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他們長大了，彷彿一下子穿越到了遙遠的未來：

一隻壞脾氣的鳥。

一隻像體操運動員一般扭動的金魚。

兩個血肉模糊的男孩。

現在讓我們跳出那個場景，好好看看克萊。

關於他，我們要怎樣描述？

他作為一個男孩、一個兒子、一個鄧巴家的男人，這一生究竟是怎樣拉開序幕的呢？

其實也很簡單，但這簡單內部又有千萬條脈絡：

曾經，在鄧巴家族中，有這麼五兄弟，但在我們五個人裡，四弟是最棒的一個，他身上有很多特質。

克萊究竟是怎樣一步步成為我們面前的這個克萊的呢？

我們五個人紛紛出場——每個人在這個故事裡都有自己演出的部分——我們的父親在母親每次分娩時都會守在產房裡，我們一出生便會立馬被他抱入懷中。彭妮很喜歡講這些，他每次都緊張地站在旁邊，還會在床邊哭泣，可又毫不掩飾幸福的笑意。每次上演這一幕時，他從不會因為看到產婦穿著肥大的病號服就退縮，也不害怕那些鮮血淋漓的場面。而對彭妮而言，能做到這些就意味著一切。

每次分娩結束，她都無法忍受那種頭暈眼花的感覺。

她的一顆心怦怦地跳著，彷彿隨時會從胸腔跳出。

他們過去喜歡跟我們講，我們出生的時候是多麼有趣，每個人都生來自帶他們喜愛的特質：

關於我，是我的腳丫。新生嬰兒的皺巴巴的小腳丫。

關於羅裡，是他剛剛出生時皺成一團的小鼻子，以及他睡覺時發出的動靜，就好像正在世界頂級賽場上打拳而氣喘如牛，但至少他們不用擔心他是否在呼吸。

亨利的耳朵薄得像紙一樣。

湯米總是在打噴嚏。

當然了，還有克萊，他早於湯米出生：

這孩子一生下來就是張笑臉。

據說，彭妮馬上就要生克萊的時候，他們把亨利、羅裡和我丟給奇爾曼太太就開車去醫院了，結果半道上就差點生了出來；克萊來勢兇猛。等克萊長大，彭妮告訴他：這個世界太渴望他的到來了。但她並沒有探究為何如此。

是為了讓他在這個世界上受盡傷害、受盡羞辱嗎？

還是為了讓他學會去愛，完成偉大成就？

即便這麼多年之後，依然難以定論。

那是夏日裡一個潮溼悶熱的上午，彭妮一邊走一邊大喊大叫，等他們趕到產科病房，他的小腦袋已經要從她身下冒出來了。與其說他是被生出來的，倒不如說他是被扯出來的，就好像是被空氣硬生生拽出來的。

產房變成了血泊。

鮮血灑了一地，就好像謀殺案的案發現場。

至於那個小男孩，他躺在悶熱的產房裡，神奇地露出安靜的微笑，糊滿血漬的小臉蛋一動不動。一位毫不知情的護士走了進來，她大吃一驚，目瞪口呆，開始說起髒話來。她停住腳步，說了句「我主耶穌啊！」。

我們還暈乎乎的母親回應道：

「可千萬別讓那位顯神蹟，」她說，我們的父親站在一邊傻笑著，「畢竟我們都知道自己對他做過些什麼。」

正如我之前所說，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就是我們當中最出色的一個。

特別是在我們父母眼中，他就是最特別的那個孩子。這一點我十分確定，因為他很少打鬧，幾乎不哭，對他們所講的一切都充滿熱情。

每天晚上，我們其他人都會找藉口溜走，而克萊會留下來幫忙洗碗，以此作為聽一個故事的交換籌碼。他會問彭妮：「你能再給我講講維也納的故事嗎？再跟我講講雙層行軍床，或者，要不你看看能不能給我講講這個？」他的臉埋在一大堆碗碟裡，拇指上沾滿了肥皂泡沫。「你能給我說說斯大林的雕塑是怎麼回事嗎？還有，斯大林究竟是誰？」

面對邁克爾，他會問：「你能給我講講月亮和蛇的故事嗎，爸爸？」

我們其他人在看電視，或是在起居室和門廊打鬧時，他總是留在廚房裡。

當然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父母也變成了他們人生故事的編輯。

這些故事幾乎構成了他們人生的全部。

彭妮沒有說他們在車庫的地板上花了多久糾纏、重擊、燃燒彼此。邁克爾也沒有講過艾比·漢利是如何變成艾比·鄧巴，又是如何變成艾比·另外的某個男人的。他沒跟他講過當初他是如何把那臺舊打字機埋在地下，沒講過讀《採礦工》的一個個夜晚，也沒講過他曾一度熱愛繪畫。他一點兒也沒提過那個曾經讓他心碎的故事，更沒有講過有時心碎反而會帶來更大的幸運。

不，現階段告訴他大部分故事就已經足夠了。

對於邁克爾而言，他只需要講有一天自己站在門廊上，看到大街上站著一個女人，身邊擺了一架鋼琴。「如果不是因為有這件事，」他一本正經地解釋，「你和你的兄弟們都不會來到這個世界上。」

「也不會有你的珀涅羅珀。」

邁克爾微微一笑，說：「一點兒也沒錯。」

他們倆誰都不知道的是，克萊很快就會聽到全部故事的來龍去脈，就在一切即將終結的時候。

那時，她的笑容已經凝滯在臉上。

她的臉色一片衰敗。

你們也許能猜到，他最初的記憶十分模糊，大概只記得兩件事：

一是我們的父母，二是我們兄弟幾個。

我們的樣子，我們的聲音。

他記得我們的母親雙手劃過鍵盤。那雙手的方向感格外好——從「m」鍵到「e」鍵，直到把「pleasemarryme」敲出來。

男孩的印象裡，她的頭髮有和煦陽光的感覺。

她的身體纖弱但溫暖。

他還記得自己四歲的時候，很害怕豎在那裡的那個棕色大傢伙。我們每個人都跟那架鋼琴打過交道，克萊卻覺得它是不屬於自己的異物。

她彈鋼琴的時候，他會把腦袋擱在她的腿上。

那兩根火柴棍一般的大腿，是屬於她的。

至於我們的父親，邁克爾·鄧巴，克萊還記得他的車子發出的聲音——冬日清晨引擎的轟鳴聲。天色漸晚才歸來。他身上有肌肉勞損、漫長工作日的疲憊以及搬磚工作混雜在一起的氣味。

在後來的光膀子用餐日里（你很快就會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還記得親眼看到的他的肌肉塊。除了每天在建築工地幹體力活兒，他有時還會——他自己就是這麼形容的——去酷刑室，在車庫裡做俯臥撐和仰臥起坐。他有時也會去舉舉槓鈴，但槓鈴不怎麼重，重要的是推舉的次數。

有時我們會和他一起做運動：

一個男人帶著五個男孩做俯臥撐。

每次我們五個都會一個個地逃走。

是的，那些年，在這裡長大的那段日子，我們的爸爸是個相當有看頭的男人。他身高中等，看起來不胖，但很結實、肌肉緊緻。他的胳膊算不上粗壯，也沒有凸起的肌肉，但就像專業運動員那樣，每塊肌肉都不可小覷。你可以看清他雙臂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扭動。

那包含了多少個仰臥起坐啊。

我們父親的肚子就如混凝土一般堅硬。

我提醒自己，在那段時間裡，我們的父母也有過不同的生活。

當然了，他們有時也會打架，大吵大鬧。

偶爾也會發生郊區居民家裡常見的那種雷霆式爆發，但他們更像是茫茫人海中最合適的兩個人。他們通常熱情、陽光、開朗、風趣。有時他們就好像一對犯罪同夥，形影不離；他們愛我們，喜歡和我們在一起，要做到這一點可真不容易。畢竟，當你把五個男孩塞進同一座小房子裡，你就能看得出會亂成什麼樣、能吵成什麼樣：簡直亂成一鍋粥。

我記得一些小事，比如吃飯的時候，有時局面會脫離控制：叉子掉落，餐刀四處揮舞，所有男孩都在吧唧著嘴吃飯。有爭吵聲，肢體推搡，食物殘渣撒了一地，或是掉得滿身都是，還有「那塊燕麥糊是怎麼被甩到牆上的？」，就這樣，混亂的狀況在某天晚上羅裡把半碗湯灑到襯衫上時達到了高潮。

我們的母親並沒有驚慌。

她站起來，收拾乾淨。羅裡得光著身子吃完剩下的飯——這還是父親想出來的點子。我們還在幸災樂禍的時候，他說：

「你們這幫傢伙也是。」

亨利和我差點被噎到。「什麼？」

「你們是聾了嗎？」

「哦——見鬼。」亨利說。

「你們是不是還想把褲子脫了？」

整個夏天，我們都是這樣吃飯的。我們的t恤衫在烤麵包機旁摞成一堆。但說句公道話，也算是替邁克爾·鄧巴解釋一下，從第二次開始，他就和我們一樣，也把衣服脫了。湯米那時還是個天真爛漫、童言無忌的小男孩，他大喊起來：「嘿！嘿，爸爸！你在幹什麼？為什麼沒穿衣服，只戴上了乳頭？」

我們其他人都鬨然大笑起來，彭妮·鄧巴笑得格外響亮，但邁克爾早就想出了應對之策。他的肱三頭肌時隱時現。

「那你們的媽媽呢？你們這群小鬼，她也應該和我們一樣脫掉上衣嗎？」

她從不需要別人救場，但克萊總是樂於伸出援手。

「不要。」他說，但她已經開始行動：

她的胸罩很舊，看起來髒兮兮的。

它已經褪了色，勉強掛在胸前。

她不管不顧地笑了笑，繼續吃飯。

她說：「你們小心燙到胸口。」

但我們已經知道該送她什麼樣的聖誕禮物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總是自帶一種笨重的感覺。

一種爆滿的感覺。

不管我們在做什麼，總是帶來更多的事情：

更多清洗、清潔工作，需要吃更多，洗更多的盤子，更多次的吵架、打架、拳打腳踢，更多的放屁的臭味。有人喊著「嘿，羅裡，太臭了，你是不是應該去廁所解決一下！」，當然了，只得到了他更為激烈的否認。「不是我乾的」這幾個字應該印在我們所有人的衣服上，每天我們都要說好多遍。

不管一切多麼有序或者盡在掌握，下一秒就有可能陷入混亂。我們也許瘦得皮包骨頭，身形矯健，但從來沒有足夠的空間供我們各幹各的——所以很多事我們都選擇一次性解決。

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那就是他們以前總是自己理髮；去外面找理髮師剪頭髮太貴了，他們都是自己動手。工具都架在了廚房裡——一條流水線，兩把椅子——他們會一起剪，而我們會排好隊坐下，首先是羅裡和我，其次是亨利和克萊。然後，輪到湯米的時候，由邁克爾動手，好趁此讓她休息一會兒，最後再由她給邁克爾理髮。

「穩住別動！」我們的父親這樣對湯米說。

「穩住別動！」彭妮對邁克爾這樣說。

我們被剪掉的頭髮在廚房的地板上堆成了一團又一團。

有時，還會有讓人開心到事後想起會懷念心痛的時光，我記得我們一起擠進一輛車的故事。我們所有人都被塞進了同一輛車。從很多方面來說，我都很喜歡這樣的場景——彭妮和邁克爾都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他們居然也會做這種事。眼看著一輛車裡擠滿了人，這算得上是相當完美的情況了。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你看到一堆人擠進一輛車裡——隨時都可能發生事故——他們一定永遠都是大笑大叫的狀態。

透過車前的窗玻璃，能看到我們這一家人一直手拉著手。

彭妮纖弱的屬於鋼琴演奏家的手。

我們的父親沾滿粉塵的工人的手。

他們身邊圍了一圈男孩，胳膊腿兒都交疊著搭在一起。

菸灰缸裡擺了糖果，通常都是聯邦止咳糖，有時也有嘀嗒糖。車子的擋風玻璃從來就沒乾淨過，但車裡的空氣一直很清新；男孩們一直都在喝止咳糖漿，或者是不斷嚼著過節吃的薄荷糖。

關於爸爸，克萊記得的最美好的事是，每天晚上上床睡覺之前，邁克爾總會充滿懷疑地向他反覆確認一件事。他總會蹲下來，安靜地問克萊：「你需要去廁所嗎，小傢伙？」克萊總是會搖搖頭。即便他表示拒絕，爸爸還是會把他領到地板開裂的小衛生間，讓他像匹賽馬一樣迅速解決。

「嘿，彭妮！」邁克爾會這樣喊她，「咱們家也出了一匹法老之膝！」然後他會給小男孩洗洗手，自己再蹲下身來，雖然一句話也沒說，克萊卻很清楚他心裡想的是什麼。很長一段時間裡，每天晚上，他都會被一路扛回到床上：

「你能再給我講講月亮的故事嗎，爸爸？」

但對於我們——克萊的哥哥們而言，我們的存在意味著他身體上會出現疤痕，會在阿爾切街十八號的這座房子裡捱揍。像其他當哥哥姐姐的一樣，我們會爭搶屬於他的一切。我們會從身後一把抓住他的t恤衫，把他抬起來丟到別的屋子裡。三年後，湯米出生了，我們開始對他做同樣的事。在湯米的童年時光中，我們不是把他塞到電視機後面，就是乾脆把他丟到後院裡。如果他大哭起來，我們就把他扔進衛生間，隨時準備揍他一頓；羅裡每次總會很早就開始活動手腕。

「孩子們？」傳來父母的呼喚聲，「孩子們，你們看到湯米了嗎？」

亨利在被按在水槽裡的金髮小男孩耳邊低語。

「一個字都不要說，你這個小兔崽子。」

點頭，快速地不停點頭。

這就是我們家的生存方式。

長到五歲時，克萊像當初的我們一樣，開始學鋼琴。

我們很討厭這項活動，但還是照做了。

「嫁給我」這幾個按鍵和彭妮老師。

在我們還很小的時候，她會用母語和我們交談，但只有睡前哄我們睡覺的時候才會說。時不時地，她會停下來給我們解釋幾句，但這些年說得也越來越少了。學習音樂卻是不容妥協的規定活動，我們幾個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我接近於專業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