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文舅舅不是一直當縣政府律師的。不過，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兒，而且他不當縣政府律師的時間很短，短得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記得。就是上歲數的老人也不是個個都想得起來有這麼回事。因為他當時只承辦了一件案子。
當時，他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八歲，離開州立大學法學院才一年。他在外公的建議下才在讀完哈佛和海德堡兩所大學回家以後，又去上了州立大學法學院。他是主動接管這件案子的，還勸外公不要插手，讓他一個人來負責。外公照辦了，因為人人相信，這案子簡單得很，只走走形式就能了結。
於是，他受理了這一案件。多年以後他還說，無論在他當私人律師還是當公訴人期間，這是他堅信正義和公理在他手裡而又偏偏輸掉的唯一一件案子。其實，他不能說是輸掉了——因為在秋季法庭受審期內，這案子算是誤判，第二年春季法院受審期做出無罪釋放的決定。被告是個體面的富裕農民、丈夫和父親，叫布克賴特，來自我們縣偏遠的東南角的一個叫法國人灣的地方；受害人是個愛說大話趾高氣揚的暴徒，他自稱巴克·桑普，不過，那些在他待在法國人灣的三年裡被他用拳頭征服的年輕人叫他「噴鼻息的公羊」；他無親無故，一夜之間，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他是個惹是生非好打架的人，是個賭棍，大家都知道他私自釀造威士忌酒。還有一次，他趕著一群偷來的牲口去孟菲斯，半道上被人發現，牲口主人馬上拿出證據證明誰是牲口的主人。他拿出一張出售牲口的票據，但縣裡沒人認識單據上籤了名的那個人。
那件事本身是個古老而毫無新意的故事：一個十七歲的鄉下姑娘，被小夥子的吹噓、勇武、大膽和他那張能說會道的嘴挑逗得想入非非；做父親的給她講道理，跟一般做父母的遇到這類事時表現得完全一樣；接下來便是禁令、封鎖、不得出門和不可避免的午夜私奔；於是，第二天凌晨四點鐘，布克賴特叫醒治安法官、區首席官員威爾·凡納，把手槍交給凡納，並且說：「我來自首。兩小時以前，我殺了桑普。」最早趕到現場的名叫奎克的鄰居發現桑普手裡有一把拔出一半的手槍；孟菲斯的報紙對這件事作了報道；一週以後，有個自稱是桑普妻子的女人來到法國人灣，她出示結婚證書表明身份，一心想領取他也許留在身後的錢財或家產。
我還記得大陪審團發現居然真有申訴狀時的驚訝；法庭書記員宣讀起訴書時，人們打賭說，陪審團用不了十分鐘便能做出決定，賭注高達二十比一。區檢察官居然不出面，讓一個助手來出庭。不到一小時，一切證據都陳述完畢。於是，加文舅舅站了起來，我記得他當時望著陪審團的神情，他看了看十一位農民和店主，也看了看第十二個人，那個斷送他勝訴機會的人，他也是個農民，一個瘦小的人，頭髮花白而稀疏，一副山裡農民的長相——看上去，瘦弱憔悴、勞累過度卻又讓人覺得他是摧不垮壓不斷的，他似乎剛過五十就進入耄耋之年，因而能抵擋時光的銷蝕。加文舅舅的聲調很平靜，幾乎有點單調，不像刑事法庭裡常能聽到的拿腔拿調的叫嚷；只是他的詞句跟他在以後生涯中用的不太一樣。不過，就在那時候，儘管他才幹了一年，他已經知道該怎麼講話了。我們鄉下所有的人，無論是山裡人、黑人還是平原地區有錢的種植園主，都聽得懂他在說些什麼。
「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所有的南方人，從一生下來便受到教育，知道有幾件事情是高於一切的。其中的第一件——並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件；只是首要的事情中的一件——便是：如果有人傷害了一條生命，他只能以命相抵；所以一人死亡只是事情的一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在那天夜裡在被告離家以前阻止他，從而拯救兩條生命；我們至少可以拯救一條生命，即使我們不得不為了阻止被告而奪去他的生命。只是，我們並沒有及時瞭解一切。而這正是我要講的內容——不是關於死者，死者的品德和他所幹的那件事的道德性；不是關於自衛，論證被告是否有充分理由把問題發展到傷害生命的地步。我要談的是關於我們這些沒有死的人和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關於我們大家，本心想做得正確的人，不想傷害別人的人；有著錯綜複雜的強烈的激情、感情和信念的人，我們在接受或拒絕這些複雜的激情、感情和信念問題上無可選擇，無論我們有還是沒有這一切，我們都盡力而為——這位被告，也是一位有著同樣的錯綜複雜的激情、本能和信念，他遇到了一個問題——他女兒必然會遇到的苦難。他的女兒，由於年輕人的剛愎自用和愚蠢——這也是她跟別人一樣並沒有主動要求繼承的亙古以來的複雜的激情、本能和信念——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於是，他盡他最大的能力和信念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沒有要求別人幫忙，默默地接受他自己的決定和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他坐下了。區檢查官的助手僅僅站起來，向法庭鞠躬致意，然後又坐下了。陪審團出去了，我們大家並沒有離開屋子。連法官都沒有退席。我記得，長凳上方的時鐘走過十分鐘，又走過半小時，法官示意叫過來一個法警，悄悄跟他說了句話，法警走了出去又走了回來，稍稍地對法官說了幾句，法官站起身，小木槌一敲，宣告休庭。人們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某樣東西傳遍整個屋子。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吃了飯又趕回城裡。辦公室還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外公一向不管誰給絞死了，誰沒有給絞死，他吃過飯總要睡午覺，可他第一個回來了。三點鐘過了，全鎮的人都知道，加文舅舅的陪審團由於一個人而不能做出一致的決定，十一個人贊成無罪釋放，一個人反對。這時候，加文舅舅匆匆走了進來，外公說：「唉，加文，至少你及時把說的話停了下來，只讓你的陪審團沒做出一致決定，而沒讓你的委託人給絞死。」
「說得對，先生。」加文舅舅說。他看著我，目光明亮，面龐消瘦、敏感，蓬亂的頭髮開始花白了。「過來，契克，」他說，「我找你有點事。」
「請弗雷澤法官允許你撤回你的演說吧，讓查利替你做總結。」外公說。可我們已經走出屋子，下了樓梯。加文舅舅走了一半停了下來，我們站在樓梯中央，離上面和下面都一半的地方，他的手放在我肩上，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聚精會神了。
「這沒有什麼不光明正大的，」他說，「很多時候，正義是通過經不起檢驗的方法而得以實現的。他們把陪審團的人挪到朗絲韋爾太太做飯的後屋去了。那間屋子正對著那棵桑樹。要是你能溜進後院而不給人發現，爬樹的時候要小心——」
沒有人看見我進院子。可我能透過隨風搖曳的桑樹葉子向屋裡望去，不僅看見還聽見——在房間的那一頭九個氣呼呼的帶厭惡神情的人懶散地靠坐在椅子裡；工長霍蘭先生和另外一個人站在那個瘦小、憔悴、乾癟的男人的椅子前面。他叫芬奇雷。我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因為加文舅舅說過，在我們這地方你要想當個成功的律師或政客的話，你不需要能說會道，連頭腦都用不著，唯一需要的是好記性，能記得住人的名字而不出差錯。不過，我總是會記住他的名字的，因為他叫石壁·傑克遜——石壁·傑克遜·芬奇雷。
「難道你不承認他要帶著布克賴特十七歲的女兒逃跑？」霍蘭先生說，「難道你不承認他們發現他的時候，他手裡拿著槍？難道你不承認他剛一入土就來了個女人證明她是他的妻子？難道你不承認他不光是個無賴還是個危險人物；如果布克賴特沒殺了他，遲早會有別人這麼幹的，只不過布克賴特運氣不好倒了黴。」
「你說的都對。」芬奇雷說。
「那你還想要什麼？」霍蘭先生問道，「你想幹什麼？」
「我實在沒辦法，」芬奇雷說，「我不能投票贊成布克賴特先生應獲得自由。」
他果然沒投贊成票。當天下午，弗雷澤法官解散了陪審團，宣佈案子在下一個法院受審期內重新審理。第二天早上，我還沒吃完早飯，加文舅舅就來找我了。
「告訴你媽，我們可能得在外面過夜，」他說，「告訴她我保證不讓你挨槍打，挨蛇咬，也不讓你灌太多的果味汽水……因為我一定得弄個明白。」他說。我們現在把車開得飛快，過了東北路，他目光明亮，並不迷茫，只是堅定而又熱切。「他在縣的另一頭，離法國人灣三十英里的地方出生、長大，一輩子沒離開過那個地方。他宣誓時說他以前從來沒見過布克賴特。你看他一眼就會明白他從來沒時間擺脫苦活去學會撒謊。我猜他以前連布克賴特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
我們開車趕路快到中午時分。我們現在是在山裡了，離開了富饒的平地，到了松樹和蕨叢裡面，這裡土地貧瘠，小塊小塊偏斜的瘦田裡長著枯萎的玉米和棉花，不知怎麼回事，它們活了下來，就像它們供衣穿供食用的人多多少少熬了下來一樣。我們驅車走過的路連小道都不如，彎彎曲曲，又狹又窄，坑坑窪窪，塵土遍地，汽車多半時候只能掛二擋。後來，我們總算看見信箱了，看見簡陋粗略的幾個大字：芬奇雷；信箱後邊是一幢兩間房間帶露天門廊的小木屋，連我，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都一眼看出，這裡已經很多年沒有女人的照料了。我們走進大門。
這時候，一個聲音喊了起來，「站住！站住，不許過來！」我們先頭並沒看見他——一個小老頭，光著腳，鬍子雪白、粗短而蓬亂，穿著一身帶補丁的、洗得發白、跟脫脂牛奶顏色差不多的勞動布衣服，個子比他兒子還要瘦小。他站在破敗的門廊邊上，胸前端著一杆獵槍，渾身哆嗦，因為生氣，也許是因為年紀太大而不由自主。
「芬奇雷先生——」加文舅舅說。
「你們糾纏他折磨他夠厲害了！」老頭說。他氣壞了；他的嗓門彷彿突然升高，更為兇狠，帶著難以控制的火氣：「出去！不許上我地裡來！滾！」
「來吧。」加文舅舅平靜地說。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熱切、堅定而嚴肅。我們現在不開快車了。不出一英里，我們便又見到了一個信箱。這一次，那房子是粉刷過的，臺階兩邊種的是喇叭花，周圍的土地要肥一些，而且，這一回，那個男人從門廊裡站起來，走下臺階到大門口。
「你好，史蒂文斯先生，」他說，「這麼說來，傑克遜·芬奇雷讓你的陪審團懸而不決。」
「你好，普魯伊特先生，」加文舅舅說，「看來他讓他們沒法做出一致的意見。告訴我，怎麼回事？」
於是，普魯伊特先生把一切告訴了他，儘管那時候，加文舅舅有時候會忘了注意他的講話，會倒回去用哈佛大學甚至海德堡大學的語言。大家好像一看他的臉便知道，他提出問題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只有媽比我知道得還多。」普魯伊特說，「上門廊裡來吧。」
我們跟著他走進門廊，一位胖乎乎的白頭髮老太太，戴著一頂乾乾淨淨的條紋布的寬邊遮陽女帽，穿一身乾乾淨淨的條紋布女裙，圍了條潔白的圍裙，正坐在矮搖椅裡往一個木碗裡剝紫花豌豆。「這位是史蒂文斯律師，」普魯伊特說，「史蒂文斯上尉的兒子，從鎮上來的。他想打聽傑克遜·芬奇雷的情況。」
於是，我們也坐了下來，他們兩人講了起來，兒子和母親輪流著講。
「他們那塊地，」普魯伊特說，「你從大路上可以看到一點。你看不到的那一片並不好多少。他爸和他爺爺都種這塊地，養活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付了稅還從來不欠人錢。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做到這一切的，不過，他們做到了。傑克遜小時候剛長到夠得著犁把扶手時就下地幫忙幹活了。不過，他後來沒長高多少。他們個子都不高。我猜這是他們能靠地養家付稅不欠債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時候，傑克遜管起了這塊地，他在地裡幹到快二十五歲，可看上去像是四十歲的人了。他不求人照顧，也不結婚，什麼都不是，光是他和他爸兩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飯，自己洗洗涮涮。他和他爸兩人才有一雙鞋，他怎麼結得起婚？如果真值得找個老婆的話，那地方已經害死了他媽和他奶奶，她倆都沒到四十歲就去世了。有天晚上——」
「胡說八道，」普魯伊特太太說，「你爸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們頭上沒有一片自己的瓦，住的是租來的房子，耕的是租來的地——」
「好吧，」普魯伊特說，「有天晚上，他來找我說他在法國人灣找了個鋸木廠的工作。」
「法國人灣？」加文舅舅說，他的眼睛更明亮、更機敏，也很專注。「說吧。」他說。
「一個按日計工資的工作，」普魯伊特說，「不是去發財；只是去也許多掙一點錢，冒個險花掉一兩年的時間多掙一點錢，不再過他爺爺、他爸那樣的生活，他爺爺一直種地種到有一天倒在犁把扶手中間，他爸也過著這種苦日子，也會一直過到有一天倒在玉米地的犁溝裡斷了氣，接下來就該輪到他了，而他連個能來地裡把他從土裡抱起來的兒子都沒有。他僱了個黑人在他不在的時候幫他爸種田。我能不隔些時候去他家看看他爸？」
「你去了。」普魯伊特太太說。
「我走到離他家不遠的地方，」普魯伊特說，「我總是走到離田不遠的地方去聽他咒罵那黑鬼動作不夠快，看那黑鬼拼命想跟上他。我總想傑克遜沒找兩個黑鬼來幫他種地真是做得對極了，因為那老頭——他當時快六十歲了——要是在陰涼地的椅子裡坐上一天，手裡不拿把鋤頭或斧子乾點活的話，那他一定等不到太陽落山就死掉的。於是，傑克遜走了。他是走著去的。他們只有一頭騾子。他們什麼也沒有，光有一頭騾子。路不算遠，只有三十英里。他走了有兩年半的樣子。後來有一天——」
「頭一個聖誕節的時候，他回來過。」普魯伊特太太說。
「對了，」普魯伊特說，「他走了三十英里路回到家，過了聖誕節，又走了三十英里地回到鋸木廠。」
「誰的鋸木廠？」加文舅舅問。
「奎克的，」普魯伊特說，「貝·奎克老人的鋸木廠。第二個聖誕節他沒回來。後來，大約在三月初，就在法國人灣的河灘地開始乾涸，可以沿滑木軌道運送木材的時候，就在你以為他會安頓下來幹第三年的鋸木活的時候，他回家來長住了。這回，他不是走回家的。他坐著一輛僱來的四輪輕便馬車。因為他抱回來一隻羊和一個娃娃。」
「等一等。」加文舅舅說。
「我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麼到家的。」普魯伊特太太說，「因為他回家一個多星期以後我們才發現他有了個娃娃。」
「等一等。」加文舅舅說。
他們望著他，等待著，普魯伊特坐在門廊欄杆上，普魯伊特太太還在把豌豆從長長的、一碰就破的豆莢裡剝出來，她邊剝邊望著加文舅舅。他的眼睛並不顯得喜出望外，它們以前也並不顯得困惑或狐疑好奇；它們只是更加明亮了，彷彿眼睛後面的某樣東西突然燃燒起來，沉著而更為兇猛，但還是很安靜，彷彿它走得要比講述的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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