斐爾去了，預備待兩個星期才回來；再說，正因為不好意思，他也不能上他姐姐家去。這些不幸還不算，當天下午郵差來的時候，遞給他五份退稿。於是，馬丁穿著大衣上奧克蘭去，回來時身上大衣沒了，口袋裡可有五塊洋錢在叮叮噹噹地響。他還了那四個生意人每人一塊錢的欠賬，就在自己「廚房」裡煎洋蔥牛排，煮咖啡，並燉了一大鍋梅脯。吃罷了飯，他在當寫字檯用的桌子邊坐下，午夜不到，就完成了一篇論文，題目是《高利貸的尊嚴》。他把它打好，就朝桌子下面一扔，因為那五塊錢已經一個子兒也不剩，不能買郵票啦。
後來，他把手錶給當了，再後來，腳踏車也給當了。他把每份稿件又貼上了郵票，寄出去，這一來，用來買食品的錢就少了。他對自己的那些賣錢作品感到失望。誰也不想要。他把這些東西跟在報紙、週刊和低階雜誌上看到的作比較，認為自己的比一般的要來得好，好得多，可就是沒人要。後來，他發現多半報紙都刊載好些所謂的「鉛版稿件」，他就找出了那家提供這種材料的供應社的通訊處。可是他寄去的作品都給退了回來，附著一張鉛印的退稿單，通知他所有需用的稿件全由編輯部人員供給。
他在一份大規模的少年雜誌上看到一整欄一整欄的奇聞軼事。機會來啦。可是他寄去的短文都給退了回來，儘管試了一次又一次，還是一篇也插不進。後來（那是後話，那時候他已經不在乎了），他發現那批副編輯和助理編輯自己投這種短文來貼補薪水的不足。那些滑稽週刊把他寫的笑話和打油詩退回給他，他為大雜誌寫的輕鬆的社交詩也沒有著落。還有就是報紙上的那種短篇小說了。他明白自己可以寫些比刊載出來的更好的作品。他設法弄到了兩家「報紙稿件供應社」的通訊處，源源不絕地把短篇小說寄去。等到寫了二十篇，還是一篇也插不進，他才停手。然而，他一天天地看著日報和週刊上的短篇小說，看了許許多多，覺得其中沒有一篇及得上他自己的。他失望極了，得出結論：他什麼判斷力也沒有，他被自己的作品迷住了，他是個自騙自的冒牌作家。
那臺毫無人性的編輯機器跟以往一樣滑溜地運轉著。他把回件郵票跟稿件一起放在信封裡，把它投進郵筒，三個星期到一個月後，郵差走上臺階，把稿件遞給他。沒有問題，在收信的那一端並沒有什麼有生命、有體溫的編輯。那全是一套輪子、齒輪和注油器——一臺自動控制的靈巧機器。他失望到這步田地。竟然懷疑編輯到底存在不存在了。他從沒看到過什麼跡象，可以證明有一個編輯存在，再說，因為他所有的稿件被退回時從沒附著半句意見，那看來似乎可能編輯只是辦公室小廝、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所捏造出來並竭力宣傳的虛構人物吧。
他跟羅絲待在一起的那些鐘點是他唯一快活的時候，說起來可也不是每分每秒都快活的。他老是被一種叫人苦惱的不安情緒所折磨著，這種情緒比他沒有得到她的愛情時更叫人心癢難熬；因為，雖然他如今得到了她的愛情，但是得到她本人的希望卻還是那麼渺茫。他要求她等上兩年；時光跑得飛快，他卻一事無成。再說，他老是記著這一點：她不贊成他在乾的事。她沒有直截了當地這麼說。然而她轉彎抹角地使他知道，就像她親口說出來一樣的明白、肯定。她並不感到憤慨，而只是不贊成罷了；雖然，換了別的心地沒那麼善良的女人，怕會感到憤慨，她呢，卻至多感到失望罷了。她失望的原因是，她著手塑造的這個男人竟然不肯聽人塑造。她起先發現他是相當肯聽人任意塑造的素材，後來，他可變得愈來愈倔強，不肯讓她照她父親或者勃特勒先生的形象來塑造了。
他的偉大和堅強的品質，她都看不見，或者更糟的是，她全看走了眼。這個男人是十分肯聽人任意塑造的，因此他在人生的任何角落裡都可以生活，但她卻以為他任性而執拗得厲害，因為她沒法把他塑造得使他肯生活在她那個角落裡，實在她也只熟悉這一個角落。她無法瞭解他那奔放的思想，因此，每逢他的想法使她摸不清頭腦時，她就認為他古怪。對別人的想法，她就從來不會摸不清頭腦。她始終能瞭解她父親和母親、她弟弟們和奧爾奈；因此，她不瞭解馬丁的時候，就認為毛病準出在他身上。思想褊狹的人妄想當多方面的人的導師，總免不了會發生這種悲劇。
「你崇拜正統思想，」有一回，他們談論普萊普斯和範德爾瓦特時，他對她說。「我承認，拿他們當權威來引用，他們是再出色不過的——美國的兩位頭兒腦兒的文藝批評家。我國的每個教師都把範德爾瓦特尊崇為美國批評界的老前輩。可是我讀過他寫的東西，我以為那真是頭腦空洞的人的十全十美的傑作。是啊，他大不了是個言語無味的老冬烘，多虧葛萊特·伯吉斯想得出這麼說。普萊普斯呢，也不見得高明多少。就拿他的《毒芹》來說吧，寫得可真是漂亮。連一個逗號用得不對頭的都沒有；講到格調——啊！——那真是崇高，太崇高啦。他是美國稿酬最高的批評家。可是，蒼天在上，他壓根兒算不上什麼批評家。英國人寫的批評文章要好得多呢。
「可是問題是，他們唱著迎合大眾的論調，他們唱得那麼漂亮、那麼循規蹈矩而躊躇滿志。他們寫的書評叫我想起英國人的星期日。他們是大眾的傳聲筒。他們支援你那些英語教授，你那些英語教授也支援他們。他們腦瓜裡沒有一丁點兒自己的獨特見解。他們只懂得正統思想——事實上，他們自己就是正統。他們腦筋遲鈍，正統思想很容易在他們腦瓜上打上烙印，就像釀酒廠的招牌給印在一隻啤酒瓶上一般容易。他們的功用正是抓住所有進大學的青年，把他們頭腦裡可能有的那一丁點兒獨特見解清除乾淨，然後打上正統思想的烙印。」
「我以為，」她回答，「我這樣擁護正統思想，比你這樣像個南海小島上的打破偶像的野人般到處撒野，總要更接近一點真理吧。」
「打破偶像的工作是那批傳教士乾的，」他笑了。「不幸的是，傳教士全在國外的異教徒中間傳教，弄得國內一個都不剩，沒人來打破這對古老的偶像，範德爾瓦特先生和普萊普斯先生了。」
「還有那班大學教授呢，」她加上一句。
他斷然有力地搖搖頭。「不，理科教授可以存在下去。他們實在是了不起的。可是把十分之九的英語教授——那批目光短淺、像鸚鵡般學舌的小人的頭腦給打破，才是樁好事呢！」
這段話對教授們未免太苛刻了，而在羅絲看來，這簡直是褻瀆。她情不自禁地把那班乾淨整潔、學問淵博、衣著稱身、講起話來聲調抑揚有致、吐露著教養和文化氣息的教授跟這個簡直難以形容的小夥子放在一起衡量，這個小夥子，不知怎麼著，她可愛著，他的衣服永遠不會稱他的身，他的結實的肌肉說明歷經艱辛的勞累，他講起話來愈講愈激動，不肯心平氣和地說，偏要出口罵人，不肯冷靜沉著地講，偏要大動肝火。他們至少掙著可觀的薪水，又是——是啊，她不得不正視這事實——又是上等人；他呢，可一個子兒也掙不上，跟他們是兩路人。
她不去估量馬丁所說的話，也不根據這些話來判斷他的論點到底對不對。她以為他的論點是錯誤的，這一結論是把外在的因素作比較而得出的——不錯，她這是不自覺地進行的。他們，那班教授的文學見地是正確的，因為他們是成功者。馬丁的文學見地是錯誤的，因為他賣不掉自己的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幹得成功」，他可做不到。再說，他不多久前還站在這間起居室裡，臉紅耳赤、手足無措，被人作介紹時慌忙答禮，忐忑不安地望著周圍的小擺設，生怕自己那一搖一擺的肩膀會把它們給碰個粉碎，問起史文朋死了多久，並且大言不慚地說什麼他讀過《登峰造極》和《生之禮讚》——他這樣一個人會是正確的，那才好像講不通呢。
羅絲無意中自己證實了他的看法：她崇拜正統思想。馬丁瞭解她的思想活動，可是不願追究下去。他愛她，可不是因為她對普萊普斯、範德爾瓦特和那班英語教授抱著好感，他還認識到，愈來愈肯定地認識到，他自己腦海裡有些知識的領域和園地，是她永遠不會了解，也根本不知道存在的。
她以為，他對音樂的看法是不可理喻的，關於歌劇呢，那是非但不可理喻，簡直是有意跟人抬槓了。
「你覺得怎麼樣？」有一晚，在看了歌劇回家的路上，她問他說。
他整整一個月嚴格節約了伙食，那晚才能請她去看歌劇。她想等他開口談這歌劇，他可不講，但她自己被剛才所耳聞目睹的一切弄得心情還是萬分激動，就問了上面那句話。
「我喜歡那支序曲，」他回答。「真出色。」
「不錯，可是那歌劇本身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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