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二十五歲

江城小青年王浪，1987年考來廣州，就讀於華南工學院，1991年分到廣州珠江城市規劃院。他是姑姑同事的孩子，1992年和田莊已有交集，但其時並不認識。

1992年對於王浪而言，是他平凡一生中最精彩的年份，他參與並見證了歷史。他親歷的那件事，後來成為「改開」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幾乎是標籤性的一個存在，繁雜，多義，豐富……具有大時代的一切標配：泥沙俱下、大汗淋漓、活力四射，以至於無可描述。

大抵「活力」本身就很難描述，天生不潔淨，基因裡帶著力比多、荷爾蒙，夾雜著尿臊、汗臭、狐臭味，是那種令人不安的、混亂無序的、野蠻成長的氣息。

王浪親歷的那件事，跟股票有關係，後來俗稱「股瘋」。這裡須稍作停留，讓我們回到三年前的1992年5月，一個叫康柏華的上海男人死了，他在股市上虧了6000多元后，開始神思恍惚，兩週後懸樑自盡了。此時，距離「股瘋」還有九天，他只要再堅持九天，就可以一飛沖天，開始他的逍遙人生了。

上交所成立於1990年，這一年上海還發生了一件事：浦東開發。憑此兩樣，上海開始大鵬展翅了。——憋屈死了，在剛剛過去的十幾年間，上海人過得可叫灰頭土臉，改革開放似乎把他們拋棄了，這個曾經的遠東第一大城市，能進入它眼中的就沒幾個，但有那麼些年，它卻淪落到要眺望深圳那個小漁村，既仰羨又酸楚，口氣還挺微妙。

俗話說，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東。沒錯，市領導整天忙著接待外賓，老外說：「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車都架在上海了。」上海人都懶得謙虛，笑笑。他們認為這說的是事實。

上交所成立之時，深交所也在搞，只是還沒拿到批文。一聽說上海要開市，深圳急了，趕在上海之前進行「試開市」，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比上海早了19天。等於是沒結婚就把孩子給生出來了，深圳人說，孩子都生了，難道還把它塞回去不成？

然而此後兩年，滬深股市都挺艱難，政府還在控制著股價，有「最高漲幅」這頂帽子。也有說，這不是帽子，而是「潘多拉的盒子」。此後兩年，滬深兩地花樣百出，上海貼海報、打廣告，宣佈「股票認購證」開始發行，讓老百姓買股票。上海人就是不買。

上海人說：「報紙這樣賣力推銷，一定不是好東西。」

上海有個老太太，眼睛一花，把股票認購證當作存款單買回家，花了3000多元，把兒子、兒媳氣得跳腳。

深圳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深圳第一隻股票「深發展」上市的時候，也是無人問津。不得已，只好由政府官員帶頭認購，那情形，有如在危難之時，他們要衝在前面一樣。

讓老百姓掏腰包這樣的事，偉大人物的號召和專家的慫恿是很難奏效的，但若從時間上來說，鄧小平南方視察與這年夏天的股市熱潮確實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

南方視察一個月後，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開始進入國際市場，藍色顯示屏上第一次出現海外投資者的叫價，深交所激動得無與倫比，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此起彼伏。然而直到此時，深圳市民還是不知其中奧妙，他們說：「這群人是不是有病？」

上海人懂。這個城市有記憶，新中國成立前人家是熟手。1992年5月，上交所的股票價格全面放開，滬地瘋了。股市已經收盤，但依然不能阻止人潮湧蕩，直到午夜時分，他們還沒有散去的跡象，只等著明天太陽昇起，股票大漲。一個記者跑出去轉了一圈，回來趴在燈下，揮筆寫道：「上海有幾萬人正在街頭熬過長夜。」

一個花甲老人向人群發表演講：「這回該好好地博一記了。小阿弟們，機會錯過不會再來了！我年輕的時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兩頭不吃飯的。」

上交所門口，此時已是人山人海，有人乾脆扛來躺椅，準備街頭過夜。發表演講的，朗讀報紙的，扎堆交流的，一片沸騰。

當時，長三角一帶只有杭州可以「異地委託買賣」，於是上海人連夜驅車趕往杭州，把180公里的滬杭公路擠得水洩不通。抵達杭州已是黎明，卻見浙江省證券公司門口早已人山人海。杭州也瘋了。

次日，果然形勢大好，股價扶搖直上。5天后，上海股市的奇蹟出現了，發行價100元的「豫園股票」以10009元收盤。西方世界有個股市奇蹟，微軟十年間漲了33倍。唉，微軟怎麼比得上豫園：5天裡漲了100倍！

1992年春天，上海人開心得就像過年，但是政府害怕了。他們掀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卻被裡頭跑出來的「瘋狂」「嫉妒」「罪惡」嚇壞了。想法子塞回去。於是將交易點遷至文化廣場，地方更大，可以容納更多的股民。所有的櫃檯只掛「委託賣出」的招牌，換句話說，只許賣不許買，股民們慌了，政府只許「做空」，股價還有不跌的？瞬間就把隔離欄杆衝得七零八落。官員們一看大勢不好，趕緊宣佈暫停營業，逃之夭夭。

那時候，政府就是這樣「領導」股市的，也沒人說他們瞎指揮。因為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不久，聰明的上海人也看明白了，政府雖然雷厲風行，其實也是有一搭無一搭，既不讓股票暴漲也不讓股票暴跌。於是人心稍定。這是1992年6月間的事。

兩個月後，氣定神閒的上海人再次慌亂，匆匆告別文化廣場，一場比上海的春天更狂熱的股市的狂風暴雨南下深圳，夏天來了。

《投資者》雜誌這樣描述深圳：「沸騰了，整個城市處在股市的旺火熱潮中。」那時，南下深圳的可不止上海人，全國各地的投資者都來了：上海人住上海賓館，北京人住帝豪酒店，東北人住天池賓館，這兒離證券公司只有幾步。他們剛到深圳，就把街頭所有帶「股」字的書全給買了，就像蝗蟲席捲麥田。

全城21個證券營業點，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排著隊，晝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人，而是人群中正在傳遞的一張紙，紙上寫著名字，名字前寫著序號，比如「563王浪」。每隔兩小時就要報到，就像監獄一樣。比如喊「563」，倘若沒人應，隊長就把「563王浪」給抹掉，這意味著，王浪喪失了排隊資格，沒權買「新股抽籤表」。

這個「新股抽籤表」挺繁複，新股發行只有幾種，想買的人卻有150萬，狼多肉少，怎麼辦？政府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掙錢，證券發行商想從中漁利，銀行職員想「近水樓臺先得月」。所謂新股抽籤表，簡單說，你想買到新股，就要參加抽籤；要想參加抽籤，就要買到「新股認購表」；要想買到「新股認購表」，就必須手持身份證到指定的地點去排隊。一個身份證買10張表，10張表可以中一個籤。

此令才頒，股票還沒漲，進入深圳的車船票先漲了：原來25元的漲到100元；原來30元的漲到200元。進出深圳的綠色通道有進無出。那時進入深圳還須有「邊防證」，那些有邊防證的橫衝豎撞，沒邊防證的就要渾水摸魚。

深圳街頭到處都是人。宣傳車、高音喇叭震天吼。隊伍越排越長，好比神龍見首不見尾。這天是1992年8月7日，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但是隊伍還算有序，一股緊張的氣氛瀰漫在空中，令大家既浮躁又規矩。

一個記者跑了一天，終於看清了形勢：全城21個視窗，每個視窗至少排20000人，「40多萬人保持著安分守己的場面，一切顯得那麼虔誠、公平而嚴肅，令人感動。」

他忘了40萬人背後還有人呢。根據一個身份證能買10張表的規則，一張車船票帶來一個人，這個人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郵局。「瞧吧，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證，」一個郵差說，「我們這郵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幾百個包裹朝我們這裡狂轟濫炸。」

一個北京來的記者看到一個裝有身份證的包裹，足有17公斤重，驚得目瞪口呆。

郵政小姐說：「800個身份證一公斤，你算算吧，這一包多少個。」

夜幕降臨，隊伍開始疲倦、飢餓，有人要去小便，有人想席地而坐。親友團來了，帶來了飯糰和水，還有的送來了座椅、涼蓆。有人試圖換班，隊伍開始騷動，點名聲越來越頻繁，報到聲越來越無力，爭吵聲越來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來繩子，讓男女老少全都抓著繩子，也有人將繩子繞在手腕上，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木頭……此時，距離「抽籤表」的發售還有40個小時呢。

8月8日中午，街頭聚眾已經超過80萬人。焦躁、緊張、危險的情緒一觸即發。有人在維持秩序，就有人會衝擊秩序；明擺著的，排在後面的人根本買不到「抽籤表」，於是後面的人全都加入衝擊者的行列，而前面的人則嚴守自己的位置。藍天下，驕陽中，捲過來，捲過去，像沸水翻滾。繩子早擠丟了，就是沒丟也沒人去抓了，此時，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體。

人們挽起手臂，抱緊腰肢，沒有年齡和性別，也沒有羞恥和陌生，也沒有愛和恨，幾十萬人就這樣連成一體，被慾望、激情、煩躁、恐懼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圍著。很多人20多個小時滴水不沾、粒米不進，男人在叫罵，女人在抽泣，孩子在呼號，老人在喘息……這一切都預示著大難臨頭，可是無人退縮。那些素不相識的人還在互相鼓勵：「堅持就是勝利！」

政府預感要出事，派出了軍隊、警察，手裡拿著警棍，一路小跑開進來，組成一道人牆，把衝擊者趕到外面去。秩序是維持了，但是卻帶來了新的麻煩：親友團也被趕走了，白天不能送飯，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撐傘，只有一大堆身份證留下來讓他們揹著。

還有更難堪的事呢，誰要是去趟廁所，就別想再回來。一個男人說：「管天管地，還管我拉屎放屁！」就徑自去了廁所。警察確實管不著他「拉屎放屁」，卻拒絕他再回到隊伍中來。因此那些想去方便的也不敢走了，堅持到夜幕降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人們就在飯盒、報紙裡大便，在礦泉水瓶裡小便。有的人沒有器具，索性解開褲子，往地上一蹲……天亮了，太陽出來了，氣溫無情地升高，人人都苦著臉、屏住呼吸。一個現場的記者深受折磨，說：「整個深圳的味道都變了。」

然而臭味也不能阻止真的勇士。8月8日傍晚，太陽落山之時，深圳街頭，已站著10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