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明對他妹妹一直很頭疼。從小就爭強好勝，好逞能，事事不落人，樣樣都要爭第一。有點過了。並且，最是得理不饒人，嘴巴兇，牙齒利，人說一句，她說三句，三兩句話就能把人逼到死路。從小，兄妹倆沒少幹架，他也因此常被母親罵。

這也罷了。她主要是幼稚，有盲從、跟風心理。你想啊，她一個初中生曉得什麼？哪裡會獨立思考？不過是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起鬨似的，一窩蜂衝進人家裡，翻箱倒櫃，踢這個，踹那個，她身上有沒有血債都不好講。後來又跟著出去大串聯，野過一陣。再後來，串聯叫停了，開始上山下鄉，她第一個報名。

本來按政策，江城的學生內部消化，原則上不出省。她倒好，聯合了幾個積極分子，大鬧校長室，又闖進教育局，非要到邊疆去。邊疆多著呢：新疆、雲南、黑龍江、海南島……幾個人一合計，沒見過草原，想象著「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心裡很嚮往。是當出去旅遊麼？當然不是！

家鳳幾個是抱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的。既然逃不過要吃苦，那就索性挑一個心儀的地方去。因此他們大鬧教育局，並不全是為出風頭、當頭遊，實則是對遠方有一種浪漫想象。也因此，田家明對他這個妹妹越發瞧不上，太不成熟了！

三兄妹中，田家明是最後一個走的。上山下鄉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就是說，即便沒有上級號召，他也會上山下鄉去！他從小就有志向，小學一年級就是班主席，而後中隊長、大隊長一路做到小學畢業。

初中考的江城一中，全城最拔尖的學生全擠來這裡了，可是他照樣還是尖子生，第一批次加入共青團。成績好倒在其次，關鍵是興趣廣泛，加入了合唱團、航海隊、生物小組、管絃樂隊……是個人物就是了。他當時的偶像是邢燕子，下鄉時才小學五年級，他都初二了，怎麼著也可以下去了，於是跟老師提出申請。

他是這麼說的：「我感覺是時候了，農村一窮二白，普遍來說都吃不上飯，急需我們這樣的知識青年下去幫扶一把。上面不是說了麼，全黨要大辦農業，光靠農民不行啊，沒知識沒文化怎麼科學種田？」

老師笑道：「還早了點，你的知識積累還不夠，國家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在等著你們！」

「什麼任務？」

「兩彈上天，糧棉過關。」

這才把他說服了，留下來讀高中。讀到高一，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他鬆了口氣，覺得留給他們這一代的使命就只剩「糧棉過關」了。高二那年，他得了個機會去參加「四清」，本來高中生是沒資格去的，但江城一中還是派出了幾個學生會幹部，跟「四清」幹部下去社會實踐，住進了城郊的一個村子裡。觸目驚心。

他從五歲離開李莊，鄉村記憶幾近於無。只知道窮，不知道窮成那樣，有餓死人的現象。田家明都蒙了。

幾十年後，他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中國的貧富之差不在東西、不在南北，而在城鄉。他說，中國農民太慘了，那是天塹呀，不燒高香根本出不來。那才是真正的底層，物質的，精神的，身份的，自尊心的，什麼都見底了。

回城後已進入1966年，他念高三。春夏間已覺氣氛別樣，空氣裡有股火藥味。再看報紙，連篇累牘都是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話》。校園裡，敏感的學生已坐不住了，一副躍躍狀。還有一些書呆子正在準備高考，一邊心有疑惑，今年還會有高考嗎？

田家明沒有這些煩惱，他壓根兒就不備考，優哉遊哉像個自由魂，每天在學校裡幹活兒，拿個鏟子墊操場。老師找到他，建議他報考哈工大，他笑道：「不考了，我準備混到畢業，捲鋪蓋走人！」走哪兒去？上山下鄉去！

因之田家明的上山下鄉，跟「文革」沒多大關係。即便沒有「文革」，他也會下鄉去。有了「文革」，他的上山下鄉反而被稀釋了，同小屁孩一道，成為兩千萬大軍中的一員，他覺得自己被庸俗化了，窩心得很。

他當然沒有立即走成。六月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令一齣，一代學生衝出課堂，殺向社會。田家明是一個月後才捲進去的，看不下去了。校園裡貼的大字報，越來越不像樣，胡嚼放狗屁，攻擊校領導。他遂寫了篇辯駁文章《要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貼了出去。從此就多出事來，被視為「保皇派」，要打倒。

這還得了？還讓不讓人說話？幾個「保皇派」一商議，決定成立「東風戰鬥組」，以筆為劍，以墨為旗，你來我往鬥了一陣。文章寫得激情澎湃、有理有據，但對於雙方而言都是雞同鴨講。

不久工作組進駐，越發亂了。一上來就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有一統校園的意思。

天天開批判會，田家明幾人出門都有人盯梢。這些都無所謂，真正讓他喪氣的是，很多人他不認識了，從前要好的同學、他尊敬的師長，一夜之間全變了臉。上臺揭發他、罵他、唾他。連校長也不例外。他可是為了校長才捲進來的呀。

校長上臺揭發他，說他講了工作組的壞話。他說了嗎？說了！但幾千人大會上，他能賴則賴，說：「我沒說，是校長在造謠！」

白髮蒼蒼的老校長、他最尊敬的老校長，氣得直哆嗦，急赤白臉地說：「他說啦！是他在造謠！」

田家明難過之至。有什麼東西被撕開了，太難看，也包括他自己。消沉是一點點積累的，隱身還需要契機。不久「紅衛兵」興起，他們以「反革命分子」未予准入，只好自己另起爐灶，先是十幾人，後是幾十人，再後來急速覆蓋全市大中院校，定名為「紅衛兵江城兵團」，田家明任宣傳部部長，負責起草兵團宣言。

問題出在哪兒呢？爭權奪利上。兵團成立不久，領導層便有分化。以江城一中為骨幹的幾個創始人遭到排擠，只能拱手相讓。

當然，1966年也不全是傷心事。田家明幾個自從被趕出兵團，學校也回不去了，其時工作組已被幹掉，晚生代蓬勃而起，真正是「牆頭變幻大王旗」的景象。家明幾個成了老人，做了一段時間的逍遙派。

長征串聯的事便是在這時提上日程的。想想也好，在家悶得慌，心裡也鬧騰，權當出去見見世面。當下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北上，赴天安門廣場；一路南下，往井岡山進發。

田家明是南下的那一路，組織一支約莫十幾人的隊伍，年紀最小的是個叫李貞的女孩，才十五歲。出發那天是十月下旬。天剛矇矇亮，一行人就在人民商場門口集合了，都打了背包，肩的肩，挑的挑，還有各式樂器、宣傳畫冊等。李貞是由哥哥送過來的，小圓臉，個子還未長足。路燈底下見得她眼睛紅紅的。

哥哥說：「田家明，我把妹妹交給你了，你要帶好！」這一句有千斤重，田家明把心一沉，他也是第一次出遠門。很多年後他都在想，當時怎麼天不怕地不怕，路上萬一齣了差錯怎麼辦。其實，這一層也有想到，但僅是「長征」二字，已足夠他們「萬水千山只等閒」了。

田家明後來告訴田莊，那時真帶勁兒。反思、消沉那是後來的事。你說幻覺也好，虛妄也罷，在我們卻是實實在在的，凡事願意相信，有勁兒。你們呢？活出勁兒沒有？衣食富足，我就問你，帶不帶勁兒？瞧你們都活出什麼樣兒了？疲沓沓的！

李貞的哥哥叫李勇，北上的領隊，李貞原要隨哥哥去天安門的，哥哥嫌她累贅，硬塞給了南下井岡山的田家明。此刻，哥哥回頭看了一眼李貞，說：「喂，好了呀！不叫你來，你哭；叫你來，你還哭！什麼意思嘛！」

李貞不好意思地踅上前來，跟田家明說：「領隊，我不會掉隊的！」一邊眼圈又紅了。為不能去天安門，不能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她把哥哥恨得要死。

一行人是八點半出發的。走了一天的路，傍晚落腳一個村鎮時，腳都起泡了，肩膀也磨破了皮——田家明挑著扁擔，一肩是揚琴，一肩是宣傳畫。他們一路沒閒著，看到田邊有人，就停下擔子，橫幅一拉，上寫「毛澤東文藝思想宣傳隊」，先拉兩段手風琴，再唱幾首革命歌曲。傍晚的演出最隆重。在大隊部門前圍了個場子，村民們看見了，立馬跑回家搬小板凳。人是越來越多，擠了裡三層外三層。

一行人表演了舞蹈、獨唱、重唱、小合唱，還有器樂合奏。完了村民還不讓散，叫加節目。於是集體合唱《國際歌》，眾人列隊，器樂響起，田家明站在隊伍前。暮色慢慢來臨，田野裡有秋收的味道，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只覺得蒼涼憂傷，或許是《國際歌》唱得太響亮，一直迴圈往復，也有村民跟著唱。

田家明打拍子的手慢慢疲軟，黑暗中只聽見歌聲悠揚，或許，風會把歌聲送出去老遠老遠。當眾聲迴圈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時，女聲部有人在啜泣。田家明放下了手臂，很慶幸這是在夜裡，沒有人會看見他眼裡含著淚水。

他們是一路唱過去的。他們在火車上唱，在卡車上唱，就這麼唱到了杭州。有一天他們混進了浙江省人民劇院，裡頭正在演出，舞姿扭來扭去。一行人覺得不健康，這麼說吧，帶有點小資產階級情調。於是當場寫了個宣言，由一個姓黃的同學站起來宣佈：「請你們停止演出！」

臺上沒理會，正演得起勁呢，壓根就沒聽見。

黃同學連說了三遍，一次比一次嚴肅，第三遍近乎吶喊，臺上戛然而止，面面相覷。還未等他們做出反應，田家明一行已跳上臺去，帶上他們的全部家當：長笛、短簫、手風琴、口琴、二胡、大鼓、小鼓……一邊佈置舞臺，一邊對著觀眾席作了自我介紹，宣讀了對這場不健康演出的意見。然後，他們開始表演。

那天，他們唱了《在北京的金山上》《我為祖國獻石油》，他們也唱《國際歌》。漸漸地，全場開始大合唱，大家手拉手，身子搖來晃去。也有觀眾跑到臺上，跟他們要地址，說為了革命事業，以後大家多聯絡、多交流。

那年田家明十九歲，迎來了他們這一代人的高光時刻。後來他說，整個劇場燃了、爆了。文藝工作難道不應該這樣搞嗎？

很多年後田莊想，她的十九歲幹什麼去了？啊，她的十九歲，大學一年級，不可說，不可說，太寂靜。

需要說明的是，田家明一行沒有抵達井岡山。還未進入江西境內，已有半數以上的隊員頂不住了，打道回府，末了只剩四男兩女。他們一直在步行，離井岡山越來越近了。聖地一樣的存在，逢山過山、逢河過河，以日均九十華里的速度在行進。途中有人病倒，而隊伍並不停留，只留下一個隊友做陪護，送醫院就診，好了以後再追趕隊伍，約在上饒碰頭。

上饒哪裡碰頭呢？田家明想了想，說：「在距離上饒零公里最近的電線杆上，你們貼個告示，寫上地址，我們找你們去。」

一行人就這樣往上饒進發了。不想未到上饒，又有同學病倒了。於是臨時做出決定，返回上一站長山，與另一個病友匯合。這時年紀最小的李貞又生出事來，她願意自己一個人前行，說：「沒有你們，難道我就不革命了？」

田家明左右為難。強她不過，只好派一個女生與她同行，說：「別走散了，到時我找你們去！」其實能不能找到，他真沒數。

他領著病人回到長山，安頓好兩個病友後，又匆匆上路，找兩個女孩去，此時離分手已是兩天以後了。一路打聽，走了六十多里路，都說沒見過。也有農民提醒他：「別往前走，山裡有豹子。」

此時天色已黑，下著小雨，他的背包也溼透了，背在身上就覺得重。走上一條碎石小路，夜色中看起來白慘慘的，只聽得腳下一片「沙沙」響，汗毛直豎。

看見人就問，越問越慌，腳下的步子越發快了。九點左右，路過一個小村子，都說沒見過。田家明想，怎麼辦呢？難道一直這麼走下去？估算一下她們的路程，應當不會太遠，於是咬牙再走。

這就來到了一個大村子。他從村中穿過，約莫走了兩裡，突然聽到有歌聲，駐足細聽，是兩個女生的聲音，唱的是《在北京的金山上》。那一刻，田家明突然眼眶發熱，又暖，又氣，又委屈。

他循聲來到一戶人家，推開虛掩的門，屋裡蹲了一地的人，中間一張小破桌，上頭一盞馬燈。一屋的人都在看他，唯有李貞兩人唱得動情，全然不知。他擠到桌前，把背包往地上一放，李貞兩人回過頭來，看見是他，突然止了歌聲，放聲大哭。

他也沒說什麼，上來拍拍兩女孩的肩頭，示意她們繼續。哪裡還唱得下去？當下與老鄉們聊了聊，就宿於村裡。

次日他領著兩女孩來到上饒，在距離上饒零公里最近的電線杆上，貼了告示，寫了住址。參觀上饒集中營，匯齊隊伍，過鉛山、永平。到了永平突然接到通知，井岡山正在鬧瘟疫，不能前行了。既如此，那就留在當地進行「文化大革命」吧。

怎麼革命呢？當地有個地質隊，他們就住進去了。地質隊的革命正鬧得歡，諸如造反派、保守派、軍宣隊、工人赤衛隊……一般都是白天上工，晚上批判，越批越來氣、越上頭。

吵嚷中突然聽得笛聲響起，就有人跑出來，月光底下，山影連綿，笛子的回聲悠悠盪盪，顯得很清冷。笛聲止了，歌聲響起，還是那首《國際歌》，女聲起唱，男生伴唱，調子雄渾悲壯，照例還是有回聲，蕩氣迴腸。田家明他們就是這麼革命的。

工人笑道：「這倒好，革命還有音樂伴奏！」

革命何止音樂伴奏，革命還能暗生情愫。工人們略微看出些端倪，十五歲的李貞常常躲著領隊，矛盾的是，時不時又會在他面前晃一晃，總歸是不自在，動輒發脾氣。年輕的領隊對她很頭疼，實在忍不住，有一次含著臉把她訓了一頓。

工人跟領隊開玩笑，說：「田家明，革命浪漫主義啊！」

「什麼？」領隊一頭蒙。

工人們都快笑死。

1973年10月，田家鳳帶著侄女小丫回到李莊。她在江城閒得慌，回來大半年了，城裡沒幾個同學，就是有也不想見，勁兒過去了，似乎歷經滄桑。其實她在內蒙古也沒怎麼樣，確是吃了點苦，但也未見得就比別人更苦。

她也確實生了病，大抵頭一年幹得太狠了，不惜力氣，當時有一句話叫「凍死迎風站，餓死不出聲」，正是他們的真實寫照。第二年就不行了，常常體力不支，有一天上工的時候，突然眼冒金星，摔了個四仰八叉，被送到醫院，住了一星期。這些，她都沒跟家裡說，硬扛著。

後來，漸至於不能下地，一齣工就眩暈，眼前有小金星。不出工就沒工分，吃什麼呀？兩年前她回了趟江城，去她父親單位的食堂吃早點：兩碗麵條、五個油炸饅頭、五個燒餅……直把食堂師傅給嚇死，這姑娘，太邪乎了吧？

吃完了，她一個人躲到背靜處哭。越哭越委屈，以至於開始號啕。這一哭，倒是不憋屈了，可是把豪情、雄心也哭完了。這一哭，就不怎麼想回去了。賴了些日子，還是回了內蒙古，時而上工，時而生病。她的病也沒個名目，就是覺得累，沒力氣。後來，她哥哥總結為，她得的是「神經官能症」：神經搭錯了，總以為以自己是在生病。

有一次，她騎馬去公社拿藥，回來的時候，見路上沒人，她便下了馬，拴住，一個人倚著樹，把眼看著茫茫草原，正是草肥馬壯的初夏時節，各式野花，次第開去，紅黃藍紫，連綴一片。遠處是天盡頭，藍天白雲，牛羊徜徉，她很難過。什麼時候是盡頭啊？她蹲了下來，哭著問自己：「什麼時候是盡頭？」

不久她就回江城了，誓死不再回去。三天兩頭去醫院，又託關係開了病假說明，附上病歷，一併寄到內蒙古去。她是能賴一日算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