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混進去的。他頂著個光頭，身上穿著黑夾克，腳上套著長靴，夾在孩子們中間拼命地奔跑著。一個勇敢的孩子從旁邊竄出來抱人截球，誠治掙脫著甩開了他，緊接著又撞開面前的另一個人，向著楓樹跑過去。眼看著就要跑到楓樹前了，斜前方又有兩個孩子撞了上來，誠治的腳步瞬間變得踉蹌。兩個孩子猛撲過去，把誠治壓在了下面。突然，孩子們的吶喊聲響了起來，球又回到了對方孩子的手中。誠治所在的那隊成員似乎少一些，對方從誠治手中搶走球差不多就意味著贏了。重新把球奪回來的孩子筆直地衝向晾衣竿，持球觸地得分。
誠治很是懊惱地爬起來，把手裡握著的雪球狠狠地砸到了地上。他正想走到孩子們那裡時，突然注意到了我這邊。他把視線移過來，想要確認一旁的人到底是誰。看到我後，他微微笑著低下了頭。順著他的動作，我也點了點頭。
他就那樣站著，臉上的神情侷促不安。聽到孩子們朝他喊「叔叔」後，他就朝著球的方向跑了過去。我並沒有斥責他的心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孩子們中間認真奔跑後感到的意外。這樣的誠治和我在病房中看到的那個懶漢簡直判若兩人。誠治體型很大，卻有著和孩子們不相上下的敏捷和勇敢。
孩子們的吶喊聲再一次響起，誠治又追著球跑了起來，但動作卻比之前遲鈍了一些。他一邊追著球，一邊時不時地看向我，可能是因為分心在我身上，所以沒能放開了跑。我背轉過身，沿著窄窄的雪路走回了公寓。上樓梯的時候，一對年輕夫婦一邊吵著一邊往下走，是和我住在同一層的人。看到我後，他們閉上了嘴，向我輕輕頷首打了個招呼，然後繼續走下了樓。
回到房間，我先看了會兒晚報，而後在沙發上躺著休息了大概三十分鐘。過了六點，我又回到了醫院。左手邊的空地上已經沒有了孩子們的身影，只有夜幕中被踏結實了的雪地獨自迴歸沉寂。
門診來了個看急診的感冒病人，我給他做了診治。七點我去食堂。辦公室值班的軍隊已經早到了一步，正坐在食堂裡吃飯。
「又碰到了，多多關照。」他這麼說著，邊喝茶邊跟我講起近來練得越來越好的滑雪技術。軍隊是新潟縣人，對滑雪還是有些自信的。他給我舉了好些例子，如：隊裡訓練的時候嚴禁使用滑雪纜車，無論滑什麼樣的斜坡都要自己穿著滑雪板爬上去，讓腰腿適應雪地；教練說，如果像現在的孩子那樣，一開始就使用滑雪纜車的話，就只能學到些皮毛，並不能從真正意義上提高自己的滑雪技術。「我計劃下個月初去二世谷滑雪場。」在談滑雪的過程中，他的臉一直神采奕奕。我吃完飯，請勤雜工幫忙端了一杯茶過來。剛喝了一口，軍隊突然壓低聲音悄悄地問：「213號病房的阪田夫人情況怎麼樣了？」
說實話，這種問法實在是讓人不知該如何作答。問我「情況怎麼樣」，那回答肯定就是「不怎麼樣」了。這種回答他自己應該也是知道的，但要再回答出個一二三來，就很困難。見我默不作聲，軍隊先看了看正在洗餐具的勤雜工，然後接著對我說，最近阪田夫人好像用了不少麻藥。軍隊在辦公室值班，又負責保險申請，自然是知道這些事情的。
「阪田夫人那種情況，用麻藥會更好吧？」又是個讓人為難的問題。我告訴他，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在目前的狀態下不得不用。軍隊聽完又說：「但是，說什麼話的人都有啊。您知道藥房的高田醫生怎麼說嗎？」我確實不知道她說過什麼。近半個月以來，我和她除了早晚打個招呼，就再沒有聊過什麼了。
「我說了您可別生氣啊。」軍隊說完，接著告訴我他是在之前值班的時候聽到的。高田醫生說，最近給阪田夫人打的麻藥過量了，她擔心患者會因此中毒。「只說了這些嗎？」我反問他。
軍隊看著我的臉說：「其實還有更過分的話。直截了當地說吧，她說您用了那麼多麻藥，是不是想殺了阪田夫人。您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想讓阪田夫人早點死，這樣自己就輕鬆了。
「當時，旁邊還站著山口護士。山口說，您並不是因為自己想用才用的，您是看到阪田夫人痛得實在厲害，才不得不用麻藥的。但是，高田醫生並不認同山口的話。高田醫生說，就算痛得再厲害，深夜裡護士沒有醫生的許可就擅自使用麻藥，這種行為也實在是太過分了。我覺得是因為她是藥劑師，所以才不喜歡護士深夜隨意使用麻藥吧。」
軍隊說的話也許是對的。有一支麻藥使用去向不明，監督人就會被嚴厲追責，因此藥劑師對麻藥的使用格外小心謹慎。需要用麻藥時，藥劑師必須經過醫生的許可，請醫生簽字蓋章，還要一一寫明麻藥是給誰用的，要用多少劑量。我們這家醫院自然也是同樣的一套做法，但是這些只是落實在記錄上，實際使用的時候都是護士根據需要給病人注射麻藥，之後再找我或院長要知情同意書。只有阪田夫人屬於特殊情況。護士只需向我報告深夜時分用了多少麻藥，第二天早上我會自覺去蓋章確認。
「所以，我對她說，如果每天晚上病人疼痛一發作就被叫起床的話，您也會吃不消的。她只在藥房待過，不瞭解這樣的情況。如果她去病房看一看，就能知道病人們有多麼痛苦了。是這個道理吧？」我很感謝軍隊替我說話，但是他熱心過了頭，又讓我有些憂慮。
吃完飯走在回辦公室的走廊上，軍隊又說：「說您覺得阪田夫人早點死了更好，您不覺得太過分了嗎？」這麼說可能確實過分了些，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想法，反倒希望她能夠儘可能長久地活下去。我沒有任何理由盼望阪田夫人早點死。從這一點來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想法。但與此同時，我又確實認為死亡才是阪田夫人更好的出路。照目前這個樣子下去，她已經沒有康復的可能了，只能被病痛折磨，深受煎熬，唯有死亡才能擺脫這種痛苦。這兩種想法或許互相矛盾，但是就我而言，我並不覺得兩者之間有矛盾。
「除此之外，毫無辦法了呀。」我只說出了最後的結論。軍隊點點頭，一副很懂我的樣子：「您確實是考慮著安樂死吧？」
「可能是吧。」我們走到了二樓的樓梯處。二樓我的房間裡應該放著一瓶昨天出院的病人送我的威士忌。「要不要來點酒？」我問。「好啊。」軍隊臉上帶著少許諂媚的笑回答道。
我從房間裡拿了威士忌走到辦公室。軍隊早已備好了玻璃杯和冰塊，等待我的到來。冰塊稍稍帶著消毒水的味道，不知是不是因為從值班室的冰箱裡拿出來的。
「今天應該沒什麼病人過來。」軍隊邊往威士忌裡兌水邊說道。為接待急診，值班員必須在辦公室裡待到十點，之後就在辦公室旁邊的值班室裡休息睡覺。不過這樣一來就太無聊了，所以他們多半會看看電視，或是去值班室外和護士們閒聊。其中還有些人，一輪到自己值班，就把人聚在一起打麻將。急診室一晚上大概會來四五個病人，辦公室值班員要做的就是接待病人，製作病歷卡，把病人帶到病房，並沒有那麼忙。軍隊會和別人一爭勝負的只有圍棋。一般人接觸圍棋後，慢慢還會下將棋、打麻將，但軍隊卻只對圍棋感興趣。值班人員喝酒並不是什麼值得推崇的好事，但只要不喝醉，在某種程度上就屬於預設可做的事情。事實上，漫漫長夜，要求值班人員一直待在辦公室裡，值班人員是做不到的。只在辦公室裡喝酒無傷大雅，至少比關起門來打麻將要好一些。
我們兌水喝著威士忌，下酒菜是軍隊去食堂拿的剩下的沙拉。軍隊性子開朗，一旦喝酒話就變得格外多，缺點則是此時會顯得非常囉嗦。不過，他這個人本來就好講道理，喝了酒後越發變本加厲。想到這裡，我的心情稍微沉重起來，但也並不想回到那間冷冰冰的公寓房裡。公寓離醫院雖近，但是一齣門就得走雪道，實在是讓我覺得麻煩。況且，軍隊雖然有些囉嗦，但和他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我的精神就會得到放鬆。這樣的舒適與和桐子在一起時的舒適是不一樣的。
軍隊喝起酒來還是那副老樣子，彷彿是在仔仔細細地確認酒味一般。「不愧是好東西，喝起來就是不一樣啊。」他這麼說著，把杯子裡的冰塊晃得咔咔作響。我們喝的是芝華士的威士忌，送我酒的是一位因腰間盤突出住進醫院的砂石廠老闆。一開始的時候，他的一隻腳也失去了知覺，我還以為必須要做手術，結果在做骨盆牽引的過程中，他康復出院了。雖然往後還有復發的可能性，但暫時也只能先觀察情況再說。
軍隊一喝酒就很容易上頭。一杯酒下肚，他的眼圈已微微泛紅。像是又想起了什麼一般，軍隊開口說道：「話說回來，安樂死這個東西，還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吧？」又是這種話，我一聽就覺得煩躁。可能是這種心情表露在了臉上，軍隊問我是不是討厭談論這個。我並不是討厭，只是不想和話多的軍隊長篇大論地探討安樂死這個多方意見不一的話題而已。
「很久以前，美國有個少女因藥物副作用而失去意識，癱瘓在床。」「你說的是那個叫凱倫的姑娘吧。」我回道。軍隊說：「我看過一篇相關的新聞，說當時州立法院判定允許對那個女孩實施安樂死，之後怎麼樣了呢？」軍隊高中畢業後就進了自衛隊，但是卻熟知很多事情，還經常買書看。可能就是因為這個，他變得越來越愛擺道理，從而被周圍人敬而遠之。
那個時候，凱倫的父母提出了申請，法院通過了他們的申請，准許拿掉復甦機，但主治醫師卻下不了手。最後在凱倫父母無數次的請求下，醫生迫於無奈，才拿掉了復甦機。然而，復甦機拿掉後，凱倫並沒有死，依然沒有意識地存活著。我說完這個故事，軍隊就問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復甦機是給極度虛弱或無法自主呼吸的病人使用的醫療器械，可以強制保持病人的生命體徵，換句話說，就是人工控制呼吸和心跳。自從成為植物人後，凱倫就一直靠復甦機維持生命，於是所有人都認為，復甦機拿掉的同時，她就會停止呼吸。然而和預想的相反，拿掉復甦機後，凱倫仍然能夠自主呼吸，並沒有因此死亡。「這麼說來，她一開始就不需要用復甦機吧？」軍隊問。「也不能那樣說。大概剛開始的時候確實需要，但是在使用過程中女孩恢復了自主呼吸，所以拿掉的話也不影響什麼。醫生應該只是沒有注意到這個情況吧。這個案例發生在國外，具體怎麼樣我也不清楚，但大概來講，應該差不多就是我說的這種情況。」我回答道。「那法院的判決只是拿掉復甦機嗎？」我沒有看過法院判決書，所以並不是很清楚。我想，法院大概是認為拿掉復甦機就意味著女孩會死亡。
「那就等於同意執行安樂死啊。既然如此，用其他的方法結束她的生命也可以吧？」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酒勁上來了，軍隊說話的語氣有些胡攪蠻纏。「你說的倒是簡單，又是拿掉復甦機，又是用其他方法結束生命，那你有沒有想過，這些事是由誰來做呢？」我問道。軍隊立刻回答說，當然是由醫生們來做了。「對啊，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醫生，都不願意殺掉現實中活生生的人。你看，哪怕法院判決可以拿掉復甦機，那個醫生不也沒有立刻動手嗎？你好好想想這些。」聽我這麼說，他一時陷入了沉思，可最後仍說：「可交給醫生來做的話，用藥物和注射方式殺人就不算犯罪了吧？」
我往杯子裡添了新的冰塊，跟他解釋說這不是有罪還是無罪的問題。總而言之，自己親手了結還能繼續活下去的人的生命，那樣的真實感覺會讓人很不愉快。聽完我的解釋，軍隊終於點頭說：「您說的這些我大概能理解了，看來醫生也不喜歡做這種事啊。」話雖這麼說，可他臉上仍是一副不解的神情。
「肯定不喜歡啊。」說完這句，我又提起了法務大臣不在准予死刑的檔案上簽字蓋章的事情。在日本執行死刑，必須經過法務大臣的審批。審批通過後，一週之內就可以執行死刑。當然，宣判死刑的人是法官，法務大臣只需要簽字蓋章即可，那隻不過是他們職責之內的工作內容之一而已。然而，歷代的法務大臣似乎都對蓋章這件事猶豫不決，如果任期是一年，就一直逃避簽字，拖到離任，然後再轉交給下一任處理。因為這個緣故，沒能及時執行死刑的囚犯越來越多。可以說，被逼著執行安樂死的醫生的立場很像法務大臣，雖然兩者的性質並不一樣。
「原來是這樣啊。」軍隊抱著胳膊感嘆道，「可如果因此就拒絕實施安樂死，那同樣也會帶來問題吧。」「確實如此，還是有問題。」我回答道。軍隊笑著說：「沒想到您也會說出這麼沒有底氣的話，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有沒有底氣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一個人被迫站在安樂死實際執行人的位置上時，他心裡究竟作何感想。我本想把這話說出來，但又不確定軍隊能不能真正理解我。之前和桐子說這些的時候，她就不理解我。軍隊朝我和他的玻璃杯裡各倒了些威士忌。快到八點了，還是一個急診病人都沒有。軍隊之前預測說今晚應該沒什麼事情，還真讓他說中了。
「所以說，您給阪田夫人用麻藥並不是為了對她實施安樂死，是吧？」軍隊像是再次想起了這件事似的開口問道。突然從社會評論轉向談論個人的切身問題，我一時間有些措手不及。我喝了口酒，回答說：「麻藥用得太多確實會加速人的死亡，我這麼做也許就等同於認同了安樂死。」軍隊立刻說：「那就像法務大臣簽字蓋章了一樣，對吧？」桐子的想法也和他一樣，不過不像他這麼直截了當，上來就要我回答是或否。
我只能再次解釋說：阪田夫人已經到了癌症晚期，恢復無望了；她痛得很厲害，深受折磨，周圍的人都不忍心見她如此受罪；等等。最後又說，她丈夫也希望醫生能讓妻子過得輕鬆一些。
「也就是說，您心裡是不願意的，但是沒有辦法，只能使用麻藥，是這樣吧？」軍隊像是有了新發現似的說道。其實，這些話根本沒有說的必要，沒有哪個醫生會在明知藥物對患者身體有害的情況下，還毫無心理負擔地繼續用藥。
「安樂死在日本還沒有得到官方認可吧？」
不僅日本沒有認可，全世界的國家都沒有認可安樂死。美國那家州立法院也只是判決同意拿掉復甦機，並沒有正式認可安樂死本身。不過近來，發達國家漸漸顯示出認可安樂死的趨勢。英國在1969年向議會提出了安樂死法案。法案雖然被否決了，但是贊成的票數還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德國和美國也在認真探討安樂死立法的可能性。安樂死是在現代醫學不斷進步，失去意識、處於病危狀況卻不會死亡的病人人數不斷增多的背景下產生的問題。因此也可以說，安樂死是發達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我舉了兩三個例子來談這些事情。軍隊點著頭，拿桌上的紙記起了筆記。他好像很喜歡談論這樣的話題，又進一步問我那些法案的內容都是什麼樣的。
不同國家的法案，內容多多少少會有所不同。不過，安樂死協會認證的安樂死的一般條件大概有以下幾條：第一，病人得的必須是不治之症，並且已經到了病危或者臨終狀態；第二，病人的痛苦非常劇烈，本人強烈希望執行安樂死；第三，安樂死執行時必須選擇儘可能無痛且不殘忍的方法；第四，以上三條標準必須得到兩名以上醫師的認可，並且須由診斷醫生親自執行安樂死。大體上只要滿足了以上四點，就可以同意實施安樂死了。
軍隊重新看了看筆記，說：「要求病人處於病危狀態，疼痛劇烈，這些我都能理解，但要病人本人強烈盼望實施安樂死，這一點應該很難判斷吧？就拿像植物人一樣失去意識、癱瘓在床的人來說，我們也不可能問他們究竟想不想執行安樂死啊。」
確實如他所言，我們沒有辦法確認像植物人一樣的病人是怎麼想的。因此，安樂死協會推薦人們提前簽訂知情書之類的檔案，明確提出一旦成為植物人後，希望自己被執行安樂死。只要有知情書在，執行安樂死就沒有問題。但是，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不會有變成植物人的那一天，因此都不會做這樣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獲得病人家屬的同意也是可以的。例如，假設得病的是丈夫，有妻子和孩子的同意，就可以執行安樂死。
「這樣不會出現那種妻子和孩子合謀害人的情況嗎？」軍隊懷疑道。他的擔心其實沒什麼必要，因為成為植物人後還能不能恢復要由醫生來判斷，家屬聯合起來也做不了什麼。不過，要是變成植物人都是家人謀害造成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但要懷疑到這個程度，那就真的沒完沒了了。
軍隊點點頭，又問儘可能無痛、不殘忍的方法具體是什麼方法。對於這一點，安樂死協會自然沒有明確的具體指示，暫且只能算是原則指導而已。不過照理來看，大概就是使用麻藥、注射藥性較強的安眠藥之類，總歸不能是勒死、喂病人烈性藥之類的方法。
「用那些方法真的能讓病人順利死亡嗎？」軍隊的這個問題問到了點子上。即便使用了藥效非常強的麻藥和安眠藥，病人也不一定會即刻死亡。就像現在，我們已經給阪田夫人用了很多麻藥了，但她的呼吸和心臟仍在照常運轉。
「真到了動手殺人的時候，實施起來還是很困難的。」聽我這麼說，軍隊又問了句：「什麼？」或許是「殺人」這個赤裸裸的表達讓他感到震驚，但那是我無法作偽的真實感受。一直以來，我想的都是怎麼治好病人，覺得讓他們活下去很難，自己也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考方式。反之，想要奪走一個人的生命，那也一定會出乎意料地難。
「報紙上偶爾會刊登關於殺人事件的報道，對吧。看到那些報道，我們總是會想殺人犯是如何如何殘忍。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們的犯罪結果，所以就只會想到這些人的冷酷無情。但在現實生活中，假設有強盜進屋，結果屋主醒了，要進行抵抗，這時強盜想要打倒對方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不過要是像國外那樣，強盜身上帶了槍，自然另當別論。但只要不是勒死、用刀殺死等情況，普通的殺人手法真正實施起來其實是很困難的。任何人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都會發揮超乎尋常的反抗能力，想要戰勝並打倒對方沒那麼容易。那些受害者身上要麼有很多斧頭胡亂劈砍的傷痕，要麼有被刀刺中的多處傷口，這些都說明殺人其實很費事。被害者一方遭遇了滅頂之災，非常悽慘，這毋庸置疑；而對殺人的一方來說，他們在做這件事時也是費了很大一番力氣的。人類的身體構造使得人們即便被亂扎亂刺，也不會那麼輕易死亡；哪怕血流成河，都還有活下來的希望。成年男子的血液總量大概是五千毫升。如果犯人在捅人的時候沒有瞄準心臟這樣的重要器官，那被害者即便流了兩千毫升的血，也依然有生還的可能。所以說，要想完完全全地殺死一個人，得花費相當多的力氣和時間。有時，我看到像《一家四口慘遭殺害》之類的報道，在覺得悽慘的同時，還會想到殺人的人應該也費了相當大的力氣。這樣的事件的確悽慘萬分，不過能夠犯下這種罪行的殺人犯身上所擁有的巨大能量，還是會讓我深深驚歎。」
聽我這麼說，軍隊醉意稍退：「您不會是在讚美殺人犯吧？」我當然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想說，在聽到殺人事件時，人們下意識的情感反應只有邪惡、殘忍等等，卻忽略了事件背後兇手所傾注的艱辛努力。在某些情況下，兇手所做的事情可能比救回瀕死的病人還要困難。
「把努力用在這種事情上很奇怪啊。」軍隊笑著說。確實，「努力」這個詞或許更應該拿來形容那些正向積極的事情。但是，從盡全力去完成某件事這層意義上看，說是努力也沒錯。
「確實如您所說，殺一個人可能很不容易，不過也有人是說死就死了的吧，像是被球砸到頭死了，跑馬拉松的途中死了之類的。不是還有個病叫‘猝死病’嗎？」軍隊兌了杯高濃度的威士忌，彷彿要把剛剛清醒的大腦再填滿醉意，「看到那些事情，總覺得人的生命真是脆弱無常啊。」
「那不一樣。」我想再抽一根菸，但是手頭上的煙盒已經空了。「您要是不介意的話，抽這個吧。」軍隊說著拿出了hi-lite牌香菸。
我把煙叼進嘴裡，接著說：「被球一擊致命，或是心絞痛發作之類的情況，都是因為體內的要害點受到了打擊傷害。極端點說，一根針都能殺死人。針尖如果準確地扎中了脖頸往上一點，刺進了延髓裡的呼吸中樞，人就會停止呼吸，最終死亡。這樣的地方就是人身上的要害部位，就像圍棋和將棋，一旦被攻入主線，直搗黃龍，就再也扳不回來了。總之，一旦被擊中要害，人說死就死了。但如果偏離了要害，人就沒那麼容易死了。在那個時候，人會顯示出比要害受到攻擊時強幾十倍的抵禦能力。我們平時看到的都是經過挑選後報道出來的負面死亡案例，所以就會認為很多人都死得很輕巧。但是，被亂刀砍成重傷，最後又被救回來的案例應該比死亡的案例多出幾十倍。有時，我很佩服那些經歷了種種殘酷對待和折騰後依然安然無恙的人。孩子從公寓樓頂上掉下來，只要傷到的地方不致命，或者落在了柔軟的草地上，就依然有可能被救回來。拳擊比賽裡，有人捱了一拳就死了，也有人捱了幾十拳都沒事。哪怕臉上都是血，牙齒掉了五六顆，兩隻耳朵也殘缺不全，人還是不會死。人的頭部和臉上集聚了很多血管，受點小傷就會流很多血。被血染紅的臉，怎麼看怎麼悽慘，其實傷情並不嚴重，只是表面血管破裂，血從裡面流出來了而已。比起場上滿頭滿臉都是血的拳擊手，有時場下女觀眾在經期的出血量反而更多。只看表象是靠不住的，關鍵還要看是不是真的捱了致命的一擊。從這一點來看，人們把要害部位保護得很好，不至於捱了一拳就與世長辭。要說具體部位，頭和心臟是最重要的地方。頭被厚厚的頭蓋骨保護著，心臟被肋骨保護著，人的雙手還可以輕巧地護在自己身前。血液也是天生一接觸空氣就會凝固，自然止血。如果血流速度很快，來不及凝固，血液量減少，血壓就會下降，來自血管的推擠力就會逐漸消失，自然也會止血。所有人的身體都是為了活著、得救而精密地打造出來的。想要違背這一規律，讓人走向死亡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因為喝醉了，我開始變得有些嘮叨，軍隊的表情看起來反而很清醒。他對我說：「聽您話裡的意思，好像殺人犯比醫生還偉大似的。」從他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對我關於死亡的看法應該並不認同。我沒有多加辯駁，又重申人的身體構造順應的是存活的目的。病人陷入瀕死的危篤狀態時，呼吸會變得短促，那是為了向體內輸送大量的氧氣；人的體溫上升是為了儘快將熱量散出去，維持正常體溫。人體的所有器官和組織，從心臟到毛孔，都在為了活下去而全力運轉。醫生所做的只不過是順應這樣的自然趨勢，提供一些幫助而已，而殺人犯卻必須反抗一切自然趨勢，與之鬥爭。人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在為了活下去而竭盡全力，殺人犯卻必須揮舞著斧頭，單槍匹馬地搞破壞。就像一大群青鱂魚向右遊動時，如果只有一條向左遊，它就會受到非常大的阻力。殺人者也必須抗爭這一切阻力。
「您這是在同情殺人犯嗎？」軍隊問。我回答說，並不是同情，只是覺得他們很不容易而已。「可能是因為您在現實生活中一直接觸瀕臨死亡的病人，所以才會覺得不容易，反正我是不太理解的。」他回答說。我大概沒有把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說清楚，不過他現在不能立刻理解我，於我也沒有什麼妨礙。我看向窗外，夜色之中，雪又紛紛揚揚地下了起來。
「所以歸根結底，其實您是贊成實施安樂死的吧？」軍隊像是又想起來似的問道。我談論的不是贊成或反對。我只是想說，在討論安樂死之前，連什麼人用什麼方式殺人、怎麼消解殺人之後的感受等問題都不加以考慮，只單純地論述自己贊成還是反對，未免有些輕率。總之，和安樂死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單憑自己的想象去討論這件事情，是沒什麼意義的。
軍隊點頭說：「確實，討論安樂死的都是和安樂死沒什麼關係的人，真正的當事人從來沒說過什麼。」說完這句，他又接著說：「您照理是屬於殺人方呢。」「這個說法可不怎麼好聽，不過比起你來，我和安樂死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兒關係的。」我伸了個懶腰說道。
軍隊沉默著站起身，拉上窗簾。房間裡馬上變得像是被封閉起來一樣，使我感到有些疲憊。我醉得不深，不過下午做完手術後還沒有好好洗過澡，身上汗涔涔的。我拿起辦公室的內線電話，給值班室打了過去，詢問病人的情況。
「六點的時候照您的意見給做完手術的病人注射了諾布隆，之後一直沒什麼異常。」接電話的是護士主任清村。我順便又問了問阪田夫人。她回答說，阪田夫人現在的情況很穩定。最後，我告訴清村，自己準備回家了，隨即結束通話了電話。突然間我想起來，元旦那天，就是我、軍隊還有清村三個人一起值的班。我和軍隊說起這件事。軍隊說，那時忙得都紮根在醫院裡了，不過那時忙過了，今天才會如此清閒，再沒有比值班時沒人來更好的事情了。我穿上大衣走出辦公室，他也跟著我一直走到玄關。
「時間還有點兒早，但誠治要是再像先前一樣逃出去就不好辦了，我還是提前把門鎖上吧。」
軍隊一邊說著，一邊在我出門之後鎖上了正面的玻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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