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達巴黎，我就直接去印尼航空公司的櫃檯取前往巴厘島的機票。那裡的工作人員卻說從來沒有聽說過我的名字。我當時很害怕，在機場的一家餐館坐下來，要了一杯咖啡，想著應該怎麼辦。那時候手機和電子郵件還沒有普及，我不知道怎麼通知諾拉。我猜測這中間一定漏掉了一些資訊。最後，我站起來，走到一個雜誌攤，買了一本巴黎旅行指南，選出了一家位於第6區的便宜旅館（我唯一一張信用卡的透支額度很低），從那個小房間可以看到巴黎的很多屋頂。我給傑克打電話，他是諾拉的老朋友和她當時在美國的生意合夥人。傑克是個騙子，總是高高在上，與妓女鬼混在一起，我不太喜歡這樣的人。

「我被困在巴黎了。諾拉告訴我的都不對。我應該怎麼辦？」我問他。

傑克聽到我的電話很不高興，但還是不能不管我。「去找一個西聯國際匯款公司的網點。明天我會給你匯一些錢買機票。」

幾天後他才把錢匯過來，不過只要匯過來就行。我在巴黎興奮地閒逛，想把一切都看個遍。在大多數法國女人面前，我看起來像一個青少年。為了讓自己顯得更成熟，我買了一雙漂亮的黑色編織長筒網襪來配馬騰斯博士靴和迷你短裙。我已經不在乎自己是不是還能夠離開巴黎，一個人在這裡的感覺實在太好了。

從巴黎到巴厘島的航程有13個小時，當我從那冒著煙的飛機上下來的時候，竟然看到以前酒吧的同事比利在等我。他長著雀斑的臉上掛著大大的笑容，在印尼人群中看起來高大挺拔。比利頭髮微紅而金黃，眼睛呈淺藍色，說他是我的兄弟別人一定不會懷疑。「諾拉在度假村等著呢。你會愛上這裡的！」他說。在奢侈豪華的房間與諾拉團聚的時候，因為我對環境還不熟悉，所以有點害羞。但她表現得好像這一切都再正常不過了。

巴厘島是個縱酒宴樂的聖地：我們每天曬日光浴、喝酒、跳舞，不管時間早晚。和我們一起玩樂的有與諾拉一起工作的男同性戀者、所有願意幫我們花錢的當地俊男靚女，還有我們在庫塔海灘酒吧裡遇到的年輕歐洲人和澳洲人。我去街邊市場用雕刻面具和銀製飾品換了一套比基尼和一件布裙，在努沙杜瓦鄉間小道上漫步，與友好的當地人攀談。我們還去寺廟遠足，參加水上帆傘運動和潛水活動——教潛水的巴厘島教練很喜歡我脖子上飾有寶石的美麗海豚紋身，那是我在新英格蘭的時候刺的。這些人都很迫切地向我展示他們自己的紋身。不過，我們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諾拉和阿拉基或傑克之間會不斷地打一些緊張的電話。

他們開展生意的方式很簡單。阿拉基從西非告訴美國客戶他有毒品（通常都是定製的行李箱，海洛因被縫進行李箱的內層裡），可以「下訂單」——這些毒品會在世界各地出現。像諾拉和傑克（本質上來說是轉包商）這樣的人會安排將這些行李箱運到美國，然後傳遞給一個匿名人。他們要負責完成運輸——招募快遞員、訓練他們如何通過海關的檢查而不被發現、支付他們的「度假」所需和其他費用。

與阿拉基一起工作的不只諾拉和傑克。事實上，諾拉當時正在與喬納森·畢比競爭，畢比就是當初為這個工作培訓過諾拉的「藝術商」。我發現諾拉的壓力主要來自有多少「訂單」、她和傑克能否完成這些「訂單」，以及這些毒品能否真的如期抵達美國——所有因素都有可能隨時變化。這個工作要求有很大的機動性和大量現金。

諾拉在資金不多的時候會派我去不同的銀行取回阿拉基匯寄過來的錢——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本身就是犯罪。我在雅加達的時候與一個同行的毒品快遞員跑過一次這樣的差事。他是芝加哥人，年輕的男同性戀者，非常喜愛哥特搖滾樂，不過把自己收拾得倒挺乾淨利索，看起來很像大學預科的運動選手。他對豪華旅館已經厭煩了。在穿越城市連綿不絕的漫長炎熱旅途中，我們會因為交通堵塞而目瞪口呆，因為路邊待售的一籠籠吠叫的小狗而不知所措，因為東南亞大都市的社會階層而震驚不已。在紅綠燈前，一個乞丐躺在地上請求施捨。他的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並且沒有了雙腿。我搖下窗戶，把身上帶的盧比給了他一些。

我的同伴在座位上一邊向後縮，一邊氣呼呼地喊道：「不要！」

我疑惑並厭煩地看著他。載我們的計程車司機接過我的錢，從他的窗戶把錢給了那個乞丐。接下來我們誰都沒說話。

我們有大量的時間需要打發，所以在很多地方放鬆娛樂，比如巴厘島海灘的俱樂部，雅加達軍隊的檯球房，以及像「塔納姆」這樣類似妓院的夜總會。諾拉和我四處購物、美容，或者去印尼的其他地方旅行——只有我們兩個，屬於女生的時間。但我們相處得並不總是那麼融洽。

去喀拉喀托火山的時候，我們僱了一個導遊領著我們在山裡遠足。山上到處都是茂密潮溼的灌木叢。天很熱，我們不停地流汗，還在一個瀑布頂端的美麗河池邊吃午飯。在河裡面裸泳後，諾拉問我敢不敢——確切地說是打賭我絕對不敢——從瀑布上跳下去，那個瀑布至少有35英尺高。

「你見過有人跳嗎？」我問導遊。

「哦，是的，小姐。」他笑著回答說。

「你跳過嗎？」

「哦，沒有，小姐！」他仍然笑著說。

儘管如此，挑戰仍是挑戰。我全身赤裸、一絲不掛，開始沿石頭向下爬，那塊石頭看起來是最合適的起跳點。瀑布咆哮著。我看到下方深處翻騰的渾濁的綠水。我很害怕，突然覺得不那麼好玩了。石頭很滑，我準備像螃蟹一樣一點點挪回去，卻做不到。我意識到自己不得不跳，沒有退路了。我用盡全身的力氣，縱身一躍，朝著下面綠色峽谷一邊墜落一邊尖聲地叫喊著。再從水面出現的時候，我大笑不止，興奮不已。幾分鐘後，諾拉吼叫著向我跑過來。

她走到我跟前氣呼呼地說：「你瘋了！」

「你是說，如果我表現得太害怕而不敢跳，你就不會讓我跳了？」我驚訝地問。

「才他媽不會呢！」她回答道。那時那刻，我應該明白不能信任諾拉了。

在印尼，好像可以體驗的東西沒有界限，但有一個危險黑暗的邊緣。去雅加達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貧窮，巨型工廠裡的資本主義氣息，在旅館大廳喝酒的石油公司經理們慢慢說出得克薩斯州口音的英語。你可以在酒吧花一個小時跟一位慈祥的英國人聊天，聊舊金山的可愛之處，聊他在英國的珍貴灰狗。當你準備離開時，他遞過名片，隨意地解釋自己是軍火商。黃昏時，我乘坐電梯到達雅加達君悅酒店頂層，走進上面青蔥的花園，在屋頂的跑道上跑步，整個城市的清真寺向穆斯林信徒發出祈禱的指令聲都能聽到。

很多星期之後，我離開了印尼回到「西方世界」，心情既憂傷又輕鬆。我想家了。

在這4個月期間，我一直都跟諾拉在各地旅遊，偶爾會在美國待幾天。我們的生活充斥著緊張不安，但同時又常常枯燥無比。我除了在諾拉跟「毒販們」交易時陪著她，其他時間無事可做。我會一個人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游蕩。儘管身在人群之中，我卻感覺自己與整個世界分離，是一個來去無牽無掛、虛無縹緲的人。這不是我渴望的冒險經歷。關於當時生活的方方面面，我都沒有對我的家人說實話。我已經逐漸厭煩了我的毒品「家庭」。

有一次我在美國短暫地停留了幾天，回到了真實的、對自己充滿懷疑的家庭。我在家接到諾拉的電話，她需要我在芝加哥與她會合。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是出了名的「安全」機場。不管「安全」指的什麼，至少毒品是從那裡轉運。我在密歇根大街上的國會酒店與她見面。我覺得這裡真是糟糕。我已經習慣了文華東方酒店。諾拉簡潔地告訴我，她需要我第二天出國一趟，把一些現金帶到布魯塞爾。她不得不為阿拉基這麼做，而我不得不為她這麼做。她以前從未要我做過什麼，但她當時口氣不容置疑。在內心深處，我覺得這是自己選擇的結果，所以沒有辦法拒絕。我很害怕，但還是答應了。

在歐洲，局面有點不利。諾拉的生意越來越難維持，她在與快遞員進行不計後果的冒險，這是非常可怕的事。她的合夥人傑克在比利時與我們會合，形勢陡轉直下。我覺得他很貪婪、淫蕩、危險。而且我可以看出來諾拉對他的相信程度遠遠高於對我的關心。

我很害怕，也很痛苦，所以我們3個從比利時去瑞士的時候，我一路幾乎都一言不發。諾拉和傑克進行謀劃的時候，我在蘇黎世一個人悶悶不樂、百無聊賴。我連續看了3場《鋼琴別戀》，邊看邊哭，跟隨電影情節轉換時空、感動不已。

當諾拉十分明確地提出希望我攜帶毒品的時候，我知道除非能幫她掙錢，否則我對她將沒有任何價值了。按照她的指令，我「弄丟」了我的護照，補辦了一個新的。她讓我戴上眼鏡和珠寶，還有一雙很醜的平跟船鞋。她想用化妝品把我脖子上的海豚紋身遮蓋住，但沒能成功。她讓我去剪一個保守的髮型。那是一個寒冷的週六下午，為了能夠找到一個可以把我又長又亂的金黃卷發剪成正式髮型的理髮師，我冒著暴風雪蹣跚地走進一家很小的沙龍，那是我走進的第5家理髮店。在之前的4家，他們的接待都非常冷漠，但進入這家，我聽到一個溫柔的熟悉口音問：「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當看見向我問話的人時，我差一點叫出來。他是一個南方年輕人，名字叫芬威克，長得很像特倫斯·特倫特·迪阿比。他接過我淋溼的外套，讓我坐下，給了我一杯熱茶，幫我剪了頭髮。當我對自身相關資訊和剪短頭髮的原因有所迴避時，他很好奇，但依然文雅。他談到了奧爾良、音樂和蘇黎世。「這個城市很好，但這裡的吸毒問題很嚴重。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迷迷糊糊吸過毒的人。」我感到很慚愧。我想回家。離開沙龍的時候，我不停地感謝芬威克，感覺他是我那幾個月結交的唯一的朋友。

任何時候，只要打一個電話，我的家人就會把我從自己鑄造的這一切混亂中拯救出去。但是我從來沒有打過這個電話。我認為必須自己堅持下來。是我自己選擇了這樣不幸的遭遇，所以也應該由自己來將其結束，儘管當時很擔心結果可能非常悽慘。

諾拉和阿拉基設計了一個詳盡而危險的計劃，準備在蘇黎世機場調換行李箱。但幸運的是，她想讓我攜帶的毒品沒有出現，所以我僥倖沒有成為運送毒品的人。其實災難好像總會降臨，只不過是早晚的問題，這對我來說實在太難了。我知道我必須得逃開。回到美國之後，我乘坐最早的航班前往加州。在西海岸安全的保護傘下，我切斷了與諾拉的所有聯絡，想要忘卻這段罪惡的經歷。

earthakitt，美國知名的歌唱家、舞蹈家和電視演員。

mchammer，美國說唱歌手。

terencetrentd'arby，美國知名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