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世界離我越來越近了。儘管在11月份有一個事故報告,我仍然只需要在監獄裡待13個月就可以了,減刑2個月,3月份就可以被釋放。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間一直行為良好,聯邦判決的標準規定可以減刑。到1月份我就可以去布魯克林深處的默特爾大道(在監區,大家都稱之為「殺手大道」)過渡教習所。在監獄裡大家一般都說,一旦你通過幾個毒品測試並找到了一份工作,過渡教習所就會讓你回家——只要他們可以獲得你的薪水。
納塔利會在「殺手大道」等我。我跟她是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分開的。她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簡直欣喜若狂,不停地問她各種問題,從上鋪彎下腰去看她躺在我的下鋪,這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晚上了。納塔利似乎有意讓自己表現得很鎮定。第二天早上,她跟來送行的大家告別,我緊張地在前門口走來走去,就像一個小孩子。我想成為最後一個跟她告別的人。我努力讓自己保持冷靜,比瑜伽珍妮特走的時候更加努力。
「納塔利,我真不知道如果沒有你會怎麼樣。我愛你。」這句話,可能是我跟一起親密同住9個月的驕傲室友說過的最直接的話。我這次又控制不住地流眼淚了。在過去的一個月,我成了反常的眼淚女王。
納塔利溫柔地抱了抱我:「室友,沒關係,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我會在布魯克林等著你。」
「好的,納塔利。在那裡等著我吧!」
她笑了笑,挺直腰桿最後一次走出了那扇門。
波普也應該在1月份去過渡教習所。我和她變得如此親密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可以同時回家。對於波普還有納塔利,回家的含義是非常不同的。波普在監獄裡已經待了12年,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進來了。她印象中的外面的世界,沒有手機,沒有網際網路,不需要向緩刑監督官報告。她非常緊張。我們經常花很長時間討論她出去以後會是什麼樣子:首先去過渡教習所待6個月,然後回到她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房子。她的丈夫在南方的某個監獄裡,要3年以後才能被釋放。她計劃去一家餐館工作,還向我透露說,她想要在將來的某一天買一輛製作熱狗的流動販賣車。她緊張計算機、緊張過渡教習所、緊張她的孩子們,也緊張就要離開這個待了十幾年、不論好壞的家。
我也很緊張,不過不是緊張回家。12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我收到了在芝加哥的律師帕特·科特寄來的一封信。信裡通知說我的一個共同被告,一個名叫喬納森·畢比的男子將要受審,我可能會被法庭作為證人傳去。他提醒我,根據認罪協議,如果政府要求我作證,我必須提供所有的誠實的證詞。帕特對我說,聯邦執法人員可能選擇將我運到芝加哥出庭,而且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他寫道:
並不是我不想要再次見到你,只是我根據以前客戶的評論得知,聯邦監獄局安排的地點轉移可能對犯人來說是一種非常不舒服和讓人疲憊的經歷。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讓你免於遭受這一切。
我感到非常恐怖。喬納森·畢比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人。我不想去芝加哥,我當然更不想成為政府的證人——一個告發同伴的卑鄙小人。我就想待在這裡,待在監區,做頭手倒立,和波普一起在電影之夜看電影。我給律師打電話,解釋說我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喬納森·畢比,我根本無法從一組人中將他選出來。如果我被派去芝加哥作證,可能會與1月份去過渡教習所的日子相沖突。我請求他為我打幾通電話,讓美國監察局的人知道我與這個被告沒有任何交集,所以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證人。
「當然可以。」他說。
我感覺好像不能再待在丹伯裡了。
我沒有告訴別人這件事,只是跟波普說了律師的信。
「哦,寶貝。」她說,「那種空運啊。」她是在說聯邦的運輸系統,空中監獄。「那種空運可真不好受。」
納塔利離開之後,我在隔間獨自一人住了幾夜。看著她床鋪上什麼也沒有的床墊子,我感到非常孤獨。我已經在監獄裡待了很長時間,所以很清楚被動地等著監獄的上帝們給我分一個好樣的新室友是不可能的。費思就住在我隔壁,她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們調換了隔間,我被允許搬到隔壁。我現在睡的床鋪,以前睡過凡妮莎,在她之前是科琳。費思與納塔利非常不同,但都不怎麼愛說話,這點讓我很放心。她很高興我能過去做她的室友,總是一邊忙著編織,一邊跟我說她在新罕布什爾州那個十幾歲的漂亮女兒。她擁有特殊的編織許可。
費思也是因為毒品入獄,刑期很長。我隱約感覺她是幫別人認罪服刑的。她一直很擔心女兒,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過她了。她在為女兒織一件毛衣作聖誕節禮物。物資供應所的腈綸紗顏色好像從來都沒有超過三四種——灰色、白色、紫紅色和綠色——而且紫紅色和綠色總是缺貨,這讓編織愛好者們十分苦惱。傑在為她的孩子們鉤編聖誕節玩具——她提前好幾個月就已經開始了。在監獄裡,最困難的事莫過於有孩子在外面,過節的時候尤其明顯。我收到了球球的一封信,她以前在汽車間工作,當時剛回到特倫頓的家裡。
親愛的帕波,
這次去信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問候一下你。非常高興收到你的信和照片。我的姐姐說我在那裡的時候比現在要胖一些,我告訴她是因為衣服的原因。不管怎樣,我都不敢相信他們竟然給你一次事故報告!艾米給我寫信說她的室友被關了禁閉,但是她沒有告訴我你被記了事故報告。那個地方真是要瘋了。
球球,她的母親之前也在丹伯裡服刑過,她一直都很擔心被釋放之後會怎麼樣。她的親戚們不是特別願意跟她一起住,她也考慮過出去後直接去一家流浪者收容所。
現在她已經被釋放了,在外面受到了非常冷漠的對待。她以前住的公寓在一個每天都會聽見槍聲的小區——比丹伯裡的射擊場恐怖多了。碗碟櫥裡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她用僅有的一點點錢購置了食物、洗髮水和衛生紙。她只能睡在地板上。
天啊,我真想你!我說想念那個地方真是讓人悲哀,因為外面的世界太瘋狂……儘管我擁有了自由,但我仍然感覺還被關著。說真的,你們大家就是我的家人。我在外面,生日到了,可是我得到什麼了?什麼都沒有,我必須乞討才能吃上感恩節正餐。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那麼害怕回家了。
如果她在監區過生日,我們肯定會大張旗鼓為她慶祝的。好在球球仍然保留了她的好心態,她需要以這種心情好好地活下去。她給我列了一些人,要我跟她們表達她的美好祝願——她的室友、傑以及汽車間的其他女孩子們——她還給我寫了一番鼓舞士氣的話,說會等到我刑滿釋放。信的最後她寫道:「永遠愛你的,球球。」
這真是最奇怪的感覺:我希望球球能夠回來和我們一起待在監獄裡。我很害怕她在外面會出事。至少在聯邦監獄局的聚集區,巡邏的看守是唯一帶槍的人,而且他們從來都沒有從卡車裡出來過。
「帕波?」艾米在隔間的門口叫我。一般情況下,我不讓人來我的隔間,寧願出去在公共區域跟人聊天。
「什麼事,妖怪?」我們一起在電工分部工作的時候,我就開始叫艾米「小妖怪」。給她起這個綽號非常恰當,因為她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嘴裡不乾淨,脾氣很壞,而且十分無禮。但是,我卻情不自禁地喜歡艾米,她經常讓我大笑。她想要成為一種強硬的人,以那種街頭混混的方式;但是我卻把她想成隨地吐痰、發出嘶嘶聲的小貓,只要抓住它的頸背,就可以跟它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如此,小貓也有鋒利的爪子和牙齒。
艾米跑到我的床鋪邊,爬在腳凳上。我能看出來,她不高興。她應該在我之前就可以回到紐約的家。我知道她也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在家裡等著,儘管情況不像球球的那麼可怕。過去的幾個星期,她都在電話上安排自己的住宿和工作。她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筋疲力盡。雖然越來越絕望,但她還是努力聯絡上了父親,但是電話好像又有問題。她解釋自己的挫敗時,說話速度越來越快,直到打嗝說不出話來。
「到這裡來,艾米。」我在床上給她挪了挪空,她爬了上來。「真是遺憾現在事情還不能確定下來。但不會有事的,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她哭的時候,我用一隻胳膊摟著她。
她把頭埋在我的腿裡。「我想要我的爸爸!」
我讓她安靜下來,用手拍著她非常引以為豪的金色捲髮。把孩子們關押起來,然後把他們放回到比監獄更加讓人絕望、更加危險的地方:在內心深處,我為這種荒謬的做法感到憤怒和悲哀。
我看到公告欄上寫著我被安排下午去參加一個強制性的釋放前課程,是關於住房的。我的血壓開始上升。所有聯邦監獄的犯人都會被要求參加一系列的釋放前課程,然後才能重新進入社會。這很有必要。丹伯裡的很多女人已經在監獄裡與世隔絕很多年,儘管被關押的生活很艱苦,但她們也被當作幼兒一樣對待。她們必須積極著手準備,才能夠處理「外面」生活的日常需求,這種情況顯得荒謬可笑。
我一直很好奇,這種再進入社會的課程會向我們傳遞什麼資訊。我被要求參加的第一個課程是關於健康的。我按照指定的時間到達探視室,那裡已經為20名女囚準備好了椅子,一個在下面聯邦懲教所食品服務部門工作的獄警會給我們上課。我探過身去問坐在旁邊的希娜,為什麼是他給我們上課。
「他過去是職業網球手。」她半解釋地回答我。
我想了一分鐘她說的話,好像她的話真的有道理一樣。「但是,為什麼是丹伯裡的人給我們上這課呢——為什麼不是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人來?」希娜對我翻了翻眼睛。「所有的課都是由監獄的工作人員上嗎?他們又不在外面跟那些出獄的人一起工作。他們整天就在這裡工作。他們對再進入社會又懂什麼?」
「小帕,你要在這個地方尋求邏輯,那真是白費工夫吶。」
從食品服務部門來的那個傢伙非常和善和搞笑,我們都非常喜歡他。他告訴我們,要好好吃飯、經常鍛鍊,把你的身體當作教堂一樣對待,它們都很重要。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錢該如何獲得醫療服務;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快速獲得節育和其他生殖健康服務;沒有建議任何解決行為或心理問題的途徑,而有些女人顯然是需要這些服務的;沒有指導那些濫用毒品長達幾十年的人在外面再次面對以前的惡棍時可以有哪些選擇。
另一門課的題目是「積極的態度」,是由前典獄長的秘書上的。我們都不喜歡她,因為她對我們的態度相當傲慢。她的課上主要在講述自己是如何努力節食,只為了能夠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參加節日聚會。可悲的是,她減肥沒有成功,但是仍然在聚會上玩得很開心,因為她做到了讓自己保持積極的態度。我懷疑地看了看屋子裡的其他人。這裡有些女人失去了撫養孩子的權利,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與孩子團聚;有些女人不知道出去後住在哪裡,所以可能得去流浪者收容所;還有些女人從來沒有在主流經濟環境中工作過,所以出去後要麼必須找到真正的工作,要麼有可能最後還是被關進監獄。我沒有這些憂慮,因為我比丹伯裡絕大多數女人都幸運得多。但是,這些課程完全沒有價值,這讓我感到沒有受到尊重。下一節課是由那個陰沉的德國修女給講的,她在丹伯裡的小教堂工作。她講的內容含糊不清,我根本想不起來說了什麼內容,好像跟「個人成長」有點關係。
接下來,我們上的課是關於住房的。住房、就業、健康、家庭——這些因素決定著一個人從監獄回到家裡以後,作為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是否能夠成功。我認識講這課的人,他在建設與維修部門工作,是一個正派的人。他給我們講了自己領域的知識——絕緣材料、鋁牆板以及房子用哪種房頂最好、房間的內部裝飾。我非常厭惡聯邦監獄局這些可笑無聊的釋放前課程,所以只是閉上眼睛等著課程結束。
一個女人舉起手問:「嗯,格林先生,你講得很好,但是我想要租公寓。你能講一下如何能租到一間公寓嗎?有沒有什麼計劃可以讓我們租得起比較便宜的房子和東西?有人告訴我應該去流浪者收容所……」
他聽到這個問題沒有生氣,但是很不確定該怎樣回答。「是,對,我對這方面瞭解不太多。找到公寓最好的方法應該是通過報紙,或者也可以上網檢視一些網址。」
我真想知道,聯邦監獄局對再進入課程的預算有多大。
我非常專注地看著牌桌對面的拉里。他看起來非常疲倦,黑眼圈非常明顯。我記起瑜伽珍妮特談到我們的男朋友時曾說過:「他們跟我們一起服刑。」
現在,每一次有人來看我,都會談論唯一的話題:我要回家了。不管是拉里、母親、弟弟還是朋友。這些人都有一種共同的解脫感,一種我們終於馬上就要脫離險境的感覺。我不想掃他們的興,所以盡力控制住自己對可能要去芝加哥的恐懼,沒有說出來。
好像探視室裡一半的犯人都很快要回家了——波普、美味姐、桃瑞絲和希娜。大波克雷蒙斯感恩節之後就回家了,她的女朋友特瑞娜已經在她的床上睡了一個星期了。
卡米拉也要走了,不過還不是回家。監區準備再送一批人下山參加戒毒計劃,她就是其中之一。尼娜應該在1月份就參加完這個計劃回來,然後就可以被釋放了。我希望能夠在離開之前給她送行。
我坐在卡米拉的隔間,看著她整理自己的東西。她給了我一雙黑色大工作靴。戒毒計劃非常嚴格,所以她必須在走之前把自己的違禁品處理掉,把多餘的衣服傳送出去。卡米拉心情很好:參加戒毒計劃可以讓刑期減少1年,從7年減為6年。我擔心她的那張嘴:跟監區大部分女人不同,如果被監獄看守惹毛了,她會跟他們頂嘴,脾氣不小。那個計劃很嚴厲,總是有人被踢出局。
「我會想你的。我以後跟誰一起做瑜伽啊?」
她笑了笑說:「你也快回家了,很快的!」
「卡米拉,你必須答應我,在下面要咬住自己的舌頭。我不是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