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過去三十年從事的職業，使我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觸到一個有意思也有些與眾不同的群體，據我所知，還沒有人記述過這個群體，我講的是法律文書抄寫員或者書記員。無論在業務上還是在個人交往中，這樣的人我認識頗多，倘若我願意，他們的歷史我可以寫出好幾部，看了他們的歷史，生性快活的先生們會笑，多愁善感的人們會哭。不過，別的抄寫員的傳記我就不寫了，只寫幾段有關巴特比生活的事情，他是我見過或者耳聞過的最奇怪的抄寫員。如果是別的法律文書抄寫員，我可以寫出他們完整的生平事蹟，而有關巴特比，我就做不到了。我相信，還不存在這樣的材料，供人寫出這個人完整而滿意的傳記。這對文學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巴特比這種人，除了最基本的資料外，其他都難以確定，而巴特比的原始資料又少之又少。我所瞭解的巴特比的一切，無非是我驚訝的眼睛所親眼看到的，此外，本文末尾還有一份語焉不詳的報告。
在介紹這位抄寫員第一次出現在我面前的情形之前，有必要談一談我自己、我的僱員、我的職業、我的事務所以及大的環境——因為若要充分理解我將要陳述的主角，這是必不可少的。從青年時代開始，我這個人就一直被灌輸一種堅定的信念：最平淡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因此，儘管我從事的職業是人盡皆知的消耗體力、緊張，有時甚至很動盪，但我從來沒有讓這種事情侵擾我的安寧。我屬於那種沒什麼抱負的律師，從不在陪審團面前滔滔不絕，也絕不以任何方式博得公眾的喝彩；我只是安於清淨安寧、輕鬆淡泊，做一份安適的業務，處理富人的債券、抵押和所有權證書之類的業務。所有認識我的人都認為我是一個特別穩妥的人。已故的約翰·雅克布·阿斯特，一位鮮有詩意熱情的人，毫不猶豫地宣稱我的最大長處就是審慎，其次就是有條理。我說這個不是出於虛榮，只說事實，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從來沒有被已故的約翰·雅克布·阿斯特解僱過，我樂得重複這個名字，它聽起來圓潤而渾厚，餘音好似金條之鏗鏘。我再隨便加上一點兒，已故的約翰·雅克布·阿斯特對我的青睞，我是頗為感激的。
就在這一小段歷史開始前不久，我的業務有了很大進展。當時的紐約州衡平法院（現在紐約州已經沒有這個機構）主事官把一間老牌的事務所轉給了我。所裡的業務不算很艱鉅，但收入頗為豐厚。我很少發脾氣，也更難得對別人的錯誤和暴行而憤慨，因為這樣做很危險；但是在此刻，得容我斗膽說一句，我認為，新憲法有一條款太不成熟，它突然而粗暴地廢除了衡平法院主事辦事處；我本來指望一輩子靠它賺錢，而實際上我只賺了短短幾年。不過，我不過是順便說說而已。
我的事務所位於華爾街x號的樓上。辦公室的一頭對著一面寬敞的、從底樓通到頂樓的天井的白牆，這樣的景觀可以說是相當乏味，缺少風景畫家稱之為「生機」的那種味道。但是，辦公室另一頭的景觀至少可以說是對比鮮明。這一頭的窗戶一無遮擋地徑直對著一堵高聳的磚牆，年代久遠，終日不見天日，所以黑乎乎的；無須望遠鏡，此牆的潛藏之美便可一覽無餘，不過，對於近視眼倒是頗為便利，此牆距離我的窗戶僅三米之遙。由於四周的樓房很高，我的辦公室又在二樓，這堵牆和我的辦公室之間的空間活脫脫像個巨大的方形蓄水箱。
在巴特比來之前，我僱了兩個抄寫員，還有一個很有前途的打雜的夥計。第一個，火雞；第二個，鉗子；第三個，小薑餅。這些聽起來像人名，但在電話黃頁裡一般是找不到的。事實上，這些都是綽號，是我這三個夥計互相取的，而且大家都認為相當符合他們各自的性格或個性。
火雞是英國人，個子不高，胖胖的，年紀和我差不多，就是說，快六十了。整個上午，可以這麼說，他紅光滿面，但一過正午十二點——他的午餐時間——他那張臉就像聖誕節加足了木炭的壁爐一樣熊熊燃燒——也有點兒逐漸減弱的趨勢——一直燒到下午六點，大概六點吧，那之後，我就再也見不到這張臉了。這張臉的紅光隨著太陽達到頂點而變得最紅，隨著日落而變淺，第二天照樣升起，達到頂點，然後又落山，節奏基本相同，光芒永不熄滅。
我的一生中見識過許多奇特的巧合，其中相當奇特的就是，一旦火雞的滿面紅光達到最為輝煌的時刻，我發現，從這關鍵時刻開始到一天結束，他的辦事能力就嚴重失常，每天如此。倒不是說他很懶，討厭幹活兒，完全不是這回事。麻煩的是，他精力充沛得過分了。他的行為變得乖張、暴躁、混亂、瘋癲而莽撞。他在墨水瓶裡蘸墨水時相當粗暴。我的檔案上的墨水點都是他在正午十二點後搞的。確實，下午他毛手毛腳，往往搞得檔案上墨跡斑斑，有時候他更加過分，相當吵人。在這樣的時候，他的臉燃燒得熠熠生輝，彷彿爐膛的無煙煤上又新增了燭煤。他把椅子弄得嘎嘎作響；把吸墨沙盒打翻在地；清理鋼筆時，極不耐煩地把筆拆得稀爛，又勃然大怒地扔在地上；他起身靠著桌子，極為野蠻地用拳頭砸著檔案。看他這歲數的人這般模樣，真讓人難過。話說回來，在許多方面，他對我都極有價值，只要是正午十二點之前，他是個最麻利、也最可靠的人，他能完成大量的工作，其質量很少有人能與之比肩——因為這些緣故，我樂得容忍他的怪癖，雖然有時候，我也會對他表示不滿。然而，我會表達得很溫和。這是因為，雖然他在上午是個最文明、最溫和、最彬彬有禮的人，而到了下午，一旦受到招惹，他必定有點兒出言不遜，甚至可說是蠻橫無理。所以，看在他上午工作質量的分兒上，我決定不要失去他。雖則這樣，下午十二點以後，我又被他令人冒火的種種怪癖搞得很不舒服。我是一個喜歡安寧的人，不願意因為我溫和的責備而招致他傷人的回敬。在一個禮拜六的下午（禮拜六他的情況更糟），我斗膽極溫和地暗示他說，現在他年紀也大了，還是少乾點活兒為好；總之我的意思是，十二點後他不必到所裡來了，午飯之後，最好回家去休息到下午茶。但是，他的回答是不，他堅持下午也要忠於職守。他的臉色漲得通紅，在辦公室的那一頭，他揮舞著一隻長長的尺子，滔滔不絕地反駁我，既然他上午的工作那麼有用，那麼下午又如何離得開他呢？
「大人明察，」火雞接著說，「我認為我就是您的左膀右臂。上午，我指揮操練我的方隊，到了下午，我帶頭勇敢地向敵人發起攻擊，就這樣！」——他用尺子猛然朝前一刺。
「不過，瞧那些墨點啊，火雞。」我提醒他說。
「不錯——先生明察，看看我這頭白髮！我是老了。確實，先生，看在這白髮的分兒上，暖洋洋的下午灑一兩滴墨點不至於這麼嚴重吧。即使把一頁紙都搞髒了——長者為大啊。先生明察，我們倆都老了。」
這使人感同身受的觀點倒也很難反駁。總之，我明白了，他是不會走的。於是，我決定讓他留下來，同時也打定主意，下午只能讓他處理不是很要緊的檔案。
鉗子，我的第二個僱員，是個大約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滿臉絡腮鬍子，臉色蠟黃，長相總體來說像個海盜。我總覺得他是野心和消化不良這兩種邪惡力量的受害者。他的野心表現在不安於做一個抄寫員的本分，總要在非常嚴謹的專業問題方面越俎代庖，譬如起草法律文書這種事情。消化不良似乎表現為時常精神緊張，齜牙咧嘴地暴躁發火，抄寫出了錯，牙齒磨得咯咯直響；做事情最忙的時候，他會莫名其妙地咒罵連天，嘴裡嘶嘶作響，而不好好說話。他尤其對他寫字的那張桌子的高度一直心懷不滿。這桌子調節高度的結構非常精巧，鉗子無論如何都不能使桌子的高度合自己的意。他在桌子下墊木片，墊各種各樣的石塊，墊一張又一張的硬紙板，最後甚至嘗試過用摺疊的吸墨紙紙片做最終的微調。然而，無論任何新花樣都不管用。如果想讓自己的背放鬆一點兒，他會讓桌面翻成銳角，一直抵住下巴頦，就這樣趴在桌子上寫字，簡直就像拿荷蘭尖屋頂當寫字桌一樣——然後，他又抱怨這使他的雙臂血脈不通了。要是他把桌子降到腰部的高度，弓著腰在上面寫字，又說是腰痠背痛。簡言之，這事情的實質就是，鉗子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換言之，如果說他要什麼東西，那就是把抄寫員的桌子扔出去。他病態的野心有多種表現，其一就是喜歡接待一些樣子可疑、外套髒兮兮的傢伙，他稱這些人為客戶。的確，我知道，他不僅是一個相當活躍的城市選區政客，而且還不時在初級法院攬些活兒，他還在紐約市託姆斯監獄的臺階上留下過腳印。有個來我事務所找他的人，雖然派頭很大，鉗子也堅持說是他的客戶；然而，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人分明是個討債的，而所謂的所有權證書，其實就是賬單。不過，儘管有這些毛病，還有他帶給我的這些煩惱，鉗子就像他的同事火雞一樣，對我是個很有用的人。他書寫工整、快速，只要他樂意，倒也不乏一種紳士儀態。除此之外，他的衣著也總是紳士一般，這也順便反映了我的事務所的信譽。而火雞則不一樣，我得費很大力氣讓他不給我丟臉。他的衣服油乎乎的，一股飯鋪的味兒。他的燈籠褲鬆鬆垮垮，夏天則鼓鼓囊囊。他的外套品質低下，帽子質地粗糙。我覺得，對於一個仰仗別人吃飯的英國人而言，帽子倒無所謂，因為出於天然的禮貌和恭敬，他一進門就得脫帽，而外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關他的外套，我給他講過道理，但沒有結果。我以為，這裡的原因是，一個收入如此微薄的人，不可能既養得出一張如此光鮮的臉，而同時又買得起光鮮的外套。鉗子有一次說過，火雞的錢主要用在填補赤字了。有一個冬天，我把自己一件相當體面的外套送給火雞，這是件灰色帶襯裡的外套，非常溫暖舒服，紐扣從膝蓋一直排到脖子下。我以為火雞會感激我的恩惠，收斂下午的莽撞和吵鬧。但結果不是這樣。我真的相信，把他裹在如此軟和舒適的外套裡對他有害無益，這和燕麥多了對馬不利是同一個道理。千真萬確，燕麥多了，桀驁不馴的馬就會自命不凡，而有了好外套，火雞就會忘乎所以。這外套使他傲慢無禮。他是個經不起富貴的人。
雖然對於火雞放任自己的習慣我只能私下猜測，但說到鉗子，我完全相信，雖然他在其他方面有弱點，但他至少是個有節制的年輕人。事實上，是自然這個釀酒師親自把他釀造了出來，在他出生時就給他灌滿了一種白蘭地般的脾氣，所以以後別的酒都不必要了。有時候，我的辦公室很安靜，這時，鉗子會煩躁地從座位上站起身，弓腰伏在桌上，雙臂左右張開抓起整張桌子，又是搖，又是甩，狠狠地在地板上磨來磨去，好像那桌子是個任性、搗蛋的傢伙，存心要阻撓他、惹他生氣似的。每想到這事，我都明明白白地感覺到，對於鉗子，就連白蘭地和水都是多餘的。
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消化不良這一特殊原因，鉗子的暴躁和隨之而來的神經質主要在上午發作，而在下午，他倒相對溫和。幸好火雞的發作在十二點左右，所以我不必同時對付他們倆的怪癖。他們倆的毛病發作此起彼伏，就像衛兵換班似的：鉗子發作時，火雞消停了，反之亦然。這倒是此種情況下挺不錯的自然安排。
小薑餅，我的第三個夥計，是個大約十二歲的小夥子。他父親是個馬車伕，一心想著在自己死之前親眼看到兒子坐上法官的寶座，而不是車伕座。於是，他把兒子送到我的事務所，做律師學徒、跑腿夥計、清掃工，每週一美元。他單獨有張辦公桌，卻很少用它。倘若檢視他的桌子，會發現抽屜裡陳列著一大堆各種各樣的堅果殼。說真的，對這個機靈的年輕人而言，法律這門高尚的科學就裝在一個堅果殼裡頭。小薑餅的任務很多，其中他最喜歡執行的就是為火雞和鉗子跑腿買糕點和蘋果。抄寫法律文書是眾所周知的枯燥和繁重的事情，我的兩個抄寫員很喜歡時不時地用可口香蘋果來潤潤嘴巴，這種蘋果在海關和郵政局大樓附近無數的小攤上都能買得到。他們還經常使喚小薑餅去買那種特別的糕餅——一種薄薄的、味道很重的小圓餅——他們給他取的綽號就得自此物。事情最枯燥的時候，一個寒冷的上午，火雞就能吞進幾十塊小薑餅，拿它當聖餅吃——這東西一便士能買六到八個——這時，他筆尖的沙沙聲和嘴巴里那脆蹦蹦的玩意兒嘎吱嘎吱的咀嚼聲便響成一片。火雞每到下午必犯暴躁的錯誤和毛手毛腳的過失，其中有一次，他把一塊薑餅放進嘴裡打溼，然後拿它當印章敲在了一份抵押文書上。當時我差點兒就把他解僱了。但是，他對我來了一個東方式的鞠躬，安慰我說：「先生大人，還是我自己破費、親自找上門給您當文書的呀。」
我原來的業務是產權轉讓、產權取得和各種法律文書的撰寫，在接手了主事官事務所的業務之後，業務量大大增加。抄寫員的工作量巨大。我不僅要督促已有的抄寫員加快速度，還必須僱更多的幫手。廣告發出之後，有天上午，有個動作呆呆的青年人來到辦公室的門口，門是開著的，當時是夏天。至今他的形象還歷歷在目——面色蒼白而衣著整潔，可憐巴巴又不失體面，無藥可救的淒涼無助！這個人就是巴特比。
問了幾句有關他的資歷的話之後，我僱了他，很高興在我的抄寫員班子中又添了一個樣子如此沉穩的人，以為這有利於調和火雞的衝動脾氣和鉗子的火爆脾氣。
我該早點兒說一說，我的事務所辦公室由磨砂玻璃推拉門隔成了兩間，抄寫員佔一間，我佔另一間。至於這玻璃門開著還是關著，這由我的心情而定。我決定在玻璃門邊給巴特比指定一個角落，而且是在我這邊，這樣，如果我有什麼小事要辦的話，就可以比較方便地召喚這個安靜的年輕人。我把他的桌子擺在房間裡的一道小小的側窗旁，以前，從這道窗還能看到陰暗的後院的側面和磚牆，後來窗子加高了，就什麼也看不到了，不過還能透一些光線進來。窗外一米開外就是一堵牆，光線就是從這上面很高的地方、兩座高樓之間的狹縫裡透過來的，就好像從圓頂上一道很小的開口透過來一樣。做了這樣滿意的安排之後，我還搞到了一張高高的綠色摺疊屏風，這樣就把巴特比和我的視線完全隔開，他也能聽到我的聲音。如此安排之後，隱私問題和交流問題都解決了。
起初，巴特比做了格外多的抄寫工作。好像飢餓了很久的人見到了食物，而抄寫活兒就是食物一樣，他把我的檔案狼吞虎嚥進去，而且還不停下來消化。他幹起活兒來沒日沒夜，晚上還點上蠟燭夜以繼日。如果他努力又開心的話，我會為他的勤奮而高興。可是，他只是安靜地、默默地、機械地抄寫個不停。
當然，保證抄件每一個字的準確是抄寫員責無旁貸的工作。如果辦公室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抄寫員，他們就可以相互驗證，一個念抄本，另一個拿著原件對照。這件事非常枯燥乏味，使人昏昏欲睡。我完全能夠想象，對於一些多血質性格的人，這個工作絕對不堪忍受。譬如說，我決不相信精力充沛的詩人拜倫會平心靜氣地坐下來，和巴特比一道校對一份法律檔案，五百頁，而且寫得密密麻麻、彎彎拐拐。
事情多的時候，我也時不時叫上火雞或鉗子，和他們一起校對比較簡單的檔案。我把巴特比安排在屏風後面這樣順手的地方，就是為了在遇到這樣零碎事情的時候，便於我叫他過來幫忙。我記得，他跟了我的第三天，當時他沒有自己抄寫的檔案需要校對，我又急於完成手邊的一件小事，我生硬地叫了一聲巴特比。當時很忙，也期望對方立即聽命，所以我坐在椅子上，埋頭看著桌子上的原稿，右手向旁邊伸出，多少有些著急地遞出抄件，便於巴特比從那個角落走出來，就可接過稿子，刻不容緩地開始幹活兒。
我就是以這樣的姿勢坐著叫了巴特比一聲，飛快地說明了要叫他做的事情——和我校對一份短短的檔案。巴特比並沒有從他那個小天地走出來，而是以特別溫和而堅定的聲音回答道：「我不願意。」想想看，當時我是多麼驚訝，不對，我是多麼目瞪口呆啊！
有一陣子，我一聲不響地坐著，極力恢復受到震驚而失常的官能。我立刻想到，是我的耳朵聽錯了，要不就是巴特比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於是我盡力以最清楚的聲音重複了我的要求。但是，得到的是同樣清楚、和先前一模一樣的回答「我不願意」。
「不願意。」我應聲重複道，非常激動地站起身，大踏步跨過房間，「你什麼意思？你瘋了嗎？我要你幫我比較一下這張紙——拿著。」我把紙朝他塞過去。
「我不願意。」他說。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他的臉很瘦削，灰色的眼睛暗淡而平靜。他沒有絲毫的激動。如果他的態度有哪怕絲毫的不安、憤怒、煩躁或者傲慢，換句話說，如果他身上有絲毫正常人的表現的話，我無疑會狠狠地把他從這座房子裡趕出去。不過當時的情況是，我想要扔出去的簡直就是我那尊灰白的西塞羅石膏像。我站著瞪了他好一陣子，他仍然繼續手中的抄寫。於是，我坐回自己的椅子。我想，這太不可思議了。該怎麼辦呢？所裡的事情又耽誤不得。我決定忘了眼下這件事，留待以後閒暇了再來解決。於是，我從另一個房間叫來了鉗子，檔案很快就校對好了。
幾天以後，巴特比完成了四份很長的檔案，這是在大法院一週內當我的面所做的證詞，一式四份。必須仔細校對。這是一份重要的檔案，必須準確無誤。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我把火雞、鉗子和小薑餅從另一間屋子叫了過來，我想讓四個夥計一人拿一份抄件，我來讀原件。火雞、鉗子和小薑餅都聽話地坐成一排，每人手拿一份檔案，然後我叫巴特比過來加入這個有意思的小組。
「巴特比！快點兒，我等著吶。」
我聽見他的椅子腿慢慢地刮擦著光禿禿的地板的聲音，不久後他出現了，站在他那領地的入口處。
「要做什麼？」他溫和地問。
「抄件吶，抄件吶，」我急匆匆地說，「我們要校對抄件。拿著。」——我把第四份抄件遞給他。
「我不願意。」他說，隨後輕輕地消失在屏風後面。
一時間，我就像化作了一根鹽柱，立在坐成一排的夥計們面前。回過神來之後，我朝屏風走過去，要他對如此過分的行為給出理由。
「你為什麼拒絕？」
「我不願意。」
要是換了別人，我會當場勃然大怒、破口大罵，毫不留情地把他從我面前扔出去。但是，巴特比身上有一種東西不僅奇怪地解除了我的武裝，而且觸動了我，使我不知所措。我開始和他講道理。
「我們要校對的是你自己抄寫的檔案。這是為了減輕你的工作，因為只做一次就把你抄寫的四份檔案校對完了。這是分內的工作。每個抄寫員都要幫忙檢查自己的抄件。對不對啊？你怎麼不說話了？回答我！」
「我不願意。」他的回答像笛聲一樣乾脆。我覺得，我給他講話的時候，他在仔細地掂量我的話，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無法反駁我無可辯駁的理由，但同時，某種壓倒一切的想法使他做出了那個回答。
「那麼，你是決意不答應我的要求——一個按慣例和常理做出的要求？」
他直截了當地讓我認識到，在這一點上我的判斷是對的。不錯，他的決定不可更改。
當一個人被某種前所未有的、毫無道理的粗暴方式所嚇倒之後，他往往會對哪怕是最明白無誤的信仰產生動搖，事實上，他會暗暗猜測，自己的信仰也許是好的，但所有的正義和道理都在別人那一方。因此，如果有不相干的人在場，他往往會求助他們，以支撐自己正在動搖的想法。
「火雞，」我說，「這件事你怎麼看？難道是我不對？」
「先生在上，」火雞說，聲音非常溫柔，「我認為您是對的。」
「鉗子，」我說，「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認為我該把他踢出辦公室。」
（理解力強的讀者應該明白，這是在上午，火雞的回答表述得禮貌而平靜，而鉗子的回答則火氣十足。用已經講過的一句話來說，鉗子的壞脾氣上班了，火雞的壞脾氣則下班了。）
「小薑餅，」我說，哪怕是最小的支援也要爭取，「這件事你怎麼看？」
「先生，我覺得他有點兒發瘋。」小薑餅答道，咧嘴一笑。
「你聽見他們說的話了嗎？」我對著屏風說，「出來幹活兒。」
但是，他一聲不吭。我痛苦而困惑地思考片刻。但是，生意耽誤不得啊。我再次決定等以後空閒時再來解決這個麻煩事。克服了不用巴特比所產生的一點兒麻煩，我們四人繼續校對檔案。每一兩頁，火雞都要恭敬地發表看法說這種幹法實在有點兒不合規矩；而鉗子則由於消化不良而緊張地在椅子上扭來扭去，時不時銼著牙齒朝屏風後那個頑固不化的笨蛋發出噝噝的咒罵。對於他（鉗子），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不拿報酬而替別人幹活兒。
與此同時，巴特比待在他隱居的那個角落，做著自己的事，對別的充耳不聞。
幾天過去了，那個抄寫員又在做一個很長的抄寫活兒。他最近行為頗不尋常，所以我密切地觀察起他來。我注意到，他從來不去吃午飯，事實上他哪兒也不去。就我所知，他就從來沒有出過辦公室。他永遠是那個角落的衛兵。大約十點鐘，當然是上午，我注意到小薑餅會走向巴特比那扇屏風的開口處，似乎悄悄地做了個從我這個角度看不見的姿勢。然後這孩子手裡會拿著幾個叮噹作響的便士離開辦公室，回來時把一把薑餅送到那隱士的角落，得到兩塊薑餅作為自己跑腿的回饋。
原來，他是靠薑餅填肚子啊，我想。準確地說，他從不吃午飯，那他準是只吃素食。可是不對呀，他甚至連蔬菜也不吃，他就吃薑餅。於是我便開始遐想起來，思考完全只吃薑餅會對人的身體產生哪些可能的影響。顧名思義，小薑餅含有生薑，是其獨特成分之一，而且是決定其風味的主要成分。那麼什麼是生薑呢？一種辛辣的東西。巴特比辛辣嗎？一點兒也不。這麼說，生薑對巴特比不起作用。也許他不喜歡薑餅裡有姜。
最讓一個認真的人惱火的莫過於消極抵抗。倘若受到抵抗的人非常仁慈，而抵抗的人因消極而完全無害，那麼在前者心情好的時候，只好仁慈地努力用想象來解釋用判斷力解決不了的問題。即使是這樣，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還是尊重巴特比和他的習慣的。可憐的傢伙！我想，他不是存心要搗亂；很顯然，他並不想粗魯無禮；他的行為足以說明他的怪異行為完全是身不由己。他對我很有用。我能容得下他。如果我把他趕走，沒準兒他會落到不那麼寬宏大量的僱主手裡，他就會受到粗暴的對待，甚至還可能落到餓死街頭的地步。對呀，在這個問題上，只需舉手之勞，我就可以博得一個大大的自我欣賞。對巴特比友善一點兒，對他的古怪的任性遷就一點兒；這費不了我什麼事，而這在我的靈魂中還可以為良心新增一道美味的小吃。但是，這種好心情可不是隨時都有的。巴特比的消極反抗有時候使我惱怒。我覺得莫名其妙地受到刺激，要招惹他和我形成新的對峙，要在他身上激起憤怒的火花，以對付我的憤怒。但這的確無異於想用手指關節在溫莎牌肥皂上打火——白費力氣。然而，有一天下午，邪惡的衝動控制了我，於是就出現了以下小小的場面：
「巴特比，」我說，「這些檔案都抄好之後，我要和你校對一遍。」
「我不願意。」
「為什麼？你肯定不是成心要把你那執拗的荒唐想法堅持到底吧？」
沒有回答。
我一把推開旁邊的推拉門，朝火雞和鉗子激動地喊道——
「這是第二次了，他說他不願意校對自己抄的檔案。你怎麼看，火雞？」
當時是下午，請記住。火雞坐在那裡，像個燒得通紅的黃銅鍋，禿頭冒著熱氣，雙手在墨汁斑斑的檔案中畫來畫去。
「怎麼看？」火雞咆哮道，「我真想走到那屏風後面，把他眼睛打青！」
火雞一邊說，一邊站起身，雙臂擺出個拳擊的架勢。他正要衝過去兌現自己的承諾，我攔住了他，很是惶恐，我隨隨便便說一句，竟產生了如此嚴重的後果，激起火雞午飯後的鬥志。
「坐下，火雞。」我說，「聽聽鉗子怎麼說。你怎麼看，鉗子？我馬上解僱巴特比是不是有道理？」
「對不起，這該您來決定，先生。我覺得他的行為相當反常，而且對火雞和我不公平。不過，也可能是一時任性吧。」
「啊，」我大聲說，「這麼說你改變了看法，這很奇怪——現在你說起他來口氣很溫和嘛。」
「都是啤酒灌的，」火雞叫道，「溫和是啤酒的效果——我和鉗子今天一起吃的飯。您瞧我多溫和啊，先生。我過去打腫他的眼睛如何？」
「你是說巴特比吧，我猜。不要，今天不要，火雞，」我答道，「把拳頭收起來好了。」
我關上隔門，再次朝巴特比走過去。我覺得許多東西命中註定般刺激著我。一次又一次遭到反抗，這讓我怒火中燒。我記得，巴特比從來沒有離開過辦公室。
「巴特比，」我說，「小薑餅不在，你去一趟郵政局，好嗎？（只不過三分鐘路程）去看看有沒有我的郵件。」
「我不願意。」
「你不去？」
「我不願意。」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椅子，坐在那裡琢磨起來。我那盲目的倔脾氣又上來了。難道還有任何別的事情會讓我受到這個瘦骨嶙峋、一文不名的怪物——我自己僱的職員——如此丟人的拒絕嗎？還有別的什麼合情合理的事情，他一定會斷然拒絕去做呢？
「巴特比！」
沒有回答。
「巴特比。」我提高了嗓門。
沒有回答。
「巴特比。」我咆哮起來。
就像一個聽了魔咒的召喚應聲而至的幽靈一樣，在我叫他第三次的時候，他從他隱居的角落入口處現身了。
「到那個房間去，叫鉗子到我這兒來。」
「我不願意。」他恭敬地輕聲說道，然後溫和地消失了。
「好得很，巴特比。」我說，聲音平靜、沉著、嚴肅而剋制，暗示我已經打定主意，很快就會採取某種可怕的報復措施。當時，我真有點兒想說幹就幹。但轉念一想，快到午飯時間了，心裡受了這麼多的挫折和煩惱，我覺得最好戴上帽子回家去。
我該承認現實嗎？整件事情可以歸結如下：這個現象不久就成了我事務所的常態；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抄寫員，名叫巴特比，在所裡有一張辦公桌；他為我做抄寫工作，報酬通常為每頁（一百字）四美分；但他永遠免除了校對自己抄寫的檔案的任務；這個任務轉給了火雞和鉗子，以獎賞他們格外的仔細；還有，無論任何情況下也不能支使巴特比去做那些最為雞毛蒜皮的小差使；哪怕是懇請他做這種小事，大家都知道他不願意——也就是說，他會斷然拒絕。
一天天過去了，我對巴特比變得相當適應了。他的堅定，他的專注，他一貫的勤奮（除了他在屏風後站著發呆的時候），他的安靜，他任何情況下都一成不變的舉止，由於這一切，他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物。最主要的是——他一直待在那裡——從早上，整個白天，直到晚上。我很信任他的誠實，把最重要的檔案交到他手裡我最為放心。由於我的脾氣的緣故，我也難免突然對他發作一通。這是因為，你時時刻刻都會想到他那些不可思議的怪癖、優待、他自己規定的這也不幹那也不幹的特權，把這作為他留在事務所的前提條件，而每想到這些都是相當讓人難受的事情。有時候，我在處理緊迫的事務的時候，會以短促快速的語調召喚巴特比，請他——譬如說——用手指按住紅帶子的一頭，便於我用帶子捆紮檔案。不用說，屏風後面傳來的回答照樣是「我不願意」。遇到如此怪癖的、如此不可理喻的人，一個具有一般人弱點的人怎麼可能不發火呢！然而，每次受到這種羞辱之後，我便更加小心，儘量減少再犯這種粗心大意的錯誤。
這裡我必須說明，在擁擠的法律大樓的律師事務所裡，大多數從事法律事務的先生們都有一個習慣，我也不例外：我的辦公室有好幾把鑰匙。一把在閣樓上的女住戶手裡，她每天來我辦公室掃地撣灰，每週做一次擦洗。為方便起見，火雞也拿有一把。第三把鑰匙我有時候放在自己衣袋裡。第四把我就不知誰拿去了。
有一個禮拜天的上午我湊巧去了三一教堂，去聽一位著名的神父佈道，到那裡後覺得還太早，於是決定還是到事務所去待一陣子。幸好我帶了鑰匙，把鑰匙插入鑰匙孔的時候，覺得裡面插有什麼東西，我的鑰匙插不進去。我吃驚地喊叫起來，然後驚慌地發現，一把鑰匙從裡面轉動了，巴特比鬼影一樣地出現了，瘦削的臉露了出來，扶著微微張開的門，只穿著襯衫，也可說是衣衫不整，一副邋里邋遢的樣子。他輕聲說「對不起」，但他很忙，此時不願放我進去。他甚至還加上一兩句話，說我大概最好圍著街區轉兩三圈，到那時大概他的事情也就做好了。
巴特比突如其來的出現，他在禮拜天像個房客一樣住在我的事務所裡，形容枯槁、彬彬有禮、堅定而自信，這一切在我身上產生了莫名其妙的效果，我不由自主地拔腿從我自己的房門偷偷走開，而且是心甘情願地走開。但是，對這個溫和、無恥而且不可理喻的抄寫員，我是既想反抗而又力不從心，所以心裡湧出一陣又一陣各種各樣的痛苦。事實上，正是他奇妙的溫和態度，不僅解除了我的武裝，而且實際上使我喪失了男子氣概。我覺得，一個人如果一聲不吭地允許自己的僱員對自己發號施令，要自己從自己的房子走開，這就是一種沒有男子漢氣概的表現。還有，禮拜天一大早巴特比在我的辦公室，只穿襯衫，或者說衣衫不整，他到底在做什麼呢？對此我深感不安。難道這裡有什麼不對勁嗎？不對，這不可能。不能認為巴特比是個墮落的人，哪怕是一秒鐘也不行。但是，他在那裡幹什麼呢？——抄寫？還是不對，巴特比是有很多怪癖，但他是個特別禮貌得體的人。他絕不肯近乎赤身裸體地坐在寫字桌前。再有，這是禮拜天，巴特比身上有一種東西，使人不能揣測他在做世俗的事情，從而壞了這一天的規矩。
然而，我的心還是不能平靜。出於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我最後還是回到了門口。這次我順利地插入鑰匙，開門進屋。巴特比不在。我緊張地看了看四周，瞧了瞧屏風後面，顯然他不在。更仔細地把屋裡檢查一遍之後，我猜測，不知道有多長時間，巴特比一定是吃飯、穿衣、居住都在我的辦公室裡，而且沒有盤子，沒有鏡子，也沒有床。角落裡一張搖搖晃晃的舊沙發墊子上隱隱有個瘦小的人躺過的印記。在他的寫字桌下，我找到了一張捲起的毯子；空空的壁爐格柵下，有一個黑乎乎的箱子和一把刷子；椅子上，有一個鐵皮盆子、一塊肥皂和破爛的毛巾；一張報紙上，有一些薑餅渣，還有一塊乳酪。我想，很顯然巴特比在這裡安家了，在這裡過起了單身漢的日子。我心裡立刻湧起一種感覺，這是多麼悲慘的孑然一身而孤苦伶仃的生活啊！他極度窮困，又那麼孤獨，多可怕啊！想想看，在禮拜天，華爾街像佩特拉古城一樣空無一人；每天晚上，這裡空蕩蕩的。這座大樓，工作日的白天熙熙攘攘，而夜幕降臨後一片空曠，整個禮拜天，這裡只有淒涼。而巴特比竟然在這裡安了家。他是一個孤獨的看客，把獨處看成繁華——就像一個單純的、轉世的蓋烏斯·馬略，在迦太基的廢墟上沉思！
平生第一次，我陷入了一種難以遏制的、痛心的悲哀。這之前，我經歷過的悲哀往往不乏喜悅的意味。而此時，人性共同的紐帶不可抗拒地把我拉進傷心之境。這是兄弟之間的悲哀！因為我和巴特比同為亞當的子孫。我還記得當天看到的鮮亮的綢緞華服，那些容光煥發的面龐，人們身著盛裝，天鵝般地遊過百老匯這條密西西比河。我拿這些人和臉色蒼白的巴特比做一對比，我想，唉，因為幸福吸引光明，所以我們覺得世界一片快樂；而不幸藏於冷漠，所以我們認為世上沒有悲哀。這些悲傷的狂想——無疑是病態而愚蠢的大腦想出來的噴火女怪——又使我聯想到有關巴特比怪癖的更多、更特別的想法。還會發現更多奇怪的事情，這種不祥的預感在我四周盤旋。抄寫員蒼白的身體浮現在我的眼前，裹在顫抖的裹屍布裡，躺在漠不關心的陌生人中間。
突然，我注意到巴特比關著的寫字桌，鑰匙留在鎖孔裡，所以十分顯眼。
我想，我不是居心不良，也不是為了滿足冷酷的好奇心；再說，桌子是我的，桌子裡的東西當然也是，所以我要冒昧地看看桌子裡面。一切擺得井井有條，檔案放得整整齊齊。檔案格很深，拿出檔案後，我伸手朝裡摸進去。我立刻感覺到那裡有什麼東西，就把它拉出來。那是一張花綢大手帕，有點兒重，打著結。我解開手帕，發現裡面是一張儲蓄銀行存單。
此刻，我回想起我在這個人身上注意到的種種安靜而神秘的表現。我記得他除了回答問題，自己從不主動講話；雖然有時他也有很多空閒時間，但我從來沒有見他看書——從來沒有，連報紙也不看；在屏風後面，他常常站在那扇小窗前，看著那道沒有窗戶的磚牆；我相信他從未去過餐廳或飯鋪。他蒼白的臉色清楚地表明他從來不像火雞那樣喝啤酒，甚至也不像其他人那樣喝茶和咖啡；他從來沒去過我所知道的什麼特別的地方；從來不出去散步，除了此時此刻是個例外；他不願講自己是誰、從哪裡來、世上有什麼親戚。雖然很瘦，臉上沒有血色，但他從來沒有提到過自己生病。更主要的，我想起了那種微微的——怎麼說呢——微微的高傲神態，或者說嚴格的自我封閉，這讓我害怕，所以乖乖地順從了他的種種怪癖，不敢請求他為我做哪怕是最小的事情，儘管我知道，在那道屏風後面，他一定面對那道死牆，陷入沉思，因為他好長時間沒有動靜。
回想所有這些事情，聯想到剛剛發現的事實，他把我的辦公室當作了自己的住處、自己的家，當然還有他病態的鬱鬱寡歡；回想所有這些事情，我心裡悄然產生一種謹慎的感覺。我起初的感覺是純粹的哀傷和最真摯的憐憫，但隨著巴特比的淒涼在我心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我的哀傷變成了恐懼，我的憐憫變成了厭惡。一個非常真實而可怕的事實是，想到或看到悲慘的事情，達到一定的程度，我們會產生深切的悲憫，而在有些情況下，超過這個限度，反而不會產生這樣的感情。有人認為，這統統來自於人性與生俱來的自私，這種說法不對。這分明是因為那悲慘的人的肌體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我們無可奈何。對一個感性的人來說，憐憫往往就是痛苦。當最終意識到這樣的憐憫無濟於事的時候，常識就會讓靈魂擯棄這憐憫。那天早晨我看到的使我相信，抄寫員是與生俱來的、無藥可治的心理失調。我可以伸出援手救治他的身體，但是，他的身體沒有病痛；他痛苦的是靈魂，而對他的靈魂，我鞭長莫及。
那天早晨，我沒有按原計劃去三一教堂。我看到的事使我暫時失去了去教堂的心情。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該拿巴特比怎麼辦。最後，我打定主意——明天早上，我要問他幾個溫和的問題，涉及他的經歷之類的問題，如果他拒絕坦白地、無所保留地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他是不願意回答的），我就給他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就算是我欠他的，告訴他我不再需要他的服務；如果他用得著我的幫助，我會樂意為之，特別是如果他想回老家，不管什麼地方，我都願意支付路費；還有，如果到家後無論什麼時候覺得需要我的幫助，只要給我寫信，我一定答覆。
第二天早上到了。
「巴特比。」我溫和地隔著屏風朝他說。
沒有回答。
「巴特比，」我說道，口氣更加溫和，「到這裡來一下。我不會叫你做任何你不願意的事情——只是想和你說說話。」
這時，他悄無聲息地出現了。
「巴特比，告訴我你是哪裡出生的，好嗎？」
「我不願意。」
「講講你自己的事，好嗎？」
「我不願意。」
「你拒絕和我講話的理由是什麼呢？我覺得自己對你很友好啊。」
我說話時他沒有看我，而是盯著西塞羅石膏像，當時我坐著，那尊石膏像就在我背後，高出我頭頂六英寸。
「你做何回答，巴特比？」等了許久之後，我又問道，他的表情依然一動不動，只見薄薄的、蒼白的嘴唇難以察覺地微微顫動。
「目前我不願回答。」他說，回到了他隱居的地方。
我承認自己相當軟弱，但他這次的態度激怒了我。他的態度不僅有一種輕蔑，而且他的緘默分明是不知好歹，要知道我對他是那麼關照，那麼寬宏大量。
我又一次坐下來深思該怎麼辦。雖然進辦公室的時候我對他的行為很惱火，還決定解僱他，然而，我很奇怪地覺得有某種超自然的東西在衝擊著我的心，阻止我採取措施，還責備我，說我要是膽敢對這個最孤苦的人哪怕說一句不敬的話，我就是個壞蛋。最後，我親切地把自己的椅子拉到屏風背後，坐下說道：「巴特比，別再把說出自己的經歷這種事情放在心上了，不過，讓我以朋友的身份懇求你，以後儘量遵守辦公室的慣例。請現在答應我，你明天或者後天願意參加校對檔案；請現在答應從一兩天後開始你要講點道理——請你答應我，巴特比。」
「目前我不願意講點道理。」這就是他溫和而有氣無力的回答。
就在這時，推拉門開了，鉗子走了過來。似乎因為特別嚴重的消化不良而徹夜未眠。他聽到了巴特比最後這幾個字。
「不願意，是嗎？」鉗子咬牙切齒地說，「我倒是願意，要是換了我，先生，」他這是在對我說，「我倒是願意，我倒是願意親近親近他，這頭犟驢！請告訴我，先生，他這回不願意做啥？」
巴特比一個指頭也沒動。
「鉗子先生，」我說，「我倒是願意你走開一會兒。」
近來，即使在不完全合適的場合，我都會不由自主地使用「願意」這個詞兒了。我不寒而慄地感到，和這個抄寫員的交往已經嚴重影響到我的心理。難道這還不足以產生更進一步的、更反常的後果嗎？這種擔憂促使我要斷然採取措施。
鉗子酸溜溜、悶悶不樂地走開了，這時火雞恭敬而殷勤地走過來。
「先生明察，」他說，「昨天我還在這裡想著巴特比呢，我覺得，要是他願意每天喝一夸脫蘋果酒，這對他的毛病很有效，還可以使他參加校對他自己抄的檔案呢。」
「看來你也用慣那個詞兒了。」我說，有些激動。
「先生明察，哪個詞兒啊？」火雞問道，恭恭敬敬地塞進屏風後那點狹小的空間，弄得我擠了一下那個抄寫員，「哪個詞兒啊，先生？」
「我願意一個人待在這裡。」巴特比說，似乎因為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而生氣了。
「就是這個詞兒，火雞，」我說，「就是它。」
「哦，願意？哦，是的——奇怪的詞兒。我自己從來不用。但是先生，我想說，如果他願意——」
「火雞，」我打斷他的話，「請你離開。」
「哦，當然，先生，如果您願意。」
他推開推拉門準備離開的時候，坐在自己寫字桌前的鉗子看到了我，問我是願意他把一份檔案抄在藍色紙上還是白色紙上。他絲毫沒有故意強調「願意」這個詞兒。顯然，這個詞兒是自動地從他的舌頭上滾出來的。我心想，我非把那個瘋子趕走不可了，即使說他還沒有改變我和我的僱員的腦子，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舌頭了。但是，我還是覺得謹慎為好，不宜馬上就宣佈解僱。
第二天，我注意到巴特比什麼也不幹，就站在窗前，面對那堵死牆沉思著。問他為什麼不抄寫，他說自己已決定再也不抄寫了。
「為什麼，怎麼回事？」我叫道，「再也不抄寫了？」
「再也不。」
「什麼理由呢？」
「你自己還沒看出理由嗎？」他無動於衷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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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