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機場的國際行李領取處很寬敞,通風也好,幾個行李傳送帶不停歇地轉動著。我從一個傳送帶跑到另一個,迫切地想要找到我的黑色旅行包。因為這個箱子裡裝滿了販賣毒品的錢,所以我比一般人更擔心丟失行李。
那是1993年,我24歲,在機場的我看起來應該很像一個焦慮的年輕職業女性。因為更喜歡這雙黑色的小山羊皮高跟鞋,我已經把原來的「馬騰斯博士」(docmartens)靴子扔掉了。這雙高跟鞋是手工製作的,非常漂亮。我穿著黑色絲綢褲子、米色短上衣,看起來是個典型的漂亮小姐。除非你能看到我脖子上的紋身,不然我看起來一點都不非主流。我完全是按照別人的指使,在芝加哥檢查從巴黎運來的行李,然後從那裡轉機去布魯塞爾。
我到達比利時之後,在行李領取處尋找黑色旅行包,卻找不到了。克服了內心的一陣恐懼,我用自己中學時學的殘缺不全的法語詢問旅行包的去向。「行李有時候會搭錯航班。」處理行李的工作人員說。「等會兒看看從巴黎來的下一趟航班,你的行李有可能在那架飛機上。」
我的旅行包被檢查出來了嗎?我知道帶著不報關的一萬美金是非法的,更不用說錢是給西非毒梟的。當局正在包圍我嗎?或許我應該試著現在通過海關的檢查然後逃跑?又或者行李只是被延遲了,這樣我要是跑掉的話,就意味著丟棄了別人的一大筆錢,而這個人可能一個電話就能將我置於死地。我想著第二個選擇更可怕一些,所以就繼續在那裡等待。
從巴黎飛來的下一趟航班終於到了。我悄悄地靠近在行李處理中心的新「朋友」——我之前諮詢過的那個工作人員。當你害怕的時候,調情也沒那麼容易了。終於看到了我的旅行包。我緊緊抓著這個tumi包,欣喜若狂地大叫:「我的包!」我再三感謝那位工作人員,然後從一個無人把守的門向航站樓走去,還向他矯情地揮了揮手。在航站樓,我看到了在那裡等著的朋友比利。無意中,我沒有經過海關檢查就出來了。
「我剛才很擔心。發生什麼事了?」比利問。
「快找輛計程車!」我低聲快速說道。
直到我們坐車駛離機場並穿過半個布魯塞爾以後,我才敢大口喘氣。
在這之前的一年,我剛從史密斯女子學院畢業。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天,陽光明媚,是新英格蘭典型的春天。在陽光斑駁的校園裡,可以聽到風笛嗚嗚地響,還夾雜有得克薩斯州州長安·理查茲的演講。他勸告我們這些畢業生走進社會後要向世界展示我們女性特有的魅力。頒給我學位的時候,我的家人感到自豪和高興。我的父母當時剛剛分開,他們盡全力和睦相處;我那儀態高貴、來自南方的祖父母看到他們的長孫女戴著學位帽、被中上階層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和常春藤聯合會的人圍著,感到非常喜悅;我弟弟則覺得無聊得要死。有些同學有規劃、有目標,畢業後就開始投入研究生課程的準備,或者做一些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入門級工作,或者直接搬回家——當時正值老布什任期內第一次經濟衰退高峰,選擇最後一條路的人不在少數。
不過,我選擇繼續留在馬薩諸塞州的北安普敦市。我在史密斯女子學院學習的專業是戲劇,父親和祖父對這個專業甚是懷疑。我們家族歷來重視教育,家庭成員裡有很多醫生、律師和教師,也有人做過護士、詩人或者法官。在那裡學了4年之後,我依然感覺自己是個業餘藝術愛好者,沒有資格也沒有動力將我的一生投入劇院。但是,我也沒有其他想要繼續研究或者從事有意義事業的計劃,更沒有打算進入法律學校。
我並不懶。在大學期間,我從事過各種兼職,在餐館、酒吧、夜店工作都很努力,因為勤奮、幽默和願意加班而深受老闆和同事們的喜愛。那些工作和其間認識的人,比在大學遇到的很多人都與我更合拍。我很高興選擇了史密斯,因為這裡到處都是聰明而有活力的女性。但是我畢業時,成績剛剛能夠滿足家庭對我的要求。我在史密斯女子學院打了個擦邊球,勉勉強強能夠畢業,我渴望去外面的世界體驗、嘗試和感受。是時候過我自己想過的生活了。
我當時作為一名來自波士頓、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熱切期望融入波希米亞非主流文化,卻又沒有一個明確的計劃。我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對冒險鬱積已久的渴望,或者如何讓想要冒險的熱情化為行動。我的想法裡沒有明顯科學的或分析的傾向——我看重的是藝術、努力和情緒。我和一個同專業的畢業生及她狂熱的藝術家女朋友合租一套公寓,在一家精釀酒酒吧找到了一份侍者的工作。我跟同是侍者的同事、酒保和音樂家在一起玩,我們都到了適合結婚的年齡,而且都喜歡穿黑色衣服。我們一起工作、舉辦聚會、裸泳或滑冰、做愛,有時候還會真的墜入愛河。我們都有紋身。
我熱愛北安普敦市和圍繞這裡的先鋒谷。我在鄉間小路上跑步,學會了如何端著12品脫啤酒走上陡峭的樓梯、與年輕貌美的姑娘和英俊帥氣的小夥子做很多浪漫的過失行為。整個夏天和秋天,在休班的星期三,我都會坐車去普羅溫斯敦海灘遠足。
冬天到來的時候,我開始感到心神不安。學校的朋友們給我講述了他們在紐約、華盛頓和舊金山的工作和生活,我開始反思自己都做了些什麼。我知道我不會回波士頓。雖然我愛我的家人,但是我想盡可能完全避開父母離異帶來的影響。回顧往事,一張去歐洲的車票,或者在孟加拉國做志願者,都會是很好的選擇。但是,我卻被困在了先鋒谷。
在我們開放的社會圈子裡,有一幫時髦得讓人不可思議的女同性戀者。她們35歲左右。這些稍微年長的女人善於處事、久經世故,讓我感到異常害羞。但幾個這樣的女人搬到我們公寓隔壁後,我們成了朋友。她們中間有一個名叫諾拉·詹森,嗓音沙啞,褐色的頭髮彎曲蓬鬆,來自美國中西部。諾拉個子不高,看起來有點像一隻法國鬥牛犬,或者白人版的伊爾薩·基特。關於她的一切都很好笑——她的有氣無力、說俏皮話時嘶啞的嗓音、睜著淺褐色的眼睛抬起頭看你時的樣子,甚至她拿著香菸(從不離手)彎曲著手腕的姿勢,就好像隨時準備打什麼手勢。她可以用一種有趣的、關注的方式逗引別人講話,當她注意你的時候,感覺好像是要告訴你一個私密的笑話。諾拉是那群老女人裡唯一注意到我的人。我們之間不能算作真正的一見鍾情,但在北安普敦市,對於一個尋求冒險的22歲女性來說,她是一個能激起我興趣的人。
1992年秋,她走了。
聖誕節過後,她又出現了。回來之後她自己租了一間大公寓,裡面全新的傢俱屬於工藝美術風格,還有一個超級棒的音響。我認識的其他所有人都與別人一起租房,沙發都非常廉價,而她卻以那種招搖的方式大手大腳花錢。
諾拉請我出去喝一杯,只有我們兩個,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這是約會嗎?或許是吧,因為她把我帶到了北安普敦旅館的酒吧,那是當地距離我們最近、裝修還可以的酒吧,裡面有帶白色格紋的淡綠色長沙發。我有點緊張地叫了一杯含鹽的瑪格麗特酒。諾拉皺了一下眉。
「喝瑪格麗特酒有點涼吧?」她點蘇格蘭威士忌的時候對我說道。
的確,一月的冷風吹著西馬薩諸塞州,讓人不甚喜歡。我本應該點一種顏色更深、杯子更小的飲品——我那結了霜的瑪格麗特酒看起來可笑而幼稚。
「那是什麼?」她指著我放在桌子上的小金屬盒子問道。
那個盒子黃綠相間,本來是裝酸檸檬糖粒的。蓋子上的人物朝西凝視著,從三角帽和金色肩章可以看出是拿破崙。這個盒子原是我在史密斯女子學院一個女同學的錢包。她屬於上層階級,是我認識的最酷的人,後來去了藝術學院,不在校園裡住了。她固執己見、好奇心重、和善友愛、屁股很大。一次,我讚美了這個盒子,她就把它給我了。這個盒子正好能夠放下一包香菸、一本駕照和一張20美元鈔票。當我準備從珍貴的錫盒錢包裡拿出錢付賬的時候,諾拉揮揮手謝絕了。
這幾個月你去哪裡了?我問她。諾拉意味深長地看了看我。她平靜地向我解釋:她被妹妹的一個朋友拉著加入了一個走私毒品的企業,她妹妹「有關係」。這段時間她去了歐洲,在那裡接受黑社會正規的培訓,培訓師是一個同樣「有關係」的美國藝術品商人。她已經成功把毒品私運到美國,並因此得到豐厚的回報。
我感到非常震驚。諾拉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她不擔心我去警察局告發她嗎?我又點了一杯喝的,半信半疑地認為整個事情都是諾拉編造的,而且這是最愚蠢的引誘嘗試。
以前,諾拉的妹妹來找她的時候,我見過一次。她的名字叫海絲特,對神秘的事物感興趣,總會留下一串符咒和用雞骨頭做的帶羽毛的小裝飾品。我原以為她只是姐姐崇拜巫術的異性戀版本,但很顯然她是西非一個毒梟的情人。諾拉描述了她如何與海絲特一起到貝南灣見那個毒梟。他叫阿拉基,長得與mc·漢默異常相似。她作為客人住在他的大院裡,目睹並接受「巫醫」的照料,她現在被認為是他的大姨子。這一切聽起來黑暗、可怕、恐怖、瘋狂——也難以置信地讓人興奮。我不相信有這麼多可怕誘人秘密的她,會向我說出所有。
通過告訴我這些秘密,諾拉好像把我給拴住了,並展開了神秘的求愛。諾拉稱不上一般人眼中的漂亮,但是她擁有很多才智和魅力,非常擅長表現得輕鬆自如。像以往一樣,我對決心追求我的人沒有抵抗力。她在引誘我的時候既有恆心又有耐心。
在那之後的幾個月,我們變得更加親密,我瞭解到很多我認識的當地人都在偷偷跟她合作,這讓我感到更加安心。我對諾拉代表的非法冒險行為感到著迷。她在歐洲或者東南亞長期逗留的時候,我幾乎住進了她的家,照顧她心愛的黑貓伊迪絲和達姆達姆。她會在深更半夜從地球的另一端打電話來詢問她的小貓,由於距離太遠,電話線會發出滴答聲和噝噝聲。對於這一切,我都沒有聲張——包括那些已經開始好奇的朋友們的質問,我都盡力迴避。
因為她的生意都在城外進行交易,所以毒品對我來說,就像是抽象畫一樣完全沒有實物表現。吸食海洛因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毒品上癮帶來的苦楚也是我想象不到的。春天的某一天,諾拉駕駛著一輛嶄新的白色馬自達米亞塔敞篷車回來了,還帶了一個行李箱,裡面裝滿了錢。她把錢倒在床上,然後一絲不掛地在錢上打滾大笑。那是她最大的一筆收入。不久,我就開始坐在米亞塔上四處兜風,車上的錄音機裡放著藍尼·克羅維茲的歌《你要重蹈我的覆轍嗎?》。
儘管(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和諾拉之間有著奇異的愛情關係,我明白自己必須離開北安普敦去做些什麼。朋友麗薩·b和我一直都把我們的小費攢著,我倆決定辭掉精釀酒酒吧的工作,在夏末的時候起身去舊金山。(麗薩對於諾拉的秘密活動一無所知。)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諾拉的時候,她說她很想在舊金山買一套公寓,並且建議我們飛過去之後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房子。我很震驚她是如此在乎我。
就在我離開北安普敦的幾周前,諾拉獲悉她不得不前往印度尼西亞。「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正好跟我做伴。」她建議說。「你什麼也不用做,閒逛就行。」
我之前從來沒有出過國。儘管打算在加州開始我的新生活,但出國旅遊的誘惑實在難以抵抗。我渴望一次冒險的經歷,諾拉手裡正好有這樣的機會。以前跟著她出國跑腿的北安普敦人沒有遇到過什麼危險——事實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聽說過他們在國外的那些故事,所以我覺得陪諾拉應該沒有什麼危害。她給我錢讓我買一張從舊金山到巴黎的機票,說在戴高樂機場印尼航空公司的櫃檯上,會有一張去巴厘島的機票等著我。就是那麼簡單。
諾拉是這樣掩護自己的非法活動的:她和她那位留著山羊鬍子、名叫傑克的犯罪同夥聲稱準備開辦一本文學藝術雜誌。這個由頭聽起來很可疑,本身就說得含糊不清。我跟朋友和家人解釋說要搬去舊金山在這個雜誌社上班,並因雜誌社工作需要出差的時候,他們都對我的新工作感到驚訝和懷疑。不過,我端起女性神秘感的架子,回絕了他們的問題。和好友麗薩一起向西開車離開北安普敦的時候,我感覺好像終於開始了自己的人生,感覺一切事都可以做了。
我和麗薩從馬薩諸塞州一路不停地開到蒙大拿州的邊界,兩個人輪流睡覺。深夜的時候,我們停在路側的停車處睡了一會兒,等到醒來時竟然看到了蒙大拿州東部金色的黎明。我記得自己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在蒙大拿州短暫停留之後,我們又從懷俄明州和內華達州疾馳而過,最終跨過海灣大橋,抵達舊金山。我要從這裡搭乘飛機。
去印尼應該帶些什麼呢?我完全不知道。我拿了一個里昂比恩牌筒狀旅行包,裡面裝了一條黑色絲褲、一條無領背心裙、藍色牛仔短褲、3件t恤、一件紅色絲綢襯衫、一條黑色迷你短裙、一套跑步裝備和一雙黑色牛仔靴。我當時興奮得不得了,都忘了裝游泳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