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人們對於城裡掛著「龍旗」，「五色旗」，或「日本旗」，是毫不關心的。對於皇帝，總統，或皇后當權，是不大注意的。城裡的人們卻大不同了：他們走在街上，坐在茶肆，睡在家裡，自覺的得著什麼權柄似的。由學堂出身的人們，坐在公園的竹椅上，拿著報紙，四六句兒的念，更是毫無疑惑的自認為國家的主人翁。責任義務且先不用說，反正國家的主人翁是有發財升官的機會，是有財上加財，官上加官的機會的。誰敢說我想的不對，誰敢說我沒得權柄？！米更貴了，兵更多了，稅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鄉下人的事，那是鄉下人的事！……

他們不但這樣想，也真的結黨集社的「爭自治」，「要民權」，發諸言語，見之文字的幹起來。不但城裡這樣的如火如荼，他們也跑到鄉間熱心的傳播福音……

北京自治討成會，北京自治共成會，北京自治聽成會，北京自治自進會，……黑牌白字，白牌綠字，綠牌紅字，不亞如新闢市場裡的王麻子，萬麻子，汪麻子，……一齊在通衢要巷燦爛輝煌的掛起來。鄉間呢，雖不能這樣五光十色，卻也村頭村尾懸起郊外自治幹成會……的大牌。鄉民雖不認識字，然而會猜：

「二哥！又招兵哪！村頭豎起大牌，看見沒有？」一個這樣說。

「不！聽說圍起三頃地，給東交民巷英國人作墳地，這是標記。」一個這樣答。

兩個，三個，四個，至於七八個，究竟猜不透到底是招兵還是作洋墳地。可是他們有自慰的方法：這七八個人之中的一個，楊木匠，斷定了那塊寫著不可捉摸的黑字的牌子是洋槐木作的。王老叔起初還爭執是柳木，經幾次的鑑定，加以對於楊木匠的信仰，於是斷定為洋槐木，然後滿意的散去。

過了幾天，二郎鎮上的人們驚異而新奇的彼此告訴：「關裡二郎廟明天開會。老張，孫八，衙門的官人都去，還有城裡的有體面的人不計其數。老張，孫八就是咱們這裡的代表。……」

這個訊息成了鎮上人們晚飯後柳蔭下的夕陽會聚談的資料。王老叔對孫八，老張加以十分敬意的說：

「到底人家紳士和作先生的，有表可帶，才當帶表，像咱們可帶什麼？」

褚三卻撇著嘴，把頭上的青筋都漲起來，冷笑著說：

「王老叔！褚三雖不曾玩過表，可是拿時候比表還準。不論陰天晴天永不耽誤事。有表的當不了晚睡晚起誤了事，沒表的也可以事事佔先。」

王老叔也贊成褚三的意見。於是大家商議著明天到關裡看看熱鬧。太陽漸漸的向西山後面遊戲去，大地上輕輕的鎖上一帶晚煙，那是「無表可帶」的鄉民們就寢的時候了。

第二天真的二郎廟外老早的立上幾個巡擊兵。老張，孫八都穿了夏布大衫，新緞鞋，走出走入。老張仰著臉，足下用力壓著才抹上煤油的紅皮鞋底，作出嘎嘎的輕響。

「前面的是孫八，後面的是老張。」廟外立著的鄉民指指點點的說。然後兩個人又走出來，鄉民們又低聲的彼此告訴：「這回前面是老張，後面的是孫八。」老張輕扭脖項，左右用眼一掃，好似看見什麼，又好似沒看見什麼，和兵馬大元帥檢閱軍隊的派頭一樣。

城裡的人們陸續著來到，巡擊兵不住的喊：「閃開！閃開！這裡擠，有礙代表的出入！家去看看死了人沒有，開自治會與你們何干！去！去！」

鄉民們也啞然自笑明白過來：「可說，自治會又不給咱一斗米，何苦在這裡充義務站街員！」於是逐漸的散去，只剩下一群孩子們，還爭著賞識各路代表的風光。

開會的通知定的是九點鐘開會，直到十二點鐘，人們才到齊。只聽一陣鈴聲，大家都坐在二郎廟的天棚底下，算是開會。

重要人物是：北郊學務大人南飛生，城北救世軍軍官龍樹古，退職守備孫佔元（孫八的叔父），城北商會會長李山東，和老張，孫八。其餘的大概都是各路代表的埋伏兵。

聽說在國會里，管埋伏兵叫作「政黨」，在「公民團」裡叫作「捧角」，有些不體面的北京人，也管「捧角的」叫作「捧臭腳」。要之，埋伏者即聽某人之指揮，以待有所動作於團體運動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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