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斯大林格勒進攻戰開始之前幾天，克雷莫夫來到第六十四集團軍的地下指揮所。軍委委員阿勃拉摩夫的副官坐在寫字檯前就著雞湯吃餅子。副官放下調羹，嘆了一口氣，從這口氣可以聽出來，雞湯滋味太美了。克雷莫夫的眼睛都溼了，他忽然極其強烈地希望就著白菜湯吃一塊餅子。

在布幔後面，副官稟報過以後，就沒有聲音了。過了一會兒，克雷莫夫聽到他已經熟悉的嗄啞的聲音，不過這一次那聲音不高，克雷莫夫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副官走出來，說：

「軍委委員不能接見您。」

克雷莫夫驚訝地說：

「我沒有要求接見。是阿勃拉摩夫同志叫我來的。」

副官看著雞湯，沒有作聲。

「這麼說，是改變主意了？我真不明白。」克雷莫夫說。

克雷莫夫出了地下指揮所，順著一條幹溝朝伏爾加岸邊走去，軍隊報紙的編輯部在那兒。

他走著，因為這次莫名其妙的召喚，因為自己見到別人吃餅子就眼饞，心裡十分懊惱，一面傾聽著庫波羅斯山溝那邊傳來的零亂的、懶洋洋的炮聲。

有一位頭戴軍帽、身穿軍大衣的姑娘朝作戰科走去。克雷莫夫朝她打量了一眼，在心裡說：「真漂亮！」

他的心又因為習慣的惆悵感緊緊收縮起來，他想起葉尼婭。他又同樣習慣地吆喝自己：「追上她，追上去！」又回想起在哥薩克小鎮上那一夜，想起那個年輕的哥薩克女子。

後來他想起斯皮裡多諾夫：「是一個很好的人，不過他當然不是斯賓諾莎。」

這些念頭、懶洋洋的炮聲、對阿勃拉摩夫的惱火、秋日的天空，在他的腦海裡清清楚楚地迴旋了很久。有一名軍大衣上戴有綠色大尉領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員，從指揮所趕來，把他喊住。

克雷莫夫大惑不解地朝他看了看。

「上這兒來，這兒來，請吧。」大尉用手指著一座小屋的門，低聲說。

克雷莫夫經過一道崗哨，朝門口走去。他們走進屋裡。屋裡有一張辦公桌，在板牆上用圖釘釘著斯大林肖像。克雷莫夫以為大尉找他有事，大概要說：「對不起，營政委同志，您能不能把我們的報告帶到左岸，交給託謝耶夫同志？」但是大尉沒有這樣說。他說的是：

「把您的武器和身份證交出來。」

於是克雷莫夫十分慌亂地說了已經毫無意義的話：

「您有什麼權力這樣對待我？您想看我的身份證，先把您的身份證給我看看。」

後來，等他相信了這毫無來由、毫無道理但又毫無疑問的事，他就說了類似的情況下成千上萬的人在他之說過的話：

「這真荒唐，我簡直一點兒也不懂，莫名其妙。」

不過，這已經不是自由的人說的話了。

二

「你別裝糊塗。你說，你在被圍困期間幹了些什麼？」

他在伏爾加河左岸，在方面軍司令部特別科受到審訊。油漆地板、窗臺上的花盆、牆上的掛鐘似乎都散發著小地方的寧靜氣氛。右岸顯然有飛機在轟炸；從斯大林格勒方面傳來的轟隆聲和玻璃顫動聲顯得似乎又熟悉又親切。

和自命不凡、嘴唇灰白的偵訊員一起坐在吃飯的桌子旁邊的是一個粗野的中校，不知為什麼他還沒有發作。

可是你瞧，這個肩膀在石灰爐壁上蹭著石灰印子的中校走了過來，走到這個坐在凳子上、當年指導過東方殖民國家工人運動的人，這個身穿軍服、佩帶政委金星的人，這個生來善良和藹的人跟前，照他的臉上狠狠打了一拳。

克雷莫夫用手摸了摸嘴巴和鼻子，朝自己的手上看了看，看到手上又是血又是唾液。然後他動了動嘴巴。舌頭髮僵，嘴唇也麻木了。他看了看剛剛擦洗過的油漆地板，便把血吞嚥下去。

深夜，他痛恨起特別科的人。但是起初他既不覺得恨，又不覺得疼。一拳打在臉上，把他的精神打垮了，除了麻木和發僵以外，什麼感覺也沒有。

克雷莫夫回頭看了看哨兵，覺得很不好意思。紅軍士兵看到一個共產黨員捱打！打的是共產黨員克雷莫夫，是當著小夥子的面打的，克雷莫夫所參加的偉大革命就是為了這些小夥子。

那個中校看了看錶。已經是科長級食堂開晚飯的時間。克雷莫夫被押著在又是灰土又是雪粒的院子裡走著，朝著原木搭成的囚室走去。這時候，從斯大林格勒方面傳來的空襲的轟隆聲特別清楚。在麻木過去之後，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德國人的炸彈可以把這小小的囚室炸燬……這個念頭又簡單又醜惡。

在原木作牆的悶人的囚室裡，他感到又絕望，又憤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當年是他用嗄啞的嗓門兒叫喊著，向飛機奔去，迎接自己的好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他抬過蔡特金同志的棺材；現在也是他像個小偷一樣看著，特別科人員是不是要打他。是他從重圍中把許多人帶出來，他們都稱他「政委同志」。現在是一個拿槍的農村小夥子用厭惡的目光看著他，看著他這個在審訊中被另外一個共產黨員打得滿臉是血的共產黨員……

他還不能理解「失去自由」這句話的全部意義。但他已經成為另外一種生物，他的一切都應當改變，因為他已經失去自由。

他的眼前發黑……他要去找謝爾巴科夫，去找黨中央，他還可以去找莫洛托夫，不把這個壞蛋中校槍斃，決不罷休。你們打電話吧！就打電話給克拉辛吧。要知道，斯大林都聽說過我，知道我的名字。斯大林同志有一次問日丹諾夫同志：「這是哪一個克雷莫夫，是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的那個克雷莫夫嗎？」

可是克雷莫夫馬上就覺得腳下是深深的泥潭，他就要陷進又黑、又黏、又稠的無底泥潭中……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比德國的裝甲部隊更厲害的力量向他撲來。他失去了自由。

葉尼婭！葉尼婭！你看見我嗎？葉尼婭！瞧瞧我吧，我遭殃了！我太孤單了，沒有人理睬我了，你也不睬我了。

一個壞蛋打了他。他神志模糊，氣得手指頭都打哆嗦，真想朝特別科的壞蛋撲過去。他過去對憲兵、對孟什維克、對他審訊過的黨衛軍軍官都沒有這樣痛恨過。

在打他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人看到的不是敵人，而是他自己，克雷莫夫，也就是當年那個看到共產黨宣言上那句激動人心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興奮得流淚的孩子。這種相近的感覺才真正可怕。

三

天色漸漸黑了。有時這狹小囚室的難聞空氣中充滿斯大林格勒激戰的隆隆聲。也許是德國人在攻打著保衛正義事業的巴秋克和羅季姆採夫的部隊。

過道里偶爾有走動聲。大囚室的門不時開啟。那裡住的是逃兵、叛徒、趁火打劫的人、強姦犯。他們常常要求上廁所，看守計程車兵在開門之前，總要和他們爭吵老半天。

把克雷莫夫從斯大林格勒的河邊押來的時候，讓他在大囚室裡待了一陣子。誰也沒有注意這位袖子上還帶有紅星的政委。他們關心的只是有沒有帶紙，好讓他們捲菸卷兒。這些人所想的只是吃，抽菸，滿足身體需要。

是誰，是誰控告他？多麼痛心啊，知道自己無罪，同時卻又覺得犯了彌天大罪，嚇得渾身發冷。羅季姆採夫的管道，「6-1」號樓的瓦礫，白俄羅斯的沼地，沃龍涅日的冬天，斯大林格勒的渡河——一切幸福的、愉快的事都已成為過眼雲煙。

他現在真想上外面去走走，抬起頭看看天空。去看看報紙。刮刮鬍子。給弟弟寫封信。他想喝杯茶。他還要歸還他借來的一本書。看看錶。洗洗澡。到箱子裡去拿一塊手帕。可是他什麼也不能了。他失去了自由。

過了一會兒，克雷莫夫被押出大囚室，來到過道里，警備隊長罵看守計程車兵說：

「我對你說得很清楚，你他媽的為什麼把他塞到大房間裡？哼，你糊里糊塗，想上前線是不是？」

等警備隊長一走開，看守計程車兵對克雷莫夫發牢騷說：

「經常是這樣。單人囚室總不得空閒！他自己說過，要把該槍斃的關在單人囚室裡。如果我把您關進去，該把他關到哪兒去？」

一會兒克雷莫夫就看到幾名士兵從單人囚室裡押出一名判處槍決的犯人。犯人那一頭淡黃色的頭髮貼在凹進去的狹窄的後腦上。他可能有二十歲，至多二十五歲。

克雷莫夫被帶進空出來的單人囚室。他在幽暗中依稀看到小桌子上有一隻飯盒，還摸到旁邊有一隻用麵包瓤捏成的小兔子。看樣子，這是犯人剛剛捏成的：麵包還是軟和的，只有兔子的兩隻耳朵有點兒硬了。

漸漸靜下來……克雷莫夫半張著嘴，坐在鋪上，睡也睡不著：需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被打昏了的頭不能思考，鬢角疼得厲害。頭腦裡一陣陣長浪，在旋轉，奔騰，震盪，想鎮定也鎮定不了，想什麼都想不成。

夜裡過道里又有嚷嚷聲。值班計程車兵在呼喚領班的班長。靴子的踢躂聲。克雷莫夫聽出警備隊長在說話：

「把他媽的那個營政委帶出來，讓他在警衛室裡坐一會兒。」

又補充說：

「重大事故就是重大事故，上級早晚會知道的。」

單人囚室的門開了，一名士兵喊道：

「出來！」

克雷莫夫走了出來。過道里站著一個光著腳、只穿著襯褲的人。

克雷莫夫這一生見過很多可怕的東西，但是他一看到這張臉就覺得，比這張臉更可怕的東西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張臉很小，帶有骯髒的黃斑。一張臉在可憐地哭著，那皺紋、哆哆嗦嗦的腮和嘴唇都在哭，只有眼睛沒哭。不過最好別看那雙可怕的眼睛，那眼睛的神情也是極其可怕的。

「走吧，走吧。」士兵催促克雷莫夫說。

到了警衛室裡，這名士兵對克雷莫夫說了說發生的重大事故。

「警備隊長說要送我上前線，實際上在這兒還不如上前線，在這兒人的神經快要錯亂了……把一名故意自傷的弟兄拉出去槍斃。他開槍透過一個大面包打傷了自己的右胳膊。把他槍斃了，用土埋上，可是夜裡他又活了過來，又回到我們這兒。」

他對克雷莫夫說話，儘可能既不稱「您」，也不稱「你」。

「他們搞得太馬虎了，簡直叫人看著可怕。就是宰牲口也不該這樣馬虎。可是他們幹什麼都馬馬虎虎的。土地是凍的，他們只把荒草扒幾下，胡亂撒幾把土，轉身就走。當然啦，他是能爬出來！如果好好兒地把他埋上，他永遠也爬不出來。」

克雷莫夫是常常回答問題，扭轉人的思想，為人講解的，現在卻大惑不解地向這名士兵問道：

「不過，他怎麼又回來了？」

看守計程車兵笑了笑。

「還有呢，帶他去槍斃的班長說，既然重新為他辦手續，就應該發給他口糧，可是總務科長很兇，發起脾氣：既然已經槍斃了，還發什麼口糧？依我看，這話也對。是班長太馬虎，怎麼能叫總務科負責任？」

克雷莫夫忽然問道：

「您在戰前是幹什麼的？」

「戰前我在國營農場養蜂。」

「清楚了。」克雷莫夫這樣說，因為周圍和他的頭腦裡的一切都糊里糊塗，很不清楚。

黎明時候，又把克雷莫夫押回單人囚室。用麵包瓤子捏的小兔子依然在飯盒旁邊。不過這會兒小兔兒已經硬了，不軟和了。大囚室裡傳出懇求的聲音：

「看守，行行好，帶我去解解手吧！」

這時候，草原上升起棕紅色的太陽。好像是一個上了凍又沾滿泥土的甜菜疙瘩爬到了天上。

不久就把克雷莫夫押上一輛噸半汽車，負責押送的一名和善的中尉就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司務長把克雷莫夫的提箱交給他。噸半汽車就咯吱咯吱地在凍實的阿赫圖巴河邊的泥塊上蹦跳著，朝列寧斯克的飛機場開去。

他呼吸著潮溼的冷氣，他滿懷信心和希望——可怕的噩夢似乎已經結束了。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車，把灰色的盧比揚卡峽谷打量了一遍。因為長時間的飛機馬達聲，因為眼前不停地閃過一片片收割完畢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條條小河、一片片樹林，因為心中交替地閃過失望、信心、灰心，這會兒頭腦裡在轟轟作響。

門開了。他進入窒息人的官氣和瘋狂的官場嚴密統治的世界，進入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在戰爭之外，與戰爭無關，又在戰爭之上。

在一個悶人的空房間裡，在探照燈似的明亮的燈光下，叫他脫光了衣服。在一個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體的時候，他打著哆嗦想道，戰爭的沉雷和鋼鐵都沒有打亂這不知羞恥的手指頭一絲不苟的動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紅軍戰士，在防毒面具裡留下進攻前寫好的字條兒：「我是為幸福的蘇聯生活死的，家裡還有老婆和五個孩子。」被燒死的坦克手，渾身黑糊糊的，一縷縷頭髮粘在年輕的頭上；成千上萬人民的軍隊，穿過森林和沼地，開炮，打機關槍……

那手指頭還在摸著，又鎮定，又平靜，可是政委克雷莫夫還在炮火下呼喊過：「怎麼，格涅拉羅夫同志，您不想保衛蘇維埃祖國！」

「轉過身去，彎下腰，兩腳分開。」

然後，他穿起衣服照相，敞著領口照，板著面孔照，帶著表情照，從正面照，從側面照。然後，他在心裡狠狠地罵著娘，在一張紙上蓋了手印兒。然後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員把他褲子上的紐扣剪下來，又拿走他的腰帶。

然後他乘著燈光明亮的電梯上去，順著鋪了地毯的長長的、空蕩蕩的走廊朝前走去，經過一個個帶圓孔的門。外科診所病房。癌外科診療室。空氣是暖和的，是帶有官氣的，被電燈照得通亮。這是診斷社會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誰把我關進來的？」

在這窒悶、不通風的空氣中很難思考什麼。夢、清醒、過去、未來全都攪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覺……我是不是有過媽媽？也許，我從來沒有媽媽。葉尼婭也是可有可無的了。松樹頂上的星星，搶渡頓河，德國人的綠色照明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每一個門裡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個共產黨員，莫斯托夫斯科伊這會兒在哪兒，頭轟轟直響，難道是格列科夫朝我開槍，捲髮的格里高力·葉甫謝耶維奇，共產國際主席，在這走廊上走，多麼難聞、多麼悶人的空氣，多麼討厭的探照燈光……格列科夫朝我開槍，特別科的壞傢伙打我一拳，德國人朝我開槍，不知明天我會怎樣，我向你們發誓，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只有瞎編，好樣的老頭子在十月革命節在斯皮裡多諾夫那兒唱起歌兒，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當年是這座房子的當家人，亨利·亞戈達，還有明仁斯基，後來就是小個子、綠眼睛的彼得堡無產者葉若夫，現在是又和藹又精明的貝利亞，當然，當然，我們見過面，我們唱過「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只有瞎編，難道要把我槍斃？……

在筆直的走廊裡走，而生活是亂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溝、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莊稼，擠著走，繞著走，當命運筆直的時候，就直著走，走廊，走廊，走廊裡有很多門。

克雷莫夫從容不迫地走著，不快也不慢，好像押著他計程車兵不在他後面，在他前面。

他一來到盧比揚卡監獄，就產生了一種不同的感覺。

「點的軌跡。」他在按指印兒的時候，這樣想道。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樣想，雖然正是這個念頭表達了他的新的感覺。

所以產生新的感覺，是因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如果他要喝水，會讓他喝個夠，如果他心臟病發作，突然跌倒在地，也會有醫生給他打針搶救。可是他已經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覺到這一點，雖然他還不理解這一點。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來那樣穿衣，吃飯，買票看電影，思考，睡覺，總是感覺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來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靈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黨齡不同，刊登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與眾不同，各種各樣的習慣與眾不同，氣派與眾不同，和共青團員或區委書記、工人、老黨員、老朋友、求助者談話的語調也不同。如今他的身體像人的身體，行動和思維像人的行動和思維，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為人的實質、他的尊嚴、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進一間囚室。囚室長方形，光溜溜的鑲木地板，有四張床，鋪得平平展展，被子連褶都沒有，他頓時感覺出來：三個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著這第四個人。

他們是人，至於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他不知道，他們對他敵視還是漠視，他不知道，但是他們對他的好態度、壞態度、冷漠態度，都是人對人的態度。

他坐到給他指定的床上，那三個人坐在床上，膝頭放著開啟的書本，都一聲不響地看著他。他似乎已經失去的美好、可貴的感覺又回來了。

有一個人大塊頭，寬額頭，凸凸的臉，低低的肥厚的額頭上面是密密的鬈髮，白了的和沒有白的，像貝多芬那樣蓬亂。

另一個是老頭子，兩手像紙一樣白，光禿的頭頂和臉部顯得骨骨稜稜的，就好像雕在金屬上的淺浮雕，似乎他的血管裡流的是雪，不是血。

還有一個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張床上，模樣很和藹，因為剛剛摘下眼鏡，鼻樑上還帶著紅紅的印子，這人又可憐，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頭，微微笑了笑，搖了搖頭，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計程車兵在小孔裡看著呢，不能說話。

頭髮蓬亂的人第一個開口說話。

「好吧，」他慵懶然而很和善地說，「我就代表大家歡迎部隊來的人。敬愛的同志，您是從哪兒來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

「從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衛戰的參加者，真是高興。歡迎光臨寒舍。」

「您抽菸嗎？」白臉老頭子很快地問道。

「我抽菸。」克雷莫夫回答說。

老頭子點了點頭，就低下頭看書。

這時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視的人說：

「是這樣的：我沒有給同志們創造方便，我說我不抽菸，就不發給我。」

他問道：

「您離開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嗎？」

「今天早晨還在那裡。」

「哦……哦……」那個大個子說。「乘飛機來的嗎？」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說。

「您說說，斯大林格勒怎麼樣？我們沒有訂到報紙。」

「您想吃飯，是嗎？」和善而近視的人問道。「我們已經吃過晚飯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說。「德國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現在這已經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這一點。」大個子說。

老頭子砰的一聲把書合上，向克雷莫夫問道：

「看樣子，您是共產黨員吧？」

「是的，是黨員。」

「小聲，小聲，只能用小聲說話。」和善而近視的人說。

「說到黨員身份也要用小聲。」大個子說。

克雷莫夫覺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這個人：這是莫斯科有名的報幕員。當年克雷莫夫帶妻子上圓柱大廳參加音樂會，看到他在舞臺上。現在卻在這兒見面了。

這時候門開了，看守計程車兵往裡面看了看，問：

「誰是‘卡’，跟我走！」

大個子回答說：

「我是卡，卡茨涅林鮑肯。」

他站起來，用手指頭梳了梳亂蓬蓬的頭髮，便不慌不忙地朝門口走去。

「這是提審他。」近視的鄰床犯人說。

「為什麼說‘卡’？」

「這是規矩。前天看守來喊他，就說‘誰是卡茨涅林鮑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們都笑了。」老頭子說。

「你這個老會計，因為什麼也到這兒來啦？」克雷莫夫在心裡說。「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們開始睡了，可是強烈的光依然亮著。克雷莫夫覺得有人在小孔裡注視著他卷裹腳布，往上提長襯褲，撓胸膛。這是一種專用的燈光，不是為囚室裡的人照亮，而是為了能看清他們的活動。如果在黑暗中觀察他們更方便的話，就讓他們待在黑暗中了。

老會計臉朝牆躺著。克雷莫夫和鄰床的近視的人在小聲說話，誰也不看誰，而且用手捂著嘴，免得看守計程車兵看到他們的嘴巴在動。他們不時地看看旁邊空著的床。不知為什麼他們在為受審的報幕員擔心。近視的人說：

「我們在牢房裡都變成兔子了。就像童話裡說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變成兔子。」

他說起同囚室的人。

老頭子也許是社會革命黨，也許是社會民主黨，也許是孟什維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過去在什麼地方聽說過這個人。德列林格在監獄、政治隔離室、勞改營裡過了二十多年，接近當年莫羅佐夫、諾沃魯斯基、弗羅連科、菲格納在施呂瑟爾堡要塞度過的年限。現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為他又作案：他在勞改營裡想就農業問題對被劃為富農的犯人作報告。

報幕員和德列林格有同樣漫長的獄齡。二十多年之前，他開始在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手下工作，後來又在亞戈達領導的國家政治保安局，在葉若夫領導的內務部，在貝利亞領導的國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時在中央機關工作，有時主持大規模的勞改營建設。

克雷莫夫原來也錯看了和自己說話的這位鮑戈列耶夫。這位難友原來是一位藝術理論家，古董鑑賞專家，有時還寫詩，不過他的詩從來沒有發表過，因為不符合時代要求。

鮑戈列耶夫又小聲說：

「可是現在，您要知道，什麼都完了，完了，我也變成了兔子。」

多麼荒唐，多麼可怕呀，世界上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搶渡布格河、第聶伯河，只有在皮里亞京被圍困，只有奧夫魯奇沼地、馬馬耶夫岡、「6-1」號樓，只有政治彙報、彈藥消耗、政工人員負傷、夜間突擊、在戰鬥中和行軍時的政治工作、試射、坦克襲擊、火箭炮、總參謀部、重機槍……

在同一世界、同一時間裡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夜間的審訊、起床號、點名、被押著上廁所、髮香煙、搜查、對質、偵訊員、特別會議的決定。

但是這種情形、那種情形都有。

但是為什麼他似乎覺得獄友失去自由、住在內部監獄的囚室裡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這囚室裡、睡在這床鋪上就是荒唐的、毫無道理的、不可思議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談談自己。他忍不住說：

「我老婆離開我了，沒有人給我送東西。」

大個子肅反工作人員「卡」的床鋪直到早晨都是空的。

五

戰前，克雷莫夫有時從盧比揚卡經過，就猜想這晝夜有人活動的房子裡在幹些什麼。被捕的人在這內部監獄裡蹲八個月、一年、一年半：在進行偵訊。然後被捕者的家屬就收到勞改營裡的來信，於是常常出現一些地名：科米、薩列哈爾德、諾里爾斯克、科特拉斯、馬加丹、沃爾庫塔、科雷馬、庫茲涅茨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卡拉達、納加耶夫海灣……

但是成千上萬的人進入內部監獄之後，就永遠沒有訊息了。檢察機關通知家屬，說這些人被判剝奪通訊權十年。但是在勞改營里根本沒有判這種刑的犯人。剝奪通訊權十年顯然指的是槍決。

有人從勞改營裡來信，寫道，身體很好，很暖和，如果有可能的話，請寄一些大蔥和大蒜去。有人給家屬解釋說，大蔥和大蒜是治壞血病的。至於在偵訊監獄裡度過的時間，從來沒有人在信裡提到。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從盧比揚卡和共青團街經過，是特別可怕的。

悶熱的夜晚，一條條街道空蕩蕩。一座座敞著窗戶的樓房黑沉沉的，裡面擠滿了人，卻又像是空曠無人。這種寧靜使人毫無寧靜感。在遮著白窗簾的明亮的窗戶里人影幢幢，在大門口，汽車車門不時地砰砰響著，車燈忽明忽滅。似乎偌大一座城市被盧比揚卡明亮而呆滯的目光封鎖住了。腦子裡出現了一個一個的熟人。和他們的距離不能以空間來度量，這是用另外的尺度測定的一種距離。天上人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越過這一深淵，這深淵等於死的深淵。不過，不是在土裡，不是在棺材裡，而是在這兒，人還活著，在呼吸，在思考，在哭，沒有死。

汽車送來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萬的人在內部監獄裡，在布特爾監獄、列福爾托夫監獄裡消失了。

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員進入區委、人民委員會、軍事部門、檢察機關、公司、醫院、工廠管委會、基層工會、工廠工會、土地管理處、細菌實驗室、模範劇院院部、飛機設計院、設計巨型化學與金屬產品的研究所，代替被捕的人。

有時候，來接替人民敵人、恐怖分子、破壞分子的人轉眼間就成了敵人、異己分子，也被逮捕了。有時又一批接替的人也是敵人，也被逮捕。

有一位列寧格勒的同志悄悄地對克雷莫夫說過，他曾經和列寧格勒同一個區黨委的三位書記住在一個囚室裡。每一個新上任的書記都揭發過自己的前任，說他是敵人和恐怖分子。在囚室裡他們睡在一起，誰也不恨誰。

當年葉尼婭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進過這座樓房。腋下夾著一個白色的小包袱，是妻子給他收拾的，有毛巾、肥皂、兩套襯衣、牙刷、襪子、三塊手帕。他走進這樓房的時候，在腦子裡還記著黨證上的五位數字、自己在巴黎商務代辦處的辦公桌、國際車廂，還記著在國際車廂裡和妻子明確關係的情景、喝礦泉水和懶洋洋地翻看《金驢記》的情景。

當然，米佳沒有任何罪行。可還是把米佳關進來了。克雷莫夫倒是沒有被關過。當年柳德米拉的第一個丈夫阿巴爾丘克就在這條燈光明亮、從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裡走過。阿巴爾丘克在前去受審的時候，急不可待地想解開莫名其妙的疑團……可是過了五個月、七個月、八個月，阿巴爾丘克寫道：「使我第一次產生殺害斯大林同志的念頭的，是德國軍事間諜機關的一個頭頭兒，當初是一位地下工作的領導人使我和他認識的……我們談話是在五一遊行之後，在亞烏斯克林蔭道上，我答應再過五天給他最後的回答，我們約定了下一次接頭的時間、地點……」

在這裡面進行的工作是令人吃驚的。實在令人吃驚。要知道，當年高爾察克手下一名軍官朝阿巴爾丘克開槍的時候，他連眼睛也不眨一眨。

當然，是他們強迫他寫假供詞栽誣自己。阿巴爾丘克當然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堅強的、列寧主義的老戰士，他什麼罪也沒有。可是把他逮捕了，他寫了供詞……克雷莫夫沒有被關過，沒有被捕過，沒有被迫寫什麼供詞。

有關這類事的情況，克雷莫夫聽說過。有些情況是有的人悄悄對他說的，說過之後還要叮囑：

「不過你要記住，這事你如果說了，哪怕對一個人，對老婆、對媽媽說了，我就完了。」

有些情況是另外一些人透露的。有的人喝多了酒，聽到別人自以為是的愚蠢說法，很不服氣，無意中說出幾句不留心的話，接著就不作聲了，到第二天好像順便說說似的，打著呵欠說：

「哦，我昨天好像胡說了一些什麼話，不記得吧？好，不記得更好。」

有些情況是朋友們的妻子上勞改營裡去看過丈夫之後對他說的。

不過這一切都是傳聞，都是瞎說。克雷莫夫從來就沒有遇到這類事。

可是，你瞧。現在把他關進來了。無法設想的、荒唐的、沒有道理的事就出現了。當年關押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白黨分子、神甫、富農代言人的時候，他連一分鐘也沒有考慮過，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決，心裡是什麼滋味。他沒有想過他們的妻子、母親、孩子。

當然，當爆炸的炮彈越來越近，傷害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的時候，他已經不那麼心安理得了，因為關的不是敵人，而是蘇聯人，是黨員。當然，在把他特別親近的一些人、他認為是列寧式的布林什維克的一些同輩人關進來的時候，他是受到震動的，夜裡睡不著覺，思考過，斯大林是否有權剝奪人的自由，折磨他們，槍斃他們。他想到他們遭受的苦難，想到他們的妻子和母親的苦難。因為他們不是富農，不是白黨分子，他們是人，是列寧主義的布林什維克。

不過他還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樣，他克雷莫夫還沒有被關過、被流放過嘛，他還沒有寫過什麼供詞，沒有被迫招認過什麼罪狀。可是，你瞧。現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寧主義的布林什維克關進來了。現在再也無法自我安慰，無法解釋，無法說明了。這是事實。

他已經見識了一些情況。牙齒、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溝都成了搜查的物件。然後是提著剪掉了釦子的褲子和襯褲，又可憐又可笑地在走廊裡走，近視的人的眼鏡也被沒收，他們整天惶惶不安地眯著眼睛，揉搓著眼睛。人進了囚室，便成了實驗室裡的老鼠，就會產生新的反應，說話聲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覺，做夢，時時刻刻都在觀察之下。原來這裡的一切是這樣殘酷，這樣荒唐，這樣不人道，這樣駭人聽聞。他第一次明白，在盧比揚卡乾的事情這樣可怕。要知道，這是在折磨他這個布林什維克、這個列寧主義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

六

一天天過去。沒有提審克雷莫夫。

他已經知道什麼時間吃飯，吃些什麼，知道放風的時間和洗澡的時間，知道監獄菸草的煙氣、點名的時間，知道圖書室裡大概有一些什麼樣的書，認識了一些看守的面孔，常常惶惶不安地等待著同囚室的人被提審歸來。被提審次數最多的是卡茨涅林鮑肯。提審鮑戈列耶夫總是在白天。

沒有自由的生活！這是疾病。失去自由就等於失去健康。電燈亮著，水龍頭裡有水，缽子裡有菜湯，但是燈光、水、麵包都是不同的：是專門供應給你的。有時為了偵訊的需要，可以使犯人一時見不到燈光，吃不到飯，睡不成覺。因為他們得到這一切，不是為了他們本身，這是對待他們的一種工作方法。

瘦得皮包骨的老頭子被提審過一次，他回來以後，很神氣地說：

「我三個小時不開口，偵訊官先生終於弄清楚了，我的姓確實是德列林格。」

鮑戈列耶夫總是非常和藹可親，和同囚室的人說話總是用十分尊敬的口氣，常常詢問獄友的健康和睡眠情形。有一天，他對克雷莫夫念起詩來，後來他忽然停住，說：

「對不起，您好像不感興趣呀。」

克雷莫夫笑了笑，說：

「說實在的，我一竅不通。不過我過去看過黑格爾的書，我倒是懂。」

鮑戈列耶夫非常害怕提審。他一聽到值班的看守來傳他去受審，就驚惶失措。每次受審回來，似乎都瘦了，小了，老了。

他說起對他的審訊，都是前言不搭後語，繞來繞去，而且眯著眼睛。無法理解他的罪名是什麼：也許是說他有意謀害斯大林，也許是說他不喜歡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精神創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個子肅反工作人員對鮑戈列耶夫說：

「您可以幫助他們製造一條罪狀。我勸您這樣編造：‘我對一切新事物懷有刻骨的仇恨，凡是獲得斯大林獎金的藝術作品，我都不滿意。’這樣也不過判十年徒刑。儘量不要揭發自己的朋友，揭發朋友並不能保護自己，相反，他們倒是會說您參加什麼組織，就會把您關進保密勞改營。」

「您怎麼啦，」鮑戈列耶夫說，「他們什麼都知道。我能怎麼辦？」

他常常就他喜歡的話題小聲發表議論：我們都是童話中的人物。不論是威風凜凜的師首長、傘兵，不論是馬蒂斯、皮薩列夫的高徒，不論是黨員、地質學家、肅反工作人員、五年計劃的建設者、駕駛員、巨型鋼鐵產品的製造者，都是童話中的人物。我們本來神氣活現，信心十足，可是一跨進這奇異的樓房的大門，魔杖一揮，我們就變成小不點兒，變成小豬崽子、小松鼠。現在我們算什麼？不過是小蟲兒，不過是螞蟻蛋兒。

他的見解獨到、奇特，顯然也很深刻，不過在日常生活方面氣量卻很狹小，常常擔心發給他的東西比別人的少，比別人的壞，擔心縮短了放風時間，擔心有人在放風時間吃他的東西。

生活中充滿各種各樣的事件，但生活是空虛的，是虛假的。囚室裡的人生存在乾涸的河槽裡。偵訊員在偵查這河槽、石頭、裂縫、高高低低的堤岸。但是當初衝成這河槽的水已經沒有了。德列林格很少和人說話，如果說話，大半是和鮑戈列耶夫，顯然因為他不是黨員。不過他在和鮑戈列耶夫說話的時候，常常發火。

「您是一個怪人，」有一次他說，「第一，您對您瞧不起的人又恭敬又親熱，第二，您天天問我身體怎樣，其實我是死是活對於您完全是一樣。」

鮑戈列耶夫抬起頭看著囚室的天花板，把兩手一攤，說：「您聽著。」於是拖長聲調念道：

「你的甲殼是什麼做的，可是龜甲？」

我這樣問，得到這樣的回答：

「這是我積累的恐懼做成的，

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這更結實！」

「這是您寫的詩嗎？」德列林格問道。

鮑戈列耶夫又把兩手一攤，沒有回答。

「老頭子很害怕，積累了不少恐懼。」卡茨涅林鮑肯說。

吃過早飯以後，德列林格給鮑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書的封面，問道：

「您喜歡嗎？」

「說實在的，不喜歡。」鮑戈列耶夫說。

德列林格點了點頭。

「我也不讚賞這部作品。蓋奧爾吉·瓦連季諾維奇說：‘高爾基塑造的母親形象是聖像，工人階級不需要聖像。’」

「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讀《母親》，」克雷莫夫說，「……怎麼是聖像？」

德列林格用幼兒園保育員的語調說：

「所有希望奴役工人階級的人，都需要聖像。比如，在你們共產黨的神龕裡就有列寧的聖像，也有聖斯大林的聖像。涅克拉索夫不需要聖像。」

似乎不光是他的頭頂、額頭、手、鼻子是用白骨頭旋成的，他的話也噹噹響，好像是骨頭做成的。

「噢呀，真是一個壞傢伙。」克雷莫夫在心裡說。

鮑戈列耶夫生起氣來。克雷莫夫從來沒看到這個和藹可親、善於隱忍的人這樣生氣。鮑戈列耶夫說：

「您在對詩的認識方面，只知道有涅克拉索夫，卻不知後來又出了布洛克，出了曼德爾施塔姆，出了赫列布尼科夫。」

「曼德爾施塔姆我不瞭解，」德列林格說，「可是赫列布尼科夫不過是頹廢、墮落。」

「去您的吧！」鮑戈列耶夫第一次十分激烈地大聲說。「我討厭透了您那普列漢諾夫的老一套說教。在咱們這房間裡，你們是不同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對詩歌一竅不通，根本不懂得詩是怎麼一回事兒。」

說來很奇怪。克雷莫夫一想到，在看守人員的眼裡，不論值夜班的、值日班的人員眼裡，他這個布林什維克、這位政委竟和壞老頭子德列林格沒有任何不同，他就特別不痛快。

所以現在，他這個一向反物件徵派、頹廢派、一生喜歡涅克拉索夫的人，寧願在爭論中支援鮑戈列耶夫了。

如果皮包骨的老頭子說起葉若夫的壞話，他也會信心十足地代為辯護的，會說槍斃布哈林是正確的，妻子不揭發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確的。可怕的判決、可怕的審訊都是正確的。

可是皮包骨的老頭子沒有說。

這時候一名看守走進來，帶德列林格去廁所。

卡茨涅林鮑肯對克雷莫夫說：

「我和他兩個人在這房間裡過了五天。他一句話也不說。我對他說，兩個猶太人，都上了年紀，在盧比揚卡附近的村子裡一塊兒過了好幾個晚上，一句話也不說，實在好笑。不行！他就是不說話！為什麼不睬人？他為什麼不願意和我說話？是有血海深仇還是夜裡在拉克鮑伊麥拉赫殺了神甫？他要怎樣？真是一個老小孩兒。」

「是敵人。」克雷莫夫說。

顯然大個子肅反工作人員對德列林格非常感興趣。

「您要知道，他的罪行很重！」他說。「不可思議！他已經在勞改營裡待了很多年，前面還有棺材等著他，可是他毫不在乎。我真羨慕他！來提審他，喊：誰是‘德’？他像樹樁一樣，就是不作聲。直到喊他的姓，他才答應。領導人來到囚室裡，打死他，他也不站起來。」

等到德列林格上廁所回來，克雷莫夫對卡茨涅林鮑肯說：

「在歷史法庭面前，一切都算不了什麼。你我雖然在這裡面，還是要痛恨共產主義的敵人。」

德列林格帶著好笑和好奇的神氣看了看克雷莫夫。

「什麼歷史法庭，」他沒有對著任何人，只是說，「這是歷史性的迫害！」

卡茨涅林鮑肯羨慕德列林格的剛強也是枉然。他的剛強已經不是人的剛強。是一種盲目的、非人的狂熱用自己的化學熱在燃燒空虛而冷漠的心。

俄羅斯的轟轟烈烈的戰爭、和戰爭有關的一切大事都很少觸動他，他不問前方的戰事，也不問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不知道新興的城市，也不知道大力發展的工業。他過的已經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在獨自下一局沒完沒了的、抽象的獄中棋。

克雷莫夫倒是對卡茨涅林鮑肯很感興趣。克雷莫夫感覺出來、看出來，卡茨涅林鮑肯很聰明。他說笑，打諢，瞎扯，但他的眼睛卻是深沉的、懶懶的、疲憊的。見過世面、厭倦了人生而不怕死的人的眼睛往往是這樣的。

有一次談起在北冰洋沿岸建築鐵路，他對克雷莫夫說：

「這計劃是非常美好的。」

接著又說：

「不過，要實現這一計劃，得付出上萬人的生命。」

「是有些可怕。」克雷莫夫說。

卡茨涅林鮑肯聳了聳肩膀，說：

「您要是看看勞改隊怎樣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著。頭頂上是綠的和藍的北極光，四周圍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這兒也可以看到強大的力量。」

他勸克雷莫夫說：

「應該幫助偵訊員，他是新幹部，很難完成任務……如果幫助他，給他指示，那也是幫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審。結果反正一樣：專門會議會作出早就作出的決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爭論，他又說：

「個人清白——是中世紀殘餘，是神話。托爾斯泰說，世界上沒有有罪的人。我們肅反工作人員卻得出最嚴密的結論：世界上沒有無罪的人，沒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證寫的是誰，誰就有罪。在逮捕證上寫誰都可以。每個人都可以上逮捕證。給別人寫逮捕證寫了一輩子的人也可以，摩爾人已經把事情幹完，摩爾人可以走了嘛。」

他認識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經他審訊時認識的。他說起經他審訊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覺得有些奇怪，他說：「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這人挺討人喜歡。」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納斯隨想錄》，喜歡引用巴別爾筆下別尼亞·克里克的話。他說起大劇院的歌舞演員，都親切地叫他們的名字和父稱。他蒐集了不少珍本古書。他說了說他在被捕前不久蒐集到的一部拉季謝夫文選有多麼珍貴。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書交給列寧圖書館，那就好了，」他說，「要不然那些渾蛋會讓那些書散失了，因為他們不懂書的價值。」

他的妻子是芭蕾舞演員。他擔心拉季謝夫文集的命運，顯然勝過擔心妻子的命運。克雷莫夫說到這個想法，他回答說：

「我的安格琳娜是一個聰明女子，她不會倒霉的。」

似乎他什麼都明白，但是什麼感情也沒有。一些很普通的概念，如離別、磨難、自由、愛情、女人的忠貞、痛苦，他都無法理解。他說起他在肅反委員會工作的頭幾年，他的聲音中出現了興奮的意味。

「那時候多好呀，那些人多棒呀。」他說。

至於克雷莫夫一生的所作所為，他認為那屬於宣傳範疇。

他說過斯大林：

「敬佩斯大林，勝過敬佩列寧。他是我真正愛戴的唯一的一個人。」

但是，這個當年參與制定處治反對派首領方案、在貝利亞手下主持北極圈大規模勞改營建設的人，如今在自己原來工作的樓房裡，夜間提著剪掉了釦子的褲子前去受審，為什麼竟這樣心平氣和，處之泰然？而孟什維克德列林格用沉默對他表示不滿，他卻那樣不安，那樣難受？

有時克雷莫夫自己也懷疑起來。為什麼他在給斯大林寫信的時候，那樣憤怒、衝動，渾身打顫，渾身冒汗。摩爾人已經把事幹完，摩爾人可以走了。這事就出在一九三七年，好幾萬黨員，都是像他這樣的，甚至比他更好。摩爾人可以走了。為什麼他現在對「彙報」這個詞兒這樣反感？僅僅是因為他坐了牢，正是由於什麼人的彙報。過去他常常聽取排裡政治時事宣傳員的政治彙報。那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的彙報。紅軍士兵里亞鮑什坦貼身戴著十字架，說共產黨員是不懂天理的人；里亞鮑什坦進了懲戒連，活了多久呢？紅軍士兵高爾傑耶夫說他不相信蘇聯武裝力量的強大，認為希特勒一定會勝利；高爾傑耶夫進了懲戒排，活了多久呢？紅軍士兵馬爾凱維奇說：「所有共產黨員都是賊，等時候一到，我們用刺刀把他們戳死，人民就自由了。」軍事法庭判處馬爾凱維奇死刑。都是他彙報的。他還向方面軍政治部彙報過格列科夫，如果不是德國的炸彈把格列科夫炸死的話，會當著很多軍官的面把他槍斃的。那些被送進懲戒營、被法庭判了刑、在特別科被審訊的人，又是什麼感覺呢？

可是在戰前，他多次參與辦理這一類的案件，心安理得地看待一些朋友的話：

「我在黨委說過我和彼得的談話。」

「他在黨的會議上如實地交代了伊萬來信的內容。」

「一傳訊，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當然應該把一切都說出來，他交代了同志們的思想情況，也交代了瓦洛佳多次來信的內容。」

是的，是的，這些情況都有過。

唉，這又管什麼用……所有這些解釋，不論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都不能幫助任何人走出監獄。其真正用意只有一點：為的是自己不陷入泥坑，自己擺脫。

克雷莫夫沒有很好地維護自己的朋友，實在沒有，雖然他不喜歡幹這類事情，怕這類事情，千方百計地逃避。他為什麼衝動，為什麼打顫呢？他希望怎樣呢？是希望盧比揚卡的值班看守知道他的孤獨？希望偵訊人員同情他被心愛的女子扔掉，在分析案情時要考慮到他夜夜在呼喚她，在咬自己的手，考慮到他母親還喚他的小名？

夜裡克雷莫夫醒來，睜開眼睛，看見德列林格在卡茨涅林鮑肯床前。明亮的電燈光照在老囚犯的背上。鮑戈列耶夫也醒了，用被子蓋著腿，坐在床上。

德列林格衝到門口，用皮包骨的拳頭擂起門來，用骨頭般的聲音叫喊起來：

「喂，值班的，快叫醫生，犯人心臟病發作啦！」

「別叫，住嘴！」值班看守跑到小孔跟前，喝道。

「怎麼能不叫，人要死啦！」克雷莫夫大聲叫道。他也從床上跳起來，跑到門口，和德列林格一起用拳頭擂起門來。他看到鮑戈列耶夫又在床上躺下來，用被子矇住頭，顯然是怕參與這夜晚的特別事件。

一會兒門就開了，走進來好幾個人。

卡茨涅林鮑肯昏迷了，他身軀高大，老半天才把他弄到擔架上。

早晨，德列林格突然向克雷莫夫問道：

「請問，您這位共產黨的政委在前方是不是常常遇到不滿的表現？」

克雷莫夫問：

「什麼樣的不滿，對什麼不滿？」

「我指的是對布林什維克的集體化政策、對戰爭的總的領導不滿，總之，是指政治上的不滿的表現。」

「從來沒有。類似的思想表現連影子也沒有遇到過。」克雷莫夫說。

「噢，噢，當然，我也是這樣想。」德列林格說，並且滿意地點了點頭。

七

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圍德國人的主張，被認為是十分英明的。

在保盧斯軍隊兩翼秘密集結大量兵力，是襲用原始時代就誕生的原理：當光腳、歪額頭、大頜骨的原始人要包圍進入洞穴的森林野獸的時候，就是悄悄地在灌木叢中爬的。有什麼驚異的呢，是驚異木棒和遠端大炮的不同，還是驚異古老武器和新式武器的原理幾千年來沒有變化？

不過，瞭解了人類活動的螺旋在不斷地向更廣和更高的方向增加其螺旋線的同時，卻有一個不變的軸，既不必感到失望，也不必感到驚異。

雖然成為斯大林格勒戰役關鍵的包圍原理不是新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組織者們正確地選定了運用這一古老原理的地區，毫無疑問是有功績的。他們還正確地選定了進行這一戰役的時機，很好地訓練了軍隊，巧妙地集結了軍隊；使三方面軍（即西南方面軍、頓河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很好地配合，也是組織者的功績；在沒有自然條件作掩護的草原地帶秘密集結兵力也是很不容易的。南面的部隊和北面的部隊要從德國人的左肩和右肩擦過，在卡拉奇會合，包圍敵人，打碎保盧斯部隊的骨頭，摘取其心和肺。要花費很多力氣制訂戰役的細節，偵察敵軍的火器、兵力、後方、交通線。

不過，最高統帥斯大林、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沃羅諾夫、葉廖緬科、羅科索夫斯基和總參的許多有才能的軍官參與的這次戰役的籌劃，其基礎仍然是原始人早已運用於戰鬥實踐的兩翼包圍敵人的原理。

天才的定義只適用於實現了新的思想的人，而且新思想是指核心，不是皮殼；是軸，不是繞軸轉的螺旋圈兒。從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時代起，所有戰略與戰術的擬定，都和這一類的神奇行動毫無共同之處。人的意識震懾於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就常常把規模之大和統帥的思想成就之大混為一談。

戰爭的歷史表明，統帥們在突破防線的戰鬥中，在追擊、迂迴、包圍戰中，運用的並不是新的原理。他們運用的是尼安德特人時代就知道的原理，可以說，這些原理就連那些包圍牲口的狼和抵禦狼的牲口都知道。

一個能幹而認真負責的廠長，一定會保證原料和燃料的及時供應，使各車間保持聯絡，使工廠生產所需要的幾十種大大小小的條件得到滿足。

可是，如果歷史學家說，是廠長的活動創造了冶金學、電工學和金屬的倫琴射線原理，研究工廠史的人的意識就會不贊成：發明倫琴射線的是倫琴，不是我們的廠長……煉鐵爐在我們的廠長以前就有了。

真正偉大的科學發明可以使人變得比大自然更聰明。大自然藉助這些發明、通過這些發明認識自己。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在認識空間、時間、物質和力方面所做的事，就屬於這樣的人類偉大事件。人類通過這些發明，創造了超過自然存在的深度和高度，因此促進了自然界的自我認識並促使自然界更加豐富。

有些已經自然形成的、可以看到、可以感觸到的已經存在的原理，只是由人說出來，這是低一級的，是二級發明。鳥飛、魚遊、風滾草和圓石的滾動、風吹得樹木搖搖晃晃並且擺動枝葉、海參的噴射運動——這一切都是這種或那種可以感觸到的、明顯的原理的表現。人類從現象中得出原理，應用於人類環境中，並且根據需要和可能性不斷地加以發展。

飛機、渦輪機、噴氣式發動機、火箭在生活中是有巨大意義的，人類製造出這些東西應歸功於人類的才能，不過並不是天才。

運用人類發現和總結出來的、而不是自然顯示的原理做出的發明，屬於二級發明，比如在無線電、電視、雷達方面得到運用和發展的電磁場理論原理。釋放原子能也屬於這樣的二級發明。建成第一個核反應堆的費密不應當希求得到人類天才的稱號，雖然他的發明已成為世界歷史新紀元的開端。

人類藉助新的條件，不斷地改進人類活動環境中已經存在的東西，比如，在飛行器上安裝新的發動機，把輪船上的蒸汽發動機換成電力發動機，又把電力發動機換成原子能發動機，這在發明中屬於更低階，屬於第三級了。

今天的戰爭藝術是新的技術條件與舊的原理相配合，人類在這方面的活動，正是屬於第三級。否定領導作戰的將軍的活動在軍事上的意義，是不對的。不過，把將軍稱為天才也是不對的。這樣看待一位有才能的指揮生產的工程師，是荒謬的；這樣看待一位將軍，不僅是荒謬的，而且是有害的，是危險的。

八

兩個大錘，每一個都是由幾百萬噸鋼鐵和活人血肉鑄成的，一南一北，等待著訊號。

首先發起進攻的是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部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西南方面軍和頓河方面軍全線發起了長達八十分鐘的強大炮擊。炮兵徐進彈幕射擊，猛攻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盤踞的陣地。

八時五十分，步兵與坦克發起進攻。蘇軍士氣空前高漲。第七十六師在該師管樂隊演奏的進行曲樂聲中發起衝鋒。

下午，敵人防禦配系的戰術縱深被突破。戰鬥在廣大的地帶展開了。

羅馬尼亞第四軍被擊潰了。羅馬尼亞第一騎兵師被分割，它與克萊尼亞地區第三集團軍其餘部隊的聯絡已被切斷。

第五坦克集團軍從謝拉菲莫維奇西南三十公里的高地上發起進攻，突破羅馬尼亞第二軍的陣地，很快地向南推進，快到中午的時候，已經佔領了佩列拉佐夫以北的高地。蘇軍的坦克軍和騎兵軍轉向東南方推進，傍晚時候就到達古森卡和卡爾梅科沃，深入羅馬尼亞第三集團軍後方六十公里。

一晝夜之後，十一月二十日拂曉，集結在斯大林格勒南方加爾梅克草原上的部隊發起進攻。

九

諾維科夫在拂曉前很久就醒來了。諾維科夫是那樣興奮，以至於自己感覺不出興奮了。

「軍長同志，您喝茶嗎？」維爾什科夫認真又親熱地問道。

「好，」諾維科夫說，「你告訴炊事員，叫他煎幾個雞蛋。」

「上校同志，煎什麼樣兒的？」

諾維科夫一時沒有說話，思索了一會兒，維爾什科夫以為軍長在考慮問題，沒有聽到他的問話。

「煎荷包蛋。」諾維科夫說過，看了看錶。「你去看看格特馬諾夫起來沒有，過半個鐘頭咱們就要動身了。」

他覺得他沒有想，過一個半小時就開始炮火準備，沒有想天空就要被幾百架強擊機和轟炸機鬧得轟轟叫起來，沒有想工兵就要爬著去剪鐵絲網和清除地雷，步兵就要拖著機槍朝著他在炮隊鏡裡觀察過多次的霧濛濛的山岡奔去。他似乎沒有感覺到此時此刻他和別洛夫、馬卡羅夫、卡爾波夫的關係。他似乎沒有想，昨天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蘇軍坦克進入炮兵和步兵突破的德軍防線之後，不停地朝卡拉奇方向推進，再過幾個小時，他的坦克就要從南面開去，與北面來的坦克會合，以便包圍保盧斯的軍隊。

他沒有想方面軍司令部，沒有想，明天斯大林也許會在自己的命令中提到諾維科夫的名字。他沒有想葉尼婭，沒有回憶他在佈列斯特跑向機場、天空升起德寇發動的戰爭的第一道火光的那一天黎明。

但是，他沒有想的一切，都在他心中。

他想的是，穿軟底的新靴子呢，還是穿皮靴，可不能把煙盒忘了。他想：哼，狗崽子，又給我冷茶。他在吃煎雞蛋，還掰下一塊麵包，仔細地揩煎鍋上的油。

維爾什科夫報告說：

「您給我的任務完成啦。」

馬上又用譴責的語調和信任的口氣說：

「我問衛兵：‘他在家嗎？’衛兵回答說：‘他能上哪兒去，在跟娘們兒睡覺呢。’」

衛兵說的是比「娘們兒」更難聽的詞兒，但是維爾什科夫認為，和軍長說話不能用這樣的詞兒。

諾維科夫沒有作聲，用手指頭在掃桌上的麵包渣子。

一會兒，格特馬諾夫走了進來。

「喝茶嗎？」諾維科夫問道。

格特馬諾夫用斷斷續續的聲音說：

「該動身了，諾維科夫同志，茶喝過了，該去打德國佬了。」

「嘿，好傢伙。」維爾什科夫在心裡說。

諾維科夫走進軍部的屋子，和涅烏多布諾夫談了談聯絡問題和轉發命令問題，又看了看地圖。

黑沉沉的夜色，似乎一片寂靜，諾維科夫不由得想起在頓巴斯的童年。那時的黎明就是這樣，似乎一切都在沉睡，可是過幾分鐘，空中就會充滿汽笛聲，人們就會朝礦井和工廠大門走去。但是在汽笛聲響起之前就醒來的小別佳·諾維科夫知道，千百隻手已經在黑暗中摸裹腳布、靴子，許多婦女已經光著腳在地上走，鍋碗瓢盆已經在叮噹響了。

「維爾什科夫，」諾維科夫說，「把我的坦克開到觀察所，今天我要用。」

「是，」維爾什科夫說，「我把所有的東西裝上去，您的東西，政委的東西。」

「別忘了帶上可可。」格特馬諾夫說。

涅烏多布諾夫披著軍大衣走到臺階上。

「剛才托爾布欣中將打電話問，軍長是不是上觀察所了。」

諾維科夫點了點頭，捅了捅司機的肩膀：

「走吧，哈里託諾夫。」

汽車出了小鎮，離開最後一戶人家，轉了一個彎，又轉了一個彎，就朝正西開去，擦過一片片白雪和枯草叢。汽車經過一片窪地，第一旅的坦克就集結在這裡。諾維科夫忽然對司機說：

「停下！」

他跳下車來，朝著在晨曦中顯得黑黝黝的坦克走去。他走著，不和任何人說話，注視著一個個人的臉。他想起前幾天在鄉村廣場上看到的未剪過頭的新兵小夥子們。確實，他們是孩子，可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了要他們到炮火底下去——總參謀部的計劃，方面軍司令部的命令，一個小時之後他要向各旅旅長髮出的命令，政工人員要對他們說的話，作家們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和詩歌。衝啊，衝啊！在黑沉沉的西方他們將遇到的是這種命運：朝他們射擊，砍殺，坦克的履帶把他們碾碎。

「要舉行婚禮啦！」是的，不過沒有甜葡萄酒，沒有手風琴。「苦啊！」諾維科夫就要這樣叫了，十九歲的新郎官們不會轉過頭去，會老老實實地吻他們的新娘。

諾維科夫覺得他似乎是在自己的弟弟、侄兒、街坊鄰居的孩子們中間走著，幾千個無形的農婦、姑娘、老媽媽在看著他。

母親們否定了戰爭時期存在著派任何人去死的權力。在戰場上也能遇到一些暗中同情母親們的人。這些人說：「別動，別動，你上哪兒去，聽，火力多麼猛。讓他們在那兒等我的報告吧，你在這兒燒燒開水好啦。」這樣的人在電話裡向上級報告說：「是，把機槍推出去！」可是，放下話筒，就說：「推到前面沒有意思，會把一個好小夥子打死的。」

諾維科夫朝自己的坦克走去。他的臉顯得陰沉而僵硬，似乎吸進不少十一月拂曉時候黑沉沉的潮氣。當坦克發動起來的時候，格特馬諾夫用會意的目光看了看他，說：

「諾維科夫同志，你可知道，正是在今天，我很想對你說說：我真喜歡你，你要明白，我相信你。」

十

一片寂靜，沒有任何聲音，似乎世界上既沒有草原，也沒有曉霧，也沒有伏爾加河，只有寂靜。黑雲上飛過一陣輕快而明亮的波紋，然後灰色的曉霧又變成深紅色，忽然轟隆聲震動了天空與大地……

近處的炮聲與遠處的炮聲連成一片。回聲把連成一片的聲音儲存起來，又把複雜交錯的聲音擴散開去，這聲音便充滿了遼闊戰場的巨大空間。

泥土房屋在打顫，黃土從牆上掉下來，無聲無息地落在地上。草原村莊裡一戶戶人家的門自動開了又自動關上，湖上的薄冰裂了縫。

狐狸搖著長滿軟毛的沉甸甸的尾巴跑起來，兔子也跑，不是躲狐狸，而是跟著狐狸跑；夜間的猛禽和白日的猛禽也許是第一次匯合在一起，揮動沉甸甸的翅膀，飛上天空……有些黃鼠也糊里糊塗地從洞裡跑出來，就好像迷迷糊糊、頭髮蓬亂的漢子從著了火的房子裡往外跑。

發射陣地上潮溼的早晨的空氣，似乎因為接觸到幾千門大炮的滾熱的炮筒，溫度上升了一度。

在前沿觀察所，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蘇軍炮彈的爆炸，看到黑色和黃色的硝煙在旋轉，泥土和骯髒的雪紛紛揚起，看到炮火的白光。

炮聲停了。一團團硝煙慢慢化為一縷縷乾燥、熾熱的長髮，與潮溼、寒冷的草原霧混合到一起。

天空馬上充滿新的聲音，轟轟隆隆，又沉重，又響亮。一批批蘇聯飛機向西飛。飛機的轟隆聲、嘯聲、吼聲使灰雲蔽日的模糊天空變得清晰可觸。裝甲強擊機和殲擊機貼近地面飛行，像低低的雲片，而在雲片之中和雲片之上是用粗嗓門兒吼叫的不易看到的轟炸機。

德軍飛機盤旋在佈列斯特上空，而伏爾加河畔的草原之上是蘇軍的天空。

諾維科夫沒有想這些事，沒有回憶，沒有比較。他正在經歷的事比回憶、比較、思考更重要。

一切安靜下來。等著寂靜之後發出衝鋒訊號的人，準備一見到訊號就朝羅馬尼亞集團軍陣地撲過去的人，一時間都在轉瞬的寂靜中屏住氣息。在無聲無息、渾濁的太古海洋一般的寂靜中，在這幾秒鐘裡，定好了人類發展曲線的轉折點。參加保衛祖國的決戰多麼好，多麼幸福。迎著死亡站起來，不是逃避死亡，而是跑去迎接死亡，多麼沉痛，多麼可怕。年紀輕輕地死去，多麼可悲。希望活，希望活著。但願保留年輕的生命，保留活得還太少的生命，世界上再沒有什麼願望比這更強烈的了。這種願望不在思想中，它比思想更強烈，它在呼吸中，在鼻孔中，在眼睛裡，在肌肉裡，在貪婪地吸收氧氣的血紅蛋白中。這願望是如此之大，沒有什麼能與之相比，沒有什麼能測量其大小。可怕。衝鋒前的時刻實在可怕。

格特馬諾夫大聲地、深深地吸了幾口氣，看了看諾維科夫，看了看戰地電話機，看了看無線電發報機。

格特馬諾夫看到諾維科夫的臉，感到十分驚異。這張臉已經不是格特馬諾夫幾個月來常常看到的那張臉。原來那張臉各種各樣的表情他都見過的，不論在憤怒的時候、憂慮的時候、傲慢的時候，不論在高興的時候、愁眉苦臉的時候。

沒有壓下去的羅馬尼亞炮隊一個一個地復活了，從縱深處朝前沿陣地進行急促射擊。強大的高射炮也對準地面目標開了火。

「諾維科夫同志，」格特馬諾夫激動地說，「到時候啦！別考慮太多！」

不僅是在戰爭時期，他總認為，為了事業犧牲一些人是很自然的，是無可非議的。但是諾維科夫不肯發命令，他吩咐接通重炮團團長洛帕津的電話，剛才他的大炮轟擊過擬定的坦克運動的中心地帶。

「你瞧著吧，諾維科夫同志，托爾布欣會罵你的。」

格特馬諾夫看了看自己的手錶。

諾維科夫不僅對格特馬諾夫，對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的可笑的溫情。

「我們會損失很多坦克的，心疼坦克呀，」他說，「幾十部漂亮的坦克呀，總共不過幾分鐘的事，等我們把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壓下去，他們就在我們掌心裡了。」

在他面前的草原上一片硝煙。和他一起站在戰壕裡的人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各坦克旅旅長在等待著他通過無線電發出的命令。他充滿了一名上校慣有的戰鬥激情，很不斯文的功名心在緊張地突突跳動，而且格特馬諾夫在催促他，他也怕上級。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他對洛帕津說的話，總參歷史科不會有人研究的，不會受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稱讚，不會使他得到盼望已久的蘇沃洛夫勳章。

有一種權力，大於不加考慮就叫人去死的權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時候深思熟慮的權力。諾維科夫行使了這一權力。

十一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等待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的報告。

他看了看錶；炮火準備剛剛結束，步兵已出動，機動部隊準備進入炮兵衝開的突破口。空軍的飛機在轟炸後方、道路、機場。

十分鐘之前，他和瓦圖京通過話：西南方面軍坦克部隊與騎兵部隊的推進超過了預計。

他拿起鉛筆，看了看仍然沉默的電話機。他想在地圖上標出南路人馬開始運動的位置。但是一種迷信的感覺使他放下了鉛筆。他清清楚楚感覺到，希特勒此時此刻正在想著他，並且知道他也在想著希特勒。

丘吉爾和羅斯福相信他，但是他明白：他們的信任不是絕對的。他們使他生氣的是，他們雖然喜歡和他協商，但是在和他商議之前，他們之間已經商量好了。

他們知道，戰爭來了，總會過去的，而政治是永遠存在的。他們讚賞他的邏輯、他的知識、他的清楚的頭腦；他們使他惱火的是，總認為他是亞洲式的統治者，不是歐洲式的領袖。

他忽然想起托洛茨基那帶有蔑視意味、微微眯著的、凌厲逼人的、聰明的眼睛，他第一次感到可惜，可惜托洛茨基已經不在人世，要不然讓他看看今天多好呀。

他覺得自己是幸福的，身體是強壯的，嘴裡沒有像鉛一樣討厭的味道，心口也不疼。在他來說，生的感覺和強的感覺是一回事。戰爭開始以後，斯大林就感到渾身不自在。元帥們看到他發火，呆呆地、筆直地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仍然感到苦惱；當幾千人在大劇院裡站著向他致敬的時候，他還是感到苦惱。他總覺得，周圍的人一想起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的張皇失措，就偷偷地嘲笑他。

有一次，當著莫洛托夫的面，他抓住自己的頭髮，嘟噥說：「怎麼辦……怎麼辦呀……」在國防委員會會議上，他變了腔調，大家都垂下了頭。他有好幾次發出毫無意義的指示，他看出，大家都明白這些指示毫無意義……七月三日，他開始發表廣播講話的時候，心情十分慌亂，喝著治病的礦泉水，電波把他的慌亂心情傳送出去……朱可夫在六月末不客氣地反駁他，他一時間十分尷尬，說：「您想怎樣就怎樣吧。」有時他想把重任讓給在一九三七年被殺害的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讓他們領導軍隊、領導國家吧。

他有時會出現十分可怕的感覺：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不光是他今天的敵人。他想象到，跟在希特勒的坦克後面，在硝煙與灰塵中朝他走來的還有那些似乎被他永遠制服了、被他打得永世不能翻身的人。那些人從凍土中爬出來，炸翻他們頭上的永久凍土，衝破重重鐵絲網。載滿復活的人的一列列火車從科雷馬開來，從科米共和國開來。許許多多農村婦女、兒童從土裡爬出來，臉上帶著可怕、悲痛、憔悴不堪的神情，走著，走著，用善良而悲傷的眼睛在找他。他比誰都清楚，審判失敗者的不只是歷史。

有時他恨死了貝利亞，因為貝利亞顯然瞭解他的心情。所有這一切不好的、軟弱的情緒持續了不久，只有幾天，這一切只是有時候衝出來。

但是他還是常常有沮喪感，胃灼熱攪得他不得安寧，後腦常常疼痛，有時頭暈得可怕。他又看了看電話機：葉廖緬科該向他報告坦克推進的情況了。現在到了他顯示威力的時候。此時此刻決定著列寧締造的國家的命運，黨的合理的中央集權也是在此刻獲得實現的可能性，以便在建設大型工廠，建立原子能發電站和熱核裝置，製造噴氣式飛機和渦輪螺旋槳飛機、宇宙火箭和洲際火箭，建築摩天大樓、科學宮，開鑿新的運河和海，在北極圈裡建築公路和城市中實現中央集權。

此時此刻決定著被希特勒佔領的法國、比利時、義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巴爾幹國家的命運，將要宣佈奧斯威辛、布痕瓦爾德和莫阿位元監牢的瓦解，在準備開啟納粹分子建立的九百處集中營和勞動營的大門。

還決定著即將前往西伯利亞的德軍戰俘的命運。也決定著在希特勒集中營裡的蘇軍戰俘的命運，後來在他們獲得釋放之後，斯大林決定把他們送往西伯利亞，分享德軍戰俘的命運。

還決定著米霍埃爾斯及其朋友和演員祖斯金、作家貝格爾森、馬爾基什、費費爾、克維特科、努西諾夫的命運，要不然在處決以沃夫西教授為首的一批猶太醫生的惡性案件之前他們就被處死了。

還決定著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命運。決定著蘇聯農民和工人的命運。決定著蘇聯思想、文學和科學的自由。

斯大林心情激動。此時此刻，國家未來的強盛和他的意志是一致的。他的偉大、他的天才不在於他本身，不以國家與武裝力量的大小為轉移。他寫的書、他的學術著作、他的學說能夠有意義，能夠成為千百萬人研究和讚頌的物件，只有在國家取得勝利的時候。

給葉廖緬科的電話接通了。

「喂，你那兒怎麼樣？」斯大林也不問好，徑直問道。「坦克出動了嗎？」

葉廖緬科聽到斯大林帶火氣的聲音，趕緊把香菸熄滅了。

「沒有，斯大林同志，托爾布欣的炮火準備還沒有結束。步兵已經掃清前沿，坦克還沒有進入突破口。」

斯大林清清楚楚地罵了幾聲娘，就把話筒放下。

葉廖緬科又把香菸點著了，便給五十一集團軍司令打電話。

「為什麼坦克到現在還沒有出動？」他問道。

托爾布欣一隻手拿著話筒，另一隻手拿著一塊大手帕在揩胸膛上的汗。他的制服敞開著，雪白的襯衣敞著的領口裡露出胖得打褶的脖根。

他剋制著喘氣，用肥胖人那種不慌不忙的語調回答（因為肥胖的人不僅理智上明白，而且全身都明白，著急是不行的）：

「剛才坦克軍軍長向我報告說，在預定的運動中心地帶還有敵人的炮火沒有壓下去。他要求再等幾分鐘，讓我軍炮火把敵方炮火壓下去。」

「不能再等！」葉廖緬科嚴厲地說。「讓坦克立即出動。過三分鐘向我報告。」

「是。」托爾布欣說。

葉廖緬科本想把托爾布欣罵一頓，可是卻突然問道：

「您怎麼喘得這樣厲害，病了嗎？」

「沒有，我身體很好，葉廖緬科同志，我剛才吃過早飯。」

「立即行動吧。」葉廖緬科說過這話，放下話筒，隨口說：「吃早飯吃得氣都喘不上來啦。」又罵了一句很難聽的。

等到坦克軍軍部指揮所裡的電話機嗡嗡響起來的時候，雖然因為重新開始的炮轟聽不清話筒裡的聲音，諾維科夫還是明白了，這是集團軍司令要求他立即率領坦克進入突破口。

他聽完了托爾布欣的話，心裡想：「早就料到啦。」他回答說：

「是，中將同志，馬上執行。」

然後他朝著格特馬諾夫笑了笑，說：

「再打上四分鐘還是需要的。」

過了三分鐘，托爾布欣又打來電話，這一次他不喘了。

「上校同志，您在開玩笑吧？為什麼我聽到還在炮擊？立即執行命令！」

諾維科夫吩咐電話員接通炮兵團長洛帕津的電話。他聽到洛帕津的聲音，但他沒有說話，看著秒針在走動，等待打滿第二個四分鐘。

「嘿，我們的頭兒真行！」格特馬諾夫出自內心地讚歎說。

又過了一分鐘，炮聲停息下來的時候，諾維科夫戴起耳機，呼喚打頭衝向突破口的坦克旅旅長。

「別洛夫！」他喊道。

「有。軍長同志。」

諾維科夫張大了嘴，用醉漢般的發狂的聲音叫道：

「別洛夫，出動！」

青色的硝煙攪得晨霧更濃了，馬達的吼聲震得空氣嗡嗡直響，坦克軍進入突破口。

十二

十一月二十日凌晨，加爾梅克草原上的大炮開始轟擊，佈置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突擊部隊向佈置在保盧斯右翼的羅馬尼亞第四集團軍發起進攻的時候，蘇軍的進攻目標對於德國「b」集團軍群司令部就是顯而易見的了。

活動在蘇軍突擊集團左翼的坦克軍進入查查湖和巴爾曼查克湖之間的突破口，便朝西北向卡拉奇挺進，前去接應頓河方面軍與西南方面軍的坦克軍與騎兵軍。

二十日下午，從謝拉菲莫維奇發起進攻的突擊集團到達蘇羅維基諾以北，給保盧斯集團軍的交通線造成威脅。

保盧斯的第六集團軍還沒感到有被包圍的危險。下午六時，保盧斯向「b」集團軍群司令魏克斯男爵上將報告說，計劃在夜裡繼續派出偵察小分隊在斯大林格勒進行活動。

晚上保盧斯收到魏克斯的命令：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進攻戰鬥，抽出大量的步兵、坦克兵團和反坦克武器，按梯隊形式集中到左翼後面，準備朝西北方向進行突擊。

保盧斯在這天晚上十點鐘收到的這一道命令，標誌著德軍在斯大林格勒進攻的結束。

迅速發展的戰局使這一道命令也失去了意義。

二十一日，從克列特和謝拉菲莫維奇發起進攻的蘇軍突擊集團，朝自己原來的方向旋轉九十度，匯合之後，向卡拉奇地區及其以北的頓河推進，直撲德軍斯大林格勒戰線的後方。

這一天，四十輛蘇軍坦克出現在高高的頓河西岸，離保盧斯集團軍指揮部所在的戈盧賓鎮只有幾公里。另外一群坦克毫不費力地奪取了頓河大橋：守橋部隊把蘇軍坦克部隊當成了裝備著繳獲的坦克、常常通過這座橋的訓練部隊。蘇軍坦克進入卡拉奇，意在包圍德軍的兩個斯大林格勒集團軍，即保盧斯的第六集團軍和戈特的第四坦克集團軍。為了從後方保護斯大林格勒的陣地，保盧斯的精銳部隊三八四步兵師把戰線轉向西北，進行防禦。

就在這時候，從南面進攻的葉廖緬科的部隊擊潰了德軍第二十九摩托化師，打垮了羅馬尼亞第六軍，朝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的鐵路線推進。

暮靄中，諾維科夫的坦克逼近了羅馬尼亞軍隊的強化防禦工事。

這一次諾維科夫再不怠慢。他沒有利用黑沉沉的夜色暗地集中坦克為進攻做準備。依照諾維科夫的命令，所有的機器，不光是坦克，還有自行火炮，裝甲運輸車，裝載摩托化步兵的汽車，一下子開足了燈光。

幾百道明亮耀眼的燈光劃破黑暗。大批戰爭機械從黑沉沉的草原上朝前湧去，吼聲、炮聲、機槍聲震耳欲聾，刺目的燈光耀眼欲花，羅馬尼亞守軍驚慌失措，一片混亂。

在短短的戰鬥之後，坦克繼續向前推進。

二十二日上午，從加爾梅克草原出發的蘇軍坦克進入布濟諾夫鎮。黃昏時候，在卡拉奇以東，在保盧斯和戈特的兩大集團軍的後方，一南一北兩支蘇軍坦克先頭部隊會師了。到二十三日，步兵集團朝奇爾河和阿克賽河推進，成為突擊集團可靠的外側。

紅軍最高統帥向各部提出的任務完成了——在一百小時內完成了對德軍斯大林格勒集團的包圍。

局勢的下一步發展會怎樣呢？是什麼決定了下一步發展？是誰的意志表現了歷史的厄運？

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保盧斯通過無線電向「b」集團軍群司令部報告：

「集團軍被包圍。整個察裡察河谷，從蘇維埃鎮至卡拉奇的鐵路線，該地區的頓河橋，河西岸的高地，在英勇抗擊之後，轉入蘇軍之手……彈藥情況十分危急。糧食只能供應六天。如不能完成環形防禦工事，請求給予行動自由。局勢可能迫使放棄斯大林格勒以及戰線的北段……」

二十一日夜裡，保盧斯還收到希特勒的命令，要把他的軍隊所佔據的地區叫做「斯大林格勒堡壘」。

在這之前的一道命令是：「集團軍司令及司令部應進入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團軍應進行環形防禦，等待進一步指示。」

保盧斯與各軍軍長商議過之後，「b」集團軍群司令魏克斯男爵打電報給最高統帥：「儘管做出這一決定我感到責任沉重，還是應當向您報告：我認為必須支援保盧斯將軍撤出第六集團軍的建議……」

經常和魏克斯保持聯絡的陸軍總參謀長蔡茨列爾完全贊同保盧斯和魏克斯必須放棄斯大林格勒地區的意見，認為靠空運供應陷入重圍的大量軍隊是不可思議的。

二十三日夜裡兩點鐘，蔡茨列爾用電話通知魏克斯說，他終於說服希特勒放棄斯大林格勒。他說，關於第六集團軍突圍的命令，將由希特勒於二十四日上午發出。

二十四日上午十時過後不久，「b」集團軍群與第六集團軍之間唯一的一條電話線斷了。

一分鐘一分鐘過去，等不到希特勒發出的突圍的命令，因為必須迅速行動，魏克斯決定自己擔起責任，發出突圍命令。

通訊兵正準備把魏克斯的電報發出去，這時候通訊聯絡勤務科科長卻聽到最高統帥部發來的元首給保盧斯將軍的電報：

「第六集團軍被蘇軍圍困是暫時的。我決定在斯大林格勒北郊、科特盧班、一三七號高地、一三五號高地、馬林諾夫鎮、斯大林格勒南郊等地集中兵力。你們可以相信我能做到我應做的一切，保證你們的供應和適時突圍。我瞭解英勇的第六集團軍及其司令，相信第六集團軍能盡其職責。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決定現在已反映出第三帝國的厄運，決定了保盧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團軍的命運。希特勒用保盧斯的手，用魏克斯、蔡茨列爾的手，用德軍各軍軍長和各團團長的手，用士兵的手，用一切不願意執行他的決定而又執行到底的人的手，在德國戰爭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

十三

在一百小時的戰鬥之後，西南方面軍、頓河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部隊會合了。

在冬日的昏暗天空下，在卡拉奇郊外遍佈轍痕的雪地上，蘇軍的先頭坦克部隊會師了。遼闊的積雪的原野被幾百條履帶劃得支離破碎，被炮彈炸出一個個焦糊的窟窿。笨重的坦克在飛雪中迅速賓士著，白色的雪團在空中顫動。在坦克急轉彎的地方，凍土和雪塵一起飛向空中。

蘇軍的強擊機和殲擊機吼叫著貼著地面從伏爾加那邊飛來，掩護進入突破口的坦克部隊。重炮在東北方轟鳴，硝煙瀰漫的昏暗天空閃著一道道模糊的亮光。

兩輛t-34型坦克面對面停在一座小小的木頭房子旁邊。渾身髒汙的坦克手們，因為作戰勝利，捱過了生死關頭，心情十分激動，呼哧呼哧、津津有味地吸著寒冷的空氣。在坦克裡面吸夠了帶油煙氣的窒悶的空氣之後，這寒冷空氣就使人覺得特別提神了。

坦克手們把黑色的皮帽推到後腦勺上，走進木屋，從察察湖邊來的坦克班長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瓶酒……一個穿著棉襖和肥大氈靴的婦女，把在她那隻打顫的手裡叮噹直響的玻璃杯放到桌子上，抽搭著說：

「唉，我還以為活不成了呢，我們的大炮好厲害呀，好厲害呀，我在地窖裡待了兩夜加一天。」

又有兩個寬肩膀、小個子、像兩個拼圖方塊似的坦克手走進房裡來。

「瞧，瓦列拉，多好的招待。咱們好像也有什麼吃的東西。」從頓河方面軍來的坦克班長說。

於是，那個叫瓦列拉的小夥子把手伸進很深的衣服口袋，從口袋裡掏出用油糊糊的戰報包著的一截燻腸，把燻腸分成幾份，還很認真地用棕色的手指頭把掰掉出來的白白的肥肉往裡塞。

坦克手們把酒喝乾了，陶醉在幸福中。一名坦克手嘴裡塞滿了燻腸，一面笑著，一面說：

「咱們會合啦，就是說，你們的酒、我們的燻腸會合啦。」

大家都很喜歡這個說法，坦克手們笑著，嚼著燻腸，重複著這話，感到十分親熱。

十四

從南面來的坦克上的班長通過無線電向連長報告了在卡拉奇郊外會師的情形。他還補充了幾句話，說西南方面軍的弟兄們非常好，說他們還共飲了一瓶酒。

這情形迅速地逐級上報，過了幾分鐘，旅長卡爾波夫便向軍長報告了會師的訊息。

諾維科夫感覺到，軍部裡在他周圍出現了友好的、歡欣鼓舞的氣氛。

坦克軍在進軍中幾乎沒有損失，按時完成了該軍擔負的任務。

涅烏多布諾夫在發出給方面軍司令的報告以後，久久地握住諾維科夫的手。這位參謀長平時充滿惱恨和火氣的眼睛，變得明亮、溫和了。

「您瞧，我們的人在沒有內部敵人和破壞者的時候，能創造什麼樣的奇蹟！」他說。

格特馬諾夫把諾維科夫抱住，用眼睛掃了掃站在旁邊的一些指揮員、司機、傳令兵、話務員、譯電員，抽搭了兩下，為了讓大家都能聽到，他大聲說：

「謝謝你，諾維科夫同志，作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蘇聯人，要感謝你。我格特馬諾夫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要感謝你，衷心地向你致敬，向你表示感謝。」

他又一次把諾維科夫抱住，並且吻了吻深受感動的諾維科夫。

「你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把人都研究透了，什麼都預見到了，所以就收穫到大量工作結出的果實。」格特馬諾夫說。

「哪兒有什麼預見？」諾維科夫說。他聽到格特馬諾夫的話，又不好意思，又快活得不得了。他拿起一疊戰報晃了晃，說：「這就是我的預見。我首先寄希望於馬卡羅夫，可是馬卡羅夫損失了速度，而且偏離了預定的運動中心，在側翼參與了不必要的區域性戰鬥，損失了一個半小時。我本來以為，別洛夫會不顧兩翼，往前直衝，可是別洛夫在第二天不是撇開防禦中心不顧一切地朝西北突進，而是和炮兵、步兵一起打起磨蹭戰，甚至轉為防禦，因為這樣胡鬧損失了十一個小時。而卡爾波夫倒是第一個衝向卡拉奇，像旋風一樣毫無顧忌地前進，毫不理睬兩翼發生了什麼事，第一個切斷了德國人的主要交通線。這就是我對人的研究，這就是我的預見。我原來還以為，卡爾波夫需要拿棍子趕，認為他只會左顧右盼，只會保證自己的兩翼。」

格特馬諾夫笑著說：

「好啦，好啦，謙虛是美德，這我們是知道的。偉大的斯大林教導我們要謙虛嘛。」

諾維科夫感到很幸福。這一天，他多次想到葉尼婭，老是回頭看，似乎就要看到她，大概，他的確太愛她了。

格特馬諾夫用說悄悄話的小聲說：

「諾維科夫同志，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是怎樣推遲八分鐘出擊的。集團軍司令在催促。方面軍司令要求立即率領坦克進入突破口。我還聽說，斯大林還打電話問過葉廖緬科，為什麼坦克沒有出動。你竟讓斯大林等待。這不是，我們進入了突破口，確實沒有損失一輛坦克，沒有犧牲一個人。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

深夜，等諾維科夫開著坦克前往卡拉奇地區之後，格特馬諾夫來到參謀長跟前，說：

「將軍同志，我寫了一封信，說明軍長擅自推遲八分鐘，才開始這場具有偉大意義的關鍵性戰役、這場決定偉大衛國戰爭命運的戰役。請您看看這封信。」

十五

當華西列夫斯基通過高頻電話向斯大林報告包圍了德軍斯大林格勒集團的訊息時，他的助理波斯克列貝舍夫站在他旁邊。斯大林也不看波斯克列貝舍夫，有一陣子他半閉著眼睛坐著，好像要睡覺。波斯克列貝舍夫屏住氣息，儘可能不響動。

這不僅是他對活著的敵人勝利的時刻。這是他對過去取得勝利的時刻。一九三〇年農村墳頭上的荒草會越來越茂密。北極圈裡的冰層和雪丘會平靜地保持沉默。

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懂得：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

斯大林忽然希望他的孩子們、他的孫女，也就是不幸的亞可夫的小女兒和他在一起。他可以安安靜靜、心平氣和地撫摩小孫女的頭，不去理會小屋門外的世界。文靜可愛、病弱的小孫女，童年的回憶，涼爽的小花園，遠處小河的流水聲。其餘的一切對於他都無所謂了。因為他的超級權力不依靠軍隊的強大和國家的強盛。

他沒有睜開眼睛，慢慢地用一種特別柔和的、帶著喉音的語調說：

「啊，鳥兒落網了，瞧著吧，別想從網裡逃脫，咱們無論如何不能分離了。」

波斯克列貝舍夫看著斯大林那稀稀拉拉的白頭髮，看著他閉著雙眼的麻臉，忽然感到手指頭髮起冷來。

十六

在斯大林格勒地區的勝利進攻，消除了蘇軍防線上的許多缺口。消除的不僅是斯大林格勒與頓河兩大方面軍範圍內的缺口，不僅是在崔可夫集團軍與佈置在北面的蘇軍幾個師之間的缺口，也不僅是在一些脫離後方的連與排之間和隱藏在房屋中的小分隊和戰鬥小組之間的缺口。孤立感、被半包圍和包圍的感覺也從人們的意識中消失了，換成了整體、團結一致和兵力十足的感覺。這種個人與眾多的軍隊合為一體的意識，便是所謂致勝計程車氣。

當然，在陷入重圍的德軍士兵的頭腦和心靈中，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思想變化。由幾十萬有思想、有感覺的細胞組成的組織，從德國武裝力量的肌體上脫離了。虛無縹緲的無線電波和更加虛無縹緲的關於軍隊和德國一直保持聯絡的宣傳，證實了保盧斯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師已經被包圍。

托爾斯泰當年提出，完全包圍一支軍隊是不可能的，這一說法一再為托爾斯泰時代的軍事經驗所證實。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卻證明：可以包圍一支集團軍，把它牢牢困在原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戰爭期間，被圍是蘇聯和德國許多軍隊的殘酷現實。

托爾斯泰的思想在他那個時代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許多偉大人物提出的有關政治或戰爭的思想，大都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戰爭中，包圍之所以成為現實，是因為軍隊有極大的機動性，而軍隊的機動性所依靠的後方的笨重龐大，極不靈活。進行包圍的部隊可以利用機動性的一切有利條件。被包圍的部隊完全失去機動性，因為在包圍中不可能為現代化的軍隊組織多層次的、大範圍的、工廠式的後方。被圍的部隊陷入癱瘓。進行包圍的部隊則可以利用陸上和空中的一切機械。

被圍的軍隊失去機動性，不僅是失去軍事機械方面的優勢。被圍的軍隊計程車兵和軍官就好像從現代文明世界掉進過去的世界。被圍部隊計程車兵和軍官不僅會重新估計作戰部隊的力量、戰爭的前景，還會重新評價國家的政策、黨的領袖的魔力、法典、憲法、民族性格、民族的過去和將來。

那些像鷹一樣洋洋得意地感到自己的翅膀強勁有力、在被縛住的無可奈何的獵物之上翱翔的人，同樣也會重新評價上述一些問題，不過，當然帶有相反的特點。

保盧斯的軍隊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圍，決定了戰爭程式的轉折。

斯大林格勒的勝利決定了戰爭的結局，但是在勝利了的人民和勝利了的國家之間仍然進行著無聲的爭論。人的命運、人的自由取決於這一爭論。

十七

在東普魯士和立陶宛邊境，在格爾利茨秋天的森林裡，下著稀稀拉拉的小雨。一箇中等個頭兒的人披著灰色斗篷，在高大樹木之間的小道上走著。衛兵們一見到希特勒便屏住呼吸，一動也不動，雨滴從他們臉上緩緩流下。

他想呼吸呼吸新鮮空氣，獨自待一會兒。潮溼的空氣使人非常舒服。飄灑著可喜的冷雨。一株株多麼可愛、多麼沉靜的大樹。在柔軟的落葉上走一走，多麼愜意。

野戰大本營裡的人一整天把他氣得不得了……斯大林從來不曾引起他的尊敬。在戰前他就覺得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又愚蠢又笨拙。斯大林的狡猾和姦詐都像莊稼漢一樣簡單。他的國家也是不像樣子的。丘吉爾有一天總會明白新德國的悲劇性作用：正是德國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了歐洲，抵擋了亞洲的斯大林的布林什維克主義入侵。他想象那些主張從斯大林格勒撤出第六集團軍的人——他們倒是特別持重，特別恭敬的。使他生氣的是那些輕率地相信他的人——他們總是囉囉唆唆地對他表示自己的忠誠。他一直希望帶著蔑視的心情想想斯大林，把斯大林想得一錢不值，他又感覺到，他這種願望是失去優勢的感覺引起的……斯大林不過是一個狠毒的、報復心很重的高加索小鋪老闆。他今天的勝利根本改變不了什麼局面……老渾蛋蔡茨列爾會不會暗暗用嘲笑的目光看他？他一想到戈培爾會向他報告英國首相評論他的軍事才能的俏皮話，就十分生氣。戈培爾會笑著說：「要承認，他說的話實在夠俏皮。」在他那聰明而好看的眼睛裡會浮現出隱藏得很深的嫉妒者的得意神情。

第六集團軍不愉快的處境使他心慌意亂，失去本色。事情主要的糟糕之處，不在於丟了斯大林格勒，不在於一些師被包圍；也不在於斯大林贏了他。

一切他都能扭轉。

他一向就有一些很普通的想法和嗜好。但是等他變得偉大和具有無限權力之後，這一切就引起人們的讚賞和敬佩。他代表著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但是新德國及其武裝力量的威力一旦開始動搖，他的英明就會減弱，他的天才就會消失。

他不羨慕拿破崙。他很不喜歡那些在孤獨、貧困、一籌莫展的境況中依然十分偉大的人，不喜歡那些在好的和壞的境況中依然保持其力量的人。

他在林中獨自散步的時候，也未能擺脫日常事務，並且在內心深處找到了總參謀部和黨的領導機構那些墨守成規的人不可能找到的最高明、最切實的答案。他之所以產生難以忍受的煩惱，是因為他又感到他和大家平等了。

要想成為新德國的締造者，要想燃起戰火和奧斯威辛的爐火，創立蓋世太保，做一個平常人是不行的。新德國的締造者和領袖一定要脫離人類。他的思想、感情及日常生活只能在人類之上，在人類之外。

蘇聯的坦克使他回到了他原來離開的地方。他的思想、他的答案、他的嫉妒心今天不再是對著上帝，對著世界的命運。蘇聯的坦克又使他回到人間。

獨自一人在林中，起初他是感到輕鬆的，現在他感到有些可怕了。一個人，沒有衛兵，沒有隨侍的副官，他覺得自己像童話中的小孩走進了黑鬱郁、到處是妖魔的密林。

童話中的小孩子就是這樣走，小羊羔就是這樣在林中迷了路，走著走著，也不知道大灰狼從密林深處偷偷朝它走來。從幾十年的黑黑的沉澱層中浮出他童年時候的恐怖，想起小人書上的一幅畫：一隻小羊羔站在陽光明麗的林中空地上，在黑黑的、潮溼的大樹叢中露出狼的紅眼睛和白牙齒。

他很想像兒時那樣，叫喊一聲，他想喚母親，想把眼睛捂起來，想跑。

不過在林中，在大樹叢中藏著的是一個團，他的私人衛隊，幾千個強壯、受過訓練、機動靈活、反應迅速的人。他們的生活目的，是不準外人的氣息搖動他頭上的一根頭髮，不準外人的氣息觸碰到他。不少電話機在輕輕地響著，向各處、各地段通報獨自在林中散步的元首的每一行動。

他轉過身來，壓制著想跑的心情，朝著自己野戰大本營的暗綠色房屋走去。

衛兵們看到元首走得很急，以為大本營裡有急事等著他去。他們怎麼能想到，德國元首在林中暮靄初降時候想起了童話中的狼？

在樹叢中，大本營一個個窗戶裡的燈光亮了。他想到集中營火化爐的火光，心中第一次出現人的恐怖。

十八

蘇軍第六十二集團軍指揮所和許多掩蔽所裡的人都產生一種十分奇怪的感覺：很想摸摸自己的臉，摸摸自己的衣服，動動靴子裡的腳趾頭。德國人不打炮了。靜下來了。

寂靜得使人頭暈。人們覺得，似乎人都變空了，心麻木了，手和腳動作起來和以前有些不同了。在寂靜中吃飯，在寂靜中寫信，夜裡在寂靜中醒來，似乎是奇怪的，不可思議的。寂靜有自己的聲音，很靜的聲音。寂靜產生許多似乎很奇怪的新的聲音：刀子的叮噹聲，翻書的沙沙聲，地板的吱咯聲，光腳丫兒的吧嗒聲，筆尖的哧哧聲，手槍保險裝置的咔嚓聲，掩蔽所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集團軍參謀長克雷洛夫走進集團軍司令的掩蔽所，崔可夫坐在床上，對面的小桌後面坐著古洛夫。克雷洛夫本想一進門就說說最新的訊息：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已經發起進攻，包圍保盧斯的問題再有幾個小時就可以解決了。他看了看崔可夫和古洛夫，便一聲不響地坐到床上。這樣重要的訊息克雷洛夫都沒有對兩位故友說說，可見他在他們臉上看到的不是一般的表情。

三個人都不說話。寂靜產生了新的、在斯大林格勒久違的聲音。寂靜還準備產生新的、在戰鬥的日子裡不必要的想法、激情、焦慮。

但是此時此刻他們還不知道什麼新的想法；擔憂、功名心、凌辱、嫉妒還沒有從斯大林格勒的苦難經歷中產生出來。他們還沒有想到，他們的名字現在和蘇聯軍事歷史的光輝一頁永遠連在一起了。

這寂靜的時刻是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時刻。此時此刻他們只有人的感情，後來他們誰也不能自我解釋，為什麼他們此刻感到這樣幸福、這樣悲傷，充滿這樣的熱愛和溫情。

在結束了防禦戰之後，要不要繼續說說斯大林格勒的將軍們？要不要說說斯大林格勒防禦戰的一些領導人的可憐的貪求？

真理只有一種。沒有兩種真理。沒有真理，或者伴隨著殘缺不全的真理、破碎的真理、砍削過的或者修剪過的真理，是很難生活的。部分的真理，不是真理。在這美好的寂靜的夜裡，讓毫無掩飾的完整的真理佔據心靈吧。我們要在這樣的夜裡把人的善良、人的偉大勞動計算在人的名下。

崔可夫走出掩蔽所，慢慢走到伏爾加河岸脊上，木板臺階在他腳下咯吱咯吱響著。天色已經黑下來。西方和東方都沒有聲音。工廠的輪廓、城市樓房的斷垣殘壁、一個個掩蔽所都和靜默無聲的黑沉的大地、天空、伏爾加河融為一體。

人民的勝利就是這樣表現自己的。沒有軍隊的分列式，沒有轟鳴的混合樂隊，沒有煙火和禮炮，而是在潮溼的夜晚，在大地、城市、伏爾加河的安寧和靜謐中迎接人民的勝利。

崔可夫十分激動，他那被戰爭磨硬了的心在胸中怦怦跳動著。他仔細聽了聽：並非寂靜無聲。從班內溝和「紅十月工廠」那邊傳來歌聲。下面，伏爾加河邊有低低的說話聲，有吉他的聲音。

崔可夫回到掩蔽所。正等著他吃晚飯的古洛夫說：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真奇怪：這麼安靜。」

崔可夫在鼻子裡「嗯」了一聲，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等他們在飯桌邊坐下來，古洛夫說：

「唉，同志，你聽到快活的歌兒都哭了，看樣子，你也吃了不少苦呀。」崔可夫驚訝地瞥了他一眼。

十九

在斯大林格勒的山溝坡上挖的一個土室裡，幾名紅軍戰士圍坐在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還有一盞自制的油燈。

司務長在往各人的杯子裡斟酒。大家都注視著，這珍貴的液體小心翼翼地上升到司務長粗硬的指甲在玻璃杯上指著的位置。大家把酒乾了，就吃起麵包。有一名戰士把一口麵包吃下去之後，說：

「是啊，德國佬打得我們夠嗆，不過我們還是打贏了。」

「德國佬這一下子老實了，再也撲騰不起來了。」

「撲騰夠了。」

「斯大林格勒大劫難到頭了。」

「不過他們還是帶來太多災難。把半個俄羅斯燒掉了。」

他們吃了很久，不慌不忙，在不慌不忙中體會著一個人在長期艱苦的工作之後休息、喝酒、吃飯時的幸福和安寧。

頭腦迷迷濛濛的，但是這種迷濛有點兒特別，並不使人糊塗。不論麵包的滋味、大蔥的咯吱聲、放在土室牆腳下的槍支，不論伏爾加河、想家的念頭、對強大敵人的勝利，以及撫摩過孩子的頭髮、摟抱過妻子、掰過麵包、捲過菸捲兒，如今又奪得勝利的手，對這一切，他們都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了。

二十

疏散出去的莫斯科人在準備復員的時候，最高興的也許不是很快就要見到莫斯科，而是擺脫了疏散時期的生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城市的街道和房屋、秋日天空的星星、麵包的味道——一切都成了令人厭惡的了。

如果他們看到蘇聯情報局報道的好訊息，就會說：

「好啦，現在咱們很快就要走了。」

如果看到令人憂慮的訊息，就會說：

「唉，不會再號召家庭團聚了。」

出現了不少傳聞，說有些人沒有通行證也回到了莫斯科——他們從長途列車上爬到工程列車上，然後又爬到電氣列車上，電氣列車上沒有軍隊攔截。

人們都忘記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莫斯科過日子好像是在受刑訊。那時候人們多麼羨慕那些用故城不祥的天空換取韃靼和烏茲別克安寧生活的莫斯科人……

人們都忘記了，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災難日子裡，有些沒上去火車的人紛紛丟掉箱子和包裹，徒步朝扎戈爾斯克走去，只要能離開莫斯科就行。現在人們也是寧可丟下東西、工作、安頓好的生活，步行回莫斯科，只要能離開疏散地就行。

一心想離開莫斯科和一心想回莫斯科這兩種相反的心情的主要實質，就在於一年來的戰爭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對德國人莫名其妙的恐懼變為對蘇聯力量優勢的信任。

在十一月下旬，蘇聯情報局報道了對弗拉季高加索（即奧爾忠尼啟則）地區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攻擊，然後又報道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區進攻的勝利。在兩個星期中，播音員有九次這樣廣播：「目前，我軍繼續反攻……再次沉重打擊敵軍……我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摧毀敵軍的頑抗，突破頓河東岸敵軍新防線……我軍繼續進攻，已推進一二十公里……近日部署在頓河中游一帶我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發起反攻……我軍在頓河中游地區繼續挺近……我軍在北高加索繼續出擊……我軍又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發動突擊……我軍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發起進攻……」

在一九四三年除夕，蘇聯情報局發表戰報《六週以來我軍在斯大林格勒地區進攻作戰總結》，綜述了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地區被包圍的情況。

人們的意識準備轉變，要用全新的觀點看待現實中的大事，雖然這種思想轉變的準備是秘密進行的，其秘密程度不次於準備斯大林格勒進攻戰。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進行的這種再結晶，在斯大林格勒進攻戰之後，第一次明朗化，第一次表現出來。

現在人們思想的變化和莫斯科會戰勝利時的思想變化大不一樣，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不同。其區別在於，莫斯科會戰的勝利主要是促成了對德國人態度的變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德國軍隊莫名其妙的恐懼心理消失了。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進攻戰促成了軍隊與老百姓的新的自覺。蘇聯人、俄羅斯人開始從新的角度認識自己，開始從新的角度看待各種民族的人。俄羅斯的歷史開始被理解為俄羅斯的光榮史，而不是俄羅斯農民與工人的苦難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轉變為內容，成為世界觀的新的基礎。

在莫斯科會戰初次取勝的日子裡，起作用的仍是戰前的老的思維形式、戰前的觀念。

重新認識戰爭大事，認識蘇聯武裝力量和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長期的、廣泛的認識過程的一部分。

這一過程在戰前很久就開始了，不過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識中，而是在人民的潛意識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認識現實和人與人關係的重要標石，那就是：農村集體化、工業化、一九三七年。

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樣，造成了廣大階層的人民的動盪和變化；這些動盪伴隨著對人的肉體的消滅，死亡人數超過了消滅俄國貴族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那個時期。

斯大林領導的這些事件，標誌著新的蘇維埃國家建設者在經濟方面的勝利，標誌著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

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結果。

不過，在集體化、工業化和幾乎更換了所有領導幹部的時期建立起來的新的結構，並不想放棄舊有的思想公式和概念，雖然這些公式和概念對於新結構已失去真正的內容。新的結構利用的是一些舊的概念和成語，這些概念和成語發源於革命前就形成的社會民主黨布林什維克派。國家民族性仍然是新結構的基礎。

戰爭加速了在戰前就暗暗進行著的重新認識現實的過程，加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俄羅斯」這個詞重新獲得了真實的內容。

起初，在撤退時期，這個詞大都和一些否定意義的詞聯絡著：俄羅斯落後、一團糟，俄羅斯閉塞，俄羅斯沒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識既然出現了，就期待著戰爭的節日……

國家也漸漸趨向新的範疇的自覺。

民族意識在民族災難的日子裡表現出來，便是強大的、極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時期之所以可貴，因為這種意識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這是人的尊嚴，人對自由的嚮往，人對善良的信賴，只不過表現在民族意識的形式中。

不過，在災難歲月裡激起的民族意識可能發展為多種形式。

毫無疑問，一位人事處長，一心要保護本機關不受世界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侵犯，這位處長的民族意識和保衛斯大林格勒的紅軍戰士的民族意識，表現是不同的。

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的現實，決定了它將把喚起民族意識與完成國家戰後面臨的任務聯絡起來——在樹立民族主權思想方面，在各個領域樹立蘇聯和俄羅斯的主權觀點方面。

所有這些任務不是在戰時和戰後突然出現的。戰前，在農村的種種事件、建立祖國的重工業、幹部大換班，標誌著斯大林確立的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新秩序在這個國家的勝利。在那個時候，這些任務就出現了。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親切的印記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轉折的時候，在斯大林格勒的火焰成為黑暗王國的唯一自由訊號的時候，這一重新認識過程開始公開化了。

發展的邏輯導致的結果是，人民戰爭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時期達到最高的熱潮的同時，也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開宣揚國家民族主義思想體系。

二十一

在物理研究所前廳裡貼出的牆報上，有一篇文章，標題是《永遠同人民在一起》。

這篇文章說，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的正在穿越戰爭暴風雨的蘇聯，科學具有巨大意義，黨和政府給予科學工作者極大的尊敬和光榮，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曾這樣，即使在艱苦的戰爭時期，蘇聯政府也為科學家正常和有成效的工作創造了一切條件。

文章接著談到研究所擔負的巨大任務，談到新的建設，談到擴大舊的實驗室，談到理論與實踐的聯絡，談到科學研究對於國防工業有何等重要意義。

文章談到全體科學工作者的愛國主義熱潮，說科學工作者決不辜負黨和斯大林同志的關懷和信任，不辜負人民對蘇聯知識分子的光榮的先進隊伍，對科學工作者的期望。

文章的最後部分寫道，可惜，在健康而友愛的集體中也有一些人缺乏對人民、對黨的責任感，有一些人脫離了友好的蘇維埃家庭。這些人使自己和集體對立起來，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擺在黨交給科學家的任務之上，拼命誇大自己實有的和臆造的功績。他們之中有些人有意或無意地成為異己的反蘇思想的代表，宣揚敵對的政治思想。這些人一般都要求用客觀主義的態度對待外國唯心主義科學家的充滿反動精神和矇昧主義精神的唯心主義觀點，誇耀自己同這些科學家的聯絡，從而侮辱俄羅斯科學家的蘇維埃民族自豪感，貶低蘇聯科學的成就。

這些人有時像英勇的衛士，要維護似乎被踐踏的正義，企圖在短視、輕信的人和糊塗人中間賺得廉價的聲名，實際上他們卻在挑撥離間，散播不相信俄羅斯的科學力量、不尊重俄羅斯光榮歷史和偉大人物的種子。文章號召消滅一切腐朽的、異己的、敵對的東西，消滅一切不利於完成黨和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交給科學家的任務的因素。文章的結束語是：「沿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燈所照亮的光輝道路，沿著列寧和斯大林的黨為我們開闢的道路，向著新的科學高峰，前進！」

雖然文章沒有點名，但是實驗室裡的人都明白，矛頭是對著維克托·施特魯姆的。

薩沃斯季揚諾夫對維克托說了說這篇文章。維克托沒有去看文章，這時候他站在即將完成新裝置安裝的同事們旁邊。他抱住諾茲德林的肩膀，說：

「不論怎樣，這大傢伙會大有作為的。」

諾茲德林忽然罵起娘來，罵的是複數代名詞，維克托一時不明白他罵的是什麼人。快下班的時候，索科洛夫走到維克托跟前。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很欣賞您。您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麼事兒也沒有。您的毅力真了不起。」

「如果一個人天生是淡黃頭髮的，決不會因為牆報上的文章變成黑頭髮的。」維克托說。

他生索科洛夫的氣已成了習慣，正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似乎這種氣已經沒有了。他已經不責備索科洛夫的不坦率和怯懦。有時他自己對自己說：「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人都免不了有。」

「是啊，文章與文章不同，」索科洛夫說。「安娜·斯捷潘諾芙娜看了這篇文章，心臟病都發作了。已經把她從醫務所送回家了。」

維克托心想：「究竟寫的是多麼可怕的事？」不過他沒有問索科洛夫。至於文章的內容，誰也沒有和他說起。人們不和病人談他的不治之症，大概就像這樣。

傍晚維克托最後一個離開研究所。看大門的老頭子阿列克謝·米海洛維奇已經調到存衣室工作，他一面給維克托拿大衣，一面說：

「您瞧，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真是的，在這世界上好人總不得安寧。」

維克托穿好大衣，又上了樓，在牆報欄前站了下來。他看完了那篇文章，驚慌地四處看了看：一時間他彷彿覺得，他馬上就要被逮捕了，可是前廳裡空空蕩蕩，十分安靜。

他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一具脆弱的人體的重量和龐大的國家的重量的懸殊，他感覺到，彷彿國家用巨大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著他，彷彿國家就要朝他壓下來，他就要咯吱一聲，尖叫一聲，就此消滅了。

街上人很多。維克托覺得，在他與行人之間有一片無主的土地。

在電車裡，一個戴著皮軍帽的人用興奮的語調對自己的同伴說：

「你聽到最新訊息了嗎？」

前面座位上有一個人說：

「斯大林格勒！德國佬完啦！」

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看著維克托，好像是責備他不說話。

他帶著溫和的心情想到索科洛夫：人人都有缺點，他也有，我也有。

但是他從來沒有徹底真誠地承認自己和別人同樣有毛病和缺點，所以他馬上就想：「他的觀點取決於國家是否喜歡他，他的生活是否順利。等到春天來臨，等到勝利了，他一句批評的話都不會說。我卻不是這樣：不論國家狀況是好是壞，不論國家折磨我還是眷顧我，我對國家的態度不會變化。」

到家後他要對柳德米拉說說這篇文章。看樣子，當真要整他了。他要對柳德米拉說：「柳德米拉，你瞧瞧，這就是斯大林獎金！想抓人的時候，常常寫這樣的文章。」

「我們是同命運的，」他想道，「如果請我去巴黎大學舉行學術講座，她會和我一塊兒去；如果送我上科雷馬的勞改營，她也會跟我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這種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會說。

而他會反唇相譏：

「我要的不是批評，是體貼和理解。研究所裡的批評已經夠我受的了。」

給他開門的是娜佳。在幽暗的走廊裡，娜佳把他抱住，並且把臉貼到他的胸膛上。

「我渾身又冰冷，又潮溼，讓我把大衣脫了。出了什麼事嗎？」他問道。

「難道你沒聽到？斯大林格勒呀！巨大的勝利。德國佬被包圍了。咱們走，快走。」

她幫他脫了大衣，拉著他的手進了房間。

「這兒來，這兒來，媽媽在托里亞的房裡呢。」

她把門開了。柳德米拉坐在托里亞的書桌前。她慢慢朝他轉過頭來，又得意又傷心地朝他笑了笑。這天晚上，維克托沒有把研究所裡發生的事告訴柳德米拉。

他們坐在托里亞的書桌前。柳德米拉在一張紙上畫包圍斯大林格勒德軍的示意圖，向娜佳說著她對作戰計劃的理解。夜裡，維克托在自己的房間裡想：「天啊，寫一份檢討書吧，大家在這種情況下不都寫嗎。」

二十二

牆報上出現那篇文章之後，又過了幾天。實驗室裡的工作照常進行著。維克托有時灰心喪氣，有時興致勃勃，很帶勁兒地工作，在實驗室裡走來走去，還不時用手指頭在窗臺和金屬外殼上輕快地敲出自己喜歡聽的聲音。

他開玩笑說，看樣子，在研究所裡蔓延起近視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對面遇到他，都帶著若有所思的神氣從旁邊走過去，連招呼也不打。古列維奇老遠看見維克托，也擺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氣，走到大街的另一邊，在一張廣告前面站下來。維克托為了看個究竟，回頭看了看，這時候恰好古列維奇也回頭看，他們的視線相遇了。古列維奇做出一副又驚訝又高興的姿態，鞠了個躬，這一切都不是多麼使人愉快的。

斯維琴見到維克托，打了招呼，還小心地碰了碰腳跟表示敬意，不過在打招呼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卻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國家的一位大使。

維克托做了統計：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對他點頭，哪些人和他握手問好。

每天他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問妻子：

「有沒有誰來電話？」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沒有，如果不算瑪利亞的話。」

她知道她說過這話後他常常問的問題，就又說：

「馬季亞羅夫暫時也沒有信來。」

「你瞧，」他說，「過去天天給咱們打電話的，現在不怎麼打了；過去不怎麼打的，現在根本不打了。」

他覺得，家裡人對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樣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從他身邊走過，也不向他問好。他厲聲對她喝道：

「為什麼連招呼也不打？你覺得我不是活物嗎？」

顯然他在說這話的時候臉上表情顯得非常可憐、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沒有頂撞他，而是急忙說：

「好爸爸，爸爸，原諒我。」

就在這一天，他問她：

「娜佳，你還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將軍見面嗎？」

她一聲不響地聳了聳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說，「不許和他談政治問題。如果在這方面出問題，就更夠我受的了。」

娜佳還是沒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說：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時候，就開始四下裡張望，時而放慢腳步，時而加快腳步。他看到走廊裡沒有人，便垂下頭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麼地方的門開了，他的心就緊縮起來。

他終於走進實驗室之後，便氣喘吁吁，就好像一個士兵終於跑過炮火控制的陣地，進入自己的戰壕。

有一天，薩沃斯季揚諾夫來到維克托的辦公室裡，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和大家都請求您寫一份檢討書，檢討檢討。我請您相信，這能夠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擺著大量的工作，應該說，擺著偉大的工作的時候，就在我們這學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著您的時候，忽然就這樣一下子翻了車，怎麼辦呀！您寫一份檢討書，承認一下錯誤吧。」

「我檢討什麼？我有什麼錯誤？」維克托說。

「哎，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兒，大家都這樣做嘛，不論是在文學界，在科學界，還有不少黨的領導人，還有您喜歡的音樂家們，蕭士塔高維契也承認錯誤，寫檢討書，檢討過之後，就沒有事了，還在繼續工作。」

「不過我究竟檢討什麼呢？向誰檢討呢？」

「您寫給院部，寫給黨中央。這實際上不是主要的，寫給誰都行！主要的是您檢討了。比如，就寫：‘我承認錯誤，我錯了，現在認識到了，保證改正。’就寫諸如此類的話，您是知道的，這都是老一套了。不過主要的是，這能管用，總是管用的！」

薩沃斯季揚諾夫那一向在笑的、快活的眼睛現在是嚴肅的。似乎眼睛的顏色也變了。

「謝謝，謝謝，好同志，」維克托說，「您的友情真使我感動。」

又過了一個鐘頭，索科洛夫對他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下禮拜舉行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我認為，您一定要說一說。」

「說什麼呢？」維克托問。

「我覺得，您應該解釋解釋，說乾脆些，就是要檢討錯誤。」

維克托在辦公室裡踱起來，忽然在窗前站下來，朝院子裡看著，說：

「索科洛夫同志，是不是最好還是寫一份檢討書？這樣比起當眾往自己臉上吐唾沫，總要輕鬆些。」

「不，我以為，您一定要說一說。昨天我和斯維琴談過，他向我示意，說上面，」他還含含糊糊地朝上面的門簷上指了指，「希望您在會上說一說，而不是要您寫檢討書。」

維克托很快地朝他轉過身來：

「我既不在會上檢討，也不寫檢討書。」

索科洛夫就像一位精神病醫生在和病人談話那樣，用十分耐心的語氣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在目前的情況下不說話，就等於有意地自殺，有可能把您的問題弄成政治問題。」

「您可知道，使我特別難受的是什麼？」維克托問道。「為什麼在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勝利日子裡我會遇到這樣的事？哪一個狗崽子會說我公開攻擊列寧主義原理，說我認為蘇維埃政權完了？有人就是喜歡揀軟的欺。」

「我聽到過這種說法。」索科洛夫說。

「哼，去他媽的吧！」維克托說。「我不檢討！」

可是到了夜裡，他一個人卻躲在自己的臥室裡寫起檢討書。他感到羞慚，把檢討書撕碎，卻馬上又寫起在學術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稿。他重看了一遍，用手在桌上一擂，又把發言稿撕碎。

「就這樣，隨它去！」他說出聲來。「要怎樣就怎樣吧。坐牢就坐牢好啦。」

他咂摸著自己的最後決定的滋味，一動不動地坐了一陣子。然後他想出一個主意：他可以寫一份檢討書的預備稿，如果他決定檢討的話，就交上去。這樣不會損傷什麼尊嚴。誰也不會看到這份檢討書，任何人看不到。

他是一個人，門也關著，周圍的人都睡了，窗外靜悄悄的，沒有警笛聲，也沒有汽車聲音。但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把他壓住。他感覺到它的威懾的重量，它強迫他按它的意圖去想，強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寫。它就在他身體內部，強迫他的心收縮，溶解他的決心，干預他對待妻子和女兒的態度，混入他的過去，混入他關於年輕時代的一些想法。他開始感覺自己是愚鈍的、無聊的，常常說一些枯燥無味的囉唆話使人感到厭煩的。甚至他的著作好像也失去了光彩，蒙上一層灰土，不再使他充滿了光明和歡樂。

只有不曾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見到有人屈服於這種力量，才會感到驚訝。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感到驚訝的倒是另一點：敢於發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個表示抗議的手勢。

維克托寫檢討書是自己留著的，他要收藏起來，不給任何人看，但是同時他心裡也明白，這檢討書說不定會用得著的，還是留著吧。

早晨，他一面喝茶，一面看錶：該上研究所去了。他充滿可怕的孤獨感。似乎今生今世再不會有誰上他家來了。要知道，沒有人給他打電話，不僅僅是因為害怕。還因為他又無聊，又乏味，又無能。

「不用說，昨天也沒有誰問到我了？」他對柳德米拉說過這話，便朗誦起來：「我一個人在窗前守候，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見朋友……」

「我忘了告訴你，契貝任回來了，打來電話，說希望看到你。」

「啊，」維克托說，「啊，這事兒你怎麼能不吿訴我呢？」他在桌上敲起勝利的樂曲節拍。

柳德米拉走到窗前。維克托不慌不忙地踱著步子，高高的身軀，微微駝背，不時地揮兩下皮包，她知道，這是他想著和契貝任見面，在考慮怎麼跟他問好，和他說話呢。

這些天來，她十分心疼丈夫，為他擔心，但同時也想著他的缺點，想著他的主要缺點——自私。

剛才他還在朗誦：「我一個人在窗前守候，看不見朋友……」現在他上實驗室去了，實驗室裡有很多人，有工作；到晚上他就要去找契貝任，大概不到十二點不會回來，也不想想，她一整天會孤單單的，會一個人站在窗前，房子裡空蕩蕩的，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她也看不到客人，看不到朋友。

柳德米拉上廚房裡去洗碗。這天早晨她心裡特別難受。瑪利亞今天也不會打電話來，今天她要上沙鮑洛夫鎮去看姐姐。娜佳的事多麼使人不放心呀。她不言不語，當然也不顧禁令，仍然天天晚上出去玩兒。維克托天天操心的是自己的事，也不肯想想娜佳。

門鈴響了，大概是木匠來了，昨天她和木匠約好，今天要來修托里亞房間的門。柳德米拉非常高興：活生生的人來了。她把門開了——在幽暗的走廊裡站著一個女子，頭戴灰色羔羊皮帽，手裡還提著箱子。

「葉尼婭！」柳德米拉叫起來。她的聲音那樣高，那樣傷感，連她自己都很吃驚。她一面吻著妹妹，撫摩著她的肩膀，一面說：「托里亞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二十三

浴盆裡的熱水細細地流著，流得很慢，只要把龍頭多少一開大，水就變成涼的。浴盆上滿水用了很長時間，可是姐妹倆覺得，她們見了面好像還沒來得及說兩句話。

後來，葉尼婭進去洗澡，柳德米拉不時走到浴室門口，問：

「喂，你在裡面怎麼樣，要不要給你擦擦背？注意煤氣爐，不要滅了。」

過了幾分鐘，柳德米拉用拳頭敲了敲門，生氣地問道：

「你在裡面怎麼啦，睡著了嗎？」

葉尼婭穿著姐姐的毛茸茸的浴衣走出浴室。

「啊，你真是個女妖。」柳德米拉說。

葉尼婭想起來，那天夜裡諾維科夫來到斯大林格勒的時候，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就曾經管她叫女妖。

飯菜已經擺好了。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葉尼婭說，「坐了兩天兩夜沒有臥鋪的火車之後，在浴室裡洗個澡，就好像回到了和平康樂的時期，可是在心裡……」

「你怎麼忽然上莫斯科來啦？出了什麼事情嗎？」柳德米拉問道。

「等一會兒再說，等一會兒。」

她擺了擺手。

柳德米拉說了說維克托的情況，說了說意想不到的娜佳的可笑浪漫史，說了說一些熟人連電話也不來了，碰到維克托就好像不認識。

葉尼婭也說到斯皮裡多諾夫上古比雪夫的情形。他變得又可愛又可憐了。調查小組在調查他的問題，在查清之前，不給他安排新的工作。薇拉帶著小孩子住在列寧斯克，斯皮裡多諾夫說起小外孫就哭。後來她又對柳德米拉講了亨利遜老奶奶被流放的事，說沙爾戈羅茨基老頭子多麼可愛，里蒙諾夫怎樣幫助她辦好戶口手續。

葉尼婭的頭腦裡還回旋著煙霧、車輪的軋軋聲和車廂裡的說話聲，所以她看著姐姐的臉，感覺柔軟的浴衣貼著洗得乾乾淨淨的身體，坐在又有鋼琴又有地毯的房間裡，確實感到奇怪。

在姐妹倆互相說的許多事情中，在今天她們高興的事和傷心的事、好笑的事和感人的事中，總有一些已經離開人世、但永遠和她們分不開的親人和朋友。不論說到維克托的什麼，總有他媽媽的影子站在他後面；說起謝廖沙，馬上就會出現他進了勞改營的爸爸和媽媽；還有那個寬肩膀、厚嘴唇的靦腆小夥子的腳步聲日日夜夜在柳德米拉身邊響著。但是她們並沒有說起這幾個人。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一點音信也沒有，就好像沉到地裡去了。」葉尼婭說。

「是姓列文頓那個女人嗎？」

「是，是，就是她。」

「我不喜歡她。」柳德米拉說。她又問道：「你還畫畫嗎？」

「在古比雪夫沒畫。在斯大林格勒畫過。」

「你可以誇耀誇耀了，維克托在疏散時還帶著你的兩幅畫呢。」

葉尼婭笑著說：

「這是令人高興的。」

柳德米拉說：

「你這將軍夫人，怎麼不說說最要緊的？你滿意嗎？愛他嗎？」

葉尼婭一面掩上胸前的衣襟，一面說：

「是的，是的，我很滿意，我很幸福，我愛他，他也愛我……」

又用迅速的目光看著柳德米拉，補充說：

「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上莫斯科來？克雷莫夫被捕了，在盧比揚卡監獄裡。」

「天啊，這究竟是為什麼？他可是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呀！」

「咱們的米佳呢？你那阿巴爾丘克呢？他恐怕是百分之二百的了。」

柳德米拉沉思起來，說：

「要知道，克雷莫夫真是夠狠心的！他在普遍集體化時期就不同情農民。我記得我曾經問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呀？他回答說：都是富農，死就死吧。他對維克托很有影響。」

葉尼婭帶著責備的口氣說：

「唉，姐姐，你總是想起人不好的地方，而且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偏偏是在不應該說的時候。」

「有什麼辦法，」柳德米拉說，「我是直性子呀，就像車杠一樣。」

「好啦，好啦，不過你不要因為你車槓式的美德感到驕傲。」葉尼婭說。

她又小聲說道：

「姐姐，我也被傳訊了。」

她從沙發上拿起姐姐的頭巾，用頭巾把電話機捂住，說：

「據說，可以在電話裡竊聽。他們還要我簽了字，保證隨傳隨到。」

「據我所知，你沒有和克雷莫夫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呀。」

「是沒有登記，可是沒登記又怎樣呢？他們審訊我，就拿我當妻子。我就對你說說吧。他們送來傳票，要我帶著身份證出庭。我一個一個地回想，想到大哥，想到大嫂，甚至想到你那阿巴爾丘克，所有被捕的熟人我都想到了，卻怎麼也沒有想到克雷莫夫。是快到五點鐘把我傳去的。那是一個很普通的機關辦公室。牆上掛著斯大林和貝利亞的大肖像。一個年輕人，一副平平常常的嘴臉，帶著咄咄逼人的神氣看著我，開門見山地問：‘您瞭解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維奇·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動嗎？’我有好幾次覺得，我從那裡面出不來了。你要知道，他甚至向我暗示諾維科夫。真是個可怕的壞傢伙，好像我和諾維科夫接近，為的是蒐集他可能洩露的情報，然後交給克雷莫夫。我心裡好像一切都變成了木頭。我對他說：‘您要知道，克雷莫夫可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區黨委會裡一樣。’他對我說：‘噢，這麼說，您認為諾維科夫不是蘇聯的人嗎？’我對他說：‘你們乾的事情真奇怪，人家在前方和法西斯作戰，您這個年輕人卻坐在後方敗壞人家的名譽。’我以為他聽到這話會打我耳光的，可是他有些發窘，紅了紅臉。總而言之，克雷莫夫被捕了。罪名有些莫名其妙——又是托洛茨基派，又是和蓋世太保有秘密關係。」

「多麼可怕呀。」柳德米拉說過這話，就在心裡想，本來托里亞也可能被包圍，可能被懷疑幹這種事呀。

「可以想見，維克托聽到這訊息會怎樣，」她說，「他現在神經緊張得可怕，總覺得會有人來抓他。他天天在回想他在什麼地方，和什麼人說過什麼話。特別是常常想到那倒霉的喀山。」

葉尼婭目不轉睛地對著姐姐看了一陣子，終於說：

「要不要對你說說，最可怕的是什麼？那個偵訊官問我：‘既然您的丈夫對您說過托洛茨基稱讚他的文章精彩，您怎麼不知道您的丈夫是托洛茨基派？’後來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來，確實克雷莫夫對我說過：‘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話。’到了夜裡，我猛然想起來：諾維科夫秋天上古比雪夫來的時候，我對他說過這話。我覺得，我簡直要發瘋了，我覺得太可怕了……」

「你倒霉。你就應該遇到這類的事兒。」

「為什麼我就應該？」葉尼婭問道。「你也可能會有這種事兒嘛。」

「噢，不是。你丟了一個，又找一個。卻要對這一個說那一個的事。」

「不過，你也和托里亞的父親分手了呀。恐怕你也對維克托說了不少。」

「不，你說的不對，」柳德米拉用肯定無疑的語氣說，「這是根本不同的兩碼事。」

「那又為什麼？」葉尼婭問道。她看著姐姐，忽然感到很惱火。「你要知道，你說的話實在太蠢。」

柳德米拉很平靜地說：

「我不知道，也許很蠢。」

葉尼婭問道：

「你沒有鍾嗎？我要去庫茲涅茨橋24號。」

她已經壓不住火氣，說：

「柳德米拉，你的性格很乖僻。難怪你住著四居室的一套房間，媽媽卻寧願在喀山孤單單一個人過日子。」

葉尼婭說過這兩句無情的話，便懊悔說得太尖刻了，為了讓姐姐能感覺到她們之間相互信任的關係還是勝過偶然的爭執，就說：

「我希望相信諾維科夫。不過總是，總是……為什麼這話讓保安人員知道了呢？是怎麼知道的呢？這可怕的一層迷霧怎麼來的呢？」

她很希望媽媽在她身邊。她會把頭放在媽媽的肩上，說：「媽媽，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說：

「你可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事？你那位將軍也許會把你們說的話對什麼人說說，那人就記下來了。」

「是啊，是啊，」葉尼婭說，「真奇怪，這樣簡單的問題我竟沒有想到。」

來到柳德米拉又清靜又安寧的家裡，她更清楚地感覺出自己內心的慌亂了……

她離開克雷莫夫時沒有感覺到、沒有想到的，在分離之後暗暗使他痛苦、使她不安的——尚未斷絕的對他的柔情，為他擔憂的心情，和他處慣了的感覺——近幾個星期以來增強了，又冒出來了。

她在工作時想到他，在電車上想到他，站隊買東西時也想到他。幾乎每天夜裡她都要夢見他，在夢裡呻吟，喊叫，驚醒。

夢總是噩夢，總是夢見大火，夢見打仗，夢見克雷莫夫面臨危險，而且總是無法使他脫離危險。

早晨，她在匆匆忙忙地穿衣服，洗臉，擔心上班遲到的時候，她也在想著他。

她覺得她已經不愛他了。但是，難道會這樣時時刻刻想著一個自己不愛的人，會因為他不幸的命運感到這樣痛苦嗎？為什麼每次里蒙諾夫和沙爾戈羅茨基嘲笑克雷莫夫喜歡的一些詩人和藝術家，說他們平庸無才的時候，她很想看到他，撫摩他的頭髮，親親他，心疼心疼他呢？

現在她已經不記得他的思想狂熱、他對被鎮壓者的遭遇漠不關心、他在普遍集體化時期說到富農時那股兇狠勁兒。

現在她想起的只是好的地方，只是帶有浪漫色彩的事，令人感動的事，使人傷感的事。現在他征服她的力量是他的弱小。他的眼睛是小孩子的眼睛，他的笑是不知所措的笑，他的動作是笨拙的動作。

她彷彿看到他的肩章被撕掉了，鬍子已經花白了，彷彿看到他夜裡躺在床鋪上，看到他在監獄院子裡放風時的脊背……大概他在想，她本能地預測到他今天的遭遇，這就是他們分手的原因。他躺在監獄裡的床上，想著她……她做了將軍夫人……

她不知道：這是憐憫，是愛情，是良心，還是責任心？

諾維科夫給她寄來通行證，並且通過軍用專線和空軍裡的一位朋友說好了，那位朋友答應用飛機把葉尼婭送到方面軍司令部。領導也給她三個星期的假，讓她上前方去。

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說：「他會了解的，他一定會了解，我不這樣不行。」她知道，她這樣對待諾維科夫是很可怕的：他天天在等她。

她給他寫了一封信，絲毫不隱瞞地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她把信寄出去以後，就想，軍事檢察機關會看到這封信的。這一切會給諾維科夫帶來非同一般的麻煩。

「不要緊，不要緊，他會了解的。」她一再地說。

不過，問題是，諾維科夫瞭解是會了解，可是等他了解了，就會從此和她分手的。

她是不是愛他，她愛的是否僅僅是他對她的愛？

當她想到難免要和他最後分手的時候，她感到自己就要孤孤單單，頓時覺得十分可怕，十分痛苦，十分恐怖。

是她自己，是自己心甘情願毀掉自己的幸福，她一想到這，就覺得難以忍受。

但是當她想到，現在她已經什麼也不能改變了，他們是不是徹底分手並不取決於她，倒是取決於諾維科夫，這種想法尤其使她難受。

當她對諾維科夫的想念使她覺得無法忍受、異常痛苦的時候，她就開始想象克雷莫夫的處境。想象著傳她去對質……你好，我的可憐的人。

諾維科夫卻是高大，強壯，肩寬腰粗，大權在握。他不需要她的支援，他自己能行。她管他叫「胸甲騎兵」。她永遠也不會忘記他那英俊可愛的臉，她會永遠懷念他，懷念她自己毀掉的幸福。隨它去吧，隨它去吧，她不憐惜自己，她不怕自己痛苦。

但是她知道，諾維科夫並不是多麼剛強。有時他臉上會出現無計可施的、幾乎膽怯的表情……而且她對自己也並不是那麼殘酷無情，對自己的痛苦並不是那麼毫不在乎。

柳德米拉好像參與了妹妹的思考，問道：

「你和你那位將軍怎麼辦呀？」

「我很怕想這一點。」

「唉，誰也無法理解你的做法。」

「我不能不這樣做！」葉尼婭說。

「我不喜歡你這種不實際。離了就是離了。好了就是好了。用不著藕斷絲連，拖泥帶水。」

「噢，噢，是要我避禍尋福嗎？按這條原則做人，我不會。」

「我說的不是這個。我很尊敬克雷莫夫，雖然我並不喜歡他；你那位將軍，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既然你決定做他的妻子，就要對他有責任心。你卻毫無責任心。他擔負著重要任務，在打仗，可是妻子卻在這時候送東西給被捕的人。你可知道，這會給他帶來什麼後果？」

「我知道。」

「那你究竟愛不愛他？」

「你行行好，別問吧。」葉尼婭帶著哭腔說，並且在心裡說：「我究竟愛誰呢？」

「不，你回答我。」

「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人不是為了快活才進盧比揚卡的大門。」

「不應當只考慮自己。」

「我考慮的就不是自己。」

「維克托也會這樣考慮的。歸根究底都是個人主義。」

「你的邏輯真是不可思議，我從小就覺得你很古怪。你把這叫做個人主義嗎？」

「你這樣又有什麼用呢？你又不能改變判決。」

「比如，有朝一日把你關起來，那時候你就知道親人能起到什麼作用了。」

柳德米拉想改變話題，問道：

「你這漂泊的新娘，告訴我，你有瑪露霞的相片嗎？」

「只有一張。你記得嗎，是在索科利尼基照的？」

她把頭放在姐姐的肩上，用訴苦的語氣說：

「我太累了。」

「你休息休息，睡一會兒，今天你哪兒也別去，」柳德米拉說，「我把床給你鋪好了。」

葉尼婭半閉起眼睛，搖了搖頭。

「不，不，不用。我是活得太累了。」

柳德米拉拿來一個大信封，把一摞照片抖落在妹妹的膝蓋上。

葉尼婭翻看著照片，叫了起來：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這一張我記得，是在別墅裡照的……小娜佳多好玩兒呀……這是爸爸流放回來以後照的……米佳還是中學生呢，謝廖沙像他像極了，特別是臉的上一部分……這是媽媽抱著瑪露霞，那時候我還沒出世呢……」

她發現，在這些照片當中沒有一張托里亞的相片，不過她沒有問，托里亞的相片在哪兒。

「好啦，夫人，」柳德米拉說，「應該伺候你進餐啦。」

「我的胃口很好，」葉尼婭說，「就像小時候那樣，生氣不影響吃飯。」

「好啊，那就謝天謝地。」柳德米拉說著，吻了吻妹妹。

二十四

葉尼婭在貼滿五顏六色的偽裝紙條的大劇院附近下了無軌電車，走上庫茲涅茨橋，經過美術基金會展覽館，戰前這兒曾經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畫家的作品，也展覽過她的作品，可是她現在從這裡走過，甚至都沒有想起來。

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她的生活就像茨岡人玩的紙牌。一下子就變出了莫斯科。

她老遠就看到盧比揚卡那座牢固的大樓，黑灰色花崗岩石牆。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裡說。也許克雷莫夫已經感覺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動，卻不知道為什麼激動。

舊的命運成為她的新命運。似乎已經永遠成為過去的，又成為她的未來。

寬敞的新接待室帶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現在關閉著，仍然在老接待室裡接待探望者。

她走進骯髒的院子，順著一面舊牆朝半開著的接待室的門走去。接待室裡一切都顯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許多墨水印子，牆邊擺著一張張木沙發，帶有木板窗臺的一個個小窗戶，小窗戶便是查詢處。

似乎那座俯瞰盧比揚卡廣場、斯列津巷、福爾卡索夫巷、小盧比揚卡的多層的石頭大樓和這個小小的辦公室沒有什麼聯絡。

接待室裡的人很多，都是探望親人的，多數是婦女，在各個視窗站著隊，有的坐在沙發上，有一個老頭子戴著厚玻璃眼鏡在桌上填寫一張表。葉尼婭看著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張張的臉，心想，他們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態有很多相同之處，她如果在電車上、在大街上碰到這樣的人，就會猜到是上庫茲涅茨橋24號來的。

她向一名年輕的值班人員打聽。這人穿著紅軍服裝，不知為什麼卻不像紅軍。他問葉尼婭：「你是第一次來吧？」然後指了指牆上開的小窗戶。葉尼婭站進隊伍，手裡拿著身份證，她的手掌和手指頭都緊張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個戴圓帽的婦女小聲說：

「如果在內部監獄沒有，就要去馬特羅斯·濟什納，然後去布特爾斯克，不過那裡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順序接待的，然後上列弗爾托夫軍事監獄，然後再到這兒來。我尋找兒子找了一個半月了。您上軍事檢察院去過嗎？」

隊伍移動得很快，葉尼婭心想，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簡短。但是，等到一個穿得很講究的上了年紀的婦女走到視窗，卻停頓了很久。大家小聲傳說著，值班人員親自問情況去了，因為在電話裡說不詳細。那個婦女半側身朝著隊伍站著，眯著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說，她在這兒也不認為自己和這群可憐的被捕者的親屬是平等的。

不一會兒，隊伍又動起來。有一個年輕女子在離開視窗的時候，小聲說：

「回答只有一句：不準送東西。」

旁邊一個女子對葉尼婭解釋說：

「這就是說，偵訊還沒有結束。」

「那能不能見面呢？」葉尼婭問道。

「唉，您怎麼啦！」那女子說，並且笑了笑葉尼婭的天真。

葉尼婭從來沒有想到，人的脊背這樣善於表情，這樣明顯地表達出人的精神狀態。快要走到視窗的人們，不知為什麼很特別地伸長了脖子，他們的脊背，連同那聳起的肩膀，那繃緊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葉尼婭前面只有六個人了，小窗戶啪的一聲關上了，說是休息二十分鐘。站隊的人在沙發上和椅子上坐下來。

這裡有母親，有妻子；有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師，他的妻子是對外文化協會的翻譯，現在在監獄裡；有一名女中學生，她的媽媽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處剝奪十年通訊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鄰居領她來的，她是來打聽兒子的訊息；有一位外國女子，不大會說俄語，她是一名德國共產黨員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國大衣，手裡提著一個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羅斯老奶奶的眼睛。

這裡有俄羅斯人，有亞美尼亞人，有烏克蘭人，有猶太人，還有莫斯科郊區集體農莊的一名女莊員。在桌子上填表的那個老頭子是季米里亞澤夫學院的教師，他上中學的孫子被捕了，顯然是因為在晚會上說錯了話。

在這二十分鐘裡，葉尼婭聽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員很好……在布特爾監獄不收罐頭食品，一定要送大蔥和大蒜——治壞血病……在這裡，上星期三有一個人拿到了證件，在布特爾監獄關了他三年，一次也沒有審問過，就放了……從被捕到進勞改營，一般要過一年左右……不能送好東西；在克拉斯諾普列斯寧羈押監獄，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刑事犯見什麼東西搶什麼東西……不久前這兒來過一個婦女，她的老頭子是一個很大的設計師，老頭子被捕了，原來他在年輕時和一個女子有過短時間的關係，生了個男孩子，他一直付給她孩子的贍養費，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那孩子，等那孩子長大成人，在前線上跑到德國人那邊去了，所以設計師被判了十年徒刑，因為他是祖國叛徒的父親……大部分是依據58-10條定罪進來的。反革命宣傳罪，主要是因為瞎扯，隨便發表議論……就在五一節前被捕了，一般在節日前抓人抓得特別多……這裡來過一個婦女，有一個偵訊官往家裡給她打電話，她忽然聽到丈夫的聲音……

說也奇怪，葉尼婭在這內部監獄的接待室裡，倒是比在姐姐家洗過澡以後心裡鎮定些，輕鬆些。

有的婦女送的東西被收下，臉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個人用壓得低低的聲音在旁邊說：

「他們說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況。都是胡亂說的。他們對一個婦女說，‘你丈夫活著，在幹活兒呢。’可是她第二次來，還是那個值班的回答她說：‘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終於小窗戶裡面的人抬起眼睛看著葉尼婭了。這是一張普普通通的辦事人員的臉，也許他昨天還在消防隊辦公室裡工作，明天，如果上級有命令，他又會到授獎科填報表了。

「我想打聽一個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維奇。」葉尼婭說。她覺得，就連不認識她的人都會察覺，她說話的聲音變了。

「什麼時候被捕的？」值班人員問。

「在十一月裡。」她回答說。

值班人員交給她一張查詢表，說：

「您填好，交給我，不用再排隊。明天來聽回話。」

他在給她表的時候，又看了她一眼，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辦事員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員的精明和搜尋的目光了。

她開始填表，手指頭哆嗦著，就像剛才坐在這椅子上的那個季米里亞澤夫學院的老頭子。

在和被捕人關係一欄內她寫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筆劃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後，坐到沙發上，把身份證放進手提包。她從手提包的這一格又換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幾次，她明白了，她是不願意離開這些站隊的人。

此時此刻她只希望一點：讓克雷莫夫知道她在這裡，知道她為了他已經扔掉一切，看他來了。

但願他能知道她在這兒，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著，暮靄漸漸濃了。她這一生一大半是在這座城市裡度過的。但是舉行畫展的日子，看戲、下飯館、別墅休養、聽交響樂的日子離開她太遠了，似乎她沒有過過那種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諾維科夫那好看的、有時她覺得英俊無比的臉已成為過去。剩下的只有庫茲涅茨橋24號的接待室，她覺得她好像是在一個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著。

二十五

維克托一面在外間脫套鞋，和老保姆打招呼，一面看著契貝任房間的半開著的門。

老保姆伊凡諾芙娜一面幫維克托脫大衣，一面說：

「進去吧，進去吧，他在等你呢。」

「娜傑日達·菲道羅芙娜在家嗎？」維克托問。

「不在家，昨天她帶著侄女上別墅去了。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不知道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嗎？」

維克托對她說：

「聽說，有人叫朱可夫的司機問問朱可夫，戰爭什麼時候結束。朱可夫坐上汽車，卻問起司機：‘你能不能說說，這戰爭什麼時候結束？’」

契貝任出來迎住維克托，說：

「老人家，不要把我的客人搶去。你請你的客人好啦。」

維克托每次到契貝任這兒來，都感到很興奮。現在雖然他心裡十分苦惱，仍然別有一種已經不習慣的輕鬆感。

往常維克托走進契貝任的書房，打量著一個一個的書架，總要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說《戰爭與和平》裡的一句話：「噢，在寫呢，沒有玩。」

現在他也說：

「噢，在寫呢，沒有玩。」

書架上十分凌亂，很像車裡亞賓斯克工廠車間裡那種表面上的混亂。

維克托問：

「您的孩子們有信來嗎？」

「收到大兒子的來信，小兒子在遠東。」

契貝任握住維克托的手，藉助默默無言的握手錶達了不需要用話說的心情。老保姆伊凡諾芙娜也走到維克托跟前，吻了吻他的肩頭。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有什麼新聞嗎？」契貝任問道。

「我的訊息，也就是大家的訊息。斯大林格勒的訊息。現在毫無疑問：德國佬要完蛋了。我個人卻沒有什麼好訊息，相反，全是壞訊息。」

維克托對契貝任說起自己的倒霉事。

「現在朋友們和老婆都勸我檢討。把自己的正確說成錯誤。」

他一個勁兒地說自己的事，說了很多。一個害重病的病人，總是日日夜夜想著自己的病。

他撇了撇嘴，聳了聳肩膀。

「我常常想起咱們說過的關於發麵和浮上表面的髒東西的那番話……在我周圍從來沒出現過這樣多的骯髒東西。而且不知為什麼這一切偏偏出在勝利的日子裡，這就特別可惱，特別使人難以容忍。」

他看著契貝任的臉，問道：

「依您看，這不是偶然的吧？」

契貝任的臉非常奇怪：很平常，甚至很粗陋，高顴骨，翹鼻子，像一張莊稼漢的臉。儘管如此，卻又十分文雅，十分清秀，倫敦的紳士開爾文勳爵都望塵莫及。

契貝任憂鬱地回答說：

「等到戰爭結束了，咱們再說說，什麼是偶然的，什麼不是偶然的。」

「也許，到那時候豬都會把我吃掉了。明天就要在學術委員會會議上拿我開刀了。就是說，已經在院部和黨委會上把我結果了，只是在會議上宣佈一下，說這是人民的聲音，群眾的要求。」

維克托在和契貝任說話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奇怪：他們談的是維克托生活中的痛苦的事情，不知為什麼心裡卻很輕鬆。

「我倒是認為，現在是用銀盤子，也許是用金盤子捧著你呢。」契貝任說。

「這為什麼？我把科學引進了學究式的抽象概念的泥坑，使科學脫離了實際嘛。」契貝任說：

「是啊，是啊。很奇怪！您知道，男人是愛女人的。女人是男人的人生目的，是男人的幸福、希望、歡樂。但是不知為什麼男人總要隱瞞著，這種感情不知為什麼成了不體面的東西，男人必須說，他和女人睡覺，是因為她給他做飯，補襪子，洗衣服。」

他把兩手舉在自己的面前，張開手指頭。他的手也是很奇怪的：是一雙像鐵鉗一樣有力的幹活兒的手，同時又很像一雙貴族的手。契貝任忽然發起火來：

「可是我不害臊，我需要愛情並不是為了做飯！科學的價值就在於它為人類造福。可是我們科學院的一些傢伙卻奉命說：科學是實際的女傭，要依照謝爾巴科夫的家規幹活兒：‘您有什麼吩咐？’只能准許這樣！……不對！科學發明本身有其崇高的價值！科學發明可以改善人，其作用超過蒸汽鍋爐、渦輪機、航空和從諾亞時代到我們今天的全部冶金工業。改善心靈，心靈！」

「我倒是贊成您的說法，不過恐怕斯大林同志不贊成。」

「沒什麼，沒什麼。這就是事情也有另一個方面。今天麥克斯韋的抽象理論到明天會變為軍用無線電呼號。愛因斯坦的引力場理論、薛定諤的量子力學和玻爾理論體系明天就成為最強大的實際力量。這是應該可以理解的。這道理極其簡單，就連笨鵝都會懂得。」

維克托說：

「不過，您也曾親身體驗到，政治領導者不願承認今天的理論明天會變為實際。」

「不，倒是有些相反，」契貝任慢慢地說，「我自己不願意領導研究所，正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理論明天會變為實際。可是很奇怪，非常奇怪，我原來就認為，希沙科夫會因為發現核反應過程受到提拔。而這種事沒有您是不行的——說準確點兒，不是我原來認為這樣，而是一直認為是這樣。」

維克托說：

「我不理解您辭去研究所職務的動機。您的話我不明白。但是我們的領導向研究所提出了曾經使您擔心的任務，這是很明白的。領導者往往在一些比較明顯的事情上犯錯誤。比如偉大領袖一直在加強同德國人的友好關係，而且在戰爭開始前幾天還用特快列車給希特勒送橡膠和其他戰略原料。而在我們的事業中……偉大的政治家出錯兒就更不算什麼。而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翻了個兒。我在戰前的著作都是接觸實際的。比如，我在車里雅賓斯克就常常上工廠去，幫助安裝電子儀器。可是在戰爭時期……」

他帶著快活而無可奈何的神氣把手一揮。

「我走進了深深的密林。有時不知是害怕，還是覺得不自在。真的……我想建立核子相互作用物理學，可是這樣引力、質量、時間就不存在了，而沒有實體的空間也要分為兩個，只有磁力意義。在我的實驗室裡有一個很有才能的年輕人，就是薩沃斯季揚諾夫，有一次我和他談起我的研究。他問我這一點，又問那一點。我對他說：這還不是理論，這是提綱和一些想法。第二空間——這是方程中的指數，不是實有的。對稱只是存在於數學方程中，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的對稱是否與之相符。數學答案走到了物理學前面，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物理是否願意擠進我的方程。薩沃斯季揚諾夫聽著，聽著，然後說：‘我想起大學裡的一位同學，他有一次解一道方程式解亂了，就說：這不是科學，這是一群瞎子集合在蕁麻地裡……’」

契貝任笑起來。

「確實很奇怪，您自己無法認識到自己的數學方程在物理學方面的意義。就像有一隻來自奇異國度的貓，首先出現貓的笑容，然後才出現貓本身。」

維克托說：

「可是，我的天呀，我在內心裡卻相信：人類生活的主軸恰恰就在這兒。我決不改變我的觀點，決不後退。我從來不放棄自己的信仰。」

契貝任說：

「我知道，您離開實驗室會有什麼樣的心情，您的數學和物理學的關係眼看著就要在實驗室裡顯現出來。這是很痛苦的，不過我為您感到高興，正直的心不會磨滅。」

「只要不把我磨滅掉就行啦。」維克托說。

伊凡諾芙娜送進茶來，把桌上的書推開，騰出地方。

「哦，是檸檬呀。」維克托說。

「您是貴客嘛。」伊凡諾芙娜說。

「我啥也算不上。」維克托說。

「喔，喔，」契貝任說，「幹嗎要這樣？」

「真的，明天就要對我開刀了。我感覺到了。到後天我會怎樣呢？」

他把茶杯朝自己跟前移了移，用茶匙在小碟子邊上敲著自己絕望心情的進行曲，心不在焉地說：「哦，檸檬呀。」他覺得用同樣的語調把這話說了兩遍，感到不好意思起來。

他們沉默了一陣子。契貝任說：

「我想和您談談一些想法。」

「我很願意聽。」維克托心不在焉地說。

「其實，不過是空想……您知道，關於宇宙無限的概念，現在已經成了人人知道的道理。總星系總有一天會成為某一個儉省的人就著喝茶的糖塊，而電子或中子則會成為人類可以縱橫馳騁的世界。這已經是小學生都知道的了。」

維克托點了點頭，在心裡說：「的確是空想。今天老頭子有點兒不正常。」同時他想象著明天會議上希沙科夫的樣子。「不，不，我不去。要是去，就要檢討，或者爭論政治問題，那就等於自殺……」他輕輕打了一個呵欠，想道：「這是心力衰竭。人打呵欠都是因為心臟有毛病。」

契貝任說：

「能夠限制無限性的，恐怕只有上帝……因為在宇宙界限之外，必須承認有神的力量。不是這樣嗎？」

「是這樣，是這樣。」維克托說。又在心裡說：「德米特里·佩特羅維奇呀，我可是沒有心思談哲學，人家要抓我坐牢了。必然的事嘛！再說，我在喀山又和那個馬季亞羅夫說直話說了不少。也許也就是暗探，也許是逼著他來套別人的話。我一切都很糟糕。」

他看著契貝任，契貝任注視著他那似乎很用心的目光，繼續說：

「我以為，限制宇宙無限性的界限是有的，那就是生命。這界限不在愛因斯坦的曲率範圍，而是在生命的對立性和死的物質中。我覺得，可以給生命下定義為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則就是自由。自由與受奴役，生命與死的物體——界限就在這裡。再就是，我以為，自由一旦出現了，就開始了自己的演化。演化分兩種途徑進行著。人比起原生動物有更多的自由。生物世界的整個演化過程就是從自由的最小限度到最高限度的運動過程。這就是生命形式演化的實質。最富於自由的形式，便是最高的形式。這是演化的第一分支。」

維克托看著契貝任，沉思起來。契貝任點了點頭，似乎是對他的用心傾聽表示讚許。

「還有演化的第二條分支，我以為是數量方面的演化分支。今天，如果一個人的重量算五十公斤的話，全人類的重量就有一億噸了。這比以前，比如說，一千年前，多得太多了。活物的量依靠死物體供應的養料會越來越多。地球會漸漸充滿生物。人類住滿了沙漠，住滿了北極地區，就要開始進入地下，地下城市和場地的地面會越來越深。地上生活的人就要成為優越的了。然後住滿一個又一個行星。如果想象到由於時間無限而生命演化不斷，那麼將來死物質變生命的過程會在銀河系範圍內進行。物質將由死的變成活的，變成自由。宇宙就活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了活的，也就是都成了自由的。自由、生命就會戰勝奴役。」

「是的，是的，」維克托說，並且笑了笑，「可以拿積分為例。」

「實質就是這樣，」契貝任說，「我研究過星體演化，可是我懂得，活的黏液留下的小小灰斑都是輕易動不得的。演化的第一分支，從低階到高階，那是了不起的。將會出現具有一切天然特點的人：到處都能去，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能做得到。最近一百年內會解決物質變能的問題和創造活物質的問題。在戰勝空間和取得極限速度方面也會有相應的發展。在比較遙遠的將來，會朝著掌握能的最高形式，即掌握精神能的方向前進。」

維克托忽然不再覺得契貝任說的一切是空談了。原來，他不贊同契貝任說的話。

「人能夠通過儀器的顯示使整個總星系的理性生物的精神活動的內容、節奏具體化。光需要幾百萬年才能穿越的空間，精神能霎時間就能穿越。上帝的特徵——無所不在，將成為精神的成就。不過，人能夠與上帝並駕齊驅之後，還不會就此停止。人要解決上帝都無法解決的問題。人要建立和整個宇宙、和另外的空間、和另外的時間的高階理性生物的聯絡，人類的整個歷史與另外的時間相比，只是似有若無的短暫的一閃。人還要建立和微觀宇宙的生命的有意識聯絡，微觀宇宙生命的演化，在人類看來只是短短的一瞬。那將是完全消滅時間與空間障礙的時代。人類就會看不起上帝了。」

維克托點了點頭，說：

「德米特里·佩特羅維奇，開頭我聽著您的話，心裡在想，我哪兒有心思聽哲學議論，人家要抓我去坐牢了，還談什麼哲學。可是我一下子就忘記了科甫琴科，也忘記了希沙科夫、貝利亞同志，忘記了明天也許會把我趕出實驗室，後天也許就會把我關起來。不過，您要知道，我聽著您的話，不是感到高興，而是感到失望。您把我們說得很了不起，神話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在我們面前成了可憐的小矮子。可是就在這時候，德國人就像宰瘋狗一樣在殺猶太老人和孩子，我們也發生過一九三七年的事，發生過普遍集體化的事，把幾百萬不幸的農民流放，飢餓，人吃人……您要知道，我總覺得從前一切都單純些，明朗些。經歷了種種可怕的不幸與災難之後，一切都變得複雜了，難以理解了。人會看不起上帝，可是能不能也看不起惡魔，戰勝惡魔？您說，生命就是自由。可是在集中營裡的人是不是這樣想？生命遍佈於宇宙之後，會不會用自己強大的力量建立奴役制，其可怕程度超過您說的對死物質的奴役？您還是告訴我，將來的人在善良方面能不能超過耶穌？這是最主要的！請告訴我，如果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人類仍然帶有我們今天的剛愎自用和利己主義，包括階級的、民族的、國家的、個人的利己主義，人類的強大將給世界帶來什麼？那時的人會不會把全世界變成總星系規模的集中營？就是說，就是說，請告訴我，您是否相信善良、道德、慈悲心的進化？人是不是在這方面也會進化？」

維克托很抱歉地皺了皺眉頭。

「對不起，我一定要請您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也許比咱們談的數學方程還要抽象。」

「這個問題並不那麼抽象，」契貝任說，「因此也反映在我的生活中。我決定不參加原子裂變的研究。人類要過明智的生活，今天的善良和好心腸是不夠的，您說的也是這一點。如果人一旦掌握了原子內部能量的力量，會怎麼樣呢？今天精神能還處在很可憐的水平。不過我相信未來！我相信，日益發展的不只是人的力量，還有仁愛心，還有人的精神。」

他看到維克托臉上的表情，感到驚訝，就沉默下來。

「我想過，想過這一點，」維克托說，「有一次我也覺得十分可怕！我們在這兒擔心人類的不完美。可是，比如說，在我的實驗室裡，還有誰考慮這一點呢？索科洛夫嗎？他有很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膽子太小，在國家的力量面前低聲下氣，認為一切權力都是天生的。馬爾科夫嗎？他完全置身於善、惡、仁愛、道德等問題之外。他有實幹的才能。他解決科學問題，就像棋手研究棋局。我對您說過的薩沃斯季揚諾夫嗎？他是一個招人喜歡的、很聰明、很出色的物理學家，但他又是一個所謂沒有頭腦的輕浮小夥子。他把一大堆相識的姑娘的遊裝照片帶到喀山，他講究穿戴，喜歡喝酒、跳舞。對於他來說，科學就是運動。解決問題，弄清現象，就是創運動紀錄。最要緊的是，不能被欺騙和利用！可是，就連我現在也沒有想這些問題。在我們的時代，從事科學研究的應當是具有偉大心靈的人，應當是先知和聖者！可是現在研究科學的卻是有實幹才能的人、象棋專家、運動員。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創造什麼。您怎麼樣？可是您不過是您。柏林的契貝任就不會拒絕研究中子！那又怎麼辦？我呢，我又怎麼樣？我原來覺得一切都很簡單，可是現在覺得不是這樣，不是這樣……您知道，托爾斯泰曾經認為自己的天才作品是無聊的遊戲。我們物理學家進行創作不是靠天才，而是使出全身的力氣、全部的心血。」

維克托的睫毛不住地眨巴起來。

「我到哪兒去找信心、力量、百折不撓的精神呀？」他很快地說。他的聲音中出現了猶太口音。「啊，我能對您說什麼呀？您懂得我現在的苦楚，現在他們整我，只是因為我……」

他沒有說完，很快地站了起來，茶匙掉到地上。他哆嗦著，兩隻手都在哆嗦。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請您不要難過，」契貝任說，「還是來談點兒別的吧。」

「不，不，請原諒。我要走了，我的頭有點兒疼，對不起。」他開始告別。

「謝謝，謝謝。」維克托說，也不看契貝任的臉，覺得自己再也控制不住激動的心情。

維克托朝樓下走去，淚水順著臉頰撲簌簌流著。

二十六

維克托回到家裡，家裡人都已經睡了。他覺得，他會在桌前一直坐到天亮，把自己的檢討書寫了又寫，看了又看，再考慮第一百次：明天他去不去研究所。

在長長的回家的路上，他什麼也沒有想：沒有想在樓梯上流淚，沒有想因為忽然激動起來中斷了他和契貝任的談話，沒有想他的可怕的明天，也沒有想揣在上衣旁邊口袋裡的給媽媽的信。安靜的夜晚的街道使他的心情也安靜下來，他的頭腦空空的，好像一眼可以看透，可以穿過似的，就像夜晚的莫斯科空曠無人的林蔭道。他不難過，不因為剛才流淚感到不好意思，不擔心自己的命運，不盼望好的結局。

早晨，維克托朝浴室走去，可是浴室的門從裡面鎖上了。

「是你嗎，柳德米拉？」他問道。

他聽到葉尼婭的聲音，啊呀了一聲。

「我的天，葉尼婭，你怎麼在這兒呀？」他說。因為太突然，他呆呆地問道：「柳德米拉知道你來了嗎？」

葉尼婭走出浴室，他們擁抱起來。

「你氣色不大好啊。」維克托說過這話，接著又說：「我這是隨便說的。」

她接著就在走廊裡對他說了克雷莫夫被捕的事和她來莫斯科的目的。

他很吃驚。但是他聽到這個訊息之後，覺得葉尼婭此行尤其難得。假如葉尼婭來時喜氣洋洋，一心想的是自己的新生活，他就不會覺得她這樣可親可愛了。

他和她說話，向她問這問那，一面不住地看鐘。

「這多麼荒唐，多麼不可思議，」他說，「你倒是想想尼古拉和我談的許多話，他常常糾正我的思想。可是你瞧！我滿腦子異端邪說，卻還自由自在，他這個虔誠的共產黨員倒被捕了。」

柳德米拉說：

「維克托，你要注意：餐室裡的鐘慢十分鐘。」

他嘟噥了一句，便朝自己房裡走去，在經過走廊的時候，又朝掛鐘看了兩次。

學術委員會會議定於上午十一時開始。他雖然置身於許多習慣了的東西和書籍之中，卻以超乎尋常、近似幻覺的敏銳感清清楚楚地感覺到研究所裡的緊張和忙碌。十點半了。

大概索科洛夫開始脫工作服了。薩沃斯季揚諾夫小聲對馬爾科夫說：

「嗯，看樣子，咱們的瘋子拿定主意不來了。」

古列維奇撓著厚厚的後腦勺，朝窗外看了看：一部小汽車來到研究所大樓門前，希沙科夫頭戴呢帽、身披長長的牧師式斗篷走出汽車。隨後又有一部小汽車來到，是年輕的巴季因。科甫琴科順著走廊走來。會議廳裡已經有十五六個人，都在看報紙。他們提前來，因為知道今天的人很多，要先佔一個好點兒的位子。斯維琴和研究所黨委書記拉姆斯科夫帶著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氣站在黨委會門口。白髮蒼蒼的老院士普拉索洛夫拿眼睛朝上望著，在走廊裡緩緩走著；他在這一類的會議上說話特別鄙俗。初級研究員們成群成堆地走著，鬧鬨鬨的。

維克托看了看錶，從抽屜裡拿出自己的檢討書，裝到口袋裡，又看了看錶。

他可以去參加學術委員會會議，不檢討，一聲不響地坐一坐……不行……既然去了，就不能不說話，既然說話，就得檢討。可是如果不去，就把自己所有的路切斷了……

別人會說：「他沒有勇氣……有意和群眾對立……是政治上的挑戰……這樣一來，問題的性質就變了……」他從口袋裡掏出檢討書，並沒有看，馬上又裝進口袋裡。這檢討書他反覆看過幾十遍了：「我認識到，我對黨的領導表示不信任，這種行為不符合蘇聯人的行動準則，所以……還有，我在研究中沒有意識到自己偏離了蘇聯科學的光輝道路，不自覺地對抗……」

他老是想再看看檢討書，可是他把檢討書一拿到手裡，就覺得每一個字他都熟悉得不得了……共產黨員克雷莫夫進了盧比揚卡監獄。他維克托又喜歡懷疑，又怕斯大林的殘酷，還議論過自由，議論過官僚作風，再加上現在被看做政治問題的事，早就應該被送到科雷馬去了……

最近幾天他越來越害怕，似乎他就要被捕了。要知道，一般都不是開除公職就完事兒的。先是批判，然後開除，然後抓起來。

他又看了看錶。這時大廳裡應該已經坐滿了人。大家都朝門口看著，小聲說著：「維克托·施特魯姆還沒來呢……」有人說：「快到中午了，維克托還沒來呢。」希沙科夫坐到主席位子上，把皮包放到桌上。科甫琴科旁邊還站著一名女秘書，女秘書是拿著緊急檔案來請他簽字的。

維克托想到會場上幾十個人焦急而不耐煩地等待著，也急得不得了。大概，在盧比揚卡監獄裡，在負責他的專案的人的房子裡，有些人也在等著：他怎麼還沒來呀？他彷彿看到中央委員會也有一個面色陰沉的人：怎麼他還不來呀？他彷彿看到許多熟人都在對家裡人說：「真是瘋子。」柳德米拉在心裡責備他：托里亞獻出生命保衛國家，可是維克托竟在戰爭時期和國家爭執起來。

過去每當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親戚中有那麼多被鎮壓、被流放的人的時候，他總是自我安慰地想：「如果他們問我，我會說：我的親戚不都是這樣的人，還有克雷莫夫呢，他也是我的近親，是有名的共產黨員，老布林什維克，地下工作者。」

可是現在你瞧克雷莫夫！如果那裡面開始審問他，他就會想起維克托的許多牢騷怪話。不過，克雷莫夫跟他也不是那麼親近了，因為葉尼婭已經和他分手了。而且，他和他也沒有說過多麼危險的話，因為在戰前維克托還沒有什麼特別尖銳的意見。啊，要是問起馬季亞羅夫呢？

幾十、幾百種拉力、壓力、推力、撞力合成一種合力，似乎要把他的肋骨折斷，把他的頭蓋骨擊碎。

什托克曼博士的話「孤獨的人是剛強的」是不對的……孤獨算什麼剛強：他偷偷地朝四下裡打量著，帶著自嘲和無可奈何的表情匆匆忙忙地結起領帶，把檢討書放到新禮服的口袋裡，穿起嶄新的黃皮鞋。

就在他穿好衣服站在桌邊的時候，柳德米拉走進門來，她一聲不響地吻了吻他，就出去了。

不，他不宣讀自己的檢討書！他要說說心裡的實話：同志們，朋友們，我聽到你們的話十分難過，我十分難過地在想，在艱苦奮戰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轉折的大喜的日子裡，我怎麼會這樣孤立，怎麼會聽到自己的同志、兄弟和朋友們的憤怒的譴責……我向你們發誓：我不吝惜全部心血、全部力量……是的，是的，是的，他現在知道要說些什麼……快點兒，快點兒，他還來得及……同志們……斯大林同志，我有過錯誤，到了深淵的邊沿，才看清自己的錯誤。他要說的是他內心深處的話！同志們，我的兒子就犧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他朝門口走去。

就在這最後一分鐘裡，他最後拿定了主意，剩下的只是快點兒趕到研究所，把大衣脫在存衣室裡，走進會議廳，聽著幾十個人激動的低語聲，打量著一張張熟悉的臉，說：「同志們，我請求發言，我要說說這些天來我所想的和我感覺到的……」

但也正是在這幾分鐘裡，他動作緩慢地脫掉上衣，搭在椅背上解下領帶，捲了卷，放到桌子邊上，坐下來，開始解鞋帶兒。

他頓時充滿輕鬆感與清白感。他坐著，很平靜地沉思起來。他不信上帝，但是不知為什麼此時此刻他覺得彷彿上帝在看著他。他這一生從來沒有體驗過這樣幸福同時又這樣安寧的心情。再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奪去他的正確性了。

他想起媽媽。也許，當他不由自主地改變主意的時候，媽媽在他跟前。因為在這之前一分鐘，他還真想去做違心的檢討呢。當他下決心做出最後決定的時候，沒想到上帝，也沒想到媽媽。但是上帝和媽媽是和他在一起的，儘管他沒有想到。

「我心裡坦然，我很幸福。」他想。

他又想象起會議的情形，想象著很多人的臉，彷彿聽到發言者的聲音。

「我心裡多麼痛快，多麼舒暢呀。」他又想道。

他好像從來沒有這樣認真思索過自己的一生，這樣認真想過親近的人，從來沒有這樣認真來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命運。柳德米拉和葉尼婭走進他的房裡。柳德米拉看見他脫了外衣，只穿著襪子，敞著襯衣領口，不禁像個老奶奶似的啊呀叫了一聲。

「我的天，你沒有走呀！那現在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說。

「不過，也許還不遲吧？」她說。然後看了看他，又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成年人啊。可是，你在決定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應當考慮的不光是自己的原則。」

他沒有作聲，後來嘆了一口氣。

葉尼婭說：「姐姐！」

「噢，好吧，好吧，」柳德米拉說，「聽天由命吧。」

「是的，柳德米拉，」維克托說，「所以咱們還要慢慢走著瞧呀。」

他用手捂住脖子，笑著說：

「對不起，葉尼婭，我沒系領帶。」

他看著柳德米拉和葉尼婭，覺得他現在才真正懂得，生活在人世上是多麼不容易、多麼不可輕視的事，和親人的關係有多麼重要。他明白了，生活會照常進行下去，他又可以發火，可以為瑣碎事操心，可以生妻子和女兒的氣了。

「好啦，我的事談夠了，」他說，「葉尼婭，咱們來下下棋，你可記得，那次你一連贏了我兩局？」

他們把棋擺好，維克托是白棋，第一步走的是王側小卒。

葉尼婭說：

「尼古拉用白棋往往都是先走王棋旁邊的卒子——啊，今天上庫茲涅茨橋，不知道會給我什麼回話呀？」

柳德米拉彎下身，把便鞋推到維克托腳底下。他也不看，想把腳插進鞋裡，柳德米拉帶著抱怨的意味嘆了一口氣，便跪到地上，把便鞋給他穿到腳上。他吻了吻她的頭，漫不經心地說：

「謝謝，柳德米拉，謝謝。」

葉尼婭還沒有走第一步，就搖了搖頭。

「哼，我真不懂。托洛茨基問題是老問題了。一定是出了什麼事兒，可是什麼事兒呢？」

柳德米拉一面擺正白棋，一面說：

「昨天夜裡我幾乎一夜沒有睡。那樣忠實、思想水平那樣高的共產黨員呀。」

「昨天夜裡，你可算睡得很好，」葉尼婭說，「我醒了好幾次，你都是在打呼嚕。」

柳德米拉生氣了：

「胡說，我簡直都沒有閤眼。」

像是在回答那個讓她自己不安的問題，她對丈夫說：

「沒關係，只要不逮捕，就沒關係。如果什麼都不給你，我不怕，咱們可以賣東西，可以上別墅去，我到市場上去賣草莓。我還可以到中學裡去教化學。」

「別墅不會再讓住了。」葉尼婭說。

「難道你們不明白，尼古拉什麼罪也沒有？」維克托說。「不是那種人。」

他們面對棋盤坐著，看著棋子，看著只走了一步的唯一的一個小卒，說著話兒。

「葉尼婭，好妹妹，」維克托說，「你是憑良心行事。要知道，這是一個人最可貴的東西。我不知道生活會帶給你什麼，但我相信，你現在所作所為對得起良心。我們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們所作所為不憑良心。我們說的，不是我們所想的。感覺是一樣，做的卻是另一樣。你該記得，托爾斯泰說到死刑，說過：‘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處死成千上萬無辜的人的時候，我們卻沉默。沉默還算好的呢！還有不少人鬧鬧鬨鬨大加讚揚呢。在普遍集體化的可怖時期，我們也沉默。我以為，我們還談不上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在於重工業。社會主義首先要有憑良心的權利。剝奪人的憑良心的權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個人能夠憑良心行事，會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興。你是憑良心行事的。」

「維克托，你不要像佛陀一樣說教了，不要把糊塗人弄得更糊塗，」柳德米拉說，「良心有什麼用？斷送自己的幸福，讓一個好人痛苦，這又對克雷莫夫有什麼好處？我不相信，等到把他放出來，他會有什麼幸福。在他們分手的時候，他是好好兒的嘛。她的良心是對得起他的。」

葉尼婭拿起王棋，在空中轉悠了幾下，看了看貼在棋子底下的呢子，又放回原處。

「姐姐，」她說，「還能有什麼幸福。我想的不是幸福。」

維克托看了看錶。他覺得鐘錶的錶盤很平靜，長短針似乎帶著睡意，十分安寧。

「這會兒他們在那兒討論得正帶勁兒呢。在拼命地批判我呢，不過我既不氣，又不惱。」

「要是我，就打那些不要臉的傢伙的嘴巴，」柳德米拉說，「一會兒管你叫科學的希望，一會兒照你吐唾沫。葉尼婭，你什麼時候上庫茲涅茨橋？」

「四點鐘。」

「我給你做午飯，吃了再去。」

「今天咱們午飯吃什麼？」維克托說。又笑著補充說：「兩位女同胞，你們可知道，我對你們有什麼要求？」

「知道，知道。你是想幹你的事情。」柳德米拉說著，站了起來。

「要是別人，在這樣的日子，早氣得發瘋了。」葉尼婭說。

「這是我的軟弱，不是剛強，」維克托說，「昨天契貝任和我談了很多科學上的問題。可是我另有看法，另有一種觀點。就像托爾斯泰那樣：他懷疑，感到苦惱，不知道文學對人是否有用，不知道他寫的書對人是否有用。」

「哼，你要知道，」柳德米拉說，「你想在物理方面寫出《戰爭與和平》，還早著呢。」

維克托感到十分尷尬。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你說得很對，我是胡亂說說。」他嘟噥說，並且不由自主地用責備的目光看了看妻子：天哪，就是在這樣的時候，還要著重指出我說的每一句錯話呀。

他又剩了一個人。他看起昨天他做的記錄，同時在想今天的事情。

為什麼柳德米拉和葉尼婭離開他的房間，他就舒暢了？有她們在場，他產生了一種感覺，感覺到自己是虛偽的。他提議下棋，他表示希望幹事情，其中都有虛偽性。顯然，柳德米拉管他叫佛陀，正是感覺出這一點。而且他在讚美良心的時候，也感到他的聲音有虛偽、不自然的意味。他怕別人懷疑他是自我欣賞，就儘可能說一些很平常的話，但是這樣故意表示平常，就像在講道臺上佈道一樣，也有其虛偽性。

有一種模模糊糊的不安使他放不下心來，他不明確：他缺少什麼。

他幾次站起來，走到門口，傾聽柳德米拉和葉尼婭說話的聲音。

他不想知道他們在會議上說些什麼，不想知道誰的發言特別激烈和兇狠，不想知道他們做了什麼樣的決議。他要給希沙科夫寫一封短短的信，說他病了，最近幾天不能上研究所去。以後就不需要這樣解釋了。能做到的，他總是想盡可能做到。其實，已經沒用了。為什麼近來他這樣怕逮捕？他沒幹什麼壞事呀。他只是隨口亂說。而且，其實沒說什麼了不起的壞話。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心裡還是惶惶不定，他忍不住朝門口看了看。也許，他是想吃飯？大概，今後不能享受按級別供應了。也不能進高階食堂了。外室裡響起輕輕的門鈴聲，維克托急忙跑出去，朝著廚房高聲說：

「柳德米拉，我去開門。」

他把門開了。在幽暗的外室裡，瑪利亞的一雙惶惶不安的眼睛看著他。

「啊，就是的，」她小聲說，「我就知道您不會去。」

維克托幫她脫大衣，他的手感覺到傳到大衣領子上的她的脖子和後腦勺的溫暖，這時他忽然領悟到：他剛才就是在等她的，因為預感到她要來，所以他傾聽，並且一再地朝門看。

他明白這一點，因為他一看到她，馬上就感到輕鬆和很自然的喜悅。每次他在傍晚帶著沉重的心情從研究所回來，惶惶不安地打量著行人，注視著電車和公共汽車窗外一張張女人的臉，他就是希望遇到她。每當他回到家裡，問柳德米拉：「有誰來過嗎？」他就是想知道她是不是來過。早就是這樣了……她來了，他們說話，開玩笑；她走了，他似乎就把她忘了。當他和索科洛夫說話的時候，柳德米拉說她問候他的時候，她都會出現在他的頭腦中。似乎除了他看到她的時候和說她是多麼可愛的女子的時候，她都不存在。有時，為了逗引柳德米拉生氣，他還說她的好朋友沒有讀過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

他和她在逍遙公園散過步。他看著她，覺得很愉快；他很喜歡她能很快地明白他的話，一聽就懂，從來不會理解錯；她聽他說話時那種孩子般的傾注神情，使他很感動。後來，他們分手，他就不想她了。後來他走在大街上，又想起她來，後來又忘了。

現在他感覺到，她本來一直和他在一起，只是他覺得好像她不在罷了。在他沒有想著她的時候，她也和他在一起。他看不見她，他沒有想起她，可是她依然和他在一起。他無意去想她，就感覺她不在；卻不知，即使在不想她的時候，也總是因為她不在而心神不寧。可是這一天，當他對自己、對和他一起生活而又各有各的生活的人瞭解得特別深刻的時候，他凝視著她的臉，明白了自己對她的感情。他看著她，感到高興：那種經常使人惆悵的她不在的感覺一下子消失了。他因為有她和他在一起，感到輕鬆起來，他不再下意識地感覺她不在了。他近來總是感到自己孤單。他在和女兒、和朋友、和契貝任、和妻子說話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孤單。可是他只要一看見瑪利亞，孤單就消失了。

而且這一發現並沒有使他吃驚，這是很自然的、無可爭辯的。可是在一個月前，兩個月前，在喀山的時候，他怎麼不明白這簡單又無可爭辯的事呢？

所以很自然，當他今天特別強烈地感覺到她不在的時候，他的感情就要從深處湧到表面上來，讓他意識到它的存在。

因為無論如何對她是無法隱瞞的，所以就在外室裡，他帶著一副愁容望著她說：

「我一直以為，我像狼一樣餓了吧，就一個勁兒地朝門口看，是不是馬上來叫我吃飯。誰知我是在等待：瑪利亞是不是來了！」

她什麼也沒有說，就好像沒有聽見，便走了進來。

她和初次見面的葉尼婭一起坐在沙發上，維克托把目光從葉尼婭臉上移到瑪利亞臉上，又移到柳德米拉臉上。兩姐妹多麼美呀！這一天柳德米拉的臉特別好看。有損她的美的陰沉表情不見了。她的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露出溫柔而惆悵的神氣。葉尼婭撩了撩頭髮，顯然是感覺出瑪利亞在看她。瑪利亞說：

「對不起，不過我沒想到一個女子有您這樣美，我從來沒看到像您這樣的容貌。」

她說過這話，臉紅了一下。

「瑪利亞，你再看看她的手，」手指頭柳德米拉說，「還有脖子，還有頭髮。」

「還有鼻子眼兒，鼻子眼兒。」維克托說。

「怎麼，你們拿我當一匹卡巴爾達馬呀？」葉尼婭說。「我可不愛聽這些。」

「馬兒不喜歡這馬料。」維克托說。雖然這話的意思不太明確，還是引起了笑聲。

「維克托，你是想吃飯了吧？」柳德米拉說。

「是的，是的，不，不。」維克托說。他看到瑪利亞的臉又紅了。就是說，她聽見他在外室裡說的話了。

她坐在那裡，像只麻雀，灰灰的，瘦瘦的，凸出的不高的額頭上面是梳得整整齊齊的、像人民教師一樣的頭髮，穿著肘部補過的針織上衣，維克托卻覺得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充滿智慧、善意和文雅意味，每一個動作都顯得很優雅、很溫柔。

她沒有說起學術委員會的會議。她問到娜佳的事，她向柳德米拉借托馬斯·曼的《魔山》，向葉尼婭詢問薇拉和她的小孩子，還問弗拉基米羅芙娜從喀山的來信說些什麼。

維克托沒有一下子就明白，瑪利亞找到的是唯一正確的談話方法。她似乎在強調，沒有什麼力量能夠使人不能繼續做人，最強大的國家也不能闖進父子、兄弟姐妹的圈子，在這不愉快的日子裡，她就這樣來讚美和她坐在一起的人，因為國家未能闖進他們的圈子，他們就有權不談外部強加給他們的一切，而是談內部實有的情形。

她的估計是對的。在她們談論娜佳和薇拉的小孩子的時候，他一聲不響地坐著，感覺他心中點燃起來的火光又平和又溫暖，既不搖晃，又不會熄滅。

他感覺到，瑪利亞的魅力征服了葉尼婭。柳德米拉上廚房裡去了，瑪利亞也去幫她忙活。

「多麼可愛的人呀。」維克托若有所思地說。

葉尼婭用譏笑的口氣喚他道：

「維季卡，聽見沒有，維季卡？」

他聽到這意外的稱呼，愣住了。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人喚他的小名了。

「這位太太像貓一樣愛上你了。」葉尼婭說。

「簡直是胡扯。」他說。「而且為什麼說是太太？她最不像太太了。柳德米拉沒有一個女性朋友，可是她和瑪利亞實在要好。」

「你和她怎麼樣？」葉尼婭用譏笑的口氣問。

「我是說真的。」維克托說。

她看到他生氣了，就微微笑著，看著他。

「葉尼婭，你懂嗎？你別胡扯。」他說。

這時候娜佳來了。她站在外室裡，急急忙忙地問道：

「爸爸去作檢討了嗎？」

她走進房裡。維克托把她抱住，親了親。葉尼婭眼裡閃著淚花，打量著外甥女。

「呀，她身上連一滴我們斯拉夫人的血都沒有，」她說，「純粹是個猶太姑娘。」

「是爸爸的基因呀，」娜佳說。

「娜佳，你是我的寶貝兒，」葉尼婭說，「外婆就喜歡謝廖沙，我就喜歡你。」

「沒關係，爸爸，我們能養活你。」娜佳說。

「這我們是誰？」維克托問道。「是你和你那位中尉嗎？你放學回來，洗洗手去吧。」

「媽媽和誰在那兒說話？」

「和瑪利亞阿姨。」

「你喜歡瑪利亞阿姨嗎？」葉尼婭問道。

「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娜佳說，「我假如是個男人，一定會娶她。」

「她很善良，是天使嗎？」葉尼婭用譏笑的口吻問道。

「怎麼，小姨，您不喜歡她嗎？」

「我不喜歡聖女，在她們的聖潔中往往隱藏著歇斯底里，」葉尼婭說，「我認為她們還不如明目張膽的壞蛋。」

「歇斯底里？」維克托問。

「維克托，我發誓，這是一般說說，我不是說她。」

娜佳上廚房裡去了，葉尼婭又對維克托說：

「我在斯大林格勒的時候，薇拉有一位中尉。現在娜佳也來了一位中尉。來了，又會消失的。他們是多麼容易犧牲呀。維克托，這有多悲慘呀。」

「葉尼婭，好妹妹，」維克托問道，「你當真不喜歡瑪利亞嗎？」

「我不知道，不知道，」葉尼婭急忙說，「有的女人有這樣的性格，好像是一種順從的、善於自我犧牲的性格。這種女人不會說：‘我和男人睡覺，因為我喜歡這樣。’而是說：‘這是我的義務，我可憐他，所以犧牲自己。’這些女人睡覺，和好，分手，都是因為她們自己願意，但她們說的完全是另一樣：‘這是需要的，是義務，出自良心，我離開了，我做了犧牲。’可是她什麼都沒有犧牲，她所做的是她願意的，而且最可惡的是，這些女人還當真相信自己有犧牲精神。我頂討厭這樣的女人！你知道這是為什麼？我常常覺得，我自己就好像屬於這一類。」

吃過午飯之後，瑪利亞對葉尼婭說：

「葉尼婭，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和您一塊兒去。在這方面我有很痛苦的經驗。再說，兩個人在一起總要輕鬆些。」

葉尼婭有些發窘，就回答說：

「不，不，多謝了，這種事就需要單獨去做。在這方面的痛苦，無法和任何人分擔。」

柳德米拉側眼看了看妹妹，好像是要向她說明她和瑪利亞之間的私房話，說道：

「瑪利亞覺得你不喜歡她，心裡很不是滋味。」

葉尼婭什麼話也沒有說。

「是的，是的，」瑪利亞說，「我感覺出來了。不過請您原諒我說出這話。這都是傻話。您哪有心思想到我。柳德米拉不應該說。現在這麼一來，就好像我一定要您改變印象。我不過隨便說說。沒有什麼用意。」

葉尼婭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十分真誠地說：

「您怎麼啦，您很可愛，您說到哪兒去啦。我是心情很亂，請您原諒吧。您真的很好。」

然後，她很快地站起來，說：

「哦，就像媽媽常說的，我的孩子們：‘我該走了！’」

二十七

大街上行人很多。

「您不急著回家吧？」維克托問。「是不是咱們再上逍遙公園去？」

「您怎麼啦，現在已經到了下班時間了，我要在丈夫回家前趕回去。」

他以為她會請他上家裡去聽索科洛夫說說學術委員會會議情形的。可是她沒有作聲，他便感到懷疑，是不是索科洛夫怕和他見面。她急著回家，使他很不高興，不過這完全是自然的嘛。他們路過一個街心公園，離這裡不遠便是通向頓斯科伊修道院的大街了。她忽然站住，說：

「咱們坐一小會兒，然後我上電車。」

他們一聲不響地坐著，但是他感覺出她的激動。她微微偏著頭，看著維克托的眼睛。

他們還是沒有作聲。她的嘴緊緊閉著，但是他似乎聽到了她的聲音。一切都很清楚，都很明白了，就好像他們彼此都說過了。而且說話又能說什麼呢？

他明白，現在出現了非同一般的嚴重局面，他的生活會出現新的烙印，他會有痛苦的內心慌亂。他不希望給別人造成痛苦，最好永遠沒有誰知道他們的愛情，也許他們彼此也不會說起。可是也許……不過，現在發生的事，他們的痛苦和愉快，他們是無法互相隱瞞的，這就會帶來不可避免的重大變化。現在發生的一切取決於他們，同時好像這已經發生的事是命中註定了的，他們已經無法違抗了。他們之間發生的一切都是事實，自然而然的事實，並非取決於他們，就像白天的亮光不取決於人一樣，同時這一事實卻不可避免地產生虛假、偽裝，產生對待最親近的人的殘酷心腸。要避免這種虛偽和殘酷，就取決於他們，只要躲開自然而明亮的光就行。

有一點他是十分清楚的：在這樣的時刻，他心裡永遠不能平靜。他將來不論怎樣，心裡是永遠不會平靜的。不論他把對他身旁女子的感情隱藏起來，還是讓感情衝出來成為他的新的命運，他都不會平靜。不論把對她的愛化為長期的思念，還是和她親近而引起良心上的痛苦，他都不能平靜。

可是她還在一個勁兒地看著他，流露著無比幸福而又無比絕望的神情。瞧，他在衝突中沒有彎腰，靠很大的狠勁兒堅持住了，可是在這兒，在這長椅子上，他多麼軟弱，多麼無助。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我該走了，我丈夫等著我呢。」她握住他的手，說：「咱們今後別再會面了，我已經向丈夫保證不再和您見面。」

他感到心裡十分慌亂，就像心臟病人要死的時候那樣，由不得人的心跳就要停止了，整個世界開始搖晃，開始翻倒，大地和天空就要消失了。

「瑪利亞，這為什麼？」他問道。

「我丈夫要我保證今後不再和您見面，我就向他做了保證。這當然很不好，可是他現在心情是這樣，他有病，我很擔心他的生命。」

「瑪利亞。」他說。

在她的聲音中，在她的臉上，有一股不可動搖的力量，就像最近和他發生衝突的那股力量。

「瑪利亞。」他又說。

「我的天，您也明白，您也看出來，我不隱瞞，為什麼要全說出來。我不能，不能呀。我丈夫夠苦了。您一切都知道。您要記住，柳德米拉也夠苦的了。這是不可能的。」

「是的，是的，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利。」他一再地說。

他的帽子掉到地上，大概有些人在看著他們。

「是的，是的，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利。」他又說了一遍。

他吻了吻她的手。當他把她冰涼纖細的手指握在手裡的時候，他覺得，使她決定不和他見面的不可動搖的力量，是和軟弱、順從、老實無用聯絡著的……

她站起來，走了，連頭也不回。他卻坐著，在想，他這是第一次正視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的光明，可是這一切離開他，遠去了。他覺得，剛才他吻過手的這個女子，本來可以代替他的一切的，代替他一生所想的、所希望的一切：科學，榮譽，名望。

二十八

學術委員會會議之後，第二天，薩沃斯季揚諾夫給維克托打來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問柳德米拉身體好不好。

維克托問起會議的情形，薩沃斯季揚諾夫回答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想使您不痛快，事實上，比我原來預料的更卑劣。」

維克托想：「難道索科洛夫發言了嗎？」他又問道：

「做出什麼決議嗎？」

「很厲害的決議：認為根本不必請院部研究今後的問題……」

「懂了。」維克托說。雖然他早就相信會做出這樣的決議，但還是因為意外有些慌亂。「我什麼罪也沒有，」他想道，「不過還是會叫我坐牢的。那裡面知道克雷莫夫沒有罪，可是把他關起來了。」

「有人表示反對嗎？」維克托問。電話線送來了薩沃斯季揚諾夫沒有說出口的難為情。

「沒有，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似乎是一致通過，」薩沃斯季揚諾夫說，「您沒有來，對您是很不利的。」

薩沃斯季揚諾夫的聲音不太清楚，顯然他是在公用電話亭裡打電話。

這一天，安娜·斯捷潘諾芙娜也給他打來電話，她已經被解除職務，不上研究所去了，所以不知道學術委員會會議的事。她說，她要上穆羅姆的姐姐家去住兩個月，並且請維克托去作客，那股親切情誼很使維克托感動。

「謝謝，謝謝，」維克托說，「如果上穆羅姆的話，那就不是去玩兒，而是到師範學校去教物理了。」

「天啊，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您怎麼會這樣呀，我真難受，這都是因為我呀。我哪兒值得呀。」

看樣子，她把他說的關於師範學校的話當作對自己的責備。她的聲音也不太清楚，顯然她也不是在家裡打電話，也是用公用電話。

「難道索科洛夫發言了嗎？」維克托自言自語地一遍又一遍問。

很晚的時候，契貝任打來電話。這一天，維克托就像害重病的病人一樣，只是在別人談起他的病的時候，他才有勁頭兒。顯然，契貝任感覺出這一點。

「難道索科洛夫發言了嗎？他發言了嗎？」維克托問過柳德米拉。但是她當然也和他一樣，不知道索科洛夫是否在會上發過言。

在他和與他接近的一些人之間出現了一層迷霧。

薩沃斯季揚諾夫顯然是害怕說出維克托想知道的事，不願意成為他的情報員。他大概在想：「維克托遇到研究所的人，會說：‘我已經全知道了，薩沃斯季揚諾夫已經詳詳細細地把一切都向我報告了。’」

安娜·斯捷潘諾芙娜是很親熱的，不過在這種情形下她應該上維克托家裡來，不應該只是打個電話。

維克托以為，契貝任也應該提出和他一起到天體物理研究所工作，哪怕談談這個問題也好。

「他們使我不痛快，我也使他們不痛快，還不如不打電話呢。」他想道。

但更使他不痛快的，是那些根本不給他打電話的人。

一整天他都在等古列維奇、馬爾科夫、皮敏諾夫的電話。

後來他又生起安裝裝置的技師和電工們的氣。

「這些狗崽子，」他想道，「他們是工人，有什麼可怕的？」

想到索科洛夫，實在無法容忍。是他不準瑪利亞給他維克托打電話！誰都可以原諒，不論老熟人、老同事，甚至親戚，都可以原諒。就是不能原諒這個朋友！一想到索科洛夫，他就十分惱怒，氣得不得了，氣得連氣也喘不上來。同時，他想到自己對朋友不忠，便不知不覺為自己對朋友不忠尋找起辯護的理由。

他由於衝動，給希沙科夫寫了一封完全不必要的信，要求把研究所領導的決定告訴他，並且說，因為有病，近日內不能上研究所去工作。

第二天一整天都沒有聽到電話機鈴聲。

「好吧，反正是要坐牢的。」維克托想道。他想到這一點並不覺得痛苦，似乎倒是可以得到安慰。就好比生病的人，一想到「好吧，生病就生病吧，反正人總是要死的」，就能得到安慰。他對柳德米拉說：

「唯一能給咱們帶來訊息的人，就是葉尼婭了。雖然訊息都是來自內部監獄接待室。」

「現在我相信，」柳德米拉說，「索科洛夫一定在會上發過言。要不然無法解釋，為什麼瑪利亞不來電話。她知道他發了言，不好意思打電話。不過，到白天等他去上班了，我可以給她打電話。」

「無論如何不要打！」維克托大聲說。「你聽著，柳德米拉，無論如何不要打！」

「我幹嗎要管你和索科洛夫關係如何？」柳德米拉說。「我和瑪利亞有我們的關係。」

他無法給柳德米拉解釋，為什麼她不能給瑪利亞打電話。他一想到柳德米拉不瞭解底細，無意中成為他和瑪利亞聯絡的橋樑，便覺得慚愧。

「柳德米拉，現在咱們和人們的聯絡只能是單方面的。如果一個人坐了牢，他的妻子只有在人家叫她去的時候，才能去。她自己沒有權利說：我想上你們家去。丈夫低下了，妻子也就低下了。咱們進入了新的一個時期。咱們再也不能給任何人寫信，只能回信。咱們現在也不能給任何人打電話，只能在人家給咱們來電話的時候，拿起話筒。咱們見了熟人，也不能首先打招呼，也許，人家不願意和咱們打招呼。如果人家和我打招呼，我也不能首先開口說話。也許人家認為可以和我點點頭，但是不願意和我說話。讓人家先說，我就回答人家的話。咱們已經進入碰也不能碰的賤民階層。」

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道：

「不過，我們這些不能碰的人也算幸運，常規之中也有例外。也有一兩個人——我說的不是自家人，如你媽媽、葉尼婭——不能碰的人對他們是可以充分信任的。不必等待他們發出允許的訊號，就可以給他們打電話，寫信。比如契貝任！」

「你說得很對，維克托，完全正確。」柳德米拉說。她的話使他吃了一驚。不論在哪一方面，她已經很久沒有承認他正確了。「我也有這樣的朋友，就是瑪利亞！」

「柳德米拉！」他說。「柳德米拉！你可知道，瑪利亞已經向索科洛夫做出保證，不再和咱們見面了？這麼著，你就去吧，給她打電話吧！喂，打呀，打呀！」

他摘下話筒，遞給柳德米拉。

這時候他的感情的小小的一角浮起希望，希望柳德米拉真的打打電話……哪怕是柳德米拉能聽到瑪利亞的聲音也好呀。

但是柳德米拉說道：「啊呀，原來是這樣呀。」就把話筒放下了。

「怎麼葉尼婭還不回來呀？」維克托說。「患難使我們更加親密。我覺得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可愛。」

等到娜佳回來，維克托對她說：

「娜佳，有些話我和你媽媽說過了，媽媽會對你詳細說說的。在我已經變成可怕的東西的時候，你不能上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維奇家和其他一些人家去。所有這些人首先會想到你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你是什麼人，明白嗎？是我家的一員。我堅決要求你……」

他事先料定她會說什麼，料定她會反駁，會生氣的。娜佳舉起一隻手，打斷他的話。

「是的，我看到你沒有去參加那些造孽的人的會，就全明白了。」

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看著女兒，後來用好笑的口吻說：

「我希望這些事不影響你的中尉。」

「當然不會影響。」

「怎麼？」

「不影響就是不影響，你會明白的。」

維克托看了看妻子，看了看女兒，朝她們伸過手去，握了握手，便走出了房間。在他的這一動作中，包含著那樣多的慌亂、歉疚、軟弱、感謝、摯愛，以至於母女倆挨在一起站了很久，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互相看一眼。

二十九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達林斯基第一次走進攻的道路，他在追趕向西挺進的坦克部隊。在雪地裡，田野上，道路兩旁，到處是燒燬和打壞的德軍坦克、大炮、圓頭的義大利載重汽車，到處是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屍體。

死亡與嚴寒為觀看者保留著敵軍覆滅的場面。混亂、驚慌、痛苦——這一切都印在雪上，凝凍在雪裡，在冰雪中保留著機器和人在大路上倉皇奔逃的最後掙扎和絕望情景。

甚至炮彈爆炸的烈火與硝煙，煙氣騰騰的篝火，也印在雪上，成為一個個烏黃色斑點、一片片黃色和褐色冰凌。

蘇聯部隊向西挺進，一群群俘虜向東移動。

羅馬尼亞人穿的是綠色軍大衣，戴的是高高的羊皮帽。他們顯然不像德國人那樣怕冷，達林斯基看到他們，不覺得這是打垮的軍隊計程車兵，覺得這是一大群一大群疲憊無力的、飢餓的農民，戴著演戲用的皮帽。大家都在嘲笑羅馬尼亞人，但是對他們卻沒有仇恨，而是用一種憐憫和鄙視的目光看待他們。後來他看到，大家對義大利人更沒有什麼仇恨。

使人仇恨的是匈牙利人、芬蘭人，尤其是德國人。

德國俘虜的樣子是最糟的。

他們的頭上和肩膀都裹了破棉被。他們的腿從靴子以上都裹了破布片和麻袋片，用鐵絲和繩子捆著。

不少人的耳朵、鼻子、臉上都有凍成瘡的黑斑。腰上掛的飯盒叮噹響著，像是戴著鐐銬。

達林斯基看著一具具顧不得羞臊露出癟下去的肚子和生殖器的屍體，看著一張張被草原冷風吹得通紅的押隊戰士的臉。看著雪野上被打得歪七扭八的德軍坦克和汽車，看著凍僵的死人，看著被押著向東走去的人們，產生了一種複雜而奇怪的感情。

這是報應。

他想起一些故事，說德國人怎樣譏笑俄羅斯農舍的寒磣，帶著厭惡而驚訝的表情打量小孩子的搖籃、爐灶、瓦盆、木桶、牆上的畫、黏土捏的花公雞，打量那些看到德國坦克就逃走的孩子們出生和成長的可親可愛的天地。

汽車司機用好奇的口吻說：

「您瞧，中校同志！」

四個德國士兵用軍大衣抬著一個士兵。從他們的臉和繃緊的脖子可以看出來，他們不要多久也會倒下去的。他們搖來晃去地走著。他們裹的破布脫落到腳上，雪粒子擊打著他們失神的眼睛，凍僵的手指頭死死抓住軍大衣的邊兒。

「德國佬完蛋啦。」司機說。

「這可不是我們請他們來的。」達林斯基陰沉地說。

可是過了一會兒，一種幸福感一下子向他襲來：在茫茫的雪霧中，在沒有開墾的草原上，一隊隊蘇軍坦克向西開去，是t-34型坦克，又兇猛，又快，又堅固……

一個個坦克手頭戴黑色盔形帽，身穿黑色小皮襖，從艙口裡探出半個身子，朝外張望著。他們在遼闊無垠的草原上，在茫茫雪霧中賓士，身後留下一團團模模糊糊的雪的浪花——幸福和自豪的感覺使他激動得喘不過氣來……

煉成了鋼鐵的又威風又沉痛的俄羅斯向西奔去。

在進一個村子的時候出現了阻塞。達林斯基下了汽車，從排成兩排的汽車和蓋了帆布的火箭炮旁走過去……一群俘虜正跨過這條道路朝大路上去。從小汽車上走下來一位上校，頭戴銀灰色羊羔皮帽。能戴這種帽子的，要麼是集團軍司令，要麼和前方軍需官十分要好。上校看著俘虜。押隊士兵朝俘虜們吆喝著，揮舞著自動步槍。

「快點兒，快點兒，快走！」

有一道無形的牆把俘虜和汽車司機、紅軍戰士隔開，有一種比草原酷寒更厲害的酷冷使眼睛不能對著眼睛。

「長尾巴的，小心點兒，小心點兒。」有一個笑著的聲音說。

有一個德國兵爬著過大路。露出一團團棉花的破棉被拖在他身後。他急急忙忙地爬著，不停地倒動著胳膊和腿，連頭也不抬，好像在聞腳印子。他朝著上校爬來，站在旁邊的司機說：

「上校同志，他會咬您的，真的，他專門瞄著您。」

上校朝旁邊跨了兩步，等德國兵爬到他跟前，他用靴子一踢。這不太用勁兒的一踢，足可壓倒俘虜兵那麻雀一般的力氣。俘虜兵的胳膊和腿都伸開了。

他從下面朝踢他的人看了看：在他的眼睛裡，就像要死的羊的眼睛裡那樣，沒有責難的神情，甚至也沒有痛苦，只有溫順。

「還爬呢，哼，還想侵略呢。」上校一面說，一面在雪上擦著靴底。

在觀看的人群裡掠過一陣輕輕的笑聲。

達林斯基感覺他的頭腦一陣迷糊，感覺到已經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又認識又不認識的另一個人，一個什麼也不含糊的人在支配著自己的行動。

「上校同志，俄羅斯人不打倒下的人。」他說。

「依您看，我是什麼人，不是俄羅斯人嗎？」上校問。

「您是惡棍。」達林斯基說。他看到上校朝他走來，就搶在上校發火和威嚇之前，高聲說：「我姓達林斯基！達林斯基中校，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作戰科監察員。我對您說的話，我願意在方面軍司令面前，面對軍事法庭再說一說。」

上校恨恨地對他說：「好吧，達林斯基中校，您等著瞧吧。」便朝一旁走去。

幾名俘虜把躺在地上的俘虜拖到一邊。很奇怪，不論達林斯基把臉轉向哪一邊，他的眼睛總是和擠成一堆的俘虜們的眼睛碰到一起。好像他有什麼東西吸引著他們。

他慢慢朝汽車走去，聽到有一個譏笑的聲音說：

「德國佬有了衛士啦。」

不久達林斯基又上了車往前走，迎面又有一群群穿灰衣的德國俘虜和穿綠衣的羅馬尼亞俘虜走來，常常影響汽車開動。

司機側眼看著達林斯基抽菸時抖動的手指，說：

「我一點也不可憐他們。我可以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槍斃。」

「好啦，好啦，」達林斯基說，「你要槍斃他們，最好是在一九四一年，在你像我一樣，被他們打得頭也不回地逃跑的時候。」

一路上他再也沒有說話。不過那個俘虜的事並沒有使他一心向善。他該有的善心好像已經消耗完了。

當初他上亞什庫時走過的加爾梅克草原和今天走的道路多麼不同呀。

難道那是他站在沙漠的霧中，站在巨大的月亮底下，望著潰逃的紅軍，望著一匹匹駱駝一伸一曲的脖子，思慮著俄羅斯土地那最後的邊沿上所有親愛的軟弱可憐的人們？

三十

坦克軍軍部駐紮在村子邊上。達林斯基的汽車來到軍部的房子門前。天色已經黑下來。顯然，軍部來到村裡才不久：有些紅軍士兵正在從汽車上往下卸箱子、褥墊，電話兵在架電話線。

一名站崗計程車兵很不情願地走進過道，喚了一聲副官。一名副官很不情願地走出門來，和所有的副官一樣，不是看著來人的臉，而是看著肩章，說：

「中校同志，軍長剛剛從旅裡回來，在休息呢。您等會兒再來吧。」

「您去報告軍長，達林斯基中校來了。懂嗎？」來人很傲慢地說。

副官嘆了一口氣，朝房裡走去。過了一分鐘，他走出來，高聲說：

「中校同志，請進！」

達林斯基上了臺階，諾維科夫出來迎接他。他們高興地笑著，互相打量了一小會兒。

「終於見面了。」諾維科夫說。

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重逢。

兩個聰明的腦袋又像過去一樣，俯在地圖上面了。

「我現在前進的速度，就跟當初逃跑時一樣，」諾維科夫說，「不過在這一地段，超過了逃跑時的速度。」

「這是冬天，冬天，」達林斯基說，「到夏天又會怎樣呢？」

「我看沒有問題。」

「我也這樣看。」

讓達林斯基看地圖，諾維科夫覺得是一種愉快的享受。他思路敏捷，關注那些似乎只有諾維科夫能夠察覺的細節，他提出的問題都是諾維科夫覺得應該考慮的……

諾維科夫放低聲音，就像吐露隱秘私情似的說：

「對於進攻中坦克運動地帶的偵察、各種目標指示手段的協同運用、基準點示圖、相互配合的神聖性——這一切都是必須的。但是在坦克進攻地帶，各兵種的戰鬥行動還是要聽命於一個上帝，那就是坦克，我們的乖孩子t-34型坦克！」

達林斯基見過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南翼活動的地圖。諾維科夫從他嘴裡瞭解到高加索戰役的一些詳情細節，瞭解到截聽到的希特勒和保盧斯交談的內容，瞭解到自己還不知道的弗列捷爾皮科將軍的炮兵軍群的運動詳情。

「這已經是烏克蘭了，窗外就可以看到。」諾維科夫說。

他指著地圖說：

「不過我好像比別人離得近些。祖國就支援我這個軍。」

後來，他推開地圖，說：

「好啦，咱們別再談戰略戰術了。」

「您個人的事還是沒有什麼進展嗎？」達林斯基問道。

「大有進展！」

「怎麼，結婚了嗎？」

「我現在就天天在等著，她就要來啦。」

「哎呀，你這自由的哥薩克完啦，」達林斯基說，「我衷心恭喜您。可是我還沒有頭緒呢。」

「哦，貝科夫怎麼樣？」諾維科夫忽然問道。

「貝科夫嘛，沒什麼。現在跟著瓦圖京，老樣子。」

「真夠剛強，什麼都不在乎。」

「應該說，像砥柱一樣。」

諾維科夫說：

「好啦，見他的鬼去吧。」

他朝著旁邊的屋子喊道：

「喂，維爾什科夫，看樣子，你是下定了決心叫我們餓死了。你把政委叫來，我們一塊兒吃飯。」

但是用不著去叫政委了，他自己來了，站在門口，用很不痛快的聲調說：

「諾維科夫同志，不知怎麼搞的，好像羅金衝到前面去了。瞧著吧，他會趕在咱們前頭踏上烏克蘭土地。」

又對達林斯基說：

「中校同志，現在就是這種時候。現在我們害怕友鄰部隊，勝過害怕敵軍。您大概不是友鄰部隊的吧？不是，顯然不是，您是老戰友。」

「我看出來，你是真操心烏克蘭問題。」諾維科夫說。

格特馬諾夫把罐頭朝自己面前拉了拉，故意用嚇唬的口吻說：

「好哇，諾維科夫同志，不過你要注意，你的葉尼婭就要來了，我只能讓你們在烏克蘭土地上登記。就讓中校同志做證婚人。」

他舉起酒杯，用酒杯指點著諾維科夫，說：

「中校同志，咱們來為他那顆俄國心乾杯。」

達林斯基動情地說：

「您說的話好極了。」

諾維科夫記得達林斯基一向對政工人員是十分反感的，就說：

「是啊，中校同志，咱們很久沒見面了。」

格特馬諾夫打量了一下桌上，說：

「真是沒東西招待客人，只有罐頭。炊事員往往還沒有生起爐子，可是指揮所又得換地方了。日日夜夜在運動。您要是在發動進攻之前上我們這兒就好了。現在停一個鐘頭，跑一個晝夜。拼命往前跑。」

「哪怕再弄一把叉子來也好呀。」諾維科夫對副官說。

「是您不叫人把汽車上的傢什卸下來呀。」副官回答說。

格特馬諾夫說起他在收復的領土上經過時見到的情形。

「俄羅斯人和加爾梅克人截然不同，」他說，「有很多加爾梅克人在為德國人唱讚歌。要知道，蘇維埃政權什麼好處沒有給他們呀？！要知道，本來是一塊到處是破破爛爛的流浪漢、梅毒到處流行、到處是文盲的地方。可是你瞧，不論把狼喂得多麼飽，狼還是貪戀草原。」

他對諾維科夫說：

「你該記得，關於巴桑戈夫的事，我曾經提醒過的。我這個黨員的感覺果然沒有錯。不過你不要介意，我這不是責備你。你以為，我這一生犯的錯誤少嗎？你要知道，民族特徵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會有決定性的意義，戰爭的實踐已經把這一點顯示出來。你可知道，布林什維克的主要老師是誰？是實踐。」

「我贊成您對加爾梅克人的看法，」達林斯基說，「我不久前就在加爾梅克草原上住過，許多地方我都到過。」

他為什麼說這話？他在加爾梅克走過不少地方，對加爾梅克人從來沒有不好的感覺，倒是對他們的生活和習慣十分感興趣。但是，這位軍政委似乎有一股磁石般的吸引力。達林斯基隨時都想贊同他的意見。

諾維科夫微微笑著看了看他，他倒是很瞭解政委的精神吸引力，很瞭解這種力量怎樣吸引人對他唯唯稱是。

格特馬諾夫忽然很坦誠地對達林斯基說：

「我知道，您過去也曾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過您不要怪布林什維克黨。黨也是希望為人民做好事。」

達林斯基一向認為部隊中的政工人員和政委都是一團糟的，這時急忙說：

「您怎麼啦，這一點難道我還不瞭解？！」

「是啊，是啊，」格特馬諾夫說，「我們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對頭，但是人民會原諒我們的。會原諒的！我們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本質是不壞的。不是嗎？」

諾維科夫溫和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一起的人，說：

「我們的軍政委好嗎？」

「很好。」達林斯基肯定說。

「就是，就是。」格特馬諾夫說。

三個人一齊笑起來。

格特馬諾夫似乎猜到諾維科夫和達林斯基的心思，看了看錶，說：

「我要去休息了，要不然白天黑夜都在運動，哪怕今天睡上一夜也好。十個晝夜沒脫靴子了，就像茨岡人一樣。參謀長恐怕還在睡著吧？」

「他哪兒是睡覺，」諾維科夫說，「一來到就去察看新的情況了，因為明天早晨咱們又要轉移基地。」

等到只剩下諾維科夫和達林斯基，達林斯基說：

「有些事情我總是理解不透。比如，不久前我在裡海附近的沙漠上，心情就特別沉重，好像眼看著就要完了。可是結果怎麼樣？我們能夠組織起這樣大的力量！非常強大的力量呀！一切都不在話下。」

諾維科夫說：

「可是我卻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多地懂得了，什麼叫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是勇猛的，好比強悍的狼！」

「是強大的力量！」達林斯基說。「主要的是：俄羅斯人在布林什維克領導下走在了人類最前面，其餘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

「您聽我說，」諾維科夫說，「要不要我再談談您的工作調動問題？您能不能到我們軍裡擔任副參謀長？咱們一塊兒打打仗，行嗎？」

「怎麼不行？謝謝。那我給誰當副手？」

「給涅烏多布諾夫將軍。這是規矩嘛：中校給將軍當副手。」

「涅烏多布諾夫？戰前他是在國外的吧？是在義大利吧？」

「不錯。就是他。他不是蘇沃洛夫，不過，總的說，還是可以共事的。」

達林斯基沒有作聲。諾維科夫朝他看了看。

「怎麼樣，事情就這樣辦吧？」諾維科夫問道。

達林斯基用手指頭掀起嘴唇，又撐了撐腮幫子。

「您看見嗎，有兩個坑？」他問道。「這是一九三七年涅烏多布諾夫審問我的時候打掉了我的兩顆牙。」

他們互相看了看，沉默了一會兒，又互相看了看。達林斯基說：

「他這個人當然還是精明能幹的。」

「當然，當然，他總不是加爾梅克人，是俄羅斯人嘛。」諾維科夫冷笑說。忽然他高聲說：「咱們來乾杯，不過喝酒可要真的像俄羅斯男子漢！」

達林斯基生平第一次喝這樣多的酒。不過，如果不是桌上的兩個空酒瓶，旁邊的人誰也不會發覺兩個人喝得很猛，很帶勁兒，除非注意到他們已經互相稱呼起「你」。

諾維科夫不知已經是第幾次斟滿兩杯，說：

「來，不要歇氣。」

不會喝酒的達林斯基這一次連氣也沒有歇。他們談起撤退，談起戰爭一開始的那些日子。他們回憶到布柳赫爾和圖哈切夫斯基。他們談到朱可夫。達林斯基還說了說偵訊官在審訊中想從他嘴裡得到什麼。諾維科夫說到他怎樣在進攻開始之前推遲幾分鐘出動坦克。但是他沒有說在判斷幾位旅長的行動方面犯了錯誤。

他們談起德國人，諾維科夫說，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好像錘鍊了他，使他的心腸永遠變硬了，可是等到押送第一批俘虜，他卻下令讓俘虜吃好一點兒，吩咐用汽車把凍壞和受傷的俘虜送往後方。

達林斯基說：

「剛才我和你們的政委一起罵加爾梅克人。罵得對！可惜你們的涅烏多布諾夫不在這兒。我該和他談談，真該和他談談。」

「哼，不是有很多奧廖爾人和庫爾斯克人跟德國人勾結嗎？」諾維科夫說。「比如做了叛徒的弗拉索夫將軍，也不是加爾梅克人。我說的那個巴桑戈夫，是一位很好的軍人。涅烏多布諾夫是肅反工作人員，政委對我說過他的情況。他不是軍人。我們俄羅斯人會打贏的，會打到柏林，我知道，德國人再也擋不住我們了。」

達林斯基說：

「像涅烏多布諾夫，葉若夫，確實是很大的問題，不過俄羅斯現在只有一個，那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我知道，哪怕把我所有的牙都打掉，我對俄羅斯的愛不會動搖。我至死都要愛俄羅斯。但是要我做這傢伙的副手，我不幹，你怎麼，同志，不是開玩笑吧？」

諾維科夫又一次把兩個杯子斟滿，說：

「來，咱們喝。」

然後他說：

「我知道，還會有各種各樣的事。我也會變得更糟。」

他忽然換了話題，說：

「唉，我們的事真是可怕。有時一個坦克手被打掉了腦袋，人已經死了，可是還踩著油門，坦克還在前進。一個勁兒地前進，前進！」

達林斯基說：

「我剛才和你們的政委一起罵加爾梅克人，可是我現在卻一個勁兒地想著一個加爾梅克老漢。涅烏多布諾夫有多大歲數啦？上他那兒去看你們的新位置，就要跟他見面嗎？」

諾維科夫慢慢地用不大聽使喚的舌頭說：

「我很有福氣。再沒有更福氣的啦。」

於是他從口袋裡掏出相片，遞給達林斯基。達林斯基一聲不響地看了很久，說：

「太美了，真沒有說的。」

「美嗎？」諾維科夫說。「美倒是算不了什麼，像我這樣愛她，倒不是因為美。」

維爾什科夫來到門口，站下來，用詢問的目光看著軍長。

「走開。」諾維科夫慢慢地說。

「喂，你幹嗎對他這樣，他是想問問咱們要不要什麼。」達林斯基說。

「算啦，算啦，我還會更糟，會成為下賤的人，我行，用不著教訓我。你是中校，和我說話為什麼稱‘你’？按照軍事條令應該這樣嗎？」

「啊，原來是這樣！」達林斯基說。

「算啦，開玩笑你都不懂。」諾維科夫說。心想，幸虧葉尼婭看不見他的醉態。

「愚蠢的玩笑我是不懂。」達林斯基說。

他們表白自己的態度表白了很久，直到諾維科夫提議到新位置去用通條把涅烏多布諾夫打一頓，才算了事。當然他們哪兒也沒有去，而是又喝了不少。

三十一

弗拉基米羅芙娜在一天裡收到三封信：兩封是兩個女兒寫來的，一封是外孫女薇拉寫來的。

她還沒有把信開啟，只是從筆跡認出是誰的來信之後，就知道信裡沒有令人愉快的訊息。多年的經驗告訴她，孩子們大都不喜歡給做母親的寫信報告高興的事。

三方面來信都請她去：柳德米拉請她上莫斯科，葉尼婭請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請她上列寧斯克。這些邀請向弗拉基米羅芙娜證實了，兩個女兒和外孫女的日子都不好過。

薇拉在信裡寫到父親，說黨內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折騰得筋疲力盡。他曾經奉人民委員部的命令去古比雪夫，幾天前才從古比雪夫回到列寧斯克。薇拉在信中說，父親從古比雪夫回來，憔悴不堪，他在發電站堅持戰時工作期間都不像這樣憔悴。他的問題在古比雪夫一直沒有解決，命令他回來，參加恢復發電站的工作，但是告訴他，還不知是否能讓他留在發電站人民委員部系統。

薇拉準備和父親一起從列寧斯克上斯大林格勒去，現在德國人已經不打炮了。市中心還沒有收復。去過市內的人說，原來弗拉基米羅芙娜住的房子，只剩了骨架，房頂已經塌了。父親在發電站住的房子還是完好的，只是石灰剝落了，窗玻璃沒有了。父親和薇拉帶小孩子還可以住這所房子。

薇拉寫到兒子。弗拉基米羅芙娜看著信都覺得奇怪，小丫頭、小外孫女薇拉竟像個大人一樣，用一個婦人，甚至是婆婆媽媽的口氣寫起自己的小孩子的胃病、皮疹、睡覺不安寧、新陳代謝失調。這一切薇拉應該說給丈夫、媽媽聽，可是現在她卻寫信告訴外婆。她沒有丈夫，也沒有媽媽了。

薇拉提到安德列耶夫，提到他的兒媳婦娜塔莉亞，提到小姨葉尼婭，說父親在古比雪夫曾經見到她。她沒有說自己的事，好像外婆對她的事不感興趣。

她在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道：

「外婆，發電站的房子很大，夠咱們住的。我懇求您：來吧。」

薇拉在信裡沒有寫出的，竟用這種突然呼叫的方式表現出來。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寫道：

「我看不出我活著有什麼意思。托里亞不在了，維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們沒有我也能活下去。」

柳德米拉從來沒有給媽媽寫過這樣的信。弗拉基米羅芙娜明白，女兒和丈夫的關係真的出現了裂痕。柳德米拉請媽媽上莫斯科，這樣寫道：

「維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可是他一向對您比對我更樂意說心裡話。」

再往下是這樣的話：

「娜佳現在心思深了，有什麼事都不和我說了。現在這成了我們家的風氣……」

葉尼婭的信卻使人一點也摸不清頭腦，信裡都是一些含糊話，暗示有很大的麻煩和不幸。她請媽媽上古比雪夫去，同時又寫著，她有急事要上莫斯科去一趟。葉尼婭還在信裡對媽媽說起里蒙諾夫，說他說了不少稱讚媽媽的話。她說，媽媽如果見到他，會感到高興的，他是一個很聰明、很風趣的人，但是在信裡又說，里蒙諾夫上撒馬爾罕去了。簡直叫人不懂：弗拉基米羅芙娜上古比雪夫，怎麼會見到他？

只有一點是明白的，所以弗拉基米羅芙娜一看完這封信，就在心裡說：「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

三封信使弗拉基米羅芙娜十分激動。三封信都問到她的健康，問她的房間裡是不是暖和。這種關懷使她很感動，雖然她明白，年輕人沒有考慮她是不是需要她們。她們是需要她的。不過，也許不是這樣。為什麼她不向女兒求助，為什麼女兒向她求助呢？要知道，她現在孤孤單單，又老，又無家可歸，兒子和一個女兒死了，謝廖沙又沒有音信。她幹工作越來越吃力了，心口經常作疼，頭經常發暈。她甚至向廠裡的技術領導人要求過，要求從車間調到實驗室，她一天到晚在機器中間走來走去取檢驗樣品，實在吃不消。下了班她要站隊買東西，回到家裡還要生爐子，做飯。而生活又是這樣艱難，這樣困苦！站隊還算不了什麼。更糟的是空空的店鋪門前沒有人站隊。更糟的是，她回到家裡，不做飯，也不生爐子，就餓著肚子睡到又潮溼又冷的被窩裡。

周圍的人日子過得都很艱難。從列寧格勒疏散出來的一位女醫生，對她說過怎樣帶著兩個小孩子在離烏法一百公里的村子裡度過了一個冬天。她住在原來被劃為富農的人的空房子裡，窗玻璃沒有了，房頂拆掉了。她天天要到六公里之外去上班，要經過樹林，有時在黎明時候在樹叢裡會看到綠瑩瑩的狼眼睛。村子裡的人都很窮，莊員都不願意幹活兒，說不論怎麼幹，反正糧食都要被弄走，因為農莊裡欠的公糧總是繳不清。鄰居的男人上了前線，老婆帶著六個孩子在家裡過吃不飽的日子，六個孩子只有一雙破氈靴。女醫生還對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她買了一隻母山羊，夜裡有時趟著很深的雪到很遠的田野裡去偷蕎麥，從雪底下往外扒沒有收淨的發黴的乾草。她說，她的兩個孩子因為在鄉下聽了不少粗野的罵人的話，也學會了罵娘，所以喀山小學的一位女教師對她說：「我第一次見到一年級學生像個醉漢一樣罵娘，還是列寧格勒來的孩子呢。」

現在弗拉基米羅芙娜住在維克托原來住的小房間裡。寬敞的堂屋裡住的是二房東夫婦，也就是本來的租戶，他們在維克托一家離開之前原是住在偏房裡的。二房東夫婦是很不安生的人，常常因為家庭瑣事爭吵。

弗拉基米羅芙娜很生他們的氣，不是因為他們吵鬧得不安寧，而是因為他們向她這個遭難的苦老婆子要的房租太高，這麼一個小房間，每月房租二百盧布，佔她的工資的三分之一還多些。她覺得，這些人的心腸是用膠合板和白鐵做成的。他們想的只是吃的和用的東西。從早到晚談的都是素油、醃肉、土豆、在舊貨市場上買的和賣的東西。夜裡他們嘁嘁喳喳地說話。二房東太太對丈夫說，住在這房子裡的一個做工長的鄰居，從農村弄來一口袋白白的瓜子和半口袋玉米，又說今天集市上賣的蜂蜜很便宜。

二房東太太尼娜很漂亮，高高的個子，苗條的身段，灰色的眼睛。結婚之前她在工廠工作，參加過業餘文藝活動，演過歌劇，也演過話劇。二房東謝苗·伊凡諾維奇在軍事工廠工作，是一名鍛工。年輕時候他在驅逐艦上工作過，是太平洋艦隊中量級拳擊冠軍。現在這對夫婦當年的英姿似乎成了不可思議的了——謝苗·伊凡諾維奇早晨在上班之前就餵鵝，給小豬煮食兒，下班回來就在廚房裡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說說工廠裡的司機怎樣從遠地的農莊里弄來麵粉、雞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搶著說自己的無數病症，還說她怎樣經常去找名醫，說她怎樣拿毛巾換豆角，說鄰居一個婦女向一個疏散出來的女子買了一件馬皮上衣和五個小碟子，說怎樣煉豬油和混合油。

他們是不壞的人，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和弗拉基米羅芙娜談起過戰爭，沒有談過斯大林格勒，沒有談過蘇聯情報局的戰報。

他們又憐憫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羅芙娜，因為女兒走後，沒有了科學院的定量供應，她就經常處於半飢餓狀態。她沒有糖，沒有油，喝的是白開水，菜湯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連小豬都不肯喝這種湯。她沒有錢買木柴。她也沒有東西賣。她的窮困使二房東夫婦感到不快。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羅芙娜聽到尼娜對丈夫說：「昨天我只好給老婆子一張烙餅，當著她的面吃東西，她餓著肚子坐在那兒看著，實在叫人不舒服。」

夜裡弗拉基米羅芙娜睡不好。為什麼謝廖沙沒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來睡的鐵床，似乎女兒夜間的預感和思緒都傳給了她。

人多麼容易死。活下來的人多麼痛苦。她想著薇拉。薇拉的丈夫也許死了，也許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親很苦惱，件件事情都不順心……但就連死亡和痛苦都沒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維克托之間的隔閡，讓他們親密起來。

晚上，她給葉尼婭寫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裡，她為葉尼婭難過起來：真是一個可憐的丫頭，她現在日子過得多麼不安寧，今後會怎麼樣呀。

維克托的媽媽，索菲亞·列文頓，謝廖沙……契訶夫是怎麼寫的：「米修斯，你在哪兒呀？」

「到十月革命節要把鵝殺了。」謝苗·伊凡諾維奇說。

「我拿土豆餵鵝，為的是把鵝殺了嗎？」尼娜說。「你聽我說，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爛了。」

他們總是談這樣那樣的東西，他們生活的天地裡充滿了東西。在這個天地裡沒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鉛丹、米、鈔票。他們是勤勞而誠實的人，所有的鄰居都說，尼娜和謝苗·伊凡諾維奇從來沒有拿過別人的一文錢。但是他們既不關心一九二一年伏爾加地區的飢餓，也不關心醫院裡的傷兵、瞎眼的殘疾人、大街上無家可歸的孩子。

他們和弗拉基米羅芙娜截然不同。他們對人、對共同事業、對別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卻常常想著別人，為別人操心，常常因為一些跟自己、跟家裡人無關的事情十分憤怒，或者非常高興……普遍集體化時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為丈夫而進勞改營的一些婦女的遭遇、進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們的遭遇、德國人殺害俘虜、軍事上的挫折和失利，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寧，就像她自己家裡遭遇了不幸。

她這一點，不是她讀過的好書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來自她出身的民意黨人家庭的傳統。她就是這樣，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她沒有錢，到發工資還有六天。她沒有東西吃。她的全部財產可以用一塊手帕包起來。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沒有想過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裡被燒掉的東西，沒有想過傢俱、鋼琴、茶具、丟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沒有心疼被燒掉的書。

而且，她竟遠離思念著她的親人，跟志趣迥異的人住在一座房子裡，這也有點兒奇怪。

在收到親人來信之後的第三天，卡里莫夫來找弗拉基米羅芙娜。

她見他來了，十分高興，請他一塊兒喝用野薔薇煮的開水。

「您收到莫斯科來信很久了嗎？」卡里莫夫問道。

「才三天。」

「是這樣，」卡里莫夫說，並且笑了笑，「我是想問問，從莫斯科來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郵戳。」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卡里莫夫仔細看了看信封，憂慮地說：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來，似乎信走得慢對他有一種特別的意義。

「據說，這是因為檢查，」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天天信很多，無法及時檢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臉上看了看。

「這麼說，他們在那兒一切順利，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嗎？」

「您的氣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認別人的責難似的，急忙說：

「您說的不對！恰恰相反！」

他們談起前方的戰事。

「連孩子們都明白，現在戰爭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卡里莫夫說。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羅芙娜笑了笑，「現在連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聖人都認為，德國人一定會勝利。」

卡里莫夫忽然問道：

「您一個人過日子，大概很困難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爐子。」

她沉思起來，皺起眉頭，就好像卡里莫夫問的問題很複雜，一下子回答不上來。

「您是來問我生爐子是不是困難的嗎？」

他搖了幾下頭，後來沉默了很久，一面看著放在桌上的兩隻手。

「最近把我傳了去，詢問我們在這兒聚會和談話的情形。」

她說：

「那您幹嗎不說？幹嗎要說什麼爐子？」

卡里莫夫注視著她的眼神，說：

「當然，我不能否認，我們談過戰爭，談過政治。如果說四個成年人僅僅談電影，那是可笑的。當然，我說，我們不論談什麼，我們說的都是蘇聯愛國主義者該說的話。我們都認為，人民在黨和斯大林同志領導下一定會取得勝利。總的來說，問的問題還不是帶有敵意的。但是過了幾天，我擔心起來，簡直睡不著覺。我彷彿覺得，維克托出了什麼事情。而且，馬季亞羅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師範學院去，有十天了。這兒的學生等著他上課，可是不見他回來，系主任往古比雪夫發了電報，可是沒有迴音。我夜裡躺在床上，腦子裡直翻騰。」

弗拉基米羅芙娜沒有作聲。

他小聲說：

「真不得了，幾個人在茶餘酒後說說話兒，就要懷疑，就要傳訊。」

她沒有作聲。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懇求她說話，因為他已經把一切都對她說了。可是她沒有說話，於是卡里莫夫覺得，她沒有說話是要讓他明白：他沒有把話全說出來。

「事情就是這樣。」他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沒有作聲。

「哦，我忘了，還有呢，」他說，「他，也就是那個同志，還問：‘你們談過言論自由的問題嗎？’是的，談過這方面的問題。哦，還有，後來忽然問我，是不是認識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維克托也從來沒有對我說起過她。我就是這樣回答的。後來又問：維克托是否和我個人談過猶太人的地位問題？我問：‘為什麼偏偏和我談？’他們回答說：‘您要知道，您是韃靼人，他是猶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經告過別，穿著大衣、戴著帽子站在門口，用手指頭敲著當初柳德米拉從裡面抽出報告兒子受重傷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不過，很奇怪，這跟葉尼婭有什麼關係？」

當然，不用說，不論卡里莫夫，不論她，都無法回答：為什麼喀山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要問住在古比雪夫的葉尼婭以及在前方的她原來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羅芙娜，她經常聽到一些類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覺察到說話的人有話沒有說完。她也不想給維克托發出警告，她知道，這沒有任何用處，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吊膽。她也不想猜測，是哪一個參與閒談的人把話說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這樣的人是很難的，有時到末了這種事恰恰是最不受懷疑的人乾的。內務部門的案子有時是在無意中釀成的，比如，因為信裡一句含含糊糊的話，一句笑話，因為不小心在廚房裡當著鄰居的面說的一句話；這樣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為什麼偵訊員忽然向卡里莫夫問起葉尼婭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著。她很想吃東西。從廚房裡飄來油餅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餅，還有洋鐵盤子的叮噹聲，謝苗·伊凡諾維奇安靜的說話的聲音。天啊，她多麼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裡的菜湯簡直是泔水湯，她沒有喝完，現在覺得十分可惜。吃的念頭截斷別的念頭，把別的念頭攪亂了。

第二天早晨她來到工廠，在門口崗棚裡遇到廠長的秘書，是一個上了年紀、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時候，請到我這兒來一下。」女秘書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很驚奇：難道廠長這樣快就答應了她的請求？她在工廠的院子裡走著，心中忽然出現了一個想法，隨即就把這個想法說出口來：

「在喀山住夠了，我回家去，上斯大林格勒去。」

三十二

戰地憲兵隊隊長哈爾布傳喚連長列納爾德，讓他到德軍第六集團軍司令部來。

列納爾德遲遲未到。保盧斯新發了一道命令，嚴禁小汽車使用汽油。所有的汽油都歸集團軍參謀長施密特將軍掌握。這樣一來，即便死十次，都別想得到將軍批的五公升汽油。現在不僅沒有汽油供應士兵的打火機，也沒有汽油供應軍官的小汽車了。

列納爾德只好等待司令部往城裡送機要信件的汽車，一直等到晚上。

小汽車在結了冰的柏油路上賓士著。在前沿陣地的掩蔽所和掩體之上，在無風而寒冷的空氣中，飄蕩著半透明的淡淡的煙氣。在大路上，一群群傷兵頭上裹著手帕和毛巾，朝城裡走著，還有司令部從城裡調往工廠去計程車兵，頭上也裹著毛巾，腿上還裹著破布。

司機把汽車停在路邊躺著的一匹死馬跟前，檢查起馬達來。列納爾德看著幾個鬍子拉碴、面帶憂慮之色的人用斧子在砍凍肉。有一個士兵爬到露出來的馬的肋骨上，就像一個木匠在沒有蓋好的屋頂的椽子上幹木匠活兒。旁邊的瓦礫堆裡生著一堆火，用三角架支著一口黑鍋，周圍站著計程車兵有的戴鋼盔，有的戴軍帽，有的裹著棉被，有的裹著圍巾，揹著衝鋒槍，腰上掛著手榴彈。炊事兵用刺刀不停地把從水裡往上冒的一塊塊馬肉往下按。掩蔽所頂上有一名士兵不慌不忙地在啃一塊馬骨頭上的肉，那塊馬骨頭很像一張特大型號的口琴。

忽然夕陽把大路和一座空蕩蕩的樓房照得通亮。樓房的一個個被燒空了的眼眶充滿了冰冷的血，被戰爭的硝煙弄髒又被炮彈炸翻起來的積雪泛出金黃色，死馬的黑紅色腹腔也亮堂了，大路上的卷地風雪像銅蒺藜似的盤旋起來。

晚霞具有一種特性，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質，可以使視覺變為畫面，變為歷史，變為感情，變為命運。一片片泥汙和煙燻的痕跡在即將離去的夕陽中像成百上千的人在說話，人會看到逝去的幸福、無法挽回的損失、痛心的失誤，也會看到希望的永恆的美。

這是穴居時代的場面。威風一時的勇士們，民族的精英，大日耳曼的建造者們，被丟擲了勝利的道路。

列納爾德看著裹了破布的人們，憑自己的銳敏感覺理解了：理想正如這西下的夕陽，就要消失了。

如果精力極其旺盛的希特勒、掌握著最先進理論的強盛而有作為的民族，能夠把這些望著煮馬肉的鍋上冒出灰煙的人們，帶到冰封的伏爾加河的靜靜的岸邊，來到這瓦礫場上，來到這骯髒的雪地上，來到這夕陽染紅了的窗子前面，能夠使他們這樣乖乖地順從，可見生命的深處有一股多麼愚蠢，多麼遲鈍的力量……

三十三

保盧斯的司令部設在被燒燬的百貨公司大樓的地下室。長官們按照既定的次序一個個來到自己的辦公室，值班參謀向他們報告有關檔案的內容，報告戰局變化、敵軍的行動。

電話機不停地發出叮鈴聲，打字機嗒嗒響著，司令部第二科科長申諾克低沉的笑聲從膠合板的門後面傳出來。來去匆匆的副官們的皮鞋依然在石板地上咯吱咯吱響著，裝甲部隊司令戴著單眼鏡來到自己的辦公室之後，走廊裡依然有法國香水的氣味，似乎與潮氣、香菸氣味、皮鞋油氣味混合，又似乎沒有混合。身穿皮領軍大衣的集團軍司令從地下辦公室的狹窄通道上走過的時候，說話聲和打字機聲音依然會一下子停下來，幾十雙眼睛依然會注視著他那沉思的長著鷹鉤鼻子的臉。保盧斯的日程依然像原來那樣安排，依然將原來那樣多的時間用於飯後抽菸，同集團軍參謀長施密特將軍交談。無線電話務士官依然常常帶著粗俗的傲慢神情，不顧正常的日程安排，不理睬亞當斯上校垂下的眼睛，帶著希特勒的標明「親手交接」的電報，徑直走向保盧斯。

當然，表面上一切都沒有變化，但實際上自從被包圍的那一天起，司令部裡的人的生活中發生了許多變化。

他們喝的咖啡的顏色有了變化，變化還表現在向戰線西面架設的電話線，表現在新的彈藥消耗標準，表現在每天都發生的「容克」運輸機穿越空中封鎖時著火和墜毀的可怕場面。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字——曼施坦因，這個名字在官兵們耳朵裡壓倒了其他的名字。

列舉這些變化是沒有必要的，毋須本書描述，這些變化也是顯而易見的。很明顯，以前吃得飽飽的人，現在常常感到餓了；很明顯，以前捱餓和吃不飽的人的臉色變了，變成了土色。當然，德軍司令部裡的人也發生了內在的變化：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不再那麼神氣活現，好吹牛的不再吹牛，原來十分樂觀的人罵起了元首，並且開始懷疑他的政策的正確性。

但是，在那些迷戀於民族國家的無人性精神，被其束縛的德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還開始了特別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觸及人類生活的土壤，而且觸及土壤的下層，正因為這樣，人們還沒有明白，沒有覺察到。

這種變化過程很難感覺出來，就像很難感覺出時間在移動一樣。在飢餓的痛苦中，在夜晚的恐怖中，在大難臨頭的感覺中，慢慢地開始了人性自由的解放過程，也就是人變為人、生命戰勝非生命的過程。

十二月的白晝越來越短，十七個小時的寒冷的夜晚越來越長。包圍圈越來越緊，蘇軍大炮和機槍的火力越來越猛……啊，俄羅斯草原上的寒冷是多麼嚴酷無情，就連習慣了寒冷、穿著皮襖和氈靴的俄羅斯人都感到難以忍受。

頭頂上是寒冷而嚴酷的天空，天空流露著一股無情的肅殺氣氛，一串串冷冰冰的星星像錫制的樹掛似的，出現在凍得一動不動的天上。死去的和註定要死的人怎麼會懂得，這是幾千萬德國人過了十年慘無人道的生活之後，開始過人的生活的最初時刻！

三十四

列納爾德來到第六集團軍司令部門前，在蒼茫的暮靄中看到一名灰臉的崗哨孤單地站在傍晚時候的灰牆邊，他的心就劇烈地跳動起來。等他來到司令部的地下室走廊裡，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又留戀，又悲傷。

他看到一扇扇門上用哥特字型寫的牌子：「第二科」、「副官處」、「科赫將軍」、「德拉烏里克少校」。他聽到打字機的嗒嗒聲，他聽到說話聲，體驗到一種感覺，感覺到與他熟悉、親近的作戰夥伴、黨內的同事、黨衛軍戰友們緊密相連的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看到他們在夕照中——他們的命要完了。

他來到哈爾布的辦公室門口，還不知道要談的是什麼，不知道這位黨衛軍少校是不是想和他談自己的感受。

正如在和平時期在十分熟悉的黨內工作的同事中常見的，他們並不看重軍銜的高低，在彼此相處中保持著同志間的隨便態度。他們見了面，一般都會一邊閒聊，一邊談著工作。

列納爾德善於用幾句話說明覆雜事情的實質，他的話有時會在一級級報告文稿中作長途旅行，一直到達柏林的最高層辦公室。

列納爾德走進哈爾布的辦公室，簡直認不得他了。列納爾德凝視著他那胖胖的、並沒有消痩的臉，一下子弄不清楚：難道僅僅是哈爾布那聰明的黑眼睛的神情發生了變化？

牆上掛著斯大林格勒地區的地圖，一個熾熱的、無情的紅圈子圍住了第六集團軍。

「列納爾德，咱們在島上了，」哈爾布說，「圍繞咱們這個島的不是水，而是下等人的仇恨。」

他們說起俄羅斯的寒冷、俄羅斯的氈靴、俄羅斯的油脂，說俄羅斯的酒害人，本是取暖的，結果越喝越冷。哈爾布問，在前沿陣地上官兵關係有什麼變化。

「如果想一想的話，」列納爾德說，「我看不出一個上校的想法和士兵們的議論有什麼不同。總的說，都是一種調調兒，沒有什麼樂觀的。」

「各個營裡在唱這種調調兒，司令部裡也在唱這種調調兒。」哈爾布說。為了加強效果，又慢慢地說：「而這一合唱的領唱人便是我們的上將。」

「唱是唱，但是和以往一樣，還沒有人倒戈。」

哈爾布說：

「我有一點疑問，這和根本問題有關係。希特勒要第六集團軍堅持，保盧斯、魏克斯、蔡茨列爾卻表示要拯救官兵的性命，提出要投降。我得到命令，要我秘密地徵求意見，斯大林格勒被包圍的部隊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脫離指揮。俄羅斯人把這叫做自由行動。」

他把「自由行動」這個詞兒說得很準確、清楚、漫不經心。

列納爾德懂得問題的嚴重性，沉默了一陣子。然後他說：

「我想先說說個別情況。」於是他談起巴赫：「在巴赫的連裡，有一個面貌不清計程車兵。這個士兵原來是年輕人取笑的對像，可是現在，從被包圍的時候起，大家都跟他親近起來，一齊看著他……我開始考慮他們這個連，考慮這個連的連長。在勝利的時候，這個巴赫是全心全意擁護黨的政策的。可是現在我猜想，他的頭腦裡在發生變化，他在看風向了。所以我就問自己：為什麼他連裡計程車兵和不久前他們天天取笑、又像瘋子、又像小丑的一個人親近起來？這個人在這危難時期會幹出什麼呢？他會把士兵們帶到哪兒去呢？他們的連長又會怎樣呢？」

他接著說：

「回答這一切是很難的。但是有個問題我可以回答：士兵們不會造反。」

哈爾布說：

「現在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黨的英明瞭。我們不僅毫不動搖地清除了人民身體上受傳染的部分，也清除了表面上健康、但在困難環境中有可能腐爛的部分。各城市、部隊、農村、教堂裡的自由主義分子和思想敵人都已清除乾淨。牢騷、怪話、匿名信不管有多少，都沒什麼事。哪怕敵人不是在伏爾加河上包圍我們，而是在柏林把我們包圍，也不會有人造反！這一切我們都要感謝希特勒。還應感謝上帝，是上帝在這樣的時期給我們派了這個人來。」

他聽了聽頭頂上滾動著的低沉而緩慢的隆隆聲。在很深的地下室裡，無法聽清，是德軍的大炮在發射，還是蘇聯空軍的炸彈在爆炸。

哈爾布等到轟隆聲漸漸平息下來之後，說：

「您享受普通軍官待遇，實在不應該。我把您列入一份名單，在這份名單中都是最受看重的黨內朋友和保安人員，師部裡會按時把機要通訊檔案送給您。」

「謝謝，」列納爾德說，「不過我不希望這樣，我只享受別人也享受到的待遇。」

哈爾布把兩手一攤。

「曼施坦因怎麼樣？聽說，給他供應了新的裝備。」

「我不相信曼施坦因，」哈爾布說，「這方面我贊同集團軍司令的看法。」

因為多少年來他說的一切都屬於高度機密範圍，所以很習慣地用小聲說：

「我有一份名單，都是一些重要的黨內朋友和保安工作人員，在必要撤離時保證在飛機上有他們的位子。這份名單上也有您。假如我不在，由奧斯津上校代理。」

他看出列納爾德眼睛裡有疑問神情，就解釋說：

「可能，我要飛往德國。事情高度機密，所以既不能靠檔案，也不能靠電報。」

他眨了眨眼睛，說：

「在起飛之前我要好好地喝一頓，不是因為高興，而是因為害怕，蘇聯人打掉很多飛機了。」

列納爾德說：

「哈爾布同志，我不坐飛機。我勸大家戰鬥到底，如果我把大家拋下，感到有愧。」

哈爾布微微欠了欠身子，說：

「我沒有權利勸您不要這樣。」

列納爾德有意沖淡過分嚴肅的氣氛，就說：

「如果可能的話，請幫助我從司令部回到團裡去。因為我沒有汽車。」

哈爾布說：

「無能為力！我是第一次完全無能為力！汽油在老狗施密特手裡。我一點也弄不到。懂嗎？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臉上出現了樸實的、不是他自己本來的——也許正是本來的——表情，正是這種表情使列納爾德一見面沒有認出他來。

三十五

傍晚時候，天氣稍微暖和了一些，下了一場雪，把戰爭的硝煙痕跡和泥汙掩蓋起來。巴赫在黑暗中巡視著前沿工事。槍響處閃爍著微弱的白光，聖誕節火花一樣，白雪被訊號彈映照得時而發紅，時而泛出閃爍不定的柔和的綠光。

在這一陣陣的閃光中，一條條石頭山嶺，一個個洞穴，像凍住的波浪似的一道道斷牆，新走出的許許多多羊腸小道——有去吃飯走出的、上廁所走出的、搬運彈藥走出的、往後方送傷員走出的、掩埋死者走出的——這一切都顯得很異常、很特別。同時一切又顯得十分熟悉、平常。

巴赫來到一處地方，這地方受到蘇軍火力控制，一部分蘇軍就隱藏在一座三層樓的斷牆內，現在那裡面卻響起手風琴聲和悠揚的歌聲。

牆上的豁口便是蘇軍前沿的觀察點，可以看到一座座工廠的廠房和冰封的伏爾加河。

巴赫喚了一聲哨兵，但是沒聽清崗哨的答話，因為這時有一顆炸彈突然爆炸，凍土塊打鼓似的紛紛撞擊著樓房的斷牆；這是關了馬達低空滑翔的蘇軍小飛機投下的小型炸彈。

「一隻瘸腿的俄羅斯老鴰。」一名哨兵說著，指了指黑沉沉的冬日天空。

巴赫蹲下來，胳膊肘撐在一塊熟悉的凸出的石頭上，四下裡打量了一陣子。高高的牆上晃動著淡淡的、紅紅的影子，這說明蘇軍士兵在生爐子，煙囪紅了，射出暗淡的亮光。看樣子，在蘇軍的掩蔽所裡，士兵們在大吃大嚼，在熱熱鬧鬧地喝熱咖啡。

在右面，在蘇軍戰壕與德軍戰壕接近的地方，可以聽到鋼鐵撞擊凍土的緩慢而低沉的聲音。

蘇軍躲在地下，緩慢然而不斷地把自己的戰壕向德軍推移。像這樣在石頭般的凍土中推進，其中就有一股笨拙而強大的勁頭兒。似乎是土地本身在移動。

下午，一名中士向巴赫報告說，從蘇軍戰壕扔過來一顆手榴彈。手榴彈炸壞了連隊鍋灶的煙囪，把很多髒東西撒進戰壕裡。

快到黃昏時候，一名身穿白色小皮襖、頭戴新皮帽的蘇軍士兵從戰壕裡探出身子，罵起娘來，並且威脅似的揮舞著拳頭。

德國人沒有開槍，他們本能地明白，這事兒是士兵自發的行動。

那名蘇軍士兵叫喊起來：

「喂，狗崽子們，想喝俄國酒嗎？」

這時從戰壕裡爬出一名藍灰色眼睛的德國兵，為了不讓軍官們聽見，用不很大的聲音喊道：

「喂，俄國人，不要照頭上開槍。還要回家看媽媽呢。你把槍拿去，把皮帽子給我。」

蘇軍戰壕裡回答了一句話，而且是很簡短的一句。雖然是一句俄語，可是德國人懂了，而且很生氣。一顆手榴彈飛來，飛過了戰壕，在交通壕裡爆炸了。但是已經沒有人對這感興趣了。

中士艾捷納烏克也把這一情況向巴赫報告了，巴赫說：

「喊就讓他們喊吧。沒有人跑過去嘛。」

可是這時候，這名滿嘴生甜菜氣味的中士報告說，士兵別津科費爾不知用什麼方式和敵軍交換了物品，他的口袋裡有方塊糖和蘇軍士兵的麵包。他還拿了一名弟兄的刮臉刀代為交換，答應給他換一塊煉油和兩盒壓縮餅乾，說定要一百五十克煉油作為代替交換的佣金。

「還有什麼好說的，」巴赫說，「馬上把他給我叫來。」

可是，原來上午別津科費爾在執行上級的任務時就英勇犧牲了。

「那您想叫我怎麼樣？」巴赫說。「反正德國人和俄國人早就在做生意了。」

可是中士艾捷納烏克無意開玩笑。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法國受的傷還沒有完全癒合，兩個月前就被飛機送到斯大林格勒，離開了德國南部他所服務的警察營。他天天捱餓挨凍，又是蝨子咬，又是擔驚害怕，一點幽默感都沒有了。

那邊，一座座隱隱約約、在黑暗中很難看清的白色石頭樓房，那是巴赫初到斯大林格勒生活過的地方。滿天繁星的九月的天空，渾濁的伏爾加河水，大火之後通紅的牆壁，再過去便是俄羅斯東南部的草原，那是亞洲沙漠的邊界。

城市西郊的房屋沉沒在黑暗中，大雪覆蓋的瓦礫呈現在眼前——那就是他的生活……他為什麼在醫院裡給媽媽寫那封信？大概媽媽把那封信給古別爾特看了！他為什麼要和列納爾德交談？

人為什麼要有記憶？為什麼真想一死了事，什麼都不再想起？他在被包圍之前不應當對人生那樣認真，應當採取瘋狂的醉態，應當幹他在長期的困難年月裡沒有幹過的事情。

他沒有殺害過孩子，一生沒有逮捕過什麼人。但是他拆毀了很不牢實的保護心靈純潔、攔阻周圍黑暗的堤壩。集中營和猶太人的血朝他湧來，把他漂起，把他沖走，他與黑暗之間的界限已經沒有了，他已經成為這黑暗的一部分。

他這是怎麼一回事？是不足道的事，是偶然的事，還是他的心靈必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