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札幌，春天的腳步緩緩的。

白雪終於融化了，露出黑黝黝的泥土。春天似乎來到了，可是一陣寒風又會刮來片片的雪花，大地復又銀裝素裹，春天又悄然地隱去了。

如此春天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在晚冬的札幌，我的心情也似這氣候一般反反覆覆。

「這次去東京，真的能有所作為嗎？」

我這樣問著自己，那年是昭和四十四年（1959年）的三月中旬。

在這之前，我已經打算辭去札幌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工作，決定去東京闖一闖了。

雖然還沒正式提出辭職，但過了三月底辭職的意思已向主任教授說過，他也表示理解，周圍的同事也大都已經知道了。

可我心裡確實還是猶豫不決，時時地在問著自己：

「真的，你今後不會後悔嗎？」

決定了的事又猶豫不決，也是有不少理由的。

首先，辭去了醫生的工作，靠寫小說能否維持生活，心裡十分沒有把握。

在大學的醫院裡，當了這麼久的醫生，我漸漸地對醫術也有了些信心。然而現在卻要拋棄這已經習慣了的生活，去東京闖蕩，這值不值得？

當然，至今為止，我寫小說，得了新潮社的同人雜誌獎，有兩次候補直木獎和一次候補芥川獎，雖說都是候補，但作為一名新崛起的作家，已經在東京漸漸地為人注目，這一點我還是有點自信的。

可是，就憑這自信，便貿然去人生地不熟的東京，在那裡當一名專業的作家，這又有幾分的勝算呢？

就這一點來說，我對自己有沒有自信就很難說了，說有吧，有些底氣不足之感，說沒有吧，又有些不甘心之嘆。

就恰似這春天來而復去的北方氣候，使人感到模稜兩可，無所適從。

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待在札幌是不會有什麼大前途的。

「要去，現在正是時候……」一個聲音在我猶豫不決的心裡激盪起來。

至今為止，就我的生活打個比喻，可以說是穿著兩雙草鞋。這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不過對我來說，醫生是一雙草鞋，文學又是一雙草鞋，我是白天在醫院穿著醫生的草鞋，而回到家裡，業餘或週末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是穿著文學這雙草鞋的。所以說，當時我的精神始終是兼顧著這兩個方面，說實在話，真是有些心餘力絀、精疲力竭的感覺了。

看來是該決定最終穿哪一雙草鞋的時候了！

心裡是明白的，可行動就如獵人看見兩隻野兔似的，一下子無法果斷地決定到底抓哪一隻兔子。

正在這時，我所在的大學醫院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便是日本全國首例心臟移植手術的成功。

那是在昭和四十三年（1958年）八月，手術是由當時札幌醫科大學胸外科和田壽郎教授主刀。由於是全日本的首例心臟手術，所以引起了醫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極大反響。

當時，我是在整形外科研究室工作，隔一條走廊就是胸外科研究室。由於感興趣，於是便不斷地向胸外科、麻醉科、內科、病理等科的醫生乃至護士打聽那例手術的情況。隨著對情況的不斷了解，我卻漸漸地對那手術產生了疑問。疑問主要有兩點：一是提供心臟者的死亡判斷標準；二是接受心臟手術患者的適應性的判斷標準，這具體的在此我就不想多說了。

總之，我當時寫了對那例心臟移植手術持反對意見的文章。於是我在大學內便感到難以待下去了。

當時我才三十歲多一點，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但結果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尷尬之地。

主刀的和田教授當時還兼著手術部的部長，所以我在手術部也就不能再待了。更有甚者，連我的主任教授也向我提出了警告，使我一下子厭煩起來，再也不想在這醫院裡待下去了。

為了避風頭，有一段時間我去了地方上的醫院工作，可那裡情況也不盡如人意，只要我一在什麼科室出現，便會有人覺得我又要來竊取情報，寫什麼不利他們文章了。

說這些，是因為我當時辭去醫生的工作而專業寫小說，促使我下決心的便是那例心臟手術和由此而引起的種種不快。要是當時沒有那場心臟手術，沒有那些不快，也許我現在還在大學的醫院或札幌周邊地方上的什麼醫院裡當醫生呢。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那例心臟手術事件就不僅僅是單純的醫療、新聞事件了，對我來說，應是人生道路上一個重大轉折的契機。

本來我是不相信命運的，但一起突發事件能夠改變人的一生，對這種在現實中存在的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我確實有著切膚之感！

從以上我辭去醫生工作的理由可知，與其說我是想辭職，倒不如說我是不得不辭職的。正因為我是被逼著作出決定，所以便顯得唐突和曖昧，這也給我留下了動搖不定的後遺症。

其他動搖不定的理由便是周圍同事朋友對我的忠告。

例如，我決定離開醫院時，同事們為我聚餐餞別，我的主任教授k先生曾對我說：

「如果改變主意，現在回來還不遲！」

這也許是先生考驗我決定的一句玩笑話，可這確確實實地使我的決心動搖了。

另外還有札幌的女作家原田康子也勸我：

「寫小說，還沒有醫生賺錢多呢。不去東京，改變主意現在還是來得及喲！」

也許這也是玩笑話，大家都是笑著說的，可對我來說，絕不是笑得出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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