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後方的人看到一列列軍車開往前方的時候，會感到無比喜悅和興奮，覺得這些大炮，這些新塗了漆的坦克正是擔負朝夕盼望的總攻任務的，戰爭的勝利結局很快就要來到了。

離了預備隊登上軍車的人心情特別緊張。年輕的排長們彷彿看到了斯大林的密令……當然，老練一些的人根本不考慮這類事，而是喝開水，在小桌上或在靴後跟上捶裡海魚乾，談著少校的風流韻事，談著到下一個樞紐站可以換到什麼貨物。久經沙場的人彷彿已看到，部隊怎樣在前線附近只有德國轟炸機到過的偏僻小站下車，而新兵們一遇到轟炸就會多少失去興奮的心情……在路上睡腫了眼皮的人再也無法睡覺，日日夜夜行軍，沒工夫吃，沒工夫喝，滾燙的馬達不停地轟鳴，震得兩鬢隱隱作痛，兩手沒有力氣抓方向盤。指揮員天天收到看不完的密碼電報，時時刻刻在無線電報話機裡聽到訓斥和罵娘，司令部要求快點兒把缺口堵住，在這兒再也沒有人過問新部隊在練習射擊中達到什麼指標了。「進攻，進攻，進攻！」部隊指揮員耳朵裡響著的就是這個詞兒。於是他進攻，再不怠慢，全力以赴。有時部隊在行軍中，還沒有弄清地勢，就徑直投入戰鬥，這時候會有一個疲憊而緊張的聲音說：「快點兒進行反擊，就在這片高地上，我們都打光啦，可是他們還在拼命往前攻，我們他媽的完蛋啦！」

連日來在路上的軋軋聲與轟轟聲，在坦克手、報話兵和瞄準手的頭腦裡，和德國飛機的嗡嗡聲、地雷爆炸的喀嚓聲混到了一起。

在這裡特別能看到戰爭的瘋狂——一個鐘頭過去，便是一片悽慘景象：一輛輛被燒燬、散了架的坦克冒著煙，炮被打壞，履帶被打斷。

幾個月刻苦的訓練哪兒去了？煉鋼工、電工們頑強勤奮的勞動哪兒去了？

上級首長為了掩蓋讓剛剛開到的部隊倉促投入戰鬥的過失，掩蓋該部隊幾乎無益的犧牲，向上面做不痛不癢的彙報：「剛剛開到的預備部隊投入戰鬥，在一定時間裡阻止了敵軍的推進，使我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

假如不是一個勁兒地喊「進攻，進攻」，假如讓部隊摸清地勢，不闖入佈雷區，那樣的話，坦克即使不起什麼決定作用，也會好好打一陣子，給德國人造成很大的不痛快和不方便。

諾維科夫的坦克軍向前方開拔著。

沒有打過仗的天真的坦克手小夥子們以為，他們正是要參加決定性戰役的。嘗過戰爭滋味的人就笑話他們。第一旅旅長馬卡羅夫和全軍最出色的坦克營營長法托夫就很清楚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兒，他們見識過不只一次了。

持懷疑和悲觀態度的人都是很現實的人，有過痛苦經驗的人，因為流過血，遭過難，對戰爭有更多的理解。就這一點來說，他們比那些大大咧咧的幼稚的人好些。但是有過痛苦經驗的人錯了。諾維科夫上校率領的坦克手們要參加的確實是決定性的戰鬥，這場戰鬥決定了戰爭的命運，也決定了千千萬萬人戰後的生活。

二

諾維科夫接到命令，到達古比雪夫以後，要和總參謀部的代表留京中將取得聯絡，最高統帥部有許多問題需要了解。

諾維科夫原以為會有人在車站迎接他的，但是擔任車站軍代表的一名目光粗野、到處亂看，同時又疲憊無神的少校說，沒有任何人問起諾維科夫。想在車站給將軍打個電話也打不成，將軍的電話號碼嚴格保密，沒辦法打通。

諾維科夫便步行前往軍區司令部。

來到車站廣場上，他感到很不自在。野戰部隊的指揮官突然來到陌生的城市環境中，往往有這樣的感覺。自己處於生活中心地位的感覺一下子消失了，在這兒既沒有電話員給他遞話筒，又沒有司機為他開著汽車到處跑。

在圓石鋪砌的大街上，人們在匆匆忙忙地跑著，跑到配給商店門口去排隊：「誰是隊尾？……我在您後面……」

對於這些提著叮噹響的大桶小桶的人們，似乎再沒有什麼事比到食品店門口排隊更重要了。特別使諾維科夫生氣的是他遇到的一些軍人，幾乎每個人手裡都提著小包大包。諾維科夫心想：「真該把他們這些狗崽子都抓起來，裝上軍車，帶到前線去。」

難道他今天能看到她嗎？他在街上走著，想著她。葉尼婭，你好！

他和留京將軍在軍區司令辦公室裡見面的時間不長。剛開始談話，總參就給將軍打來電話，要他火速飛往莫斯科。

留京向諾維科夫表示了歉意，便撥通了市內電話。

「瑪莎，情況變啦。天一亮飛機就起飛，你轉告安娜·阿里斯塔爾霍芙娜。土豆咱們來不及帶了，農場還有幾麻袋……」他那蒼白的臉顯得不耐煩，難受地皺著眉頭，看樣子，他打斷了像流水一樣順著電話線向他湧來的話，說道：「沒辦法，總不能向最高統帥部報告說，因為一件女大衣沒做成，我不能起飛呀。」

將軍放下話筒，對諾維科夫說：

「上校同志，您以為，坦克的傳動部分符合我們對設計人員提出的要求嗎？」

這次談話使諾維科夫感到很不舒服。他在坦克軍裡待了幾個月，學會了準確地看人，就是說，看人的實在分量。他一眼就可以準確無誤地掂量出到軍裡來找他的那些代表、特派員，各種委員會的領導人、檢查員、指導員的分量。

他知道輕聲慢語說出的話「馬林科夫同志要我轉告您……」的意義；他知道，有些人戴著勳章和將軍肩章，又有口才，嗓門兒又大，卻沒有本事弄到一噸柴油，無權任命一個倉庫管理員或者解除一個文書的職務。

留京所佔據的不是龐大的國家機構的高層。他是做配角，他的工作只是提供統計數字，瞭解基本情況，做一般化的解釋說明，所以諾維科夫一面和他談話，一面看起表來。將軍把老大的記事本合上。

「上校同志，很遺憾，時候不早了，明天一早我還要趕往總參去呢。不過沒什麼，總還可以在莫斯科見到您。」

「是的，中將同志，總有一天我會帶著我的坦克上莫斯科去。」諾維科夫冷冷地回答說。

他們握手告別。留京請他代為向涅烏多布諾夫問好，過去他們在一塊兒工作過的。諾維科夫還在寬敞的辦公室的綠色地毯上走著，就聽見留京對著話筒說：

「給我接一號農場場長辦公室。」

諾維科夫心想：「他要抓緊時間搞土豆。」

他朝葉尼婭的住處走去。他在那個悶熱的夏夜曾經走到她在斯大林格勒的家的門口，那是從草原上去的，草原上到處是撤退時的硝煙和灰塵。現在他又去找她了，似乎在那個人與這個人之間有一道深淵，可實際上他依然是那樣，他依然是他，是同一個人。

「這一次你是我的了，」他想，「你是我的了。」

三

這是一座兩層樓的舊式建築，是一座氣候不隨著季節變化的結實樓房，牆壁很厚，到了夏天依然涼絲絲的，而到秋涼時候還保留著窒悶和帶灰塵的熱氣。

他按過門鈴，一股熱氣從開啟的門裡朝他撲來，他看見葉尼婭站在堆滿簍子和箱子的過道里。他看見的是她，既沒有看見她頭上的白頭巾，沒有看見那黑色連衣裙，也沒有看見她的眼睛和臉、她的手臂和雙肩……似乎不是他的眼睛看見了她，而是那顆沒有視覺的心看見了她。她啊呀了一聲，多少向後退了退，就像很多人因為意外感到吃驚時那樣。

他向她問好，她也對他說了一句什麼話。

他向她走去，閉上眼睛，又感到活著很幸福，又感到寧願此時此刻馬上死去，也感觸到她的溫暖。

為了享受他從未體驗過的愛情，享受幸福，原來既不需要眼睛，也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說話。

她問他話，他一面回答，一面跟著她在黑糊糊的走廊裡走，拉著她的手，就好像一個小孩子怕在人群裡丟失了。

「這走廊好寬呀，」他想道，「簡直可以開坦克了。」

他們走進一間屋子，這間屋子有一個窗戶對著鄰屋一堵沒有窗戶的牆。

靠牆有兩張床。一張床上鋪著灰色被子，有一個壓得平平的、皺皺巴巴的枕頭；另一張床上罩著白色花邊床罩，還有一個打松的枕頭。白色床罩上方貼著幾張小畫片，上面有穿著晚禮服的新年和聖誕節美人，還有剛剛要出雞蛋殼的小雞。

桌子上堆滿一卷一卷的繪圖紙，桌角上有一塊麵包，半個幹蒜頭，還有一瓶素油。

「葉尼婭……」他說。

她的目光平常帶有嘲笑的意味和注視的神氣，這會兒卻顯得很特別，很奇怪。她說：

「您餓了吧，您是剛剛來到吧？」

她顯然是想破壞和打碎已經出現並且已經無法打碎的新東西。他變得有些不同了，不是過去那樣了，這個人已經有權統率成百上千的人，統率陰森可怕的戰爭機器，眼睛卻又流露著一個不幸的小夥子那種幽怨的神氣。由於這種不相稱，她心慌意亂，很想對他抱著一種寬容，甚至憐憫，不去理睬他的魅力。自由曾是她的幸福；現在自由正離她而去，可她也感到幸福。

突然，他開口說道：

「怎麼，難道你還不明白！」說完，他又一次再也聽不見自己的話和她的話了。他心中又出現了幸福感和一種與此有關的感情：哪怕馬上去死，也沒有什麼遺憾了。她摟住他的脖子，她的頭髮像溫暖的水，灑在他的額頭上，他的面頰上，他在這披散的黑髮叢中看到了她的眼睛。

她的柔聲細語淹沒了戰爭的聲音，淹沒了坦克的軋軋聲……

晚上，他們喝開水，吃麵包，葉尼婭說：

「首長已經吃不慣黑麵包啦。」

她把放在窗外的一鍋蕎麥飯端了進來。已經冰涼的老大的蕎麥粒已經變成紫色和藍色。麥粒上還出了一層冷汗。「真像波斯丁香花。」葉尼婭說。諾維科夫嚐了嚐這波斯丁香花，心想：「這東西真不好吃！」

「首長已經吃不慣啦。」她又說。

他心想：「幸虧沒有聽格特馬諾夫的話，幸虧沒有帶吃的東西來。」

他說：

「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在佈列斯特，在空軍集團軍裡。飛行員們朝飛機場奔去，我聽到一個波蘭婦女高聲問：‘這是什麼人？’一個波蘭小孩子回答說：‘這是俄羅斯人，當兵的。’這時候我特別強烈地感覺到：我是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你要知道，我一直沒忘記我是俄羅斯人，可是這時候心裡怦怦跳起來：我是俄羅斯人，我是俄羅斯人。說實在的，戰前可是用另外一種精神教育我們……今天，也就是這會兒，是我最好的日子，這會兒我看著你，又像那時候一樣——我痛苦、我幸福都因為我是俄羅斯人……這就是我想對你說的……」他問：「你怎麼了？」

她眼前彷彿閃過克雷莫夫那一頭亂髮的頭。天啊，難道她永遠和他分手了嗎？正是在這幸福時刻，她覺得永遠和他分手是難以忍受的。

有一會兒，似乎她就要把今天，把今天吻她的這個人的話同已經逝去的歲月連線起來，一下子弄清楚自己一生的真正出路，就要看到過去未能看清的東西——自己的心的深處。正是心的深處在決定今後的命運。

「這間屋子是一位德國老奶奶的，」葉尼婭說，「是她讓我住在這兒的。這張很潔淨的白白的床就是她的。比她更隨和、更老實的人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說也奇怪，就在和德國人打仗的時候，我還是相信，她是這個城市裡最善良的人。奇怪嗎？」

「她很快就要回來了吧？」他問。

「不，跟她打的仗已經打完了，把她送走了。」

「那也沒辦法。」諾維科夫說。

她很想對他說說她是怎樣憐憫被她拋棄的克雷莫夫。他連可以通通訊的人都沒有了，也沒有人需要他去看望了，他只有苦惱，無法排遣的苦惱，孤獨。

此外她還想談談里蒙諾夫，談談沙爾戈羅茨基，談談與這兩個人有聯絡的很有意思然而不易理解的一些新的說法。想說說小時候亨利遜怎樣把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小孩子們說的一些好笑的話記下來，記錄這些話的筆記本就在桌子上，可以看一看。很想說一說報戶口的經過，說一說那個戶籍股長。但是她還不夠信任他，在他面前怕難為情。他要不要聽她說的呢？

很奇怪……她就像重新在經歷她和克雷莫夫關係的破裂，她的心靈深處一直還以為可以破鏡重圓，恢復過去的一切。這一點使她心裡得到安慰。這會兒，當她感到有一股力量將她捲起時，她又痛苦，又惶恐：難道這就永遠、永遠不再恢復了嗎？可憐的克雷莫夫，真可憐啊！為什麼他這樣苦？

「這算怎麼回事兒啊？」她說。

「你是我諾維科夫家的人啦。」他隨口說。

她笑起來，凝視著他的臉。

「你是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嘛。說真的，你是什麼人？」

「這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人了。」

她已經身不由己了。她一面給他往杯子裡倒開水，一面問：

「還要麵包嗎？」

忽然她又說：

「如果克雷莫夫出什麼事，受重傷或者進監獄，我還要回到他身邊去。這一點你要考慮。」

「他因為什麼要進監獄？」他正色問道。

「哼，進監獄還不容易嗎，他過去搞過共產國際，托洛茨基也認識他，看過他一篇文章之後，還說過：‘真精彩！’」

「你試試看，要是再回去，他還要把你趕走呢。」

「你別操心。那就是我的事了。」

他對她說，戰後她將成為一座大房子的女主人，房子將是很漂亮的，房子後面還會有花園。

難道就這樣定了，就這樣一輩子嗎？

不知為什麼她很希望讓諾維科夫明白：克雷莫夫是一個聰明人，一個有才華的人，她對克雷莫夫是有感情的，應該說，是很愛他的。她不希望諾維科夫因為她愛克雷莫夫而產生醋意，但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不自覺地挑動他的醋意。不過她把托洛茨基的話對他說了，這話克雷莫夫只對她一個人說過，現在她也只是對他一個人說。「如果當時還有人知道這件事，克雷莫夫在一九三七年未必能逃脫。」她既然愛諾維科夫，就應該高度信任他，於是，她把一個她對不起的人的命運交給了他。

她的腦子裡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想將來，想今天，想過去，她時而發呆，時而高興，羞澀，忐忑，愁悶，害怕，不知道母親、姐姐、侄子、薇拉，還有不少人會怎樣看待她生活中發生的這一變化。如果諾維科夫和里蒙諾夫談話，聽聽別人談詩歌和繪畫，又會怎樣呢？他不會感到羞慚的，雖然他不知道夏加爾和馬蒂斯……他是強者，強者，強者。連她都服從了。戰爭會結束的。難道，難道她再也見不到克雷莫夫了嗎？天啊，天啊，她乾的什麼事呀。現在就不想這些吧。因為還不知道今後一切會怎麼樣呢。

「現在我才明白：我還一點不瞭解你。我不是開玩笑：你是陌生人。房子、花園，幹嗎要說這些呀？你是當真的嗎？」

「你要是願意，我就復員，到西伯利亞東部什麼地方去，到建築工地上去做一名工長。咱們就住在帶家眷的棚屋裡。」

這是真心話，他不是開玩笑。

「不一定住帶家眷的屋。」

「一定要住。」

「你簡直瘋啦。為什麼要這樣？」她心裡想：「還有克雷莫夫呢。」

「怎麼為什麼？」他驚駭地問。

可是他既不想將來，也不想過去。他覺得很幸福。有時想到，過幾分鐘他們就要分別了，也不覺得可怕。他和她坐在一起，他看著她……她是他諾維科夫的人了……他覺得很幸福。他愛的不是她聰明、漂亮、年輕。他確實一直在愛她。起初他不敢幻想她會成為他的妻子。後來他卻幻想了很多年。但就是今天，他依然帶著靦腆和膽怯的神氣在看她的笑容，聽她的一些帶有譏笑意味的話。不過，他看出來，新的情況出現了。

她看著他準備動身，便說：

「到時候啦，斯捷潘·拉辛該回到沸沸揚揚的隊伍裡去，該把我扔進湧來的浪濤裡啦。」

等到他開始告別的時候，他明白了，她並不是多麼剛強的，女人總歸是女人，哪怕她絕頂聰明，而且很會譏笑人。

「有多少話想說啊，可是什麼也沒有說。」她說。

不過，倒也不是這樣。決定人的一生的最重要的事，在他們相會的時候已經定下來了。他的確是愛她的。

四

諾維科夫朝車站走去。

……葉尼婭，她那心慌意亂的低語，赤裸的雙腳，親熱的低語，在分別時的眼淚，令他迷戀的魅力，她的貧困與純潔，她頭髮的味道，她的可愛的羞澀，她的身體的溫暖，他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工人、士兵式的單純而感到靦腆，又因為自己帶有工人、士兵式的單純而自豪。

諾維科夫順著鐵路線朝前走去，他的熱辣、模糊的思想雲團之中扎進來一根尖尖的針——一個當兵的在路途中的恐懼：軍車是不是開走了？

他老遠看見一節節鐵路貨車、蓋著帆布的一輛輛凸凸稜稜的鋼甲坦克、戴著黑色鋼盔的崗哨，看見掛著白窗簾的軍部車廂。

他從一名立正的哨兵身旁走進車廂。

副官維爾什科夫因為諾維科夫沒有帶他上市裡去，很不高興，所以一聲不響地把統帥部來的密碼電報放到小桌上：開往薩拉托夫，然後開上阿斯特拉罕支線……

涅烏多布諾夫將軍走進來，也不看諾維科夫的臉，而是看著他手裡的電報，說：

「路線定下來了。」

「是的，涅烏多布諾夫同志，」諾維科夫說，「不是路線，是命運已經定了：斯大林格勒！」他又說：「留京中將問候您。」

「啊，啊，啊。」涅烏多布諾夫說。實在弄不清他這冷漠的「啊，啊，啊」是針對什麼的：是對將軍的問候，還是斯大林格勒的命運？

他是一個奇怪的人，諾維科夫覺得他有些可怕：不論路上出什麼事兒——等待對向開來的列車通過，車廂的軸箱發生故障，或者排程員沒及時給發車訊號——這時候涅烏多布諾夫就來了勁兒，說：

「把名字記下來，記下來，這是有意破壞，應該抓起來，壞蛋。」

諾維科夫在內心深處對於所謂人民敵人、富農和富農幫兇沒有仇恨，沒有惡感。他從來不曾想過把什麼人關進監獄，把什麼人送交法庭，或者在大會上揭發什麼人。不過他認為，這種好心腸和恨不起來是由於自己政治覺悟不高。

可是諾維科夫卻覺得，涅烏多布諾夫一見到人，首先出現和馬上出現的便是警惕性，他會抱著懷疑的態度想：「啊呀，親愛的同志，你不是敵人嗎？」昨天他還對諾維科夫和格特馬諾夫說過，有一些反革命的建築師，曾經企圖把莫斯科的一些主要街道變為敵人空軍的降落場。

「依我看，這是胡說八道，」諾維科夫說，「這是軍事上的無知。」

現在涅烏多布諾夫和諾維科夫談起自己喜歡談的第二個話題——談家庭生活。他摸了摸車廂裡的暖氣管，說起戰前不久在他的別墅裡安裝的暖氣裝置。

這個話題出乎意外地使諾維科夫很感興趣，他認為很重要，並且請涅烏多布諾夫畫了一張別墅暖氣裝置的線路圖，他把圖紙摺疊起來，放進軍裝的內口袋。

「將來會用得著的。」他說。

不久，格特馬諾夫走了進來，高高興興地大聲向諾維科夫表示歡迎：「好哇，我們的軍長又回來啦，我們本來還想重新選舉首領呢，以為斯捷潘·拉辛把自己的隊伍扔掉啦。」他眯縫起眼睛，很和善地看著諾維科夫。諾維科夫聽到政委開玩笑，也在笑著，可是他心裡出現了已經成為習慣的緊張。

格特馬諾夫開的玩笑有一個很奇怪的特點，他似乎知道諾維科夫的很多事情，他開的玩笑正是暗示這方面的事。於是他重複了一遍葉尼婭在分別時說的話，不過這當然是無意的巧合。

格特馬諾夫看了看錶，說：

「好啦，兩位大人，該我上市裡去一趟啦，沒意見吧？」

「請吧，您走了，我們在這兒也不會感到寂寞。」諾維科夫說。

「這話對，」格特馬諾夫說，「軍長同志，您在古比雪夫總不會感到寂寞的。」

這句玩笑話就不是巧合了。格特馬諾夫已經站到單間門口，問道：

「軍長同志，沙波什尼科娃同志身體好嗎？」

格特馬諾夫是一本正經的，眼中也沒有笑意。

「謝謝，很好，工作幹得不錯。」

諾維科夫說過這話，就想把話引開，於是便問涅烏多布諾夫：

「涅烏多布諾夫同志，您怎麼不想到市裡去走走？」

「市裡我什麼沒有見過呀？」涅烏多布諾夫回答說。

他們坐在一起。諾維科夫一面聽涅烏多布諾夫說話，一面翻看檔案，看過了就放到一邊，並且不時地說：「噢，噢，噢，您說下去……」諾維科夫一輩子總是向首長彙報，首長在聽彙報的時候總是在看檔案，一面漫不經心地說：「噢，噢，您說下去……」諾維科夫過去總覺得這是一種侮辱，他認為自己永遠也不會這樣做。

「是這樣，」諾維科夫說，「為了維修，咱們應該早點兒要求補充維修技術人員。修車輪的人咱們有的是，可是修履帶的人幾乎一個沒有。」

「我已經寫好了申請表。我想，最好直接交給總指揮，反正總要找他批。」

「噢，噢，噢。」諾維科夫說。他在申請表上籤了字，又說：「要檢查檢査各旅的防空裝置，過了薩拉托夫可能會有空襲。」

「我已經在軍部裡發過指示了。」

「這不管用。應該讓各軍列指揮官各自負責，讓他們在十六點以前彙報情況。要他們親自檢查，親自彙報。」

涅烏多布諾夫說：

「薩佐諾夫擔任旅參謀長的批文已經下來了。」

「真快，簡直像電報。」諾維科夫說。

這一次涅烏多布諾夫沒有朝旁邊看，他笑了笑，知道諾維科夫很懊惱，很不自在。

諾維科夫一向沒有膽量堅決維護他認為特別適宜擔任指揮職務的一些人。一涉及指揮人員的政治可靠性問題，他就洩了氣，就好像人的真正才幹一下子就成了無關緊要的。

但是現在他火了。他不想容忍了。他看著涅烏多布諾夫，說：

「我錯了，為人事檔案犧牲了軍事才能。到前線上咱們要改正。總不能靠人事檔案作戰。一齣什麼問題，我他媽的馬上把他撤了！」

涅烏多布諾夫聳了聳肩膀，說：

「我個人對那個加爾梅克人巴桑戈夫一點意見也沒有，不過最好還是要尊重俄羅斯人。各民族友誼是神聖的事，不過，您該瞭解，在少數民族中，抱敵對態度的人、不可靠的人、面貌不清的人佔的比例很大。」

「這一點在一九三七年就該考慮，」諾維科夫說，「我有一個這樣的朋友，叫米佳·葉甫謝耶夫。他天天在叫喊：‘我是俄羅斯人，這是最要緊的。’可是他這個俄羅斯人也倒了黴，被關起來了。」

「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的情況，」涅烏多布諾夫說，「關的都是壞蛋、敵人。我們是不會無緣無故關人的。過去我們和德國人締結佈列斯特和約，符合布林什維克主義；現在斯大林同志號召徹底、乾淨地消滅侵入蘇聯國土的所有德國人，也符合布林什維克主義。」

又換成教訓的口吻說：

「在我們的時代，布林什維克首先應該是熱愛俄羅斯的人。」

諾維科夫非常氣憤：他諾維科夫對俄羅斯的感情是在戰火中錘鍊出來的，涅烏多布諾夫的俄羅斯感情也許是從諾維科夫不曾跨過的什麼辦公室裡借來的。

他和涅烏多布諾夫談著，非常惱火，想著很多事情，心裡很激動。他兩頰通紅，好像風吹過或者太陽炙曬過，心咚咚跳著，跳得很激烈，無法平靜。

似乎有一個團從他的心上走過，許多靴子齊聲響：「葉尼婭，葉尼婭，葉尼婭。」

已經不再怨恨諾維科夫的維爾什科夫探進頭來，用恭順的語調說：

「上校同志，請允許我報告：炊事員不知怎樣才好，等您吃飯已經等了兩個多鐘頭了。」

「好的，好的，就是要快一點兒。」

一名滿頭大汗的炊事員馬上帶著緊張、幸福和委屈的表情跑進單間裡來，擺起一碟碟烏拉爾醃製品。

「給我來一瓶啤酒。」涅烏多布諾夫懶洋洋地說。

「有，有，少將同志。」炊事員得意地說。

諾維科夫覺得，因為很久沒開葷，現在突然非常想吃，眼淚都急出來了。

「首長已經吃不慣啦。」他在心裡說著，想起剛剛不久前吃的冰冷的波斯丁香。

諾維科夫和涅烏多布諾夫同時朝窗外看了看：一名喝醉的坦克手由一名背槍的民警扶著，歪歪倒倒、踉踉蹌蹌地在鐵路線上走，一面尖聲叫著。坦克手想掙開，想打民警，但是民警把他抱得緊緊的，看樣子，坦克手已經醉糊塗了，一會兒就忘記了要打人，忽然很親熱地在民警的臉上吻了起來。

諾維科夫對副官說：

「這真不成體統，馬上去查清楚，向我彙報。」

「要把這個壞蛋、這個破壞軍紀的分子槍斃。」涅烏多布諾夫說著，把窗簾拉上。

在維爾什科夫那單純的臉上出現了複雜的表情。首先他覺得傷腦筋，這一下子軍長要倒胃口了。同時他又同情那名坦克手。這種同情包含各種各樣的意味：有苦笑，有鼓勵，有同志般的讚賞，有父親般的疼愛，有難過和擔心。

他報告說：「是的，馬上調查，彙報。」又編造理由代為開脫說：「他媽媽住在這裡，他是俄羅斯人，哪兒知道分寸，心裡又難過，很想最後和老母好好話別，所以喝多了一點兒。」

諾維科夫搔了搔後腦勺，把一個碟子拉到自己跟前。「不行，我再也不離開軍車上哪兒去了。」他在心裡對等待他的那個女子說。

格特馬諾夫在快要開車的時候才回來。他滿臉通紅，十分快活，不吃晚飯了，只是吩咐手下人給他開啟一瓶他很喜歡喝的橘子水。他哼哧哼哧地把靴子脫掉，躺到沙發床上，用一隻穿襪子的腳把單間的門掩實。

他對諾維科夫說起一位當州委書記的老朋友告訴他的一些訊息。那位老朋友昨天剛從莫斯科回來。他在莫斯科得到一個人接見，那個人在節慶日子裡有資格登上列寧墓，但還不夠跟斯大林一起，站在麥克風旁邊。那個透露訊息的人當然不是什麼都知道，而且當然也不會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訴這位州委書記，因為這位州委書記只是在伏爾加河畔一個不大的城市裡擔任區委指導員時和他熟識的。這位州委書記又在無形的化學天平上稱了稱談話的物件，從他聽到的訊息中揀出不多的一部分對這位坦克軍政委說了說。當然，這位坦克軍政委對諾維科夫上校說的也只是他從州委書記嘴裡聽到的不多的一部分……

但是這天晚上他說話用的是特別信任的語氣，以前他還沒有用這樣的語氣和諾維科夫說過話。似乎他認為，諾維科夫十分了解馬林科夫有很大的實權，知道除了莫洛托夫之外，只有貝利亞能夠對斯大林同志稱「你」，知道斯大林同志最痛恨擅自行動，知道斯大林同志喜歡蘇祿乾酪，知道斯大林同志因為牙齒不好常常將麵包蘸了酒吃，也知道他臉上的碎麻子是小時候出天花留下的，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早已不是黨內第二號人物，知道斯大林同志近來已經不怎麼賞識赫魯曉夫同志了，不久前甚至在高頻電話裡把他臭罵了一頓。

在談到國家最高領導人時那種推心置腹的語調，談斯大林在和丘吉爾談話時一面畫十字一面笑著說的風趣話，談斯大林對一位元帥的過失的不滿，似乎比那個站在陵墓上的人說的帶有一點兒暗示意味的話，也就是諾維科夫心裡一直在盼望、在揣測的話——馬上就要反攻了！——更為重要。諾維科夫心裡想：「哈，我也進入上層的圈子了！」不由得在心裡得意地傻笑了一下，笑過了，自己也覺得羞慚，不久軍列就開動了，既沒有打鈴，也沒有吹哨。

諾維科夫走到軍車的連廊，開了門，凝視著城市上面黑沉沉的天空。又好像有步兵在心裡咚咚走過：「葉尼婭，葉尼婭，葉尼婭。」悠揚的《葉爾馬克之歌》的歌聲透過軋軋聲與轟隆聲從機車方向飄過來。

車輪軋在鋼軌上的隆隆聲、馱載著一輛輛鋼甲坦克奔赴前方的鐵路貨車的叮噹聲、年輕人的歌聲、伏爾加河上吹來的冷風、浩瀚的星空，這一切似乎都換了一副面貌進入他的心田，不再像一秒鐘以前那樣，也不像戰爭開始以來這整個一年中那樣了，他的心中感到有一種強悍的戰鬥力量，因而泛起一股豪邁的喜悅和劇烈而甜蜜的幸福感，似乎戰爭的面貌變了，完全不同了，不再是隻有痛苦和仇恨的醜陋樣子……從黑暗中飄來的惆悵而悲傷的歌聲也帶有威嚴和豪邁的意味了。

不過很奇怪，今天的幸福感沒有喚起他的善心和寬恕。這種幸福感激發他的仇恨、憤怒，激發他的願望，希望顯示自己的力量，消滅阻擋這種力量的一切。

他回到單間。剛才秋夜是那樣迷人，這會兒卻是車廂裡的滯悶，菸草、燒焦的牛油和鞋油的氣味，紅光滿面的軍部人員身上的汗味。格特馬諾夫穿著睡衣，露著白白的胸膛，靠在沙發床上。

「喂，玩一會兒骨牌吧，怎麼樣？將軍同意了。」

「沒問題，可以打。」諾維科夫回答說。

格特馬諾夫輕輕地打了一個飽嗝兒，用憂慮的口氣說：

「恐怕我有胃潰瘍，一喝酒，肚子就痛得厲害。」

「不應該讓醫生跟著第二軍列先走。」諾維科夫說。

諾維科夫很生自己的氣，心想：「我當時想安排達林斯基，費奧多連科一皺眉頭，我就改變了主意。我對格特馬諾夫和涅烏多布諾夫也說過，他們一皺眉頭，說幹嗎要用受過處分的人，我就害怕了。我推薦巴桑戈夫，他們又說幹嗎要用非俄羅斯人，我又改變了主意……我究竟有沒有自己的主意。」他看著格特馬諾夫，心裡想著，而且偏偏要往荒唐處想：「今天他拿我的白蘭地招待別人，明天我老婆來了，他還想跟我老婆睡覺呢。」

但是他這個有充分信心可以打碎德國戰爭機器的脊樑骨的人，為什麼在同格特馬諾夫和涅烏多布諾夫交談的時候，總感到自己軟弱和膽怯？

在這幸福的一天裡，他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憤恨，憤恨過去多年來的生活現實，憤恨這種已成為他的準則的狀況：那些軍事上無知然而有權有勢、吃慣了佳餚美酒、掛滿了勳章的人們聽他的彙報，恩賜他一間領導人員住房，為他申報獎賞。一些人雖然不知道大炮口徑的大小，念不通別人為他們寫的講話稿，看不懂地圖，滿口的錯字別字，然而總是要領導他。他要向他們彙報。他們沒有文化，並不因為是工人出身，要知道，他的父親、祖父、哥哥也是礦工。有時候他覺得，這些人沒有文化，正是他們的優點，有了這個優點，就不要文化了。他的知識，他的口才，他喜歡讀書，都是他的缺點。在戰前他覺得，這些人比他更有毅力和信心。可是戰爭已經證明了，就在這方面也不是這樣。

戰爭把他推上高階指揮崗位，但實際上仍然不能當家做主。他仍然要服從他一向能感覺到、卻不能理解的勢力。在他統率之下沒有指揮權的這兩個人便是這種勢力的代表。所以，當格特馬諾夫跟他談起那些權勢炙手可熱的人物時，他高興得發了呆。

戰爭遲早會證明俄羅斯將依靠誰——是依靠他這樣的人，還是依靠格特馬諾夫這樣的人。他所幻想的，已經實現了：他愛了很多年的女子，就要成為他的妻子了……這一天，他的坦克軍接到命令，向斯大林格勒進軍。

「諾維科夫同志，」格特馬諾夫忽然說，「您可知道，今天你上市裡去的時候，我和涅烏多布諾夫有一場爭論？」

他欠起身來，喝了一口啤酒，說：

「我這人是直腸子，我要直截了當地告訴你：我們談起了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她的哥哥在一九三七年進入……」格特馬諾夫朝地下指了指，「原來，那時候涅烏多布諾夫認識他，我也認識她的前夫克雷莫夫，此人得到保全，真可以說是奇蹟。他是中央宣講團裡的。所以涅烏多布諾夫說，既然諾維科夫同志得到蘇聯人民和斯大林同志這樣高的信任，就不應該跟社會政治關係不清的人結合。」

「我的個人生活跟他有什麼相干？」諾維科夫說。

「就是這話，」格特馬諾夫說，「這都是一九三七年遺留的問題，不能把這些問題看得太嚴重。不，不，您要正確理解我的意思。涅烏多布諾夫是一個很好的人，忠誠無私，是斯大林式的堅定的共產黨員。但是他有一個小小的缺點——有時看不見、感覺不到新事物的出現。他認為最主要的是摘引革命導師的著作。至於現實生活所提供的經驗教訓，他卻往往看不見。有時似乎他都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什麼樣的國家裡，他摘引的又是一些什麼。戰爭教給我們許多新東西。羅科索夫斯基中將、戈爾巴托夫將軍、普爾杜斯將軍、別洛夫將軍都坐過牢嘛。可是斯大林同志認為可以讓他們指揮軍隊。今天，我去拜訪的米特里奇就對我說了說羅科索夫斯基從勞改營裡直接調任集團軍司令的情形：他正在棚屋的洗臉池裡洗裹腳布，就有人跑去叫他：‘快點兒！’他以為連腳布都不准他洗了，因為昨天一個頭頭兒還審訊他，把他打了一頓。誰知，一架飛機把他直接送進了克里姆林宮。我們還是應該從這一點得出一些結論的。可是咱們的涅烏多布諾夫是一九三七年的積極分子，他頭腦僵化，立場是不會改變的。不知道沙波什尼科娃這位哥哥犯的是什麼罪，如果還活著的話，也許貝利亞同志現在也會把他放出來，讓他指揮一個集團軍。克雷莫夫還在軍隊裡嘛。人還好好的，還是黨員。有什麼事呢？」

但是這番話偏偏把諾維科夫惹火了。

「這跟我有屁關係！」他用老大的嗓門兒說。他第一次聽到自己的嗓門兒有這樣響亮，自己也覺得吃了一驚。「沙波什尼科夫是不是敵人，跟我有什麼相干？我連認都不認識他！托洛茨基是對這個克雷莫夫談過他的文章，說他的文章寫得十分精彩。這跟我又有什麼相干？精彩就精彩好了。就讓托洛茨基，就讓雷科夫，就讓布哈林，就讓普希金拼命讚賞他好了，跟我的生活有什麼相干？我又沒讀過他的精彩文章。這跟沙波什尼科娃又有什麼關係？怎麼，難道是她一九三七年以前在共產國際工作過？同志們，好好領導作戰吧！乾點真正的工作！讓我告訴你，算了吧！夠啦！」

他的兩頰火辣辣的，心劇烈地跳著。他的思想是清楚、分明、強烈的，可是腦子裡迷迷糊糊：「葉尼婭，葉尼婭，葉尼婭。」

他聽著自己在說話，自己感到吃驚：難道這是他，竟敢這樣毫無顧忌地在對一位黨的大幹部說話？他心裡覺得痛快，同時剋制著後悔和擔心的心情，看了看格特馬諾夫。

格特馬諾夫忽然從沙發床上跳起來，張開兩條老粗的胳膊，說：

「諾維科夫同志，讓我來擁抱你，你是真正的男子漢。」

諾維科夫愣了一會兒，便和他擁抱，互相吻了吻，格特馬諾夫朝著過道里喊道：

「維爾什科夫，把白蘭地給我們拿來，軍長和政委現在要喝交誼酒啦！」

五

葉尼婭收拾好了房間，心想：「好了，行了。」就好像這一下子房間也潔淨了，床也鋪平整了，枕頭也不打皺了，她的心也不亂了。但是等到床頭邊再也沒有菸灰，最後一個菸頭兒也從小架子邊上撿走之後，葉尼婭明白了，她一直是想欺騙自己，明白了在這世界上她什麼也不需要，就需要諾維科夫。她真想把她生活中發生的這件事對索菲亞·列文頓說說，就要對她說，不是對媽媽，不是對姐姐。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為什麼她想把這事對索菲亞說說。

「啊，索涅奇卡，索涅奇卡·列文頓尼哈。」葉尼婭把心裡想的說出聲來。

後來她想到，瑪露霞已經不在了。她明白，沒有他是不能活下去的，她拿手拼命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後她說：「算了，我誰也不需要！」她說過這話，卻又在諾維科夫掛軍大衣的地方跪下來，說：「你要活下去啊！」

然後她心裡想：「真是虛偽，我真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她故意折磨起自己，不出聲地自己對自己說起話來，假託一個又鄙俗又尖刻的人之口，不知是女人還是男人：「哼，這個女人沒有男人就受不住，風流慣了，又是在這風風雨雨的年月……已經扔掉一個啦，當然，她怎麼會看得起克雷莫夫，他連黨內都待不穩。這會兒她要做軍長夫人啦。又是那樣魁偉的男子漢！哪一個女人都會想的，當然了……他不用花什麼力氣，她已經什麼都給他了，不是嗎？不用說，這會兒夜裡該睡不著覺了，又擔心他被打死，又擔心他找上一個十九歲的電話員姑娘。」那個鄙俗而下流的人似乎窺見了連葉尼婭自己也不知道的一個念頭，就又說：「沒什麼，沒什麼，你很快可以跑去找他嘛。」

她真不懂，為什麼她不愛克雷莫夫了。不過這會兒也不需要懂了——她已經感到很幸福了。

忽然間，她不由得想起，是克雷莫夫阻礙著她的幸福。他一直站在她和諾維科夫中間，是他使她快活不起來。他還在毀壞她的生活。為什麼她就應當永遠痛苦，為什麼還要受良心責備？有什麼辦法，不愛就是不愛！他究竟要她怎樣，為什麼他要一個勁兒地跟著她？她有權做一個幸福的女人，有權愛她愛的男人。為什麼她總覺得克雷莫夫是個弱者，是個沒辦法、沒主意、孤孤單單的人？他並不多麼軟弱！並不多麼善良！

她對克雷莫夫憤恨起來。她決不拿自己的幸福給他做犧牲，決不，決不……他是一個殘酷、狹隘的人，是一個頑固的狂熱分子。她永遠看不慣他對受難遭殃的人那種冷漠態度。這和她，和她媽媽、爸爸多麼不同啊……就在俄羅斯和烏克蘭農村成千上萬的婦女兒童在可怕的饑饉中痛苦死去的時候，他竟說：「富農不值得憐惜。」在亞戈達和葉若夫那時候，他說：「沒有罪的人是不會被抓的。」有一次媽媽說，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曾經用大船把商人、房產主和他們的家小送到伏爾加河心裡，把他們淹死，其中就有瑪露霞在中學裡的同學，有米納耶夫家、戈爾布諾夫家、卡薩特金家、薩波什尼科夫家，克雷莫夫聽了後，卻很激烈地說：「對待這些仇恨革命的人，您說該怎麼辦？拿甜餅喂他們嗎？」為什麼她沒有幸福的權利？為什麼她就應該痛苦，應該憐惜一個從來不憐惜弱者的人？

但是在她的心的深處，在她痛恨和發狠的同時，她也知道自己是不對的，克雷莫夫並不那麼殘酷。

她脫下她在古比雪夫集市上換來的厚裙子，穿起她自己夏季穿的裙子，這是斯大林格勒大火後留下來的唯一一條裙子，一天傍晚她就是穿著這條裙子和諾維科夫一起站在斯大林格勒濱河大街霍爾祖諾夫紀念碑前的。

在亨利遜老奶奶被送走前不久，葉尼婭問她，過去是不是愛過什麼人。

老人家很不好意思，說：

「是的，愛過一個黃鬈髮、藍眼睛的男孩子。他穿的是絲絨夾克，襯衣領子雪白雪白的。那年我十一歲，我和他不認識。」

這會兒那個穿絲絨夾克的鬈髮男孩子在哪兒呢？亨利遜老人家又在哪兒呢？

葉尼婭坐到床上，看了看錶。一般在這個時候沙爾戈羅茨基都要到她這兒來的。啊，她今天可不想聽什麼高深的談論。

她很快地穿起大衣，紮好頭巾。已經沒意思了——軍車早已開走了。

在車站的牆腳下，許許多多的人坐在提箱和包裹上。葉尼婭在車站的小巷道里漫步走著，有一個女子問她有沒有乘車用餐券，另一個女子問她有沒有乘車憑證……有些人迷迷糊糊地用懷疑的目光打量她。有一列貨車很沉重地從第一道線路開過，車站的牆抖動著，站房的窗玻璃叮叮噹噹響了起來。似乎她的心也在打顫。擦著車站欄杆滑過的是一臺臺平板貨車，上面是一輛輛的坦克。

她忽然充滿了幸福感。一輛又一輛坦克滑過，還有雕塑一樣坐在坦克上的一個個頭戴盔形帽、斜挎衝鋒槍的紅軍戰士。

她像小孩子一樣揮著手臂，朝家裡走去。她把大衣敞開，看著自己夏季穿的裙子。夕陽忽然把一條條街道照得十分明亮，寒冷陰沉、破破爛爛、塵土飛揚的冬季即將降臨的城市，一下子變得喜氣洋洋，呈現出鮮亮的玫瑰色。她走進樓房，居民小組長加林娜因為今天在過道里見過前來找葉尼婭的上校，所以露出一副巴結的神氣，笑著說：

「有您的信。」

「噢，是我時來運轉啦。」葉尼婭心裡想著，把信封打了開來。信是從喀山來的，是媽媽寫來的。她看過前面幾行，就小聲叫了起來，驚慌地喚道：

「托里亞呀，托里亞呀！」

六

夜裡在大街上突然意外地出現在維克托腦子裡的那一想法，成了新理論的基礎。他研究了幾個星期得出的方程式完全沒有擴充套件物理學家們承認的傳統理論，沒有成為其補充部分。相反，傳統理論本身對於維克托得出的新的普遍結論倒成了部分現象，他的方程式把似乎包羅萬像的傳統理論包羅進去了。

維克托暫時不再上研究所去，實驗室的工作由索科洛夫領導。維克托幾乎不出門，只是在房裡走來走去，有時在桌邊坐一陣子。晚上有時出去散散步，專揀車站附近的偏僻街道走一走，為的是不碰上熟人。他在家裡的生活依然和平常一樣：吃飯時說說笑話，看報，聽新聞廣播，逗逗娜佳，向岳母問問工廠的情形，和妻子說說話。

柳德米拉覺得，丈夫在這些日子裡和她一樣了，做一切事情都是出於習慣，就像上了發條的鐘表，心裡對外在的生活沒有什麼感覺，他生活得很輕鬆，只是因為這生活他已經習慣了。但是這種相似並沒有使柳德米拉和丈夫接近起來。這種相似是表面的。實際上是完全相反的原因使他們和家裡人在思想上疏遠了，完全相反的原因決定著他們對生和死的態度。

維克托不懷疑自己的成果。這樣的信心他從來不曾有過。但是恰恰就在這時候，在把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科學結論表現為公式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懷疑其正確性。在他想到一系列方程式，可以重新解釋廣泛的物理現象的那幾分鐘裡，他不知為什麼再也不像平素那樣喜歡懷疑和動搖了，立刻就感覺出這一思路是正確的。

就連現在，當他進行的複雜的數學運算快要結束，他一再地檢查自己的推論過程的時候，他的信心也沒有超過在空蕩蕩的大街上突然冒出來的猜想使他大吃一驚的那時候。

有時候他想看清楚他走過的道路。從表面看，似乎一切都十分簡單。

實驗室裡進行的試驗應該可以證實理論的推斷。事實上卻沒有證實。試驗結果與理論的矛盾，很自然地使人懷疑試驗的準確性。根據許多研究者幾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理論，而且這一理論也闡明瞭一些新的研究試驗中的許多現象，這樣的理論似乎是不可動搖的。反覆的試驗一次又一次表明，參與核反應的帶電粒子出現的偏離，依然完全不符合理論的推斷。不論怎樣改進試驗的準確性，不論怎樣校正測量儀器，調變攝取核爆炸影像的感光劑，都不能解釋這種完全不相符合的現象。

這時候才清楚，試驗結果是不容懷疑的，於是維克托便千方百計修補理論，將一些任意的假設納入理論中，為的是使實驗室中得到的新的試驗資料服從於理論。他所做的一切，都由於他承認最基本、最主要的一點：理論來自試驗，因此試驗不能和理論相矛盾。為了使理論和新的試驗相符合，花費了大量的勞動。但是傳統的理論，似乎永遠不能偏離、不能違背的理論，即使修補過，也仍然不能解釋越來越矛盾的試驗資料。修補以後仍然無能為力，就和沒有修補一樣。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新的想法。

舊的理論不再是基礎，不再是根本，不再是包羅永珍的整體。舊理論不是錯誤，不是荒唐的迷誤，但是卻作為區域性性答案進入了新的理論……太后起身朝拜起新的王后。這一切都是在轉瞬間發生的。

維克托一想到他腦子裡出現新理論的情形，就感到意外和驚愕。

在這裡，理論與試驗相聯絡的簡單邏輯完全不存在了。似乎地上的腳印兒沒有了，他看不清他走過的道路。

以前他總認為，理論來自試驗；試驗產生理論。他認為，理論與新的試驗資料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導致包羅性更廣的新理論的產生。但是事情很奇怪——他相信，實際情形完全不是那樣。他取得成就，偏偏是在他既不想以理論聯絡試驗，也不想以試驗聯絡理論的時候。

新的理論似乎不是來自試驗，而是來自維克托的頭腦。這一點他理解得十分淸楚。新理論是很自然地出現的。頭腦產生了理論。理論的邏輯推理及其因果關係，都和馬爾科夫在實驗室裡進行的試驗沒有聯絡。似乎理論是從自由自在的思想遊戲中自然而然產生的，這種似乎與試驗無關的思想遊戲就能夠解釋所有老的和新的豐富的試驗資料。

試驗是外部推動力，促使腦子進行思考。但試驗不能決定思考的內容。

這是使人吃驚的……

他的腦子裡充滿了數學關係式、微分方程、機率法則、高等代數定律和數論定律。這些數學關係獨立地存在於冥冥之中，超越原子核世界和星際世界，超越電磁場和引力場，超越時間和空間，超越人類歷史和地球的地質史。但是卻在他的頭腦中。

同時他的頭腦裡也充滿了另外一些關係和定律——量子關係，力場，可以判斷核反應過程實質的恆量、光的運動、時間與空間的收縮與延伸。事情很奇怪，在一個理論物理學家看來，物質世界的變化過程僅僅是空洞的數學天地中各種定律的反映。在維克托的頭腦裡，不是數學反映世界，而是世界成了微分方程的投影，世界是數學的映像。

同時他的腦子裡也充滿了計量器和儀表所顯示的數字，在感光劑和照相紙上記錄粒子和核爆炸運動的一條條虛線。

同時他的腦子裡也有樹葉的颯颯聲，也有月光，有小米飯和牛奶，有爐火的呼呼聲，有樂曲聲，有狗吠聲，有羅馬的元老院，有蘇聯情報局的戰報，有對奴役的仇恨，有對南瓜子的喜好。

理論就是從這種雜七雜八的狀態中冒出來，浮上來的，是從它的深處鑽出來的，那兒既沒有數學，也沒有物理，沒有物理實驗室的試驗，沒有現實的經驗，那兒沒有意識，只有下意識的可燃的泥炭……

與現實世界沒有聯絡的數學推理，反映、表現和體現在現實的物理學理論中，而理論忽然又極其精確地化作複雜的虛線狀的圖案，印在照相紙上。在頭腦裡產生了這一切的人，看著證實了他所發現的真理的一道道微分方程和一片片照相紙，抽搭起來，不住地揩著往外直湧的幸福的淚水。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那些不成功的試驗，如果不出現那些混亂、不合理的情形，他和索科洛夫就勉勉強強修補舊理論了，那他們就錯了。

幸虧，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沒有向他們的固執讓步，多麼好呀！

話說回來，儘管新的見解產生於頭腦，但還是與馬爾科夫的試驗有關係的。確實，如果世界上沒有原子核和原子，在人的頭腦裡也就不會有其概念，這話是不錯的，是的，是的，如果沒有精密的儀器，如果沒有莫斯科水電站，沒有冶金爐和純質的試劑，那麼，數學在理論物理學家的頭腦裡也無法預測現實。

維克托感到驚異的是，他取得他的最高科學成就，偏偏是在他十分痛苦的時候，在他的腦子天天被愁悶壓得非常難受的時候。怎麼會出現這種情形？

為什麼偏偏在一場使他惴惴不安的危險、大膽而尖銳的談話，跟他的研究毫不相干的談話之後，一切未解決的問題忽然在短短的瞬間找到了答案？不過，當然，這是無關緊要的巧合。

要想弄清楚這一切，是很難的……

研究工作完成了，維克托很想談談這項研究。在這之前他沒有想過可以和什麼人談自己的想法。

他很想看到索科洛夫，想寫信給契貝任。他在想象，曼德爾施塔姆、約費、朗道、塔姆、庫爾恰托夫等人將怎樣看待他的新方程式，局裡、科裡、實驗室的同事們又會是什麼態度，新方程會給列寧格勒的人什麼樣的印象。他開始考慮，用什麼標題發表他的著作。他開始思索，偉大的丹麥科學家會怎樣對待他的專著，費密會說什麼。也許，愛因斯坦會讀到他的專著，會寫信給他。什麼人會表示反對？他的研究有助於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呢？

他不想跟妻子談他的研究。一般在寄出公務方面的信件之前，他都要先念給柳德米拉聽聽。每次他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什麼熟人，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柳德米拉肯定會覺得吃驚。他和研究所長爭論，說過一句尖銳的話，馬上就會想：「我要對柳德米拉說說，我是怎樣罵他的。」他不能想象看電影或者看戲沒有柳德米拉坐在一起，或者小聲對她說：「天啊，簡直是胡謅。」使他動心、使他不安的事，他都要跟她說一說；他還在大學上學的時候就說過：「你知道嗎，我覺得，我是個呆子。」

為什麼他現在不說了呢？也許，他想跟她談自己的事是因為相信她對他的事比對自己的事更關心，他的事就是她的事？現在已經不這樣相信了。是她不愛他了？也許，是他不再愛她了？

不過他還是對妻子說了說自己在研究方面的情況，雖然他不願意和她談。

「你可知道，」他說，「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現在我不管出什麼事，哪怕朝我這心口來一下子，我這一輩子也不算白活了。要知道，正是現在我才第一次不怕死，哪怕馬上死也不怕了，這不是，你看，搞出來啦！」

他把桌上寫得滿滿的一頁紙指給她看。

「我毫不誇張：這是研究核能量性質的新觀點，新原理，是的，是的，這是開啟許多關閉的大門的鑰匙……你該知道，在小時候，不，不是小時候，不過，有這樣一種感覺，就好像從漆黑死寂的水裡忽然冒出一朵睡蓮，哈，太美了！」

「我太高興啦，太高興啦，維克托。」她說著，笑了起來。

他看出，她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是在為他高興和激動。

她也沒有把他對她說的事告訴母親，也沒有告訴娜佳，看樣子，她已經忘了。

晚上，維克托去找索科洛夫。

他不僅想和索科洛夫談談自己的研究。他很想和他敘敘自己的心情。索科洛夫會理解他的。索科洛夫不光是聰明，而且心地善良純潔。與此同時，他又擔心索科洛夫會提起他那晚發表的大膽言論。索科洛夫喜歡解釋別人的所作所為，喜歡囉裡囉唆地教訓人。

他已經很久沒上索科洛夫家裡來了。大概在這段時間裡，在索科洛夫家裡已經聚會過三四次了。有一會兒他似乎看見了馬季亞羅夫那凸出的眼睛。「這傢伙膽子真大。」他想道。奇怪的是，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幾乎沒有想起晚間的聚會。就是現在他也不願意想。總有一種擔憂、恐懼和在劫難逃的感覺跟這種晚間的談話聯絡著。是的，他們太肆無忌憚了，說喪氣話，可是，你們瞧，斯大林格勒支援住了。德國人被抵擋住了，疏散的人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他昨天對柳德米拉說，現在他不怕死，就是馬上死也不怕。可是他還是很怕去想他那些牢騷話。馬季亞羅夫簡直是毫無顧忌。細想起來就更可怕了。卡里莫夫所懷疑的事是十分可怕的。萬一馬季亞羅夫真的是拿話引話，彙報上去，怎麼辦？

「是的，是的，死也不怕了，」維克托想道，「不過我這個無產者現在有東西可以丟失了，不光是鎖鏈。」

索科洛夫正穿著家常外衣坐在桌邊，在看書。

「瑪利亞在哪兒？」維克托驚訝地問道，並且對自己的驚訝感到驚訝。他看到她不在家，心裡若有所失，就好像他是準備和她談理論物理的，不是和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一面把眼鏡往套子裡塞，一面笑著說：

「難道瑪利亞一定要時時刻刻坐在家裡嗎？」

維克托對索科洛夫詳細講解自己的想法，並且列出方程式，激動得氣喘咳嗽，語無倫次。索科洛夫是瞭解他想法的第一個人，因此維克托對事情又有新的、完全不同的感覺。

「就是這些。」維克托說。他的聲音哆嗦著，他感覺出索科洛夫也很激動。

他們都不作聲了。維克托覺得這種沉默是好事。他低頭坐著，皺著眉，憂鬱地搖著頭。最後他膽怯地、很快地看了看索科洛夫——他覺得索科洛夫的眼裡有淚水。

在這可怕的、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時候，兩個人坐在這寒磣的小房間裡。在他們和生活在其他國家的人們以及生活在幾百年以前的人們之間有著神奇的聯絡。以前的人們思想純正，一心想完成人類應當完成的最高尚、最美好的事業。

維克托很希望索科洛夫以後也不說話。這種沉默是天大的好事……他們沉默了很久。後來索科洛夫走到維克托身邊，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維克托覺得，索科洛夫馬上就要哭了。

索科洛夫說：

「太好了，太妙了，太美妙了。我衷心祝賀您。多麼帶勁兒，多麼有說服力，多麼漂亮啊！您的論斷就是從美學角度來看也是完美無缺的。」

這一下子維克托更是激動不已，他在心裡說：「噢，天啊，天啊！不過這是麵包，不是美學上的事。」

「哦，您瞧，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索科洛夫說，「您原來那樣洩氣，想把一切停下來，等回到莫斯科再說，真是太不應該了。」他用維克托最討厭的神學教員的口氣說起來：「你的信心太差，耐性太差。這往往對您很有影響……」

「是啊，是啊，」維克托連忙說，「我知道。我一走進死衚衕就覺得難受，就悶得受不了。」

可是索科洛夫議論起來，他這會兒說的一切，維克托都不喜歡，雖然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維克托的成就的意義，並且給予極高的評價。但是維克托覺得任何評價都使人不快，都沒有一點意思。

「您的研究預示著了不起的結果。」

什麼「預示著」，簡直是渾蛋話。不用索科洛夫說，維克托也知道他的研究「預示著」什麼。結果乾嗎還要預示？研究本身就是結果，用不著預示什麼。

「您採用的是獨特的解決方法。」

沒什麼獨特的……很普通，是麵包，黑麵包。

維克托特意談起實驗室日常的工作。

「順便說說，我忘了告訴您，我收到烏拉爾的來信，咱們訂購的儀器，交貨時間要延期了。」

「瞧，瞧，」索科洛夫說，「等儀器送來，咱們已經在莫斯科了。這也有好的一面。要不然儀器來了咱們在喀山又不能安裝，那樣肯定會招來批評，說我們不積極完成選題計劃。」

他囉裡囉唆地談起實驗室的事，談起完成選題計劃的問題。儘管是維克托自己把話題轉向研究所的日常事務，現在索科洛夫如此輕易地撇開主要的、重大的話題，他還是感到很不痛快。

此時此刻維克托分外感到自己的孤獨。

難道索科洛夫不明白，現在談的是比一般的研究所選題更大的東西？

這大概是維克托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學成果；這一成果將影響物理學家們的理論觀點。索科洛夫顯然從維克托的臉色看出來，不應該這樣輕易地、忙不迭地轉向日常事務的話題。

「很有意思，」他說，「您完全從新的角度證實了中子和重原子核的這一問題。」他用手掌做了一個動作，就像是一架雪橇從陡坡上又快又平穩地飛馳下來。「在這方面，新儀器咱們還是用得著的。」

「也許是的，」維克托說，「不過我覺得這是區域性性的。」

「噢，可不能這樣說，」索科洛夫說，「這種區域性夠大的，這是巨大的能量，您必須認識到。」

「嗯，隨它去吧，」維克托說，「有意思的是，我覺得，對微觀能量方面的觀點變了。這會使有些人高興，免得閉著眼睛原地踏步。」

「他們也算不上多麼高興，」索科洛夫說，「就好像有些運動員，看到別人創了紀錄，而不是他們創紀錄時，表現出的那種高興。」

維克托沒有冋答。索科洛夫觸及了不久前在實驗室裡爭論過的問題。

在那次爭論的時候，薩沃斯季揚諾夫說，科學家的研究很像運動員的訓練，科學家也要進行準備和訓練，在解決科學問題時，其緊張程度不次於運動員的緊張。也是在創紀錄。

維克托，特別是索科洛夫，聽到薩沃斯季揚諾夫這樣說，非常生氣。

索科洛夫甚至做了長篇發言，把薩沃斯季揚諾夫叫做新的犬儒主義者，從他的發言可以感覺到，似乎科學像宗教一樣神聖，似乎人類對神聖天國的嚮往就表現在科學研究中。

維克托明白，他在爭論時生薩沃斯季揚諾夫的氣，不只是因為他說的不對。因為他自己有時就感到像運動員那樣高興，那樣激動和嫉妒。

但是他知道，緊張、嫉妒、狂熱、創紀錄的感覺、運動員的激動都不是實質，只是他和科學的關係的表象。他生薩沃斯季揚諾夫的氣，不僅因為他說對了，也因為他說的不對。

他在年幼時心中就產生的對科學的真正感情，他對任何人，甚至對妻子都沒有說過。他高興的是，索科洛夫在同薩沃斯季揚諾夫爭論中說出了對科學的正確而高尚的看法。

為什麼現在索科洛夫忽然說起科學家像運動員呢？他為什麼說這話？為什麼偏偏在這特別的、對於維克托特別要緊的時候說？他感到慌亂、不快，便很尖銳地向索科洛夫問道：

「索科洛夫同志，既然不是您創的記錄，您是不是因為咱們剛才談的事不高興呀？」

索科洛夫這時候正在想著，維克托想出的答案是那麼簡單，不用說，在他索科洛夫的腦子裡已經有了，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也會說出來的。

索科洛夫說：

「是的，就是這樣，就像洛倫茲那樣不高興，因為不是他自己，而是愛因斯坦完成了洛倫茲的方程式。」

他極其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倒是維克托後悔自己氣量小了。

但是索科洛夫馬上又說：

「這是開玩笑，當然是開玩笑。這跟洛倫茲毫無共同之處。我沒有那樣想。不過還是我說的對，不是您說的對，雖然我沒有這樣想。」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維克托說。不過他的惱火還沒有消下去，而且他徹底明白了，索科洛夫就是這樣想的。

「今天他不誠實了，」維克托想，「他真是單純得像個孩­子一樣，一作假，馬上就露了餡兒。」

「索科洛夫同志，」他問道，「到星期六，你們家還像往常一樣有人集會嗎？」

索科洛夫動了動強盜相的大鼻子，準備說點什麼，但是什麼也沒有說。維克托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他。索科洛夫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瞞您說，我已經不喜歡這種茶餘閒談了。」現在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維克托，維克托沒有說話。他又說：「您要問為什麼？您自己也明白……這不是說著玩兒的。簡直是亂說一氣。」

「您並沒有亂說呀，」維克托說，「您沒說什麼話嘛。」

「哼，您要知道，問題就在這裡呢。」

「好吧，你們都上我家裡去吧，我非常歡迎。」維克托說。

真難理解！他也作假了！幹嗎他要說謊？他在心裡也贊同索科洛夫的態度，卻為什麼要和他爭論？他也害怕這樣的聚會嘛，現在他還是不希望有這樣的聚會。

「為什麼上您家裡？」索科洛夫問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我就坦率地告訴您吧：我和我的親戚，和主要的發言人馬季亞羅夫吵了一場。」

維克托很想問：「索科洛夫同志，您相信馬季亞羅夫是個忠厚人嗎？您能為他擔保嗎？」但是他卻說：

「這有什麼？都是自己嚇唬自己，好像說一句大膽的話，國家就會垮臺。您和馬季亞羅夫爭吵，倒是很遺憾。我很喜歡他。非常喜歡！」

「在俄羅斯最困難的時候，專挑俄羅斯人的毛病，實在不太好。」索科洛夫說。

維克托又想問：「索科洛夫同志，說正經的，您相信馬季亞羅夫不會去彙報嗎？」但是他沒有提這個問題，只是說：

「對不起，恰好這會兒不那麼困難了。斯大林格勒的局面正在好轉。我們也造好了遷回的名單。您可記得兩個多月以前的情況？腦子裡整天想的是上烏拉爾，進原始森林，上哈薩克。」

「那就尤其不應該，」索科洛夫說，「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說喪氣活。」

「喪氣話？」維克托反問道。

「就是喪氣話。」

「您是怎麼啦，真的，索科洛夫同志。」維克托說。

他和索科洛夫告過別，可是心裡還是有一股困惑和苦悶。

他感到孤獨得不得了。從早晨他就心神不定，思索著他怎樣和索科洛夫見面。他感到這將是一次不平常的會面。可是，索科洛夫說的一些話，他覺得幾乎都是不真誠的，是很庸俗的。

他也很不真誠。他的孤獨感依然沒有消失，而且更強烈了。他走出門來，走到大門口，有一個不高的女聲喊了他一聲。他聽出這是誰的聲音。

瑪利亞被路燈照亮的臉，她的兩頰和額頭，因為有雨水，亮閃閃的。她穿著舊大衣，頭上裹著毛頭巾，這位科學院士和教授的夫人簡直成了戰爭疏散時期貧困的化身。

「真像一個售貨員。」他想道。

「柳德米拉怎麼樣？」她問道。她那黑黑的眼睛裡的凝視的目光卻盯著維克托的臉。

他把手一揮，說：「還是那樣子。」

「明天我早一點兒上您家去。」她說。

「就這樣您已經是她的守護天使了，」維克托說，「幸虧，索科洛夫能忍耐，他是孩子，沒有您，一個鐘頭也不能過，可是您卻離不了柳德米拉。」

她還在若有所思地看著他，似聽見又似沒聽見他的話，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今天您的臉和往常完全不同。您有什麼好事兒吧？」

「為什麼您認為是這樣？」

「您的眼睛和往常不一樣，」她忽然說，「您的研究取得了好結果，是嗎？哦，您瞧，可是您還以為山窮水盡了呢。」

「您這是從哪兒知道的？」他問道，並且在心裡說：「哼，娘們兒就是藏不住話，一定是柳德米拉對她說的。」他把自己的氣憤掩藏在取笑的口氣中，問道：

「您究竟在我的眼睛裡看到了什麼？」

她思索他的話，有一會兒沒有作聲。她沒有理會他的取笑口氣，只是說：

「在您的眼睛裡總是有一種苦悶的神氣，可是今天沒有了。」

於是他忽然對她說起來：

「瑪利亞，事情多麼奇怪呀，我覺得，我現在完成了我一生的大事。因為科學是麵包，是精神麵包。而且要知道，這是在這樣痛苦、這樣艱難的時候完成的。多麼奇怪，生活中的一切多麼難以理解呀。唉，我真想……算了，沒什麼……」

她聽著，還在看著他的眼睛，小聲說：

「我要是能夠把痛苦趕出你們的家門有多好呀。」

「謝謝，瑪利亞。」維克托一面告別，一面說。他心裡一下子寧靜下來，就好像他就是來看她的，而且也說出了他想說的話。

過了一分鐘，他便忘了索科洛夫夫婦，走在昏暗的大街上，寒氣從一扇扇大門下往外鑽，十字路口的狂風吹得大衣下襬撲撲直抖。維克托聳了聳肩，皺著眉頭：難道母親永遠、永遠不會知道兒子今天的事情了嗎？

七

維克托召集了實驗室的同事們，即物理學家馬爾科夫、薩沃斯季揚諾夫、安娜·納烏莫芙娜·魏斯帕比爾，機械師諾茲德林，電工佩列佩裡律，対他們說，懷疑儀器不完善是沒有根據的。正因為測量特別精確，所以不論試驗條件怎樣改變，得出的結果都是一樣。

維克托和索科洛夫專門從事理論研究，實驗室的試驗工作由馬爾科夫領導。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善於解決試驗中的疑難問題，準確無誤地掌握複雜的新儀器的原理。

維克托很佩服馬爾科夫對待他不熟悉的儀器的信心，他不必看什麼說明書，幾分鐘工夫就能掌握其主要原理和細微零件的功能。他顯然把物理儀器當做活物的身體，他認為，只要看見貓，就自然能看見貓的眼睛、尾巴、耳朵、爪子，能摸到貓的心跳，能說出哪一部分是管什麼用的。

每當實驗室裡安裝新的儀器，需要做細緻精密活兒的時候，性情高傲的機械師諾茲德林就成了王牌中的大王。喜歡說笑話的淺色頭髮的薩沃斯季揚諾夫在說到諾茲德林時，笑著說：

「等他死的時候，把他的一雙手送到腦科研究所去研究研究。」

但是諾茲德林不喜歡開玩笑，他不把從事研究的同事放在眼裡，他明白，沒有他的一雙能幹的手，實驗室裡的事情就幹不成。

薩沃斯季揚諾夫是實驗室裡大家都喜歡的人。不論解決理論問題還是試驗中的問題，他都有兩下子。他幹起任何事情，都是那樣輕鬆，快捷，毫不吃力。

即使在最陰暗的秋天，他那發亮的小麥色頭髮也好像沐浴在陽光裡。維克托每看到他，心裡就想，他的頭髮放光是因為他的智慧也是明亮剔透的。索科洛夫也很器重薩沃斯季揚諾夫。

「是的，你我這樣的丑角和書呆子，都比不上他，他能抵得上你、我，再加上馬爾科夫。」維克托對索科洛夫說。

實驗室裡愛說俏皮話的人管安娜·納烏莫芙娜叫「母雞加公馬」。她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和耐性。有一次，為了考察感光乳劑的變化，她守著顯微鏡坐了十八個小時。

很多研究所部門的領導人認為維克托很幸運——他的實驗室工作人員配搭得很好。維克托也常常開玩笑說：「每個主任都有跟他般配的工作人員……」

「以前我們一塊兒操心，一塊兒發愁，」維克托說，「現在我們可以一塊兒高興了。馬爾科夫教授進行試驗是沒有話說的。在這裡面，當然也有機械小組的功勞，也有試驗員們的功勞，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做過幾百、幾千次計算。」

馬爾科夫很快地咳嗽了幾聲，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很希望您儘量把您的觀點說詳細點兒。」

他放低了聲音，又說道：

「我聽說，科契庫羅夫在鄰近領域的研究使人們在實踐方面產生了希望。我聽說，莫斯科方面已經來詢問他的研究成果了。」

馬爾科夫一般都瞭解各種各樣事件的底細。當軍車載著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往外疏散的時候，馬爾科夫總能給車廂裡打聽來各種訊息：線路阻塞，更換車頭，一路上有多少食品供應站，等等。鬍子拉碴的薩沃斯季揚諾夫故作憂慮地說：

「遇到這種事兒，我一個人要把實驗室的酒精喝光了。」

安娜·納烏莫芙娜是個大社交家，她說：

「瞧，咱們多走運，可是在基層工會的生產會議上已經有人說咱們犯了死罪啦。」

機械師撫摩著癟下去的兩頰，沒有說話。

一條腿的電工佩列佩裡津的臉頰慢慢紅了，他沒有說一句話，柺杖叭的一聲掉在地上。維克托這一天非常愉快，非常高興。上午，年輕的所長皮敏諾夫就和維克托通了電話，對他說了不少好話。

皮敏諾夫乘飛機上莫斯科去了——正在做最後的準備工作，研究所幾乎所有的部門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皮敏諾夫最後說，「咱們很快就要在莫斯科見面了。我很幸運，我感到自豪，就在我擔任所長期間，您完成了您了不起的研究專案。」

在實驗室工作人員大會上，一切情形都使維克托感到愉快。馬爾科夫常常嘲笑實驗室的情況，他說：「咱們的博士、教授有一個團，咱們的副博士和初級研究員有一個營，可是士兵只有諾茲德林一個！這是對理論物理學家信不過。我們像一座奇怪的金字塔。」他接著解釋說：「塔頂又寬又大，往下越來越細。所以咱們搖搖晃晃，很不牢穩，應當讓基礎寬大，最好有一個團的諾茲德林。」

維克托做過報告之後，馬爾科夫又說：

「嘿，瞧我們這個團，瞧我們的金字塔。」

一直宣揚科學像體育的薩沃斯季揚諾夫，聽過維克托的報告以後，眼睛顯得格外好看，露出又幸福又和善的神氣。

維克托覺得，薩沃斯季揚諾夫這會兒看待他不是像運動員看待教練，而是像教徒看待聖徒了。

他想起不久前他和索科洛夫的談話，想起索科洛夫和薩沃斯季揚諾夫的爭論，在心裡說：「也許，我在核能量方面能想出點兒什麼，可是在人的方面一竅不通。」

快到下班的時候，安娜·納烏莫芙娜來辦公室裡找到維克托，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新來的人事處長沒把我列入復員名單。我剛才看到名單了。」

「我知道，知道，」維克托說，「用不著犯愁，復員的名單有兩份，您是第二批走，只不過晚幾個星期。」

「可是在您這一組裡偏偏就我一個人不是第一批。疏散日子我過夠了，恐怕我要發瘋了。每天夜裡我都夢見莫斯科。再說，到莫斯科安裝儀器，沒有我怎麼行？」

「是的，是的，的確是這樣。不過您要知道，名單已經批過了，要改變，十分困難。磁力實驗室的斯維琴已經為鮑·里斯·伊斯萊列維奇說過，他的情況也和您一樣，可是結果還是很難改變。您最好也等些時候吧。」

他忽然上了火，叫起來：

「誰知道他媽的是怎麼考慮的，他們把一些閒人塞進名單裡，像您，進行安裝就馬上需要的人，他們卻不知為什麼偏忘了。」

「不是把我忘了，」安娜·納烏莫芙娜說著，眼睛裡湧出了淚水，「比忘了更糟糕……」

安娜·納烏莫芙娜迅速地用一種奇怪而膽怯的目光回頭看了看半張著的門，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知為什麼從名單裡劃掉的只是一些猶太人，人事處的秘書莉瑪還告訴我，在烏法，在烏克蘭科學院的名單中幾乎把所有的猶太人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些科學院院士。」

維克托半張著嘴，惘然失措地看了她一會兒，後來哈哈大笑起來：

「您怎麼啦，好同志，您瘋啦！我們謝天謝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國。您從哪兒學來這種狹隘的怪毛病？趕快把這些亂七八糟的糊塗想法扔遠點兒吧！」

八

友誼！有各種各樣的友誼。

勞動中建立的友誼，革命工作中形成的友誼，長途跋涉中的友誼，共同戰鬥過的友誼。羈押犯人的監獄中，儘管囚友們在這兒相識與分手間隔只有兩三天，可是這幾天的印象卻要保留很多年。安樂中的友誼，患難中的友誼。平等的友誼，不平等的友誼。

究竟什麼是友誼？友誼的實質是否僅僅存在於共同的勞動和共同的厄運中？要知道，有些人本是一個黨的黨員，卻因為觀點有微小的分歧，產生的仇恨竟超過他們對黨的敵人的仇恨。有時候，有些並肩戰鬥的人彼此憎恨，超過他們對共同敵人的仇恨。甚至有的時候，囚徒之間的宿怨更甚於他們對監獄看守的憤恨。

當然，更多的還是在同命運、同職業、有共同思想的人中間交到朋友，不過還是不能說，類似的共同性是友誼的決定因素。

不喜歡自己職業的人彼此也會有友誼，有時也會成為朋友。結成朋友的不僅是戰鬥英雄和勞動模範，還有戰場上的逃兵和勞動中的懶漢。不過，這樣或那樣友誼的基礎都是共同性。

兩個性格相反的人能不能成為朋友？當然可以！

有時友誼是一種無私的關係。

有時友誼是為了一己私慾，有時友誼是自我犧牲，但奇怪的是，利己主義的友誼卻能無私地給朋友帶來好處，而自我犧牲的友誼的基礎卻是利己主義。

友誼是一面鏡子，人在其中看到自己。有時候，你在同朋友談心的時候，可以認識自己——等於自己同自己談心，自己同自己交往。

友誼是平等和相似。但同時友誼又是不平等和不相似。

友誼有時是有實際目的、實際作用的，如共同勞動中的友誼，共同為了生存、為了麵包而鬥爭的友誼。

有為了崇高理想的友誼，有意氣相投、彼此談得來的友誼，有職業各不相同，然而對現實有共同看法的人的友誼。

也許，最高層次的友誼便是實用的友誼，勞動、鬥爭的友誼與談得來的友誼的結合體。

朋友往往是彼此用得著的，但朋友從友誼中得到的東西並不總是相等。朋友希望從友誼中得到的並不總是同樣的東西。有的在交遊中授人以經驗，有的則在交遊中豐富自己的經驗。有的在幫助軟弱和沒有經驗的年輕朋友時，感到了自己的成熟和能力，有的則在朋友身上看到自己的理想，希望自己也像那樣成熟，有能力，有經驗。就這樣，有的在友誼中奉獻，有的得到禮物。

有時朋友是無言的裁判，一個人藉助這種裁判可以和自己對話，在自己的思想中得到歡樂，因為自己的想法在朋友的心中得到共鳴和迴響，這些想法也就有了聲音，能聽見，能看見。

理性的、觀察思辨的、哲學意味的友誼要求人的觀點一致，但這種一致不是無所不包的。有時友誼出現在爭論中，出現於朋友之間的差異中。

如果朋友們在各方面都相似，如果朋友們互相成為彼此的映像，那麼，同朋友爭論便等於同自己爭論。

能夠諒解你的弱點、毛病甚至過錯的人，能夠肯定你的正確、才能和功績的人，才是朋友。

用愛護的態度指出你的弱點、毛病和過錯的人，才是朋友。

所以，友誼的基礎是相似，其表現卻是分歧、矛盾、不一致。所以，有的人在交遊中一心想從朋友身上得到自己所沒有的東西。有的人又在交遊中一心想把自己所有的東西慷慨贈與別人。

喜歡交朋友是人的天性。不善於和人交朋友的人，就和動物交朋友——和狗、馬、貓、老鼠、蜘蛛。

絕對強大者不需要友誼。恐怕，只有上帝是這樣的。

真正的友誼，與你的朋友身居高位，勢衰落魄，還是身陷囹圄毫不相干；真正的朋友看重心靈內在的實質，把榮耀與外在的權勢置之度外。

友誼的形式是各種各樣的，友誼的內容也是多種多樣的，但它的牢固基礎只有一個——那就是相信朋友的忠誠，以及對朋友忠誠。所以，在人為自由事業效力的地方，友誼特別珍貴。在為了最高利益可以犧牲朋友的地方，在一個人被認作最高理想的敵人而眾叛親離，卻相信他沒有失去唯一的朋友的地方，友誼特別珍貴。

九

維克托回到家裡，看到一件熟悉的大衣掛在衣架上——是卡里莫夫來了。

卡里莫夫放下報紙。維克托心想，看樣子，柳德米拉不願意陪客人說話呢。

卡里莫夫說：「我是從集體農莊上這兒來的，在那兒作報告的。」又補充說：「不過，請放心，我在農莊裡吃得很飽。要知道，我們的人民是特別好客的。」

維克托心想，柳德米拉都沒有問卡里莫夫要不要喝茶。

維克托只是在對卡里莫夫那寬鼻子的、佈滿皺紋的臉仔細端詳了一陣子之後，才看出他的臉和一般的俄羅斯人以至斯拉夫人的臉型微微有些不同。有時在突然轉頭的短短瞬間裡，這些細微的區別一齊表露出來，他的臉變成蒙古人的臉。

就像這樣，有時維克托在大街上能猜出一些淺色頭髮、眼睛明亮、鼻子上翹的人是猶太人。有一些隱隱約約的特點可以說明這些人是猶太人出身：有時是笑容，有時是皺眉頭表示驚訝的神氣，眯眼睛的神氣，有時是聳肩膀的姿態。

卡里莫夫說起他見到的一位中尉，那位中尉是受傷後回村裡看望父母的。顯然，卡里莫夫就是為了說說這事兒來到維克托家的。

「真是個好小夥子，」卡里莫夫說，「他說話非常直率。」

「說的是韃靼語嗎？」維克托問。

「當然。」卡里莫夫說。

維克托心想，如果他遇到這樣的受傷的猶太中尉，是無法跟他說猶太語的；他懂得的猶太詞語不超過十個，而且都是在開玩笑的時候使用的。

那名中尉一九四一年秋天在刻赤附近被俘。德國人叫他去收割埋在雪下沒有收割的莊稼餵馬。中尉瞅準機會，在冬日暮靄的掩護下逃跑了。俄羅斯和韃靼居民把他掩藏起來。

「我現在完全有希望再見到妻子和女兒了，」卡里莫夫說，「原來德國人也和咱們一樣，有各種各類的證件。」

「我過去上大學的時候，爬過克里木的山。」維克托說，並且想起母親匯錢讓他去旅遊的事。「那位中尉看到猶太人了嗎？」

柳德米拉朝門裡探了探頭，說：

「媽媽到現在沒有回來，我很擔心。」

「是呀，是呀，她這是哪兒去啦？」維克托心不在焉地說。

等柳德米拉把門掩上，他又問道：

「那位中尉有沒有說起猶太人？」

「他看到把一家猶太人拉去槍斃，有一個老奶奶，兩個姑娘。」

「天啊！」維克托說。

「哦，此外，他還聽說在波蘭有一些集中營，把猶太人趕進去，殺掉，把屍體分割開，就像屠宰場裡那樣。不過顯然這是瞎猜想。我專門問過他有關猶太人的情況，我知道您關心這方面的事。」

「為什麼偏偏只有我關心？」維克托想。「難道別人都不關心？」

卡里莫夫沉思了一會兒，又說：

「哦，我忘啦，他還對我說，德國人好像下命令要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警備司令部去，他們往小孩子嘴上抹一種無色的藥劑，小孩子馬上就死。」

「是剛生下的嬰兒嗎？」維克托反問道。

「我以為，這都是瞎想，就跟集中營分割屍體的說法一樣，都不可信。」

維克托在房間裡踱了一會兒，然後說：

「當你想到今天還在殺害嬰兒的時候，一切文化建樹似乎都毫無意義了。哼，歌德和巴赫教人的是什麼？殺起嬰兒來了！」

「是啊，可怕呀。」卡里莫夫說。

維克托看出卡里莫夫的同情心，但也看出他的高興和興奮：那名中尉的話增強了他同妻子相會的希望。可是維克托知道，戰後他再也不能見到母親了。

卡里莫夫要回家了，維克托捨不得和他分別，便決定送他一下。

「您要知道，」維克托忽然說，「我們蘇聯科學家都是一些幸福的人。正直的德國物理學家或化學家，明知自己的發明對希特勒有好處，會有什麼感覺呢？您是否能想象，一個猶太物理學家，他的親人被這樣殺害，就像宰殺瘋狗一樣，而他卻倖存，在進行創造發明，他的發明卻違反他的心意，在為法西斯增強軍事實力？他什麼都能看見，什麼都明白，可是依然不能不為自己的發明感到高興——實在可怕！」

「是呀，是啊，」卡里莫夫說，「可是要知道，動慣了腦筋的人沒辦法不動腦筋呀。」

他們來到街上，卡里莫夫說：

「您送我，我不敢當。天氣這樣冷，您回到家裡才不久，就又上外面來。」

「沒關係，沒關係，」維克托回答說，「我只把您送到街口。」他看了看同伴的臉，又說：「雖然天氣這麼冷，我和您在大街上走一走，感到很愉快。」

「您不久就要回莫斯科了，咱們就要分別了。我很珍惜你我的知遇。」

「是的，是的，是的，說實在的，我也是這樣。」維克托說。

維克托朝家裡走去，竟沒有注意，有人喊他。

馬季亞羅夫拿黑黑的眼睛看著他。他的大衣領子豎立著。

「怎麼回事兒？」他問道。「咱們的盛會停止啦？您的影子也見不到啦，索科洛夫在生我的氣呢。」

「是啊，當然啦，很遺憾，」維克托說，「不過咱們在他家憑一時的激動胡亂說了不少。」

馬季亞羅夫說：「誰又會注意憑一時激動說出的話呢？」

他把臉湊到維克托跟前，他那睜得大大的、神情憂愁的大眼睛顯得更憂愁了，他說：

「咱們的聚會停止了，倒也好。」

維克托問：「怎麼回事兒？」

馬季亞羅夫一面呼哧呼哧喘著，一面說：

「應當告訴您，我覺得，卡里莫夫老頭子是有任務的。懂嗎？您好像跟他常常會面吧？」

「胡扯，我永遠不會相信！」維克托說。

「您卻沒有想想，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的朋友，已經化成灰土有十年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一夥子連影子都沒有了，只有他一個留下來，而且青雲直上，當了院士。」

「這有什麼？」維克托問。「我也是院士，您也是院士嘛。」

「就是這話。您想想這命運中的蹊蹺吧。我想，先生，您也不是小孩子。」

十

「維克托，媽媽剛剛才回來。」柳德米拉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披著披肩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端到自己面前，卻馬上又推到一邊，說：

「是這樣，我和一個人談了談。那人在戰爭開始前見過米佳。」

她很激動，因此用分外平靜、從容的語氣說，她們車間實驗室有一位同事，鄰居家裡來了一位鄉親，要在這兒住幾日。那位同事在來客面前偶然提到了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姓，那人就問，在這位弗拉基米羅芙娜家裡有沒有人叫米佳。

下班後，弗拉基米羅芙娜去了同事家裡。才知道那人是不久前才從勞改營裡釋放出來的。他原是報社的校對員。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論時，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錯了一個字母，他沒有校對出來，結果坐了七年牢。戰前又以不守紀律為由，把他從科米自治共和國的勞改營轉押到遠東，那裡屬於湖泊區勞改營系統，是對外嚴格保密的勞改營。在那裡和他住同一棚屋的有一個人姓沙波什尼科夫。

「一聽他的話，我就知道那是米佳。他說：‘他躺在床鋪上，老是吹口哨：小黃雀，斑海雀，你在哪兒……’米佳在被捕前上我這兒來，我問他什麼，他總是笑笑，總是在吹口哨：‘小黃雀……’今天晚上那人就要搭載貨汽車上萊舍沃去了，他的家在那兒。他說，米佳有病，是壞血病，心臟也不大好。還說，米佳不相信自己能獲釋。米佳跟他說過我，說過謝廖沙。米佳在廚房裡幹活兒，這被認為是上等的工作。」

「是啊，要幹這種活兒，得上兩次大學呢。」維克托說。

「這事兒可不能輕易相信，萬一是派的人來暗地裡試探呢？」柳德米拉說。

「誰需要試探一個老婆子？」

「不過，維克托是在很重要的單位裡，自有人想知道他的情況。」

「算啦，柳德米拉，這是胡思亂想。」維克托生氣地說。

「他為什麼得到釋放，他說了嗎？」娜佳問道。

「他說的一切，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那裡有許許多多人，我覺得，那是個不可理解的世界。他好像是從另一個國度來的。他們有自己的風俗，自己的中世紀和新世紀曆史，自己的諺語……

「我問他為什麼獲釋，他很吃驚，說‘您怎麼不明白，給我定案啦’。我還是不懂。原來，放出來的都是些身體太弱、快要死的人。他們勞改營內部有這樣的分類：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塗蟲，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我問，一九三七年有許多人被判十年沒有通訊自由，是怎麼回事兒？他說，他換過幾十個勞改營，沒遇到一個人是這樣判的。那些人又到哪兒去了呢？他說，不知道，勞改營裡反正沒有。

「伐木，超期服刑，遷徙轉移……他說得我直心疼。米佳也在那裡面，那裡有苦力、糊塗蟲、狗腿……他還說到了自殺的方法：在科雷馬沼地上，不吃東西，一連幾天光是喝水，就這樣死於水腫，他們把這叫做‘喝水’、‘開始喝水’，當然，心臟有毛病才用這種死法。」

她注意到維克托神情緊張而痛苦，女兒眉頭緊皺。

她非常激動，覺得頭很疼，嘴裡發乾，但她繼續說下去：

「他說，在路上和軍車裡，比在勞改營裡更可怕。刑事犯作威作福，剝衣服，搶吃的東西，拿政治犯的性命當賭注，輸了就用刀殺人，被殺的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別人的賭注。還有更可怕的：勞改營裡刑事犯處處佔據著領導地位，棚屋大組長、採伐隊長都是刑事犯，政治犯絲毫無權，拿他們不當人看，刑事犯還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弗拉基米羅芙娜放大了聲音，像對著人群講話一樣說：

「後來，這個人又從米佳那個勞改營，轉押到瑟克特夫卡爾。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央派了一個姓卡什科津的人到米佳所在的那一類勞改營裡去，佈置殺害了好幾萬犯人。」

「哎喲，我的天呀，」柳德米拉說，「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瞭解這種可怕的事？」

「哎喲，我的天呀，」娜佳很氣憤地學著媽媽的語調說，「難道你不明白嗎？他們是斯大林下命令殺的呀。」

「娜佳，」維克托說，「住嘴！」

維克托就像有些人一樣，感覺內心的虛弱被旁人識破了似的，忽然發起火來，朝娜佳吼道：

「你別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統帥，正率領軍隊同法西斯作戰，你的祖母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都指望著斯大林，我們生活、呼吸，都因為有斯大林和紅軍……你還是先學學揩鼻涕，再去評論斯大林，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擋住了法西斯。」

「斯大林住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擋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誰，」娜佳說，「真不知道你是怎麼一回事兒，你從索科洛夫家回來，也說過我說的這話……」

他對娜佳的氣更大了，他覺得這股氣一輩子都消不了。

「我從索科洛夫家回來，根本沒說過類似的話，你別胡扯。」他說。

柳德米拉說：「就在蘇聯的孩子們紛紛為國戰死的時候，幹嗎要提這些可怕的事？」

但是娜佳也馬上說出她所理解到的爸爸心中的隱秘和弱點。

「哼，當然啦，你什麼也沒有說，」她說，「現在嘛，現在你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樣的成就，在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國人擋住了……」

「你怎麼能，」維克托說，「你怎麼能懷疑爸爸虛偽！柳德米拉，你聽見沒有？」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援，但柳德米拉無動於衷。

「你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她說。「你說的話她聽了不少。這都是你和你那個卡里莫夫說的，和那個討人嫌的馬季亞羅夫說的。瑪利亞也常對我說起你們談的話。而且你自己在家裡也說了不少。唉，還是快點兒回到莫斯科去吧。」

「夠啦，」維克托說，「我早就知道你要對我說什麼樣的痛快話了。」

娜佳沒有再說話。她的臉變得像老太婆一樣委頓、難看，她扭過頭，揹著爸爸，但是他還是看到了她的眼神，她用那樣痛恨的眼神看他，他吃了一驚。

氣氛顯得非常窒悶，空氣中包含了太多沉重的東西，讓人喘不過氣來。

幾乎在每一個家庭，一年年暗地生長著的東西，可能作怪，可能平息，但因為相愛和信任而被壓抑著的東西，現在衝了出來，浮到表面上，漫開去，充塞在生活中，似乎在父親、母親和女兒之間僅僅存在著不瞭解、懷疑、氣惱和責難了。

難道他們共同經歷的命運，產生的只有分歧和隔閡嗎？

「外婆！」娜佳喚道。

維克托和柳德米拉同時看了看弗拉基米羅芙娜。她坐在那裡，用手緊緊按著額頭，好像頭疼得不得了。

她是那樣軟弱無力，似乎她和她的痛苦誰也不稀罕，只能妨礙別人，使人生氣，使家裡人不和，她這個一輩子剛強、堅毅的人，這會兒坐在那裡，那樣孤單，那樣軟弱——這一切流露著一種說不出的可憐意味。

娜佳忽然跪下，把額頭貼到外婆的腿上，說：

「外婆，親愛的外婆……」

維克托走到牆邊，開啟收音機，硬紙板做的喇叭嘶啞地響起來，發出呻吟和喘息。好像廣播的是秋夜的雨雪天氣。在戰場的前沿陣地，在戰火燒燬的村莊，在陣亡士兵的墳頭，在科雷馬和沃爾庫塔，在野戰機場，在冷雨和初雪打溼了的衛生營帆布篷頂，今夜將是一片雨急風狂、雪花漫舞的景象。

維克托看了看妻子愁眉不展的臉，便走到岳母跟前，抓起她的手，吻起手來。

然後，他俯下身去，撫摩娜佳的頭。

似乎在這幾分鐘裡一切都沒有變化，房裡依然是這幾個人，他們依然十分痛苦，他們的命運依然如故。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他們的痛苦不堪的心在這幾分鐘裡充滿了多麼神奇的溫暖……

忽然一個很響的聲音衝進房間：

「一天來，我軍在斯大林格勒地區、圖阿普謝西北和納爾奇克地區同敵人繼續進行戰鬥。其他戰線沒有任何變化。」

十一

德軍中尉別捷爾·巴赫因為肩部被子彈打傷，進了軍醫院。他的傷勢不重，送他上救護車的同伴們祝賀他走運。

巴赫懷著一種幸福感，同時疼得哼哼著，由衛生員攙扶著前去洗澡。

一接觸到熱水，真是說不出的快活。

「比在戰壕裡舒服吧？」衛生員問道。他希望對傷員說點兒快活的，就又說：「等您出院的時候，大概那兒全都收拾好了。」他朝那個方向指了指，那邊不停地傳來響成一片的轟隆聲。

「您來這兒不久吧？」巴赫問。

衛生員用樹皮擦子給中尉擦了幾下脊背之後，說：

「您為什麼斷定我來這兒不久？」

「這兒已經沒有人認為戰事會很快結束。這兒的人都認為戰事很快結束不了。」

衛生員看了看澡盆裡光著身子的中尉。巴赫想起來，軍醫院工作人員有責任彙報傷員的思想，而他的話流露出他對德軍威力的不信任。於是他一字一頓地又說了一遍：「是啊，衛生員同志，這事怎樣結束，目前還沒有人知道呢。」他為什麼把這句危險的話重說一遍？這是隻有生活在極權制帝國的人才能明白的。他重說一遍，是因為他很生氣，不該在說過第一遍之後就害怕了。他重說一遍，也帶有防備的目的——想騙騙他所設想的這個告密者，表示自己有口無心。

過了一會兒，他為了消除有關自己的反對立場的不好印象，又說：

「我們在這裡集中這樣多的兵力，可能自從戰爭開始以來還不曾有過。請相信我的話，衛生員同志。」

後來他厭煩了這種又複雜又傷腦筋的把戲，一心一意玩起兒童遊戲：把浸透了肥皂水的海綿攥在手裡，使勁攥，那肥皂水一會兒射到澡盆沿上，一會兒射到巴赫自己的臉上。

「噴火器就是這樣噴射。」他對衛生員說。

他痩了多少啊！他看著自己光光的兩臂和胸膛，想起兩天以前吻他的那個俄羅斯年輕女子。他何曾想到，在斯大林格勒會跟一個俄羅斯女子有這樣一段豔史？當然，這還很難叫做豔史。只不過是偶然的戰地豔遇。那是一種很不平常、難以想象的環境，他們在地下室裡相遇，他在一片瓦礫中向她走去，一陣陣爆炸的火光映照在他身上。那在小說中也是一種十分精彩的場面。昨天他應該去找她的。她大概以為他已經犧牲了。等他康復後，一定還要去找她。真想知道，是誰填補了他的位子呢？自然界是不興留空缺的呀……

洗過澡以後，很快把他帶到x光室，醫師讓他站到x光透視機前。

「中尉，那邊不好過吧？」

「俄國人比我們更不好過。」巴赫回答說。他想給醫生一點兒好印象，希望得到很好的診斷，動起手術也會輕快些，少受點罪。

外科醫生走了進來。兩位醫生看了看巴赫的內臟，可以看清已經在胸腔裡鈣化了的過去的各種病灶。

外科醫生抓住巴赫的胳膊，把他轉來轉去，一會兒拉著他貼到熒光屏上，一會兒把他拉遠一點兒。他注意的是彈片傷，至於傷的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是無關緊要的情況。

兩位醫生說起話來，夾雜著拉丁語和開玩笑的德國粗話，於是巴赫明白了，他的傷情不嚴重，胳膊還能保得住。

「請你們準備給中尉做手術，」外科醫生說，「我還要在這兒看一個複雜的病例，是顱部重傷。」

衛生員脫去巴赫的傷員服，一名外科護士叫他坐到凳子上。

「見鬼，」巴赫苦笑著說，並且因為自己光著身子感到不好意思，「小姐，應該先把凳子弄暖和一點兒，再讓斯大林格勒大戰參加者的光屁股坐到上面。」

她連笑也沒笑，回答他說：

「我們沒有這樣的任務。」

她說過這話，便把手術用具從玻璃櫥裡一樣一樣往外拿，巴赫一看到就覺得害怕。可是摘除彈片的手術進行得又快又輕鬆。巴赫甚至生起醫生的氣，認為醫生是在向傷員散佈瞧不起小手術的思想。

那位外科護士問巴赫，要不要把他送到病房裡去。

「我自己能走。」他說。

「您在我們這兒不會待很久的。」她用安慰的語調說。

「太好啦，」他說，「我已經開始無聊了。」

她笑了。

這位護士顯然是按照報紙通訊來想象傷員的。作家和記者們在通訊裡寫的傷員，總是偷偷地從軍醫院跑出去，跑回自己的營裡和連裡；他們一定要向敵人開槍開炮，不這樣就不能過日子。

也許，記者們在軍醫院裡也碰見過這樣的人，不過當巴赫躺在鋪了乾淨被單的床上，吃了一碗米飯，又抽了一支菸（在病房裡嚴禁抽菸），和鄰床的人聊起來的時候，他可是感到快活得不得了。

病房裡有四名傷員：三名是前方下來的軍官，第四名是文官，凹進去的胸脯，凸出來的肚子，是從後方來辦公事，在古姆拉克地區遭遇車禍。在他仰面躺著，把兩手放在肚子上的時候，就好像有人和這位大叔開玩笑，往他的被窩裡塞了一個足球。

顯然，他就是因為這種傷得了個外號「守門員」。

守門員在所有的人當中，是唯一表示遺憾的，因為受傷不能報效國家。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語調談起祖國、軍隊、天職，說他因為在斯大林格勒受傷感到光榮。

為民族流過血的前方軍官們，常常嘲笑他的愛國主義。其中有一位偵察連長克拉普，因為屁股受傷，天天趴在床上，蒼白的臉，厚嘴唇，棕色的凸眼睛，他對守門員說：

「看樣子，您這樣的守門員不僅能把球擋回去，也會把球踢進去。」

這位偵察連長是個色情狂，他主要談的是兩性關係。守門員想諷刺一下對方，問道：

「為什麼您沒有曬黑呀？您大概是在辦公室工作吧？」

克拉普可沒在辦公室工作過。

「我是夜裡的鳥兒，」他說，「我打食兒都是在夜裡。我跟娘們兒睡覺是在白天，和您不一樣。」

在病房裡常常罵官僚，他們一到晚上就坐小汽車從柏林上別墅去；罵那些軍需官，他們得勳章比作戰的人都便當；談作戰的官兵家庭的貧困，不少人家裡的房子都被炸燬了；罵後方的浪蕩子勾引軍人的妻子；罵前方的小貨攤光賣香水和刮臉刀片。

睡在巴赫旁邊的是耶內中尉。巴赫原以為他是貴族出身，誰知他卻是個農民，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政變中湧現的人物之一。他擔任一個團的副參謀長，在夜晚空襲中被彈片炸傷。

守門員被送去做手術的時候，躺在角落裡的憨厚的上尉弗列謝爾說：

「我從一九三九年就打仗，可是我從來沒有誇耀過自己的愛國主義。給我吃，給我喝，給我穿，我就打仗。沒有什麼道理好說。」

巴赫說：「不對，不能那樣說。打過仗的人嘲笑守門員的虛偽，這裡面就有自己的道理。」

「是這樣啊！」耶內說。「請問，這究竟是什麼樣的道理？」

他那很不和善的眼神，巴赫早就習慣了。他感覺到，耶內恨那些希特勒上臺以前的知識分子。巴赫耳聞目睹許多言論，說舊知識分子傾慕美國財閥，暗地傾向猶太舊教和猶太觀念，在繪畫和文學方面喜歡猶太風格。巴赫感到非常氣憤。現在，當他願意向這些新勢力的粗暴低頭的時候，為什麼還拿陰沉的、像狼那樣的懷疑目光看他呢？難道他不是和他們一樣，也捱過蝨子咬，捱過凍嗎？他們竟不把他這個前沿陣地的軍官當成德國人！巴赫閉上眼睛，轉身朝著牆。

「你為什麼問得這樣惡毒？」他在心裡生氣地說。

耶內會帶著鄙夷和優越的笑容說：

「您好像沒有明白吧？」

他會被這話激怒，說：「我跟你講過，我是沒有明白。」然後補充說：「我要想想。」

耶內當然笑了。

「你懷疑我陽一套陰一套？」他高聲喊道。

「就是，就是陽一套陰一套！」耶內的聲音顯得很快活。

「精神陽痿？」

這時候弗雷塞爾會哈哈大笑起來。克拉普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非常不客氣地看看巴赫。

「你們這群退化的敗類，」巴赫會用打雷一樣的聲音喊道，「耶內，您已經是介乎猴子和人之間了……咱們說真的。」

他恨得打了一個寒顫，閉緊了本來就闔上的眼瞼，在心裡繼續說：

「你們只要就任何小問題寫出一個小冊子，馬上就仇恨起為德國科學奠定基礎和砌牆的人。你們只要寫進一本薄薄的小說，馬上就瞧不起有光榮傳統的德國文學。你們是否以為科學和藝術有點兒像官場，老一輩的官員妨礙你們晉升？你們和你們的書越來越沒有出路了，科赫、能斯特、普朗克和凱勒曼已經在擋你們的路了……科學和藝術不是官場，是無垠的天空下的帕耳納斯山，永遠是寬闊的，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所有的天才在那兒都有足夠的地方可以生存，只是容不得你們和你們的惡果。不是沒有地方，只是那兒不是你們待的。可是你們還在忙著清除場地。你們那可憐的、吹不起來的汽球不會因此就升高一點兒。你們趕走愛因斯坦，你們永遠不能填補他的位置。是的，是的，愛因斯坦，他當然是猶太人，不過，對不起，他確實是天才。世界上還沒有那樣大的權力，能夠幫助你們接替他的位置。你們想想吧，值不值得花那樣大的力量來消滅那些人，那些人的位置是永遠無法填補的。如果你們不夠格，不能走希特勒開闢的道路，那也只能怪你們自己，不能惱恨夠格的人。在文化方面動用警察，煽動仇恨，這種辦法是毫無用處的！你們瞧，希特勒和戈培爾對這一點認識得多麼深刻？他們以身作則在教導我們。他們在對待德國科學、繪畫、文學方面表現得多麼喜愛，多有耐心，多有策略。就要學他們的樣子，走團結的道路，不能給我們德國的共同事業造成分裂！」

巴赫不出聲地說完這番話，睜開眼睛。旁邊的人都還躺在被窩裡。

弗雷塞爾說：「夥計們，往這兒看！」

他像變戲法一樣從枕頭底下抽出一瓶義大利白蘭地。耶內的喉嚨裡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只有真正的酒徒，而且只有農村裡的真正酒徒看到酒瓶才會露出這樣的神情。

「他這人不壞嘛，從各方面看，他不壞。」巴赫想道。並且為自己沒有說出的歇斯底里的話感到不好意思起來。

就在這時候，弗雷塞爾用一條腿蹦著，往幾個床頭小櫃上的玻璃杯裡斟酒。

「您真是野獸。」偵察連長笑著說。

「這可是能征慣戰的中尉。」耶內說。

弗雷塞爾說：「有個醫官發現了我的酒瓶，問：‘您這報紙裡包的是什麼？’我回答說：‘這是我母親的來信，我一直帶著不離身。’」

他舉起杯，說：「來吧，中尉弗雷塞爾向你們致敬！」

大家一飲而盡。

耶內馬上就想再喝一杯，就說：

「噢，應該還要留一杯給守門員呀。」

「守門員去他媽的吧，你說是嗎，中尉？」克拉普問道。

「讓他為祖國效勞吧，咱們喝咱們的。」弗雷塞爾說。

「每個人都希望活著嘛。」

「我現在來勁兒了，」偵察連長說，「這會兒頂好再來一個不胖不瘦的娘們兒。」

大家都輕鬆、快活起來。

「好，再來一杯。」耶內舉起杯來。

大家又喝乾了。

「咱們能住到一個病房裡，太好啦。」

「我一看，馬上就斷定：‘這才是真正的夥伴，都是上過火線的。’」

「可是說實話，我懷疑過巴赫，」耶內說，「我心想：‘哼，這是黨裡的人。’」

「不，我不是黨裡的。」

他們掀開被子，躺了下來。大家都覺得熱起來。談起前方的事。

弗雷塞爾原來在右翼，在奧卡托夫鎮一帶作戰。

「誰他媽的知道，」他說，「蘇聯人簡直不會打進攻仗。可是到十一月初，我們還停在那兒。我們八月裡喝了多少伏特加呀，天天舉杯祝賀：‘但願戰後不要失去聯絡，要成立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戰士協會。’」

「他們進攻的本領不算差，」在工廠區作過戰的偵察連長說，「他們不會固守。他們只要把我們從樓房裡打出來，就馬上要麼睡覺，要麼吃起東西。俄國軍官就愛喝酒。」

「他們都是一些野蠻人，」弗雷塞爾說著，擠了擠眼睛，「我們在這些斯大林格勒野蠻人身上耗費的鋼鐵，比在整個歐洲耗費的還要多。」

「不光是耗費鋼鐵，」巴赫說，「在我們團裡有一些人，常常無緣無故地哭，像公雞一樣扯開嗓子又哭又喊。」

「如果到冬天事情還不能解決，」耶內說，「那就要真的陷入僵局了。像那樣打來打去，毫無意思。」

偵察連長小聲說：

「我告訴你們，咱們正準備在工廠區發動攻勢，調集的兵力超過以前任何時候。近幾天就要打響了。到十一月二十日，咱們都可以跟薩拉托夫的姑娘們睡覺了。」

在掛了窗簾的窗戶外面響起低沉的隆隆炮聲和夜襲的飛機的轟轟聲。

「蘇聯飛機出動了，」巴赫說，「他們的飛機在這時候進行轟炸。有些人管它們叫‘鋸神經的鋸子’。」

「在我們團部裡管它們叫‘值班士官’。」耶內說。

「別作聲！」偵察連長豎起一個手指頭。「你們聽，這是重型炮！」

「可是我們卻在輕傷員病房裡喝酒呢。」弗雷塞爾說。

於是他們在這一天裡第三次快活起來。

他們談起蘇聯的女人。每個人都有可談的。巴赫一向不喜歡談這些事。

但是在軍醫院的這天晚上，巴赫卻說起住在被炸燬的樓房的地下室裡的季娜，說得很帶勁兒，大家都在笑。

衛生員走進來，打量了一下一張張笑臉，就動手收拾守門員床上的被單。

「這個柏林來的祖國的衛士出院了吧？受傷是裝的吧？」弗雷塞爾問。

「衛生員，你怎麼不說話？」耶內說。「我們都是男子漢嘛，他要是有什麼情況，就對我們說說。」

「他死了，」衛生員說，「心肌麻痺。」

「你們瞧，滿嘴愛國主義，落了個這樣的結果。」耶內說。

巴赫說：「這樣說死人，可不大好。他並不是說假話，他用不著在咱們面前說假話。就是說，他是真心實意的。夥計們，這樣不好。」

「哦，」耶內說，「怪不得我覺得這位中尉是奉黨的命令上我們這兒來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可是有新思想的。」

十二

夜裡，巴赫睡不著，他太舒服了。想起掩蔽所，想起一起作戰的夥伴，想起萊納德的到來，他甚至還和他一起透過掩蔽所開著的門眺望落日，一起抽菸，喝暖水瓶裡的咖啡——他感到非常奇怪。

昨天，他要上救護車的時候，他還用沒有受傷的胳膊抱著萊納德，他們對視一眼，笑了起來。他何曾想到，他會在斯大林格勒的土室裡同這個納粹分子共飲，在炮火照耀的瓦礫場上去找自己的俄羅斯情人。

他的變化異常奇怪。多年來他一直痛恨希特勒。當他聽到無恥的白髮蒼蒼的教授說，法拉第、達爾文、愛迪生是一夥兒偷竊德國科學的盜賊，而希特勒才是古今各國最偉大的學者的時候，他懷著幸災樂禍的心情想：「哼，算啦，這都是腐朽不堪的東西，這一切統統要完蛋。」還有那些小說，用驚人的虛偽筆調描寫沒有缺點的人，描寫高尚的工人和農民的幸福，描寫英明的黨的教育工作，同樣引起他的反感。哼，雜誌上發表的那些詩多麼不像樣子。這一點使他特別生氣。他在中學裡就寫詩了。

可是現在在斯大林格勒，他想入黨了。當他是小孩子的時候，他怕父親在爭論中把他說服，常常用手捂住耳朵，喊：「我不願意聽，不聽，就是不聽……」可是現在他聽了！世界繞著軸心轉了個身。

他還像過去一樣非常厭惡平庸的戲劇和電影。也許，人們在幾年、十幾年中讀不到好的詩歌，又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寫出真理！因為德國精神就是主要的真理，是世界的理想。要知道，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即便是根據王公和主教的指示，寫出的作品也能表現最偉大、可貴的精神。

偵察連長克拉普還在睡著，他一面參加夜戰，一面大聲叫喊著，他的喊聲大概在外面都能聽得見：「手榴彈！手榴彈！」他想爬，就很彆扭地翻了個身，疼得叫了起來，後來又睡著了。打起鼾來。

甚至過去使他膽戰心驚的排猶行為，這會兒從新的角度重新出現在他的腦際。啊，如果他有權，他馬上就下令制止對猶太人的大批屠殺。不過，雖然他有不少猶太朋友，他還是要實實在在地說：德國人有德國人的性格與精神，而猶太人有猶太人的性格與精神。

馬克思主義破產了！對於一個父母當年都是社會民主黨人的人來說，是很難想到這一點的。

馬克思就像一個物理學家，將物質構造理論的基礎建立在互相排斥的力量上，卻忽視了萬有引力。他為階級互相排斥的力量下了定義，他是人類有史以來將這種力量研究得最透徹的。但是他也和一些有偉大發現的人一樣，片面地認為，他所證實的階級鬥爭力量是唯一能決定社會發展和歷史程式的。他沒有看到超階級的民族團結的強大力量，他這種社會物理學忽視了民族萬有引力的規律，因此是荒謬的。

國家不是後果，國家是前因！

有一種神秘而奇特的規律決定著民族國家的誕生。國家是一種有機的結合體，只有國家能夠代表千百萬人特別珍視的、長遠的東西，能夠代表德國人的性格、德國的源流、德國人的意志和犧牲精神。

巴赫閉著眼睛躺了好一會兒。為了能睡著，他想象出一群羊：一頭白羊，一頭黑羊；又是一頭白羊，一頭黑羊；又是一頭白羊，一頭黑羊……

吃過早飯以後，巴赫給母親寫信。他皺著眉頭，嘆著氣，知道母親看到他寫的內容不會高興。但是，他應該把近來的感覺對母親說說。他在回去度假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對她說。但她看出他的焦躁，看出他不願意聽她沒完沒了地回憶父親的事——如今依然是這樣。

她會想，他背叛父親的信仰了。可是他沒有。他恰恰是不肯背叛。

傷員們經過早晨的治療，都疲乏了，所以都靜靜地躺著。夜裡抬來一名重傷員，放在原來守門員的床上。他還在昏迷狀態中，無法弄清他是哪個部隊的。

怎麼能向母親說清楚，今天新德國的人比小時候的朋友和他更親近？

衛生員走進來，問道：「誰是巴赫中尉？」

「是我。」巴赫說著，拿手蓋住開了頭的信。

「中尉先生，有一個蘇聯女人打聽您。」

「打聽我？」巴赫吃驚地問。他馬上想到，這是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情人季娜來了。她怎麼會知道他在哪兒呢？可是他馬上明白了，這是連裡的救護車司機告訴她的。他很高興，很感動：因為這要摸黑走出來，要搭順路汽車，還要步行七八公里。於是他好像看到了她那大大的眼睛、蒼白的臉，她那細細的脖子、頭上的灰頭巾。

病房裡哈哈大笑起來。

「瞧咱們的巴赫中尉！」耶內說。「這是他在當地居民中幹出的成績。」

弗雷塞爾兩隻手擺動了幾下，就好像要抖掉手指頭上的水，說：

「衛生員，叫她到這兒來吧。中尉的床夠寬的。我們就讓他們成親。」

偵察連長克拉普說：「女人和狗一樣，男人到哪兒，她到哪兒。」

忽然巴赫生起氣來。她是怎麼想的？她怎麼能上軍醫院裡來？因為嚴禁軍官和蘇聯女人有什麼關係。萬一在軍醫院裡工作的有他家的人或者他的朋友福斯特家的人呢？只有那麼一點不怎麼樣的關係，即使是一個德國女子，也未必敢來找他。

那個昏迷中的重傷員好像正在厭惡地冷笑呢。

「請告訴那個女人，我不能出去見她。」他陰沉地說。為了不參與他們的說笑，他馬上拿起鉛筆，念起已經寫好的幾行：

「……奇怪的是，多年來我認為國家壓制著我。可是現在我明白了，正是國家代表著我的心意。我不希望命運一帆風順。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可以同老朋友斷絕關係。我知道，我要投奔的一些人永遠不會真正拿我當自己人。但為了最主要的目標，我可以犧牲我的一切……」

病房裡依然在高聲說笑。

「安靜點兒，別打攪他。他在給未婚妻寫信呢。」耶內說。

巴赫笑起來。有時壓抑著的笑很像抽泣，於是他心裡想，他現在可以笑，也可以哭。

十三

有些將軍和軍官們，不是經常能見到第六步兵集團軍司令弗里德里希·保盧斯的，都認為這位上將的思想和心情沒有發生什麼變化。舉止的風度、釋出命令的口氣、聽取細小意見和重大報告時的笑容，都證明這位上將依然駕馭著戰爭的局面。

只有和司令特別接近的一些人，如他的副官阿丹斯上校、集團軍參謀長施密特將軍，才瞭解保盧斯在斯大林格勒這段時間裡的變化有多大。

他依然顯得很風趣，很寬厚，雍容自若，依然親切地關懷下屬的生活情形，依然牢牢操縱著指揮各團各師作戰的大權，依然決定著將領們的任免升降，批准獎賞，依然在抽自己習慣了的紙菸……但是他的內心深處卻在一天一天地發生變化，而且正準備徹底變化。

他漸漸失去了那種駕馭局面和時機的感覺。不久前，他見到司令部偵察科的報告，還只是用平靜的目光匆匆掃一掃：蘇軍有什麼打算，他們的後備兵力的調動有什麼目的，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現在阿丹斯發現：每天早上他把一疊報告和檔案放到司令的桌子上的時候，司令首先拿起的是有關蘇軍夜間行動的偵察報告。

有一次，阿丹斯改變了疊放檔案的順序，把偵察科的報告放在最上面。保盧斯開啟公文夾，看了看放在上面的報告。他那長長的眉毛揚了起來，接著就把公文夾合上了。

阿丹斯上校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聰明。保盧斯那種一閃即逝的、似乎很悲哀的目光使他大吃一驚。過了幾天，保盧斯看過了按往常順序疊放的報告和檔案之後，笑了笑，對自己的副官說：

「革新者先生，您顯然是一個細心人。」

在這個寂靜的秋日黃昏，施密特將軍懷著幾分得意的心情前去向保盧斯報告。

施密特順著小鎮寬闊的街道朝司令住的房子走去，快活地呼吸著寒冷的空氣，空氣沖洗著夜裡抽菸抽得發燥的喉嚨。他抬頭望了望，只見天空被草原落日的模糊色彩染得斑斑斕斕。他的心裡非常寧靜，他想到繪畫，想到午飯後的打嗝已經停止，不那麼難受了。

他走在寂靜而空曠的黃昏的大街上，在他的頭腦裡，在沉甸甸的大沿帽底下，裝著全部設想，那是在最殘酷的激戰時必須說出來的，而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時期這樣的激戰早晚會到來的。當司令請他坐下，準備好聽他報告的時候，他就這樣說了：

「當然，在我們作戰的歷史上，為了進攻確實動員過大量的軍事裝備。不過，在這樣小的作戰地區，在陸地和空中火力密集到這樣的程度，我個人還從來不曾遇到過。」

保盧斯佝僂著身子坐著聽參謀長報告，似乎失去了大將軍的風度，他的頭匆忙地隨著施密特那指著圖表線條和地圖方塊的手指頭轉悠。這次進攻是保盧斯籌劃的。保盧斯已經定出進攻的兵力資料。但是現在，聽著跟他共事多年的這位才華出眾的參謀長的意見，他覺得，在未來作戰計劃的細節方面，他的一些想法是不現實的。

施密特似乎不是在陳述已經變為作戰計劃的保盧斯的設想，而是把自己的意見硬加給保盧斯，他與保盧斯的意見相反，準備使用步兵、坦克、工兵營發動進攻。

「是啊，是啊，密度太大了，」保盧斯說，「如果和咱們左翼的空虛相比，那就太明顯了。」

「沒辦法呀，」施密特說，「東方的土地太大了，咱們徳國的兵不夠用。」

「不光是我擔心這一點，馮·魏克斯也對我說：‘咱們打人不是用拳頭，而是張開手指，分散在無邊無際的東方土地上。’擔心這一點的不光是魏克斯。不光是……」他沒有說完。

一切情況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近幾個星期的戰鬥中出現了偶然的情況和一些小小的失利，似乎從中就可以看出戰局出現了新的變化，令人悲觀絕望的真相。

偵察隊不斷地送來有關蘇軍在西北面集結的情報，空軍無力阻止。魏克斯無法向保盧斯集團軍的兩翼補充後備兵力。他在羅馬尼亞軍隊中設定德軍廣播電臺，想迷惑蘇軍。但羅馬尼亞人並沒有因此就成為德國人。

一開始對非洲的遠征似乎所向無敵。在敦刻爾克，在挪威和希臘，痛擊英軍，結果仍沒有佔領英倫三島。在東方取得了巨大勝利，長驅幾千公里直抵伏爾加河邊，結果並沒有徹底擊潰蘇軍。總以為大局已定，即使尚未徹底勝利，那這也只是偶然的不順利，微不足道……

他與伏爾加河之間這幾百米距離，這毀了一半的工廠，這一座座燒焦的樓房的空殼，與夏季攻勢以來攻佔的廣大地區相比，又算得了什麼？……但是在埃及的沃土地帶與隆美爾將軍之間，也還有幾千公里的沙漠。為了在已佔領的法國取得完全勝利，還差敦刻爾克的幾公里，幾小時……不論哪裡總是差幾公里，不能徹底打垮敵人。不論哪裡兩翼總是空虛，所向無敵的軍隊背後總是留下廣大的地區，後備兵力總是不足。

今年夏天是何等氣勢！那些日子裡他的感覺，恐怕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他感到自己的臉上已經有印度的氣息。如果排山倒海的狂濤巨瀾能夠感受的話，那麼這狂濤的感受，就是他的感受。

這些日子他曾閃過一種想法，認為德國人的耳朵已經習慣了弗里德里希這個名字。當然，這是一種開玩笑的、不認真的想法，但他畢竟有這種想法。可就在這些日子裡，在他腳下——或者說牙齒中間——出現了幾粒不懷好意的很硬的砂石。在司令部裡依然是一片勝利和幸福的緊張氣氛。他在接收各部指揮官的書面報告，聽取口頭報告、無線電報告、電話報告。似乎這不是繁重的作戰工作，而是德國勝利的象徵性表現……保盧斯拿起話筒。「上將大人……」他從聲音聽出這是誰在說話。戰時用慣了的語調跟電話中的嗡嗡聲很不協調。

師長維德列爾報告說，蘇軍在他的地段上發動了進攻，他們的一支步兵，大約有一個加強營，衝到了西邊，佔領了斯大林格勒火車站。這樁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讓他開始感到焦慮的刺痛。

施密特唸完了一道作戰命令的草稿，微微舒展肩膀，抬起下巴，表示他還沒有失去下屬應有的恭敬，雖然他和司令之間的私人關係很好。

突然，上將放低了聲音，既不用軍人的語調，更不用大將軍口氣，說了幾句很奇怪的、使施密特大惑不解的話：

「我相信能取勝。但是您知道嗎，咱們在這個城市打仗沒有必要，毫無意義。」

「真有點兒意外，進攻斯大林格勒部隊的司令會說出這話。」施密特說。

「您以為意外嗎？斯大林格勒已經不再是交通中心和重工業中心。既然這樣，咱們在這兒又能幹什麼呢？高加索方面軍的東北翼可以由阿斯特拉罕至卡拉奇這條戰線掩護。斯大林格勒在這方面不起什麼作用。施密特，我相信能取勝，我們能夠拿下拖拉機工廠。但是這並不能掩護我們的側翼。馮·魏克斯認為蘇軍一定會反攻。虛張聲勢嚇不住他們。」

「隨著戰局的變化，戰事的意義也會變化，不過元首一向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啊。」施密特說。

保盧斯認為，問題就在於最光輝的勝利都沒有帶來什麼結果，因為都沒有堅決、頑強地進行到底；同時他又認為，一位統帥的真正價值，就在於能夠拒絕執行已經失去意義的任務。

但是，他看著施密特那聰穎、銳利的眼神，說：

「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偉大的元首。」

他拿過桌子上發起進攻的命令，簽了字。

「考慮到特別保密，這個檔案只有一式四份。」施密特說。

十四

達林斯基從草原的集團軍司令部來到一支部隊，這支部隊在斯大林格勒戰線的東南翼，在裡海地區缺水的沙漠地帶。

現在達林斯基覺得那緊靠著河水和湖水的草原有點兒像仙土福地了，那兒有蘆葦，有馬嘶，有些地方還有樹。

在沙漠化的荒原上住著幾千人，他們習慣了潮溼的空氣、清晨的露水、沙沙作響的乾草。沙子擊打著皮膚，往耳朵裡直鑽，在小米飯和麵包裡咯咯直響，食鹽裡有沙子，槍栓裡有沙子，手錶裡有沙子，戰士的夢裡也有沙子……人的身體、鼻孔、喉嚨、小腿肚子在這兒都很難受。人生活在這兒，就好像一輛大車離開了平坦的車轍，在爛泥裡咯吱咯吱地慢慢掙扎。

整個一天，達林斯基都在炮兵陣地上轉，和人談話，做記錄，製圖，檢視大炮、彈藥倉庫。快到傍晚時候，他筋疲力盡，頭嗡嗡響，腿也疼，在鬆軟的沙地上走路實在太不習慣了。

達林斯基早就發現，在撤退的日子裡將軍們往往特別關心下屬的生活需要；司令員和軍委委員們都很大方地表現他們的自我批評精神、懷疑精神和謙遜。

在倉皇撤退的時期，當敵人節節取勝，最高統帥部憤怒追查失職官兵的時候，部隊裡就會出現許多無所不知的聰明人。

但是在這裡，在沙漠裡，人們卻懶洋洋的，對一切都很淡漠。司令部裡的軍官和佇列軍官們似乎認定，在這世界上沒有什麼事需要他們關心，明天，後天，一年之後，沙子反正還是沙子。

炮兵團參謀長鮑瓦中校請達林斯基到他那兒去過夜。這位中校雖然姓的是英雄故事中鮑瓦王子的姓，身子卻佝僂著，禿頂，一隻耳朵聽力很差。他有一次奉命到方面軍炮兵司令部去，他的非凡的記憶力使大家吃了一驚。似乎在他那安在又窄又佝僂的肩膀上的禿腦袋裡，裝的全是數字、炮兵連和營的番號、駐地名稱、指揮員的姓名、高地的標誌。

鮑瓦住的是一座木板小屋，牆上抹了黃泥和牛糞，地上鋪了破碎的油氈。這座小屋和散佈在沙漠上的其他軍官的住處沒有任何不同。

「哈，您好！」鮑瓦說著，使勁握了握達林斯基的手。「很好吧，嗯？」他朝著牆指了指。「這兒就是住在抹了牛糞的狗窩裡過冬。」

「是啊，這房子不壞！」達林斯基說著，就看到文靜的鮑瓦再也不文靜了，感到很驚訝。

他請達林斯基坐在原來裝美國罐頭的一個空箱子上，給他倒了一玻璃杯酒，玻璃杯黏糊糊的，邊上還沾滿了牙粉，又把放在一張泡軟的報紙上的一個青色的漬蕃茄推了過來。

「請吧，中校同志，這就是我的葡萄酒和水果了！」他說。

達林斯基像一切不會喝酒的人一樣，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就把杯子放到離自己遠些的地上，向鮑瓦問起軍隊中的事。但是鮑瓦偏要談別的，不談正事。

「唉，中校同志，」他說，「我滿腦子都是軍事，從來不想別的，我們在烏克蘭的時候，那兒的娘們兒才漂亮呢，在庫班，就更不用說了……簡直是心甘情願送上門，只要你擠擠眼睛就行！可是我這個傻瓜待在那兒動也不動，後來醒悟過來，已經在沙漠裡了！」

達林斯基起初有點生氣，因為鮑瓦不願談每公里戰線的平均密度問題和在沙漠地區迫擊炮優於大炮的問題，可他終於還是對新的話題有了興趣。

「當然啦，」他說，「烏克蘭的女子確實漂亮得不得了。在一九四一年，司令部駐紮在基輔的時候，我遇到一個烏克蘭女子，是一位檢察院工作人員的妻子，簡直美極啦！」

他欠起身來，舉起一隻手，手指頭碰了碰矮矮的頂棚，又說：

「至於庫班，我的看法也和您一樣。庫班在這方面也是數一數二，十個中就有九個是美人兒。」

達林斯基的話鼓起了鮑瓦的勁頭兒。他罵了一聲娘，用哭腔叫了起來：

「可是，您瞧瞧加爾梅克娘們兒那模樣兒吧！」

「可不能這麼說！」達林斯基打斷他的話，並且頭頭是道地說起黑皮膚、高顴骨、帶有野蒿氣味和草原煙味的女子的美。他想起了草原的集團軍司令部裡的阿拉，就總結了一下自己的長篇議論：「總而言之，您說的不對，到處有漂亮娘們兒。沙漠裡沒有水，這是對的，可是漂亮娘們兒還是有的。」

但是鮑瓦卻沒有接他的話。這時達林斯基發現，鮑瓦睡著了。他這才想到，主人已經喝醉了。

鮑瓦睡覺打鼾，鼾聲很像垂危病人的呻吟。他的頭從床上耷拉下去。達林斯基懷著俄羅斯男子對待醉漢的那種特別的耐心和善意，把鮑瓦的頭放到枕頭上，又在他腿下墊了一張報紙，擦了擦他嘴上的唾沫，這才四下裡看了看，考慮自己在哪兒睡。

達林斯基把鮑瓦的大衣鋪在地上，又把自己的大衣扔在鮑瓦的大衣上，拿自己鼓鼓囊囊的軍用包當枕頭，這軍用包在出差期間又是他的辦公桌，又是給養倉庫和盥洗用具箱。

他走到外面，呼吸了幾口夜晚的冷空氣，看到黑黑的亞洲天空的星光，高興得啊呀了一聲，解了一下小便，依然在望著星星，心裡說：「宇宙好大呀！」便回來睡覺。

他躺在主人的大衣上，把自己的大衣蓋在身上，卻沒有合上眼睛，反而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有一種淒涼感，使他大吃一驚。

四周黑沉沉，空蕩蕩，好不淒涼！瞧，他就睡在地上，看到的是漬蕃茄的殘渣，還有一個硬紙箱，裡面大概有一條帶有老大的黑色商標的方格短毛巾、皺巴巴的襯領、手槍的空皮套、壓癟的肥皂盒。

秋天他曾在上波格羅姆內的一所小房子住過，現在他覺得那兒是很闊綽的了。過一年之後，今天這間可憐的小屋也許又成了豪華的了，將來有一天住到地窖裡，既沒有刮臉刀，又沒有提箱，沒有破裹腳布的時候，又會想起這小屋的。

在炮兵司令部工作的這幾個月，他的心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飢似渴地要求工作的心願已經滿足了。他已經不因為自己在工作而感到幸福。因為天天能吃飽的人並不感覺自己是幸福的。

達林斯基工作能力很強，領導很器重他。起初一段時期這使他非常高興，因為他難得有被人看重、被人珍視的時候。多年來他習慣了相反的情形。

達林斯基沒有想過，為什麼他心中產生的優越感，沒有使他對同事產生寬容的態度——寬容是真正強者的特點。不過，顯然他不是強者。

他常常發火，叫嚷，罵人，然後很難過地看著被他罵的人，不過他從來不請求被他罵的人原諒。有些人惱恨他，但不認為他是壞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對他的看法也許比過去在西南方面軍司令部對諾維科夫的看法還要好些。據說，在一些大人物向莫斯科的一些更大的人物彙報時，常常整頁整頁地使用他的報告文稿。原來，在困難時期他的才智和工作都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戰前五年他妻子離開了他，因為她認為他是人民的敵人，認為他巧妙地向她隱瞞了自己的本質，毫無志氣，是個兩面派。他常常因為出身不好找不到工作——父親和母親的出身都不太好。起初他聽說，不讓他乾的工作，卻讓極其愚蠢或者無知的人幹了，他非常生氣。後來他覺得，的確不能讓他做重大的工作。他從勞改營裡出來以後，索性覺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行了。

可是，在可怕的戰爭時期，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他把大衣朝肩膀上拉了拉，這樣一來兩條腿馬上感覺到從門縫兒鑽進來的冷風，他心想，就在他的知識和本事用得上的時候，他卻躺在這雞窩裡的地上，聽著駱駝的刺耳的叫聲，希求的不是療養地和別墅，而是一條幹淨襯褲，希望能弄到一塊肥皂頭，洗個澡。

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地位的提高和物質方面沒有任何聯絡。但同時這也使他很氣憤。他在自信和自負的同時，在生活要求上卻總是表現得很膽怯。他覺得，優越的生活條件永遠不是他應該得到的。他從小就習慣了這種不敢希求什麼的感覺，習慣了已經成為習慣的總是沒有錢的狀況，習慣了經常感覺自己穿著寒磣的舊衣服。

就是在今天，在他一帆風順的時候，他依然有這樣的感覺。

他一想到，他要是上軍委食堂去，服務員會說：「中校同志，您應該在一般部隊食堂用餐。」他就覺得害怕。有時在什麼地方參加會議，有的將軍會開玩笑，眨眨眼睛，說：「怎麼樣，中校同志，就在軍委食堂喝碗加油甜菜湯吧？」他也覺得不自在。他看到，不僅是將軍們，就連報社的記者們都像當家的那樣篤定地在他們不應該得到享用的地方又吃又喝，要汽油，要服裝，要香菸，這總是使他感到十分驚訝。

過去的日子一直是這樣過的，他的父親年年找不到工作，長年贍養一家人的是做速記員的母親。

到半夜時候，鮑瓦的鼾聲停止了，達林斯基聽到他在床上一點聲息也沒有，擔心起來。

突然，鮑瓦問道：「中校同志，您沒有睡嗎？」

「沒有，睡不著。」達林斯基回答說。

「真對不起，沒有把您安排好，我喝醉了，」鮑瓦說，「現在我頭腦清醒了，就像一點酒也沒有喝。這會兒我躺在這兒，在想：咱們怎麼來到這樣的鬼地方啦？是誰讓咱們來到這鬼地方的？」

「還能是誰，德國佬唄。」達林斯基回答。

「您到床上來睡，我睡地上。」鮑瓦說。

「不用，我在這兒挺好。」

「有點兒不像話，主人睡在床上，客人睡在地上，按照高加索風俗，可不應該這樣。」

「沒關係，沒關係，咱們又不是高加索人。」

「差不多算高加索人啦，就在高加索山腳下嘛。您說，是德國佬讓我們這樣的，可是，您要知道，不光是德國佬，還有我們自己人。」

看樣子，鮑瓦欠起身來了：他的床咯吱響了幾聲。

「嗯，是啊……」他說。

「是啊，是啊。」達林斯基在地上說。

鮑瓦一下子把談話推向特別的異常的軌道，兩個人都沉默下來，都在考慮，該不該和不知底細的人談這樣的事。看樣子，他們考慮之後，得出的結論是：不應該同不知道底細的人談這類的話。

鮑瓦抽起煙來。

擦著火柴的時候，達林斯基看到了他的臉。覺得這臉很不舒展，顯得陰鬱、陌生。

達林斯基也抽起煙來。

火光閃亮的瞬間，鮑瓦也看到了用胳膊肘支著身子的達林斯基的臉，他的臉看起來淡漠、冷酷、陌生。

在這之後，不知怎的，偏偏談起了不應該談的話。

「是的。」鮑瓦說。不過這一次沒有拉長聲音，而是又短又幹脆。「是官僚作風和官僚讓我們來到這兒的。」

「官僚作風是很壞的事，」達林斯基說，「我的司機說：戰前在農村裡的官僚作風十分嚴重，沒有酒在農莊裡別想弄到證明。」

「您別笑，這沒有什麼好笑的，」鮑瓦說，「您要知道，官僚作風可不是開玩笑的，官僚作風在和平時期把人折騰夠了。在前方打仗的時候，官僚作風害起人來更夠嗆。在空軍部隊裡有這樣一件事：一架殲擊機被擊中，飛行員從著了火的飛機裡跳出來，人好好兒的，褲子卻燒壞了。可是，就是不發給他褲子！真荒唐，總務科副科長不肯發，說是還不到穿破的時候！飛行員三天沒穿褲子，一直弄到集團軍司令那兒才解決。」

「這事兒荒唐是荒唐，」達林斯基說，「不過只是有的渾蛋不發褲子，不會因此就從佈列斯特退到裡海地區的沙漠上來。」

鮑瓦酸溜溜地哼哧了一聲，說：

「難道我說是因為不發褲子？我再對你說一件事：有一個步兵排被包圍了，沒有東西吃。空軍得到命令，要用降落傘向他們空投食品。可是軍需處不發給食品，說是需要領用人在發貨單上簽字，如果從飛機上把這些東西給他們投下去，他們在下面怎麼能簽字呢？軍需官就是不發。後來靠上面命令，才勉強發了。」

達林斯基笑了笑。

「有一件可笑的事，不過也是小事。只顧形式，不顧實際。在前方，官僚作風一表現出來就特別可怕。您可知道有一道‘不準後退一步’的命令？有一次，敵人對準幾百人轟擊，只要把人帶到對面山坡上，人也安全，戰略上也不吃虧，裝備也能保住。可是有‘不準後退一步’的命令，所以就讓待在炮火之下，人也完了，裝備也完了。」

「就是，就是，一點不錯，」鮑瓦說，「在一九四一年，從莫斯科派來兩位上校，來我們集團軍裡檢查‘不準後退一步’這道命令的執行情況。他們沒有汽車，我們在三晝夜之間從戈梅利往後跑了兩百公里。我讓兩位上校坐到我們的噸半汽車裡，免得他們落到德國人手裡。他們在汽車裡直打哆嗦，還一個勁兒地要求我：‘有關執行不準後退一步命令的情況，給我們提供一些材料。’他們要彙報，有什麼辦法呢？」

達林斯基往胸中吸了一大口氣，就好像要潛入水深處，看樣子，他確實潛入了深處，說：

「有一名紅軍戰士，是一個機槍手，保衛一處高地，一個人對七十個德國人，把敵人打退了，他也犧牲了，全軍都向他表示敬意，可是他那害肺癆的妻子卻被人從房子裡趕出來，區蘇維埃主席罵她：不要臉的女人，滾出去！這種官僚作風真可怕。有時候，讓一個人填二十四張履歷表，可是到末了他自己在大會上承認：‘同志們，我不是你們的人。’您要知道，這也是官僚制度問題。要是一個人說：是的，是的，國家是工人農民的，可是我的爸爸媽媽都是貴族，是不勞動的分子，你們把我攆走，那就好了。這也是官僚制度問題。」

「可是我不認為這是官僚制度問題，」鮑瓦反駁說，「事實如此，國家是工農的，是工農在管理國家。這有什麼不好的？這很好嘛。資產階級國家不會讓窮人來領導。」

達林斯基愣了，看樣子，對方完全想到別的方面去了。

鮑瓦擦著了火柴，卻沒有點菸，而是用火柴朝著達林斯基照了照。

達林斯基眯起眼睛，感覺就像在戰場上落到了敵人的探照燈燈光下。

可是鮑瓦說：

「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出身，父親是工人，祖父也是工人。我的出身歷史都是清白的。可是我在戰前也不受重用。」

「您究竟為什麼不受重用？」達林斯基問。

「如果在工農的國家裡，用慎重的態度對待貴族，我不認為是官僚作風。可是為什麼我這樣一個工人在戰前要受壓抑呢？不是往果品蔬菜公司的倉庫搬運土豆，就是掃街，我都不在乎。可是我用階級觀點發表了一點意見，批評了一下領導，說他們的日子過得太闊氣了，我一下子就倒了黴。依我看，如果一個工人在自己的國家裡都要吃苦受難的話，官僚作風的主要根源就在這裡面。」

達林斯基馬上感覺出來，對方這番話觸及了非常重大的問題，並且因為他還不習慣談這些激動人心、使心裡火辣辣的事情，也不習慣聽別人談這種話，所以心裡感到說不出的暢快。毫無顧慮、毫無恐懼地發表意見，爭論那些令人激動不安的問題，實在是一種幸福。正因為這種議論特別使人激動難安，他從來沒有同任何人談過這些事。

在這裡，在這小屋的地上，同這個樸實的軍人在一起夜談，這個人醉後又醒來。他感覺到自己周圍都是從西烏克蘭撤到這沙漠上的人，一切都是另一種境況。於是出現了一種很自然、很樸素的期待——然而又是很難理解、很難想象的情形：人與人真誠地談了起來！

「您的話又對又不對，」達林斯基說，「窮光蛋進不了資產階級的參議院，這樣說是對的，但是窮光蛋如果成了百萬富翁，就能進參議院了。福特就是工人出身。我們不讓資產階級和地主佔據領導崗位，這是對的。但是如果給老老實實工作的人也打上犯罪印記，僅僅因為他的父親或祖父是富農或者神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兒了。這不算階級觀點。您以為我在勞改營裡受折騰的時候沒有遇到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和頓涅茨礦工嗎？要多少有多少！我們的官僚制度很可怕，因為這不是國家身上的贅疣，贅疣是可以割掉的。這種官僚制度所以特別可怕，因為官僚制度就是國家。在戰爭時期，沒有任何人願意為了人事處長去犧牲。在申請書上批一個‘不同意’或者把士兵的遺孀趕出辦公室，任何一個無能的奴才都能辦得到。可是要把德國佬趕出去，就需要剛強的、真正的好漢了。」

「這話很對。」鮑瓦說。

「我不抱怨。我很感激，非常感激。非常感謝！我是幸福的！不過另一點就很不好：為了我能幸福，能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還要再來那樣可怕的時期，那就糟了。那我再也不要這種幸福。去他媽的！」

達林斯基覺得，他還是沒有深挖到主要的、他們所談的問題的真正實質，一針見血地闡明現實問題的東西，不過他這一下子想了、說了平時不敢想、不敢說的事情，這使他感到非常高興。他對自己的交談者說：

「您要知道，這一生今後不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都不懊悔今天夜裡同您的長談。」

十五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隔離室裡過了三個多星期。給他吃得很好，黨衛軍的醫生給他檢查過兩次，還開了處方，給他注射葡萄糖。

剛被關起來的時候，他一直等待著傳訊，一個勁兒地埋怨自己：真不該同伊康尼科夫交談；一定是那個糊塗老頭子，在搜查之前塞給他那幾張可能有問題的紙，把他害了。

一天天過去，卻沒有傳訊他。他思索著同犯人們進行政治談話的題目，考慮可以吸收什麼人參加工作。夜裡睡不著的時候，他為傳單打腹稿，挑選營里人交談用的一些字眼兒，好讓各種不同民族的人更容易打交道。

他想起了在奸細告密的情況下可以防止全面失敗的一些秘密活動的傳統辦法。

他很想向葉爾紹夫和奧西波夫問問建立組織的最初幾個步驟；他相信能夠使奧西波夫消除對葉爾紹夫的偏見。

他覺得，又仇恨布林什維克又盼望紅軍勝利的切爾涅佐夫實在可憐。他想到面臨的審訊，心裡幾乎是平靜的。

夜裡，他的心臟病發作。他躺著，把頭抵在牆上，難受得要命，只有在監獄裡的快要死的人才會這樣難受。他疼得昏迷了一陣子。等他甦醒過來，不怎麼疼了，胸膛、臉上、手上都出了一層汗。頭腦裡也出現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虛假的清醒狀態。

他想到他和義大利神甫議論世界性罪惡的那番話，聯想起小時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來，他跑進媽媽做針線活兒的房間時那種幸福感；又聯想起當年去葉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溼了的幸福的眼睛；又聯想起面色蒼白的捷爾任斯基，他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向捷爾任斯基問起社會革命黨一個可愛的小夥子的下落。捷爾任斯基回答說：「槍斃了。」他想起基裡洛夫少校那苦悶的眼睛……想起雪橇拖著的朋友的屍體，用被單蓋著。朋友在列寧格勒被圍的日子裡，沒有得到他的幫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樣的亂蓬蓬的頭充滿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禿頭頂貼在粗糙的集中營板牆上。

過了一陣子，遙遠的事漸漸遠去，越來越淡，漸漸失去色彩。他似乎慢慢沉入涼爽的水裡。他睡著了，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聽到笛聲，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帶到浴室裡。他很不痛快地吸著氣，打量著自己的胳膊和癟癟的胸膛。

「是啊，老了。」他想道。

等到帶他來洗澡計程車兵在手裡捏著紙菸走出門去，一個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臉囚犯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葉爾紹夫要我向您報告一個訊息：在斯大林格勒地區我軍把德國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他要我告訴您，一切情況正常。他要您寫傳單，下一次洗澡的時候交給我。」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說，他沒有鉛筆和紙，但這時候一名看守走了進來。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時候，摸到口袋裡有一個紙包。裡面有十塊糖、一塊用破布包著的奶油、一張白紙和一個鉛筆頭兒。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興。他希望有的東西全有了！可以不是在毫無意義地擔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絞痛的狀態中結束生命了。

他把糖塊和鉛筆頭兒緊緊按在胸口。

夜裡，有一名黨衛軍計程車官把他押出來，押著他順著街道往前走。一陣陣冷風吹在他的臉上。他回頭朝一座座沉睡的棚屋看了看，在心裡說：「沒什麼，沒什麼，你們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神經不那麼脆弱，同志們，你們好好兒地睡吧。」

他們走進集中營管理處大門。這裡已經聞不到集中營裡那種氨水氣味，可以聞到冰冷的菸草氣息。莫斯托夫斯科伊發現地上有一根老大的菸頭兒，他真想撿起來。

他們上了二樓，又上了三樓，那士官叫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擦腳墊上把腳擦乾淨，士官自己也把鞋底擦了老半天。莫斯托夫斯科伊爬樓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會兒儘可能平息一下氣喘。

他們順著鋪在走廊裡的長條地毯走去。

一盞盞半透明的鬱金香形小燈，燈罩裡透出柔和、寧靜的燈光。他們經過一扇打磨得鋥亮的門，門上掛著一個不大的木牌「警備長辦公室」，來到另一扇同樣富麗堂皇的門前站住，門上的牌子是「黨衛軍少校利斯辦公室」。

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聽到這個名字，這是秘密警察總頭子希姆萊在集中營管理處的代表。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好笑的是，古濟將軍曾經很生氣，因為奧西波夫是利斯親自審訊的，而審訊他古濟的卻只是利斯的一名助手。他認為這是對佇列指揮人員的輕視。

奧西波夫說過，利斯在審訊他的時候不用翻譯，因為他原來是蘇聯里加市的德國人，精通俄語。

從裡面走出一名年輕軍官，對押解計程車官說了幾句話，便叫莫斯托夫斯科伊進辦公室去，門依然開著。

辦公室裡沒有人。鋪著地毯，花瓶裡插著鮮花，牆上還有一幅畫：樹林的邊緣，紅瓦頂的農舍。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來到屠宰場場主的辦公室裡了——旁邊是要死的牲畜在哼哧，內臟在冒熱氣，屠宰手的身上濺滿了血，可是場主這裡卻這樣寧靜，地毯這樣乾淨，只有桌上的黑色電話機說明屠宰場和這間辦公室是聯絡著的。

敵人！多麼簡單明瞭的字眼兒！又想起切爾涅佐夫的話——人的命運在「狂飆突進運動」時代是多麼可憐。不過他是戴著小山羊皮白手套的。於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頭。

辦公室裡面的門開了。通向走廊的門也馬上吱扭響了一下，看樣子，是值班軍官看到利斯來到辦公室，把門掩上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皺緊眉頭站著，等待著。

「您好。」這個灰軍服袖子上帶著黨衛軍標誌的小個子低聲說。

利斯的臉上沒有任何猙獰的地方，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看到這張臉特別可怕。這是一張鷹鉤鼻子的臉，黑灰色眼睛神情專注，寬大的額頭，蒼白瘦削的兩腮，顯露出一副恪盡職守、清心寡慾的神氣。

利斯等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咳嗽過了，說：

「我想和您談談。」

「可是我不想和您談。」莫斯托夫斯科伊說過這話，側眼朝遠處的角落裡看了看，估計利斯手下的劊子手們會從那邊過來打他的耳光。

「我完全能理解您，」利斯說，「請坐吧。」

他讓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樂椅上，自己也緊挨著坐下來。他說的俄語是一種沒有特色、沒有生活氣息的冰冷語言，是科普小冊子裡使用的語言。

「您身體不大好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聳了聳肩膀，什麼也沒有說。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派醫生給您看了，他對我說過。我深更半夜裡打擾您了。不過我實在想和您談談。」

「可不是嘛。」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裡說。他回答道：

「我是來受審的。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為什麼？」利斯問道。「您看著我穿著制服。但我不是生來就穿這制服的。領袖和黨分派穿制服，於是就穿上了，成了黨計程車兵。我一直是黨內的理論家，我對哲學和歷史問題很感興趣，不過我是黨員罷了。難道你們內務部的每個工作人員都讚賞盧比揚卡監獄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視著利斯的臉。他心裡想，這張蒼白的、高額頭的臉應該畫在人類學圖表的最低欄內，其進化程度相當於原始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黨中央派您去加強肅反委員會的工作，您能拒絕嗎？您只能放下黑格爾的書，去工作。所以我們也放下了黑格爾的書。」

莫斯托夫斯科伊側眼看了看說話的人，覺得這張骯髒的嘴說出黑格爾的名字，實在很奇怪，簡直是褻瀆……在擁擠的電車裡，一個可怕的、老練的賊走到他跟前，要和他搭話。他聽著，一心一意注視著賊的手，只要看到劃包的刀片一閃，就照著眼睛打過去。此刻他就是這樣的心情。

可是利斯抬起兩手，朝手上看了看，說：

「我們的手和你們的手一樣，它們喜歡幹大事，不怕弄髒。」

莫斯托夫斯科伊眉頭緊鎖。利斯說出的話連同他的手勢，令他覺得難以忍受。

利斯很帶勁兒地說起來，說得很快，就好像從前就和莫斯托夫斯科伊談過，現在能夠把那次中斷的話說完，十分高興。

「只要坐二十個鐘頭的飛機，您就可以到蘇聯的馬加丹市，可以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的椅子上了。您在我們這兒，可以和在自己家裡一樣，不過您不走運。你們的宣傳機構竟和財閥的宣傳機構一塊兒醜化我們黨的司法，我很痛心。」

他搖了搖頭。接著又很快地說起令人吃驚、意外，又可怕又荒唐的話：

「在我們面對面互相看著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仇恨的面孔，我們是在照鏡子。這是我們時代的悲劇。難道您沒有在我們身上看到你們自己，看到你們的意志？難道在你們來說，世界不就是你們的意志，難道誰能夠使你們動搖，使你們停止？」

利斯的臉湊近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臉。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的俄語說得不太好，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您以為，您是在痛恨我們，但這是表象，實際上您是通過恨我們恨你們自己。很可怕，是嗎？您明白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打定主意不說話，利斯也不一定要他說話。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會兒覺得，這個盯著他的眼睛的人並不想欺騙他，而是實心實意聚精會神地在說語，挑選著字眼兒。似乎他是在傾訴煩惱，請人幫他弄清使他苦惱的問題。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難受。似乎有一根針在扎他的心。

「您明白嗎，明白嗎？」利斯很快地說。他已經看不見莫斯托夫斯科伊了，他心裡十分慌亂。「我們打你們的軍隊，但我們也是在打自己。我們的坦克衝擊的不光是你們的國境，也是我們的國境，我們的坦克履帶輾壓的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真可怕，簡直是夢裡自殺。我們有可能失敗得很慘。明白嗎？如果我們勝利了，又會怎樣？我們勝利了，我們就沒有了你們，我們就要單獨對抗痛恨我們的另外一個世界。」

這個人的話很容易駁倒。他的眼睛離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一些。但是有一種什麼東西比這個老練的黨衛軍間諜的話更壞、更危險。這個東西有時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裡和腦子裡活動，並且吱咯吱咯地響，有時畏畏縮縮，有時躁動得很厲害。這是一種很壞的、見不得人的懷疑情緒，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異己者的話裡發現的，而是在自己心裡發現的。

就好比一個人怕生病，怕惡性腫瘤，卻又不找醫生，儘量不理會自己的病疼，不和家裡人談自己的病。現在有人對他說：「您瞧，您常常這樣疼，一般是在上午，一般是在……是的，是的……」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老師？」利斯問道。「有一個德國人，您是非常瞭解他的判斷能力的，他說，拿破崙一生的悲劇就在於他表現了英國精神，而英國正是他的死敵。」

「噢呀，這比打耳光都厲害，」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道，並且在心裡說，「他這是說的斯賓格勒。」

利斯抽起煙來，並且把煙盒遞給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生硬地說：

「不想抽。」

他想到，世界上所有的憲兵，不論四十年前審訊過他的那些憲兵，還是現在大談黑格爾和斯賓格勒的這一個，都使用同樣的笨拙辦法：請被審訊的人抽菸。他一想到這一點，就比較坦然了。是的，說實話，這都是因為神經紊亂，由於意外：本來以為會挨耳光的，誰知卻聽到一番荒唐的、令人厭惡的話。不過，有些沙皇時代的憲兵也研究政治問題，其中也有一些真正有文化的人，有一個人還研究過《資本論》。可是不知道研究馬克思的憲兵是否有這樣的情況：突然在內心深處出現這樣的念頭——也許馬克思是對的呢？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憲兵有什麼樣的感覺呢？不過，不論怎樣，憲兵不會成為革命者。他踩滅自己的懷疑，仍然做憲兵……我也是在踩滅自己的懷疑。不過我是仍然要做革命者。

利斯卻沒有注意莫斯托夫斯科伊已經拒絕抽菸，還在說：

「是的，是的，請吧，不錯，這煙很好。」

他把煙盒合上，並且很難過地說：

「我的話為什麼使您這樣驚訝？您以為我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嗎？難道在你們的盧比揚卡監獄裡工作的，就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嗎？就沒有人能夠和巴甫洛夫院士，和奧爾登堡院士談談嗎？不過他們是有目的的。我可沒有什麼隱秘的目的。我可以向您保證。你們思考的問題，我也在思考。」

他笑了笑，補充說：

「一個蓋世太保的保證，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說：「不說話，就是不說話，不和他說什麼話，不反駁。」

利斯繼續說下去，他又好像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記了。

「兩個極端！當然是這樣！假如不完全是這樣的話，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可怕的戰爭。我們是你們的死敵，是的，是的。但我們的勝利也就是你們的勝利。明白嗎？如果你們勝利了，那我們又會完蛋，又會依靠你們的勝利活下去。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我們打輸了，也是打贏了，我們將換一種形式繼續發展下去，實質還是一樣。」

為什麼這個權勢顯赫的利斯不去看繳獲的電影，不喝酒，不給希姆萊寫報告，不看養花的書，不看女兒的來信，不去玩弄剛剛從軍列上挑選來的年輕姑娘，不去服用增強新陳代謝的藥品，到他那寬敞的臥室裡睡覺，卻在深更半夜裡把這個渾身散發著集中營臭氣的蘇聯老布林什維克找了來？

他打算幹什麼？他為什麼掩蓋自己的目的，他想探問的是什麼？

現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怕用刑審訊了。可怕的倒是有一種想法：萬一這個德國人說的不是假話，而是實在話呢？一個人有時就是想說說話嘛。

有一種使他非常厭惡的想法：他們兩個都是病人，兩個人害的都是一種病，但是一個人憋不住，說出來了，和別人分一分痛苦，另外一個人卻不說，瞞著，可是聽著，聽別人說。

利斯好像終於要回答莫斯托夫斯科伊沒有說出口的問題似的，把桌上放著的公文夾打了開來，帶著厭惡的神氣用兩個手指頭把一疊骯髒的紙抽了出來。莫斯托夫斯科伊馬上認出來，這就是伊康尼科夫塞給他的那幾張紙。

利斯顯然以為，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看到伊康尼科夫給他的這幾張紙，會驚慌失措的……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沒有驚慌失措。他幾乎是很高興地看著伊康尼科夫寫滿了字的這幾張紙：一切都明朗了，就像警察審訊時常有的情況一樣，絲毫不客氣，直截了當。

利斯把伊康尼科夫寫的字推到桌子邊上，後來又拉到自己跟前。他忽然用德語說起來：

「您看，這是從您那兒搜出來的。我看了幾個字，就知道這種亂七八糟的玩意兒不是您寫的，雖然我不認識您的筆跡。」

莫斯托夫斯科伊沒有說話。利斯用一個指頭在紙上敲著，請他說話——是很客氣地、善意地、一再地請他說話。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沒有說話。

「我說錯了嗎？」利斯驚訝地問道。「不會的！我不會錯。你們和我們都十分厭惡這上面寫的東西。你們和我們是站在一起的，另一邊才是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他指了指伊康尼科夫那幾張紙。

「好吧，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急急忙忙地、很不耐煩地說，「咱們就把事情談談吧。這幾張紙嗎？是的，是的，是從我那兒拿來的。您想知道這是誰交給我的嗎？您別問這事兒吧。也許，是我寫的。也許，是您叫您的走狗暗暗塞到我的褥墊底下的。明白嗎？」

有一會兒，似乎利斯就要接受挑戰，就要發作起來，叫喊：「我有辦法叫您說出來！」莫斯托夫斯科伊非常希望這樣，這樣事情就簡單了，就好辦了。「敵人」是多麼簡單明瞭的字眼兒。可是利斯卻說：

「這幾張破爛的紙算什麼？誰寫的，還不是一樣？我知道：不是您，也不是我。我是多麼難過呀。難過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戰爭，如果我們的集中營裡關的不是戰俘，這些集中營裡會是一些什麼人呢？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我們的集中營裡關的會是黨的敵人、人民的敵人。您熟悉的一些人現在就在你們的勞改營裡。如果在和平時期，我們的帝國保安局也會把你們的犯人關進德國的監獄，我們決不會釋放的。你們的犯人，也就是我們的犯人。」

他笑了笑，又說：

「我們在集中營裡關過的那些德國共產黨人，你們在一九三七年也關進了勞改營。葉若夫關他們，帝國首領希姆萊也關他們……老師，您要相信黑格爾的話。」

他朝莫斯托夫斯科伊擠了擠眼睛，又繼續說下去：

「我想，外語的用處在你們的集中營裡不會比在我們的集中營裡小些。今天我們對猶太人的仇恨使你們害怕。也許，明天你們就要採取我們的經驗。到後天，我們就會顯得很寬鬆了。我走過了很長的道路，是一位偉人領我走的。你們也有一位偉人領導著，你們也走過很長、很艱難的路。您相信布哈林是奸細嗎？只有偉人能夠領導你們走這條路。我也認識勒姆，我相信他。可是就應該槍斃他。我真不懂，你們實行恐怖政策，殺了幾百萬人，全世界竟只有我們德國人能理解：應該這樣！完全正確！您一定要理解，就像我理解你們一樣。這次戰爭想必使你們害怕了。拿破崙本來不應該打英國。」

這一新的說法使莫斯托夫斯科伊十分吃驚。他甚至眯起眼睛，不知是因為眼睛突然受到刺激，還是他想回避這種使人不快的說法。要知道，他的懷疑也許並不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並不是可鄙的懷疑動搖的表現，不是疲憊和無信心的表現。也許，他這種時強時弱的懷疑正是他的最真誠、最純潔之處。可是他卻拼命壓制、排斥、痛恨這種懷疑。也許，這裡面就有革命真理的種子？這裡面就有自由的炸藥！

要想擺脫利斯，擺脫他那又滑又黏的手指頭，只要不再痛恨切爾涅佐夫，不再瞧不起傻子伊康尼科夫就行了！不過，不行，還不止這樣！還要否定終生的信仰，要批判自己一直在維護、在主張的東西。

可是，不行，還不止這樣！不只是批判，而是要全心全意，用全部革命激情痛恨集中營、盧比揚卡監獄，痛恨沾滿鮮血的葉若夫、亞戈達、貝利亞！不過還不夠，還要痛恨斯大林和他的專制！

可是，不行，還不止這樣！還要批判列寧！直到深谷的邊緣！

但那將是利斯的勝利，不是在戰場上進行的戰爭的勝利，而是在這種充滿了蛇毒的、不用槍炮的戰爭中的勝利，這會兒這個秘密警察頭目就是在同他進行這種戰爭。

他似乎馬上就要發瘋了。可是他忽然輕鬆愉快地舒了一口氣。一時間令他為之恐懼、迷亂的想法化為灰塵，顯得可笑又可鄙。他迷惑了幾秒鐘。可是，他對偉大事業的正確效能夠真的懷疑嗎，哪怕一秒鐘，哪怕一秒的十分之一？利斯看了看他，咬了咬嘴巴，繼續說：

「一些人看到我們就害怕，難道看到你們就喜歡，就對你們抱著希望嗎？請您相信吧，看到我們害怕的人，看到你們也害怕。」

現在莫斯托夫斯科伊什麼也不怕了。現在他知道了自己的懷疑的代價。他們不像他原來猜想的那樣，是要他到泥淖裡去，而是要他進可怕的深谷！

利斯拿起伊康尼科夫那幾張紙。

「您為什麼要和這些人打交道？這種可恨的戰爭把什麼都搞亂了，混雜了。唉，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話，真想把混亂的東西分分清楚。」

利斯先生，並沒有混亂。一切都很清楚，很簡單。我們打敗你們，用不著聯合伊康尼科夫和切爾涅佐夫。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你們，對付他們。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出來，利斯把一切陰暗險惡的東西拉到了一起。垃圾坑的氣味是一樣的，所有的殘屑、木片、碎瓦全都一樣。不應該在垃圾裡尋找區別或相似，而應當在建築者的構思、在他的意圖中去找。

於是他理直氣壯地憤恨起來，不僅憤恨利斯和希特勒，而且憤恨那個問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見的淺色眼睛的英國軍官，憤恨獨眼龍孟什維克的可惡言論，憤恨窩窩囊囊、卻做了警察內線的神甫。這些渾蛋怎麼會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法西斯帝國有什麼相同之處呢？只有這個秘密警察頭目利斯才看得上他們的爛貨。這時候莫斯托夫斯科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瞭解法西斯與其代言人的真正聯絡。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斯大林的天才是否就在於此：在痛恨和消滅這一類人的時候，只有他看到法西斯和偽善者、虛偽的自由的宣揚者之間的秘密聯盟。他覺得這個道理顯而易見，他真想對利斯說一說，說明他的理論的荒謬性。但他只是笑了笑，他是老練的，他可不像傻瓜戈爾登別爾那樣，跟高等法院檢察長鬍亂談民意黨的事。

他用眼睛直盯著利斯，大聲說（大概站在門口的警衛也能聽到他的聲音）：

「我勸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費時間了。快把我槍斃，或者馬上把我勒死，把我殺了吧。」

利斯趕緊說：

「誰也不想殺您。請放心吧。」

「我沒什麼不放心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快活地說，「我不想操心什麼。」

「應該，應該操心！讓我的失眠變成您的失眠吧。我們相互為敵的原因何在，我真不明白……希特勒不是元首，是斯廷內斯和克虜伯家的僕人？你們沒有個人土地所有權嗎？你們的工廠和銀行是屬於人民嗎？你們是國際主義者，而我們鼓吹民族仇恨嗎？是我們放了火，你們在千方百計滅火嗎？全人類都在仇恨我們，都在用期望的目光望著你們的斯大林格勒嗎？你們是這樣說嗎？胡說！瞎扯！全是胡謅出來的。咱們的政體實質是一樣的，都是黨統治的國家。我們的資本家不是主人。國家給他們計劃和規格。國家徵收他們的產品和利潤。他們留下百分之六的利潤作為他們的工資。你們的黨領導的國家也制訂計劃、要點，徵收產品。你們叫做主人的工人，也從你們的黨的國家手裡領取工資。」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著利斯，心裡想：「難道就是這種卑劣的胡扯曾經使我困惑過一陣子嗎？難道我會在這種又毒又臭的泥水中嗆死嗎？」

利斯失望地搖了搖手。

「你們的人民的國家打的是工人的紅旗，我們也號召建立民族功績和勞動功績，號召團結，我們也說……黨代表著德國工人的理想。’你們也說：‘民族性。勞動。’你們和我們一樣，都知道：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主要力量。民族主義是時代靈魂。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最高表現！

「我認為咱們沒有理由互相為敵。但是德國人民的天才領袖和導師、我們的父親、德國母親們的最好的朋友、最偉大和最英明的統帥發動了這場戰爭。不過我相信希特勒！我相信，你們的斯大林的頭腦也並沒有因為憤怒和頭疼而糊塗了。他能夠透過戰爭的硝煙和炮火看到真理。他了解自己的敵人是誰。他了解，很瞭解，即便他正在和敵人討論應對我們的戰略，在為敵人的健康乾杯。世界上有兩位偉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和我們的領袖。是他們的意志產生了國家的民族社會主義。

「我認為，同你們聯合，比起為了東方的遼闊土地而進行的戰爭更為重要。我們在建築兩座樓，兩座樓應當在一起。老師，我希望您單獨平靜地生活一些時候，希望您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下一次咱們再談。」

「幹什麼？瞎扯！無聊！荒謬！」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幹嗎要這種莫名其妙的稱呼‘老師’？」

「噢，這稱呼可不是莫名其妙的，您和我應該明白：未來的命運不是在戰場上決定的。您是瞭解列寧的。他創立了新型的黨。是他第一個懂得了，只有黨和領袖能反映民族的動機，所以取消了立憲會議。不過，就像麥克斯韋在物理上推翻牛頓力學的時候，他想的還是證實牛頓力學，列寧在創立二十世紀偉大的民族主義的時候，卻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的創造者。後來斯大林教給我們很多東西。為了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取消農民種地和做買賣的自由，於是斯大林毫不手軟，消滅了幾百萬農民。我們的希特勒看出來：妨礙我們德國民族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敵人是猶太人。於是他決定消滅幾百萬猶太人。不過希特勒不只是學生，他是天才！你們在一九三七年的清黨，是斯大林從我們清除勒姆中看到的，看到希特勒也沒有手軟……您應該相信我。我在說話，您卻不作聲，不過我知道，我對您來說是外科手術上的鏡子。」

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鏡子？你說的這一切，從頭到尾都是胡說八道。我不想降低我的身份，駁斥你這些骯髒、發臭的無恥讕言。你是鏡子嗎？怎麼，一點沒有知覺嗎？斯大林格勒會叫你恢復知覺的。」

利斯站起身來，莫斯托夫斯科伊慌亂、欣喜、憤恨地想：「這一下他要槍斃我了……完了！」

但是利斯好像沒聽見他的話似的，畢恭畢敬地向他深深鞠了一個躬。

「老師，」他說，「你們時時刻刻教導我們，也時時刻刻向我們學習。咱們所想的會完全一致的。」

他的臉是憂傷和嚴肅的，眼睛卻在笑著。又好像有一根很毒的針紮了一下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利斯看了看錶。

「時間不會白白過去的，」他按了按鈴，低聲說，「如果您需要的話，就把這寫的東西拿去吧。咱們不久還要見面的。再見。」

莫斯托夫斯科伊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拿起桌上的紙，塞進口袋裡。他被帶出了管理處的大樓。他吸了一口冷空氣。在這溼乎乎的夜晚，離開秘密警察頭目的辦公室，不再聽國家社會主義黨理論家那低沉的聲音，聽著晨曦中的汽笛聲，心裡多麼舒暢呀。

他被帶到隔離室跟前，有一輛帶紫色車燈的小汽車從骯髒的柏油路上開過。莫斯托夫斯科伊明白，這是利斯回去休息了。他又感到十分苦惱。押解兵把他送進隔離室，把門鎖上。

他坐在鋪上，心想：「如果我信仰上帝的話，就可以斷定，這個可怕的交談者是上帝派來懲罰我的，就因為我懷疑。」

他睡不著。新的一天已經開始了。他背靠在粗糙的杉木板牆上，看起了伊康尼科夫寫的東西。

十六

世間大多數人都不想為「善」下個定義。什麼是善？什麼人需要善？什麼人行善？有沒有通用的善，可以施之於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情況？或者，對我是善，對你就是惡，對我的民族是善，對你的民族就是惡？善是不是永久的、永遠不變的，還是昨天的善今天就成為惡，昨天的惡今天就是善？

最後審判的時刻總是要到的，思考善與惡的不應只是哲學家和傳教士，應該是所有的人，有知識的人和沒有知識的人。

幾千年來人類有關善的概念是否有過變化？有沒有像福音書的聖徒所說的，不分希臘人與猶太人，不分階級、民族、國家，對於所有的人都一樣的這種概念？也許，這一概念的範圍還要廣泛些，適用於動物、樹木、苔蘚，也就是被釋迦牟尼及其佛經列入善的概念的那種廣義的概念？就是那個釋迦牟尼，為了使人生充滿善和愛，才得出人生一切皆空的結論。

我看到，幾千年來，人類在哲學和道德方面的領袖產生的一些觀念，使善的概念越來越狹窄。

與釋迦牟尼相隔五世紀的耶穌的觀念，使施善物件的範圍變狹窄了。不是所有的生物，只是人！

早期基督徒的善，即所有的人的善，又變成只為基督徒的善，與之並存的是穆斯林的善。

但是過了幾個世紀，基督徒的善又分裂為天主教徒的善、新教徒的善、東正教的善。在東正教的善中出現了舊教的善和新教的善。

同時存在的有富人的善和窮人的善，同時出現的有黃種人的善、黑種人的善、白種人的善。

而且，分裂了，又分裂，善已經被划進了宗派、種族、階級的圈子，在圈子以外的一切人已經進不了善的圈子了。

於是人們看到，因為這種小的、不善的善，而同這種小善認為惡的一切東西進行鬥爭，流的血實在太多了。

有時這種善的概念本身會成為人生的災難，成為比惡更惡的惡。

這種善是一種空殼，神聖的種子已經從其中脫出，失落。誰能把失落的種子還給人類呢？

究竟什麼是善？有人曾經這樣說：善——就是意願和與意願相連的能夠使人類、家庭、民族、國家、階級、信仰興旺發達的行動。

為了個人的好處而奮鬥的人，總是盡力給人為了大家的假象。所以他們說：我的好處和大家的好處是一致的，我的好處不僅對我有利，對大家都有利。我為自己做好事，其實是為大家做好事。

所以，善失去其公共性之後，一個宗派、階級、民族、國家的善總是儘可能使自己帶上虛偽的公共性，披上無私為公的外衣，實則打擊自己認為惡的東西。

不過，就連殘暴的希律一世進行血腥屠殺也不是為惡，而是為他的殘暴者的善。因為新的力量來到世上，將會給他，他的家族、親人、朋友，他的王國和軍隊帶來滅亡的威脅。

但出現的不是惡，出現的是基督教。人類從來沒聽到過這樣的話：「不可判斷人，免得你們被判斷。你們怎樣判斷人，也必怎樣被判斷；你們用什麼標準衡量人，也必照樣被衡量……當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這條和平與愛的教義給人類帶來的是什麼？

拜占庭的聖像破壞運動，宗教法庭的刑訊，法國、義大利、佛蘭德、德國的反異教運動，新教和天主教的鬥爭，僧侶會的陰謀詭計，尼康和阿瓦庫姆的鬥爭，很多世紀以來對科學和自由的壓制，基督徒對塔斯馬尼亞異教居民的大屠殺，焚燒非洲黑人村莊的歹徒。所有這一切造成的災難，超過了強盜和歹徒為作惡而作惡犯下的罪惡。

人類的人道主義學說本身的命運也是這樣使人震驚，使人焦慮，人道主義學說沒有逃脫共同的命運，也分裂為一個個區域性的、小圈子的善。現實的殘酷使一些偉人的心裡產生了善，他們使善回到現實中來，一心想按照他們心中的善的模式改造現實。但是，現實並沒有按照善的概念的模式變化，而是善的概念陷進了現實的泥淖中，漸漸分裂，失去原有的公共性，為當前的現實效勞，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美好的、無定形的模式塑造現實。

人們往往認為現實的變化就是善與惡的鬥爭，但實際不是這樣。希望人類善良的人，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需要有偉大的思想，能夠開闢新的渠道，把石頭推開，把暗礁消除，把森林移開，需要有公共的善的理想，好使偉大的流水和諧地流動。假如大海一旦有了思想，那麼，每次風暴來臨時，海水會產生幸福的思想和理想，每一股海浪在岩石上碎裂時，會以為它是為海水的好處犧牲的，就不會想到這是風把它吹起來的，儘管在這之前的千千萬萬股海浪都是風吹起的，今後風還會吹起千千萬萬股海浪。

很多書寫了怎樣同惡作鬥爭，寫了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但是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可悲的。其可悲就在於：哪裡有善的曙光升起——這種善是永恆的，並且永遠不會被惡所戰勝，當然那種惡本身也是永恆的，也永遠勝不過善——哪裡就會流血，就會有大批兒童和老人死於非命。不但是人，就連上帝也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在拉瑪聽見有聲音，是痛哭、極大哀號的聲音；拉結為她的兒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至於聖人認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對於失去孩子的她來說，都無所謂了。

不過，也許，現實就是惡？

我看到我國產生的社會的善這一思想具有不可動搖的力量。我在普遍集體化時期看到了這種力量，在一九三七年也看到了這種力量。我看到，為了善的思想——這種思想極其美好，極其人道，就像耶穌教的理想那樣——為了這種思想消滅了許多人。我看到整村整村的人死於飢餓，我看到農民的孩子死在西伯利亞的雪地裡，我看到一列列軍車把成千成萬男人和女人從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蘇聯其他城市送往西伯利亞，因為他們被劃為社會的善這種光輝偉大思想的敵人。這種思想是美好的和偉大的，所以要殺掉一些人，摧殘一些人的生活，要使妻子離開丈夫，使孩子離開父母。

今天德國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籠罩了世界。到處可以聽到就死者的哀號和呻吟聲。到處瀰漫著焚屍爐的煙，天空黑暗，日月無光。可是，就連這樣的罪行，這種全世界人類不曾見過的罪行也是借了善的名義。

當年我住在北方森林裡的時候，曾經想過，善不在人類中，不在動物和昆蟲的相互殘殺的世界中，而是在默默無言的樹木的世界裡。可是，不對！我見到過森林的騷動，見過樹木為爭奪土地，陰險毒辣地同青草和灌木進行搏鬥。千千萬萬種子飛播開去，生根發芽，漸漸把青草弄死，把友好的灌木扼殺。成千成萬倖存下來的幼芽開始優勝劣汰，相互搏鬥。只有那些活下來的樹木組成了統一的新的林冠，彼此締結勢均力敵的同盟，分享溫暖的陽光。雲杉和山毛櫸則在這林冠之下昏暗的苦役牢裡凍得瑟瑟發抖。但是獨佔陽光的樹木總有衰老的時候，高大的雲杉就從它們的林冠底下衝出來，衝向陽光，又將赤楊和白樺扼殺。

樹木就是這樣永遠生活在你爭我奪中。只有瞎子才認為樹木和草的世界是善的世界。難道生存就是惡？

善不在自然界，不在傳教士和聖人的說教中，不在偉大的社會學家和人民領袖的學說中，不在哲學家的道德中……倒是一些普通人心裡懷著對活物的愛，很自然地、不由自主地珍愛和憐惜生命，喜歡在勞動一天之後享受一下爐灶的溫暖，不在場地上燒火堆和放火。

所以，除了可怕的大的善，還有平常的人的善良。一個老奶奶拿一塊麵包給俘虜吃，一個士兵把壺裡的水給受傷的敵人喝，年輕人憐惜老年人，農民把猶太老頭子藏在草垛裡，這都是善良。有的看守人員冒著個人失去自由的危險，把囚犯或俘虜的信件傳送出來，不是給志同道合的同伴，而是給母親和妻子們，這也是善良。

這是個人之間偶爾為之的善良，是無需證明的、沒有用心的小善良。可以叫做無意識的善良。是宗教的善和社會的善之外的善良。

但是，我們只要一想就可以看出來，這種無意識的、個人間的、偶然性的善良是永恆不滅的。這種善良可以施於一切生物，甚至一隻老鼠，一根樹枝都可以受到這種善的恩澤——有時行人會忽然站下來，扶一扶受傷的樹枝，讓它更容易重新長到樹幹上。

在可怖的時代，在以國家民族光榮為名義、以對全世界行善為名義而進行瘋狂殘殺的時候，在人已經不像人，而只是像樹枝一樣盪來盪去，又像一塊塊石頭填進山溝和土坑的時候，就是在這種可怖和瘋狂的時代，這種沒有用心的、可憐的、像鐳粒子一樣分散在生活中的善良也沒有消失。

有一些德國兵來到村子裡。昨天在路上有兩名德國兵被打死。晚上把一些婦女趕出去，叫她們在樹林邊挖坑。有幾名士兵住到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家裡。她的丈夫被帶到警察所去了，那裡還關著二十個農民。她一夜沒有睡，德國兵在地下室裡搜到一筐雞蛋和一瓶蜂蜜，他們自己生起爐子，炒雞蛋，喝酒。有一個年紀大些的吹起口琴，其餘的人又跺腳又唱歌。他們對女房東連看也不看，好像她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貓。早晨，天亮了，他們開始檢查自己的槍。那個年紀大些計程車兵很笨拙地拉了一下槍機，一顆子彈打進自己的肚子裡。大家一齊叫起來，亂成一片。幾個德國兵草草地給他包紮了一下，就把他放到床上。接著他們都被叫走了。他們臨走向女房東打了打手勢，叫她照應受傷的德國兵。女房東看到，要把他掐死不費吹灰之力。他一會兒嘟噥，一會兒閉上眼睛，又哭又咂吧嘴。後來忽然睜開眼睛，很清楚地說：「媽媽，給我水。」女房東說：「哼，你這該死的東西，把你掐死才好呢。」可是她還是給他端來了水。他抓住她的手，叫她把他扶起來，因為血堵得他不能喘氣。她把他扶起來，他用兩手勾住她的脖子，支撐著身子。這時村子裡響起一片槍聲，她嚇得直打哆嗦。

後來她說起當時的情形，但是誰也無法理解，她也無法解釋。

這是一種善良。有一則寓言說一個修士讓蛇在懷裡暖和身子，就是指責這種善良沒有意義。這種善良，就好比愛惜咬死小孩的毒狼蛛。這是一種不理智的、有害的、荒唐的善良！

人們樂於援引寓言中的例證，記住這種沒有意義的善良帶來的（和可能帶來的）害處。不必害怕！如果怕這種善良，就好比一條淡水魚偶然從河裡來到水鹹的大海里，感到害怕。

沒有意義的善良有時給社會、階級、民族、國家造成的害處，與天生善良的人發出的光相比，是會黯然失色的。這種沒有意義的善良正是人的人性，它就是人和其他一切的區別，它就是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它說明，生存並不就是惡。

這種善良是沒有言語、沒有用心的。它是本能的。是盲目的。一旦耶穌教把它變為教堂神甫的教義，它就變得暗淡了，種子就變成了空殼。當善良沒有言語、沒有心思、沒有用意的時候，當善良隱藏在人心裡的時候，當善良沒有成為傳教士的武器和商品，當礦金沒有煉成神的金幣的時候，善良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生活一樣實實在在。就連耶穌的說教，也使善良失去其生命力。善良的生命力在人心的不言不語中。

但是，我懷疑人類的善，也懷疑善良。我很惋惜它沒有生命力！它既然沒有什麼感染力，又有什麼好處呢？

我以為，它沒有生命力。美好而又沒有生命力，簡直就像露水。

怎麼能不使它枯死，不使它丟失，而使它變得有力呢？教會就是使它枯死了，將它丟失了。當善良不是什麼力量的時候，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想把善良變為力量，它就失去本色，就會暗淡，失去光彩，消失。

現在我看到惡的真正力量。天國是空的。地上只有人。拿什麼來撲滅惡呢？拿人類的善良，拿這樣幾滴露水？但是要知道，這種火用所有的海洋裡的水和所有云層的水都是撲不滅的，從福音書的時代直到今天的鋼鐵時代所彙集起來的一點點可憐的露水也撲不滅……

我再也不相信能夠在上帝身上、在自然界找到善，就這樣，我再也不相信善良。

但是，法西斯的黑暗在我面前暴露得越多，越廣，我就越加看清：人性總是存在的，是泯滅不了的，即使在浸透了血的黃土的旁邊，在毒氣室的門口。

我在地獄裡鍛鍊了信心。我的信心是從焚屍爐裡出來的，是穿過了毒氣室的水泥牆的。我看出來，不是人在同惡的鬥爭中軟弱無力，是強大的惡在同人的鬥爭中軟弱無力。毫無意義的善良永遠不滅的秘密，就在於它的無力。這種善良是不可戰勝的。這種善良越傻，無力，沒有意義，就越是巨大。惡對它無可奈何。聖人、傳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領、領袖，在它面前無可奈何。它是一種不看什麼、不說什麼的愛，是人的本義。

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但是，如果人性就是現在仍沒有被摧殘殆盡的話，那麼，惡已經不可能取得勝利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完之後，半閉起眼睛，坐了好幾分鐘。

是的，這是一個受了震動的人寫的。一個可憐的靈魂的悲劇！

這個蔫了的人竟說，天國是空的……他把人生看作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到末了他玩弄起舊的鈴鐺，玩弄起老奶奶的善良，還打算用灌腸的噴嘴撲滅世界的大火。這一切多麼無聊呀！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著隔離室的灰牆，想起了天藍色的安樂椅，想起他和利斯的談話，感到十分沉重。頭並不難受，是心裡難過起來，呼吸也困難了。看樣子，他懷疑伊康尼科夫，是錯了。這個呆子寫的東西，不僅引起他的鄙視，也引起夜裡和他談話的那個討厭的傢伙的鄙視。他又想了想自己對切爾涅佐夫的感覺，想了想利斯談到這一類人時鄙夷和仇恨的口氣。他的模模糊糊的苦惱似乎比肉體的痛苦更使他難受。

十七

謝廖沙·沙波什尼科夫指著背囊旁邊磚堆上的一本書，說：

「你看過嗎？」

「看了好幾遍啦。」

「喜歡嗎？」

「我更喜歡狄更斯。」

「嘿，狄更斯。」他用譏笑的、傲慢的口氣說。

「你喜歡《巴馬修道院》嗎？」

「不怎麼喜歡。」他想了想，回答說。又補充道：「今天我要跟步兵一起把旁邊一座小屋的德國佬打出去。」他看到她的目光，又說：「當然，是格列科夫的命令。」

「別的迫擊炮手呢，琴佐夫呢？」

「他們不去，就我一個去。」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他老是纏著你嗎？」

她點了點頭。

「你怎麼樣？」

「你知道嘛。」

「我覺得，我今天可能被打死。」

「為什麼叫你跟步兵一起去？你是迫擊炮手啊。」

「為什麼他要把你留在這兒？報話機已經打成碎片。早就該把你送回團裡去，上左岸去。你在這兒無事可幹，成了流浪女了。」

「不過咱們可以天天見面呀。」

他擺了擺手，就走開了。

卡佳向周圍看了看。彭丘克在二樓望著，笑著。顯然，謝廖沙也看到了彭丘克，所以突然走開了。

德軍用大炮轟這座樓房，一直轟到黃昏時候。有三個人受輕傷，有一段內牆倒塌下來，把地下室的出口堵住了。大家把出口處打通，一顆炮彈又炸倒一段牆，地下室出口又被堵住，大家又開始挖。

安齊費羅夫朝灰塵飛揚的幽暗處瞅了瞅，問道：

「喂，報話員同志，您活著嗎？」

「是的。」卡佳在幽暗處回答說。她打了一個噴嚏，啐出一口紅色的痰。

「祝您健康。」一名工兵說。

等到天黑下來，德軍打出照明彈，用機槍掃射起來，有幾架轟炸機飛來，扔下爆破彈。誰也沒有睡覺。格列科夫親自打起機槍，步兵有兩次大聲罵著娘，用工兵的鍬掩護著臉，衝上去把德國佬打退。

德國佬似乎覺得，他們不久前佔領的這座無主的樓房，馬上就要遭到進攻。

當槍炮聲停息的時候，卡佳能聽到他們吵吵嚷嚷說話的聲音，就連他們的笑聲也能聽得很清楚。

德國佬說話非常難聽，發音完全不像外語課教師教的那樣。她看到小貓從墊子上爬了下來。小貓後面兩個爪子不能動了，只用兩個前爪在爬，正急急忙忙朝卡佳爬來。

後來小貓不爬了，嘴張了幾下，就閉上了……卡佳撥了撥小貓合上的眼皮。「死了。」她在心裡說，驀地浮起一股厭惡感。忽然她明白了，這已經半麻痺的小貓是預感到要死了，所以想到她，向她爬來……她把已死的小貓放進一個坑裡，上面撒了一些碎磚渣子。

地下室裡充滿了照明彈的光，她覺得似乎地下室裡沒有空氣，似乎她呼吸的是一種帶血的液體，這種液體從天花板上往下流，從每一塊磚裡往外滲。

眼看著德國佬從遠處的角落裡爬出來了，正在朝她爬，馬上就會把她抓住，把她帶走。已經很近了，他們就在跟前打槍。也許，德國佬要掃蕩二樓？也許，他們不從下面來，而是從上面，從天花板的窟窿裡跳下來？

為了讓自己鎮定，卡佳儘量回想釘在門上的小卡片：「季霍米羅夫家——按一下，茨加家——按兩下，契列穆什金家——按三下，芬別爾格家——按四下，文格羅夫家——按五下，安德留先科家——按六下，彼果夫家——長長的一下……」她拼命回想芬別爾格家放在煤氣爐上、蓋著膠合板的大鍋子，回想阿納斯塔西婭·斯捷潘諾芙娜·安德留先科家蒙著大罩子的木盆、季霍米羅夫家掛在繩釦上的掉了瓷的臉盆。她想象她在給自己鋪床，把媽媽的棕色頭巾、一塊棉絨、開了綻的夾大衣都墊到彈簧壞了的褥墊底下。

然後她就想「6-1」樓房。這會兒，當希特勒的匪徒步步逼近，從地上爬過來的時候，那些粗野的罵娘話似乎也不可惱了，格列科夫的目光她也不怕了，以前她看到那目光，不僅臉會紅，連脖子，連軍裝裡面的肩膀都會紅的。在參軍後的這幾個月裡，她聽了多少下流話！當禿頂的中校齜著金牙暗示她可以留在河那邊的通訊站時，她用「無線電」和他進行了多麼糟糕的通話呀……她想起有些女孩子小聲唱的傷心的歌兒：

有一個秋夜裡

指揮官親自將她溫存

喚了一夜小親親

從此她就自暴自棄……

她不是膽小鬼，只不過出現了這樣的心情。

她第一次看到謝廖沙，是在他念詩的時候，她心裡想：「真是一個呆子。」後來他有兩天不見人影，她也不好意思打聽他，心裡老是在想，他是不是被打死了。後來他在夜裡突然出現了，她並且聽見他對格列科夫說，他是從司令部的掩蔽所裡偷跑回來的。

「好，」格列科夫說，「你這是開小差跟著我們朝陰間跑。」

謝廖沙在離開格列科夫從卡佳身邊走過的時候，沒有看，也沒有回頭。她很難過，後來生起氣來，又在心裡說：「傻瓜！」

後來她聽到樓房裡的人的談話。他們說的是，誰最有可能第一個和卡佳睡覺。有一個說：

「不用說，是格列科夫。」

另外一個說：

「這可不一定。不過，誰的名次排在最後面，我倒是可以說說，那就是迫擊炮手謝廖沙。女孩子越是年輕，越喜歡老練的男子。」

後來，她發現幾乎沒有人跟她逗著玩兒、開玩笑了。格列科夫毫不掩飾別人接觸卡佳時他的不快心情。

有一次，大鬍子祖巴廖夫喊她：

「喂，樓長夫人。」

格列科夫並不著急，但是他顯然很有信心，而且她也感覺得到他自己很有把握。在報話機被炸成碎片之後，他叫她躲到很深的地下室的一個隔間裡。昨天他對她說：「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姑娘。」又補充說：「我要是在戰前遇到你，一定會娶你。」她想說，要娶她還得問問她呢，可是她沒有說，她不敢說。他對她沒有任何不好的行為，沒有對她說過任何粗野的下流話，但是她想到他，就覺得可怕。

也是昨天，他很憂愁地對她說：

「德國佬很快就要發動進攻了。咱們這裡面的人未必有誰能活下來。德國佬釘住我們的樓房不肯放。」

他用緩慢而凝神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下，卡佳害怕了，不是因為想到了德國佬即將發動的進攻，而是因為看到這緩慢而鎮靜的目光。

「我會上你這兒來的。」他說。似乎這話和他說的在德國佬發動進攻之後未必有誰能活下去的話沒有什麼聯絡，但聯絡是有的，而且卡佳也明白了。

他不像她在科特盧班山下看到的那些指揮員。他和人說話既不高聲大叫，也不嚇唬，可是大家都聽他的。他坐在那裡，又抽菸，又說笑，又聽別人說笑，跟士兵沒有任何區別。可是他的威信很高。

她和謝廖沙幾乎不說話。她有時覺得，他愛上她了，可是也和她一樣，在又喜歡又怕的人面前非常膽怯。謝廖沙又膽小，又沒有經驗，可是她真想請求他保護，對他說：「來我這兒坐坐吧。」有時她還想安慰安慰他。跟他在一塊兒說話，感覺真是奇怪，就好像根本沒有打仗，也沒有這「6-1」樓房。他也好像感覺到這一點，就有意儘量表現得粗野些，有一次他還在她面前罵過娘。

就這會兒她也覺得，她模模糊糊的想法和感情與格列科夫派謝廖沙去攻打德國佬佔的房子這件事有一種無情的聯絡。她聽著槍聲，想象著，謝廖沙躺在紅紅的磚堆上，已經死去的蓬亂的頭耷拉下去。

她感到對他心疼得不得了。五光十色的夜晚的戰火，對格列科夫的害怕，對他的欽佩，欽佩他敢於憑藉一片瓦礫向德軍的鋼鐵隊伍發動進攻，還有對母親的想念——這一切在她心裡交織在一起了。

她想，只要能看到謝廖沙活著回來，她願意奉獻她的一切。

「要是有人問，要媽媽還是要他，怎麼辦？」她心裡想道。

後來她聽見一個人的腳步聲。她用手指頭抓住一塊磚，仔細聽著。

槍聲停了，一切都靜下來。她的脊背、肩膀、小腿都癢起來，但是她怕撓癢，怕弄出響聲。有人問巴特拉科夫，為什麼他老是撓癢，他回答說：「這是神經性的。」可是昨天他說：「我在身上逮了十一個蝨子。」於是科洛密採夫笑著說：「神經性的蝨子咬巴特拉科夫啦。」

等到她被打死了，大家把她抬到坑邊，會說：

「這可憐的姑娘渾身都是蝨子啦。」

也許，這真是神經性的？於是她明白了，黑暗中有一個人向她走來了，不是虛幻的、臆想的人，是從沙沙聲中，從一片片亮光、一片片黑暗，從緊張的心跳中出現的。卡佳問：

「是誰？」

「是我，自己人。」黑影回答說。

十八

「今天不發動進攻了。格列科夫決定改在明天夜裡。今天德國佬一個勁兒地在進攻……我想順便說說，那本叫《修道院》的小說，我從來沒看過。」

她沒有回答。

他很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神情，一陣爆炸的火光順應他的願望，把她的臉照得透亮。過了一秒鐘，又黑了下來，於是他們又無聲地商量好，等待下一次爆炸和閃光。謝廖沙握住她的手。他攥住她的手指頭。他平生第一次把姑娘的手握在自己手裡。

生滿蝨子的骯髒的姑娘靜靜地坐著，她的脖子在黑暗中發亮了。突然閃起照明彈的亮光，他們把頭挨在一起。他把她抱住，她眯起眼睛，他們都知道學校裡有一個說法：誰睜著眼睛接吻，誰就不是真愛。

「這不是開玩笑，是嗎？」他問道。

她用兩手捧住他的兩鬢，把他的頭轉過來朝著自己。

「一生一世，永不變心。」他說得很慢。

「太好了，」她說，「我就是怕，忽然有什麼人來。可是以前不論誰來，不論是里亞霍夫、科洛密採夫、祖巴廖夫……我有多麼高興呀。」

「還有格列科夫。」他提醒說。

「哎呀，不。」她說。

他吻起她的脖子，並且解開她軍裝上的扣子，拿嘴去吻她那瘦削的鎖骨，卻不敢吻她的胸脯。她撫摩著他那硬扎扎的、沒有洗過的頭髮，就好像他是一個小孩子，她已經知道，這一切現在是不可避免的了，這都是應該有的事了。

他看了看發光的錶盤。

「明天誰帶你們去進攻？」她問道。「是格列科夫嗎？」

「你問這幹什麼？我們自己去，用不著誰帶我們。」

他又把她抱住，忽然他的手指頭髮涼，由於下了決心，情緒激動，胸中也發起涼來。她半躺在軍大衣上，似乎連氣也不喘了。他一會兒碰著她那粗糙的、好像蒙著灰土似的軍服和裙子，一會兒碰著她那扎手的充革布高筒靴。他的手感覺到她的身體的溫暖。她想坐起來，但是他吻起她來。忽然一陣亮光閃起，剎那間照亮了落在磚堆上的卡佳的軍帽，照亮了她的臉，在這幾秒鐘裡，他覺得她的臉和往常大不一樣。可是馬上又黑了下來，而且不知為什麼特別黑……

「卡佳！」

「怎麼了！」

「沒什麼，就是想聽聽你的聲音。你為什麼不看我？」

「別這樣，別這樣，冷靜點兒！」

她又想起他和她母親，想著她應該更喜歡誰。

「原諒我。」她說。

他沒有明白她的意思，就說：

「你別怕，我一輩子不變心，只要能活下去的話。」

「我這是想起了媽媽。」

「可是我的媽媽死了。我現在才明白，她是因為我爸才被流放的。」

他們互相擁抱著，在軍大衣上睡著了。樓長走到他們跟前，看了看他們的睡態：迫擊炮手謝廖沙的頭枕在報話員姑娘的肩上，他的一隻手摟著她的腰，他好像怕把她丟了。格列科夫覺得他們兩個都死了，因為他們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那樣安靜。

黎明時候，里亞霍夫朝地下室的隔間裡瞅了瞅，喊道：

「喂，沙波什尼科夫，喂，文格羅娃，樓長叫你們，要快點兒，麻利點兒！」

在朦朧而寒冷的晨曦中的格列科夫的臉是陰沉的、嚴峻的。他的一個寬大的肩膀靠在牆上，蓬亂的頭髮耷拉在窄窄的前額上。

他們站在他面前，倒換著兩隻腳，沒有覺察到他們是手挽手站著。

格列科夫動了動他那扁平的獅鼻的大鼻孔，說：

「是這樣，沙波什尼科夫，你馬上到團部去，我派你去。」

謝廖沙感覺到姑娘的手指在抖動，就把她的手指頭攥住，於是她也感覺到他的手指在抖動。他吸了一口氣，感到舌頭和上顎發乾發燥。

多雲的天空和大地一片寂靜。蓋著軍大衣胡亂躺在地上的人似乎都沒有睡，都在等待著，連氣也不喘。

周圍的一切都很好，都很可親，謝廖沙心想：「要把他從天堂趕出去，要像拆散農奴一樣把我們拆散了。」他懷著祈求和仇恨的心情望著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眯起眼睛，凝視著姑娘的臉，謝廖沙覺得他的目光很討厭、很無情、很放肆。

「好吧，就這樣，」格列科夫說，「報話員同志跟你一塊兒去，沒有報話機，她在這兒無事可幹，你把她送回團部去。」他笑了笑。「以後你們上哪兒，到時候你們自己知道。這是調派信，我把你們兩個人寫在一起了，我不喜歡寫字。明白嗎？」

謝廖沙忽然看到，一雙透著親切、精明然而又憂傷的眼睛正望著他，這樣的眼睛他還從來不曾見過。

十九

步兵團政委皮沃瓦羅夫沒有到過「6-1」樓房。和樓房的無線電聯絡中斷了，不知是報話機壞了，還是上級的嚴厲訓斥讓樓房裡的頭頭兒格列科夫大尉厭煩了。

有一段時間，可以通過一名黨員迫擊炮手得到有關被圍大樓裡的情況的報告。他報告說，樓長作風散漫，對士兵們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不過，格列科夫同敵人作戰是很勇敢的，這一點彙報人也不否認。

就在皮沃瓦羅夫準備進入「6-1」樓房的這天夜裡，團長別廖茲金害起重病。他躺在掩蔽所裡，臉燒得通紅，睜著失神的、透明的、茫然的眼睛。

醫生看了看別廖茲金，慌了。他治慣了打斷的胳膊腿和打裂的頭蓋骨，現在卻是一個人本身害起病來。醫生說：

「要拔火罐，可是上哪兒去弄罐子呀？」

皮沃瓦羅夫決定向上級報吿團長的病情，可是師政委打電話給皮沃瓦羅夫，要他立刻到師部去。

當皮沃瓦羅夫喘著粗氣（他遇到炮彈爆炸，曾經兩次臥倒）走進師政委的掩蔽所時，師政委正在和從左岸來的一位營政委說話。皮沃瓦羅夫聽說這個人常常給駐紮在各個工廠裡的部隊作報告。

皮沃瓦羅夫大聲報告說：「奉命來到。」並且馬上就報告了別廖茲金的病情。

「啊……傷腦筋，」師政委說，「皮沃瓦羅夫同志，您得擔當起團的指揮任務了。」

「被圍困的樓房怎麼辦？」

「您不用管了，」師政委說，「這座被圍的樓房惹出大麻煩。這事兒弄到方面軍司令部去了。」

他把一張密碼電報對著皮沃瓦羅夫晃了晃。

「我就是為這事叫您來的。這不是，克雷莫夫同志接到方面軍政治部的命令，要他進入被困的樓房，建立布林什維克黨的秩序，在那裡做作戰政委，如有必要，就解除那個格列科夫的職務，自己擔任指揮……因為這是在你們團的地段上，所以你們要給予一切必要的供應，要負責幫助進入被困樓房，負責今後的聯絡。明白嗎？」

「明白了，」皮沃瓦羅夫說，「一定做到。」

說過這話以後，他改變了談公事的腔調，用平時談家常的語氣問道：

「營政委同志，跟這樣一些小夥子打交道，是您的專長嗎？」

「正是我的專長，」從左岸來的政委笑著說，「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帶領二百人突圍，在烏克蘭到處轉，那時候見慣了游擊習氣。」

師政委說：「好吧，克雷莫夫同志，那您就去幹吧。多跟我聯絡。國中有國是很不好的。」

「是啊，那裡面的人還和報話員姑娘有一些不乾不淨，」皮沃瓦羅夫說，「我們的別廖茲金一直在擔心。他們的報話機又叫不通。那裡面的小夥子又是那種樣子，他們什麼事兒都會幹出來。」

「好啦，到裡面您就清楚了，要好好地整一整，祝您成功。」師政委說。

二十

格列科夫送走謝廖沙和卡佳之後，過了一天，克雷莫夫便在一名士兵護送下，前往被德軍圍困的著名大樓。

他是在明亮而寒冷的黃昏時候從步兵團團部出發的。克雷莫夫一進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鋪了瀝青的院子，就比任何時候更清楚、更強烈地感覺到死亡的危險。

同時，他的振奮和喜悅依然沒有消失。突然收到的方面軍司令部的密碼電報向他證實了，在斯大林格勒這地方，一切都不一樣，這裡是另外一種關係，另外一種評價標準，對人有另外一種要求。克雷莫夫又是克雷莫夫了，不是殘廢隊的殘廢人，而是布林什維克的作戰政委了。危險而困難的任務並沒有使他感到害怕。在師政委和皮沃瓦羅夫的眼裡他又看到了過去黨內同志常常對他流露的那種神情，感到何等愉快，何等甜蜜。

在被炸得坑坑窪窪的瀝青地上，炸壞的迫擊炮旁邊，躺著一名被打死的紅軍戰士。

現在，就在克雷莫夫心裡充滿了希望，興高采烈的時候，這具屍體的樣子，不知為什麼令他大吃一驚。他見過許多死人，對死人已經沒什麼感覺了。可是現在他哆嗦起來——已經僵了的屍體像鳥兒一樣軟弱無力地躺著，蜷著兩條腿，好像怕冷。

一個身穿歪歪扭扭的灰斗篷的政治指導員提著鼓鼓的圖囊從旁邊跑過，幾名紅軍士兵用帆布裹著防坦克地雷和大面包，拖著往前走。

死人不需要麵包和武器，也不希望收到忠誠的妻子的來信。他並沒有因為死就強大起來，他是最弱小的，像一隻死麻雀，連小蚊子、小蟲兒都不怕他。

在車間的一個牆豁口裡，炮兵們正在安置團裡的一門炮，並且和一挺重機槍的機槍手爭吵。從爭吵者的手勢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們吵的是什麼。

「你要知道，我們的機槍在這兒待了多久啦？你們還在河那邊逛蕩的時候，我們就在這兒打起來了！」

「真不要臉，你們算什麼人！」

空中一聲尖嘯，一顆炮彈在車間角落裡爆炸了。炮彈片打在牆上。走在克雷莫夫前面計程車兵回頭看了看，看看政委是不是被炸死了。等到克雷莫夫走到跟前，他說：

「政委同志，您別怕，我們認為，這兒是第二梯隊，是大後方。」

過了不長時間，克雷莫夫就明白了，車間牆外的院子確實算是很平安的地方。

他們又跑，又臥倒，把臉埋在地裡，然後又跑，又臥倒。他們有兩次跳進步兵所在的戰壕裡，他們在燒燬的房屋中間跑，這一帶已經沒有人了，只有鋼鐵的呼嘯與尖叫聲……那名士兵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說：

「這不算什麼，頂要緊的是飛機沒有轟炸。」但接著又提議說：「來，政委同志，咱們下到這個彈坑裡避避。」

克雷莫夫溜進彈坑裡，朝上面看了看：藍天還在頭頂上，頭也沒有掉下來，依然長在肩膀上。只有死神在前後左右，在頭頂上嘯叫和獰笑的時候，才感覺到人的存在是很奇怪的。

在死神挖出的坑裡有一種安全感，也是很奇怪的。那士兵不等他喘息過來，就說：「跟我進去！」他爬進了坑底一個黑咕隆咚的通道口。克雷莫夫跟著他鑽進去，低矮的通道口變寬了，頂也變高了，他們進了地道。

在地下可以聽到地上大戰的隆隆聲，穹頂在顫動，隆隆聲在地道里滾動著。在鐵管特別密集、手臂粗的黑電纜縱橫交叉的地方，牆上用紅顏料寫著「馬霍夫是頭驢」。那士兵用電筒照了照，說：

「咱們頭頂上就是德國佬了。」

一會兒他們拐進一條窄窄的通道，朝著一個隱約可見的灰色光點走去。通道深處的光點越來越清楚，越來越亮，傳來的爆炸聲和機槍射擊聲也越來越激烈。

有一小會兒，克雷莫夫覺得他這是朝死刑臺走去。但是等他們來到地面上，克雷莫夫看到的首先是一張張人的臉；他覺得這一張張臉像聖像一樣安詳。

克雷莫夫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和輕鬆。他甚至感到，這瘋狂的戰爭不像是生與死的可怕關頭，而是年輕、強壯、充滿生命力的行路人頭頂上的雷雨。

他清楚地感覺到一種堅定的自信，相信他現在時來運轉了。他好像在這一天的光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他又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志向和布林什維克的抱負了。

跟這種年輕的豪情壯志交織在一起，他又想起了離他而去的妻子。他覺得她是無比可愛的。

現在他覺得並沒有永遠失去她。她會跟著他的力量，跟著以前的生活一起回到他這裡的。他離不開她。

有個老兵把軍帽扣在額頭上，站在一堆火旁邊，用刺刀翻著在洋鐵瓦上烙的土豆餅；土豆餅烙好了，他就放到鋼盔裡。他一看到這個聯絡員，很快地問道：「謝廖沙在哪兒？」

聯絡員一本正經地說：「首長來啦！」

「老爹，多大歲數了？」克雷莫夫問。

「六十了。」老頭子回答說，又解釋說：「我是從工人民兵裡來的。」

他又側眼看了看聯絡員。

「謝廖沙在哪兒？」

「他不在團裡，看樣子，他到友鄰部隊去了。」

「唉，」老頭子懊喪地說，「他要完啦。」

克雷莫夫向大家問好，向周圍看了看，又去看了地下室裡板壁只剩一半的隔間。有一處安放著團裡的一門炮，炮口從牆上打的一個窟窿伸出去。

「就像在戰列艦上。」克雷莫夫說。

「是的，不過水太少啦。」那個士兵說。

再往前，在石頭坑裡和夾縫裡安放著迫擊炮。在地上放著一些帶尾巴的地雷。再過去一點兒，防雨布上放著一架手風琴。

「咱們‘6-1’號樓撐住了，沒有向法西斯屈服，」克雷莫夫大聲說，「全世界千千萬萬人都會為這感到高興。」

大家都沒有說話。波里亞科夫老頭子把裝滿土豆餅的鋼盔端到克雷莫夫面前。

「關於波里亞科夫怎樣烙餅，不會報導吧？」

「你們光知道笑，」波里亞科夫說，「可是我們的謝廖沙被趕走了。」

這個迫擊炮手問道：

「還沒有開闢第二戰場嗎？一點訊息也沒有嗎？」

「還沒有。」克雷莫夫回答說。

有一個穿著汗衫、敞著軍服上衣的人說：

「有一次伏爾加河那邊的重炮朝我們轟，一陣氣浪把科洛密採夫打倒，他爬進來就說：‘好啦，同志們，開闢第二戰場啦。’」

一個黑頭髮的小夥子說：

「幹嗎要瞎說，假如沒有重炮的話，咱們在這兒也待不住。德國佬早把咱們吃掉啦。」

「可是，指揮員在哪兒呀？」克雷莫夫問。

「那不是，躺在最前沿上呢。」

這支隊伍的指揮官正躺在高高的磚堆上，用望遠鏡在瞭望。

克雷莫夫喚他一聲，他很不情願地轉過臉來，帶著警告的神氣調皮地把一個指頭放到嘴上，又用望遠鏡瞭望起來。過了一會兒，他的肩膀抖動起來，他笑了。他從上面爬下來，笑著說：

「比下棋還不如呢。」

他打量了一下克雷莫夫軍服上的綠槓和政工人員軍星，說：「營政委同志，歡迎光臨寒舍。」並且自我介紹說：「我是樓長格列科夫。您是從我們的地道里來的嗎？」

他的一切——他的目光，他的快動作，他的扁鼻子的大鼻孔——都是很粗野的，本身就是粗野。

「沒什麼，沒什麼，我會讓你服帖的。」克雷莫夫在心裡說。

克雷莫夫開始向他詢問情況。格列科夫懶洋洋地、心不在焉地回答著，一面打呵欠，一面四處張望，好像克雷莫夫的問話打擾了他，使他不能回想真正重要的、有意義的事情。

「要是把您撤掉呢？」克雷莫夫問。

「為什麼？」格列科夫回答說。「頂好用小教練機送點兒黃煙來，當然，還要迫擊炮彈、手榴彈，如果捨得的話，再弄點酒和吃的東西來……」他扳著手指頭數算著。

「這麼說，您不準備離開了？」克雷莫夫生氣又不滿地端詳著格列科夫很不好看的臉，問道。

他們都不說話了，在這短短的沉默時間裡，克雷莫夫戰勝了自己要在精神上制服被困大樓裡的人的心情。

「您寫作戰日記嗎？」他問道。

「我沒有紙，」格列科夫回答說，「沒地方寫，而且也沒有工夫，也沒有必要。」

「您是在一七六步兵團團長領導下呀。」克雷莫夫說。

「是，營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說。又用冷笑的口吻說：「在這塊地段被截斷，我在這座樓房裡把人和武器集合起來，打退三十次進攻，燒燬八輛坦克的時候，沒有什麼人領導我。」

「現有人員的準確數字，您知道嗎？檢查過嗎？」

「我用不著檢查，我又不申報佇列人員名單，又不到行政管理處和補給站領給養。我們有爛土豆吃，有臭水喝就行了。」

「這樓裡有女人嗎？」

「政委同志，您好像是在對我進行審問呀？」

「你們的人有被俘的嗎？」

「沒有，沒有人被俘。」

「那麼，你們的女報話員哪兒去啦？」

格列科夫咬了咬嘴唇，兩道眉毛皺到了一起，他回答說：

「那個姑娘是德國間諜，她發展了我，後來我把她強姦了，後來我又把她槍殺了。」他伸直脖子，問道：「您是要我這樣回答嗎？」又用冷笑的口吻說：「我看出來，這兒有懲戒營的氣味了，是這樣嗎，首長同志？」

克雷莫夫一聲不響地看了他一會兒，說：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頭髮昏啦。我也被圍困過，當時也受過詢問。」

他看了看格列科夫，慢慢地說：

「我奉上級的指示，必要時解除您的指揮職務，親自指揮這批人員。幹嗎您自己要往叉子上闖，非要我走這一步呢？」

格列科夫沒有說話，想了想，側耳聽了聽，然後說：

「沒有聲音了。德國佬停止進攻了。」

二十一

「那好吧，咱們兩個人坐一會兒，」克雷莫夫說，「研究一下情況。」

「幹嗎要兩個人坐坐，」格列科夫說，「我們這兒打仗都是大家一塊兒，研究情況也是大家在一塊兒。」

克雷莫夫很喜歡格列科夫的粗魯，但同時又很生氣。他很想對格列科夫說說在烏克蘭被圍困的事，說說自己在戰前的情形，使格列科夫不把他看成官僚。但是他覺得，說這類的事，就表示自己軟弱。他到這座樓裡來是表現自己的力量的，不是表現軟弱。他本來就不是政治部門的官僚，他是作戰政委。

他在心裡說：「沒什麼，政委又不丟臉。」

在一片寂靜中，大家在磚堆上坐下來或半躺下來。

格列科夫說：「今天德國佬不會再來了。」他向克雷莫夫建議說：「政委同志，咱們來吃點兒東西吧。」

克雷莫夫和格列科夫一起在休息的人們當中蹲下來。

「我看著你們大家，」克雷莫夫說，「腦子裡有一個想法老是轉悠著：俄羅斯人總能打敗普魯士人。」

有一個不高的、懶洋洋的聲音應聲說：「是嘛！」

在這一聲「是嘛」中，流露出很明顯的對這種陳詞濫調的勉強附和與嘲笑的意味，所以大家一齊輕輕笑了起來。他們比那個第一次說出「俄羅斯人總能打敗普魯士人」的人更瞭解，俄羅斯人消耗著多大的力量，而他們本身就是這種力量的直接代表。而且他們也知道和明白，普魯士人打到伏爾加河邊，打到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為俄羅斯人總能打敗他們。

這時候克雷莫夫發生了奇怪的變化。他一向不喜歡政治工作人員頌揚俄羅斯古代將領，他的革命的心靈十分厭惡《紅星報》社論中摘引德拉戈米羅夫的話，他認為沒有必要以蘇沃洛夫、庫圖佐夫和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名義設立勳章。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隊伍只需要一面旗幟，那就是紅旗。可是為什麼偏偏就在今天，在他重新呼吸到往日列寧主義的革命空氣的時候，卻出現了這種感觸和想法？

一名士兵用嘲笑的、懶洋洋的語氣說的那一聲「是嘛」刺得他很疼。

「同志們，怎樣打仗，用不著教導你們，」克雷莫夫說，「在這方面，你們可以教導任何人。可是，前總指揮部為什麼認為有必要派我上你們這兒來呢？或者說，我上你們這兒來幹什麼呢？」

「是來喝菜湯，為了喝菜湯吧？」有一個人很親熱地小聲推測說。

但是聽眾迎接這小聲推測的笑聲就不小了。克雷莫夫看了看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和大家一起在笑。

「同志們！」克雷莫夫說。他氣得兩邊腮都紅了。「同志們，嚴肅點兒，我是黨派到你們這兒來的。」

這是怎麼回事兒？是偶然出現的情緒，還是造反？是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有本事、有經驗，不願聽政委的？也許，聽眾的開心沒有任何反叛的意味，只是因為感覺到真正的平等，這種感覺在斯大林格勒是很強烈的。

可是為什麼以前克雷莫夫很讚賞的這種真正平等的感覺現在卻引起他的氣憤，他要把它壓下去，打下去呢？

克雷莫夫在這裡同這些人的關係不融洽，不是因為他們受壓抑、張皇失措、膽怯。這兒的人感覺自己是強者，是有信心的，難道他們這種強者的感覺影響他們和政委克雷莫夫的關係，引起他和他們之間的疏遠和仇視？

烙餅子的那個老頭子說：

「我早就想問問黨裡的人。政委同志，聽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大家都各取所需，那麼，如果每個人都按照需要，一天喝到晚，可怎麼辦呀？」

克雷莫夫朝老頭子轉過臉去，看到他臉上一副真正擔心的神氣。可是格列科夫在笑，他的眼睛也在笑，大大的鼻孔笑得更大了。頭上纏著血糊糊的骯髒繃帶的一名工兵問道：

「政委同志，集體農莊怎麼辦？戰後最好把集體農莊取消。」

「這個報告題目倒是不壞。」格列科夫說。

「我到你們這裡不是來作報告的，」克雷莫夫說，「我是作戰政委，我到這裡來，為的是消滅你們的嚴重的游擊習氣。」

「那您就來消滅消滅吧，」格列科夫說，「可是，誰又來消滅德國佬呢？」

「會有人的，不用您操心。我不是為喝湯來的，不像你們說的那樣，我是來讓你們嚐嚐布林什維克的飯的。」

「好吧，您就來消滅消滅，」格列科夫說，「來讓我們嚐嚐吧。」

克雷莫夫一面笑著，同時又很嚴肅地說：

「如有必要，格列科夫，我們連您一起吃下去。」

這會兒克雷莫夫鎮定了，有信心了。原來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樣辦最正確，這會兒主意拿定了。應該解除格列科夫的指揮職務。

克雷莫夫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出格列科夫的敵對思想和異己思想，發生在被困樓房裡的英雄事蹟既不能減弱，更不能消除這種思想。他知道，他能制服格列科夫。

等到天完全黑下來，克雷莫夫走到樓長跟前，說：

「格列科夫，咱們來認真地、開誠佈公地談一談。您想要什麼？」

格列科夫很快地、從下面朝上（他坐著，克雷莫夫站著）看了看他，快活地說：

「我想要自由，我就是為自由作戰。」

「我們都要自由。」

「算了吧，」格列科夫把手一甩，「你們要自由幹什麼？你們只要能打敗德國佬就行了。」

「格列科夫同志，不要開玩笑，」克雷莫夫說，「有的戰士說出不正確的政治主張，您為什麼不制止呢？嗯？您有威信，您可以制止，不次於任何一個政委。可是我有一種印象，大家一面說怪話，一面看著您，似乎在等待您的讚許。那個說到集體農莊的戰士就是這樣。您為什麼要支援他呢？我乾脆了當地告訴您：咱們一起來把這種情形整頓整頓吧。如果您不願意，我也乾脆地告訴您：我不會開玩笑的。」

「說說集體農莊，這有什麼？實際上，沒人喜歡集體農莊吧，這一點您也不是不知道。」

「您怎麼，格列科夫，想改變歷史的程式嗎？」

「您想把一切拉回老的軌道上去嗎？」

「‘一切’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切。全面的強制勞動。」

他用懶懶的口吻說著，毫不客氣，一面冷笑著。他忽然欠起身來，說：

「政委同志，算啦。我什麼也沒有想。我是隨便說說，逗逗您。我是和您一樣的蘇聯人。不相信我，我可要生氣啦。」

「那咱們別開玩笑，格列科夫，咱們來認真談談，如何克服這種不好的、不是蘇聯人應有的游擊情緒。這是您滋生出來的，您幫助我把它消滅吧。您還要光榮地進行戰鬥呀。」

「我很想睡覺。您也該休息了。您會看到，天一亮就睡不成了。」

「好吧，格列科夫，那就明天談吧。我反正又不想離開你們這兒，我哪兒也不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來：

「看樣子，咱們能談得好。」

「情況很清楚了，」克雷莫夫想道，「我不能用順勢療法。我要用手術刀。政治上的駝背靠勸說是不能抻直的。」

格列科夫忽然說：

「您的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惱。」

克雷莫夫因為感到意外，把兩手一攤，什麼也沒有說。可是格列科夫好像聽到了對方承認他的話，就又說：

「您要知道，我也有苦惱。不過這算不了什麼，是個人的事。這種事兒在報告裡也是不值得寫的。」

夜裡，在睡著了的時候，克雷莫夫被一顆流彈打傷了頭部。子彈打掉一塊頭皮，在顱骨上劃了一下。傷勢不重，但是頭暈得厲害，克雷莫夫站不住了。老是想嘔吐。

格列科夫吩咐準備擔架，就在黎明前的寂靜時刻，把受傷的克雷莫夫送出了被圍困的樓房。克雷莫夫躺在擔架上，頭又發暈又嗡嗡作響，鬢角咚咚地響，一陣陣地刺痛。

格列科夫把擔架送到地道口。

「政委同志，您真不走運。」他說。

克雷莫夫腦子裡忽然出現了一種猜想：「是不是格列科夫夜裡朝他開的槍？」

快到黃昏時候，克雷莫夫開始嘔吐，頭疼加劇了。

他在師部衛生營裡躺了兩天，然後被轉送到左岸，住進集團軍野戰醫院。

二十二

團政委皮沃瓦羅夫來到衛生營狹小的地下室裡，看到情況很不好——傷員們都橫七豎八地躺著。他在衛生營裡沒有見到克雷莫夫，昨天夜裡把他送到左岸去了。

「他怎麼一去就受傷了呢？」皮沃瓦羅夫想道。「也許是他不走運，也許是他走運。」

皮沃瓦羅夫同時很想做個決定，該不該把生病的團長送進衛生營。他好不容易回到團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點被德軍的迫擊炮打死），對士兵格魯什科夫說，衛生營裡沒有任何條件為病人治病。到處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紗布、繃帶、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魯什科夫聽到政委這樣說，就說：

「當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裡總要好些。」

「是啊，」政委點頭說，「在那兒簡直就分不清，誰是團長，誰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於是，按軍銜應該躺在地上的格魯什科夫說：「是啊，這怎麼像話呀。」

「團長說什麼了嗎？」皮沃瓦羅夫問。

「沒有，」格魯什科夫搖了搖手，「政委同志，他哪兒還能說什麼，給他送去妻子的來信，信還放在那兒，他連看也沒看。」

「你說什麼？」皮沃瓦羅夫說。「他病成這樣啦！連信也不看，這事兒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來，在手裡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別廖茲金面前，一本正經地用提醒的口吻說：

「別廖茲金同志，您的夫人來的信。」

等了一會兒，又換了另外一種口氣說：

「老兄，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難道不明白嗎，嗯？」

但是別廖茲金沒有明白。

他的臉通紅通紅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著皮沃瓦羅夫。

這一天，戰爭帶著一股頑強的勁頭撞擊著生病的團長的掩蔽所。從夜裡起，幾乎所有的電話聯絡都中斷了，偏偏別廖茲金掩蔽所裡的電話一直很正常，各處都通過這條線打來電話：接通師部，接通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和古爾耶夫師的一位團長通話，還有別廖茲金手下的營長鮑丘法羅夫和德爾金。掩蔽所裡一直有人來來往往，門不停地吱扭著，格魯什科夫掛在門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響。從清早起，人們就惶惶不安，等待著。這一天與往常不同，大炮懶洋洋地發射著，飛機稀稀拉拉、漫無目的地胡亂扔著炸彈，正因為這樣，很多人產生了極其苦惱的認識，認定德國人要發動突擊了。這一苦惱的認識同樣折磨著崔可夫和團政委皮沃瓦羅夫，同樣折磨著「6-1」樓房裡的人，折磨著一大早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煙囪旁邊喝酒為自己過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長。

每次在別廖茲金的掩蔽所裡談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別可笑的事的時候，大家都要回頭看看團長：難道他連這都聽不見嗎？

連長赫連諾夫因為夜裡傷了風，用沙啞的嗓子對皮沃瓦羅夫說，黎明前他從他的地下指揮所裡走出來，蹲在石頭上，聽聽德國佬有沒有什麼動靜。忽然空中響起又生氣又發狠的聲音：

「唉，赫連，怎麼連燈也不點？」

赫連諾夫愣了一會兒：這是誰在天上喚他呀？他害怕了。後來才弄清楚，這是小飛機飛行員關了馬達，在頭頂上滑翔，看樣子是想給「6-1」樓房空投食品，看到沒亮出標誌就生氣了。

在掩蔽所裡的人都回頭看了看別廖茲金，看他是不是笑了。但是隻有格魯什科夫覺得，在病人那像玻璃球一樣發亮的眼睛裡似乎出現了一點生氣。吃午飯的時間到了，掩蔽所裡空了。別廖茲金靜靜地躺著，格魯什科夫在嘆氣：別廖茲金躺在那裡，旁邊就是盼了很久的信。皮沃瓦羅夫和接替已犧牲的科申科夫的新的少校參謀長去吃飯了，喝美味的甜菜湯和好酒。

炊事員已經請格魯什科夫喝過這種很好喝的甜菜湯了。可是當家的團長卻什麼也不吃，只是用茶缸喂他幾口水……

格魯什科夫開啟信，徑直走到床邊，清清楚楚地、慢慢地低聲念道：

「你好，我的親愛的萬尼亞，你好，我的心肝兒，你好，我心愛的。」

格魯什科夫皺起眉頭，繼續念信上的話。

他為昏迷中的團長念妻子的信。已經由軍事檢查機關檢查人員看過的這封信充滿柔情蜜意，充滿惆悵之情。這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有資格看，那就是別廖茲金。

當別廖茲金轉過頭來並且說「給我」，又伸過手來的時候，格魯什科夫並沒有覺得十分驚訝。

信上一行行的字在哆嗦著的粗大的手指頭中間哆嗦著：

「……萬尼亞，這裡很美，萬尼亞，太想念你了。柳芭老是問，為什麼爸爸不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住在湖邊，房子裡很暖和，房東有奶牛，有奶喝。我們有你寄來的錢。我早晨出門去，寒冷的水裡漂著黃的、紅的楓葉，周圍已經到處是雪了，顯得水特別藍，天也特別藍，樹葉黃的格外黃，紅的格外紅。柳芭還問：你為什麼哭？萬尼亞，萬尼亞，我的親愛的，謝謝你，因為你的一切，謝謝你，因為你的一切，一切，因為你的善良。我為什麼哭，怎麼解釋呢？我哭，因為我活著。我哭，因為斯拉瓦不在了，我卻活著，很難受。我哭，因為你活著，我很幸福。我哭，因為我想起媽媽和姐妹們。我哭，因為我看到了早晨的陽光，因為周圍這樣美，而我和所有的人都這樣痛苦。萬尼亞，萬尼亞，我的親愛的，我心愛的……」

頭腦一個勁兒在打轉，周圍一切都在打轉，手指在哆嗦，信和灼熱的空氣一起在哆嗦。

「格魯什科夫，」別廖茲金說，「今天一定要給我治好（塔瑪拉可不希望他生病）。怎麼樣，開水爐子沒有打壞吧？」

「開水爐子好好兒的。一天怎麼能給您治好呀？您發燒有四十度，一下子怎麼能好起來？」

幾名士兵轟隆轟隆地把一個空汽油桶滾進了掩蔽所裡。往桶裡倒了半桶熱騰騰的渾濁的河水。水是用鍋子和帆布桶往裡倒的。格魯什科夫幫別廖茲金脫光衣服，把他扶到桶邊。

「中校同志，太燙啦，」格魯什科夫摸了摸桶外面，馬上把手抽回來，說，「會把您燙壞的。我叫過政委同志，他在師長那兒開會呢，咱們最好等政委同志來。」

「等他幹什麼？」

「如果您出什麼事兒，我就自殺。我也許自個兒下不了手，那就請政委皮沃瓦羅夫同志向我開槍。」

「來，幫我下去。」

「請原諒，至少我要把參謀長叫來。」

「嗯。」別廖茲金說。雖然這一聲又短又沙啞的「嗯」出自一個脫得光光的、勉強站得住的人之口，但是格魯什科夫不再犟了。別廖茲金爬進水裡之後，哼哼起來，又哎喲又亂動，格魯什科夫看著他，也哼哼起來，圍著桶轉起圈子。

「就像在產科醫院裡啦。」不知為什麼他這樣想道。

別廖茲金昏迷了一會兒，軍事上的擔心和生病的發燒在迷糊狀態中攪在了一起。忽然心不動了，不亂跳了，滾燙的水也不那樣燙得難受。後來他清醒過來，對格魯什科夫說：

「要把地上的水掃一掃。」

但是格魯什科夫沒有看到桶裡的水漫出來。團長通紅的臉開始變白了，嘴半張開，剃得光光的頭上冒出老大的汗珠子，格魯什科夫覺得汗珠子好像是藍色的。別廖茲金又開始昏迷，但是等格魯什科夫試圖把他拖出來時，他清清楚楚地說：

「還不到時候。」

他咳嗽起來。等到一陣咳嗽過去，別廖茲金不等喘過氣來就說：

「再加一些開水。」

他終於從水裡爬了出來。格魯什科夫看著他，心裡非常不是滋味。他幫別廖茲金擦乾身子，躺到床上，蓋上被子和軍大衣，然後又把掩蔽所裡所有的一切破舊的東西，如雨衣、棉襖、棉褲，全都蓋上去。

等到皮沃瓦羅夫回來，掩蔽所裡已經收拾好了。只是空氣中還有溼乎乎的像澡堂裡的氣味。別廖茲金靜靜地躺著，睡著了。皮沃瓦羅夫在他身邊站了一會兒。

「他的臉色很好，」皮沃瓦羅夫想道，「他倒是沒寫過揭發材料。」

這一整天他惴惴不安，因為他想起他在五年前揭發過和他一起上過兩年大學的同學什梅廖夫。今天，出現了這種不祥的、使人苦惱難受的寂靜狀態的時候，什麼樣亂七八糟的事都浮現在頭腦裡，什梅廖夫也浮現在頭腦裡，他彷彿看到：什梅廖夫臉上帶著又可憐又痛苦的表情，側眼望著，聽著大會上宣讀他的好朋友皮沃瓦羅夫寫的揭發材料。

夜裡十二點左右，崔可夫打來電話，沒有通過師長，而是直接打到駐守在拖拉機廠的團裡，因為他很為這個團擔心：偵察隊多次報告，說德軍的坦克和步兵一個勁兒往這一地區集中。

「喂，你們那裡怎麼樣？」他很焦急地說。「你們團究竟是誰在指揮？巴秋克告訴我，說團長害了什麼肺炎，要把他送到左岸去。」

一個沙啞的聲音回答說：

「這個團是我在指揮，我是別廖茲金中校。是有一點兒傷風，不過現在好了。」

「我聽到啦，」崔可夫好像有些幸災樂禍地說，「你沙啞得厲害呢，德國佬就要給你喝點兒熱牛奶啦，已經準備好了，你要注意，他們就要給你來一下子啦。」

「懂了，一號同志。」別廖茲金說。

「啊，懂啦，」崔可夫帶著嚇唬口吻說，「那你就注意，如果想後退，那我就給你糖拌生蛋黃，不比德國佬的牛奶差！」

二十三

波里亞科夫和克里莫夫約好夜裡要去一趟團部，老頭子想打聽一下謝廖沙的下落。波里亞科夫把自己的想法對格列科夫說了說，格列科夫很高興。

「快去吧，快去吧，老爹，你到後方可以多少休息一下，還可以對我們說說他們在那兒怎麼樣。」

「是說卡佳怎麼樣吧？」波里亞科夫猜到格列科夫為什麼贊成他的想法，就問道。

「他們已經不在團裡了，」克里莫夫說，「我聽說，團長派他們上伏爾加河那邊去了。他們大概已經在阿赫圖巴戶口登記處登記了。」

波里亞科夫是一個不肯饒人的老頭子，他就問格列科夫：

「要是這樣的話，是不是就不讓我們去啦，或者您寫信去？」

格列科夫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很平靜地說：

「好啦，去吧。已經說過了嘛。」

「當然啦。」波里亞科夫在心裡說。

早晨四點多鐘，他們順著地道爬去。波里亞科夫的頭時不時碰到支架上，不時地罵謝廖沙兩句，他又生氣又覺得不好意思，因為他竟想念起這個小夥子。

地道寬一些了，他們坐下來多少休息一下。克里莫夫笑著說：

「你怎麼不帶點兒禮物呀？」

「去他的吧，乳臭未乾的孩子，」波里亞科夫說，「要帶就帶一塊磚頭，敲他幾下子。」

「當然啦，」克里莫夫說，「你就是為這去的嘛，還準備過河到那邊去呢。也許，老人家，你是想看看卡佳吧。吃醋了吧？」

「走吧。」波里亞科夫說。

不多一會兒，他們就來到地面上，走在沒有人的地段，四周靜悄悄的。

「是不是仗打完啦？」波里亞科夫想道。他馬上清清楚楚地想象自家的屋：桌上擺了一碟子熱湯，老伴兒在刮他釣來的魚。他都覺得身上發熱了。

就是這天夜裡，保盧斯將軍發出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地區進攻的命令。

兩個步兵師要進入空襲、炮轟和坦克衝擊過的大門。從半夜起，香菸卷的紅色火光就在士兵們無所事事的手裡晃動著了。

在黎明前一個半小時，「容克」轟炸機的馬達聲在工廠各車間的上空響了起來。轟炸開始之後，就沒有停頓和休歇了。如果在這連成一片的轟隆聲中還有短暫的間隙的話，那這間隙裡也充滿了炸彈的呼嘯聲，一顆顆炸彈正拼足了自己沉重的鋼鐵力量朝地上衝。這連成一片的轟隆聲似乎能和鋼鐵一樣，敲碎人的頭顱，打斷人的脊樑骨。

天開始放亮了，可是工廠區上空依然黑沉沉的。

似乎大地自動在噴射電光、轟隆聲、硝煙和黑色灰塵。

尤為強大的攻擊對準了別廖茲金團和「6-1」號樓房。

在整個團的防地上，被震聾了的人們都像發瘋似的跳起來，明白了這是德國佬開始了新的、空前強大的殺人勾當。

克里莫夫和老頭子遇到了轟炸，便連忙朝無人地段奔去，在九月末重磅炸彈在那兒炸了不少大坑。朝無人地段跑的還有剛剛從轟塌的戰壕裡跳出來的鮑丘法羅夫營的戰士。

德軍戰壕與蘇軍戰壕之間的距離很近，所以一部分炸彈落到德軍前沿陣地上，炸死炸傷德軍打頭進攻的一個師的部分士兵。

波里亞科夫覺得好像是從下游阿斯特拉罕來的風在波濤洶湧的伏爾加河上呼嘯。他有好幾次被氣浪衝倒，他在倒下的時候，忘記了他是在陽間還是陰間，忘記了他是年老還是年輕，忘記了哪兒是上，哪兒是下。但是克里莫夫一直拉著他走——快點，快點！他們終於倒進一個深坑裡，滾到潮漉漉、黏糊糊的坑底。這兒有三重黑暗，就是說，這黑暗是由夜的黑暗、硝煙和塵土的黑暗和深坑的黑暗交織成的。

他們躺在一起，這年老的和年輕的腦子裡都留著一線希望的光，活命的祈求。這種微光，這種感人的祈求不僅燃燒在所有人的腦子裡和心裡，而且也燃燒在鳥獸的最簡單的心裡。

波里亞科夫小聲罵著娘，認為一切災難全是謝廖沙招來的，嘴裡嘟噥著「搞成這樣都怪謝廖沙」，可內心裡仍然在為他祈禱。

這種連成一片的爆炸不可能持續很久，因為已經是超負荷的了。但是時間分分秒秒過去，強烈的轟隆聲依然沒有減弱，黑黑的煙幕依然沒有放亮，而是越來越濃，天和地更加混沌了。

克里莫夫摸了摸波里亞科夫的粗糙的幹活兒的手，握了握，他的手動了動，那是善意的回答，這對於處在未埋土的墳墓裡的克里莫夫是一種暫時的安慰。近處的爆炸把土塊和碎石甩進坑裡來；碎磚塊打在老頭子的背上。等到一片片的土從坑壁上往下溜，他們就感到噁心起來。坑已經不像坑了，而且再也看不見光了，德國人把一切從天上往下撒，要把周圍填平。

克里莫夫平常在偵察的時候，不喜歡有搭檔，喜歡快點兒溜進黑暗中去，就像冷靜而老練的游泳者喜歡快點兒離開岸邊岩石，泅進遼闊的大海黑鬱郁的深處。然而在這土坑裡，他卻很高興有波里亞科夫躺在一起。

時間不再均勻地前進，而是瘋狂起來，像爆炸的氣浪一樣朝前衝，有時忽然凝凍起來，被捲成了羊角形。

但是終於坑裡的人抬起頭來，頭頂上出現了模模糊糊的亮光，硝煙和灰塵漸漸被風吹散……大地安靜下來，連成一片的轟隆聲變成零零落落的爆炸聲。令人感到苦悶、疲憊，似乎心裡的一切生命力都被擠壓光了，只剩下愁悶。

克里莫夫欠起身來，在他旁邊躺著的竟是一個德國兵，身上蓋了一層灰土，從帽子到靴子，渾身都被戰爭磨破、咬爛了。克里莫夫一向不怕德國人，他一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本事神出鬼沒地搶在敵人之前一秒鐘扣響扳機，扔出手榴彈，用刺刀捅出去或者用槍托子打過去。

可是現在他茫然失措了，他吃驚的是，在聽不見也看不見的時候，他感覺到這個德國兵在旁邊竟因此得到安慰，他竟把德國兵的手當成波里亞科夫的手。他們互相對望著。他們被同樣一種力量控制著，無法擺脫這一力量。這一力量不保護他們中任何一個，而是同樣威脅著兩個人。

這兩個戰場上的敵手都沒有作聲。

他們所具有的準確無誤的機械效能——殺人，沒有發揮出來。

波里亞科夫坐在稍遠些的地方，也在看著滿臉胡茬的德國兵。儘管波里亞科夫不喜歡長時間不說話，可是這會兒也沒有說話。

活著是可怕的。他們的眼睛深處閃現出一股沮喪的洞察力，彷彿看到：戰爭過去，那股驅使他們來到這坑裡、讓他們趴在泥地上的力量，還會在那兒等著他們，不管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

他們就像商量好了一樣，從坑裡往外爬，儘管自己的脊背和腦殼很容易受到槍擊，但是都毫不猶豫地相信自己沒有危險。

波里亞科夫直往下滑，但是在旁邊爬的德國兵沒有幫助他，老頭子滾了下去，一面咒罵著天和地，可是又仍然頑強地朝地面上爬。克里莫夫和那個德國兵爬到地面上，兩個人都望了望，一個朝東面望，一個朝西面望：上級是不是看到他們從一個坑裡爬出來，誰也沒有打死誰。他們都沒有回頭，各自朝自己的戰壕走去，跨過被炸翻過來、還在冒煙的土地上的一個個土包和一道道溝坎。

「咱們的大樓沒有了，炸平了！」克里莫夫恐怖地對跟上來的波里亞科夫說。「弟兄們，難道你們都死了嗎？」

這時候，大炮和機槍響了起來，呼嘯聲，咆哮聲。德軍發動了強大的攻勢。這是斯大林格勒最沉重的一天。

「都是渾小子謝廖沙搞的。」波里亞科夫嘟噥說。他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兒，不明白「6-1」大樓裡的人已經全部犧牲了，他看到克里莫夫在抽搭，在哀嘆，還生氣呢。

二十四

在飛機轟炸的時候，一顆炸彈落在營指揮所所在的地下煤氣管道的檢修處上面，把此刻正在裡面的團長別廖茲金、營長德爾金和營裡的報話員埋住。別廖茲金處在一片漆黑中，耳朵也被震聾了，被石頭粉灰嗆得喘不上氣來，起初他以為自己已經完了，但是德爾金在短暫的寂靜時刻裡打了一個噴嚏，問：

「中校同志，您活著嗎？」

別廖茲金就回答說：

「活著。」

德爾金聽到團長的聲音，高興起來，多年來沒有離開過他的好情緒馬上又回到他心中。

「既然活著，那就是一切情況正常。」他說，雖然他被灰土嗆得喘不過氣來，咳嗽著往外吐唾沫，顯然情況並不怎麼正常。德爾金和報話員被碎石頭埋住，還不知道骨頭斷了沒有，因為無法動彈知覺還沒有恢復。一根鐵梁懸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直不起腰來，但是，看樣子，正是這根鐵梁救了他們。德爾金擰亮了手電筒，他才真正害怕起來。在一片灰塵中，一塊塊石頭、壓彎的鐵梁、鼓起來的抹了潤滑油的混凝土、炸碎的電纜都懸在頭頂上。看樣子，只要再有爆炸一震動，鐵和石頭合攏來，這狹窄的空隙就不存在了，幾個人也就沒有了。

他們安靜了一陣子，縮著身子，一種瘋狂的力量衝打著一個個車間。別廖茲金心想，這些車間在以自己僵死的軀體參加保衛戰呢，因為要打碎混凝土和鋼筋是很難的。

後來他們到處敲敲碰碰，摸索著，就明白了，要自己爬出去是不可能的。電話機還好好的，但是啞了，因為電話線被炸斷了。

他們彼此幾乎不能說話，因為爆炸的轟隆聲掩蓋了他們的聲音，他們被灰塵嗆得直咳嗽。

前一天還在發高燒的別廖茲金，現在並不覺得沒有力氣。他的力量在戰鬥中往往能帶動指揮人員，帶動戰士們，不過這力量的實質不是軍事性與戰鬥性的，這是一種通情達理的人性的力量。能保持這種力量並且能夠在殘酷的戰鬥中表現出這種力量的，只有很少一些人，正是這些人，這些平易近人、通人情、有理性的人，才是戰爭的真正主人。

但是轟炸停止了，被埋住的幾個人又聽到鋼鐵的隆隆響聲。別廖茲金揩了揩鼻子，咳嗽了幾聲，說：

「狼群叫起來了，坦克朝拖拉機廠衝來了。」又補充說：「咱們正好在他們的路上。」

也許由於徹底絕望了，德爾金忽然用難以形容的嗓門兒大聲唱了起來，一面咳嗽，一面唱起電影歌曲：

嘿夥計們，活著就好，活著就好，

跟頭領在一起咱們不用煩惱……

報話員心想，營長準是瘋了，可是他也一面咳嗽一面吐，跟著唱了起來：

老婆會傷心，會嫁給別人，

一嫁給別人，就把我忘了……

這時候在地面上，在充滿了硝煙、灰塵和坦克吼聲的隆隆作響的車間廢墟上，格魯什科夫不顧血糊糊的手上的皮肉，拼命地扒石頭、混凝土塊、斷鋼筋，他用一股瘋狂的勁頭幹著，正是這股瘋勁兒幫助他扭動沉重的鐵梁，幹幾十個人才能幹的事情。

別廖茲金又看到了帶有硝煙與塵土的朦朧的光線，這光線中還混雜著爆炸聲、德軍坦克的吼聲、大炮聲與機槍聲。不管怎麼說，那是一種微弱的亮光了，別廖茲金一看到這亮光，首先就在心裡說：「你瞧，塔瑪拉，你不該為我擔心嘛，我對你說過，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格魯什科夫一雙強壯有力的手把他抱住。

德爾金用號哭的聲音叫道：

「團長同志，向您報告，我的一個營全完了！」

他用手朝周圍指了指。

「萬尼亞死了！我們的萬尼亞死了！」

他指了指側著身子躺在黑色的血泊與機油中的營政委的屍體。團指揮所倒是比較平安，只有桌子和床上撒了一層土。

皮沃瓦羅夫一看見別廖茲金，就高興得罵起娘來，並且跑了過來。

別廖茲金就問起來：

「和各營有聯絡嗎？被圍的大樓怎樣了？鮑丘法羅夫怎麼樣？我剛才和德爾金就像落進老鼠夾子裡，不見光，也沒有聯絡。誰活著，誰死了，我們的人在哪兒，德國佬在哪兒，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快把情況說一說！你們在戰鬥的時候，我們還在那兒唱著歌。」

皮沃瓦羅夫說起傷亡情況，說「6-1」大樓裡的人都完了，全犧牲了，那個好搗亂的格列科夫也死了，只活下來兩個人，一名偵察兵和一個民兵老頭子。

但是這個團經住了德軍的打擊，活下來的人還活著。

這時候電話機發出聲音，團部裡的人看了看電話員，從他的臉色看出來，這是斯大林格勒最高指揮官打來的電話。

電話員把話筒遞給別廖茲金，聽得很清楚，掩蔽所裡安靜下來的人都聽出了崔可夫那粗大而低沉的聲音：

「是別廖茲金嗎？你們的師長負傷了，副師長和參謀長都犧牲了，我命令您擔任師長職務。」

稍停之後他用又慢又重的聲音說：

「你在空前艱難、危險的情況下率領全團作戰，頂住了進攻。謝謝你。好同志，我擁抱你。祝你成功。」

在拖拉機廠各車間裡的戰鬥開始了。活著的人還活著。

「6-1」樓房無聲無息。再也聽不到從瓦礫堆裡打出來的槍聲。顯然，空襲的主要力量對準了這座樓房，斷垣殘壁倒塌了，石頭堆被掃平了。德軍坦克借這座破樓的瓦礫堆做掩護，向鮑丘法羅夫營開了火。

不久前還在殘酷無情地打擊德軍，使德國人感到害怕這座樓的廢墟，如今卻成了他們的安全地帶。

從遠處看，那一個個紅紅的磚堆很像是一塊塊老大的冒熱氣的生肉，身穿灰綠軍服的德國兵嚷叫著，很起勁地在被摧毀的樓房的磚堆中間跑來跑去。

「你指揮這個團吧。」別廖茲金對皮沃瓦羅夫說。又說：「整個戰爭期間上級都對我很不滿意。可是現在，我在地下閒待了一陣子，又唱了歌兒，可是你瞧，又得到崔可夫的感謝，又撈到師長頭銜，這可不是玩兒的。現在我可是不能放過你。」

但是德國佬衝過來了，沒工夫開玩笑了。

二十五

在寒冷的下雪的日子裡，維克托帶著妻子和女兒來到莫斯科。弗拉基米羅芙娜不願意廠裡的化驗工作中斷，就留在了喀山，雖然維克托已經在奔走，設法把她安置在卡爾波夫研究院。

這些天是很奇怪的——心裡又高興又惶惶不安。似乎德國人依然很可怕，很強大，他們正準備新的猛烈的進攻。

戰爭似乎還未見轉機。但是人們想回莫斯科已經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政府開始組織一些單位復員回莫斯科，也是合乎情理的了。

人們已經隱約感覺出戰爭的春天即將到來的資訊。不過，首都在戰爭的第二個冬天裡依然顯得冷清，淒涼。

人行道上骯髒的雪堆像一座座小山。郊區的街巷間，一條條小道像鄉間小徑一樣，連線著從居民家門口到電車站與商店的通路。很多窗子裡伸出冒煙的羅馬尼亞式鐵煙囪，牆上覆蓋了一層燻得黃黃的冰凌。

身穿小皮襖、頭上裹圍巾的莫斯科人顯得很土氣，很像鄉下人。

在從車站回家的路上，維克托坐在貨車車廂裡的行李上，打量著坐在旁邊的娜佳陰沉的臉，問道：

「怎麼，小姐，你在喀山想象的莫斯科不是這種樣子吧？」

娜佳因為爸爸摸到了她的心思，很生氣，就什麼也沒有回答。

維克托就給她講解起來：

「人類不懂得，他們建起的城市並不是大自然本來就有的一部分。人類為了保護文明，必須驅除野狼，清除冰雪，剷除雜草，因此就不能放下武器、鐵鍬和掃帚。如果他們馬虎大意，閒散一兩年，那可就糟了，野狼會從森林裡跑出來，雜草到處生長，城市會被冰雪堵塞，到處是灰塵。已經有多少大城市被塵土、積雪和荒草淹沒了啊。」

維克托很希望跟撈外快的司機一起坐在駕駛室裡的柳德米拉也能聽到他的高論，就把身子探到車廂攔板外面，對著開了一半的小窗孔問道：

「柳德米拉，你坐得舒服嗎？」

娜佳說：

「不過是掃院子的人沒有掃雪，這跟毀滅文化有什麼關係？」

「你這傻孩子，」維克托說，「你看看這一堆堆的冰。」

汽車很猛烈地顛簸了一下，車廂裡所有的箱子和包裹一下子蹦了起來，維克托和娜佳也跟著蹦了一下。他們對看了一下，笑了起來。

奇怪，很奇怪。他何曾想到，在戰爭的痛苦年月裡，在喀山逃難的時候，他會取得他最大、最重要的成就？

他們在進入莫斯科的時候，似乎只能感到得意和興奮，也許只有懷念安娜·謝苗諾芙娜、托里亞、瑪露霞，懷念幾乎每個家庭都有的犧牲者的痛苦心情，會和歸來的喜悅心情交織在一起，填滿人的心靈。

然而，一切並不像想象的那樣。在火車裡，維克托常常因為一些小事發火。他生氣的是，柳德米拉老是睡覺，也不看看窗外她兒子保衛過的土地。她在睡夢中大聲打呼嚕。一名傷兵從車廂裡走過，聽到她的呼嚕聲，說：「哎喲，打得真帶勁兒！」

他很生娜佳的氣：媽媽專揀她吃剩的東西吃，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在包裡挑選烤得最好的餅子。在火車裡她學會了對爸爸使用一種戲弄和嘲笑的腔調。維克托聽到她在旁邊一個單間裡說：「我爸是個老大的音樂迷，自己也能胡亂彈一彈鋼琴。」

同車廂的人談莫斯科的下水道和暖氣裝置，談到那些無憂無慮的人不必按莫斯科的轉帳單付錢，無需像沒有公房住的人那樣付房租，還談到往莫斯科帶什麼樣的食品比較合算。維克托聽到談生活問題就生氣，可是他也談了房屋管理和自來水問題，在夜裡睡不著的時候，他又想到在莫斯科登記領取供應品的問題，又想到電話是不是已經被拆除了。

一個很兇惡的女列車員在打掃車廂的時候，從座位下面掃出維克托扔的一根雞骨頭，就說：

「哼，簡直是豬，還自以為是有文化的人呢。」

在穆羅姆，維克托和娜佳在站臺上散步，從兩個身穿羊羔皮領子大衣的年輕人身邊走過。其中一個年輕人說：

「大英雄疏散回來啦。」

另一個解釋說：

「大英雄要趕回去領取保衛莫斯科獎章呢。」

在卡納什車站，火車在迎面開來的一列裝運犯人的軍車旁邊停下來。押車兵在軍車旁邊走來走去，犯人們將一張張蒼白的臉貼在小小的、裝了鐵欄杆的窗戶上，叫喊著：「抽菸……」，「給點兒黃煙吧……」押車兵罵著，把犯人從視窗趕開去。

黃昏時候，維克托走到索科洛夫夫婦所在的車廂裡。瑪利亞頭上裹著花頭巾，正在鋪床，讓丈夫睡下鋪，自己睡上鋪。她很擔心丈夫是不是舒服，維克托問她什麼，她回答得牛頭不對馬嘴，她甚至都沒有問柳德米拉身體好不好。

索科洛夫打著呵欠，說是車廂裡太悶，弄得他一點精神也沒有了。維克托看到索科洛夫沒有因為他的到來表示高興，而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不知為什麼感到特別生氣。

維克托說：

「我這輩子頭一次看到，丈夫讓妻子爬上鋪，自己睡下鋪。」

他說這話用的是很氣憤的口氣，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這種情況為什麼使他這樣生氣。

「我們一直是這樣，」瑪利亞說，「他在上鋪總感到氣悶，我倒是無所謂。」她吻了吻索科洛夫的鬢角。

「好啦，我走了。」維克托說。索科洛夫夫婦沒有挽留他，他又很生氣。

夜裡車廂裡很悶。想起喀山，想起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羅芙娜，想起和馬季亞羅夫談的話，想起在大學裡的小小的房間……過去維克托上索科洛夫家去，議論政治的時候，瑪利亞的眼睛多麼親切，多麼動情啊。不像今天在車廂裡這樣漠然，這樣疏遠。

「鬼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兒，自己睡在下面，下面又舒服又涼爽。這算什麼道理？」他在心裡說。

他一向認為瑪利亞在他認識的女人當中是最好的女人，又溫柔，又善良。現在他生她的氣了，就在心裡想道：「就像是一隻紅鼻子母兔。索科洛夫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又懦弱，又拘謹，同時又自負得不得了，城府很深，又愛記仇。是的，實在夠她受的。」

他怎麼也睡不著，試著想想即將和朋友們，和契貝任見面的情形——很多人已經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了嘛。他見到的將是什麼樣的情形呢？他是勝利歸來的啊。古列維奇和契貝任會對他說什麼呢？

他想，能夠詳詳細細地掌握新的試驗裝備效能的馬爾科夫再過一個星期才能到莫斯科來，他不來還不能開始工作。糟糕的是，索科洛夫和我都是瘸子：只能動腦子，不能動手……

唉，好一個勝利者，勝利者！

但是這些想法懶懶地接續著，漸漸斷了。

他眼前出現了叫喊著「要抽菸」，「給點兒黃煙」的人們，出現了管他叫「大英雄」的兩個年輕人。波斯托耶夫當著他的面對索科洛夫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索科洛夫說了說年輕物理學家蘭傑斯曼的研究情況，波斯托耶夫就說：「蘭傑斯曼又算什麼，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的第一流發現才真正能震動世界呢。」他把索科洛夫抱住，又說：「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咱們是蘇聯人。」

電話還通嗎，煤氣還有嗎？難道一百多年前的人在躲避拿破崙之後回莫斯科的時候，也想這些亂七八糟的事嗎？……

汽車在樓房大門口停下來。於是維克托一家人又看到了自家的一套住房的四個窗戶，窗玻璃上還保留著去年夏天貼的藍色紙條，又看到了大門，看到人行道邊的菩提樹，看到「牛奶店」的招牌、房管處門上的牌子。

「電梯恐怕還沒有開，」柳德米拉說，並且轉臉朝著司機問道，「同志，您能不能幫我們把東西送到三樓？」

司機回答說：

「怎麼不行，可以。不過，您要給我一些麵包，算是腳力。」

把汽車上的東西卸下來，留下娜佳看東西，維克托和妻子朝樓上走去。他們慢慢地朝上走，感到很驚奇，因為一切都沒有什麼變化，二樓那包了黑漆布的門、那熟悉的郵箱都是老樣子。多麼奇怪啊，街道、房屋，幾乎已經忘記的許多東西都沒有消失，這不是，這一切又出現在眼前，人又置身其中了。

有一次，托里亞不願等電梯，跑上三樓，從上面對著維克托叫喊：「哈，我已經到家了！」

維克托對妻子說：

「咱們在樓梯口歇一會兒，你都喘不上氣來了。」

「天啊，」柳德米拉說，「這樓梯髒成什麼樣子啦。明天我就找房管處，叫瓦西里·伊萬諾維奇組織人打掃打掃。」

終於他們夫妻兩人站到自己的家門口了。

「也許，你想親手開開門吧？」維克托問。

「不，不，你開吧，你是戶主嘛。」

他們走進房裡，沒有脫大衣，在各個房間裡走了一遍。她用手試了試暖氣片，拿起電話筒，吹了吹，說：

「電話還能打通！」

然後她走到廚房裡，說：

「也有自來水，這麼說，衛生間還能用。」

她走到煤氣爐跟前，試了試煤氣爐開關，煤氣是關著的。

天啊，天啊，一切都還在。敵人被擋住了。他們回到自己家裡來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那個星期六，好像就是昨天。好像一切都沒變，好像一切都變了！是另外一些人回到家裡，他們已經是另外一種心情，另外一種命運，他們生活在另外一個時代。為什麼這樣心神不寧，這樣平淡無味？為什麼已經逝去的戰前生活顯得那樣美好，那樣幸福？為什麼要這樣操心明天的事——憑票供應，戶口登記，用電限額，電梯開不開，訂報紙？……到夜裡又可以在自己的床上聽熟悉的鐘聲了。

他跟在妻子後面走著，忽然想起他在夏天來莫斯科的情形，想起和他在一起喝酒的俊俏的尼娜，空酒瓶現在還放在廚房裡的水槽旁邊呢。

他想起他看過諾維科夫上校帶來的媽媽的信之後的那個夜晚，想起自己突然上契里亞賓斯克的情形。他就是在這兒吻尼娜的，她有一隻髮卡掉下來，他們怎麼找也找不到。他心慌起來，擔心那隻髮卡現在出現在地板上，也說不定，尼娜把口紅和香粉盒忘在這裡了。

但是這時候，司機呼哧呼哧喘著粗氣，把箱子放下來，打量了一下房間，問道：

「整個這一套房都是你們家住的嗎？」

「是的。」維克托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說。

「我們家六口人才住八平米呢，」司機說，「我老婆在白天趁大家都去幹活兒的時候睡覺，夜裡她就在椅子上坐著。」

維克托走到窗前，看到娜佳站在汽車旁堆行李的地方，又蹦又跳，還用嘴呵著手指頭。

好娜佳，可憐的女兒，這就是你的家。

司機把裝食物的口袋和裝被褥的大布袋扛進來，就在椅子上坐下來，捲起菸捲兒。看樣子，他當真關心居住問題，一再地和維克托談起衛生裝置和區房管局的人貪汙受賄。這時廚房裡的鍋子響了幾聲。

「這就燒飯啦。」司機說，並且朝維克托擠了擠眼睛。維克托又朝窗外看了看。

「這就好了，好了，」司機說，「可是等到在斯大林格勒打垮了德國佬，大家都從疏散的地方回來，房子就更不夠住了。不久前我們有一個工人受過兩次傷以後回到工廠裡，不用說，房子被炸燬了，他帶著一家人住到沒人住的地下室裡，老婆懷著孩子，兩個孩子都害肺病。地下室裡灌進了水，水到了膝蓋以上。他們把木板鋪在板凳上，從床上到桌子邊，從桌子邊到爐邊，都從木板上走。於是他到處要求解決住房問題，黨委會、區委會都找過，也給斯大林寫過信。都答應解決，答應只是答應。一天夜裡他帶上老婆、孩子和破爛東西住進五樓一個房間，是區蘇維埃的機動房間。房間有八點四三平方米。這一下子事情鬧大了！檢察長把他傳了去：要麼在二十四小時內搬出去，要麼判五年徒刑，兩個孩子交保育院。這一來，他怎麼辦？他在戰爭中得過五顆勳章，現在他把五顆勳章紮在胸膛上，扎進肉裡，就在中午休息的時候在車間裡上了吊。大夥兒發現了，馬上把繩子割斷。救護車把他送進醫院。這一來，馬上給他發了住房證，他目前還在醫院裡呢，不過總算他走運，房間雖小，可是好歹有了個窩兒。結果還不壞。」

司機剛說完他的故事，娜佳就走了進來。

「要是東西被偷了，誰負責任？」司機問。

娜佳聳了聳肩膀，就一面呵著凍僵的手指頭，在幾個房間裡轉悠起來。

娜佳一走進房間來，就惹爸爸生氣了。「你哪怕把領子放下來也好。」維克托說。

但是娜佳沒有理睬，卻朝著廚房叫道：

「媽媽，我餓死啦！」

這一天柳德米拉表現出非凡的精力和幹勁兒，維克托簡直覺得，她如果把這股勁頭兒用在軍事上，德國佬一定會從莫斯科後退一百公里。

管道工接通了暖氣，管道完全正常，雖然不怎麼熱。找煤氣工人卻很不容易。柳德米拉打電話給煤氣管道主任，管道主任從搶修隊派來一名工人。柳德米拉把所有的煤氣爐都點著了，把烙鐵放上去，雖然火力不大，但是坐在房裡可以不穿大衣了。在司機、管道工、煤氣工忙活過一陣子之後，裝麵包的口袋就輕飄飄的了。

柳德米拉做家務事一直忙到很晚時候。她把破布纏到刷子上，把天花板和牆上的灰土都掃乾淨了。又把吊燈架上的灰土揩乾淨了，把乾枯了的花拿到黑黑的過道里，清掃出很多垃圾、舊紙、破布；娜佳也一面嘟噥著，幫著提出去三桶髒水。

柳德米拉把廚房和餐室裡的傢什都洗了一遍，維克托也在她的指揮下擦洗碟子、叉子和刀子，茶具卻不放心讓他擦洗。她又開始擦洗浴室，在爐子上煉油，挑揀從喀山帶來的土豆。

維克托給索科洛夫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瑪利亞，她說：

「我叫他睡了，一路上他很疲乏，不過，如果有什麼急事，我把他叫醒。」

「不，不，我沒有事，只是想和他聊聊。」維克托說。

「我覺得太幸福啦，」瑪利亞說，「一個勁兒想哭呢。」

「上我們家來玩兒吧，」維克托說，「您怎麼樣，晚上有空嗎？」

「今天哪兒行啊，」瑪利亞笑著說，「柳德米拉有多少事兒，我也有多少事兒。」

她問了問用電限額和自來水管道方面的事，他忽然很不禮貌地說：

「我馬上把柳德米拉叫來，讓她來和您談自來水問題。」馬上又故意用開玩笑的口吻說：「您不來，真遺憾，實在遺憾，要不然咱們可以念念福樓拜的長詩《馬克斯和莫里茨》了。」

但是她沒有理睬他的玩笑，說：

「我等一會兒再給您打電話。柳德米拉收拾房間有多麼忙，我也有多麼忙。」

維克托明白，她聽到他的不禮貌的腔調生氣了。他忽然很想上喀山去。

人究竟有多麼奇怪啊？維克托打電話找波斯托耶夫，他們家的電話卻打不通。他打電話找物理學博士古列維奇，鄰居接電話說，古列維奇上索科里尼基妹妹家去了。他打電話找契貝任，卻沒有人接電話。

忽然電話鈴響起來，有一個男孩子的聲音要娜佳接電話，但是這時候娜佳倒垃圾桶去了。

「是誰找她？」維克托一本正經地問。

「沒要緊事兒，是一個熟人。」

「維克托，別在電話裡閒扯吧，來幫我把櫃子搬一搬。」柳德米拉喊道。

「我跟誰閒扯？在莫斯科還沒人跟我閒扯呢，」維克托說，「你最好還是給我弄點兒吃的。索科洛夫已經吃過飯，睡覺了。」

似乎柳德米拉把家裡搞得更亂了：到處堆著衣服，從櫥子裡拿出來的傢什擺在地板上；又是鍋子，又是盆，又是口袋，想在各個房間裡和走廊裡走走，卻走不通。

維克托以為柳德米拉開頭會有一段時間不上托里亞的屋裡去，他估計錯了。她的眼裡流露著操心的神氣，臉紅紅的，她說：

「維克托，你把這隻中國花瓶放到托里亞的屋裡，放到書櫥上，我洗乾淨了。」

電話鈴又響了，他聽到娜佳說：

「你好……我哪兒也沒有去，剛才我媽叫我倒垃圾去了。」

柳德米拉催促他說：

「維克托，幫幫我吧，別睡覺，還有這麼多事情！」

女人有多麼強大的本能，這種本能多麼頑強又多麼單純。

到晚上，一切整理就緒了，房間裡暖和了，又呈現出戰前原有的樣子。

晚飯是在廚房裡吃的。柳德米拉烙了餅，又用下午燒的米飯當餡做了餡餅。

「剛才是誰給你打電話？」維克托問娜佳。

「噢，是一個男孩子，」娜佳回答說，並且笑了起來，「他打電話已經打了四天了，終於打通了。」

「你怎麼，是在和他通訊嗎？事先告訴他了你要回來嗎？」柳德米拉問道。

娜佳氣得皺了皺眉頭，一個肩膀動了動。

「可是，哪怕有一隻狗給我打打電話也好啊。」維克托說。

夜裡，維克托醒了。柳德米拉穿著內衣站在開著的托里亞的房間門前說：

「你瞧，我的托里亞，我一下子都收拾好了，你的屋裡也收拾好了，就跟沒有打仗一樣，我的好孩子……」

二十六

復員回來的科學家們彙集在科學院的一座大廳裡。

這些人有年老的，有年輕的，有面色蒼白的，有禿頂的，有大眼睛的，有眼睛小而銳敏的，有寬額頭的，有窄額頭的，大家彙集在一起之後，就回味著過去那段生活中曾經存在的那種崇高的詩意，散文的詩意。

長久放在沒有生爐子的房子裡的發潮的資料和書頁，豎起大衣領子做科學報告，用凍僵凍紅的手指頭抄寫公式，用幾顆土豆和爛白菜葉子做的莫斯科雜燴湯，擁擠著領飯票，在配給鹹魚和補貼素油的名冊上惱人地簽上自己的名字——這一切一下子退居次要位置了。老同事見了面，問候聲響成一片。

維克托看到契貝任和院士希沙科夫在一起。

「德米特里·佩特羅維奇！德米特里·佩特羅維奇！」維克托看著他的親熱的臉，一連喊了兩遍。契貝任把他抱住。

「您的孩子們從前方給您來信嗎？」維克托問道。

「他們都很好，來信的，來信的。」

契貝任卻沒有笑，而是皺起眉頭，維克托從他這種神氣看出來，他已經知道托里亞犧牲了。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請代我向您的夫人表示敬意，衷心的敬意。我的敬意和內人的敬意。」

契貝任接著又說：

「我看過您的論文了，很有意義，很重要，比一般認識到的還要重要。您要知道，其重要性將超過我們現在所能想象到的。」

他吻了吻維克托的額頭。

「哪裡，哪裡，這算不了什麼。」維克托說。他覺得又不好意思，又高興。他來開會的路上，還惴惴不安地想著：有誰看過他的論文，會怎樣評價他的論文？要是根本沒有人看過呢？

他聽了契貝任的話，馬上就充滿了信心：他和他的論文在這裡要成為唯一的話題了。

希沙科夫站在旁邊，可是維克托有很多話要對契貝任說，這些話是不能當著別人的面說的，尤其不能當著希沙科夫的面說。

維克托看見希沙科夫，常常想起格列布·烏斯賓斯基的一句滑稽的話：「金字塔形水牛。」

希沙科夫那肉乎乎的方臉，傲慢的厚嘴唇，指甲泛著油光的胖手指，密密實實的銀灰色平頭，維克托一看到就覺得不痛快。他每次遇到希沙科夫，心裡都要出現疑問：「他認識我嗎？會跟我打招呼嗎？」每當希沙科夫用肥厚的嘴唇慢慢地說出好像也是肉乎乎的、牛肉似的話時，他卻一面生自己的氣，一面感到高興。

「是一頭傲慢的公牛！」維克托在談到希沙科夫時，對索科洛夫這樣說。「我一見到他就害怕，就像小鎮上的猶太人見了騎兵上校。」

「有什麼了不起的！」索科洛夫說。「誰都知道，他都不知道攝影影像出現時的正電子。每一個研究生都知道，希沙科夫院士卻不知道。」

索科洛夫很少說別人壞話，不知是由於謹慎，還是由於那種不能責難別人的宗教式感情。可是希沙科夫總是使他非常生氣，所以他常常罵希沙科夫，嘲笑希沙科夫，忍也忍不住。

大家談起戰爭。

「咱們在伏爾加河上把德國人擋住了，」契貝任說，「伏爾加河真了不起呀。真是活命水，活命水。」

「是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希沙科夫說，「斯大林格勒之戰反映出我們戰略的光輝和我們人民的堅強。」

「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您知道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最近的論文嗎？」契貝任問。

「當然聽說過，不過還沒有看過。」

從希沙科夫臉上看不出他是否真的聽說過維克托的論文。

維克托對著契貝任的眼睛看了很長的一眼：讓他的老朋友和老師看到他經受的痛苦吧，讓契貝任知道他的損失和疑慮吧。可是維克托的眼睛也看出了契貝任的悲哀、他的痛苦的思緒、他的暮年的疲憊感。

索科洛夫走過來，就在契貝任和他握手的時候，希沙科夫院士不大客氣地拿眼睛掃了掃他的舊上衣。等波斯托耶夫走到跟前，希沙科夫綻開他那大臉上所有的肉高興地笑了笑，說：

「你好，你好，我的好朋友，我見到你真高興。」

這兩個又高又粗的魁梧漢子談起身體健康、老婆、孩子、別墅。

維克托低聲問索科洛夫：

「你們家收拾好了嗎？家裡暖和嗎？」

「目前還不比在喀山好。瑪利亞一再要我問候你們。可能明天下午她上你們家去。」

「那太好啦，」維克托說，「我們已經想她了，在喀山天天見面，我們已經習慣了。」

「是啊，天天見面，」索科洛夫說，「據我看，瑪利亞一天上你們家三趟。我早就勸她搬到你們家去啦。」

維克托笑起來，心裡想，自己的笑不是完全自然的。這時候數學家列昂季耶夫院士來到大廳裡。列昂季耶夫大鼻子，大腦袋剃得光光的，戴著黃鏡框的大眼鏡。過去他們住在加斯普拉的時候，有一次上雅爾塔去，在酒店裡喝了很多酒，唱著黃色小調來到加斯普拉的食堂，弄得食堂工作人員不知如何是好，惹得所有休養的人捧腹大笑。列昂季耶夫現在一看見維克托，就笑起來。維克托微微垂下眼睛，等待著列昂季耶夫談他的論文。

但是看樣子，列昂季耶夫想起了加斯普拉的趣事，把手一揮，高聲說：

「噢，怎麼樣，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咱們再喝幾杯？」

進來一位穿黑西裝的黑頭髮年輕人，維克托發現，希沙科夫馬上向他鞠了一個躬。

蘇斯拉科夫走到年輕人跟前。蘇斯拉科夫是在主席團裡分管重要而不為人所知的事情的；大家只知道，藉助他的力量比藉助主席團的力量更容易把一位科學博士從阿拉木圖調到喀山，更容易分到住房。這是一個面容疲憊、習慣於夜晚工作、臉頰像灰色麵糰一樣蒼白的人，是大家時時都用得著的人。

大家都習慣了，蘇斯拉科夫在開會時抽「巴爾米拉」牌高階香菸，院士們抽黃煙和土煙，在走出科學院大門以後，不是科學界名人們對他說：「來，坐我的車吧。」而是他一面朝自己的小汽車走，一面對科學家們說：「來，我把您帶著。」

現在維克托觀察著蘇斯拉科夫和那個黑頭髮的年輕人說話，看出來，那個年輕人絲毫無求於蘇斯拉科夫。不論請求的方式多麼斯文典雅，總能看出，誰是求人的，誰是被人求的。相反，那個年輕人倒是希望快點兒結束同蘇斯拉科夫的談話。年輕人特意帶著恭敬的神氣向契貝任鞠了一個躬，但是在這種恭敬之中有一種不易覺察、但不知為什麼還是可以覺察到的漫不經心的神氣。

「請問，這位年輕的大人物是誰？」維克托問。

波斯托耶夫低聲說：

「他最近調到中央委員會科學處工作。」

「您要知道，」維克托說，「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覺得，我們在斯大林格勒的不屈不撓精神——這就是牛頓的不屈不撓精神，愛因斯坦的不屈不撓精神。在伏爾加河上的勝利標誌著愛因斯坦思想的勝利，總而言之，我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希沙科夫帶著無法理解的神氣笑了笑，輕輕搖了搖頭。

「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難道您不理解我的意思嗎？」維克托說。

「是啊，是不能理解，」科學處的年輕人來到旁邊笑著說，「看樣子，只有所謂相對論才能幫助找出俄羅斯的伏爾加河與愛因斯坦之間的聯絡。」

「所謂相對論？」維克托吃驚地說。他看到對他表示的這種不友好的嘲笑態度，不禁皺了一下眉頭。

他看了看希沙科夫，想尋求支援，但是看樣子，這位金字塔形水牛那種不屑一顧的蔑視態度也推廣到愛因斯坦身上了。

維克托立刻覺得十分懊惱，又難受，又氣憤。他有時候就會這樣，一生起氣來，費很大力氣才能忍住。回到家裡以後，才會在大晚上慷慨激昂地反駁欺侮他的人。有時他忘乎所以，又叫喊，又打手勢，通過想象中的發言維護自己的所愛，嘲笑敵人。柳德米拉就對娜佳說：

「你爸爸又發表高論了。」

這會兒他感到受了侮辱，不僅是因為對待愛因斯坦的輕蔑態度。他認為，每一個熟人都應該和他談談他的論文，他應該成為與會者注意的中心。他覺得自己受了欺負，受了凌辱。他知道，為這類的事生氣是很可笑的，但是他生氣了。只有契貝任和他談起他的論文。

維克托用溫和的口氣說：

「法西斯分子趕走了天才的愛因斯坦，他們的物理學就成了猢猻的物理學。可是，謝天謝地，我們擋住了法西斯的進攻。於是這一切就在一起了：伏爾加河，斯大林格勒，還有我們時代首屈一指的天才人物愛因斯坦，還有最落後的村莊，沒有文化的老農婦，還有大家都盼望的自由。這一切都連在一起了。我好像說得很亂，不過，恐怕沒有什麼比這種亂更清楚了。」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覺得您對愛因斯坦的頌揚太過分了。」

「總的來說，」波斯托耶夫快活地說，「可以說，是有些過分。」

科學處的年輕人帶著不快活的神氣看了看維克托。

「嗯，施特魯姆同志，」他說，於是維克托又感覺出他的口氣的不善，「在我國人民的生死一線的緊急關頭，您認為在自己心裡把愛因斯坦和伏爾加河聯絡起來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在這些日子裡，與您觀點不同的同志們心裡卻出現的是另外的想法。各人的心是各人的，這沒有什麼好爭論的。不過，至於如何評價愛因斯坦，倒是可以爭論爭論，因為，我認為，用唯心主義理論冒充最高的科學成就是不應該的。」

「您別來這一套吧，」維克托打斷他的話，又用傲慢的、教訓的口吻說，「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現代物理學離開愛因斯坦，就是猢猻的物理學。我們不應該拿愛因斯坦、伽利略、牛頓的名字開玩笑。」

他動了一下手指頭，警告希沙科夫，他看到希沙科夫眨巴了一下眼睛。過了一小會兒，維克托就站在窗前，聲音忽大忽小地把這次偶然發生的衝突說給索科洛夫聽。

「您剛才就站在旁邊，竟然什麼也沒有聽見，」維克托說，「契貝任也好像有意走了開去，沒有聽見。」

他皺起眉頭，不再說話了。他還想今天自己會成為大家注意的中心呢，想得多麼天真，多麼孩子氣啊。誰知，大家的激動情緒是上級機關的一個年輕人的到來引起的。

「您知道這個年輕後生姓什麼嗎？」索科洛夫就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忽然問道。「他是什麼人家裡的？」

「我一點也不知道。」維克托說。

索科洛夫把嘴巴湊到維克托耳朵上，小聲說起來。

「您說什麼！」維克托叫起來。他想起當時他很不理解的金字塔水牛和蘇斯拉科夫對待這位大學生年齡的小夥子的態度，不禁拉長聲音說：

「怪……不……得……呢……我還覺得奇怪呢。」

索科洛夫微微笑著對他說：

「您回來第一天就在科學處和科學院領導層為自己建立起良好關係啦。您就像馬克·吐溫小說裡那個人物，在稅務檢查官面前誇起自己的收入。」

但是維克托不喜歡這種俏皮話，他問道：

「您剛才站在我旁邊，當真沒有聽見我們的爭論嗎？還是不願意參與我和稅務檢查官的談話？」

索科洛夫那小小的眼睛對著維克托笑了笑，那雙眼睛顯得很善良，因此也顯得很好看了。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您別不好受，難道您以為，希沙科夫會重視您的論文嗎？哼，我的天啊，我的天啊，這兒有多少榮華富貴的事要忙活，您的論文可是實在事情呀。」

他的眼神和聲調中流露出真誠和溫暖，這正是維克托在喀山那個秋日黃昏去找他時希望得到的。那時候在喀山維克托沒有得到。

大會開始了。發言的一些人談到科學在危難的戰爭時期的任務，談到自己願意為人民的事業貢獻出全部力量，要幫助軍隊戰勝德國法西斯。談到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談到黨中央對科學家的幫助，談到斯大林同志在領導軍隊和人民的同時，還要抽時間關心科學問題，還說科學家們要不辜負黨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信任。

談到在新的環境中勢必進行組織上的改變。物理學家們很吃驚地瞭解到，發言人對該研究所的科學研究計劃很不滿意：過分注重純理論問題了。大家都在大廳裡小聲傳說著蘇斯拉科夫的話：「研究所脫離實際。」

二十七

黨中央委員會研究了國內科研工作的狀況。都說，黨現在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物理學、數學和化學的發展上。

中央委員會認為，科學應當面向生產，應當接近現實，同現實有更密切的聯絡。

據說，斯大林同志參加了會議，他像往常一樣，一隻手握著菸斗，在大廳裡走來走去，不時地帶著沉思的神氣停下來，不知是傾聽與會者的發言，還是傾聽自己心裡的話。

與會者尖銳地批評了唯心主義和輕視本國哲學和科學的傾向。斯大林在會議上有兩次插話。當謝爾巴科夫發言，贊成對科學院的預算進行限制的時候，斯大林搖了搖頭，說：

「搞科學不是做肥皂。我們對科學院不進行限制。」

第二次插話是在會上有人談到唯心主義理論的害處和一部分科學家過分崇拜西方科學的時候。斯大林點點頭，說：

「應當好好保護我們的人，決不能實行專制殘暴統治。」

被邀參加這次會議的科學家們，對朋友們說了說斯大林的情形，叫朋友們保證不要說出去。過了三天，整個莫斯科科學界人士便在幾十個家庭和朋友圈子裡小聲議論起會議上的情形。

很多人小聲傳說著，說斯大林已經白了頭，說他的嘴裡一口黑牙，牙齒已經壞了，說他的手很好看，手指頭細細的，因為出過天花，臉上還有麻子。

聽到這些話的人警告未成年人說：

「小心，你要是亂說，不僅要害了自己，還會害了咱們全家。」

大家都認為，科學家們的狀況將會大大地改善。斯大林說的關於專制殘暴制度的話，使人產生很大的希望。

過了幾天，著名的植物遺傳學家切特韋里科夫被逮捕了。關於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傳說：有的說他是間諜；有的說他在出國期間常常和俄國流亡分子會面；有的說他的德國裔妻子在戰前常常和住在柏林的妹妹通訊；有的說他企圖推廣小麥的有害品種，以造成病害和歉收；有的認為，他的被捕與他說的有關食指的一句話有關係；有的認為，他被捕是因為他對小時候的夥伴說過一樁政治方面的笑話。

在戰爭時期不常聽到政治性的逮捕，所以許多人，包括維克托在內，就以為這種可怕的事永遠不會有了。

維克托又想起了一九三七年，那時候幾乎每天都可以說出夜裡被捕的人的名字。想起那時候怎樣在電話裡互相報告這方面的事：「昨天夜裡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丈夫病了……」想起鄰居在電話裡怎樣回答有關被捕者的情況：「他離開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回來……」想起當時常聽到的逮捕人的情形：有的正在給孩子洗澡，就被抓走了，有的是在工作，在看戲，在深夜裡被抓走。想起有人說過：「搜查了兩天兩夜，什麼都搜了，甚至把地板都撬起來……幾乎什麼都沒看，為了做樣子，隨便翻了翻書……」

想起一去不復返的幾十個人的名字：瓦維洛夫院士……維捷院士……詩人曼德爾施塔姆、作家巴別爾……鮑里斯·皮利尼亞克……梅耶霍德……細菌學家科爾叔諾夫和茲拉託戈羅夫……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列文博士……

但問題並不在於被捕者是傑出人物和社會名流，問題在於，不論是名人還是毫不出眾的普通人，全都沒有罪，都是老老實實工作的人。

難道這一切又要開始了？難道到了戰後，聽到夜裡的腳步聲和汽車聲還是要心驚肉跳？

多麼難把爭取自由的戰爭和這種事聯絡在一起啊……是啊，是啊，我們在喀山真不該那樣亂說啊。

切特韋里科夫被捕之後，過了一個星期，契貝任宣告離開物理研究所，接替他的位子的是希沙科夫。

科學院主席團的人上契貝任家裡去過。據說，不知是貝利亞，還是馬林科夫召見過契貝任，好像契貝任不肯改變研究所的選題計劃。

據說，考慮到他的巨大的科學成就，暫時不想對他採取極端措施。同時被解除職務的還有分管行政工作的所長、年輕的自由主義分子皮敏諾夫，認為他不稱職。

希沙科夫院士擔任了所長職務和契貝任原來擔任的學術領導職務。

有傳聞說，契貝任在這些事情之後，心臟病發作。維克托馬上就準備去看他，往他家裡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保姆說，契貝任最近確實身體不大好，遵照醫生意見同夫人一起上外地去了，過兩三個星期才能回來。

維克托對柳德米拉說：

「這種情形，就好比把一個小孩子從電車門口往下推，還要把這叫做保護，讓他不受專制殘暴制度的危害。契貝任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佛教徒、喇嘛教徒，這跟物理有什麼關係？契貝任建立了一個學派。契貝任是盧瑟福的朋友。契貝任方程式每一個管院子的人都知道。」

「哼，關於管院子的，爸爸，你算了吧。」娜佳說。

維克托說：

「小心，你要是亂說，不僅要害了自己，還會害了我們全家。」

「我知道，這種話只能對家裡人說。」

維克托用溫和的口氣說：

「唉，娜佳，我有什麼辦法能改變中央的決議？能用頭去撞牆嗎？而且契貝任是自己宣告願意離職的呀。況且，據說大家都不滿意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對丈夫說：

「用不著這樣激動。再說，你自己也常常和契貝任爭論嘛。」

「如果不爭論，就沒有真正的友誼。」

「就是了，」柳德米拉說，「瞧著吧，你那樣喜歡亂說，也會把你的實驗室領導職務撤掉。」

「我倒不擔心這個，」維克托說，「娜佳說得不錯，的確，我所有的話都是說給自家人聽的，等於在口袋裡做手勢。你打個電話給切特韋里科夫的夫人，去看看她！你們是朋友嘛。」

「現在這樣不合適，再說，我們也不是多麼親近的朋友，」柳德米拉說，「我一點也幫助不了她。她現在也用不著我。以往出了這種事之後，你給誰打過電話嗎？」

「依我看，應該。」娜佳說。

維克托皺了皺眉頭。

「就是打個電話，實質上還是等於‘在口袋裡打手勢’。」

他想和索科洛夫談談契貝任的離職，這種事不能和老婆孩子談。但是他硬壓制著自己不給索科洛夫打電話，這種事不能在電話裡談。

還是很奇怪。為什麼讓希沙科夫當所長？很明顯，維克托最近發表的論文是科學界的大事。契貝任在學術會議上說，這是蘇聯物理理論界十年來最重大的事件。可是卻讓希沙科夫做研究所的領導。這是鬧著玩兒的嗎？他看著幾百張照片，看到電子的痕跡往左偏轉，忽然又看到照片上同樣的痕跡、同樣的粒子往右偏轉。可以說，把正電子握住了。這是年輕的薩沃斯季揚諾夫也會明白的。可是希沙科夫卻撅起嘴，把照片推到一邊，認為照片有毛病。謝里凡說：「唉，這就是向右呀，你簡直不知道哪邊是右，哪邊是左。」

最奇怪的是，誰也不覺得這樣的事奇怪。這樣的事也就不知不覺變成理所當然的了。維克托的朋友們、他的妻子和他自己也就認為這種情況是合理合法的了。維克托不適合做所長，希沙科夫適合做所長。

波斯托耶夫是怎麼說的？哦，他說：「最主要的是，我們都是蘇聯人。」

不過，要做一個比契貝任更愛蘇聯的蘇聯人，恐怕很難。

早晨，在去研究所的路上，維克托想象著，所裡的工作人員，從院士到試驗員，一定都在談著契貝任了。研究所門口停著一輛小汽車，司機是一個戴眼鏡的上了年紀的人，正在看報。門房老頭子夏天常常和維克托一塊兒在實驗室裡喝茶，今天在樓梯上碰到他，說：「新官上任啦。」又傷心地說：「咱們的老所長呢，嗯？」

在大廳裡，試驗員們在談裝置安裝的事。試驗裝置是昨天從喀山運來的。試驗大廳裡擺滿一個個大箱子。在烏拉爾定做的新儀器同舊的裝置一起運到。諾茲德林站在一個老大的木板箱旁邊，維克托覺得他的臉上似乎流露著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氣。

佩列佩裡津腋下夾著柺杖，用一條腿在這個大箱子周圍蹦跳著。

安娜·斯捷潘諾芙娜指著一個個箱子，說：

「您看，維克托·帕夫洛維奇！」

「這麼大的東西連瞎子也會看到。」佩列佩裡津說。

但安娜·斯捷潘諾芙娜說的不是箱子。

「看見啦，看見啦，當然看見啦。」維克托說。

「再過一個小時，工人們就來了，」諾茲德林說，「我已經跟馬爾科夫教授說好了。」

他是用當家人的平靜而緩慢的口氣說這話的。輪到他說話算數的時候了。

維克托走進自己的辦公室。馬爾科夫和薩沃斯季揚諾夫坐在長沙發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旁邊的磁實驗室主任斯維琴坐在寫字檯前抽著自己卷的菸捲兒。

維克托一走進來，斯維琴站起來，要把椅子讓給他：

「這是主人的位子嘛。」

「不用，不用，請坐吧。」維克托說。接著又問：「最高會議上談的是什麼？」

馬爾科夫說：

「關於限額問題。每位院士的限額要提高到一千五，一般的人限額提高到五百，和人民演員，和列別傑夫——庫馬奇那樣的偉大詩人一樣。」

「咱們要開始安裝裝置了，」維克托說，「可是契貝任不在所裡了。正如俗話說的：房屋失火，時鐘還在走。」

但是坐在辦公室裡的人都沒有接他的話。

薩沃斯季揚諾夫說：

「昨天我有個堂弟來了，他是出了醫院上前方去，從這兒路過，家裡沒有酒，我向鄰居家買了一瓶，花了三百五十盧布。」

「真不得了！」斯維琴說。

「搞科學不是做肥皂。」薩沃斯季揚諾夫快活地說。但是從幾個人的臉色可以看出來，他這個玩笑開得很不合適。

「新官已經到任啦。」維克托說。

「是一個勁頭兒十足的人呢。」斯維琴說。

「咱們有希沙科夫當頭頭兒，就有辦法啦，」馬爾科夫說，「他是日丹諾夫同志家裡的座上客。」

馬爾科夫是個很奇怪的人，他與人交往似乎不多，但總是什麼事都知道：知道旁邊的實驗室裡的副博士加布裡切芙斯卡婭懷了孕，知道清潔工麗達的丈夫又進了軍醫院，也知道最高學位評委會沒有批准斯莫羅金採夫的博士學位申請報告。

「可不是嗎，」薩沃斯季揚諾夫說，「他的出了名的錯誤我們都是知道的。不過，總的說，他這人也不壞。諸位可知道，好人與壞人的區別在哪兒？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願的。」

「錯誤不過是錯誤，」磁實驗室主任說，「不過，一個人憑錯誤當不了院士。」

斯維琴是研究所黨委委員，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入黨的，雖然參與黨的活動不久，但和很多人一樣，非常頂真，用宗教式的虔誠對待黨的使命。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我正有事要找你，黨委請您在大會上發言，談談您對新的任務的看法。」

「要我談領導的錯誤，批判契貝任嗎？」維克托很氣憤地問道。他本不希望這樣，可是一談起來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是要我幹卑鄙的事，我不會心甘情願。」

他轉臉朝著實驗室的同事們，問道：

「比如說，同志們，你們贊成契貝任離職嗎？」

他原本相信會得到他們支援的，可是看到薩沃斯季揚諾夫態度曖昧地聳了聳肩膀並且說「人老了，不中用了」的時候，他覺得很尷尬。

斯維琴說：

「契貝任已經宣告，他不再安排任何新的研究工作。有什麼辦法呢？再說，是他自己辭職的呀，而且還挽留過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