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一動不動地站在更衣室的門口，穿戴得整整齊齊，只是還沒有穿靴子。這是早晨六點半，天上在下雪；他已經在窗戶前站了一個小時看著雪。現在他就站在通往走廊的門裡邊，穿著襪子，紋絲不動，瘦高的身子略微低俯，彷彿在傾聽，臉上是一副毫無幽默的關切的神情，因為三個星期前他的處境就無幽默可言，他的觀點也失去了幽默。從他靠著身子的手上垂著一面法國做的精緻講究的手鏡，一面應該躺在女士們的梳妝檯上的鏡子；尤其是在這種二月天的這個時刻。
終於他把手放在門的把手上，把門一點點地開啟；在他的手下門一寸寸地挪動著，沒有絲毫聲響；在那無邊的寂靜中他把眼睛湊近門縫，看見在走廊厚實的地毯上有一塊骨頭。那是塊煮過的骨頭，一塊排骨；上面靠近骨頭的地方一些肉上面還有人的牙齒留下的默不出聲的重疊的印子。由於門開啟了他也就可以聽到說話的聲音了。他仍然不出聲響，小心翼翼地把手鏡往前舉起來。一瞬間他看見自己在鏡子裡的模樣，他停頓了一會兒，帶著一種冷漠的狐疑仔細端詳起自己的面孔——一個精明、勇敢的戰士的面孔，那位正在預測和控制人及他們的行動方面幾乎是無懈可擊的專家的面孔，現在卻堆滿了孩子才有的一籌莫展的軟弱。接著他把手鏡向前稍為傾斜，一直到他能在鏡子裡看到那走廊。兩個人面對面地蹲在地毯兩側，彷彿隔著一條河。他不認識這兩個人，儘管他認識那面孔，因為三個星期以來，白天他看見它，晚上他夢見它。這臉胖胖的，黑黑的，有點扁平，有點像蒙古人；詭秘，溫文爾雅，莫測高深，很嚴肅。他不斷地看見這張臉以至他不再企圖計算見過的次數，甚至不再估計了；即使現在，儘管他可以看見這兩個人蹲在他面前，可以聽見他們靜悄悄說話的聲音，他似乎覺得，在令他筋疲力盡的失眠和壓力的某個說不出名堂的時刻裡，他看見的只是一個人，一個對著鏡子照自己的人。
他們戴著海狸帽，穿著新的長禮服，除了領子和背心等細小的地方，他們腰部以上的穿著無懈可擊——雖然在時間上早了一點——現在還是上午。但所有關於合適和體面的觀念都給破壞了。乍一看，你會說他們來自匹克威克的英國，絲毫沒有改變，只是那緊身的、淺顏色的短褲下面不是德國僱傭兵那種膝前有飾穗的長靴，甚至不是任何靴子，而是黑色的光腳丫子。在他們倆身邊的地板上各有一捆卷得好好的黑布；在這捆黑布邊上是兩雙腳趾對腳趾、腳跟對腳跟的嶄新的靴子，彷彿兩個看不見的衛兵隔著走廊面對面地站著。在一個蹲著的人的身邊有一個用白樺樹皮編的籃子，裡面突然伸出一隻鬥雞蛇一般的頭和脖子，一隻圓圓的、黃色的憤怒的眼睛使勁地瞪那鏡子裡淡淡的光亮。說話的聲音是從那裡傳過來的，輕快、得體、安靜的聲響。
「這公雞在這兒對你沒什麼用？」
「是啊。可誰知道呢？況且，我不可能把它留在家裡，留給那些該死的懶惰的印第安人。我連根雞毛都會找不到。你是知道的。可日日夜夜帶著這個籠子也是件麻煩事。」
「這整件事都是麻煩，按我來說。」
「你說得對。整夜蹲在這扇門外，又沒有槍啊之類的東西。要是有壞人半夜想闖進來，我們能幹些什麼？要是有人想進去，我可不想。」
「沒人想進去。這是為了榮譽。」
「誰的榮譽？你的？我的？弗蘭克韋德爾的？」
「白人的榮譽。你不瞭解白人。他們像孩子：你對付他們得小心，因為你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幹什麼。所以如果這是規矩——客人得整夜蹲在這個人的房門外，我們就只好這麼蹲。何況，比起守在外面雪地裡那些該死的帳篷裡，你難道不願意待在這兒？」
「你說得對。這天氣真糟透了。這地方糟透了。就算他們把這個鎮子白送給我，我也不會要的。」
「你當然不會要的。可他們是白人啊：他們的品位沒法說。只要我們在這裡，我們就得像他們那些人認為是印第安人的舉止去做。因為只有在事後你才知道你幹了什麼事把他們給侮辱了或嚇壞了。就像現在得一天到晚說白人的話……」
總統收起鏡子，悄悄地關上門。他再次安靜地一動不動地站在屋子中央，沉思著，一籌莫展卻又毫不氣餒：毫不氣餒是因為這並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難題；一籌莫展是因為他不是在露天的戰場面對敵人，而是在他自己高貴而孤獨的辦公室裡被他們所包圍，而他，根據法律，如果不說是根據上天的旨意，是這些人的父親。在冬日清晨的酷冷之中，他似乎能透過牆壁看到自己無所不在，跟正在甦醒過來的莊嚴的白宮成為一體。在冥想他的恐懼中，他彷彿看到自己無影蹤卻又跟每一群南方來的客人待在一起——蹲在他房門外的那一群，外面那更大的一群——戴著新的海狸帽子，穿著長禮服和羊毛褲衩，好像是雕塑在這年輕國家的驕傲神化的標誌，這座鋼骨水泥的、有圓頂的建築物的石牆上的許多雕像。一個胳臂下面夾著他們卷得整整齊齊的褲子，另一隻手裡拿著沒有穿過的鞋子；在歐洲外交家吃驚的面孔和金色的辮子，那刀劍、緞帶、星星的後面，黑黝黝的，永恆的，規矩得體，寧靜祥和。
總統輕輕地說：「該死，該死，該死。」他穿過房間，停下腳步從椅子邊上拿起放在那裡的靴子，向對面房門走去。他又停下腳步，出於三個星期以來時刻等待命數降臨的習慣，有點過於小心和過於輕手輕腳地開啟房門，雖然門外只有他的妻子在床上平靜地安睡著。他又穿過這間屋子，手裡拿著他的靴子，停了下來把鏡子放在梳妝檯上，放在新法蘭西共和國贈給某位前任的那套梳妝用具中間，踮著腳走進前室，那裡一個穿著長外套的人抬起頭，接著站了起來，他也只穿著長襪。「沒有敵情？」總統低聲說。
「沒有，將軍。」
「好。你……」那人又拿出一件簡樸的長外套。「好，好極了。」總統說。那人還沒有讓開身子，他已經把外套披在身上。「還有……」這一次那人已經預料到了；總統把帽子戴得很低，遮住臉。他們踮著腳，手裡拿著靴子離開了這間屋子。
後樓梯那裡很冷；他們穿著襪子的腳趾走路時都縮了起來。他們輕輕地走下樓，坐在最後一級臺階上穿上靴子。
外面還在下雪；在跟雪一樣顏色的天空下，跟雪一樣顏色的地面上，雪花似乎在黑糊糊的馬廄門口突然安靜而又猛烈地顯了出來。矮樹叢和灌木叢一個個都像白色的氣球，那黑色的邊緣，輕飄飄地，沒有動靜地，向下延伸到白色的大地。在這些樹叢中，相當有規律地分佈著一些帳篷形的小丘，脊背那裡升起一小股煙，進入那沒有風在吹動的雪花中，彷彿雪花本身處在一種寧靜的燃燒狀態之中。總統陰鬱地看了一眼這一切。「走吧。」他說。另外那個人低著頭，把外套緊緊地裹在臉上，疾走幾步，鑽進了馬廄。滅亡兩字應用到一個黨和國家計程車兵將領身上的那一天真該滅亡，但總統緊跟在他身後，捱得太近了，兩人的呼吸成了一股熱氣。逃跑兩字應用到一個黨和國家計程車兵將領身上的那一天也真該滅亡，但他們幾乎還沒有進入馬廄就已經出來了，已經騎在馬上小跑起來，跑出草地，經過被雪蓋起來的帳篷，向著那大門跑過去，大門通向那條大道，現在尚在雛形但今後將成為的一座舞臺，每四年檢閱一次年輕國家那充滿渴望的人的驕傲而又精心盛裝的、令疲憊的世界讚美、嫉妒而又吃驚的家產。然而，此時的大門卻被更為當前而不是預言中光輝的未來所佔領。
「小心。」另外那個人說著勒住了馬。他們在大門裡面勒住了馬——總統拉起外套遮住了臉——讓那群人進門：那些矮矮的、寬肩膀的、皮膚黑黝黝的人在雪地裡顯得黑壓壓的，那海狸帽子，那正式的西服，結實的腿從臀部到腳腕子都裹在羊毛襯褲裡。他們中間走著三匹馬，馬背上捆著六隻宰好的鹿。他們進來了又走了過去，沒有理會兩個騎馬的人。
「該死，該死，該死，」總統說，然後大聲一點，「你們打獵收穫不少啊。」
其中的一個人短暫地瞥了他一眼。他邊走邊客氣、輕快而平淡地說，「馬馬虎虎。」
馬又走動起來。「我沒看見有槍。」另外那個人說。
「對，是沒有，」總統陰沉地說，「這件事，我也得調查一下。我下過嚴格的命令……」他煩躁地說，「該死，該死。他們去打獵的時候也帶著他們的長褲？您知道不知道？」
國務卿在用早飯，儘管他沒在吃。他穿著晨袍，沒有刮鬍子，坐在沒吃過的早飯中間；他讀著放在他面前空盤子上的報紙，神情苦惱。壁爐前有兩個人——一個是外套上還有沒融化的雪的騎手，坐在一把木靠椅上，另外一個人站著，顯然是國務卿的秘書。總統和他的夥伴進來時騎手站了起來。「坐下，坐下。」總統說。他走近桌子，脫下外套，那秘書上前接了過來。「給我們吃點早飯。」總統說。他坐了下來；國務卿親自給他拿東西。「現在又出什麼事了？」總統說。
「你還問？」國務卿說。他又拿起檔案，怒氣衝衝地瞪著它，「這一次是賓夕法尼亞來的。」他拍了一下那檔案。「馬里蘭、紐約，現在是賓夕法尼亞；顯然，只有波特馬克河的水溫才能阻擋他們。」他說話的口氣很粗魯，很煩躁。「抱怨，抱怨，抱怨，這次是在蓋底斯堡附近的一個農民。他的黑奴天黑以後在穀倉裡點著燈籠擠牛奶——突然，那黑奴一定以為有一二百人，因為那農民數著有十一二個——從黑暗裡跳了出來，戴著高禮帽，拿著刀子，腰以下沒穿褲子。結果，燈籠踢翻後燒燬了一座穀倉和一廄的乾草和一頭牛；最後一次有人看見那身強力壯的黑奴時，他正以飛快的速度逃離現場，向森林跑去，現在毫無疑問，他不是死於恐慌就是喪命於野獸之口。借方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穀倉和乾草，一百美元；那頭牛，十五美元；黑奴，二百美元。他要求用金幣支付。」
「是嗎？」總統說，他吃得很快。「我猜那黑奴和牛以為他們是德國僱傭兵的鬼魂。」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認為那牛是隻鹿。」那騎手說。
「對了，」總統說，「這又是一件事情，我要……」
「誰不會把他們當成地球上或地球下面的任何東西？」國務卿說，「波特馬克河北邊沿海地區到處都是戴海狸帽、穿長禮服和羊毛內褲的畜生，他們嚇唬女人和孩子，放火燒穀倉，嚇跑黑奴，殺死鹿……」
「對，」總統說，「關於鹿，我自己也要說一點。我來的時候遇到他們一群人正回去。他們有六隻鹿。我以為我下過嚴格的命令他們不許有槍。」
說話的又是那個騎手。「他們並不用槍。」
「什麼？」總統說，「我親眼看見……」
「不是的，先生。他們用刀子。他們跟蹤鹿群，追上去，爬到它們身上，用刀子割斷它們的喉嚨。」
「什麼？」總統說。
「是這樣的，先生。我看見過這樣的一隻鹿。它身上沒有一點槍傷，只是喉嚨被一下割到後脖頸。」
總統又說，「該死，該死，該死。」後來總統不說了，可那個兵還連續不斷地罵了一陣子。其他人聽著，表情嚴肅，他們小心地轉過臉，只有國務卿沒在聽，他又拿起一份檔案。「要是你能說服他們穿上長褲的話，」總統說，「至少眾議院……」
國務卿嚇得往後退了一步，他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好像一隻被惹火了的鐵灰色鸚鵡。「我，先生？我去說服他們？」
「為什麼不可以呢？他們不是受你那部門管轄的嗎？我只不過是個總統，我該怎麼跟，譬如說，法國大使解釋為什麼他的夫人不敢來拜訪我妻子，因為白宮的走廊和入口處都擠滿了半裸體的契卡索印第安，不是躺在地上睡覺就是在啃半生不熟的肉骨頭？而我本人只好躲了起來，離開我自己的餐桌問別人要早飯吃，而政府的官方代表卻沒事幹，只好……」
「……只好每天早晨向財政部再解釋一遍，」國務卿憤怒地尖聲說，「為什麼賓夕法尼亞州或紐約州又有一個農民一定要三百塊金幣以賠償他所損失的農場和牲畜，向國務院解釋我們的首都並不是被地獄來的魔鬼所包圍，向國防部說明為什麼十二頂嶄新的軍隊帳篷必須用屠宰刀把頂部砍去以便通風……」
「我也注意到了，」總統溫和地說，「我忘了。」
「哈，閣下注意到了，」國務卿兇狠狠地說，「閣下看見了又忘記了。我沒有看見也沒被許可可以忘記。而現在閣下不明白為什麼我沒有去說服他們穿長褲。」
「看上去他們是會穿的，」總統十分煩惱地說，「其他的衣服好像都很討他們的喜歡。不過人的品位是很難說的。」他又吃了起來。國務卿看看，張了張嘴想說什麼。但他後來沒有說。他看著那不在意的總統時，臉上出現一種奇怪而詭秘的表情，他那灰白的、怒氣沖天的頭髮慢慢地平復下來，彷彿自己消了氣。他再開口說話時，語氣婉轉平和；現在其他三個人都帶著好奇急迫的神情看著總統。
「是的，」國務卿說，「人的品位是很難說的。可是，要是有人接受了表示榮譽、尊敬，更別說是禮節的一套衣服做禮物，而且是一位，呃，部族領袖送……」
「這正是我想到的。」總統毫無防備地說。接著他停止咀嚼，抬起頭厲聲說：「哎？」那三個地位低一點的人趕快轉臉望別處，但國務卿繼續用那溫和、詭秘的神情望著總統。「你他媽的是什麼意思？」他知道國務卿說的是什麼，一如其他三個人。他的客人事先沒通知就來後的一兩天，在最初的震驚多少消失一點以後，是總統下命令給他們那些新行頭的。他自掏腰包命令那些商人和帽匠，正如在戰爭危急的關頭他會命令那些槍炮和子彈製造商一樣：他正是在這麼做的時候才無意中發現他們的數目，至少是男人的數目，因此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他把他客人那嚴肅而繁雜的隊伍都改造得至少表面上是像樣得體的。然後，兩天後的一個早晨，那客人——那個一半契卡索血統一半法國血統的矮胖子，長著一張加斯科尼土匪的臉，舉止像個被寵壞的宦官，脖子和手腕處的紗邊髒得發黑，有三個星期了，無論他醒著還是在做夢，這個人以一種無動於衷而又無法逃避的姿態糾纏著他——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在他和他妻子還躺在床上的時候對他正式拜訪，兩個隨從捧著一捆東西，還有在總統看來，有百十來個男人、女人和小孩安靜地擠進他的臥室，顯然是來看他穿那套衣服的。因為那是一套衣服，即使在那震驚恐懼的時刻，總統還有時間胡思亂想魏德爾（或衛泰爾）是在首都什麼地方找到這套衣服的——一堆，一大套金色的編織物——青蛙、肩章形飾物、腰帶和劍——用鮮綠色的布鬆鬆地縫在一起，作為回禮贈送給他。這就是國務卿說的事情，總統怒氣衝衝地瞪著他，他倆身後那三個人一動不動地神情嚴肅地看著壁火。「開你的玩笑吧，」總統說，「趕快開。你笑完了沒有？」
「我笑？」國務卿說，「笑什麼？」
「好極了。」總統說。他推開盤碟。「那麼可以談正事了。你還有什麼檔案需要引用的嗎？」
國務卿的秘書走上前了。「先生，我要不要把其他檔案拿過來？」
「檔案？」國務卿說，他的頭髮又一次怒髮衝冠了。「我他媽的要那些檔案幹嗎用？這三個星期裡我日日夜夜還想過別的事情嗎？」
「好極了，好極了，」總統說，「你能不能把事情大致回顧一下。萬一我忘記了什麼。」
「閣下真是個幸運的人，如果你能忘記什麼的話。」國務卿說。他從晨袍口袋裡拿出一副金屬架子的眼鏡。
但他只是用來又一次氣呼呼地看總統，頭髮像鸚鵡似的怒氣沖天。「這個人，魏德爾，衛泰爾——不管他叫什麼名字——他和他的家庭或家族或不管他們是他的什麼人——聲稱他們擁有這條有爭論的河的西部的密西西比的全部土地。哦，轉讓證書沒有問題：他那從新奧爾良來的法國父親把一切都辦好了——呃，碰巧在他家或他種植園對面是三百英里內唯一的淺灘。」
「這一切我都知道，」總統不耐煩地說，「當然我現在很遺憾那裡有辦法過河。可是除此之外我看不……」
「他們也看不出來，」國務卿說，「一直到白人來了以後。」
「啊，」總統說，「那個人，被謀……」
國務卿舉起一隻手。「等一下。他跟他們在一起待了大約一個月，表面上是在打獵，因為他白天總不在家，儘管顯然他是在確認附近沒有別的淺灘。他從來沒有帶回來什麼獵物，我猜他們對這一點以他們輕快的方式大加嘲笑。」
「對，」總統說，「魏德爾一定覺得這非常可笑。」
「……或者衛泰爾——不管他叫什麼名字，」國務卿不耐煩地說，「他似乎並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自己到底叫什麼名字。」
「說下去，」總統說，「講講那淺灘。」
「好的。後來，一個月以後，有一天，那白人提出來要買魏德爾的一些地——魏德爾，衛泰爾——該死的，該……」
「叫他魏德爾。」總統說。
「……從魏德爾那裡買。不大，就像這間屋子那麼大，魏德爾或者衛——提出大約十種價格。不是出於收益享用的慾望，你明白，魏德爾會把那塊地給他的，或者不管怎麼樣做一場拋刀遊戲的賭注，顯然當時他們還沒有人想到那人要的那一小塊地是去那淺灘的唯一的出入口。毫無疑問這場交易進行了好幾天，也許好幾個星期，成了一種消磨無事可做的下午或晚上的舉動，旁觀的人看著那快樂的情景興高采烈地歡快地笑著。他們一定笑得很厲害，尤其在那人照魏德爾的價格付了錢；後來在他們看著那白人在太陽底下圍著他的財產築籬笆時一定笑得更加厲害，毫無疑問，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們中間還是沒有人想到那白人是在把進入淺灘的唯一的入口處攔起來。」
「對，」總統不耐煩地說，「可我還是不明白……」
國務卿又舉起一隻手，傲慢地，警告性地。「他們也不明白，一直到第一個旅行者來了要過淺灘。那白人給自己修了個通行稅徵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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