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的晚上，汽車間的女人們喜歡一起在探視室裡玩。我也跟她們一起玩，周圍都是一些不停鉤編衣物的犯人，她們會戴著耳機看《恐懼元素》，或者彼此說著話。球球用彩色鉛筆在做某種「藝術設計」，很可能是一張生日賀卡。突然，一個女人衝進來，眼裡看起來充滿憤怒。

「獄警在破壞宿舍甲區！」

我們跟著她跑到大廳，那裡已經聚集了一群人。那天晚上值班的是新來的獄警，他很討人喜歡，看起來態度溫和，塊頭很大，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他與大量的監獄看守們一樣，以前也是一名軍人。他們在部隊服役以後，需要在聯邦監獄系統工作幾年。有時候，他們會跟我們談論自己的軍事生涯。梅普爾先生曾被派到阿富汗做軍醫。

值班的監獄看守剛從伊拉克回來，才開始在監獄的工作。據說他駐紮在費盧傑，那裡整個春天戰鬥都非常兇猛慘烈。那晚，宿舍甲區的一個犯人惹惱了他——好像是跟他頂嘴了。然後就聽到「啪」的一聲，什麼東西突然被折斷。大家都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已經跑到宿舍甲區，把隔間裡的東西拉得亂七八糟，將牆上的東西猛烈地撕下來，床單被褥也從床墊上被拽下來扔得到處都是。

我們都很害怕——200名女犯人和一個精神崩潰的監獄看守。有人跑到外面叫住了巡邏的卡車，從山下叫來了救援。那個年輕的戰士離開了，宿舍甲區的住戶們開始把隔間重新拼湊到一起。每一個人都很慌亂。第二天，聯邦懲教所的一個陸軍中尉過來向宿舍甲區的人道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那個年輕的獄警。

多虧瑜伽珍妮特，我開始相信禪意；波普讓我吃得很好；我現在不僅基礎電工工作得心應手，攪拌混凝土也做得相當老練，我感覺自己正在充分利用坐監獄這段時間。如果這就是聯邦執法人員想要讓我遭受的，那沒問題。一天，我用監獄的投幣式公用電話給父親打電話談論紅襪隊的時候，他告訴我：「帕波，奶奶的情況不太好。」

我的奶奶是一個地道的南方人，行動敏捷輕快，性格卻嚴厲強勢。我的一生中都有奶奶的存在。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亞，經濟大蕭條時期長大，有兩個兄弟，後來撫養了4個兒子。她對如何撫養小女孩知之甚少。我是她的長孫女，很害怕她。儘管隨著我逐漸長大，我們之間的關係更加融洽，但是我始終都對她有一種畏懼感。她在私底下會直接與我談論性、女權主義和權力。她和爺爺知道我的犯罪遭遇時，都被嚇得目瞪口呆。但是他們讓我永遠記得，他們愛我、為我擔心。關於坐牢，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當我還在裡面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位會離開人世。

我在公用電話裡懇求父親告訴我——她會沒事的，她會好起來的，當我回家的時候她還將健在。他沒有說什麼，只是說：「給她寫信吧。」我之前會定期給祖父母寫一些簡短的信，向他們彙報我的近況，讓他們放心，我一切都好，等回到家的時候我會迫不及待想要見到他們。現在，我坐下來，開始寫另一種信：我要告訴她，她對我多麼重要，她教會了我多少，我多麼想要仿效她的嚴格和正直，我有多麼愛她和想念她。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怎麼會到這一步，當她需要我的時候，當她生病可能離世的時候，我卻在這樣的地方。

投遞這封信後，我立即向監區的秘書要了一份出獄事假申請表。「你是由你奶奶養大的嗎？」她非常唐突地問。當我說「不是」的時候，她告訴我，這份申請表沒有任何意義——我肯定不會被批准出獄去看祖父母的。我尖銳地回答說我符合出獄事假的條件，不管怎樣都要申請。「隨你便。」她厲聲說。

波普溫和地勸告我，能獲得出獄事假的可能性其實根本就沒有，即使是葬禮也不可能，除非是我的父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才有可能。她告訴我這些是因為不想讓我抱有太高的期望。「我知道這樣不對，親愛的，但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我看到過很多犯人在她們愛的人生病時有多麼痛苦。看著她們接受最糟糕的事發生，我曾感到無助——她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失去親人的悲痛，還有身在監獄不能與家人一起的個人挫敗感。

那年的萬聖節，我一點都不歡樂，好像內臟被一個大錘猛擊過一般，但又不想說出來讓別人知道。可我沒有辦法逃避與自己緊密居住的200多名女人的慶祝活動。她們熱愛節假日。

在監獄裡慶祝萬聖節很奇怪，別人曾這麼告訴我。會比這裡的其他事還要奇怪嗎？我們可以支配的那點有限和單調的資源要怎麼做服裝呢？那天早些時候，我看到了一些用馬尼拉資料夾紙做的傻乎乎的貓面具。我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更不用說給大家分發糖塊了。

在宿舍乙區，大老遠就能聽見節假日忠實者們「不給糖就搗蛋！」的戲謔。

我努力將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讀的書上，沒有下床。然後，美味姐在我隔間的門口說：「不給糖就搗蛋，帕-帕波！」

我只得笑一笑。美味姐打扮成一個男妓，穿著一套全白的服裝，這是她用自己的廚房制服和運動褲拼湊起來的。她有一根「雪茄」，周圍還有一群裝扮成妓女的人：包括幾名埃米穆萊特斯；還有弗蘭，她是說話很快且十分健談的義大利老奶奶，已經78歲，是監區裡年齡最大的犯人。妓女們想要讓自己更加性感一些，將運動短褲提得很高，把t恤的領口拉得很低，但主要還是靠化妝。她們的妝即使按照監獄的標準，也太俗氣了。弗蘭有一根長長的「菸斗」和頭飾帶，是她用紙做成的；她的腮紅特別重，看起來像一個19世紀20年代上了年紀的輕佻女郎。

「快點兒，帕波，不給糖就搗蛋？」美味姐催促我。「聞我的腳。給我一點甜的東西吃，你知道吧？」

我的隔間裡從來沒有存過糖果。我努力堆起一個大大的笑臉，讓她們知道我很感激她們的創意。

「那就搗蛋吧，美味姐。我實在沒有甜東西了。」

我開始尋找那些能夠決定是否允許我探望祖母的監獄警官。其中一個是很少露面的臨時行政主管，布巴。他會以儘可能最討人喜歡的方式告訴你滾一邊去。還有一個是我的輔導師費恩，聯邦監獄局的職業軍人。他是一個對什麼都不關心、愛開玩笑的人，很愛侮辱別人，但是從來不做自己的文書工作。不過，他喜歡我，因為我的金髮藍眼，而且我有一個「緊實的屁股」——他會小聲地這麼說。他已經很善良了，同意我用他辦公室的電話跟祖母聯絡——養老院的電話用監獄的公共電話打不過去，所以我沒辦法通過公用電話跟她說話。她在電話裡聽起來很疲憊，聽到我的聲音感到很吃驚。結束通話電話以後，我忍不住哭起來。我跑出費恩的辦公室，來到下面的跑道上。

我又回到了以前那種孤獨的生活方式。我不跟人交往，不怎麼說話，決定一個人默默忍受這件最糟糕的事。其他任何方式都是在向世界承認，聯邦調查局已經成功將我打垮，我已一敗塗地，成了一個懦夫；也是在承認我不可能在服刑期間不受到任何傷害。美國女孩的「斯多葛哲學」、自力更生和保持微笑的本能並不管用，不能讓我遠離痛苦、恥辱和無力感。可我怎麼能承認這些呢？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學會了剋制——掩蓋我的情感軌跡、隱藏或者忽視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堅信這些問題都應獨立解決。所以，在面對權威人物需要剋制的時候，我知道該怎麼做。我很會嚇唬人。在監獄裡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剋制，我都能做到。這就是被我的獄友們描述成「街頭智慧」的表現，她們會說：「你看著她的時候根本不會這麼想，但帕波就是有街頭智慧。」

並不只是獄友們拍手稱讚這種性格。監獄體系要求我們禁慾淡泊，試圖毀滅任何真實的情感，但是每一個人，不管是監獄看守還是犯人們，都同樣在各個方面越界。我對利維的極其輕蔑，不僅僅是因為我不喜歡她那種認為自己比別人優越的高高在上的態度，也因為她是高度自制者的反面。沒有人喜歡一個愛哭鬼。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一直處於一種強烈剋制憤怒和絕望的狀態。我獨來獨往，對於監獄的各項要求客客氣氣，但是不願意跟人聊天或者開玩笑。我的獄友們感覺受到了冒犯，認為我一定是心裡不舒服而又不想說出來，因為我不再是以前那個一貫樂觀的我了。然後，瞭解內幕的人會低聲告訴她們，我的祖母病得很嚴重。突然，很多人都來安慰我，給我提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建議，還送給我一些祈禱卡片。所有這些東西的確讓我想到，我不是一個人，住在這裡的每個女人都在同一條爛船上。

我想到了一個女人，她聽到自己母親去世的訊息時，臉上戴著一張痛苦的面具——她無聲地搖晃著，當朋友抱住她一起晃的時候（違反了身體接觸的規定），她的臉上定格出一種僵住了的嚎啕大哭的表情。我也記得羅蘭，她是一個正直的加勒比女人，我欣賞她表現出的堅定虔誠。羅蘭會直接告訴你，是監獄拯救了她的生命。「如果繼續那種生活方式，我肯定已經死在某個壕溝裡了。」她告訴我。她很有尊嚴地、優雅地服完了自己的刑期。她工作很勤奮，不與其他人亂搞，需要的時候會微笑，不向任何人索要任何東西。就在羅蘭要回家之前，她的弟弟死了。她堅忍克己，保持安靜，獲得了半天出獄事假去參加弟弟的葬禮。

但是家人來丹伯裡接她的時候，開的車不是她在文書裡登記的那輛車。就這樣，她被送回了監區，她的家人被趕走了。幾個星期後，她刑滿獲釋。整個監區都在討論監獄系統在這個事件上表現出的無情、小氣和愚蠢。反對的聲音指出，必須得假定，只要有可能，聯邦執法人員一定會殘酷地挫敗犯人的願望，但這種錯誤明明是可以避免的。大家每一個人的心都為她感到疼痛。

波普讓我坐下來談話。「聽著，親愛的，你是在內耗你自己。我告訴你，當我的父親臨終的時候，我都快瘋了，所以我對你的現在感同身受。但是，你要聽我說：這些王八蛋們會讓你什麼結果也等不到。你覺得要是給你批准了出獄假，現在還能不知道？親愛的，你應該給你的奶奶打電話、寫信、常常想想她。但是，你不能讓這些混蛋把你的生活搞得這麼怨恨不已。你不是一個心懷仇恨的人，帕波，你的本性並不是這樣。不要讓他們這麼對你。過來，寶貝。」波普用力地擁抱我，把我壓向她那大大的有香水味的「寶石」。

我知道她說得很對。我感覺稍微好一些了。

儘管如此，我仍然在管理辦公室門口徘徊，那裡幾乎總是空著的。（天知道那些人都在幹什麼。）我給家裡寫信，拿著相簿坐在床鋪上，盯著祖母的笑臉和髮型看。她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留著與貝比·佩利一樣的髮型。埃米穆萊特斯們會來隔間看我，然後走開，並因為不能讓我高興起來而感到失落。天氣逐漸轉涼，退伍軍人節（11月11日）過去之後，我每隔一天就跟父親打電話，瞭解祖母的情況（她的身體狀況比較穩定，我能不能獲得出獄事假？），每次都擔心打電話的時間會很快用盡。我想到過祈禱，但幾乎沒有做過。幸運的是，有幾個朋友提出幫我禱告，包括修女。這應該特別有效，對吧？

我不太相信正式的祈禱，但現在不像剛進監獄那會兒那麼懷疑信仰了。一個9月的下午，我和吉塞拉坐在宿舍甲區後面的野餐桌前。她是我在電工分部的同事，同時也是公交車司機，是我見過的最甜美、最善良、最溫柔的女人之一，纖弱溫雅，又沒有傻氣，也不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我甚至都不記得她曾大聲說過話，作為建設與維修部的公交車司機，這可真是難得。吉塞拉非常優雅有趣，她有著典型的淡棕色橢圓形臉龐，大大的褐色眼睛，長長的波浪發。她是多明尼加人，但在馬薩諸塞州住了很多年——她住的地方我不是很熟悉，但我們還是有一些共同點的。她有兩個孩子在外面等著她，由一個名叫諾麗·德爾加多的老婦人幫忙撫養，吉塞拉稱她是天使。

這一天，吉塞拉和我談論著她即將來臨的自由生活。她當然很不安，擔心出去後找不到工作，還擔心丈夫會有什麼舉動——他還在多明尼加，兩人的關係聽起來很磨人。吉塞拉說她不想和他見面，但他聽起來是一個很難反抗的人，而且他們還有共同的孩子。我知道吉塞拉沒有錢，卻有很多責任，她面臨著大量未知但又若隱若現的挑戰和困難。不過，雖然她很快承認自己很不安，但也展現出了自己內在的安寧，那種充滿愛意的平靜，正因如此，大家才都這麼喜歡她。然後，她開始談起上帝。

通常而言，在監獄裡表白宗教信仰或者關於宗教的討論，都會遭到我的白眼和快速退場。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根據個人的喜好和信念選擇是否實踐信仰。但是在監獄裡，太多的朝聖者只得根據現有條件將就了：多麼愚蠢的方式——這個月還信奉伊斯蘭教，在頭上戴違禁的餐巾；下個月又出現在佛教的冥想團隊裡，因為她們意識到，參加宗教儀式就可以不用工作。再加上對世界上其他信仰數量和內容的無知（「好吧，猶太人的確殺死了耶穌……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所以我一般根本不想聽到別人說宗教信仰。

然而，吉塞拉沒有說宗教或者教會，甚至也沒有說耶穌。她在談論上帝。當她談起上帝的時候，看起來很高興。她說得很直率很輕鬆，說上帝如何幫她度過了人生最難熬的掙扎奮鬥階段，尤其是在監獄裡度過的這些年；還談起她如何知道上帝完全地愛她、看護著她，讓她獲得內心的寧靜、良好的判斷力以及做一個好人的決心，即使在一個如此糟糕的地方也應如此。她說，她相信上帝會幫她，派來天使照顧她的孩子，還有那麼多好朋友在她最需要的時候幫助她度過監獄的艱難歲月。當平靜地談論上帝及其給予她愛的時候，她變得容光煥發、神采飛揚。

吉塞拉的話讓我非常感動，也很吃驚。我安靜地聽她說。她的一些信念，與監區裡那些聖靈降臨派成員說的宣言沒有那麼不同，但是她們的信仰主張充滿了想要獲得拯救的慾望——即使我是個壞人，即使其他人都不愛我，耶穌也愛我。吉塞拉已經瞭解了愛。她在談論一種堅定不可動搖的信仰，這給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已經追隨了很長時間。她沒有談論悔改或者寬恕，只是愛。吉塞拉向我描述的，是一種非常親密和幸福的愛。我認為，那是我聽過的關於信仰最讓人信服的描述。我並不打算立馬就去讀《聖經》，也不會以任何方式影響關於自己的選擇。這是精神食糧，值得我深思。

我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信仰幫助人們明白自己與團體的關係。最好的情況是，信仰幫助丹伯裡的女人們關注她們能夠給予的，而不是她們想要的，這是一件好事。所以，儘管我很蔑視「聖靈降臨派成員」，但如果信仰能夠幫助人們明白有人需要他們而不能只是考慮自己，這也不是一件壞事吧？

在監獄裡，我第一次明白了信仰可以幫助人們看到他們自己看不到的東西，不是凝望深淵，而是走向大道、走向匯合，讓最好的自己去幫助他人。我能夠明白這些，是因為我認識了像修女、瑜伽珍妮特、吉塞拉甚至是聖靈降臨派成員美甲師羅斯這樣的人。

一天，我找羅斯美甲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從自己的信仰中學到了什麼。我後來想，她說的那些話是一個人可以說出的最有力的話：「我有很多要給予。」

我還有其他挫折，我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常常遇到障礙。跑道現在下午4點鐘點名之後就關閉了。工作結束後，我會快速跑回監區，換上運動鞋，到跑道上瘋狂跑步到臨近點名時間。我回到宿舍的時間距離點名越來越近，這讓宿舍乙區大部分人都很緊張。我從跑道的遠側向上可以看到傑瘋狂地招呼我回去，然後再以衝刺的最高速度跑上臺階，通過宿舍丙區，回到我的隔間，其他犯人看到都會催促我快點。

「帕波，你會搞砸4點鐘的點名的，會被關進禁閉室！」美味姐從宿舍乙區的另一端警告我。

「室友，你的時間卡得太緊了。」納塔利搖著頭說。

在工作日，一天只可以跑6英里。我努力在週末的時候補上來。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會在1/4英里一圈的跑道上跑10英里，但這並沒有怎麼緩解無法控制的事情和人給我帶來的日常壓力和焦慮。

所以，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做瑜伽。我堅持去參加瑜伽課是出於興趣，現在更是變成了熱愛。但是很多新來的人（艾米，每做一個姿勢就會大罵和嚎叫）並沒有堅持太長時間。甘達仍然會時不時地出現，在我旁邊練習，充滿深情地對我低聲唱歌，但是我並沒有任何像樣的西班牙式或珍妮特那種舒緩的瑜伽儀態，所以她從來沒有跟著我打過瞌睡。卡米拉有時會在週末過來和我一起練習。她仍然是那個光芒四射的好夥伴（能夠彎出一個僅次於我的後仰弓狀式），但是當時正忙著去山下接受戒毒計劃。所以，瑜伽課上主要還是我和羅尼葉。

我養成了每天早上5點起床的習慣，非常小心地在早上的點名完畢之後再活動——必須時刻留意靴子砰砰踩地的聲音、移動的手電筒光束，如果值班的獄警沒有注意把鑰匙固定住的話，有時候還會有鑰匙相互碰撞發出的噪聲。我會悄悄站在隔間裡，想著嚇得他們大跳起來才好。那個時候，納塔利已經起床去廚房工作了。我則沉湎於宿舍乙區完全的黑暗中，一邊聽著其他48個女人熟睡中發出的多旋律的呼吸聲，一邊準備速溶咖啡、糖和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那個時間的宿舍乙區溫暖寧靜，我從擁擠的隔間區悄悄走向熱水飲水機。有時候，我會看到其他人也醒著——我們會互相點頭，或者低聲說上幾句。我手裡端著冒著熱氣的馬克杯，溜到房子的外面，迎著冷風走向下面的健身房，在那裡與羅尼葉匯合。那時的健身房只有我一個人，在這種完美的獨處時光裡，我的身體會在冰涼的橡膠地板上被慢慢喚醒，然後熱起來。我的大腦和心臟逐漸變得更加平靜，而且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一天天，瑜伽珍妮特教給我的價值愈加清晰明瞭。我非常想念她，而她給我的這份禮物，可以讓我安心地離開她。

在過去的10個月，我尋找各種方法，試圖從這個世界裡開闢出一片天地，在這種我不應該有任何個人自由的環境裡，想要抓住一點點主觀力量。但是，祖母的病情把這種感覺都趕走了，讓我看到自己11年前的選擇和它的殘酷後果，讓我陷於最無助的境地。對於失去的物質享受，我認為微不足道。我可以在當前的處境下找到足夠的果汁和物資。但是，這裡的任何東西都不能取代我的祖母，我正在失去她。

一個灰暗的下午，我在跑道上跑步懲罰自己，讓自己保持每分鐘7英里的速度。瓊斯夫人給了我一個電子腕錶，她從來沒有用過，我就用它來無情地測量自己的步速。那天的天氣很糟糕，要下雨的樣子。傑出現在小山的頂上，非常急切地對我做手勢。我看看錶，發現當時只有3：25，距離點名時間還有35分鐘。她想要做什麼？

我拉下戴著的耳機，心裡有點不痛快。「怎麼了？」我對著她的方向喊去。

「帕波！小珍妮特想要見你！」她召喚我上去。

如果小珍妮特想要什麼，她應該自己到跑道上來親自跟我說，她可比我年輕……除非出什麼事了？

突然，我內心感到一陣恐慌，慌忙跑上臺階到傑那裡：「怎麼了？她在哪裡？」

「她在自己的隔間裡。快來。」我大步跟著傑走，心裡仍然感到一絲緊張。傑看起來還算正常，但是她已經如此習慣災難，所以也不一定能看得出來。我們很快就走到了宿舍甲區。

小珍妮特正坐在室友的下鋪，看上去沒什麼事。我看了看她隔間的周圍，沒有什麼人，地上放了一隻箱子。

「你還好嗎？」我真想晃晃她，因為她剛才把我嚇了一跳。

「帕波？我要回家了。」

我眨了眨眼睛。她到底在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