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野上霧氣沉沉。順著公路伸展開去的高壓線上，閃爍著汽車車燈的反光。

沒有下過雨，但黎明時的大地是潮溼的，在禁止通行的訊號燈亮起的時候，溼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會出現晃晃不定的紅色的光斑。在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覺到集中營的氣氛：電線、公路和鐵路紛紛朝集中營延伸，越來越密集。這是線路縱橫交錯的地區，一條條線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霧劃成許許多多矩形和平行四邊形。

遠方的警報器送來長長的、低沉的鳴聲。

公路緊挨著鐵路，裝載著一袋袋水泥的汽車隊，有一陣子幾乎和一列長得不見頭尾的軍用貨車並排前進。穿軍大衣的司機們沒有看在一旁行進的列車，也沒看車上一個個灰點兒似的人臉。

霧中出現了集中營的鐵籬：一道道鐵絲網架在鋼筋混凝土樁上。棚屋一座連一座伸展開去，排成一條條又寬又直的街道。從這些棚屋的單調一律，就可看出這座龐大集中營的不人道。

在千百萬的俄羅斯農舍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兩座完全一模一樣的。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各有各的特性。兩個人不可能一模一樣，兩叢薔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樣。如果強行消除生命的獨立性和各自的特點，生命就會消失。

頭髮斑白的火車司機裝做漫不經心的樣子，瞅著從一旁閃過的混凝土樁柱、架著旋轉探照燈的高架和鋼筋混凝土塔樓，從反光鏡裡可以看見塔樓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轉式機槍旁。司機朝副司機擠了擠眼睛，機車發出警告訊號。亮著電燈的扳道房、停在彩條攔路竿後的一長串汽車和牛眼似的紅色訊號燈一閃而過。

從遠處傳來迎面開來的列車的汽笛聲。司機對副司機說：

「祖凱爾來啦。聽這大大咧咧的嗓門兒，能聽得出來。他這是卸了載，開著空車上慕尼黑去。」

空載的列車軋軋地開過來，與開往集中營的軍車交會。被撕裂的空氣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車廂間灰濛濛的空隙一閃一閃地晃過。轉眼間，被撕成碎片的空間和秋日的曙光又連成一片，有節奏地賓士著。

副司機掏出口袋裡的小鏡子，照了照滿是油汙的臉。司機招招手，借過他的小鏡子。

副司機用激動的聲音說：

「唉，阿普菲爾師傅，我敢說，如果不是車廂要消毒，咱們回來能趕上吃午飯，不會弄到早晨四點鐘才筋疲力盡地趕回來。好像消毒這種事兒就不能在樞紐站搞似的。」

老司機很討厭沒完沒了地搞消毒。

「髮長訊號，」他說，「咱們不要上備用線，要直接開進大卸場。」

二

自從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認真運用自己的外語本領就是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了。戰前他住在列寧格勒，和外國人交談的機會不多。現在他不由得想起當年僑居倫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時候，因為天天和各國革命家在一起，說話、爭論、唱歌用的都是多種歐洲語言。

鄰鋪的義大利神甫加爾季告訴他，關在集中營裡的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人。

這些在集中營棚屋的數萬名居住者，他們的命運，他們的臉色，他們的衣服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拖著腳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藍和俄羅斯囚犯叫做「魚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湯。

對於管轄者來說，集中營裡的人的區別僅在於號碼和縫在上衣上的布條的顏色：紅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綠色的是小偷和殺人犯。

集中營裡的人因為語言不通，彼此不瞭解，但共同的命運把他們結合起來。分子物理學家、古文獻學家和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的義大利農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當年有廚子精心調變菜餚、吃不好還會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醃鱈魚的人一起穿著木底鞋去幹活兒，還要憂心忡忡地張望著：留絡腮鬍子的德國佬是不是來了？

集中營裡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際中有相同之處。追尋往事的夢不論縈繫著義大利土路邊的小園，縈繫著北海邊悲愴的濤聲，還是博布魯斯克郊外領導幹部住房裡橙黃色的燈罩，所有囚犯過去的歲月都是美好的。

一個人在進集中營之前的生活越是艱難，現在越是起勁地說謊。

這種說謊不是為了欺騙，而是為了讚美自由：在集中營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這座集中營戰前叫做政治犯集中營。

國家社會主義黨創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沒有犯過罪的罪犯。

許多人被關進集中營，只是因為在同朋友交談中說了一些不滿意法西斯制度的話，或者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話。他們既沒有散發傳單，也沒有參加地下政黨。他們的罪名，是他們有可能參加這些活動。

在戰爭時期將俘虜關進政治犯的集中營，也是法西斯的新創造。這裡有在德國境內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還有投靠了德國秘密警察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他們的任務是提供情報，配合行動，出點子，在各種各樣的宣告上簽名。

集中營裡還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幹兵工廠和軍事工程中的活兒的故意曠工者。因為不好好幹活兒而把工人關進集中營，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一項發明。

集中營裡有些人衣服上縫的是紫布條，那是從法西斯德國出去的德國僑民。這也是法西斯的新發明：只要離開德國，不管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要成為政治敵人。

衣服上帶綠布條的人，也就是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的集中營裡是享有特權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新發明。

在集中營裡還有一些人遭際特殊，還沒有發明適合他們的布條子顏色。但是就連玩蛇的印度人，從德黑蘭來德國學繪畫的波斯人，以及學物理的中國留學生，國家社會主義黨都為他們準備好了鋪位、一小鍋菜湯和十二小時挖地的活兒。

軍用列車日日夜夜朝集中營，朝一座座死亡的營地開來。空中迴響著車輪的軋軋聲、機車的吼叫聲、成千上萬衣服上縫著五位數藍色號碼的囚犯出工時雜沓的腳步聲。一座座集中營成為新歐洲的一座座城市。這些城市一天天擴大起來，有自己的規劃，有自己的街道和廣場，有醫院、市場、火葬場、運動場。

跟這些集中營城市相比，跟火化爐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紅色火光相比，那些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監獄，顯得多麼單純，多麼古樸啊。

看樣子，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數量龐大，甚至上百萬的軍隊來監督和管理。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常常一連幾個星期在集中營裡見不到穿黨衛軍制服的人！囚犯們自己擔任起集中營城市裡的警察隊。囚犯們自己維持營裡的秩序，自己監督著，只准許爛土豆、凍土豆進他們自己的鍋，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來送往軍需品供應站。

囚犯們在集中營的醫院和化驗室裡當醫生和化驗員；當清潔工，打掃集中營的街道；當工程師，為集中營裡提供照明用電和暖氣，為集中營裡的機器製造零件。

充當又兇狠又賣力的集中營警察的是「卡波」，在左臂上戴著寬寬的黃臂章，有營頭兒、區頭兒和室頭兒。他們從上到下監管著營裡的一切活動，從全營的事情，到每個人夜間在床鋪上的言行。這一部分囚犯可以參與營當局的機密大事，甚至可以參與編制分類名單、在特種囚室裡收拾囚犯等事。看樣子，即使營當局完全撤離，這些囚犯仍然會讓鐵絲網上保持著高壓電流，叫人跑不掉，還繼續幹活兒。

這些「卡波」賣力地為營當局效勞，但也常常唉聲嘆氣，有時甚至哭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爐的人……不過，這種二重性並不徹底，他們不會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類名單。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別可怕的是，國家社會主義黨並不是戴著單片眼鏡、傲然不可一世、與一般人不同的外來者。國家社會主義黨就像自己人一樣住在集中營裡，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也像普通人一樣開玩笑，他們的玩笑也會逗人笑，他們是平常人，一言一行都和平常人一樣，他們通曉囚犯們的語言，十分了解囚犯們的思想和心情。

三

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麗賓娜·彼得羅芙娜、軍醫索菲亞·列文頓和司機謝苗諾夫在那個八月之夜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軍俘虜之後，被帶到了一個步兵師師部。

經過審訊之後，德國人把阿格麗賓娜·彼得羅芙娜放了，翻譯官並且根據戰地憲兵隊人員的指示，給她帶上一大塊豌豆麵包和兩張三十盧布的紅鈔票；謝苗諾夫被編入俘虜大隊，送往維爾佳契村地區的集中營營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被帶到集團軍司令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兒最後一次看到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她站在到處是灰土的院心裡，帽子沒有了，肩章、領章被撕得耷拉下來，那悲愴和憤恨的眼神和臉色，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

在第三次審訊之後，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車站，車站上有一列運糧的軍車正在裝車。有十個車廂裝運許多姑娘和小夥子去德國做工。在軍車開動的時候，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一片婦女的哭聲。他被鎖在硬座車廂的小乘務室。押解他計程車兵並不粗暴，但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問他什麼話的時候，他的臉上卻流露出聾啞的神氣。從中可以感覺出，他一心一意地注視著莫斯托夫斯科伊。動物園工作人員用火車運送動物，動物在籠子裡沙沙蠕動，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就是這樣一聲不響、一心一意地注視著籠子的。等到火車來到波蘭總督管轄區的土地上，乘務室裡又進來一名乘客——一位波蘭主教，是個白頭髮、高個子的漂亮老頭兒，眼睛裡露出悲慼的神氣，嘴唇像年輕人那樣豐滿。他馬上就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起希特勒對波蘭宗教界的殘酷迫害。他說俄語帶有很重的波蘭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客氣地對天主教和教皇罵了一頓之後，他不作聲了，而且，莫斯托夫斯科伊再問他什麼話，他也只是用波蘭話簡短地回答一下。過了幾個鐘頭之後，就讓他在波茲南下車了。

過了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帶進集中營……這一營區關押的是秘密警察特別感興趣的囚犯，他來到這裡，似乎已經過了很多年。在這種特別營區裡，生活條件比勞動營裡要好些，但這是實驗室裡被試驗動物的富足生活。有時值班的把一個人叫到門口——原來是一個朋友要以優惠條件進行平等交換，用菸草換食品，這個人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鋪位上。有時同樣叫另一個人到門口去，這人便中斷了談話，朝門口走去，交談者就再也等不到他把話說完了。過一兩天，就會有「卡波」來吩咐值班的把破衣爛布打掃出去，有人就會用討好的口氣問「卡波」隊員凱澤：能不能睡到空出來的床鋪上？已經習慣了七扯八拉的閒談，從囚犯分類到火化屍體，到集中營裡的足球隊——最好的隊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鋒很棒，攻勢很猛，波蘭隊後衛不行。各種各樣有關新式武器的傳聞、國家社會主義黨頭頭兒鉤心鬥角的傳聞，大家都聽膩了。傳聞總是又好又不真實，是集中營囚犯的麻醉劑。

四

天快亮時下了一場雪，直到中午也沒有化。俄羅斯人感到又歡喜又悲傷。這是俄羅斯在思念他們，將母親的頭巾扔在他們的蒼白而痛楚的腳下，染白了棚屋頂，遠遠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鄉的房屋，呈現出一派鄉村氣象。

但這隻閃現了一會兒的歡喜，一與悲傷相遇，立刻就沉沒在悲傷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語說，一個擔任文書的朋友看到有關一個俄國老頭子的檔案，但是那個文書沒來得及細看，辦公室主任就把檔案帶走了。

「這檔案就是決定我的命運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並且對自己的鎮靜感到高興。

「不過沒關係，」安得列阿小聲說，「還是可以瞭解到的。」

「向營警備司令瞭解嗎？」加爾季神甫問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閃著黑黑的亮光。「還是向治安總部代表利斯本人瞭解？」

白天的加爾季和夜晚的加爾季差別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驚。白天談的是菜湯，談新來的人，跟同房間的人商量交換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義大利吃食兒。

被俘的紅軍知道他愛說的口頭語「全體完蛋」，每次在集中營的廣場上碰見他，老遠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體完蛋！」並且笑著，就好像給這話打氣。他們以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關押在特別營區的一些蘇聯指揮員和政委跟他開玩笑，問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爾季聽著法語、德語和俄語大雜燴，一笑也不笑。

然後他說起來，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話翻譯出來。他說的是，俄國革命者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斷頭臺。為什麼諸位就懷疑，一個人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這跟犧牲生命無法相比呀。

「算啦，話不能這樣說。」旅政委奧西波夫說。

夜裡，等營裡的人都睡了，加爾季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他跪在床鋪上，做起禱告。集中營城市的所有苦難就好像沉沒在他那熾熱的眼睛裡，沉沒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繃得緊緊的，就像在幹活兒，長長的神情恬淡的臉呈現出憂鬱而幸福的執著表情。他禱告很長時間，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這個義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禱告聲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兩個鐘頭後醒來，這時候加爾季已經睡了。加爾季睡覺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夢裡把自己的兩種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還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樣把胃裡的氣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長聲音唱起讚美詩，讚頌上帝和聖母的大慈大悲。

他從來沒有責備過這位老蘇共黨員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詢問蘇俄的情況。加爾季一面聽莫斯托夫斯科伊敘說，一面不住地點頭，好像對於關閉教堂和寺院，對於蘇維埃國家沒收東正教大量地產這樣的事表示讚許。他的一雙黑眼睛帶著悲傷的神氣望著這位老共產黨員，於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氣地用法語問他：

「您聽懂了嗎？」

加爾季笑起來，平時他談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這樣笑。

「您說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為什麼要說這種事？」

關押在特別營區裡的蘇聯戰俘們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裡才能見到他們，跟他們談一談。古澤將軍和旅政委奧西波夫不做工。

經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個很古怪、令人很難斷定其年齡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門口，又有冷颼颼的過堂風，又有帶味兒的大馬桶，馬桶蓋不住地砰砰響。

蘇聯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傘兵」，把他看作瘋子，對他又憐憫又厭惡。他具有不尋常的耐性，那樣的耐性只有瘋子和白痴才有。他從來不害傷風感冒，雖然在睡覺的時候連秋雨打溼的衣服也不脫。真正能夠用這樣響亮、這樣清楚的嗓音說話的似乎也只有瘋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這樣認識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聲不響地對著他的臉打量了老半天。

「這位同志，您有什麼好事兒要說？」莫斯托夫斯科伊問道。

伊康尼科夫拉長聲音說：

「說好事兒？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這話，笑了。這話忽然把他帶到了童年時代，那時候大哥從神學校回來，常常和父親爭論神學上的事。

「這是老掉牙的問題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佛教徒和古時的耶穌教徒早就想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為解決這個問題，也花了不少腦筋。」

「解決了嗎？」伊康尼科夫問道。那聲調讓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十分好笑。

「現在紅軍正在解決這個問題，」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請恕我直言，您的語調中有一種橄欖油味道，不是牧師的橄欖油，便是托爾斯泰主義者的橄欖油。」

「不可能不是這樣，」伊康尼科夫說，「因為我是托爾斯泰主義者。」

「真沒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他對這個古怪人產生了興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說，「我相信，布林什維克在革命以後對教會的打擊，對於耶穌教思想是有益的，因為教會在革命前已經進入很可憐的狀態。」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說：

「您可真是一位雄辯家。我終於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蹟。」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臉地說，「在我們看來，你們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而你們的手段是殘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麼奇蹟，我不是什麼雄辯家。」

「那麼，」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惱火地說，「要我怎樣為您效勞呢？」

伊康尼科夫像個軍人一樣，以「立正」姿勢站著，說：「請不要笑話我！」他的痛苦的聲音顯得十分悲慼。「我到您這兒，不是來開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兩萬猶太人被殺害，有婦女，有兒童，有老頭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話，是不容許這種事的，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沒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見你們的力量，是這種力量在同可怕的惡勢力鬥……」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咱們來談談。」

伊康尼科夫在幹挖土的活兒，在營屬土地的沼澤地帶，那裡正在鋪設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窪地變成沼澤的河水和髒水排出去。在這一地帶幹活兒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這兒來的一般都是營方不喜歡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頭細細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樣。他從工地上回來，常常滿身泥漿，渾身溼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鋪前，問道：「可以在您身邊坐一坐嗎？」他也不看對方，就坐下來，微微笑著，用手抹抹額頭。他的額頭有點兒奇異——不怎麼大，卻飽鼓鼓的，發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骯髒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斷的指甲不是一個人身上的。經歷簡單的蘇聯戰俘都覺得他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從彼得大帝時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後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進了世俗學校。

伊康尼科夫進了彼得堡工學院，但因為迷上了托爾斯泰主義，到最後一學年便離開學校，去彼爾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師。他在農村待了八年左右，後來移居南方，來到敖德薩，在一艘貨輪的機器房裡當鉗工，到過印度、日本，在悉尼住過。革命以後他回到俄羅斯，參加了農業公社。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農業公社的共產主義勞動，能夠創造人間的天國。

在全面實行集體化的時候，他看到一列列軍車滿載著被沒收了土地家產的富農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許許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裡，再也沒有起來。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閉的」、人口死絕的村莊，村莊裡的門和窗都被釘死。他看到一個被捕的農婦，衣服襤褸，脖子上露出筋骨，一雙幹活兒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帶著恐怖的表情望著她：她因為餓瘋了，吃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

這時候，他雖然沒有離開公社，卻宣講起福音書，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結果他被關進監獄，不過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災難使他的神志錯亂了。在監獄的精神病院裡強制治療一年之後，他出了監獄，前往白俄羅斯，住到大哥家裡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學教授。他在大哥幫助下，在科技圖書館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對他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

等到戰爭開始，德國人佔領了白俄羅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戰俘的苦難，看到白俄羅斯城鄉成千上萬猶太人被殺害。他又陷入發狂狀態，懇求相識和不相識的人掩藏猶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設法拯救猶太婦女和兒童。不久他就被告發，僥倖躲過了絞索，進了集中營。

這位破衣爛衫的骯髒「傘兵」的頭腦裡非常混亂，他主張對超階級的道德進行荒唐可笑的分類。

「哪兒有強權，」他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哪兒就有災難，就流血。我見過農民遭受的大災大難，還說實行集體化是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麼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說法，要是將來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萊絞死，咱們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儘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說。

「您要是去問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說，「他也會說，設立集中營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在跟伊康尼科夫爭論的時候，不論說什麼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麼切也切不開。

「那位生在六世紀的敘利亞基督教徒說的道理，在今天還是適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說，「‘要清算罪過，要饒恕犯罪的人。’」

在這個屋裡還有一個俄羅斯老頭子，姓切爾涅佐夫。他只有一隻眼睛。看守把他那隻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個空空的紅眼窩在他蒼白的臉上顯得非常不協調。他在和人談話的時候，用一隻手捂著空洞的眼窩。

他原來是孟什維克，一九二一年從蘇聯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銀行裡當會計。他因為號召銀行職工反抗德國新經理的措施，被抓進集中營。莫斯托夫斯科伊儘量不跟他接觸。

看樣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聲望使獨眼的孟什維克感到不安。不論是西班牙士兵，還是挪威文具店老闆，比利時律師，都喜歡接近這位老布林什維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蘇聯戰俘中的頭頭兒葉爾紹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鋪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隻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說起話來。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頭看了看，切爾涅佐夫正在遠處的床鋪上望著他們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他那隻好眼睛裡的苦悶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紅紅的空窟窿還要可怕。

「是啊，夥計，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但並沒有幸災樂禍的心情。

大家時時刻刻需要葉爾紹夫，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葉爾紹夫在哪兒？沒看見葉爾紹夫嗎？葉爾紹夫同志！葉爾紹夫少校！葉爾紹夫說的……去問葉爾紹夫吧……」別的棚屋裡的人也常常來找他，他的床鋪周圍總有人來來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葉爾紹夫叫「思想領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會活動家都是思想領袖。還有民粹派，還有風雲一時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領袖！獨眼者的孤獨在這營裡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徵。

自從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經幾十年過去了，而且那時候是另一個時代，是十九世紀。

現在他常常想起當年的情形，那時候因為有些黨的領導人不相信他主持實際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氣。現在他感到自己是強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話不論古澤將軍，旅政委奧西波夫，還是天天愁眉苦臉、憂心忡忡的基裡洛夫少校，都是多麼看重。

在戰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觸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憤慨的事。斯大林在黨內的獨斷獨行，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對黨內老幹部的不尊重——這些事他都沒有接觸到。他非常瞭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問題上與黨對抗，就會不自覺地站到反對自己所獻身的列寧的事業的立場上。有時他覺得苦惱，他懷疑：他不發一言，不站出來反對自己不贊成的事情，也許是他軟弱，是他膽小怕事？戰前許多事使人不寒而慄！他常常想起已故的盧那察爾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談是那樣輕鬆，不等一句話說完，他們彼此很快就瞭解了。

現在，在可怖的德國集中營裡，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時刻不離開他。他即使在集中營裡，也無法恢復年輕時那種鮮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當中是自己人，在外人當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國軍官問他，在蘇聯不能發表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是不是影響他研究哲學。

「這對別人也許有影響。對我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沒什麼影響。」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說。

「我問這個問題，正因為您是一位老馬克思主義者。」英國軍官說。雖然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這話心中，皺了皺眉頭，他還是恰當地回答了英國人。

這也並非因為像奧西波夫、古澤、葉爾紹夫這樣一些跟他十分親近的人，有時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問題在於，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許多東西變得陌生了。過去在和平時期，他興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約，聚會結束時卻發現這人已變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時代格格不入的東西就生長在他身上，已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該怎麼辦呢？……又不能跟自己決裂，不能避而不見。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談話的時候，有時會發火，很粗暴，還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膿包、孱頭、蠢貨、窩囊廢。儘管常常嘲弄他，有時候很長時間看不到他，卻又想他。

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輕時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間的主要變化。

在年輕時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親的，容易理解的。敵人的每一種思想、每一種觀點都是格格不入，毫無道理的。

可是現在他常常在異己者思想中發現他在幾十年前珍視的東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談中有時會不可理解地出現異己的東西。

「這大概是因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

五

一位美國上校住在特別營區的一個小小的單間裡，准許他在傍晚時候自由走出營區，給他吃的是特別伙食。據說，從瑞典方面有人來要求關照他，是羅斯福總統通過瑞典國王提出這一要求的。

有一天，上校把一大塊巧克力糖送給生病的蘇聯少校尼科諾夫。在特別營區裡，最使他感興趣的是蘇聯戰俘。他想和蘇聯人談談德國人的戰略，談談戰爭頭一年失敗的原因。

他常常跟葉爾紹夫交談，看著這位蘇聯少校既嚴肅又愉快的聰明的眼睛，忘記蘇聯少校不懂英文。他覺得奇怪的是，長相這樣聰明的人怎麼會不懂他的話，怎麼會聽不懂有關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的談話。

「難道您一丁點兒也聽不懂嗎？」他懊惱地問道。

葉爾紹夫用俄語回答說：

「我們可敬的軍士什麼語言都懂，只是不懂外語。」

不過，藉助微笑、眼神、拍肩膀構成的語言，再加上一二十個發音不準的俄語、德語、法語和英語單詞，集中營裡的蘇聯人還是常常跟幾十種不同語言的民族的人談談友誼、合作、互相支援和對家庭、妻子、兒女的思念。

一些變了音的俄語、法語、英語單詞，加上十來個在集中營裡新出現的德語單詞，足以表達簡單而複雜的集中營生活中特別重要的東西。

也有一些俄語單詞，如夥計、香菸、同志，是很多民族的囚犯共同使用的。有一句俄語「不行啦」是說明快要死的囚犯的狀況的，已經成為大家的共同語言，所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人都在使用。

大日耳曼民族帶著學來的一二十個單詞闖入居住著偉大俄羅斯人民的城市和鄉村，於是成千上萬俄羅斯農村婦女、老人和兒童跟成千上萬的德國士兵用這些單詞打起交道：「羊羔，老總，舉起手來，母雞，雞蛋，完蛋。」這種交道絕不是什麼好交道……

蘇聯戰俘之間也談不出什麼好結果，有些人寧死不願賣國，另一些人卻千方百計要參加蘇奸弗拉索夫的偽軍。他們談得越多，爭論得越多，彼此的隔閡越大。到後來他們就不說話了，彼此越來越仇恨，越來越鄙視。

這種不言不語，被恐怖、希望和苦難連線在一起的這些混亂的人群，說著同一種語言的人們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二十世紀可悲的災難之一種。

六

在下雪的日子，蘇聯戰俘到晚上一談起來特別悲傷。就連性格剛強、常來聚會的茲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和旅政委奧西波夫也愁眉苦臉，很少言語了。大家都苦悶不堪。

炮兵少校基裡洛夫坐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鋪上，垂著肩膀，輕輕地搖著頭。似乎不光是那黑沉的眼睛，是他整個巨大的身軀充滿了苦悶。那些生存無望的癌症患者往往有這樣的眼神。就連最親近的人看到這樣的眼睛，在憐惜的同時，也會想：「你頂好快點兒死吧。」臉色發黃、喜歡到處轉悠的柯佳科夫指著基裡洛夫，小聲對奧西波夫說：

「他不是想上吊，就是想去投偽軍。」

莫斯托夫斯科伊搓著長滿白白的胡茬子的兩腮，隨口說：

「哥們兒，聽我說說。真的，這樣很好。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締造的國家的局面一天天叫法西斯受不了。法西斯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要麼把我們吃掉，把我們消滅，要麼自己完蛋。從法西斯對我們的仇恨，正可以看出列寧事業的正義性。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你們要明白，法西斯越是恨我們，我們越是應該相信我們是正義的。我們一定能勝利。」

他猛然轉過身去對著基裡洛夫，說：

「您這是怎麼回事兒呀，嗯？您該記得高爾基的事。有一次他在監獄的院子裡走來走去，有一個喬治亞人對他喝道：‘你幹嗎要像捱了打的母雞？把頭抬高點兒！’」

大家笑起來。

「是的，是的，把頭抬起來，」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你們想想看，這是偉大的蘇維埃大國在捍衛共產主義思想！希特勒要較量，就讓他試試吧！斯大林格勒堅持著，沒有失守。戰前有時候覺得，螺絲帽是不是擰得太緊、太狠啦？可是現在真的連瞎子都看清楚了：只要目的正確，一切手段都不為錯。」

「是的，我們的螺絲帽擰得太緊了。這話您說得很對。」葉爾紹夫說。

「擰得還不夠呀，」古澤將軍說，「假如擰得再緊些，希特勒就到不了伏爾加河邊了。」

「用不著我們教導斯大林。」奧西波夫說。

「好啦，」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要是死在監牢或者水漉漉的礦坑裡，就什麼也談不到了。咱們應該想的不是這個。」

「那又該想什麼呢？」葉爾紹夫高聲問道。

坐在一起的人互相看了看，又朝四下裡看了看，沒有作聲。

「唉，基裡洛夫呀，基裡洛夫，」葉爾紹夫忽然說，「咱們這位老人家說得很對：法西斯痛恨我們，我們應該高興。不是我們消滅他們，就是他們消滅我們。明白嗎？你想想看，進集中營找到自己人，總歸是自己人跟自己人。不過就是這麼回事兒。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是剛強的人，還要給德國人一點顏色看看呢。」

七

第六十二集團軍司令部有一整天跟各部失去聯絡。許多部隊的無線電接收機被炸燬；到處有電話線被炸斷。

在伏爾加岸邊輕輕顫動的土地猛烈震動起來的時候，人們望著流動的、碎波粼粼的河水，有時會覺得伏爾加河是不動的。這時候幾百門蘇聯重炮在伏爾加右岸轟擊。馬馬耶夫岡南坡的德軍駐地四周飛起一團團泥土。

一團團旋轉飛舞的灰土，經過重力編織的奇妙、無形的篩子，進行了篩選，沉重的土塊和泥團落到地上，輕的灰塵飛向天空。被震得耳聾和眼睛發紅的紅軍士兵每天都有好幾次跟德軍坦克和步兵相遇。

司令部和軍隊失去了聯絡，就覺得這一天長得叫人受不了。

為了打發這一天，崔可夫、克雷洛夫和古洛夫什麼辦法都想過：擺出要做事的樣子，寫信，爭論敵軍可能推進到什麼地方，開玩笑，喝酒，有小菜也喝，沒有小菜也喝，沉默，傾聽炸彈爆炸聲。鐵旋風在掩蔽所周圍呼嘯，把一切敢於在地面上露頭的活物掃倒。司令部癱瘓了。

「咱們來捉傻瓜吧。」崔可夫說著，把裝滿香菸頭的老大的菸灰缸推到桌子角上。

就連參謀長克雷洛夫也沉不住氣了。他用手指頭敲著桌面，說：

「情況沒有更糟的啦，像這樣待下去，可別叫人家吃掉。」

崔可夫分好了牌，宣佈：「紅桃主牌。」可是接著就把牌摻和到一起，說：「咱們像兔子一樣坐在這兒玩起牌了。不行，不能這樣！」

他心事重重地坐著。他的臉顯得很可怕，臉上呈現出劇烈的仇恨與痛苦表情。

古洛夫就像在預測自己的命運似的，也若有所思地說：

「是啊，這樣過上一天，準會心力衰竭死去。」

過了一陣子，他大笑起來，說：

「在師裡上廁所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可怕的事。有人告訴我，柳德尼科夫的參謀長一下子跑進掩蔽廁所，喊：‘烏拉，同志們，我……’他一看，他愛上的那位女醫生正蹲在裡面呢。」

天黑下來，德寇的空襲也停止了。一個被大炮轟鳴聲和機槍嗒嗒聲嚇壞了的人，如果在夜間來到斯大林格勒河岸上，也許會以為，這是不懷好意的命運之神在決戰時刻把他帶到斯大林格勒來了，然而對於久經戰陣的人來說，這時候正好刮刮鬍子，洗洗衣服，寫寫信，參戰的鉗工、旋工、電焊工、鐘錶匠則修修打火機，修修鬧鐘，還用炮彈殼做油燈，從軍大衣上撕下布條子做燈芯。

一閃一閃的爆炸的火光照耀著河岸的斜坡、城裡的斷垣殘壁、一個個油桶、一座座工廠的煙囪，在這種短暫的閃光裡，河岸與城市顯得又陰鬱又悲切。

在黑暗中，司令部的電話總機活躍起來了，打字機嗒嗒地響起來，列印出一疊疊戰鬥情報，小小發動機發出嗡嗡聲，電報機軋軋響起來，電話員在話機裡互相呼喚著，以便把通往各師、各團、各炮兵連、步兵連指揮所的線路接通。來到司令部的通訊兵老氣橫秋地輕輕咳嗽著，聯絡官在向值班作戰參謀彙報。

集團軍炮兵司令波扎爾斯基老漢、渡河敢死隊隊長特卡琴柯工程兵將軍、剛剛穿上草綠色士兵軍大衣的西伯利亞師師長古爾捷夫、帶領一師人駐紮在馬馬耶夫岡下的斯大林格勒本地人巴秋克中校都急著要向崔可夫和克雷洛夫彙報。在向集團軍軍委委員古洛夫作的彙報中，可以聽到一些傳遍斯大林格勒的名字，如迫擊炮手別斯季爾柯、神槍手瓦西里·扎伊採夫和安納托里·契訶夫、巴甫洛夫中士，還有第一次在斯大林格勒響起來的名字，如紹寧、弗拉索夫、佈雷辛，他們在斯大林格勒的第一天就獲得英雄的稱譽。而在前沿陣地上，紛紛把折成等腰三角形的書信交給郵遞員：「飛吧，書信，從西向東……帶去我的問候，再把回信帶回來……日安，噢，也許該說：晚安……」前沿陣地上在掩埋死者，死者就在掩蔽所和掩體旁邊度自己長眠的第一個夜晚，同志們就在旁邊寫信，刮臉，吃麵包，喝茶，在自制的浴槽裡洗澡。

八

斯大林格勒守衛者最困難的日子來到了。

在城市混戰中，在進攻與反攻中，在爭奪科技宮、工廠、銀行大樓，在爭奪地下室、院子和廣場的戰鬥中，毫無疑問德軍都佔優勢。

德軍插進斯大林格勒南部拉普申公園、庫波羅斯溝和葉爾山卡一帶的楔形攻勢在逐漸擴大，德軍的機槍手躲在河邊，向伏爾加左岸的紅鎮南部進行掃射。作戰參謀每天在地圖上改動戰線的位置，看著藍色標誌不斷地往前爬，蘇方紅線與藍色伏爾加河之間的地帶一天天在收縮，越來越狹小。

主動權，戰爭的靈魂，這些天一直在德國人手裡。他們一個勁地在前進，不論蘇軍怎樣發狠反擊，都阻擋不住他們緩慢然而不停的前進。

德寇的飛機一天到晚在天空吼叫，用重磅炸彈在苦難的大地上打出一個個窟窿。許多人的腦子裡都有一個擺脫不掉的可怕想法：明天或者一個星期之後，已經被德軍進攻的鐵齒咬得七扭八曲的蘇軍防地，會變成一條細細的線，這條線甚至會斷，那又該怎麼辦呢？

九

深夜，克雷洛夫將軍在自己的掩蔽所的床鋪上躺了下來。鬢角隱隱作痛，因為接連抽了幾十支菸，喉嚨裡火辣辣的。他用舌頭舔了舔發燥的上顎，轉過身朝著內壁。睡意朦朧中，往日的情景紛紛來到腦海裡：塞瓦斯托波爾和敖德薩的戰場，羅馬尼亞步兵衝鋒時的吶喊聲，鋪了石板、長滿常春藤的敖德薩的院落和塞瓦斯托波爾的英俊的水兵。

他彷彿覺得自己又在指揮所裡，彼得羅夫將軍的夾鼻眼鏡模模糊糊地閃著光；閃光的鏡片又變成千萬閃光的碎片，又是波濤翻滾的大海，又是德軍炮彈炸碎的岩石揚起的灰色塵霧，灰色塵霧在水兵和步兵頭頂上飄飄蕩蕩，飄到薩普山頂上。

他聽到海浪無精打采地拍打著潛水艇，聽到潛水艇的水兵粗聲粗氣地叫喊：「跳！」彷彿他跳入浪濤中，但他的腳馬上碰到潛水艇的艇身……於是最後看了一眼塞瓦斯托波爾，看了看天上的星星，看了看岸上的大火……

克雷洛夫沉沉入睡。夢裡依然是戰爭的情景。潛水艇從塞瓦斯托波爾開往諾沃羅西斯克……他蜷著麻木了的腿，胸前背後出汗都溼透了，發動機的聲音震得兩鬢昏昏的。忽然發動機不響了，潛水艇輕輕地沉到海底。氣悶得不得了，被一行行虛線似的鉚釘劃成許多方塊的金屬頂壓在頭上……

他聽到許多聲音在吼叫，聽到水的拍濺聲，一顆深水炸彈爆炸了，海水衝擊過來，把他從床鋪上衝下來。克雷洛夫睜開眼睛：四周圍都是火，一股股大火經過敞開的掩蔽所門口朝伏爾加河奔去。可以聽到人的叫喊聲、自動步槍的嗒嗒聲。

「拿軍大衣，拿軍大衣把頭蒙起來！」

有一個不相識的紅軍士兵對克雷洛夫喊道，並且把軍大衣遞過來。但是克雷洛夫推開紅軍士兵，高聲問：「司令員在哪兒？」他忽然明白了：這是德國人燒著了油桶，著了火的石油正朝伏爾加河涌去。

看樣子，要從這奔流的火海中逃生已經不可能了。溢位的石油填滿了坑坑窪窪，在交通壕中洶湧奔流。大火轟轟直響，在流淌的石油上噼啪亂飛。泥土和石頭一沾到油就冒起煙來。一道道漆黑閃光的石油從被燃燒彈打穿的油庫裡往外直湧，像是大卷大卷的煙與火被塞進了油罐，現在都伸展開來了。

幾億年前活躍在地球上的生物，那些野蠻可怕的原始怪物，從厚厚的地層中鑽了出來，狂吼怒號，它們巨大的腳掌到處奔竄，貪婪地吞食著一切。烈火竄起幾百米高，在高空放出一團團可燃的氣體，一閃一閃地噴射著火焰。大片的烈火是那樣兇猛，氣流簡直來不及向燃燒的碳氫分子給氧，微微顫動的濃黑煙層把秋夜的星空和燃燒的大地阻隔開來。從下面望著這油煙滾滾的黑色的蒼穹，實在可怕。

一道道火柱和煙柱拼命向上竄，有時像是發怒發威的猛獸的姿態，有時又像晃動的白楊和顫抖的山楊。黑紅兩色在一團團烈火中不停地旋轉，就像跳舞時混在一起的、鬆開辮子的黑髮和紅髮姑娘。

燃燒的石油在水面上平平地流了開去，經河水衝動，噝噝地響著，冒著煙，彎彎曲曲地流動著。

奇怪的是，這時候已經有很多戰士知道怎樣可以到達岸邊。他們叫喊著：「這兒來，這兒來，順這條小路！」有些人已經有兩三次來到被大火包圍的掩蔽所前，幫助司令部的人員逃到岸邊土臺上，有一小堆脫險的人就站在這裡，這是湧入伏爾加河的燃燒的石油分岔的地方。

一些穿棉衣的人幫助司令員和司令部的軍官們逃到岸邊。這些人把他們認為已經死去的克雷洛夫將軍從火裡抬出來，他們眨巴了幾下燒焦的睫毛之後，又穿過密密的紅色薔薇叢朝各指揮部的掩蔽所奔去。

第六十二集團軍司令部人員在伏爾加河邊小小的土臺上一直站到早晨。大家用手護著臉，遮擋著灼熱的空氣，不時彈著衣服上的火星，望著司令員。司令員披著軍大衣，頭髮從帽子底下露出來，耷拉在額頭上。他皺著眉頭，陰沉著臉，然而顯得很鎮定，好像在深思。

古洛夫環顧著站在一起的人，說：

「這麼著，咱們沒燒死……」他又摸了摸滾燙的軍大衣紐扣。

「喂，你這位帶鍬的弟兄，」工程兵司令特卡琴柯喊道，「趕快在那兒挖一道小溝，要不然那個小土包上的火就要流過來啦！」

他對克雷洛夫說：

「將軍同志，全都亂套啦，火像水一樣流起來，伏爾加河著了火燒起來。好在沒有大風，要不然咱們全燒死啦。」

當微風從河面上吹來，高大的火幕輕輕晃動、傾斜過來的時候，人們紛紛躲避燎人的火舌。有的人走到水邊，用水把靴子打溼，水一到滾燙的靴筒上很快就蒸發了。有的人一聲不響，拿眼睛盯著地面，有的人一個勁兒地四下裡打量著，有的人為了緩和緊張情緒，開起玩笑：「在這兒不用火柴也行了，要抽菸可以向伏爾加借火，也可以向風借火。」也有人不住地撫摩自己身上，搖著頭，不時試試皮帶金屬環的熱度。

傳來幾響爆炸聲，這是司令部警衛營掩蔽所的手榴彈爆炸了。然後機槍子彈帶裡的子彈嗒嗒響了起來。一發德軍的迫擊炮彈在煙火中呼嘯而過，在遠處的伏爾加河上爆炸。河岸上有幾個遠遠的人影在黑煙中閃過，看樣子，是有人想把指揮所的火引開，轉眼間一切又消失在煙與火之中。

克雷洛夫凝神望著四周流動的大火，已經不回想，不比較了……德國人會不會趁大火時候發起進攻呢？德國人不會知道我軍司令部現在處在什麼狀態，昨天的俘虜還不相信我們的司令部在右岸呢……很明顯，這是個別行動，就是說，有可能待到早晨沒有事兒。只是千萬不要起風。

他回頭看了看站在一塊兒的崔可夫，崔可夫正凝視著呼嘯蔓延的大火；他那沾了許多黑煙子的臉好像火燒的，又像紅銅鑄的。他摘下帽子，拿手捋了捋頭髮，這一下子就像汗淋淋的鄉村鐵匠了；火星在他捲曲的頭髮上直蹦。他仰頭看看呼呼響的煙火翻騰的天空，又回頭看看伏爾加河，河上繚繞盤旋的烈火中隱隱出現了黑黑的缺口。克雷洛夫不由得想，自己擔心的問題，司令員也在緊張地考慮著：德國人會不會在夜間發動大規模進攻？……如果能活到早晨，司令部往哪兒安？……

崔可夫感覺到參謀長的目光，便對他笑了笑，用手在頭頂上畫了一個大圈子，說：

「太漂亮啦，他媽的，不是嗎？」

這場熊熊大火，在伏爾加河彼岸，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所在的紅色花園看得十分清楚，參謀長薩哈羅夫中將一收到有關大火的情報，就報吿了司令員葉廖緬科，總指揮請薩哈羅夫親自前往電話總機和崔可夫通話。薩哈羅夫呼哧呼哧地喘著，急急忙忙順著小路走去。副官打著手電筒，不時地提醒說：「將軍同志，小心點兒！」並且不時用手推開擋在小路上的蘋果樹枝。遠方的火光照耀著一棵棵樹幹，並且變成紅色的斑點落在地上。這些晃晃不定的光斑使人心中惶惶不安。四周一片寂靜，只能聽到哨兵低沉的喝問聲，這種情形使模糊而無聲的火光顯得特別可怕。

來到總機所在地，女值班員望著呼哧呼哧直喘的薩哈羅夫說，無法和崔可夫聯絡，電話、電報、無線電話都打不通……

「跟師裡聯絡呢？」薩哈羅夫急忙問道。

「中將同志，剛才跟巴秋克通過電話。」

「要巴秋克，快點兒！」

女值班員戰戰兢兢望著薩哈羅夫，已經認定這位將軍厲害又暴躁的脾氣馬上就要發作了，忽然高高興興地說：

「通了，將軍，請吧。」她把話筒遞給薩哈羅夫。

跟薩哈羅夫說話的是師參謀長。他像電話員姑娘一樣，聽到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長呼哧呼哧喘粗氣，聽到他的嚴厲的聲音，膽怯起來。

「你們那兒情況怎麼樣，請彙報一下。能跟崔可夫通話嗎？」

師參謀長彙報了油庫起火的情況，彙報了大火撲向集團軍司令部的情形，又說，師裡無法跟司令員取得聯絡，還說，看樣子，那兒的人沒有全部犧牲，因為透過煙與火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站在岸邊，不過，不論從陸路還是在河上駕船都無法接近他們——伏爾加河燒起來了。巴秋克已經帶著師部警衛連沿著河岸朝大火奔去，試圖把火流引開，幫助站在岸上的人從大火包圍中衝出來。薩哈羅夫聽完師參謀長的彙報後說道：

「請轉告崔可夫，要是他還活著的話，請轉告崔可夫……」

他沒有說下去。

電話員姑娘對這樣長時間的停頓感到驚異，她等待著將軍嗄啞的聲音再響起來，用膽怯的目光朝薩哈羅夫看了看：將軍依然站著，將手帕捂在眼睛上。

這一夜，有四十名司令部的指揮員在倒塌的掩蔽所裡葬身火海。

十

在油庫的大火之後，克雷莫夫很快就來到斯大林格勒。崔可夫把新的指揮所安在伏爾加堤岸腳下，在巴秋克師所屬一個步兵團的防地上。崔可夫來到團長米海洛夫大尉的掩蔽所，看了看這寬敞的、用許多木頭撐著的土室，滿意地點了點頭。這位司令員看著滿臉雀斑的紅頭髮大尉悲傷的臉，很快活地對他說：

「大尉同志，你造掩蔽所沒有按規格辦事，造得有點像元帥府。」

於是，團部便帶上那簡單的幾件傢俱，遷到下游幾十米的地方；紅頭髮的米海洛夫也依樣行事，毫不客氣地把自己手下的一位營長擠走了。那位營長沒有了住處，卻沒有再去擠自己的連長，因為他們住得已經夠擁擠了，只叫人在高地上新挖了一個土室。

克雷莫夫來到第六十二集團軍指揮所的時候，這兒的工兵作業正在緊張地進行，挖掘司令部各部門之間的交通壕，挖掘聯絡政工人員、業務人員和炮兵的大小地道。

克雷莫夫見過自己的司令員兩次——他出來察看工程情況。

世界上也許沒有任何地方像在斯大林格勒這樣認真對待建造住所的事。在斯大林格勒造掩蔽所，既不是為了暖和，也不是為了讓後來人佩服。能不能見到下一個天亮，活到下一頓午飯，主要取決於掩蔽所蓋板的厚度、交通壕的深度、廁所的遠近以及在空中是否能看到掩蔽所。

在談到一個人的時候，都要談他的掩蔽所。

「今天巴秋克的迫擊炮在馬馬耶夫岡上幹得漂亮……而且，他的掩蔽所也真不錯，門是橡木的，特別厚，跟國會大廈的門一樣，真是個聰明人……」

有時候，會這樣說一個人：

「沒說的，昨天夜裡他轉移了，丟了主要陣地，跟下屬各部失掉了聯絡。他的指揮所在空中能看得見，用防雨布當門，可以說只能擋擋蒼蠅。真是個沒用的人，我聽說，他老婆在戰前就不跟他了。」

跟掩蔽所和土室有關的各式各樣的傳聞，在斯大林格勒多不勝數。有一個故事說，羅季姆採夫的指揮部所在管道里忽然湧進了水，師部人員一齊游上岸去，有人就開玩笑，在地圖上標出羅季姆採夫指揮部衝進伏爾加河的地點。有一個故事說的是巴秋克那扇出了名的門如何被打掉的。還有一個故事，說饒魯傑夫連同他的指揮部怎麼給活活埋在拖拉機廠的掩蔽所裡。

斯大林格勒的堤岸上密密麻麻排滿了掩蔽所，克雷莫夫覺得這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戰艦：艦舷的一側是伏爾加河，另一側面對著連成一片的敵方火力網。

克雷莫夫接受政治部的委託，來解決羅季姆採夫師步兵團團長與政委之間的糾紛。他在動身來羅季姆採夫師部的時候，準備先向師部的軍官們作一個報告，然後就來解決這件糾纏不清的事。集團軍政治部一名勤務員把他帶到一個寬闊管道的石砌洞口前，羅季姆採夫的師部就在裡面。崗哨通報了方面軍司令部派出的這位營政委的到來，就有一個低沉的嗓門兒說：

「叫他上這兒來吧，要不然還嘗不到這兒的滋味呢。」

克雷莫夫在低低的拱頂下走著，感到指揮所裡的人都拿眼睛看著自己，就向胖胖的團政委作了自我介紹。團政委穿著士兵棉軍裝，坐在罐頭箱子上。

「啊，能聽聽報告太高興啦，這可是好事兒，」團政委說，「要不然，我們聽說，馬內爾斯基，還有什麼人，來到左岸，可是不打算上斯大林格勒我們這兒來呢。」

「另外，我還接受政治部主任的委託，」克雷莫夫說，「來解決步兵團團長和政委之間的事。」

「我們有過這樣的事兒，」師政委回答說，「不過昨天已經解決了：有一顆一噸的炸彈落在步兵團的指揮所上，炸死十八個人，其中有團長，也有政委。」

他用坦然而隨便的口氣說：

「不知為什麼他們一切都相反，就連外貌都截然不同：團長穿著樸素，他是農民的兒子；政委天天戴著手套，手上還戴著戒指。現在兩個人躺在一塊兒了。」

他是一個善於控制自己與別人的情緒而不受情緒影響的人，這時急忙換了口氣，用快活的聲音說：

「我們師駐守在科特魯班山下的時候，有一次我開著自己的汽車送莫斯科來的巴維爾·費多羅維奇·尤金上前線去作報告。這位軍委委員對我說：‘要是出什麼差錯，我砍你的腦袋！’我跟他受夠了罪。一有飛機，我們馬上就扎到排水溝裡。我很小心，不想掉腦袋。不過尤金同志也很小心自己的性命，表現得很主動。」

聽他們談話的一些人微微笑著，克雷莫夫又感覺他的話裡有令人不快的憐憫與嘲笑的意味。克雷莫夫平時跟佇列指揮員的關係很好，跟參謀人員的關係也完全過得去，而跟自己的同行政工人員相處，往往感到很不痛快，常常不能以誠相見。現在這位師政委就使他很不痛快：才上前方沒有幾天，就自以為是老戰士了，恐怕只是在戰爭前夕才入黨的，也許還不知道恩格斯是什麼人呢。

但是，看樣子，克雷莫夫也有什麼地方使師政委很不痛快。克雷莫夫一直有這種感覺。在副官給他安排住處的時候，請他喝茶的時候，都是這樣。幾乎每一個軍事部門都有自己特殊的、與眾不同的對人對事作風。羅季姆採夫師部裡的人總是以自己的年輕將軍為榮。克雷莫夫做完報告以後，大家就開始向他提問題。坐在羅季姆採夫旁邊的師參謀長別爾斯基問道：

「請問，作報告的同志，同盟國究竟什麼時候開闢第二戰場？」

師政委半躺在緊靠管道石壁的窄窄的床鋪上，坐起來用手扒了扒乾草，說道：

「彆著急。我更感興趣的倒是我們的指揮部準備怎樣行動。」

克雷莫夫很不高興地瞟了師政委一眼，說：

「既然你們的政委提出這樣的問題，那就不應由我來回答，應該由將軍來回答了。」

大家一齊看了看羅季姆採夫。羅季姆採夫便說：

「高個子在這兒連腰都伸不直。一句話，這兒是管道。防守是可以的，再沒有更大的優越之處了。從這種管道里發動進攻是不可能的。倒是希望發動進攻，可是在管道里無法調集後備兵力。」

這時候電話鈴響了，羅季姆採夫抓起話筒。所有的人都朝他看了看。羅季姆採夫放下話筒，朝別爾斯基彎下身去，小聲說了幾句話。別爾斯基探身去撥電話，但是羅季姆採夫用手按住電話機，說：

「幹嗎，難道您沒聽見？」

在炮彈殼制的油燈那晃晃不定、煙氣騰騰的燈光照耀著的管道里，在石頭拱頂下，能聽見很多聲音。一陣一陣的機槍聲在頭頂上咔嗒嗒響，就像大車過橋。不時有手榴彈爆炸聲。任何聲音在管道里引起的共鳴聲都非常響亮。

羅季姆採夫時而把這個參謀人員叫來，時而把那個參謀人員叫來，又把沉不住氣的話筒拿到耳朵上。有一小會兒他注意到坐在不遠處的克雷莫夫的目光，便親切地像對自家人一樣笑了笑，對他說：

「報告員同志，伏爾加的天氣放晴了。」

電話不斷地響起來。克雷莫夫聽著羅季姆採夫在講話，大致瞭解了發生的情況。年輕的副師長鮑裡索夫上校走到將軍跟前，俯下身對著放在箱子上的斯大林格勒地圖，清清楚楚地畫了一條垂直的粗粗的藍線，穿過蘇方防區的紅色虛線，直到伏爾加河邊。鮑裡索夫用陰鬱的眼睛意味深長地看了看羅季姆採夫。羅季姆採夫看見一個穿斗篷的人從幽暗中朝他走來，猛地站了起來。

看到來人的步子和臉上的表情，馬上就明白了他是從哪兒來的。他渾身籠罩著一團肉眼看不見的火氣，就好像在他那急急匆匆的動作中，不是斗篷在沙沙地響，而是這人渾身的電在哧啦哧啦地爆炸。

「將軍同志，」他用埋怨的口氣嚷道，「狗日的把我逼到沖溝裡，逼到河邊來啦。給我增援！」

「你要不惜任何代價把敵人阻擋住。我沒有後備兵力。」羅季姆採夫說。

「是，不惜任何代價。」穿斗篷的人回答說。當他轉身朝出口走去的時候，大家都看清楚了，他知道他將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就在這一帶嗎？」克雷莫夫指了指地圖上彎彎曲曲的河岸，問道。但是羅季姆採夫沒來得及回答他。管道出口處響起手槍射擊聲，還有手榴彈爆炸的紅色火光閃了幾下。尖利的指揮官的哨聲響起來。參謀長跑到羅季姆採夫跟前，叫道：

「將軍同志，敵人朝我們指揮所衝來了！……」

多少有點賣弄自己的鎮靜語調、用彩色鉛筆在地圖上鎮定地描畫戰局變化的師長忽然不見了。瓦礫場和荒草溝裡的戰爭跟鉻鋼、陰極燈和無線電裝置息息相關的感覺消失了。這個薄嘴唇的人很帶勁地高聲喊道：

「喂，全師部注意！檢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帶上手榴彈，跟我來，把敵人打回去！」

從他的聲音中，從他又快又狠地在克雷莫夫身上掃過的目光中，流露出又冷酷又厲害的要打仗的狠勁兒。一時間使人覺得，這個人的主要力量不在於他的老練，不在於他的軍事知識，而在於他的殘酷、剽悍的氣質。

幾分鐘之後，師部的軍官、文書、通訊員、電話員慌亂笨拙地擁擠著，從師部的管道里湧了出來，跨著輕快的步子跑在前面的是羅季姆採夫，他被一閃一閃的戰火照耀著，朝沖溝奔去，爆炸聲、槍聲、吶喊聲、罵聲就是從那兒傳來的。

等到克雷莫夫氣喘吁吁地同前面幾個人一起跑到沖溝邊，朝下面一看，他的顫動的心裡頓時出現了一種又憎惡、又恐怖、又痛恨的感情。溝底晃動著模糊的人影，射擊的火花忽明忽滅，時而亮起綠眼睛，時而亮起紅眼睛，鋼鐵的嘯聲在空中一個勁兒地響著。克雷莫夫看到的彷彿是一個巨大的蛇洞，千百條被驚動的毒蛇在裡面噝噝亂叫，閃動著眼睛，在荒草叢裡沙沙地、飛快地亂爬。

他帶著憤怒、憎惡和臨陣的驚懼，開槍射擊黑暗中閃動的火光和在溝坡上快速爬動的人影。

在離他幾十米的地方，德國人出現在溝沿上。接二連三的手榴彈爆炸聲震盪著空氣與大地。德軍突擊隊正奮力衝向管道出口。

人影和射擊的火光在黑暗中閃動，吶喊聲、呻吟聲時起時落。好像一口巨大的黑鍋在翻滾，克雷莫夫整個身心都掉進這咕嘟嘟直冒泡的滾水中。他已經不能像原來那樣思索和感觸了。有時他覺得他還能操縱要把他捲進去的旋渦的轉動，有時他充滿死的預感，彷彿這樹膠似的濃濃的黑暗在往他的眼睛和鼻孔裡流，已經沒有空氣可以呼吸，頭頂上也沒有星空，只有黑暗、沖溝和在荒草中沙沙亂爬的怪物。

已經無法對戰況作出判斷了，可與此同時他透徹明白地感覺到，自己與那些在溝坡上匍匐爬行的人們休慼相關，感到自己與他們並肩作戰。羅季姆採夫就在附近，這也令他感到欣慰。

在三步之外分不清是敵是友的夜戰中產生這種奇異的感覺，往往跟另一種很難理解的奇妙感覺聯絡著，這就是對整個戰鬥程式的感覺，判斷戰鬥中雙方的實力，預測戰鬥的程式。

十一

一個在煙火包圍中脫離了群體的戰士，處於茫然狀態中憑直覺對整個戰鬥局勢的判斷，往往也比在司令部對著軍事地圖作出的判斷更準確。

在戰鬥發生轉機的時刻，有時會出現驚人的變化，這時候一直在進攻而且似乎已到達目標計程車兵張皇四顧，再也看不見跟自己一起開始向目標挺進的戰友，而他一直視為單槍匹馬、愚蠢孱弱、經不住打的敵人竟成了浩蕩的大軍，因而是不可戰勝的了。這種戰鬥轉折的時刻，參戰者能清楚地感覺到，而對於那些企圖從表面去預測和理解的人來說卻是神秘難測的。在這樣的時刻，心理和精神會發生變化：勇猛而聰明的「我們」會變成膽小而脆弱的「我」，一度被看作區區獵物的倒霉的敵人，會變成可怕而強大的「他們」。

一路勇往直前、克敵制勝的戰士能理解戰鬥中的一切情形：這裡一枚手榴彈爆炸……那兒機槍在掃射……那個躲在掩體裡打槍的人就要逃跑了，他不可能不跑，因為他是一個人，是單個兒的，跟那單個兒的大炮，跟那單個兒的機槍，跟他旁邊也在單獨作戰計程車兵不是一起的；可是我——就是我們，我就是這許多展開進攻的強大步兵，我就是這整個支援炮隊，我就是所有支援坦克，我就是這照亮整個戰場的訊號彈。可是忽然之間我成了一個人；原來分散又經不住打的敵人，如今合成一個可怕的整體，步槍火力、機槍火力、炮兵火力都成了整體，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幫助我戰勝這個整體。唯一的辦法就是逃跑，就是把頭藏起來，把肩膀、額頭、下巴縮起來逃命。

在黑夜裡遭到突然攻擊的人們，起初感到自己弱小、孤立。但他們一旦開始瓦解洶湧撲來的敵人的力量，就會感到自己也成為一個整體，勝利的力量就在這種整體的力量中。

在對這種轉變的理解中，往往就包含著使軍事有資格被稱為藝術的東西。

感到孤單，感到強大，從前者到後者的意識轉變，在這中間不僅包含著連隊、營隊夜戰中各種事件的聯絡，而且表現出軍隊和民族軍事實力的變化。

有一種感覺是參加戰鬥的人幾乎全部喪失的，那就是時間的感覺。一個少女在新年舞會上狂舞了一夜，說不出她在舞會上待的時間是長還是短。

一個囚犯在牢獄裡蹲了二十五年，會說：

「我在牢裡好像過了一萬年，又好像只過了短短的幾個星期。」

少女這一夜遇到許許多多轉瞬即逝的事情——某處投來的目光，音樂的片斷，微笑，輕輕的觸碰——每一次都是那樣短促，在感覺中留不下時間的長度。但這些短促的瞬間合在一起，便形成長時間的感覺，給她帶來終生的歡樂。

囚犯的情形則相反，他在監獄的二十五年由許許多多長得使人難受的單位時間組成，如早點名到晚點名之間的時間，早飯到中飯之間的時間。但是這些痛苦的時間合在一起，卻似乎產生了另一種感覺：因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過得十分單調無味，時間因而簡化了，縮短了……因此可以同時出現短暫的感覺和漫長的感覺，歡度新年之夜的人和在牢獄裡過了幾十年的人可以有相似的感覺。在兩種情況下，許多事情糅合在一起，都會同時產生短暫與漫長的感覺。

一個人在戰鬥中體驗的漫長與短暫，則是一個更為複雜的變化過程。在戰鬥中感覺到的變異更甚，個人最初的感覺常常被扭曲、顛倒。在戰場上有時候秒變得很長，小時變得很短。漫長的感覺常常來自瞬間——炮彈與炸彈的呼嘯，射擊與爆炸的火光。

短暫的感覺有時來自長時間的事件——冒著炮火穿過崎嶇不平的田野，從一個掩體向另一個掩體匍匐前進。肉搏戰則是超出時間範疇的。那時候就連清醒也是模模糊糊，結果，整體與區域性疊加，變得顛倒扭曲。

在這裡，區域性的事態是變化無窮的。

對於戰鬥時間的感覺變異極大，以至於這種感覺是完全模糊的，感覺漫長的不一定漫長，感覺短暫的也未必如此。

耀眼得令人看不見的強光，漆黑得令人看不見的黑暗，吶喊，爆炸聲，自動步槍的嗒嗒聲……在時間的感覺被打成碎片的混亂中，克雷莫夫極其清楚地意識到：德國人被打敗了，被打退了。他和並肩作戰的那些文書、通訊員一樣，是靠內心感覺意識到這一點的。

十二

黑夜過去了。燒焦的荒草叢中躺著一具具死者的屍體。河水在岸邊發出悲涼的嘆息。看到遍佈彈坑的土地，看到燒燬的房屋的殘壁，使人心中無限悽愴。

新的一天開始了，戰爭很大方地準備著——而且大方到極點——為新的一天準備足夠的硝煙、瓦礫、鋼鐵以及骯髒而血腥的繃帶。過去的一天天也是這樣。除了這彈片炸翻的大地和烈焰騰騰的天空，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了。

克雷莫夫坐在箱子上，頭靠著管道的石壁，打起盹兒。

他聽著參謀人員含糊不清的聲音，聽見茶碗在響——師政委和參謀長在喝茶，用帶著睡意的聲音說話。他們說，被俘的德國兵是一名工兵，他們的工兵營是幾天之前從馬格德堡空運來的。克雷莫夫腦子裡閃過小時候在課本里看到的一幅圖畫：戴尖頂帽的趕馱人趕著兩匹大屁股的肥馬，兩匹馬拼命要把粘在一起的兩個屁股蛋兒掙開。小時候這幅畫在他心裡引起的乏味又浮上他的心頭。

「這太好啦，」別爾斯基說，「就是說，後備隊到啦。」

「是啊，當然很好，」瓦維洛夫附和說，「師部要反攻了。」

這時候克雷莫夫聽到羅季姆採夫低沉的聲音：

「花兒，花兒，果兒結在工廠裡。」

克雷莫夫似乎把所有的精力在夜戰中耗盡了。要想看到羅季姆採夫，必須轉過頭去，但是克雷莫夫沒有轉頭。他想：「汲幹了水的井會感到自己是空的，大概就是這樣。」他又打起盹兒，低沉的說話聲、槍聲、爆炸聲匯合成一種單調的嗡嗡聲。

但又有一種新的感覺進入克雷莫夫的腦際，於是他又覺得自己彷彿躺在一個房間裡，百葉窗開著，他凝視著射在桌布上的晨光的一個斑點。那斑點爬到掛鏡的邊稜上，像彩虹一樣擴散開來。一個小男孩的心顫抖起來，一個兩鬢斑白、腰間掛著沉甸甸的手槍的人睜開眼睛，四下裡看了看。

一個人身穿舊軍裝，頭戴綠星的軍帽，站在管道當中，在拉小提琴。

瓦維洛夫看到克雷莫夫醒來，俯下身子，對他說：

「這是我們的理髮員魯賓契克，拉得好極啦！」

有時候有人說兩句開玩笑的粗話，毫不客氣地把手風琴打斷；有時候有人用壓倒小提琴聲的高嗓門兒問：「讓我說說話，好嗎？」便向參謀長彙報起來，小調羹在鐵茶缸裡叮噹響著；有人打起長長的呵欠，「啊哈哈哈哈……」就扒拉起乾草。

理髮員細心地注意著：自己拉小提琴是不是妨礙軍官們做事，準備隨時停住不拉。

此刻克雷莫夫想起了白髮蒼蒼、身穿黑色燕尾服的捷克著名小提琴家揚·庫貝利克，為什麼他覺得庫貝利克也會拜倒在師部的理髮員面前，自嘆不如呢？為什麼像小河流水一樣簡單的曲子，那纖細、顫抖的小提琴聲，此時此刻似乎比巴赫和莫札特更能表現出人的心靈的廣度和深度？

克雷莫夫又一次感到孤獨的痛苦。葉尼婭離開他了……他又一次痛苦地想，葉尼婭的出走是他一生的關鍵：他還在，但等於死了。她真的走了。

他又一次想，有許多可怕的、殘酷無情的事應當對自己說說……不應該再羞怯，不應該再用手套捂著臉……

小提琴聲似乎喚醒了他對時間的感覺。

時間好比是一方透明的境地，人在其中出現，活動，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大批的城市在時間中出現又消失。時間把它們帶來，又把它們帶走。但是他頭腦中出現的完全是另外一種特殊的時間概念。這種概念是說：「我的時間……不是我們的時間。」

時間進入人生，進入國土，生長在人生與國家生活中，可是等到時間離開，消失了，人還會在，國家還會在……國家還在，可是國家的時間逝去了……人還在，可是人的時間消失了。時間哪兒去了？人還在，還在呼吸，在思索，在哭泣，而時間，那唯有的、特有的、只跟他有關係的時間走了，逝去了，消失了，他還在。

最艱難的，是做時間的棄兒。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時間中的棄兒，其命運是最痛苦的。誰是時間的棄兒，一下子就能辨認出來，不論是在幹部處，在區黨委會，在軍隊裡的政治處，在報社，在大街上……時間喜愛的只是時間產生的那些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勞動者。時間永遠、永遠不會喜愛已逝的時間的孩子，就好比女人不愛過時的英雄，後孃不會疼愛前妻的孩子一樣。

時間就是這樣：不斷地流逝，可依然生存著。一切都在，只有時間在不斷地流逝。時間離去時多麼輕盈，多麼靜悄。昨天你還是那樣有信心，那樣愉快，那樣堅強，你還是時間的兒子。可是今天來了另一個時間，你還不瞭解它呢。

在戰鬥中被撕碎的時間，又從理髮員魯賓契克的小提琴裡冒出來。小提琴告訴一些人，他們的時間來了，告訴另一些人，他們的時間要逝去了。

「逝去了，逝去了。」克雷莫夫想道。

他看著政委瓦維洛夫那平靜而和善的大臉，瓦維洛夫不時地喝兩口茶缸裡的茶，用勁兒慢慢在就著香腸吃麵包，他那一雙令人看不透的眼睛轉向管道口那個明亮的光斑。

羅季姆採夫瑟瑟縮縮地挺起披著軍大衣的肩膀，帶著寧靜而開朗的面部表情對直地凝望著拉小提琴的人。擔任師炮兵總指揮的白髮蒼蒼的麻子上校皺著眉頭，看著擺在面前的地圖，因為皺眉頭臉相顯得似乎很兇，只有從他那憂傷而親切的眼神可以看出來，他沒有看地圖，他是在聽。別爾斯基飛快地寫著給集團軍司令部的報告；他似乎一心一意地在工作，但是他雖然在寫，卻歪著頭，側耳朝著小提琴。稍遠處坐著不少紅軍戰士，有通訊員、電話員、文書，他們那疲憊的臉上和眼睛裡露出嚴肅的表情，那種表情常常可以在嚼麵包的農民臉上看到。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一個夏夜……年輕的哥薩克姑娘那一雙大大的黑眼睛，她那火辣辣的情話……人生還是美好的！

等到小提琴一曲奏過，聽到潺潺的流水聲，是水在木板下流過，於是克雷莫夫覺得，他的心就像一口看不見的井，本來幹了、空了，這會兒輕悄悄地流進水來。

半個鐘頭之後，小提琴手已經在為克雷莫夫理髮了，並且用那種常常使人發笑的理髮師的故意誇張的嚴重口氣問，刮臉是不是把克雷莫夫刮疼了，又用手摸摸：兩邊腮是不是刮好了？在到處是灰土與鋼鐵的一片愁慘慘的氣氛中，香水與香粉的氣味顯得分外不協調，分外彆扭，分外淒涼。

羅季姆採夫眯起眼睛，把灑了香水和撲了香粉的克雷莫夫打量了一遍，滿意地點點頭，說：

「不壞，給客人理得很像樣子。現在來把我修理修理。」

小提琴手那一雙大大的黑眼睛充滿幸福的神氣。他打量著羅季姆採夫的頭，抖了抖白布護巾，說：

「少將同志，兩邊鬢角是不是多少剪短一點兒？」

十三

油庫大火之後，葉廖緬科大將就準備動身上斯大林格勒來看崔可夫。

這一危險的行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不過，從人心和人道的角度來說，非常需要這樣做。於是葉廖緬科用了三天時間等待渡河。

紅色花園裡的掩蔽所明亮的四壁顯得十分寧靜，蘋果樹枝的陰影在司令員清晨散步的時刻顯得異常親切可愛。

遠處的轟隆聲、斯大林格勒的火光與樹葉的沙沙聲、蘆葦的訴怨聲匯合到一起。這些聲音合在一起，使人說不出地難過，因此司令員在清晨散步的時候常常唉聲嘆氣，常常罵娘。

早晨，葉廖緬科把自己要去斯大林格勒的決定告訴了薩哈羅夫，並且要他代理司令事務。

他同送早餐的女服務員開了開玩笑，批准副參謀長飛往薩拉托夫去待兩天，接受了一位野戰軍司令員特魯法諾夫將軍的請求，答應派兵轟炸羅馬尼亞人強大的炮兵中心。他說：

「好啦，好啦，我給你遠端轟炸機。」

副官們都在猜，為什麼司令員心情這樣好。是崔可夫那邊有好訊息？是在高頻電話中談得非常滿意？還是收到了家書？

但是這類資訊通常是不會不經過副官們的，莫斯科沒有和司令員通電話，崔可夫那邊來的訊息不是令人愉快的。

吃過早飯，這位上將穿起棉軍裝，便去散步。副官帕爾霍敏柯走在離他十來步遠的地方。司令員像往常一樣不慌不忙地走著，撓了幾下大腿，又朝伏爾加河看了看。

葉廖緬科走到正在挖地槽的一些勞動營士兵跟前。這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後腦勺都曬成了深褐色。他們的臉上流露出憂愁和不愉快的神情。他們一聲不響地幹著活兒，並且很生氣地望著這個胖胖的、頭戴綠色軍帽、站在地槽邊不幹事的人。

葉廖緬科問道：

「同志們，請你們說說，在你們當中誰幹活兒最差？」

勞動營計程車兵們覺得這個問題來得正好，他們挖土已經挖厭了。大家一齊瞟了瞟其中一個漢子，那漢子把口袋翻過來，把煙末子和麵包渣子倒在手心裡。

「可以說，是他。」有兩個人說，並且望了望其他的人。

「是這樣，」葉廖緬科嚴肅地說，「就是說，是這個人。他是頂不行的啦。」

那名士兵老氣橫秋地嘆了一口氣，用鄭重而和善的目光從下面朝葉廖緬科望了兩眼，看樣子，他以為發問的人問這樣的話不是為了正經事兒，而是隨便問問，為了說說玩兒，為了解悶，所以就沒有插嘴。

葉廖緬科又問道：

「在你們當中誰幹活兒最好？」

大家指了指一個白了頭髮的人。那稀稀的頭髮護不住頭，頭曬成了深褐色，就好像枯草遮不住陽光，土地被曬焦了。

「就是他，特羅什尼科夫，」有一個人說，「他真賣力。」

「他幹活兒幹慣啦，不幹活兒簡直不行。」另外有人說，就好像在替特羅什尼科夫表示謙虛。

葉廖緬科把手伸進褲子口袋裡，掏出明晃晃、光閃閃的金錶，很吃力地彎下身去，把表遞給特羅什尼科夫。特羅什尼科夫莫名其妙地望著葉廖緬科。

「拿著，這是給你的獎勵。」葉廖緬科說。他依然望著特羅什尼科夫，說：「帕爾霍敏柯，你發一份獎勵通報。」

他繼續往前走去，聽到背後亂鬨鬨地響起許多興奮的聲音，挖土計程車兵又讚歎又歡笑，祝賀幹慣了活兒的特羅什尼科夫的意外收穫。

方面軍司令等待渡河已經等了兩天。這幾天跟右岸的聯絡幾乎斷了。能夠開到崔可夫那邊的快艇，在一路上有限的幾分鐘內就被打穿六七十個洞，開到岸邊時已是灑滿了鮮血。

葉廖緬科很生氣，很惱火。

六十二號渡口的指揮官們聽到德軍的炮聲，害怕的不是炸彈和炮彈，而是怕司令員發火。葉廖緬科覺得，德軍迫擊炮、大炮、飛機的狂轟濫炸，全怪那些少校們翫忽職守，全怪那些大尉們不靈活。

夜裡，葉廖緬科從掩蔽所裡走出來，站在離河很近的一個沙包上。紅色花園的掩蔽所裡，放在方面軍司令面前的作戰地圖，在這裡彷彿能聽見轟隆轟隆的響聲，看到瀰漫的硝煙，散發著生與死的氣息。

他彷彿看到了他親手畫的前沿陣地的火力線，看到了表示保盧斯的軍隊衝向伏爾加河的一個個粗大的楔形，看到了他用有色鉛筆畫的防禦中心和火器集中地點。但是，當他看著攤在桌上的地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有力量改變和推動戰線，他能使左岸的重炮吼叫起來。在那裡他感到自己是主人，是機械師。

在這裡他的感覺完全不同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天空慢慢滾動的隆隆聲——這一切驚心動魄，表現出不以司令員的意志為轉移的巨大力量和勢頭。

在隆隆的炮聲和爆炸聲中，從工廠區傳來隱隱約約的長長的吶喊聲：啦啦啦啦啦……在斯大林格勒的步兵奮起反擊的這種長長的吶喊聲中，不光有示威的意味，也有悲傷與憂悶的意味。

「啦啦啦啦啦……」的聲音在伏爾加河上擴散開去。這種戰鬥的「烏啦」聲在夜晚寒冷的河面上、在寒冷的秋日星空下回蕩著，好像漸漸失去了激昂的勁頭兒，漸漸變化著，忽然在其中出現了另外的東西——不是激情，不是豪氣，而是心靈的悲傷，那心靈好像在同可愛的一切告別，好像在呼喚自己的親人醒來，從枕頭上抬起頭來，最後一次聽聽父親、丈夫、兒子、兄弟的聲音……士兵的憂傷緊緊壓住上將的心。

習慣於督促作戰的司令員，忽然被戰鬥吸引住了。他站在鬆散的沙上，像一個孤零零計程車兵，大片的戰火與轟隆聲使他驚心動魄，他站著，就像成千上萬計程車兵站在那邊的岸上那樣。他覺得，領導人民戰爭，他的本事是不夠的，他駕馭不了這場戰爭，指揮不了這場戰爭。也許，正因為有這種感覺，葉廖緬科將軍在對戰爭的理解方面達到了最高的高度。

天快亮的時候，葉廖緬科乘快艇到達右岸。事先得到電話通知的崔可夫來到河邊，注視著飛速前進的裝甲快艇。

葉廖緬科緩步走下快艇，他那沉甸甸的身子壓得搭在岸上的跳板一彎一彎的。他很不靈活地踩著岸邊的石子，走到崔可夫跟前。

「崔可夫同志，你好。」葉廖緬科說。

「您好，上將同志。」崔可夫回答說。

「我來看看你們在這兒過得怎樣。你似乎在油庫大火中沒有燒壞嘛。連鬍子眉毛都還好好的。甚至還沒有瘦呢。可見我們給你吃得還是不壞。」

「白天黑夜都坐在掩蔽所裡，怎麼能瘦呢？」崔可夫回答說。因為司令員說給他吃得不壞，他聽到這話覺得不痛快，就回敬說：

「這算怎麼回事兒，我在河岸上接待起客人來啦！」

果然，葉廖緬科聽到崔可夫管他叫斯大林格勒的客人，真的生氣了。等到崔可夫說「請賞光到寒舍一敘」，葉廖緬科回答說：

「我就在這新鮮空氣裡待一待挺好。」

這時候，對岸的大炮隆隆地響了起來。

河岸被大火、照明彈和爆炸的火光照耀著，而且顯得非常空曠。亮光時弱時強，有時雪亮雪亮的，亮得刺眼。葉廖緬科注視著到處是掩蔽所和通道的堤岸，注視著堆在水邊的石頭，一堆堆石頭從黑暗中露出來，又輕悄而敏捷地鑽進黑暗中。

有一個粗大的嗓門兒緩慢而有力地唱著：

讓滿腔的義憤如波濤翻騰，

這是人民的戰爭，神聖的戰爭……

因為在岸邊和堤坡上都看不到人，因為周圍的一切，不論大地天空，不論伏爾加河，都被火光映照著，就覺得這節拍緩慢的歌兒是戰爭自己唱的，不是人唱的，是那沉甸甸的歌詞從人們身邊滾過。

葉廖緬科因為自己被面前的情景吸引住，感到不好意思起來：他真的像是到斯大林格勒的主人這兒做客來了。他很生氣，因為看樣子崔可夫知道他心裡惶惶不安，所以才過河來，知道這位方面軍司令在紅色花園的幹蘆葦沙沙聲中散步的時候心裡有多少煩惱。

葉廖緬科向遭受火難的這一方戰場的主人問起後備兵力的排程、步兵與炮兵的配合和德軍在工廠區的集結情況。他提問題，崔可夫回答，因為應該回答上級首長的問題。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崔可夫很想問：「歷來防禦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進攻究竟怎樣呢？」

可是他沒敢問。葉廖緬科會以為斯大林格勒的防守者沒有足夠的耐心，要求卸肩上的擔子。

忽然，葉廖緬科問道：

「你的父親和母親好像是在圖拉州，住在農村裡吧？」

「是住在圖拉州，司令員同志。」

「老人家有信給你嗎？」

「有信，司令員同志。父親還在幹活兒呢。」

他們對看了一眼，葉廖緬科的眼鏡片被火光映紅了。看樣子，他們就要談談有關斯大林格勒的真正實質性問題了，這是他們兩個獨獨需要談的。可是葉廖緬科說：

「你大概想問我這個方面軍司令經常被問到的問題——關於補充生力軍和彈藥的問題，是不是？」

此時此刻唯一有意義的談話就這樣一直沒有開始。站在堤岸上的哨兵不時地朝下面望望。崔可夫聽著炮彈的嘯聲，抬起眼睛，說：

「大概那個戰士在想：哪兒來的這兩個怪人站在河沿上？」

葉廖緬科嗯了一聲，沒有多理會。到了該告別的時候了。按照不成文的規矩，一個站在炮火下的首長要走，通常只是在下級一再要求他離開的時候。但是他對危險那樣不在乎，就像根本沒這回事兒似的，所以這些規矩也跟他無關。他毫不在乎、同時又很敏銳地隨著飛過的一顆迫擊炮彈的呼嘯聲轉過頭來。

「好啦，崔可夫，我該走啦。」

崔可夫注視著開走的快艇，在岸上站了一會兒。他覺得快艇後面拖著的一道白浪像一條白手絹，好像一個女子搖著白手絹向他告別。葉廖緬科站在甲板上，望著對岸。他像波浪似的在從斯大林格勒那邊來的模糊的火光中悠盪著，而快艇駛過的河面似乎動也不動，像一片石板。

葉廖緬科煩惱地在甲板上踱來踱去。幾十種習慣的念頭出現在他的頭腦裡。許多新的任務擺在方面軍司令部的面前。現在主要的是調集裝甲部隊，準備在左翼進行突擊，這是最高統帥部交給他的任務。這事兒他對崔可夫一點也沒有提。

崔可夫回到自己的掩蔽所，站在門口的哨兵、外室裡的辦事人員、應召前來的古裡耶夫師的參謀長——所有聽到崔可夫沉重的腳步聲立即站起來的人都看出來，司令員的心情很壞。原因是不難猜想的。

因為各師兵力的消耗越來越大。因為在不斷的進攻與反攻中，德軍的楔形攻勢不住地吞食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因為兩個滿員的步兵師最近剛從德國後方開到，集結在拖拉機工廠地區，正虎視眈眈地等待行動。

是的，崔可夫沒有對方面軍司令說出自己所有的煩惱、憂慮和擔心的事。

但是不論崔可夫，不論葉廖緬科，當時都不知道這次會面不能令人滿意的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他們會面中有公事以外的東西，這東西當時他們兩個人都不能說出口來。

十四

十月的早晨，別廖茲金少校醒來，想了想妻子和女兒，又想了想大口徑的機槍，聽到他到斯大林格勒一個月來已經習慣了的轟隆聲，便把士兵格魯什科夫喚來，叫他打洗臉水。

「這水是涼的，照您以往的命令。」格魯什科夫微笑著說。他想起別廖茲金每天早晨洗臉時的快活表情。

「老婆和女兒在烏拉爾，恐怕已經下雪了，」別廖茲金說，「她們也不給我來信，唉……」

「少校同志，會來信的。」格魯什科夫說。

趁別廖茲金洗臉、穿衣的時候，格魯什科夫向他彙報了這天早晨發生的一些事。

「一挺大口徑機槍朝食堂掃射，把管理員打死了；二營副參謀長一齣門，肩膀就被彈片打傷；工兵營弟兄們撈了不少被炸彈震昏的鱸魚，有五公斤，我去看過；他們把魚送給了營政委莫夫紹維奇大尉。政委同志來過，對我說，等您醒了，打個電話給他。」

「知道了。」別廖茲金說。他喝了一杯茶，吃了點牛腿肉凍，打了個電話給政委和參謀長，說要到各營裡去看看，穿起軍裝，便朝門外走去。

格魯什科夫把毛巾抖了抖，掛到釘子上，摸摸腰上的手榴彈，拍了拍衣兜，看煙荷包在不在，摘下掛在角落裡的自動步槍，便跟著團長往外走。

別廖茲金從昏暗的掩蔽所裡走出來，一遇到明亮的光線不由得眯起眼睛。一個月來已經很熟悉的情景又呈現在他的面前：一攤攤翻起的黃土，褐色的斜坡上到處是油汙的帆布，帆布遮蓋著一個個士兵的土室，土灶的煙囪裡冒著一縷縷炊煙。上方是一座座掀去了房頂的黑黑的工廠廠房。

左邊，離伏爾加河比較近的地方，是「紅十月工廠」的高聳的煙囪，還有一些貨車車廂擁擠在歪倒的機車旁邊，就像一群發了呆的羊圍著被打死的頭羊。再遠處是像寬花邊似的已無人煙的城市廢墟，秋日的天空化為無數個蔚藍色的斑點，從一個個殘破的玻璃視窗映照出來。工廠的廠房之間煙氣騰騰，火光閃閃，明亮的空中一會兒響起長長的嗖嗖聲，一會兒響起乾巴巴的嗒嗒聲，就好像工廠仍在照常開工生產。

別廖茲金細心地看了看本團三百米長的防地。防地從工人村的房屋中間穿過。他心裡有種感覺，使他能夠在亂糟糟的廢墟和街道中分辨出來，紅軍戰士在哪座房子裡燒飯，德軍士兵在哪座房子裡吃醃肉，喝燒酒。

別廖茲金彎下頭，罵了一句，一顆迫擊炮彈在空中呼嘯而過。

在對面的沖溝斜坡上，一股硝煙遮住一個掩蔽所的門口，霎時間響起劇烈的爆炸聲。鄰師的聯絡部長從掩蔽所裡出來看了看。他沒穿制服上衣，只穿著揹帶褲。他剛剛走了一步，又響起嘯聲，便趕緊退回去，把門關上。一顆迫擊炮彈在十來米遠處炸開來。巴秋克站在沖溝拐角處堤坡上一個掩蔽所的門口，看著眼前的情景。

等到聯絡部長又想往前走，巴秋克啊呀了一聲，喊道：「炮彈！」德國人就像聽到他的命令似的，又打了一發炮彈。

巴秋克發現了別廖茲金，高聲喊道：

「你好，鄰居！」

這樣在荒涼的小路上走過，實際上是可怕的、送命的事。德國人睡足了覺，吃飽了早飯，特別有興趣監視小路，見到什麼人都打，決不心疼子彈。別廖茲金來到一個轉彎處，在一堆廢鐵旁邊站了一會兒，他看出前面一截路有危險，便說：

「格魯什科夫，來，你頭一個跑過去。」

「您怎麼啦，這怎麼行啊？他們的狙擊手在那兒。」格魯什科夫說。

頭一個跑過危險地帶，一向被認為是首長的特權。德國人往往來不及打第一個跑過的人。

別廖茲金看了看周圍德國人盤踞的房子，對格魯什科夫擠了擠眼睛，便朝前跑去。

等他跑到可以遮擋德軍視線的土包跟前，背後「啾」、「啪」清清楚楚響了兩聲，這是德國人打了一顆爆炸子彈。

別廖茲金躲在土包下邊，抽起煙來。格魯什科夫大步快跑起來。一梭子子彈掃在他的腳下，好像一群麻雀從地上飛了起來。格魯什科夫朝旁邊一跳，踉蹌一下，跌倒在地上，又跳起來，跑到別廖茲金跟前。

「差點兒叫他們掃倒。」他說。喘了幾口氣之後，又解釋說：「我想瞅準這個時候：德國佬沒打到您，一定會懊惱得抽起煙來。可是，看樣子，這是一個不抽菸的傢伙。」

格魯什科夫摸了摸縫得馬馬虎虎的棉製服前襟，又罵了幾聲德國佬。

他們走近營指揮部的時候，別廖茲金問道：

「格魯什科夫同志，什麼地方傷著了嗎？」

「打到我的鞋後跟，把後跟打掉啦，該殺的德國佬。」格魯什科夫說。

營指揮部設在工廠食品店的地下室裡，潮溼的空氣中還有酸白菜和蘋果的氣味。

桌上點著兩盞用炮彈殼做的高高的油燈。門口還釘著一塊牌子：「買賣雙方，以禮相待。」

地下室裡駐著兩個營指揮部，一個步兵營營部，一個工兵營營部。兩位營長，鮑丘法羅夫和莫夫紹維奇，都坐在桌旁吃早飯。別廖茲金推開門的時候，聽見鮑丘法羅夫很帶勁兒的聲音：

「我不喜歡摻水的酒，依我的口味，根本不用摻水。」

兩位營長站起來，挺得筆直。參謀長把一小瓶伏特加藏在一堆手榴彈裡，炊事員用身子把剛才莫夫紹維奇跟他談過的鱸魚擋住。鮑丘法羅夫的傳令兵蹲在那兒，遵照自己的首長的吩咐正準備把唱片《中國情歌》放到留聲機轉盤上，也飛快地站了起來，只來得及拿下唱片，轉盤依然在嗡嗡地空轉。在該死的留聲機轉得格外起勁兒的時候，傳令兵一面按照戰士守則兩眼向前直視著，一面用眼角捕捉鮑丘法羅夫兇狠的目光。

兩位營長和一起吃早飯的其他人都深知首長們的偏見：首長們認為，營裡的人要麼作戰，要麼用望遠鏡觀察敵人，要麼對著地圖考慮問題。可是人總不能二十四小時都打槍，不能二十四小時都跟上級和下級打電話，也要吃飯呀。

別廖茲金朝旁邊瞟了瞟嗡嗡響的留聲機，笑了笑。

「好啦。」他說。接著又吩咐：「請坐，同志們，吃你們的飯吧。」

這話可能是反話，不是他的真意。於是在鮑丘法羅夫的臉上出現了羞愧和認錯的表情，因為莫夫紹維奇率領的是獨立工兵營，不是直屬部下，所以他的臉上只有羞愧，而沒有認錯的表情。他們各自的下屬臉上的表情大致也可以這樣分類。

別廖茲金又用極不愉快的腔調繼續說：

「莫夫紹維奇同志，你們的五公斤鱸魚在哪兒？這事兒全師都傳遍了。」

莫夫紹維奇依然帶著那種羞愧的表情說：

「炊事員，把魚拿出來看看。」

炊事員在這兒是唯一在履行自己分內職責的，他直率地說：

「按大尉同志吩咐，已經照歐洲人的做法給魚填餡，放了辣椒、桂葉，可是沒有白麵包，也弄不到洋姜。」

「好，知道啦，」別廖茲金說，「填餡的魚我在一位叫薩拉·阿羅諾芙娜的女人家裡吃過。說實話，我不怎麼喜歡。」

地下室裡的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團長壓根兒就沒想追究此事。

好像別廖茲金知道，鮑丘法羅夫夜裡打退了德國人，天快亮的時候他被埋在土裡，放《中國情歌》唱片的那名傳令兵一面翻土，一面喊：「大尉同志，別洩氣，一定能把您救出來……」

他好像也知道，莫夫紹維奇經常帶著工兵在受坦克威脅的街道上爬，用黃土和碎磚把成棋盤狀排列的反坦克地雷偽裝起來……

他們的青春又高高興興地迎來一個早晨，又可以舉起銅缸子，說：「來，祝你健康，乾一杯！」又可以吃醃白菜，抽菸了……

本來嘛，什麼事兒也沒有。地下室的主人們只是在上級首長面前站了一小會兒，隨後就請他一塊兒吃起來，他們就快快活活地看著團長吃醃白菜。

別廖茲金常常拿斯大林格勒的戰役跟往年的戰爭相比。他過去打過不少仗。他明白，他能經受得住這樣的緊張狀態，只是因為他心中平靜鎮定。戰士們也正是因為這樣，才能在這種似乎只能使人瘋狂、使人恐怖或者使人疲憊的日子裡喝菜湯，修鞋子，談老婆，議論好的和不好的首長，做調羹……他看到，沒有這種發自內心的鎮定，不論在作戰中多麼剽悍勇猛，都不能長期經受這種緊張狀態。別廖茲金覺得膽怯和怕死倒是一時的毛病，有點兒像傷風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什麼是勇敢，什麼是膽怯，他實在說不清。戰爭開始的時候，有一次上級批評別廖茲金膽小，因為他自作主張帶著一團人從德軍火力包圍中撤了出來。來斯大林格勒之前不久，他命令一位營長把人帶到高地的另一面斜坡上，為的是不白白地挨德軍迫擊炮的打。師長卻用責備的口氣說：

「這是怎麼回事，別廖茲金同志，原來我聽說您是個勇敢而鎮定的人呀。」

別廖茲金沒有作聲，嘆了一口氣。也許，這些人把他看錯了。

鮑丘法羅夫有一頭火紅的頭髮，碧藍碧藍的眼睛。他好不容易剋制著他那忽而發笑忽而又生氣的習慣。莫夫紹維奇瘦瘦的，長長的雀斑臉，黑黑的頭髮裡有幾縷白髮，用嗄啞的嗓門兒回答別廖茲金的問題。他掏出筆記本，畫起他提出的受坦克威脅地段新的佈雷方案示意圖。

「把這圖撕下來給我，讓我好記住。」別廖茲金說。他俯到桌子上小聲說：

「師長給我打過電話。集團軍偵察隊得到情報：德國人正在把兵力調出城區，集中兵力對付我們。坦克很多。明白嗎？」

別廖茲金留心聽了聽附近的爆炸聲，震得地下室牆壁直打顫。他笑著說：

「你們這兒還平靜。在我那條沖溝裡這段時間一定有三四個人從司令部裡來過啦，各種各樣的工作組不斷地來。」

這時又一聲爆炸，震得房子直搖晃，好幾片石灰從天花板上落了下來。

「不錯，是很平靜，誰也沒怎樣干擾我們。」鮑丘法羅夫說。

「好就好在沒人干擾。」別廖茲金說。

他很坦率地小聲說著，真正忘記了他也是首長。他所以忘記，因為他做慣了下屬，不習慣做首長。

「你們看，首長是怎麼幹的？為什麼你不進攻？為什麼沒有佔領高地？為什麼有損失？為什麼沒有損失？為什麼不彙報？為什麼你睡覺？為什麼……」

別廖茲金站起身來。

「咱們走，鮑丘法羅夫同志，我想看看你們的防地。」

工人村的這條街上一片淒涼景象。糊著各色花紙的房屋內牆觸目皆是，花壇和菜園到處被坦克碾軋過，還有天知道為什麼深秋還在開花的幾株孤零零的大麗菊，都顯得無限淒涼。

別廖茲金忽然對鮑丘法羅夫說：

「唉，鮑丘法羅夫同志，我老婆沒有信來。我在路上碰到過她，可是現在又沒有信了，我只知道她帶著女兒上烏拉爾去了。」

「少校同志，會來信的。」鮑丘法羅夫說。

一座二層樓的半地下室裡，在用磚頭堵起來的窗戶腳下，躺著一些傷員，等著到夜裡往後方送。地上放著一桶水、一個茶缸，迎著門在兩個窗戶之間的牆上貼著一張小畫《少校求婚》。

「這是後方，」鮑丘法羅夫說，「前沿陣地還在前面。」

「咱們也要上前沿去。」別廖茲金說。

他們穿過前廳，進入一個塌了天花板的房間，立刻有一種好像從工廠辦公室進入了車間的感覺。空氣中充滿了火藥令人不安的辛辣氣味，子彈殼在腳下咯吱咯吱響。奶油色的搖籃裡還堆著反坦克地雷。

「那座破屋昨天夜裡被德國佬奪去了，」鮑丘法羅夫走到窗戶跟前說道，「真可惜，那屋子挺不錯，窗戶朝西南，可以把我整個左翼控制在火力底下。」

在用磚堵起來、只留了窄窄的小孔的窗戶旁邊有一挺重機槍，機槍手沒戴帽子，頭上纏著骯髒的繃帶，正在上彈帶，一號射手露著白牙，正在吃香腸，準備過半分鐘再掃射。

走過來一位中尉連長。他的軍服上衣口袋裡插著一枝白色的翠菊花。

「好樣兒的。」別廖茲金笑著說。

「少校同志，能見到您，太好啦，」中尉說，「我昨天夜裡對您說的，果然不錯，他們又朝‘6-1’號房子進攻了。是九點正開始的。」他看了看錶。

「團長在這兒，你向他彙報。」

「對不起，我沒認出來。」中尉連忙行了一個軍禮。

六天以前，敵人在該團的防區中切斷了幾座樓房之間的聯絡，並且開始按照德國人的作風認真地把這幾座房子逐個蠶食。蘇軍槍炮的火光在一片瓦礫中熄滅，防守士兵的生命也隨之熄滅。但是一座工廠樓房的地下室很深，蘇聯守軍依然在這裡抵抗。結實的牆壁沒有被炮火摧毀，雖然有許多地方被炮彈打穿，被迫擊炮打得坑坑點點。德國人想從空中把這座樓房摧毀，三次派魚雷飛機來向這座樓投擲破壞力很大的魚雷。

這座大樓各個角落都被炸燬了，但是地下室在一片瓦礫中安然無恙，守軍清掃了震落的碎片，安好機槍、小炮，又開始反擊。而且這座房子的位置很好，德國人還沒有找到隱蔽的進攻通道。

向別廖茲金彙報的連長說：

「夜裡我們曾經試著朝他們那兒去，沒有成功，死了一個，兩個負傷回來了。」

「臥倒！」這時觀察哨計程車兵厲聲喊道。幾個人就地臥倒。連長話還沒有說完，就把兩臂一揮，就像要跳水一樣，撲通一聲倒在地上。

嘯聲越來越尖利，突然變成震天動地、驚心動魄的轟隆聲，爆炸發出又臭又令人窒息的氣味。一根黑黑的粗木頭咚的一聲倒在地上，又蹦了兩下，滾到別廖茲金的腳下。別廖茲金覺得炸下來的一小段木頭差點兒砸在他的腿上。

他忽然看到，那是一顆沒爆炸的炮彈。這一剎那間緊張情緒到了極點。

但是炮彈沒有爆炸，而且那吞沒天地、遮斷過去、斬斷未來的黑黑的陰影消失了。

連長站了起來。

「這條毒蛇。」不知是誰鬆了一口氣，說。

另外一個人笑起來，說：

「我還以為這一下全完啦，把頭都蒙上啦。」

別廖茲金擦了擦額頭上忽然冒出來的汗，撿起地上的白翠菊花兒，抖了抖上面的磚瓦灰，別到中尉的上衣口袋上，說：

「算我送給你的……」

他又對鮑丘法羅夫說：

「為什麼你們這兒還算平靜，因為沒有首長來。首長總是想向你要點兒什麼：你有好炊事員，我就要你的炊事員。你有好手藝的理髮員或者裁縫，我也要。什麼便宜都要撈！你挖了好的掩蔽所，要讓給我。你的酸白菜好吃，也要送給我。」

他忽然向中尉問道：

「為什麼那倆人沒到被圍的弟兄們那邊就回來了？」

「團長同志，他們負傷了。」

「明白了。」

「您是幸運的。」等他們從房子裡走出來，穿過菜園的時候，鮑丘法羅夫說。菜園裡，黃黃的土豆莖葉叢中，是第二連的戰壕和一個個土室。

「誰知道我幸運還是不幸，」別廖茲金說著，跳進戰壕，「在戰場上嘛……」不過他說這話的口氣就像在說：「在療養院裡嘛。」

「土地最能適應戰爭，」鮑丘法羅夫說，「土地已經習慣了。」

他又接起團長剛才的話頭，說：

「別說炊事員，有時候首長連女人都要要去呢。」

整個戰壕裡鬧騰起來，響起驚惶的呼喚聲、噼噼啪啪的步槍聲、短短的自動步槍掃射聲和機槍掃射聲。

「連長犧牲了，指導員索什金在指揮，」鮑丘法羅夫說，「這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了，明白了。」別廖茲金說著，朝掩蔽所半開著的門裡面望了望。

在機槍旁邊，紅臉、黑眉毛的指導員索什金趕上他們，用特別高大的嗓門兒一個字一個字地報告說，連隊現在向德國人開火，是想使他們不能集中力量向「6-1」號樓房進攻。

別廖茲金拿過他的望遠鏡，觀察著一道道短短的射擊火線和迫擊炮噴出的火舌。

「瞧，三樓第二個窗戶，好像有一個狙擊手躲在那兒。」

他剛剛說過這話，他所指的那個窗戶裡閃起一陣火光，一顆子彈嗖的一聲，打在戰壕壁上，不偏不倚正在別廖茲金的頭和索什金的頭中間。

「您很幸運。」鮑丘法羅夫說。

「誰知道我幸運還是不幸。」別廖茲金回答說。

他們順著戰壕來看這個連發明的土法裝置：反坦克槍用機槍腳架固定在大車輪子上。

「這是我們連的高射炮。」一個滿臉灰塵和胡茬、眼神惶惶不安的中士說。

「坦克在一百米處，在那座綠頂小屋旁邊！」別廖茲金用訓練時的聲調喊道。

中士很快地轉了轉車輪，反坦克槍長長的槍筒轉向地面。

「德爾金那兒有一名戰士，」別廖茲金說，「反坦克槍上裝了狙擊槍瞄準器，一天打壞三挺機槍。」

中士聳了聳肩膀。

「德爾金挺舒服，在車間裡待著呢。」

他們又順著戰壕往前走，別廖茲金接著在巡視一開始就談起的話頭，說：

「我安排給她們寄了包裹，挺好的東西。可是，您瞧，老婆沒有信來。老是不見回信。我甚至不知道，東西是不是寄到啦。也許，是不是病了？在疏散的時候少不了生災害病。」

鮑丘法羅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常常有去莫斯科幹活兒的木匠回到村子裡，給父母、妻子和兒女帶回不少禮物。他們覺得農村家庭生活的和睦和溫暖比莫斯科的繁華、熱鬧和夜晚的華燈更有吸引力。

過了半個鐘頭，他們回到營指揮所，但是別廖茲金沒有進地下室，就在院子裡同鮑丘法羅夫告別。

「你們要盡一切可能支援‘6-1’號樓，」他說，「你們不要再派人上他們那兒去了，到夜裡我們團裡派人去。」

稍停，他又說：

「還有……我不喜歡你們那樣對待傷員。你們指揮所裡有沙發床，可是傷員卻睡在地上。還有，你們也不去弄新鮮麵包，大家都在吃乾麵包。這是第二。還有，你們的連指導員索什金醉得那樣厲害。這是第三。還有……」

鮑丘法羅夫聽著，感到吃驚：團長在防地上走了一下，怎麼就全發現啦……還發現一名副排長穿著德國人的褲子……第一連連長手上戴著四隻手錶。

別廖茲金提醒說：

「德軍會進攻的。明白嗎？」

他朝工廠走去，已經釘上鞋後跟、縫好棉衣上綻線處的格魯什科夫問道：

「咱們回去嗎？」

別廖茲金沒有回答他，只對鮑丘法羅夫說：

「打個電話給團政委，就說我上工廠第三車間，到德爾金那兒去了。」擠了擠眼睛，又說：

「給我送點兒醃白菜來，要好的。好歹我也是首長嘛。」

十五

托里亞沒有信來……每天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送母親和丈夫去上班，又送娜佳去上學。母親第一個出門；她是有名的喀山肥皂廠化驗室的化驗員。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從女婿的房間門口經過的時候，往往要說說她從廠裡工人嘴裡聽來的那句笑話：「六點上班的是主人，九點上班的是職工。」

她出門之後，是娜佳走，說準確一點兒，她不是走，而是飛跑，因為沒法子叫她按時起床，她都是在最後一分鐘跳起來，抓起襪子、裙子、書、練習本，一面吃早點，一面咕嘟嘟地灌茶，然後一面下樓梯，一面圍圍巾，穿大衣。

等到娜佳走了，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施特魯姆坐下來吃早飯的時候，壺裡的茶已經涼了，只有重新把茶燒一燒。

娜佳一說「頂好快點離開這個偏僻的鬼地方」，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就要生氣。娜佳不知道，傑爾查文當年在喀山住過，阿克薩科夫、托爾斯泰、列寧、濟寧、羅巴切夫斯基都在這裡住過，高爾基當年還在喀山的麵包店幹過活兒。

「怎麼這樣老化，這樣麻木！」弗拉基米羅芙娜說。一個老奶奶這樣責備一個十幾歲的少女，聽起來簡直覺得奇怪。

柳德米拉看出來，母親一如過去，樂於跟人打交道，對新的工作很感興趣。她在心裡讚賞母親這種精神力量的同時，又有另外一種感覺：在這種苦難的時候，怎麼還會對脂肪的氫化作用、對喀山的街市風光和博物館感興趣？

有一天，維克托對妻子說起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心是年輕的，柳德米拉憋不住，回答說：

「媽媽這不是年輕，是老年人的自我中心。」

「外婆不是自我中心，她是民粹派。」娜佳說。接著又補充說：「民粹派都是好人，但不是非常聰明的人。」

娜佳發表意見都用絕對的口氣，而且，大概因為總感到時間不夠，常用簡短的形式。如說「胡扯」只說「扯」。她經常注意蘇聯情報局的戰報，熟悉軍事動態，愛談政治。娜佳暑假期間去了一趟集體農莊，回來之後對媽媽大談集體農莊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

她在學校的分數一向不給媽媽看，只有一次很慌亂地說：

「媽媽，我的操行得了四分。可能因為有一次數學老師叫我離開教室，我一面往外走，一面扯著嗓門兒喊‘古德——唄！’引起了鬨堂大笑。」

娜佳像許多殷實家庭的孩子一樣，戰前根本不知道操心柴米油鹽的事，自從疏散到後方，卻經常談起口糧，談憑票供應商店的好和壞。她還知道素油比牛油好，知道每一種蕎麥粉的優缺點，知道吃塊糖比吃砂糖划得來。

「你聽我說，」她對媽媽說，「我想好了，從今天起，你給我喝的茶里加蜂蜜，不要再往裡加煉乳。我看這樣對我更好，對你還是一樣。」

有時娜佳愁眉苦臉，用嘲笑輕蔑的態度對待長輩，說話粗魯。有一天，她當著媽媽的面對爸爸說：「你是個糊塗蟲！」而且口氣那樣兇狠，弄得爸爸不知如何是好。有時媽媽看到她一面看書一面哭。她認為自己是個落後的、不走運的人，命定要過艱難、不幸的日子。

「誰也不願意和我交朋友，我太蠢，沒有人喜歡我，」有一天她在飯桌上說，「沒有人會娶我。等我上完了醫藥專科班，就上農村去。」

「在偏僻的農村裡可沒有藥房。」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關於嫁人的問題，你的估計過分悲觀啦，」爸爸說，「近來你出挑得越來越好看啦。」

「算啦。」娜佳說著，狠狠地看了爸爸一眼。

夜裡，媽媽常常看到，娜佳纖細光潔的手臂從被窩裡伸出來，手裡拿著詩集。有一天，娜佳用提包從科學院供應商店領回兩公斤奶油和一袋大米，說：

「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是一些卑鄙下賤之徒，才用這種辦法弄吃的。爸爸拿學問換黃油，也是沒出息。就好像病人、沒文化的人和沒力氣的孩子都應該過吃不飽的日子，因為他們不懂物理，或者不能超額百分之二百完成生產計劃……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

吃晚飯的時候，她又用挑畔的口氣說：

「媽媽，給我兩份蜂蜜和奶油，因為我早晨起晚了沒吃到。」

娜佳有很多地方像爸爸。柳德米拉發現，最容易使丈夫生氣的，正是女兒跟爸爸相像的一些地方。

有一天，娜佳簡直像是模仿爸爸的口氣，說起波斯托耶夫：

「騙子，飯桶，滑頭！」

爸爸生氣地說：

「你這個沒出校門的中學生，怎麼敢這樣說一個院士？」

但是柳德米拉還記得，維克托上大學的時候，說到很多有名的院士，就說：「小人，飯桶，官迷，軟骨頭！」

柳德米拉明白，娜佳不會過得多麼痛快，她的性格太古怪、孤僻，太不合群了。

娜佳走後，便是維克托喝茶，吃早點。他斜著眼睛看著書，嚼也不嚼就往下吞，臉上露出愚笨、驚愕的神情。他用手指頭去摸茶杯，眼睛也不離開書本，說：

「要是行的話，給我倒一杯熱點兒的。」

她熟悉他的一切動作：有時撓頭，有時撅嘴，有時歪著臉剔牙，這時她便說：

「天啊，維克托，你什麼時候去把牙齒治一治？」

她知道，他撓頭、撅嘴，是在考慮自己的論文，完全不是因為頭皮或者鼻子發癢。她知道，如果她說「維克托，你根本聽不見我對你說的是什麼」，他仍然會側眼看著書，說：「我全能聽見，還可以重複一遍：維克托，你什麼時候把牙齒治一治？」然後又露出驚愕的神情，吞東西，像神經病人一樣愁眉苦臉，這一切將意味著，他在評審一位熟悉的物理學家的論文的時候，有些地方他贊成，有些地方他不贊成。然後他會一動不動地坐上很久，然後開始頻頻地點頭，不知為什麼帶著一副溫順的神情，像老年人那樣的苦悶神情——害腦腫瘤的病人的臉上和眼睛裡常常有這樣的表情。柳德米拉又猜道：維克托是在想母親。

當維克托在喝茶，思考自己的論文，唉聲嘆氣，流露出苦悶神情的時候，柳德米拉望著她吻過的那雙眼睛，她梳理過的那一頭鬈髮，那曾吻過她的嘴唇，那眉毛、睫毛，那一雙手，她修剪過指甲的細細的手指頭，嘴裡說著：

「唉，你這個邋遢鬼！」

她知道他的一切，知道他臨睡前愛在床上讀兒童書刊，熟悉他去刷牙時臉上的表情，記得他穿著禮服，做有關中子輻射的報告時響亮而微顫的聲音。她知道他喜歡烏克蘭甜菜芸豆湯，知道他愛在夢中輕聲呻吟，不住地翻身。她知道他的皮鞋後跟壞得多快，襯衫袖子髒得多快。她知道他愛睡兩個枕頭，知道他在穿過城市廣場時提心吊膽。她知道他的皮膚氣味，知道他襪子上的窟窿是什麼樣子。她知道他在餓了等著吃飯的時候愛哼哼小曲兒，知道他腳拇指上的指甲的形狀，知道他兩歲時母親喚他的小名。她熟悉他沙沙的腳步聲，知道他上高年級預備班時跟他打架的孩子們的名字。她知道他愛嘲笑人，愛逗弄托里亞、娜佳和同志們。就連現在，心情幾乎總是十分沉重的時候，他逗她說，她的好朋友瑪利亞·伊凡諾芙娜·索科洛娃讀書太少，有一次在談話時把巴爾扎克說成福樓拜。

他很擅長逗柳德米拉，她一聽就要生氣。現在她果然惱火了，言辭反駁，替女友辯護：

「你總是笑話跟我要好的人。瑪利亞有自己的愛好，她不需要讀很多書，她常常能感覺出書上說的事。」

「那當然，當然，」他說，「她相信《馬克斯和莫里茨》是法朗士寫的。」

她知道他的音樂愛好，知道他的政治觀點。她有一次看到他哭。她看到過他發瘋似的撕自己身上的襯衣，一條腿被長襯褲絆住，只用一條腿蹦到她面前，舉起拳頭，做出要打人的樣子。她看慣了他耿直無所畏懼的性格，熟悉他在靈感上來時的樣子。她見過他朗誦詩歌，也見過他喝瀉藥。

她感到，丈夫現在對她有氣，雖然他們的關係表面上一如往常。但是，已經有了變化，變化只有一點：他不再同她談自己的論文了。他跟她談朋友們的來信，談食品與日用工業品定量供應。他有時也談起研究所和實驗室的事，談工作計劃的討論情況，說說同事們的情形：薩沃斯季揚諾夫喝了一夜酒，一到研究所就呼呼大睡；試驗員在牆根下煮土豆；馬爾科夫準備進行一系列新的試驗。

但是，他的論文，他的心事，以往只跟柳德米拉一個人談的心事，現在緘口不言了。

他曾經對柳德米拉說，他把自己未考慮成熟的一些設想的筆記念給幾個最要好的朋友聽，第二天他就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覺得寫那篇論文沒有意思了，很怕再去碰。

他只對一個人可以傾吐自己的疑慮，念片斷的筆記，說出大膽而過於自信的設想，事後不會感到任何不快。這個人就是柳德米拉。

現在，他跟她也不再談了。

現在，他在苦悶的時候，就指責柳德米拉，從中尋求解脫。他經常一個勁兒地想著母親。想著以前從來不曾想過、如今法西斯使他不能不想的問題：想到自己的猶太血統，想到母親是猶太人。

他在心裡責怪柳德米拉，怪她對待他的母親太冷淡。有一天他對她說：

「假使你跟母親的關係能處得好，她會跟咱們一起住在莫斯科的。」

可她在心中數了數維克托對待托里亞粗暴的、不對頭的地方。不用說，這類的事是不少的。

她一想起來心裡就惱火，他對待她前夫的兒子那樣不公道，把托里亞看得那樣壞，那樣不肯原諒他的缺點。可是娜佳又暴躁、又懶、又邋遢、又不願意幫媽媽料理家務，他都可以原諒。

她想起維克托的母親，她的境遇是很糟的。但是，維克托怎麼能要求柳德米拉對安娜·謝苗諾芙娜好呢？要知道安娜·謝苗諾芙娜對待托里亞也不好。她每次來信，每次到莫斯科，都讓柳德米拉覺得受不了。總是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維克托……娜佳興趣廣泛，娜佳機靈，娜佳喜歡動腦筋。安娜·謝苗諾芙娜疼愛兒子與溺愛孫女融為一體。可托里亞就連拿叉子的姿勢也跟維克托不一樣。

而且，很奇怪，近來她比過去更多地想起自己的第一個丈夫，也就是托里亞的父親。她很想找到他的親人，找到他的大姐，他們見到托里亞的眼睛，一定會十分高興，阿巴爾丘克的姐姐一定會認出托里亞的眼睛、他彎彎的大指頭、寬寬的鼻子是弟弟的眼睛、手和鼻子。

正如她不願想起維克托對待托里亞的種種好處一樣，她原諒了阿巴爾丘克一切壞的方面，就連他把她和吃奶的孩子扔掉，不準托里亞姓他的姓阿巴爾丘克，她也原諒。

上午柳德米拉一個人在家裡。她盼望有這樣的時刻，家裡人常常打攪她的思緒。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戰爭，姐妹們的命運，丈夫的論文，娜佳的性格，母親的健康，她對傷兵的憐惜，對在德國俘虜營中犧牲者的悼念——這一切都產生於她對兒子的思念，歸根結底都是由於她為兒子擔心。

她覺得，母親、丈夫和女兒的感情是用另一種礦石熔煉成的。她感到，他們對托里亞的掛念和愛都不深。對她來說，整個世界就是托里亞；對他們來說，托里亞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天天過去，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過去，托里亞沒有信來。

每天電臺廣播蘇聯情報局的戰報，每天報紙都滿載戰爭訊息。蘇聯軍隊不斷撤退。戰報和報紙上經常提到炮兵。托里亞就在炮兵部隊。托里亞沒有信來。

她覺得，只有一個人真正瞭解她的痛苦，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瑪利亞。

柳德米拉不喜歡同教授夫人們交往，她一聽到她們談丈夫的學術成就，談服裝，談家裡的保姆，心裡就有氣。但是，因為靦腆的瑪利亞那溫和的性格跟她的性格相反，因為瑪利亞對待托里亞的態度使她很感動，所以她很喜歡瑪利亞。

她跟瑪利亞談起托里亞比跟丈夫和母親談起來更隨便，而且每次談過之後心裡都會輕鬆些，安寧些。儘管瑪利亞幾乎每天都要上她家來，然而她總是感到奇怪，為什麼她的好朋友這麼久沒來，她不時地朝窗外望著，盼著瑪利亞那瘦瘦的身影和好看的臉蛋快點兒出現。

托里亞還是沒有信來。

十六

弗拉基米羅芙娜、柳德米拉和娜佳都坐在廚房裡。娜佳不時把練習本上的紙撕下來，揉一揉，丟進爐子裡，奄奄一息的紅紅的火苗就會旺一會兒，爐子裡滿滿一大堆維持不久的火苗。弗拉基米羅芙娜側眼看著女兒，說：

「我昨天上一個化驗員家裡去，天啊，她家又窮，住得又擠，又沒有東西吃，咱們家就像皇上過的日子了；她家來了一些街坊，閒談起來，談起在戰前頂喜歡什麼：有的說喜歡小牛肉，有的說喜歡醃黃瓜肉湯。那個化驗員姑娘卻說，她頂喜歡解除警報的訊號。」

柳德米拉沒有作聲，娜佳卻說：

「外婆，咱們家在這兒已經有好多好多朋友啦。」

「可是你一個也沒有。」

「沒有倒也好。」柳德米拉說。「維克托現在常常上索科洛夫家去。那兒常常聚集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人。我真不明白，維克托和索科洛夫跟這些人會一連扯上幾個鐘頭……拿黃煙燻喉嚨怎麼也燻不厭。怎麼一點不心疼瑪利亞·伊凡諾芙娜，她還需要休息呢，可是有他們在那兒，她既不能躺一躺，又不能坐一坐，而且挨夠了煙燻。」

「我很喜歡那個韃靼人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那是一個討厭的傢伙。」

「媽媽跟我一樣，她誰也不喜歡，」娜佳說，「就喜歡瑪利亞阿姨。」

「你們都是怪人，」弗拉基米羅芙娜說，「你們有你們在莫斯科的生活環境，這種環境你們帶到這兒來啦。在火車上，在俱樂部和戲院裡，找不到你們圈子裡的人——不是一個圈子，而是圈子套圈子，你們的朋友都是和你們在一個地方蓋有別墅的一些人，這是我在葉尼婭那兒就觀察到的……你們可以根據非常微小的特點判斷是不是自己圈子裡的人：‘哼，她真淺薄，連布洛克的詩都不懂；他真落後，連畢加索的畫都不喜歡……哼，她居然送給他玻璃花瓶，太不雅緻了……’不過維克托是民主派，他瞧不起一切陳腐的玩意兒。」

「瞎扯，」柳德米拉說，「這跟別墅有什麼相干！那些粗俗的小市民，有別墅還是沒別墅，跟他們沒什麼可交往的，討厭。」

弗拉基米羅芙娜發現，女兒越來越容易向她發火了。

柳德米拉對丈夫提意見，教導娜佳，批評她的過錯，也原諒她的過錯，溺愛她，又不承認溺愛她。柳德米拉覺得母親對她這些做法始終持保留態度。母親沒挑明自己的態度，但這種態度是存在的。有時維克托跟岳母交換一下眼色，他的眼睛裡便流露出好笑和會意的神情，就好像他事先就跟岳母談過柳德米拉性格的古怪了。他們談沒談過，都沒什麼意義，問題在於家庭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東西，這種東西本身的存在，改變了以往的家庭關係。

維克托有一天對柳德米拉說，如果他處在她的位子上，就讓母親當家做主，讓她覺得自己是主人，不是客人。

柳德米拉覺得丈夫的話不是真心實意的，她甚至以為，他是想特別顯示他對岳母的真心實意和與眾不同的態度，好讓柳德米拉很自然地想到她對婆婆的冷淡。

她有時因為丈夫愛孩子，特別因為他愛娜佳，產生嫉妒心。如果坦白對他說出這一點，那是好笑的，也是不好意思的。但現在不是嫉妒。怎麼能承認，哪怕對自己承認，母親無家可歸，來到她家裡棲身，惹她生氣，使她感到是負擔呢？而且這種氣憤是很奇怪的，這種氣憤和愛、和孝心一同存在，因為如有必要，她可以把最後一件衣服脫給母親，跟母親分食最後一塊麵包。

弗拉基米羅芙娜有時忽然感覺到，她很想無緣無故地哭上一場。有時她想死，想晚上不回家，在同事家的地板上過夜，有時忽然想收拾收拾，上斯大林格勒去，去找謝廖沙、薇拉和斯捷潘·費多羅維奇。

弗拉基米羅芙娜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贊成女婿的意見和做法，柳德米拉卻幾乎總是不贊成。娜佳發現這一點，就對爸爸說：

「媽媽欺負你，你找外婆說說去。」

這會兒弗拉基米羅芙娜就說：

「你們倆過得像貓頭鷹一樣陰沉慘淡。但維克托是個正常的人。」

「這都是空話，」柳德米拉皺著眉頭說，「等到了回莫斯科的日子，您和維克托就快活了。」

弗拉基米羅芙娜忽然說：

「你可知道，我的好女兒，等到能夠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就不跟你們走了，我要留在這兒，我到莫斯科你們家裡住著不舒服。你明白嗎？我要勸葉尼婭搬到這兒來，或者我上古比雪夫，住到她那兒去。」

這在母女關係中是非常難堪的時刻。積壓在母親心中的不痛快，在她拒絕去莫斯科的話中一下子全表露了出來。柳德米拉心中的不痛快，這一下子也清楚了。但是柳德米拉委屈起來，就好像她一點也沒有對不起母親的地方。

弗拉基米羅芙娜望著柳德米拉痛苦的表情，也覺得內疚。夜裡她想謝廖沙想得最多，有時想起他怎樣發火，怎樣爭吵，有時想象著他穿起軍裝的樣子，他的眼睛大概更大了，因為他可能消瘦了，兩個腮癟了下去。她對謝廖沙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因為他是她那個不幸的兒子留下的孩子。兒子也許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鍾愛的人……她有時對柳德米拉說：

「你別為托里亞那麼難過吧，你要知道，我為托里亞擔心也不次於你。」

在這番話裡面有虛假的，與她對女兒的愛不相稱的成分——她並不怎樣為托里亞擔心。就是這會兒，兩個人都坦率到極點，卻又害怕自己的直率，不承認自己的直率。

「《真誠可貴，互愛更重要》——這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又一部劇作。」娜佳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很不痛快，甚至帶著一種恐懼的心情看了看這個十年級中學生：她自己還沒有理解到的，這個中學生卻理解到了。

沒多久，維克托回來了。他用自己的鑰匙開了門，一下子就來到廚房。

「可喜的意外，」娜佳說，「還以為你要在索科洛夫家裡待到很晚呢。」

「啊，都在家裡，都在爐子跟前，我很高興，太妙啦，太妙啦。」他說著，把手伸向爐火。

「把鼻子揩一揩，」柳德米拉說，「有什麼妙的，我真不懂！」

娜佳撲哧一笑，學著媽媽的語調說：

「喂，把鼻子揩一揩，你沒聽見嗎？」

「娜佳，娜佳。」柳德米拉用警告的口氣說。她不跟任何人分享教訓丈夫的權利。維克托說：

「是的，是的。風太冷啦。」

他朝房間裡走去，從開著的門裡可以看到，他在書桌旁坐了下來。

「爸爸又在書的封面上寫字了。」娜佳說。

「這不是你管的事。」柳德米拉說。又向母親解釋起來：「他為什麼這樣高興？是因為我們都在家嗎？他的心理是：如果有誰不在家，他會擔心的。現在他還有問題要考慮，沒有擔心的事來分他的心了，所以他高興。」

「輕點兒，要不然咱們當真要妨礙他了。」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恰恰相反，」娜佳說，「要是大聲說話，他根本就不注意，要是輕聲細語，他就會走過來問：‘你們這是說什麼悄悄話兒？’」

「娜佳，你說你爸爸，就像一位導遊解說動物的習性。」柳德米拉說。

她們同時大笑起來，並且互相看了一眼。

「媽媽，您怎麼能這樣冤枉我？」柳德米拉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一聲不響地撫摩了幾下她的頭。

然後他們就在廚房裡吃飯。維克托覺得，這天晚上廚房裡的溫暖具有一種特別美妙的氣氛。

他的生活基調一如既往進行著。近來他一直想把實驗室中的一些彼此矛盾的試驗結果弄明白。他坐在飯桌旁，有一神奇怪而幸福的急切感，他的手指頭因為想去拿鉛筆而急得哆嗦起來。

「今天的蕎麥飯真好。」他用調羹敲著空碟子說。

「這是有所指吧？」柳德米拉問道。

他把碟子推到妻子跟前，問道：

「柳德米拉，想必你記得蒲勞脫的假說吧？」

柳德米拉摩名其妙地拿起調羹。

「那是關於元素起源的。」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噢，我記得，」柳德米拉說，「一切元素來源於氫氣。不過，這跟蕎麥飯有什麼關係？」

「蕎麥飯？」維克托反問道。「蒲勞脫的情形是這樣的：他說出相當準確的假說，是因為當時在測定原子量方面存在著很大的錯誤。如果當時能夠像杜馬和斯塔斯那樣準確地測定了原子量，他就不會假設許多元素的原子量是氫的若干倍了。他之所以說對了，是因為他的錯誤。」

「可是，這究竟跟蕎麥飯有什麼關係呀？」娜佳問道。

「蕎麥飯？」維克托驚異地問道。等他想起來，便說：「跟蕎麥飯沒什麼關係……要弄清蕎麥飯很難，要研究清楚，需要一百年。」

「這是你今天的報告的題目嗎？」弗拉基米羅芙娜問道。

「不是，是隨便說說，不是做什麼報告，沒什麼用意。」

他捕捉到妻子的目光，感覺出來：她是明白的，明白他又一心一意想他的論文了。

「怎麼樣？」維克托問道。「瑪利亞·伊凡諾芙娜來過嗎？也許對你講過巴爾扎克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吧？」

「去你的吧！」柳德米拉說。

夜裡，柳德米拉一直等著丈夫跟她談他的學術論文。但是他沒有談，她也什麼都沒有問。

十七

維克托覺得十九世紀中期物理學家的想法太天真，亥姆霍茲的觀點太天真，他把物理學的任務歸結為研究僅僅由於距離不同而產生的吸力和推力。

力場是物質的靈魂！能源波與物質微粒的聯絡與統一……光粒度……是光滴簇射還是閃電式波？

量子理論提出以新的定律（即機率定律）代替有關物理個體的一些定律；這是一些特殊統計學的定律，這種統計學拋棄個體概念，只承認總體。維克托覺得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家很像是一些染了鬍子、身穿硬領硬袖口服裝、聚集在臺球桌周圍的人。這些好深思的男子手拿尺子和懷錶，皺著濃濃的眉毛，在計算速度與加速度，測量活躍在綠絨世界空間中的有彈性的小球的質量。

但是，用金屬棒測量好的空間、用精密的懷錶測定的時間忽然開始變異、拉長和收縮。空間與時間的穩定，不是科學的可靠基礎，而是禁錮科學的牢獄。嚴厲審判的時刻來臨了，幾千年來的真理被宣判為迷誤。真理就像在蠶繭裡一樣，在由來已久的偏見、謬誤和失誤中沉睡了許多世紀。

世界已是非歐幾里得時代，世界的幾何特點已經是用質量及其速度來表示了。世界一旦被愛因斯坦從絕對時間與空間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科學就以空前的高速度發展起來。

兩股潮流：一股潮流是探索宇宙，另一股潮流是深入探索原子核的奧秘，這兩股潮流各自朝前賓士，而彼此又不失去聯絡，雖然一股潮流在秒差距世界中奔跑，另一股則以毫微米為計算單位。物理學家對原子核的研究越深入，越能明白星體發光的規律。在遙遠星系的光譜中觀察到紅移現象，才產生了宇宙在無垠的空間漸漸擴散的概念。但是，只要認定空間是有限的、透鏡狀的，而且被速度和質量所扭曲，就可以設想是銀河系之外的空間本身在擴張。

維克托毫不懷疑：世界上沒有人比科學家幸福……有時候，比如早晨上班的路上，在晚上散步時，或者今天夜裡這樣思考自己的論文的時候，他充滿了幸福、寧靜、欣喜的感覺。

使銀河系充滿微弱的星光的力量，是在氫變為氦的過程中釋放出來的……

戰前兩年，兩個年輕的德國人用中子分裂了重原子核，蘇聯物理學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用另外的辦法得到了相似的結果，忽然體會到十萬年前穴居的人類第一次生起火堆時的心情……

不用說，在二十世紀，物理學決定著主要方向……就像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已成為世界大戰各條戰線中的主攻方向。

但是，在維克托·施特魯姆身後，緊緊跟隨著他的是懷疑、煎熬和不信。

十八

維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裡，雖然我在戰線這邊，在圍了鐵蒺藜的猶太人隔離區裡。你的回信我是永遠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後一些日子的情形，帶著這種希望我會更輕鬆地離開人世。

維佳呀，真正瞭解人是很難的……七月七日，德國人進了城。在市公園裡，無線電在廣播最新的訊息，我給病人看完病以後從門診部出來，站下來聽一聽，女播音員在用烏克蘭語播送一篇評論戰事的文章。我聽到遠處的槍聲，接著就有一些人從公園裡跑過去，我便朝家裡走去，感到驚訝不解，為什麼我沒有聽到空襲警報笛聲。我忽然看到一輛坦克，並且有人喊：‘德國佬打進來啦！’

我說：「別製造慌亂！」前一天我還去找過市蘇維埃秘書，問他什麼時候撤離，他生氣地說：「這事兒還早得很，我們連名冊還沒造呢。」總而言之，是德國人來了。整個夜裡，鄰居們互相串來串去，最安靜的是我和小孩子們。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樣，我就怎樣。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多麼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額頭和眼睛，可是後來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這是幸運。天快亮的時候，我睡著了。等我醒來，感到非常苦惱。我在自己的屋裡，在自己的被窩裡，可是感到自己猶如身在異國，孤孤單單，舉目無親。在蘇維埃政權年代裡我忘記了自己是猶太人，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來。德國人站在汽車上到處大喊大叫：「打倒猶太佬！」

接著，有些鄰居也叫我想起這一點。門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對一位女鄰居說：「謝天謝地，這一下猶太佬完啦。」這是怎麼回事兒呀？她的兒子娶的還是猶太女人，這個老奶奶常常去看兒子，還對我誇過她的孫子呢。

還有一個女鄰居，是個寡婦，有一個六歲的女兒阿列娜，一雙很美的藍眼睛，過去我在給你的信裡提到過的；她來到我這裡，對我說：‘安娜·謝苗諾芙娜，請您把東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裡來。’‘好，我搬到你屋裡去。’‘不，您搬到廚房後面那個小貯藏室裡去。’

我沒有同意。那個小貯藏室既沒有窗戶，又沒有爐子。

我上門診所去了。等我回來，一看：我的房門被砸開了，東西被扔到小貯藏室裡。女鄰居對我說：「我把沙發床留在我這兒了，反正您的新房間放不下。」

很奇怪，她還是職業學校畢業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會計，是一個很好、很老實的人。她說：「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氣好像是在說：這對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個晚上都坐在我這兒，我給她講故事。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覺，是媽媽把她抱走的。後來，我們的診所又開了，我和另一位猶太醫生被解職了。我要求付給我本月的工資，可是新的所長對我說：「您在蘇維埃政權下乾的，讓斯大林付給您工資吧，您可以寫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護士瑪露霞摟住我，小聲哭起來：「天啊，您怎麼辦呀，你們怎麼辦呀。」特卡喬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災樂禍，還是憐憫一個要死的渾身癩皮的老貓，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沒想到我會有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驚。不光是沒有知識、沒有文化、得罪過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歲的老教師，過去常常問起你，要我轉達他的問候，說你是「我們的光榮」。可是在這些可恨的日子裡，他一見到我就轉過臉去，連招呼也不打了。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在警備司令部召開的大會上說：「空氣清潔了，沒有大蒜氣味了。」他幹嗎要這樣，這些話有損他的聲譽。在那次大會上，有多少人在誹謗猶太人啊……不過，維佳，你自然會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參加那次大會。很多人沒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從沙皇時代起，反猶太主義是跟「米哈伊爾天使長同盟」的克瓦斯愛國主義聯絡著的。在這兒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猶太人趕出俄羅斯的人，在德國人面前低聲下氣，奴顏婢膝，隨時準備以三十個德國銀幣的代價把俄羅斯賣掉。郊區有些壞人來搶房子，搶衣服被褥；當年霍亂暴動時有些人殺死醫生，大概就是這樣的。有一些沒骨氣的人，對一切壞事都唯唯稱是，生怕有人懷疑他們反對當局。

朋友們不斷跑來報告訊息，他們的眼睛像瘋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說胡話的狀態中。出現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語：「轉藏東西。」似乎藏在鄰居家要保險些。我覺得轉藏東西就像做遊戲。

很快就貼出勒令猶太人搬遷的通告。只准許帶十五公斤的東西。牆上到處張貼著黃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時以前，所有居民必須遷往老城區。」不搬遷者，格殺勿論。

於是，維佳，我也準備搬遷了。我帶了一個枕頭、幾件衣服、你送給我的一個碗、一把調羹、一把小刀、兩個碟子。一個人不也夠了嗎？我又帶了幾樣醫療器械。帶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媽媽和達維德舅舅的照片，還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張照片，帶了普希金選集、都德的《磨坊書簡》、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還帶了一本契訶夫的小說集，裡面有《沒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這兩篇，這樣，我的籃子就裝滿了。在這屋頂下，我給你寫過多少信，夜晚在這裡哭過多少回呀，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說我的孤單了。

我向房子告別，向小園告別，在樹下坐了幾分鐘，又向鄰居告別。有些人實在奇怪。兩個女鄰居就當著我的面爭論起誰要我的椅子，誰要我的書桌，等我跟她們告別，兩個人都哭了起來。我懇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戰後你來打聽我的情況，請他們對你說詳細一點兒，他們也答應了。最使我感動的是看家狗託比克，最後一個晚上它跟我特別親熱。

以後你要是來了，好好喂喂它，感謝它對我這樣一個老婆子的親熱情誼。

等我收拾好了，就想：我怎麼能把網籃提到老城呢？這時候，我的病人舒金來了。他平時愁眉苦臉，我之前覺得他是一個硬心腸的人。他幫我提東西，給了我三百盧布，並說每星期要給我送一次麵包。他在印刷廠工作，因為眼病沒有讓他上前線。戰前他在我那裡看過病。以前如果有人要我說說哪些人心腸好，富有同情心，我會說出幾十個名字，可是說不到他。你要知道，維佳，他來過以後，我才又感到自己是一個人，就是說，拿我當人待的不光是看院子的狗呢。

他對我說，市印刷廠里正在印通令：禁止猶太人在人行道上走；猶太人必須在胸前佩戴六角星黃色標記；猶太人不得乘車乘船，不能到澡堂洗澡，不能上醫院、電影院，不準買黃油、雞蛋、牛奶、水果、白麵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場上買東西只准許在傍晚六點以後，即在農民漸漸離開市場的時候。老城區圍上鐵蒺藜，不準外出，只能在監押下進行強制性勞動。如發現猶太人藏在俄羅斯人家裡，罪同窩藏游擊隊，對窩藏者處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農村的一位老漢，他從附近一個丘得諾夫鎮上來。他親眼看見，當地所有的猶太人都帶著包袱和提包被趕進了樹林，槍聲和悽慘的叫喊聲在樹林裡響了一整天。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回來。住在舒金丈人家裡的德國人夜裡很晚才回來，都喝得醉醺醺的，接著又喝到天亮。又喝又唱，還當著老頭子的面分那些胸針、戒指、手鐲。我不知道，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還是也在等待著我們的厄運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紀猶太隔離區的一路上，多麼傷心啊。我在城市裡走著，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們先是走在空蕩蕩的蠟燭街上。但是等我們來到尼科爾街上，就看到幾百個人前往那被詛咒的隔離區。因為許許多多白包袱、白枕頭，一條街都變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攙著。馬爾古里斯大夫癱瘓的老父親由兩個人抬著。一個年輕人抱著老母親，妻子和幾個孩子揹著包袱跟在後面。食品雜貨店經理戈爾頓是個胖子，走得氣喘吁吁，穿著皮領大衣，臉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個年輕人使我吃驚：他沒有帶東西，頭抬得高高的，面前拿著開啟的一本書，臉上是一副傲視一切和鎮定的神氣。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嚇瘋了的人啊。

我們在馬路上走著，許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陣子我跟馬爾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聽到一些婦女同情的嘆息聲。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爾頓，雖然他的樣子很可怕，並不可笑。我看到許多熟悉的臉。有些人輕輕向我點頭，跟我告別，有些人轉過臉去。我覺得，在人群中沒有完全平靜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災樂禍的，但是有幾次我也看到哭紅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兩種人。一種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猶太男人和裹了毛頭巾的女人。另一種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裝的人。女人穿著淡顏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著繡花的烏克蘭襯衫。我覺得，似乎太陽也不再為走在馬路上的猶太人發光了，似乎他們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裡。

在隔離區入口處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別，他給我指了指鐵絲網邊一塊地方，說以後給我送東西就在那兒會面。

你可知道，維佳，我進了鐵絲網，是什麼樣的感覺？原以為，我會十分害怕的。其實不然，在這種牲口圈裡我心裡倒是輕快些。決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奴性。不是。決不是。周圍都是跟我相同命運的人，在隔離區裡我不需要像馬一樣在馬路上走，沒有惡意的目光，熟識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這牲口圈裡，大家都帶著法西斯強加給我們的標記，因此在這裡這種標記並不多麼刺我的心。在這兒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難的人。因此我輕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內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土坯房裡。施佩林有兩個成年的女兒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兒子。我有時看著這孩子痩瘦的小臉和憂傷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兩次我喊他維佳，他給我糾正：「我是尤拉，不是維佳。」

人的性格多麼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歲的年紀依然充滿了精力。他弄到褥墊、煤油、一大車劈柴。夜裡又弄來一袋麵粉、半袋豆角。他不論弄到什麼，都十分高興，就像一個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掛起壁毯。他一再地說：「沒什麼，沒什麼，咱們能捱過去。要緊的是準備些吃的和燒的。」

他對我說，應當在隔離區辦學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語，每節課報酬一碟子菜湯。我答應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鮑莉索芙娜常常嘆氣：「全完啦，咱們完啦。」可是一面這樣，一面監視著大女兒柳芭，防備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塊麵包送給別人。柳芭是一個善良而可愛的姑娘。媽媽喜歡的小女兒阿莉婭卻壞到了頂點：又厲害，又多疑，又小氣；常常罵父親，罵姐姐。戰爭前夕她從莫斯科到這兒來探親，就待在這兒沒有走。

我的天，這周圍多麼窮啊！要是有人說猶太人有錢，說猶太人總是攢著錢準備過災難的日子，那就請他上我們舊城區來看看吧！災難的日子來了，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災難了。要知道，在老城裡不光是帶著十五公斤東西搬來的人，這兒還有長久的住戶，有老匠人，有工人，有護士。他們住得多擁擠呀！吃得多麼壞呀！更叫人難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爛爛的土坯房！

維堅卡，我在這兒看到很多壞人——這些人又貪婪，又狡猾，甚至時時刻刻準備出賣一切投靠敵人。這兒有一個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從波蘭一個小城來到我們這裡的。他戴著袖章，常常跟德國人一起進行搜查，參加審訊，和烏克蘭警察一起喝酒，他們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錢，要東西。我見過他兩次。這人高高的個兒，非常漂亮，穿著講究的奶油色西裝，就連縫在胸前的黃色六角星，也顯得像黃黃的菊花。

不過，我還想對你說說別的事。我以往從來沒感到自己是猶太人，我從小就生活在俄羅斯朋友的圈子裡，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的全俄代表大會上，我同觀劇的代表一起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萬尼亞舅舅》流下眼淚。當年，維堅卡，當我還是一個十四歲女孩子的時候，我們家要動身遷往南美洲。我對爸爸說：「我決不離開俄羅斯，要不然我就投河。」所以我就沒有走。

在這災難的日子裡，我心中充滿了對猶太民族的母愛。以前我從不曾有過這種愛。好孩子，我覺得這種愛就像我對你的愛。我常常上病人家裡去，小小的屋子裡往往擠著幾十個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婦。我習慣在人的眼睛裡尋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內障症候。現在我不能那樣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裡我看到的只是心靈的反映。維堅卡呀，都是美好的心靈！這是悲哀而善良，苦難而樂觀，屈從於強權壓制而又超越了強權的心靈。維佳，這是多麼剛強的心靈！

你要知道，有些老頭子、老奶奶多麼關心地向我問到你呀。有些人多麼熱心地安慰我，雖然我從來沒有對他們訴過苦，雖然他們的境遇比我更慘。

有時我覺得，不是我去給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這個醫生在醫治我的心靈。為了酬謝我的治療，他們送給我一塊麵包、幾個蔥頭或者一把豆角，這是多麼令人感動。

維堅卡，你要知道，這決不是出診費！有一次，一個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裡塞幾個土豆，一面說：‘唉，唉，大夫，請您原諒。’我的眼裡湧出了淚水。這裡面有一種純潔、善良、可親的東西，我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

我不想安慰你，說我現在過得很好；我的心並沒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會感到吃驚。但是你不要太難受，不要以為我捱餓，這段時間我還從來沒有捱過餓。還有，我也不感覺自己是孤獨的。

這兒的人究竟怎樣呢？好也好得使我吃驚，壞也壞得使我吃驚。人與人大不相同，雖然都經歷著同樣的命運。電閃雷鳴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想方設法儘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一樣。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對猶太人的迫害是暫時的，是戰爭時期的事。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少的。我看到，一些人越是樂觀，器量越小，越是自私。如果在吃飯時候有人來了，阿莉婭和她媽媽都要趕緊把吃的東西藏起來。

施佩林對我態度很好，尤其因為我吃得很少，我帶回來的東西總是吃不了。但是我決定離開他們，跟他們在一起很不舒服。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一個人越是悲傷，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腸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窮人、白鐵匠、裁縫們，比起那些千方百計積攢吃食兒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聰明得多。那些年紀輕輕的女教員、古怪的老教師和象棋高手施皮爾貝格、文靜本分的圖書館女管理員、比小孩子還無用然而一直幻想製造土手榴彈把隔離區武裝起來的工程師萊維奇，他們都是些多麼古怪、多麼不實際、多麼可愛、多麼悲傷、多麼善良的人啊。

在這兒我看出來，希望幾乎永遠跟理智沒有什麼聯絡，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覺得，希望出自本能。

維佳，人總是滿懷希望地活著，就好像今後還要活很多很多年。無法知道這是愚蠢還是聰明，不過情形就是這樣。我也服從這一規律。這裡也有兩個婦女從鎮上來，也對我說了我的朋友舒金對我說的事。附近的德國人見到猶太人就殺，也不憐惜老弱婦孺。德國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車來，抓幾十名男子去挖土溝，過兩三天，德國人把猶太人趕到土溝邊，開槍屠殺，一個不留。城市周圍的村鎮到處出現這種掩埋猶太人的丘墳。

隔壁住著一個從波蘭來的姑娘。她說，在波蘭經常殺人，猶太人被殺得一個不留，只是在華沙、羅茲和拉多姆的幾個隔離區裡還有一些猶太人。我把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們集中在這裡，不是為了像保護比亞沃維扎密林區的歐洲野牛一樣把我們保護起來，而是為了便於宰殺。根據計劃，再過一兩個星期就輪到我們了。可是，你要知道，我雖然知道是這樣，還是繼續為病人看眼睛，並且說：「如果按時用藥水洗眼睛，過兩三個星期就會好的。」我還在觀察著一個老頭子的眼睛，過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為他摘除白內障了。

我還在教尤拉法語，為他的發音不準傷腦筋。

在這裡，德國兵常常撞進來搶東西，哨兵為了尋開心，常常在鐵絲網外面開槍向孩子們射擊，越來越多的人斷言，我們的厄運隨時會來到。

誰知，至今人們還活著。甚至不久前我們這兒還舉行過婚禮。聽到幾十種傳聞。有時，來一位鄰居，高興得喘著粗氣說，我軍轉入反攻啦，德國佬跑啦。有時會飛來訊息，說蘇聯政府和丘吉爾向希特勒提出了最後通牒，希特勒下令不要殺猶太人。有時又有訊息說，要用猶太人交換德國戰俘。

實在說，哪兒也沒有像隔離區裡這樣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解救猶太人。多麼富有想象力的期望呀！

這些期望的來源都是一個，即求生的本能，這種本能不顧一切地否認那些一定要我們死絕的可怕的兆頭。就像我，望著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難道我們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嗎？理髮匠、鞋匠、裁縫、醫生、修爐匠，都在幹活兒嘛。甚至還開設了小小的產科醫院，說確切一點兒，是接生小屋。人們還在洗衣服，曬衣服，做飯，孩子們從九月六日起又上學了，做媽媽的又向老師打聽孩子的分數了。

施皮爾貝格老頭兒把幾本書送去裝訂。施佩林家的阿莉婭每天早晨做早操，臨睡前都要卷頭髮，跟爸爸爭吵，向爸爸要兩塊夏裝衣料。

我從早到晚都很忙，又看病，又教課，縫補衣服，洗衣服，準備過冬，往夾大衣裡填棉花絮。我聽著一件件猶太人遭殃的事：我熟識的一位法律顧問的妻子，因為給孩子買了一個鴨蛋，被打得失去知覺；藥劑師西羅達的小孩子想從鐵絲網下面鑽出去，撿滾出去的皮球，哨兵開槍打穿了他的肩膀。然後是一個又一個的傳聞。

終於傳聞不再是傳聞了。今天德國人趕著八十名年輕男子去幹活兒，據說是挖土豆。於是有些人非常高興，以為可以帶幾個土豆給家裡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麼樣的土豆。維佳，隔離區的夜晚是很特別的時間。孩子，你該記得，我常常教你對我說實話，兒子總是應該對媽媽說實話的。但是，媽媽也應該對兒子說實話。維佳，別以為你媽媽是剛強的人。我是軟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時候怕打雷，怕黑。老來我怕生病，怕孤獨，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為你的負擔，是你讓我有這種感覺。我怕打仗。維佳，現在每天夜裡我都很害怕，怕得心裡直髮冷。死神在等待著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過去你是孩子的時候，常常跑到我跟前要我保護。現在，在我脆弱無力的時刻，多麼想把頭藏到你的膝蓋上，讓你這個又聰明又有力的兒子掩護我，保護我。維佳，我不是意志剛強的人，我很軟弱。常常想到自殺。但我不知道，是軟弱，是剛強，還是渺茫的期望，使我沒有死。

不過，不說了。我一睡著了就做夢。常常夢見去世的媽媽，跟媽媽說話。昨夜我夢見薩沙·沙波什尼科夫，夢見當年跟他一起住在巴黎的情景。但是我一次也沒有夢見你，雖然我時時想著你，特別是在恐怖不安的時候。這會兒我醒來，忽然看到這頂棚，想起德國人在我們的國土上，我變成了麻風病人，就覺得我並沒有醒，而是睡著了，在做夢。

可是過了幾分鐘，就聽見阿莉婭和柳芭爭論該誰去挑水，聽見有人在說，昨天夜裡德國人在附近一條街上把一個老漢的頭打穿了。

一個熟識的師範學校女學生來找我，要我去給人看病。原來，她掩護著一位肩膀受傷、又燒傷了一隻眼睛的中尉。這個可愛的、痛苦不堪的小夥子說的是口音很重的伏爾加土話。昨天夜裡他鑽進鐵絲網，在隔離區裡找到了藏身之地。他的眼睛傷得不重，經過我治療，就不會化膿了。他講打仗，講我們的軍隊撤退，使我難過起來。他想休息幾天之後，就穿過前線到那邊去。有好幾個小夥子要跟他一塊兒去，其中一個就是我的學生尤拉。啊，維克托，我要是能跟他們一塊兒走該多好呀！我能為這個小夥子出一點力，實在高興，覺得就好像我自己也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

一些人給他送來土豆、麵包、豆角，有一個老奶奶還給他打了一雙毛線襪。

今天一整天都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中。昨天晚上阿莉婭通過她的俄羅斯女友弄到一個在醫院死去的俄羅斯年輕姑娘的身份證。到夜裡阿莉婭就要走了。今天，一個熟識的農民從鐵絲網外面路過，我們聽他說，被派去挖土豆的猶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離城四俄裡的地方，靠近飛機場，就在去羅曼諾夫鎮的路上。維克托，你記住這個地方，將來你可以在那兒找到合葬的墳墓，媽媽就在那裡面。

就連施佩林也全明白了。他一整天臉色煞白煞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著，慌亂地問我：「有技術的人是不是有希望活下來？」確實有人說，在有些鎮上，一些好的裁縫、鞋匠、醫生沒有被殺害。

到晚上施佩林還是找來一個砌爐子的老頭子，在牆上打了一個隱蔽的洞，收藏糧食和鹽。晚上我和尤拉一起讀《磨坊書簡》。你該記得，咱們一起讀我最喜歡的那篇《老人們》，那時候咱們互相看看，大笑起來，兩個人都笑出了眼淚。然後我給尤拉指定後天要上的功課。需要這樣。但是，我看著他那悲慼的臉，看著他抄寫語法章節的手指頭，我的心情多麼沉重啊。

這樣的孩子有多少呀。聰明的眼睛，黑黑的鬈髮，在他們當中，應該有未來的學者、物理學家、醫學教授、音樂家，也許還有詩人。

我看著他們每天早晨去上學，那種嚴肅的樣子，完全不像孩子，瞪得大大的眼睛裡流露著悲哀的神氣。有時候他們也玩起來，打打架，哈哈大笑一陣子，然而並不因此就感到快活些，倒是更覺得可怕。

大家都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但是這些孩子又怎樣呢？他們再也不能成為音樂家、鞋匠和裁縫了。昨天夜裡，我心裡非常明晰，可以想象得到，這個由長髯飄飄、心事重重的老大爺和嘮嘮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餅的老大娘構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習俗、民諺俚語、節日歡笑，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戰爭過後生活又會沸騰起來，可是我們不會再出現了，我們消失了，就像當年的阿茲特克人一樣。

向我們報告挖墳訊息的那個農民還告訴我們，昨天夜裡他老婆哭著說：「他們又做裁縫又掌鞋，又制皮子又修鐘錶，又開藥鋪賣藥……把他們全殺了，以後怎麼辦呀。」

我還清楚地想象到，將來有人從廢墟旁路過，可能會說：「你該記得，這兒住過猶太人，住過修爐匠鮑魯赫；禮拜六晚上他的老婆子常常坐在長凳子上，孩子們就在她的身邊玩兒。」另一個人會說：「在那棵老梨樹下面常常有一位女醫生，我忘記她姓什麼了，她給我治過眼睛，她幹完活兒以後，總是搬一張藤椅，坐在那兒看書。」會是這樣的，維佳。

就好像一陣可怕的氣息從臉上吹過，大家都感到死期近了。

維堅卡，我想告訴你……不，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維堅卡，我這封信就要寫完了，就要拿到鐵絲網跟前，交給我的朋友。要給這封信收尾可是不容易的，因為這是我和你最後一次談話，等我送出這封信以後，就要準備永遠離開你，你再也無法知道我死前的情形了。這是我最後的告別。在永遠分離之前，在告別的時候，我該對你說點什麼呢？在這些日子裡，正如在一生中一樣，你是我的慰藉。每天夜裡我都想起你，想起你小時候的衣服、你最初讀的一些小書，想起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學的第一天，我一個勁兒地在回想，從你生下來的日子到最後一次收到你的資訊，六月三十日的那封電報。我一合上眼睛，就覺得似乎你在保護著我，攔擋著即將來臨的災難。等我一想起周圍發生的情況，又覺得慶幸，因為你不在我身邊，免於劫難。

維佳，我總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難過得哭起來。可是這一點誰也不知道。一想到我還能對你說說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說說，為什麼我和你爸爸離婚，為什麼很多年來我一個人生活。我還常常想，等維佳知道了他的媽媽犯過錯誤，做過不理智的事，曾經爭風吃醋，曾經跟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會感到吃驚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說一說，就要孤單單地了結此生了，這是我的命運。有時我覺得，我不應該離你這樣遠，我太愛你了，我以為，我這樣愛你，就應該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時我又覺得，我不應該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愛你了。

好啦，最後……祝你永遠幸福，跟你所愛的人、你周圍的人、比媽媽更親近的人在一起，永遠幸福！永別了！街上傳來婦女們的哭聲、警察的喝罵聲，可是我看著這一頁頁的書信，就覺得我被保護了，這苦難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麼能結束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結束？哪兒有人類語言，能夠表達我對你的愛？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額頭、頭髮。你要記住，在幸福的日子裡，在痛苦的時候，都有母愛伴隨著你，任何人不能把母愛殺死。我的好維佳……這就是媽媽給你最後一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活下去，活下去，永遠活下去……

十九

戰爭爆發前維克托從來沒有想到他和母親都是猶太人。不論在小時候還是上大學時期，母親都沒有跟他說起這一點。他在莫斯科大學的那幾年裡，沒有一位同學、一位教授、一位班級領導跟他提過這種事兒。

戰前不論在研究所還是在科學院裡，從來沒聽到有人談這種事兒。他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跟娜佳談談這種事兒——對她說一說，她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是猶太人。

愛因斯坦和普朗克時代竟成了希特勒時代。秘密警察和科學昌盛同時出現。十九世紀，質樸物理學的世紀，與二十世紀相比，多麼人道！二十世紀殺死了它的母親。法西斯主義的原理和現代物理學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處。

法西斯主義根本沒有個性的概念，沒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規模的總體。現代物理學談的是物理個體的這種或那種總和中出現一些現象的最大與最小可能性。難道法西斯在其可怖的秘密機構中奉行的不也是量子政治和政治機率論嗎？

法西斯主張消滅居民中一些階層，消滅一些民族和種族，其根據是在這些階層和民族中，人們進行公然和隱蔽的反抗的機率大於其他階層和民族。只講機率和整體。

不過，當然不能這樣！毫無疑問，法西斯之所以一定會滅亡，正因為它將原子和砂石的規律應用於人類。

法西斯和人類不能共存。法西斯要是勝利了，人類將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實質已經改變的人形皮囊的動物。等到富於理性和良知的人類勝利了，法西斯就會滅亡，被壓迫者又會重新成為人。

這不等於承認契貝任關於發麵桶的說法嗎？今年夏天他還和契貝任爭論，反對這種說法。他覺得，那一次同契貝任談話已經過了很長很長時間，從那個莫斯科的夏日黃昏到今天，似乎已經有幾十年過去了。

似乎那不是維克托·施特魯姆，而是另一個人走在當時的喇叭廣場上，激動地傾聽，信心十足地熱烈地爭論。

母親……瑪露霞……托里亞……

有時候，他覺得科學是欺騙，使他看不見現實生活的瘋狂與殘酷。

也許，科學成為可怕的時代的同伴，成為其盟友，不是偶然的。他感到多麼孤獨啊。沒有人跟他談談自己這些想法。契貝任離得很遠。波斯托耶夫會感到這一切很奇怪，沒意思。

索科洛夫傾向於神秘主義，對於暴虐者的殘酷與凌辱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宗教式的順從情緒。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是兩位卓越的科學家，一位是實驗物理學家馬爾科夫，一位是又放蕩又聰明的薩沃斯季揚諾夫。但是如果維克托跟他們談這些事，他們會認為他是瘋子。

他從抽屜裡拿出母親的信，又讀起來。

「維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裡，雖然我在戰線這邊，在圍了鐵蒺藜的猶太人隔離區裡……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結束呀？……」

彷彿一把冰冷的尖刀戳進他的咽喉……

二十

柳德米拉從信箱裡抽出一封軍郵信。

她大步走進房間，把信封對著亮光，從老大的信封上撕去一條邊兒。

有一剎那她覺得，從信封裡抖摟出來的將是托里亞的相片：小小的，脖子還擎不住頭，光著屁股躺著，兩條小腿像狗熊一樣盤著，撅著小嘴。

不知怎的，她似乎不是在看信，而是在專心吸取那一行行文字，那是文化不高的寫信人特有的工整字型。吸著吸著，她明白了：他活著，活著！

她弄清楚了，托里亞的胸部和腰側受了重傷，流了很多血，身體十分虛弱，自己不能寫信，四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發燒……可是，幸福的淚水遮住了她的眼睛，一會兒之前她還是多麼絕望啊！

她走到樓梯上，看過了信的前面幾行，便放心地朝柴棚子裡走去。她在寒冷而幽暗的柴棚裡看完了信的中間和結尾部分，這才想到，這信是臨死前跟她告別。

柳德米拉把劈柴往麻袋裡塞。雖然她過去常常就診的莫斯科加加林衚衕門診所的醫生囑咐她不能舉三公斤以上的東西，而且只能做緩慢而從容的動作，這一次她卻像個農婦一樣，哼哧一聲，把滿滿一麻袋溼劈柴扛到肩上，一口氣上了二樓。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桌上的碗盞叮叮噹噹亂晃起來。

柳德米拉穿起大衣，裹上頭巾，來到街上。

行人從她身邊走過，又回過頭來看她。

她穿過大街，一輛電車發出尖利的鈴聲，電車司機朝她揚了揚拳頭。

如果向右一拐，就可以順著一條衚衕到母親工作的工廠去。

如果托里亞死了，他的父親也不會知道，到哪一個集中營裡找他去呀，也許，他早就死了……柳德米拉朝維克托的研究所走去。走到索科洛夫家門前，順步走進院子，敲了敲窗子，窗簾依然沒有拉開——瑪利亞不在家。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剛剛回自己房間了。」有一個人對她說。她也道了謝。雖然她沒弄明白是誰跟她說話，是熟識的人還是不熟識的人，是男人還是女人。於是她順著試驗大廳朝前走去，大廳裡像往常一樣，似乎很少有人在幹事情。總覺得這兒的男人或者在聊天，或者抽著煙在看書，女人總是忙活著：用燒瓶煮茶，用溶劑洗指甲，或者織毛衣。

她看到一些小東西，幾十樣小東西，還看到試驗員捲菸用的紙。

來到維克托的工作室裡，幾個人大聲跟她打招呼，索科洛夫快步朝她走來，幾乎是跑到她跟前，搖晃著一個老大的白信封，說：

「咱們有希望啦，這是回遷的計劃和安排，要咱們帶著所有的東西、儀器裝置和家小回莫斯科去。不壞吧？雖然日期還沒有定下來。不過總是有這回事兒！」

她覺得他那喜洋洋的臉和眼睛是可憎的。難道瑪利亞會這樣歡歡喜喜跑到她跟前嗎？不會，不會。瑪利亞一下子就會明白的，看到她的臉就完全能看出來。

要是知道她在這裡會看到這麼多喜洋洋的臉，她肯定不會來找維克托的。維克托也是高興的，到晚上他會把高興帶回家裡去，娜佳會感到幸福的，他們就要離開可憎的喀山了。

這種歡喜是青春的鮮血換來的。所有的人，不論多少人，能抵得上這青春的鮮血嗎？

她帶著責難的神情抬眼望著丈夫。

他那一雙會意的、充滿不安神氣的眼睛也望著她的一雙陰沉的眼睛。

等到剩下他們兩個人，他告訴她，剛才她一進來，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看完了信，一遍又一遍地說：

「沒法子呀，天啊，沒法子。」

維克托穿起大衣，他們便朝門口走去。

「我今天不來了。」他對索科洛夫說。索科洛夫正跟新派來的人事處長杜賓科夫站在一起。杜賓科夫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腦袋，肥大而講究的上衣裹在寬闊的肩膀上依然顯得緊巴巴的。

維克托把柳德米拉的手放開一小會兒，小聲對杜賓科夫說：

「我們想著手編遷回莫斯科的表單，但今天不行了，以後我再告訴您。」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用操心，」杜賓科夫低聲說，「目前還不必著急。這是將來的計劃，一切草擬工作由我來幹。」

索科洛夫招了招手，點了點頭，維克托便知道索科洛夫已經猜到他又遇到難過的事兒了。

冷風在大街上飛馳著，捲起一股股灰塵，忽而像繩子一樣滴溜溜繞圈兒，忽而一下子撒開去，就好像扔掉不能吃的發黑的糧食。冷風颼颼，樹枝像敲骨頭一樣嘎嘎直響，電車軌泛著寒冷的青光，一派凜冽肅殺景象。

柳德米拉轉過臉來。凍僵的、消瘦的臉因為痛苦顯得年輕了。她朝著丈夫，用祈求的目光望著他。

他們過去養過一隻貓，初次生崽就難產死了。這貓在瀕死之時，慢慢爬到維克托跟前，嗚咽著，瞪大發亮的眼睛望著他。可是，在這無邊無涯、空蕩蕩的天空下，在這無情的、灰塵滾滾的大地上，又能向誰懇求、向誰祈禱呢？

「這是我工作過的軍醫院。」她隨口說。

「柳德米拉，」他忽然說，「你上軍醫院去一下，可以弄清楚這封軍郵信是從哪兒來的。以前怎麼沒有想到呀!」

他看著柳德米拉上了臺階，跟值班人員交談起來。

維克托走到角落裡，後來又回到軍醫院門口。行人匆匆走過，大都帶著網兜和玻璃罐，玻璃罐裡盛著灰色的菜湯，菜湯裡遊蕩著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

「維克托。」妻子喊他。

他從她的聲音聽出來，她已經鎮定下來了。

「是這樣的，」她說，「這是從薩拉托夫來的。不久前一位副主任醫生上那兒去過。他把那兒的街道和門牌號寫給我了。」

馬上出現了許多事情和問題：什麼時候輪船開到，怎樣能買到船票，要帶一些吃的用的，要借錢，要弄一封證明信。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的時候既沒帶用的，也沒帶吃的，甚至沒帶什麼錢，也沒有票，是趁上船時又擠又亂，擠上去的。

她帶走的只是在黑暗的秋日黃昏同母親、丈夫、娜佳分別時的印象。黑黑的波浪在舷邊喧響，下游來的風吹打著，呼嘯著，掀起一陣陣水珠和飛沫。

二十一

烏克蘭敵佔區一個州的州黨委書記傑敏季·特里福諾維奇·格特馬諾夫被任命為坦克軍的政委，這個坦克軍是在烏拉爾組建的。格特馬諾夫在赴任之前，乘飛機飛往烏法，他的家小疏散在那裡。同志們和烏法的工作人員都十分關懷他的家小：生活和居住條件都不壞。格特馬諾夫的妻子加林娜·捷連季耶芙娜在戰前因為新陳代謝不好，特別肥胖，在疏散期間還是沒有瘦下來，甚至又多少胖了一些。兩個女兒和一個還沒有上學的兒子顯得非常健康。

格特馬諾夫在烏法過了五天。臨走前親友們來送別：有他的小舅子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烏克蘭人民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有他的老同志、基輔人馬舒克，保安機關幹部；有他的連襟薩蓋塔克，烏克蘭中央宣傳部的負責幹部。

薩蓋塔克來時已經十點多鐘，這時候孩子們已經睡了，大家說話的聲音很小。格特馬諾夫說：

「同志們，咱們要不要喝點兒莫斯科酒？」

格特馬諾夫身上的部件都是很大的：斑白蓬鬆的大腦袋，額頭十分寬闊，鼻子又肥又厚，手大，指頭粗，肩膀寬厚，脖子粗壯。但是他作為各個粗大部件的組合體，個頭兒卻不大。而且奇怪的是，在他那張大臉上，特別吸引人和令人難忘的是那一雙小小的眼睛：窄窄的，勉勉強強從肥厚的眼皮底下露出來。眼睛的顏色不很分明，很難斷定主要是灰色還是藍色。但是那眼睛極其敏銳、靈活，有很強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連季耶芙娜輕快地站起她那沉重的身子，從房間裡走了出來，於是男子們靜了下來；不論在農舍裡還是在城裡的聚會，即將上酒的時候常常是這樣的。一會兒加林娜就端著托盤回來了。她那一雙肥胖的手居然能在短短的幾分鐘裡開啟那麼多的罐頭，弄來那麼多餐具，使人感到奇怪。

馬舒克打量了一下掛著烏克蘭花布壁毯的牆壁，看了看寬大的沙發床、一瓶瓶好酒和罐頭，說：

「加林娜·捷連季耶芙娜，我還記得你們家這張沙發床，你們能把這床運出來，真有兩下子，可見你們有一定的組織才能。」

「你別忘了，」格特馬諾夫說，「疏散的時候，我不在家。全是她一個人！」

「諸位，總不能把這沙發床留給德國人，」加林娜·捷連季耶芙娜說，「傑敏季已經完全習慣了這張沙發，從州委會一回到家，就在這上面看材料。」

「哪兒是看材料？是睡覺！」薩蓋塔克說。她又到廚房裡去了，馬舒克故弄玄虛地小聲對格特馬諾夫說：

「噢嘿，我可以想象，咱們的傑敏季·特里福諾維奇將認識一位女醫生，一位軍醫。」

「是的，會把你照顧得好好的。」薩蓋塔克說。

格特馬諾夫把手一擺，說：

「算啦，你們怎麼搞的，我是個病人。」

「當然不是，」馬舒克說，「是誰在基斯洛沃斯克夜裡三點鐘才回房？」

幾位客人哈哈大笑起來，格特馬諾夫隨便然而使勁地盯了內弟一眼。

加林娜走進來，環視了一下正在笑的男子們，說：

「我剛一齣門，你們就不知想什麼鬼花樣欺負起我的可憐的傑敏季來啦。」

格特馬諾夫就往酒杯裡斟酒，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吃起小菜。

格特馬諾夫望了望掛在牆上的斯大林像，舉起酒杯說：

「來吧，同志們，為咱們的父親幹第一杯，咱們祝他永遠健康！」

他說這話是用同志式的、有點兒隨便的語調。語調所以這樣隨便，是因為斯大林的偉大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圍坐在桌旁的幾個人為他祝酒，首先是因為愛戴他這樣一個樸實、謙遜和關心下屬的人。畫像上的斯大林眯縫著眼睛，打量著滿桌的酒菜和加林娜那豐滿的胸脯，似乎在說：「好，同志們，我把菸斗點著，坐到你們跟前來。」

「一點不錯，願我們的父親永遠健康！」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說。「我們沒有斯大林怎麼行？」

他把酒杯端到嘴邊，轉頭看了看薩蓋塔克，看他是不是說點兒什麼。但是薩蓋塔克看了看畫像（好像在說：「父親呀，還有什麼好說的？你什麼都知道嘛。」），就把酒喝乾了。大家都把杯乾了。

傑敏季·特里福諾維奇·格特馬諾夫是沃羅涅日州的裡夫內那個地方的人，但是他多年在烏克蘭做黨的工作，長期跟烏克蘭同志共事。和加林娜結婚之後，他在基輔的關係更鞏固了，因為她有許多親戚在烏克蘭的黨政機關中擔任要職。

格特馬諾夫一生的經歷說起來相當簡單。他沒有參加過國內戰爭，憲兵沒有追捕過他，沙皇的法庭從不曾把他發配到西伯利亞。他在會議和黨代會上作報告通常都是念發言稿。他念得很好，通順流暢，而且富於表情，雖然稿子不是他自己寫的。當然，念發言稿很容易，因為都是用大號鉛字印的，間距很大，而且斯大林的名字都是用特製的紅色鉛字印出的。他當初是一個精明能幹、循規蹈距的小夥子，本想進工學院，但是卻被調到保安機關工作，並且很快就成為區委書記的貼身警衛員。後來他受到賞識，被送到黨校學習，然後分配到黨的機關工作，先是在區委組織部，後來又到中央委員會的人事局。過了一年，他就成為領導幹部處的指導員。一九三七年以後，他很快就做了州黨委書記，就是說，成了一州之主。

他說一句話，就可以決定大學教研室主任、工程師、銀行經理、工會主席、農民集體經濟、劇院演出的命運。

黨的信任！格特馬諾夫很懂得這幾個字的偉大意義。黨是信任他的！他這一生儘管沒有成就偉大的著作、顯赫的發明、輝煌的勝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標明確、堅持不懈的勞動，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勞動。這種勞動的最重要和最高意義就在於，勞動是根據黨的需要，是為了黨的利益。對於這種勞動的最重要和最高的獎賞只有一種，那就是黨的信任。

在任何情況下，不論是處理幼兒園孩子們的問題，改組大學裡的生物學教研室，還是處理生產塑膠品的車間佔用圖書館地盤的問題，他的決定都必須符合黨性精神和黨的利益。領導者對一件事、一本書、一部電影的態度都必須符合黨性精神，因此，不論多麼困難，在黨的利益與個人喜好出現矛盾的時候，他都要毫不動搖地拋棄他做慣了的事情，拋棄他十分喜歡的書。但是格特馬諾夫知道，還有更高水平的黨性，其實質就是：這個人根本就沒有與黨性精神相矛盾的愛好與志趣；對於一個黨的領導者來說，一切可愛的東西與可貴的東西之所以可愛可貴，就因為它代表黨性精神。

有時格特馬諾夫為了符合黨性精神而作出的犧牲，是很殘忍、很嚴酷的。一旦事關黨性，就應該不講個人感情，不動惻隱之心；長輩恩師，鄉里鄉親，都不必顧及。在這種情況下，不必因為一些詞兒，如「背信棄義」、「不夠朋友」、「害人」、「出賣」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黨性精神一旦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犧牲了。因為一切個人感情，如愛情、友誼、同鄉情誼，只要與黨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黨所信任的人做的勞動是默默無聞的。但這種勞動是巨大的，需要毫無保留、毫不吝嗇地花費心思和精力。黨的領導者不需要有科學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賦。領導者的權力高於科學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賦。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寫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飢似渴地聽取格特馬諾夫的指示和決定，雖然格特馬諾夫不僅不會唱歌，不會彈琴，不會演戲，而且也不能鑑賞和深刻理解學術著作和詩歌、音樂、繪畫作品。他的話所以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就在於黨委託他代表黨在文化藝術方面的利益。

一個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擁有一個州黨委書記這樣多的權力。

格特馬諾夫認為，「黨的信任」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實質就表現在斯大林的意見、感情和態度中。黨的路線的實質，也在於斯大林對於自己的戰友，對於人民委員和元帥們是否信任。

幾位來客談的主要是格特馬諾夫即將擔任的新的軍事職務。他們知道，格特馬諾夫有希望得到更重要的任命。在黨內有他這樣地位的人，一旦轉到軍事崗位，大都會成為集團軍軍委委員，有的甚至會成為方面軍軍委委員。

格特馬諾夫被任命為軍政委後，曾經感到不安和懊喪，還通過擔任中央組織部委員的一個朋友打聽，上面是不是有對他不滿意的地方。結果，沒有任何值得擔心的事。

於是格特馬諾夫為了自我安慰，開始從好的方面設想這一任命：是坦克部隊決定戰爭的命運，坦克部隊都是在主攻方向進攻。派往坦克軍的不是隨便什麼人；寧可把有的人派往不太重要的地段，到無足輕重的集團軍裡去任軍委委員，也不能派到坦克軍裡去。這說明了黨對他的信任。不過他還是有些不安：要是穿上軍裝，對著鏡子說：「集團軍軍委委員、旅級政工幹部格特馬諾夫。」那他是會挺高興的。

不知為什麼，坦克軍那位上校軍長最使他惱火。他還從來沒見過這位諾維科夫上校，但是他所知道和打聽到的有關諾維科夫的一切，他都不喜歡。

同桌共飲的幾位親戚很理解他的心情，談他的新任命，談的都是使他高興的方面。薩蓋塔克說，坦克軍極有可能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方面軍司令葉廖緬科將軍，內戰時期還在騎兵第一集團軍的時候，斯大林同志就認識他了，斯大林同志常常通過高頻電話同他談話，每次他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要接見他。不久前這位司令員到過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同志的別墅，斯大林同志跟他談了有兩個鐘頭。在斯大林同志這樣信任的人麾下作戰，真是好極了。

後來又說，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同志常常提到格特馬諾夫在烏克蘭的工作，如果格特馬諾夫到赫魯曉夫同志擔任軍委委員的方面軍去，那就更好啦。

「斯大林同志派赫魯曉夫同志上斯大林格勒前線來，不是隨便派的，這是舉足輕重的戰線，不派他又派誰呀？」馬舒克說。

加林娜慷慨激昂地說：

「怎麼，斯大林同志派我家傑敏季到坦克軍裡去，就是隨便派的嗎？」

「算了吧，」格特馬諾夫很直率地說，「我到軍裡去，就好比把州委第一書記調為區委書記。沒什麼可高興的。」

「不是的，不是的，」薩蓋塔克很嚴肅地說，「這一任命表現了黨的信任。這區委，不是一般的農村的區委，而是馬格尼託戈爾斯克區委，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基區委。軍不是一般的軍，是坦克軍！」

馬舒克說，格特馬諾夫將去擔任政委的那個坦克軍的軍長，是不久前才任命的，以前沒指揮過大部隊。這是不久前到烏法來的一位前線特工處的工作人員告訴他的。

「他還對我說了一些話呢。」馬舒克說。但他卻不接著說下去，只是說：「不過，還用得著對您說嗎，傑敏季·特里福諾維奇，您是非常瞭解他的，也許比他自己更瞭解呢。」

格特馬諾夫把敏銳、精明、本來就細小的眼睛眯得更細了，肉嘟嘟的鼻孔翕動了兩下，說：

「就算更瞭解吧。」

馬舒克臉上閃過幾乎覺察不出的冷笑，但桌上的人都發覺了。說來奇怪，雖然馬舒克是格特馬諾夫家的近親和自家人，而且在親戚圈子裡是個謙遜、喜歡說笑的人，可是格特馬諾夫夫婦聽著他那柔和而委婉的聲音，望著他那黑黑的、神情悠閒的眼睛和蒼白的長臉，總感到有點兒緊張。格特馬諾夫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卻不覺得奇怪，他明白，馬舒克是有來頭的，有時連格特馬諾夫都不知道的事情，馬舒克卻知道。

「這人怎麼樣？」薩蓋塔克問道。

格特馬諾夫用居高臨下的語氣回答說：

「噢，是這樣的，是戰爭時期露頭角的人，戰前沒什麼突出的表現。」

「擔任過重要職務嗎？」馬舒克笑著問道。

「算啦，什麼重要職務，」格特馬諾夫把手一揮，「不過，這人是有本事的，據說是一名很好的坦克手。軍參謀長是涅烏多布諾夫將軍。我跟他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見過面。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

馬舒克說：

「是伊拉里翁·英諾肯季耶維奇·涅烏多布諾夫嗎？那不用說，先前我在他那兒工作過，後來命運把我們分開了。戰前我還跟他在拉夫連季·帕甫洛維奇的會客室裡見過一面。」

「分開是分開了，」薩蓋塔克笑著說，「你要辯證地對待，要看到同一性和統一性，而不是對立性。」

馬舒克說：

「戰爭時期一切事情都很奇怪：一名上校幹起軍長，涅烏多布諾夫將軍卻成了他的下屬！」

「沒有作戰經驗，只好屈就了。」格特馬諾夫說。

馬舒克還是不服，說：

「笑話，涅烏多布諾夫嗎，單是他的威望就夠啦！他是革命前的老黨員，有豐富的軍事工作和國務工作的經驗！有一個時期大家都推測他將擔任部委委員呢。」

其餘的客人也都支援他的意見。

他們對格特馬諾夫的同情，這會兒用為涅烏多布諾夫抱不平的方式來表示，是非常合適的。

「是啊，戰爭把一切都搞亂了套啦，還是快點兒結束吧。」女主人的弟弟說。

格特馬諾夫把張開手指的手掌朝薩蓋塔克伸了伸，說：

「您認識莫斯科那個克雷莫夫吧？他在基輔，在中央演講團做過國際形勢報告。」

「是在戰爭開始前不久來的嗎？那個過激分子？當年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的那個人？」

「是的，就是他。我那位軍長就準備跟克雷莫夫原來的妻子結婚。」

大家聽到這個訊息，不知為什麼都感到非常好笑，雖然誰也不認識克雷莫夫原來的妻子，也不認識準備跟她結婚的軍長。

馬舒克說：

「噢，怪不得都說老兄神通廣大。連結婚的事都知道啦。」

「可以說，精細人有精細人的本事。」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隨口說。

「那當然……最高統帥部是不會賞識馬大哈的。」

「是啊，咱們的格特馬諾夫可不是馬大哈。」薩蓋塔克隨口說。

馬舒克就好像一下子來到自己的辦公室裡，用談日常事務的嚴肅語氣說：

「這個克雷莫夫過去也到過基輔，我還記得他，是個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很久以前就跟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牽連。恐怕還沒有完全搞清楚……」

他說得直接而又坦率，就好像針織廠廠長談自己的工作或者技術學校教師講課時那樣。不過，大家都知道，他這種直爽只是表象，其實他比誰都知道什麼事情能說，什麼事情不能說。格特馬諾夫是一個常會以自己的大膽、乾脆和坦誠的言談驚倒四座的人，可他很清楚，在興高采烈看似隨性的表象下面，隱藏著沒有說出的深層的東西。

通常比別的客人更忙碌、更操心、更嚴肅的薩蓋塔克，不希望輕鬆氣氛遭到破壞，就用快活的語調對格特馬諾夫說：

「因為他不怎麼可靠，就連老婆都不跟他了。」

「如果因為那樣，倒是好呢，」格特馬諾夫說，「我聽說，我們那位軍長要娶的完全是一個乖僻的女人。」

「算啦，你真是瞎操心，」加林娜說，「最要緊的是，夫妻要有愛情。」

「愛情當然是重要的，這是大家都知道，都不會忘記的，」格特馬諾夫說，「不過，此外還有些東西，可惜有些蘇聯人忘記了。」

「這話對，」馬舒克說，「不論什麼，咱們都不應該忘記。」

「正因為忘記了，於是感到驚訝不解，為什麼黨中央不批准，為什麼這樣，為什麼不這樣。自己不珍視黨的信任。」

忽然加林娜驚訝不解地拉長聲音說：

「聽你們談話都感到奇怪，就好像根本沒有戰爭，你們關心的只是那位軍長要娶的是什麼人，他的未來妻子原來的丈夫是誰。傑敏季，你這是準備去跟誰打仗？」

她用嘲笑的目光朝男子們看了看，她那美麗的棕色眼睛都有點兒像丈夫的小眼睛了——大概是那股銳利的神氣有點兒像。薩蓋塔克用憂傷的口吻說：

「怎麼會忘記戰爭啊……從每一座農舍到克里姆林宮，到處都有我們的兄弟和孩子奔赴戰場。戰爭，是偉大的戰爭，是保家衛國的戰爭。」

「斯大林同志的兒子瓦西里是戰鬥機飛行員，還有米高揚同志的兒子也在空軍裡作戰；我聽說，貝利亞同志的兒子也在前線，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兵種。伏龍芝的兒子是一名中尉，好像是在步兵裡……還有，伊巴露麗的兒子犧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

「斯大林同志有兩個兒子在前方，」女主人的弟弟說，「另一個兒子叫雅可夫，是炮兵指揮員。確切地說，他是第一個兒子，瓦西里是小兒子，雅可夫是大兒子。小夥子很不幸，被俘了。」

他忽然覺得他觸及了許多年長的同志認為犯禁的東西，就不再說了。

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想打破沉默局面，用直率和無所顧忌的口吻說：

「順便說說，德國人還散發徹頭徹尾偽造事實的傳單呢，說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主動向他們提交了口供。」

但是他周圍的氣氛更沉悶了。他談的事情，不論開玩笑還是當真，都不應該提及，是應該回避的。誰要是聽到有關斯大林跟妻子的關係的傳聞表示氣憤，那麼，這位好心好意的謠言駁斥者所犯的罪過，決不比謠言傳播者小，因為談這類事情就是不容許的。

格特馬諾夫忽然轉過臉朝著妻子，說：

「這種事兒我是不操心的，因為情況由斯大林同志掌握著，而且掌握得牢牢的，就讓德國人瞎折騰好啦。」

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用負罪的目光接住格特馬諾夫的目光。

不過，自然，這不是一些好鬥的人坐到桌上來了；他們聚會，也不會因為偶然出現的尷尬局面而鬧出大亂子。

薩蓋塔克用和善而友好的語調說了兩句，在格特馬諾夫面前幫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打圓場：

「這話是對的，不過我們總是擔心，不希望在自己的地段上出什麼紕漏。」

「還有，不希望胡說八道。」格特馬諾夫補充說。

他幾乎直截了當地責備起來，而不是緘默不語，這說明他原諒了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於是薩蓋塔克和馬舒克都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知道，這件微不足道的錯事很快會被忘記的，但不會忘得十分徹底。將來一旦談起幹部情況，談起提拔，談起特別重要的任命，在提到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的名字時，格特馬諾夫、馬舒克、薩蓋塔克都會點頭的，點頭是點頭，但在審幹人員一再查問時，會微微笑一笑，說：「也許，多少有點兒輕率。」並且用小指頭尖兒表示這一點點兒。

大家心裡都明白，有關雅可夫的事不會都是德國人胡編亂造的。但正因為如此，決不能涉及這個話題。

薩蓋塔克特別清楚這方面的情形。他在報社工作多年，先是掌管新聞報導科，隨後掌管農業科，後來又幹了兩年某加盟共和國報紙的總編。他認為，他的報紙的主要任務是教育讀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釋出關於各種各樣、常常帶有偶然性的事件的亂七八糟的訊息。如果總編薩蓋塔克認為應當避開某一事件，認為不應當報道嚴重的歉收、思想不縀¯的作品、內容不健康的影片、牲畜瘟疫、地震、戰列艦沉沒，認為不應當看到一下子奪走成千上萬人生命的海洋巨浪的力量，不應當看到煤礦的大火，那麼，這些事件對於他來說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他覺得，這些事件就不應耗費讀者、記者和作家的精力。有時他需要用特別的方式解釋現實中這樣或那樣的事件，這種解釋往往異常大膽、異常奇特，跟平常的觀念大相徑庭。他覺得，他這位總編的力量、經驗、本事就在於他能夠使讀者接受必要的、可以達到教育目的的觀點。

在大規模推行集體化時期，曾經出現極端的冒進現象。在斯大林的文章《勝利衝昏頭腦》發表之前，薩蓋塔克曾寫文章說，在大規模開展集體化時期發生飢餓現象，是由於富農蓄意埋藏糧食，不吃糧食，因而渾身浮腫，整村整村的富農連同小孩、老頭子、老奶奶蓄意死亡，是給國家抹黑。

並且接著刊登一批材料，報道集體農莊託兒所裡的孩子天天喝雞湯，吃甜餅和米粉肉餅。可是孩子們還是瘦了，浮腫了。

戰爭開始了，這是俄羅斯立國千餘年來最殘酷、最可怕的一次戰爭。在戰爭的頭幾個星期和頭幾個月裡，在經受特別殘酷考驗的時期，戰爭毀滅性的火焰照亮了種種事件的真實、可悲的程式，戰爭決定著一切的命運，甚至黨的命運。這一災難性的時期過去了。於是劇作家考涅楚克立即就在自己的劇本《前線》中解釋說，戰爭的失敗是由於愚蠢的將軍們不能執行最高統帥部的指示，最高統帥部是永遠不會錯的。

這天晚上，註定了不是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一個人經歷不愉快的時刻。馬舒克在翻看一本皮封面的大紀念冊，在一頁頁硬紙上貼著不少照片。他忽然帶著緊張的表情揚起眉毛，大家不由得探過身來看。這是格特馬諾夫戰前在自己的州委辦公室裡拍的照片，他坐在寬闊的辦公桌邊，穿著半軍服式樣的制服上衣，他的上方懸掛著斯大林肖像，肖像非常大，只有州委書記辦公室裡才能有這樣大的領袖像。肖像上的斯大林的臉被紅藍鉛筆塗得亂七八糟，下巴上添了深藍色的小鬍子，兩個耳朵上還掛著淡藍色的耳環。

「這孩子真胡鬧！」格特馬諾夫驚叫起來，像女人一樣把兩手一拍。

加林娜·捷連季耶芙娜十分慌亂，環視著客人們，一再地說：

「要知道，你們要知道，昨天這孩子在臨睡前還說：‘我愛斯大林伯伯，跟愛我爸爸一樣。’」

「這是小孩子淘氣。」薩蓋塔克說。

「不，這不是淘氣，這是故意搗蛋。」格特馬諾夫嘆口氣說。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馬舒克。他們兩個人此刻都想起同一件事：他們的一位同鄉的侄子，是個工學院的學生，在學校用汽槍射擊斯大林肖像。

他們知道，那個愣頭愣腦的學生是瞎胡鬧，沒有什麼政治用心。那位同鄉是農機站站長，是個好人，他請求格特馬諾夫挽救他的侄子。格特馬諾夫在開過州黨委常委會議以後，跟馬舒克談起此事。馬舒克說：

「傑敏季·特里福諾維奇，我們又不是小孩子，他是有心還是無心，這沒有什麼意義……可是如果我把這件事情了結了，也許明天就有人上報到莫斯科，告到貝利亞同志那兒去，說馬舒克縱容姑息槍擊偉大領袖斯大林肖像的分子。今天我在這辦公室裡，明天我就成了集中營裡的灰土。您願意承擔責任嗎？也會有人說您：今天射擊肖像，明年射擊的就不是肖像了，可是為什麼格特馬諾夫要同情這個小夥子，他為什麼贊成這樣的行動呀？怎麼樣？您敢承擔嗎？」

過了一兩個月，格特馬諾夫問馬舒克：

「那個射擊肖像的學生怎麼樣啦？」

馬舒克用平靜的目光望著他，回答說：

「不值得問啦，原來是個壞蛋，富農的孽子，他在法庭上承認啦。」

於是現在格特馬諾夫用詢問的目光望著馬舒克，又說了一遍：

「不，這不是淘氣。」

「算啦，」馬舒克說，「這孩子才五歲，還是應該考慮年齡的。」

薩蓋塔克說話的口氣十分懇切，大家都感覺出他話裡的熱誠：

「說實在的，我沒辦法對孩子們講原則性……應該是應該，可是於心不忍。我望著孩子們，就希望他們都好好兒的……」

大家都用贊同的目光看了看薩蓋塔克。他是一個很不幸的父親。他的大兒子維塔利在上九年級的時候，就過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有一次因為在飯店裡參加流氓活動被警察拘留，父親只好打電話給內務部副人民委員，了結這件醜事。參加那次流氓活動的有將軍和院士等名人的兒子，還有一位作家的女兒和農業部人民委員的女兒。戰爭時期，薩蓋塔克的兒子想以志願兵身份參軍，於是父親安排他進了兩年制的炮兵學校。維塔利因為不守紀律被學校開除，並且有可能隨著增補連隊被送往前方。

現在維塔利在迫擊炮學校學習已經有一個月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父親和母親都很高興，並且覺得有希望了，但他們總還是有些擔心。

薩蓋塔克的二兒子叫伊戈爾，兩歲的時候害了小兒麻痺症，就變成了殘疾人。一雙又幹又細的腿不能走路，只有靠柺杖活動。伊戈爾不能到學校去上學，老師們就到家裡來教他，他學習很用心，很勤奮。

薩蓋塔克夫婦為了伊戈爾的殘疾，不僅在烏克蘭，而且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在託木斯克求遍了神經科名醫。凡是國外有關的新藥，薩蓋塔克都通過商務代辦或駐外使館弄了來。他知道，他可能因為過分溺愛孩子受到責備。但他同時也知道，他的罪過並不是死罪。因為他看到一些州的領導幹部都有很強的父子感情，也就認為新派人都是特別鍾愛自己孩子的了。他知道，他為伊戈爾用飛機從敖德薩請來巫婆，通過快傳郵路把遠東一個老神漢的草藥弄到基輔來，也都不算什麼。

「我們的領袖們都是一些特殊人物，」薩蓋塔克說，「我就不說斯大林同志了，他沒有什麼可說的，就連他的親密戰友們也都是這樣……他們在這個向題上也總是把黨擺在父子感情之上。」

「是的，他們都明白：不是對每個人都提出這樣的要求。」格特馬諾夫說，並且不指名地說了一位黨中央書記嚴肅對待自己犯錯誤的兒子的事。談話氣氛忽然一變，大家親切而隨便地談起兒女們。似乎他們的精神力量的強弱，他們能不能幸福歡樂，都取決於兒女們的臉蛋兒紅與不紅，兒女們是否從學校裡帶回好分數，是否能順利地升級。

加林娜談起自己的女兒：

「斯維特蘭娜在四歲以前身體很不好，老是腸炎，腸炎，折騰得很瘦弱。只有一種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鮮蘋果。」

格特馬諾夫說：

「今天她在去上學之前對我說：‘班上同學管我和卓婭叫將軍女兒。’卓婭卻不在乎，笑著說：‘有什麼了不起的，將軍女兒是很大的光榮！我們班上的元帥女兒才真神氣！’」

「你們瞧，」薩蓋塔克快活地說，「他們還不滿足呢。伊戈爾前幾天對我說……第三書記，沒什麼了不起。有什麼好神氣的？」

米柯拉本來也可以談談自己的孩子的許多好笑和愉快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薩蓋塔克談兒子的機靈和格特馬諾夫談女兒的機靈的時候，他就不應該談自己孩子的機靈了。

馬舒克若有所思地說：

「過去在農村裡我們的爹跟孩子們是很隨便的。」

「他們總歸也是喜歡孩子的。」女主人的弟弟說。

「喜歡當然喜歡，不過也常常打孩子，我捱打捱得厲害，」格特馬諾夫說，「我還記得一九一五年我去世的父親出發去打仗時的情形。他很不簡單，幹到士官，得過兩枚喬治勳章。媽媽為他收拾行裝，把包腳布和絨衣裝到背包裡，又裝上煮熟的雞蛋、麵包，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看著父親在黎明時候最後一次在飯桌邊坐了一陣子。他給過道里的水缸裡挑滿了水，劈了不少木柴。媽媽後來常常提起這些事。」

他看了看手錶，說：

「噢呀……」

「就是說，明天要走啦？」薩蓋塔克說著，站起身來。

「七點鐘的飛機。」

「從民航機場走嗎？」馬舒克問道。

格特馬諾夫點了點頭。

「這樣好些，」尼古拉·捷連季耶維奇說著，也站起身來，「要不然到軍用機場有十五公里呢。」

「既然去當兵，這都算不了什麼。」格特馬諾夫說。

他們開始告別，又嚷嚷起來，笑起來，還互相擁抱了一陣子，等到客人們穿起大衣，戴上皮帽，來到走廊裡，格特馬諾夫說：

「當兵的人什麼都能習慣，當兵的人可以用煙暖和身子，用錐子刮臉。可是跟孩子們分離，就是當兵的也不能習慣。」

從他的聲音，從他臉上的表情，從要走的客人們望著他的那種神情可以看出來，這已經不是說笑話了。

二十二

夜裡，格特馬諾夫穿了軍裝，坐在寫字檯邊寫信。妻子穿著睡衣坐在他旁邊，注視著他的手的移動。他把信摺疊起來，說：

「這是給區衛生局長的，如果你需要專門治療，需要出外就診，可以找他。具體手續由弟弟給你辦，局長只是開介紹信。」

「領取限額物品委託書你寫了嗎？」妻子問道。

「這用不著，」他說，「你可以打電話找州委辦公室主任，最好找普濟琴柯本人，他會給辦的。」

他把寫好的一疊信、委託書、便條檢查了一遍，說：

「好，該寫的好像都寫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親愛的，我真為你擔心呀，」妻子說，「你這是去打仗。」

他站起來，隨口說：

「你自己多保重，把孩子們照應好。白蘭地放到提箱裡了嗎？」

她說：

「放進去啦，放進去啦。你可記得，兩年前也像這樣，你天不亮就給我寫了不少委託信，然後飛到基斯洛沃斯克去了？」

「現在基斯洛沃斯克被德國人佔了。」他說。

格特馬諾夫在房裡踱了一會兒，聽了聽，說：

「孩子們睡了嗎？」

「當然，都睡了。」加林娜說。

他們朝孩子們的房間走去。奇怪的是，這兩具又胖又重的身軀在幽暗中挪動起來一點聲息也沒有。沉睡的孩子們的頭在雪白的枕頭上顯得格外黑。格特馬諾夫細心地傾聽孩子們的呼吸聲。

他用手按住胸口，免得劇烈的心跳聲驚醒孩子們。在這幽暗之中，他感到有一股強大而劇烈的感情，猶如利劍穿心，掛念孩子們的將來，按捺不住感傷、焦慮和憐惜。他非常想抱起兒子，抱起兩個女兒，吻吻他們睡眼惺忪的臉蛋兒。他感到他的柔情是不能自制的，對兒女的憐愛是壓抑不住的，這時候他心慌意亂，站在那裡，尷尬，迷惘，渾身無力。

想到他即將擔任的新職務，他並不害怕，也不擔心。他常常改變工作，很容易找到正確的路線，正確路線也就是總路線。他知道，他在坦克軍裡也可以奉行這條路線。

可是，在這裡，怎麼能把鋼鐵的嚴厲、堅定，跟毫無規律可循的兒女情統一起來呢？

他回頭看了看妻子。她站在那兒，像鄉下人那樣用手託著腮。她的臉在幽暗中好像瘦了，變年輕了。他們婚後第一次到海濱去，住在海邊的「烏克蘭療養院」，那時候她就是這個樣子。

小轎車喇叭在窗外輕輕地響了一聲，這是州黨委的汽車來了。格特馬諾夫又轉身朝著孩子們，攤開兩條手臂，這一動作表示：雖然感情熾烈，但也無可奈何了。

在走廊裡，他說過囑告的話，吻別妻子之後，穿起短皮襖，戴好皮帽，站在那裡，等著司機把皮箱拎出來。

「好啦。」他說著，忽然從頭上摘下皮帽，走到妻子跟前，把她抱住。在這又一次、最後一次吻別中，就在外面潮溼的冷空氣從半開的大門衝進來，同家裡的熱氣混合的時候，就在毛烘烘的熟皮襖毛皮捱到香噴噴的綢睡衣的時候，他們都感覺到，他們那似乎成為一體的生活忽然分開了。他們的心碎了。

二十三

葉尼婭·沙波什尼科娃來到古比雪夫，住在一個德國老太婆家裡。德國老太婆燕妮·亨利霍芙娜·亨利遜很久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過保姆。

葉尼婭從斯大林格勒來到安靜的小屋裡，跟一個老太婆住在一起，覺得很稀奇；老太婆也一直流露著驚訝不解的表情，沒想到一個扎兩條小辮兒的小姑娘會變成一個成年的女子。

亨利遜老太婆住的是一間昏暗的小屋，這是過去一個大商人家裡的女僕住的房間。現在每個房間裡都住著一家人，每個房間都用屏風、布幔、氈毯、沙發靠背分成幾個小小的房間，在裡面睡覺、吃飯、會客，護士在裡面為癱瘓的老頭子打針。

一到傍晚時候，廚房裡就嗡嗡地響起許多人的聲音。

葉尼婭很喜歡這燻黑了屋頂的廚房，很喜歡煤油爐那黑紅色的火焰。

一件件衣服晾在繩子上，身穿長衫、棉襖、制服的鄰居們在繩子中間穿來穿去，菜刀、柴刀閃閃放光。婦女們彎身在木盆或臉盆裡洗衣服，撥出一團團熱氣。巨大的爐灶從來沒有生過火，瓷磚砌的爐壁又冷又白，就像在上個地質年代就熄滅了的火山那覆蓋著積雪的山坡。

這座住宅裡住著一位上了前線的喬治亞工人的家小，住著一位婦科醫生、一位保密工廠的工程師、一位擔任配給商店出納員的單身老媽媽，還有一位在前方犧牲的理髮員的遺孀，還有郵政總局的警衛長，在最大的房間裡，也就是過去的會客室裡，住的是一家門診所的主任。

這座住宅十分寬大，就像一座城市一樣；這裡面甚至有自己的瘋子，是一個安安靜靜的瘋老頭，眼睛像一隻小狗的那樣溫柔善良。

大家住得很擁擠，但是互不往來，而且不太和睦，有時吵幾句，有時相安無事，有時互相隱瞞自己的家事，有時又很大方地用大嗓門兒把自家生活中所有的事說給鄰居聽。

葉尼婭想要描繪這所房子，不是景物，也不是其中一戶戶鄰居，而是這些人在她心中挑起的情感。

這種情感是複雜的，極難表現，就連高明的藝術家也無能為力。人民和國家的強大軍事威力，與這黑黑的廚房的窮困、卑瑣、飛短流長混在一起；威力無比的鋼鐵武器，與廚房裡的一隻只小鐵鍋、一堆堆土豆皮混在一起，於是便產生了這種情感。

表現這種情感，常常弄得線條不成線條，輪廓不成輪廓，結果變成支離破碎的形象和光點的拼湊，從這種拼湊中看不出任何意義。

亨利遜老奶奶是一個靦腆、和藹、熱心的人。她穿著白領的黑長袍；雖然總是忍飢挨餓，但她的兩頰總是紅紅的。

她在腦海裡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一年級學生柳德米拉淘氣的事情，記得小瑪露霞說的一些可笑的話，還記得兩歲的米佳常常戴著圍兜跑到餐室裡張著小手，喊：「吃喚（飯），吃喚（飯）！」

現在亨利遜老奶奶在一位牙科女醫生家裡做傭工，照料女醫生有病的媽媽，不包住宿。女醫生被市衛生局派到區裡去了，要五六天才能回來，於是亨利遜晚上在她家裡睡，好照應那個不久前中風之後行動不便的老媽媽。

亨利遜老奶奶完全沒有財產觀念。她常常對葉尼婭說對不起，請她允許自己開啟通風小窗，好讓她的三色老花貓進出活動。她的主要興趣和操心事都和老貓有關係，就怕鄰居欺負她的貓。

擔任車間主任和工程師的鄰居德拉金，常常帶著不友好的嘲笑神氣望著她那皺皺巴巴的臉，望著她像姑娘一樣又細又直的身軀，望著她系在黑帶子上的夾鼻眼鏡。這個平民出身的人感到氣憤的是，亨利遜老奶奶依然那樣留戀過去，並且常常帶著傻笑講她在革命前怎樣帶著孩子們乘轎式馬車在外面玩兒，怎樣陪著太太上威尼斯，上巴黎，上維也納去。她帶大的許多「小傢伙」成了鄧尼金部下、弗蘭格爾部下，都被紅軍打死了，但是老太婆念念不忘的只是當年小傢伙們害猩紅熱、白喉、結腸炎的情形。

葉尼婭對德拉金說：

「比她更厚道、更老實的人我還沒有遇到過呢。您要相信，在這座宅子裡，沒有比她心眼更好的人了。」

德拉金帶著男子漢那種放肆的、毫無顧忌的神氣直盯著葉尼婭的眼睛，回答說：

「唱讚美歌吧，燕子，唱吧。沙波什尼科娃同志，為了一塊居住的地方，您就賣身投靠德國人啦。」

看樣子，亨利遜老奶奶不喜歡健康的孩子。她照應過一個身體十分虛弱的孩子，是一位猶太裔廠長的孩子，她對葉尼婭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孩子，還儲存著他的練習本、他畫的畫，每次說到這個安靜的小男孩的死，她都要哭一場。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保姆，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她還記得所有的小孩子的名字和外號，而且一聽說瑪露霞已經死了，就哭了起來；她一直在用歪歪扭扭的字型給遠在喀山的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寫信，但是這封信怎麼也寫不完。

她對葉尼婭說，革命前她帶的孩子，吃早飯常常是一碗很稠的肉湯和一片鹿肉。她常常拿自己的口糧餵貓，管貓叫「我的可愛的銀寶貝」。老貓也非常依戀她，儘管是一個陰森而粗暴的畜生，可是一看到老奶奶，立刻就變得快活又溫馴。

德拉金常常問她對希特勒是什麼態度：

「怎麼樣，您大概很歡迎他吧？」

但是留了個心眼的老奶奶說自己是反法西斯的，並且管希特勒叫吃人魔王。

她是一個很無用的人，不會洗衣服，不會煮飯，要是到商店裡去買火柴，售貨員必然會在匆忙中把她一個月的糖票或肉票從供應卡上剪去。

現在的孩子完全不像她稱作「和平時期」的那時候她帶過的孩子。一切都變了，就連玩兒也不一樣了。「和平時期」的女孩子們玩的是拋圈兒遊戲，用一根根系了帶的漆棍兒拋擲橡皮扯鈴，玩沒什麼彈性的彩色皮球，皮球裝在白色網兜裡。今天的女孩子們打排球，游泳，冬天穿著滑雪褲打冰球，又叫又嚷，吹著口哨。

現在的孩子比亨利遜老奶奶更懂得贍養費、流產，更知道用欺騙的方法得來供應卡，知道那些為別人的妻子從前方帶回奶油和罐頭的上尉和中校。

葉尼婭很喜歡這位德國老奶奶回憶她的童年時代，回憶她的父親和哥哥米佳。老奶奶對米佳記得特別清楚，他害過百日咳和白喉，她照料過他。

有一天亨利遜老奶奶說：

「我還記得我一九一七年的最後一家東家。老爺是財政部次長，他在餐室裡走來走去，說：‘全完啦，莊園燒掉啦，工廠停工，通貨膨脹，金庫被搶光。’他們家就像現在你們家一樣，一家人都跑散了。老爺、太太、小姐上了瑞士，我帶大的孩子去投科爾尼洛夫將軍當了志願軍。太太哭著說：‘我們天天在告別，完啦。’」

葉尼婭悽然笑了笑，沒有作聲。

有一天傍晚，來了一名地段警察，交給亨利遜一張傳票。這位德國老奶奶戴上繡了小白花的女帽，囑託過葉尼婭代她餵貓，就上警察局去了，說是從警察局出來還要去照料牙科醫生的媽媽，過一天才能回來。等到葉尼婭下班回來，看到屋子裡空空蕩蕩的，鄰居們告訴她，亨利遜老奶奶被警察局抓起來了。

葉尼婭去打聽她的情況。警察局裡的人告訴她，老奶奶將跟隨運送德國人的軍用列車上北方去。

過了一天，一名警察和房屋管理員來拿走了被査封的一隻簍子，裡面裝滿了破布、發黃的相片和發黃的信件。

葉尼婭找有關部門打聽，怎樣可以把毛圍巾送給老奶奶。有一個人在小窗戶裡向葉尼婭問道：

「您是什麼人，是德國人嗎？」

「不是，我是俄羅斯人。」

「那您回家吧。不要亂問。」

「我問的是怎樣送毛圍巾。」

「您明白不明白？」那人在小窗戶裡用那樣一種低聲問道，葉尼婭一聽那口氣就怕了。

這一天晚上，她聽到一些鄰居在廚房裡說話。他們說的是她。

有一個聲音說：

「她的做法總歸是不大漂亮。」

另一個聲音說：

「可是依我看，她很聰明。先是一隻腳插進來，然後向有關部門彙報老太婆的事，把老太婆掃地出門，現在她是房間的主人了。」

有一個男人聲音說：

「算什麼房間，一點點兒小屋。」

還有一個聲音說：

「是呀，這種女人是不會吃虧的，跟這樣的女人在一起，是不會不吃虧的。」

貓的命運是很悽慘的。它無精打采、死氣沉沉地坐在廚房裡，這時候一些人在爭論，把它弄到哪裡去。

「讓這隻德國貓見鬼去吧。」女人們說。

德拉金忽然宣告，他要參與餵貓。但是貓離了亨利遜老奶奶之後，沒有活多久。有一個女鄰居，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用開水燙傷了它。貓不久就死了。

二十四

葉尼婭很喜歡她在古比雪夫的獨身生活。

也許，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自由過。儘管生活艱苦，可是心裡有種輕鬆自在。有很長時間，她沒有報上戶口，沒領到供應卡，每天憑飯票在食堂吃一頓飯。從早晨她就想著什麼時候到食堂裡去領一碟子菜湯。

在這個時期她很少想到諾維科夫。她想克雷莫夫想得多些，幾乎老是在想，但是這種想念的內部光強度不大。

想念諾維科夫的心情常常出現又消失，並不使她感到苦惱。

但是有一次在大街上，她老遠看到一個穿軍大衣的高個子軍人，有一瞬間，她以為那是諾維科夫。她頓時激動得喘不上氣來，兩腿也軟了，渾身出現了一種幸福的感覺，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分鐘，她明白自己看錯了，馬上也就忘記了自己的激動。

到夜裡她忽然醒來，心想：「為什麼他不寫信呀？他知道我的地址嘛。」

她一個人生活，身旁既沒有克雷莫夫，也沒有諾維科夫，沒有親人。她覺得，這種自由的單獨生活就是幸福。不過，這只是她覺得罷了。

這時候在古比雪夫有許多莫斯科的人民委員部、機關和莫斯科報社的編輯部。這是從莫斯科遷來的臨時首都，有外交使團，有大劇院的芭蕾舞，有著名的作家，有莫斯科的報幕員，有外國記者。

這成千上萬的莫斯科人擁擠在一個個狹小的房間裡，有的住旅館客房、有的住公共宿舍，各自幹著原來的事情：各部門的負責人、各個局和各個總局的首長、人民委員，領導著屬下人員，掌管著國民經濟。特任大使和全權大使們乘坐豪華的汽車，拜會蘇聯對外政策的領導人。烏蘭諾娃，列梅舍夫和米哈伊洛夫照常演出芭蕾舞和歌劇，令觀眾心醉入迷；美聯社代表沙皮羅先生在記者招待會上向蘇聯情報局局長洛佐夫斯基發難；作家們在為本國和外國的報紙與電臺寫文章；記者們在軍醫院裡蒐集材料，寫戰地通訊。

但是，莫斯科人的生活在這裡變得完全不同了。大不列顛王國特任全權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太太，每天憑飯票在旅館食堂裡吃飯，沒有吃完的麵包和糖塊用報紙包起來，帶回自己的房間；世界各個報紙和通訊社的記者們常常上市場去，在傷兵們中間擠來擠去，買本地的土菸絲自己捲菸卷，津津有味地評論菸草的味道；倒換著兩隻腳，站在澡堂前排長隊；以慷慨聞名的作家們，在討論世界大事和文學問題的時候，喝著土製燒酒，拿定額的麵包當下酒菜。

一個個大機關擠在古比雪夫的一層層狹小的樓上；蘇聯各大報的領導人在家用的桌子上接見來訪者，下班後孩子們就在這桌子上做功課，婦女們就在上面做針線活兒。

龐大的國家機構過起流浪生活，就出現了有趣的事情。

葉尼婭因為報戶口，遇到很多麻煩。她開始在設計院工作，院長裡津中校是個高高的男子，說話聲音低低的、輕輕的，從接收這個沒辦好戶口手續的工作人員的第一天起，就因為怕負責任而發愁。裡津叫她上公安局去，同時給她開發了錄用證書。

公安局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收下葉尼婭的身份證和錄用證書，叫她三天以後來聽回話。

葉尼婭在約定的那一天來到昏喑的走廊裡，坐在走廊裡等候接待的人臉上都帶著一種特別的表情，這種表情只有來公安局辦理身份證和戶口手續的人才會有。她走到小視窗跟前。一隻塗著暗紅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把身份證遞給她，一個平靜的聲音說：

「不予辦理。」

她站進長隊，等待跟戶籍股股長談一談。站隊的人在小聲說著話兒，打量著在走廊裡走過的一個個抹了口紅、穿著棉製服和皮靴的公安局的姑娘們。有一個身穿夾大衣、頭戴軍帽、軍裝領子從圍巾裡面露出來的人，踏著咯吱咯吱直響的皮靴，不慌不忙地走過去，用小小的鑰匙開了門上的鎖，不知是英國鎖還是法國鎖——這人便是戶籍股長格里申。接待開始了。葉尼婭發現，輪到被接待的人並沒有久等之後終於輪到的欣喜，而是一面朝門裡走，一面四處打量著，就好像準備在最後一分鐘跑掉似的。

葉尼婭在等候接待的時間裡，聽了不少報不上戶口的事。有些女兒在母親家裡，癱瘓的姑娘在哥哥家裡，都報不上戶口。有的婦女來這裡看護傷殘軍人，也沒辦到戶口。

葉尼婭走進格里申的辦公室。他一聲不響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看了看她的材料，說：

「您這個不能辦理。還有什麼要說的？」

「格里申同志，」她一開口，聲音就哆嗦起來，「您要知道，這段時間我一直領不到供應卡呀。」

他用一眨不眨的眼睛看著她，他那張年輕的寬大的臉流露出一種若有所思的淡漠神情。

「格里申同志，」她說，她的聲音又哆嗦起來，「您設身處地想想看，怎麼能這樣？古比雪夫就有一條以沙波什尼科夫命名的街。那是我的父親。他是薩烏拉的革命運動發起人之一，可你們卻不准他的女兒報戶口。」

他用平靜的眼睛望著她；他聽著她說的話。

「需要有軍調令，」他說，「沒有軍調令我不能辦。」

「我就是在軍事機關工作呀。」葉尼婭說。

「從您的證件看不出是在軍事機關。」

「在軍事機關就行嗎？」

他不情願地回答說：

「行。」

第二天早晨，葉尼婭來到辦公室，對裡津說，公安局不給辦戶口手續。他把手一攤，用低低的細嗓門兒說：

「哎呀，真胡鬧，難道他們不懂，您一開始工作，就成了我們不能缺少的工作人員，您負責的是國防性質的工作？」

「就是啊，」葉尼婭說，「他說，需要有一張證明，證明咱們的機關隸屬於國防人民委員會。請您開一張證明，今天晚上我再帶著證明上公安局去。」

過了一陣子，裡津找到葉尼婭，用抱歉的口吻說：

「需要由公安機關發來查詢公函。沒有查詢公函我無法開發這一類的證明。」

傍晚她又來到公安局，等著被接待。她一面痛恨自己那種討好的微笑，一面請求格里申發函向裡津查詢。

「任何查詢公函我都不會發。」格里申說。

裡津聽說格里申不肯發函，嘆了一口氣，沉思一會兒，說：

「就這樣吧，您去要求他，哪怕打個電話向我查詢也行。」

第二天傍晚葉尼婭要去見一位莫斯科來的文學家，他父親的舊識里蒙諾夫。於是她一下班就趕到公安局去，向排隊的人要求允許她進去見戶籍股長，「只要一小會兒」，只提一個問題。人們聳聳肩膀，把臉轉了過去，她懊惱地說：

「好吧，等就等吧，誰是最後一個？」

這一天，公安局留給葉尼婭的印象特別沉重。有一個兩腿浮腫的女人在戶籍股長的辦公室裡發起火來，高聲喊：「我求求你們！我求求你們！」一個斷胳膊的人在格里申的辦公室裡罵起娘來。接著有一個人也大吵起來，喊：「我就是不走！」不過他很快就走了。在吵鬧的時候卻聽不到格里申的聲音，他一直沒有提高嗓門兒，就好像他不在，人們自己在吵，在自己嚇唬自己。

她排隊等了有一個半鐘頭。她又一面痛恨自己討好的笑臉，痛恨自己忙不迭地說「謝謝！」（人家不過略略點頭讓坐），一面懇求格里申給她的領導打電話，並說，裡津起初是猶豫的，說沒有註明日期和蓋有公章的函調，恐怕不能開具證明信，後來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他可以寫證明信，但必須標明是「回答某月某日您的口頭查詢」。

葉尼婭把事先寫好的一張紙條放到格里申面前，她在紙條上用又大又清楚的字型寫明電話號碼、裡津的名字和父稱、軍銜、職務，又用小字在括號裡寫明，午休時間從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為止。但是格里申對放在他面前的紙條連看也不看，就說：

「我不進行任何形式的查詢。」

「那為什麼？」她問。

「不必要。」

「裡津中校說，如果連口頭查詢也沒有，他無權開發證明。」

「他既然無權，就不開好啦。」

「可是我怎麼辦呀？」

「我怎麼知道？」

葉尼婭見他那樣平心靜氣，真沒了主意，假如他發脾氣，說她無理糾纏，她倒是輕鬆些。可是他半側著身子坐在那兒，連眼皮也不動一動，一點也不著急。

許多男子在跟她交談的時候，都會發現她很美，她也總會感覺到這一點。但是格里申看著她的那種神情，就好像看著眼睛裡流淚水的老奶奶或者殘廢人。她一進他的辦公室，就不再是人，不再是年輕女子，只是一名求告者了。

她感到自己的弱小，感到他手握強大的權柄，茫然失措了。她在大街上走著，匆匆忙忙，因為已經比約定會見里蒙諾夫的時間晚了一個多鐘頭，不過，匆忙歸匆忙，她已經不因為這次會見感到興奮了。她似乎還聞到公安局走廊裡的氣味，似乎還看到一張張等候接待的人的臉，看到暗淡的燈光照耀著的斯大林肖像，還有旁邊的格里申。格里申又鎮靜，又坦然，掌握著鋼鐵般的國家大權。

里蒙諾夫高高胖胖的，老大的頭，禿頂周圍有一圈像年輕人一樣的鬈髮，他高高興興地迎住她。

「我正怕您不來呢。」他說著，就幫葉尼婭脫大衣。他開始向她詢問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情況：「從大學時代起，我就認為您的媽媽是英勇剛強的俄羅斯婦女的典型。我在作品中經常寫到她。不是寫她個人，而是寫她這樣一種型別。」

他放低了聲音，又回頭朝門外看了看，問道：

「聽到米佳的什麼訊息嗎？」

然後他談起繪畫，兩個人開始一起罵列賓。里蒙諾夫在電爐上煎起雞蛋，並且說，他是國內做雞蛋餅的能手，就連「民族飯店」的廚師都向他學習過呢。

「怎麼樣？」他一面請葉尼婭吃雞蛋餅，一面很不放心地問道。又嘆了一口氣，說：「對不起，我就喜歡吃。」

公安局的所見所聞給她的壓力多麼大啊！她來到里蒙諾夫這溫暖的、擺滿了書籍雜誌的房間裡，不久又來了兩個上了年紀的、通曉藝術又幽默風趣的人，可是她的一顆打著寒顫的心還一直感覺到格里申的存在。

但是自由而機智的談話的力量也是強大的，於是葉尼婭一時間也就忘記了格里申，忘記了排隊的人們一張張苦惱的臉。似乎除了談魯布廖夫，談畢加索，談阿赫瑪託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和布林加科夫的戲劇，人生再沒有什麼事了。

她來到大街上，馬上就忘記了方才高雅的談話。

格里申，格里申……在這座宅子裡，誰也沒有同她談過是否辦好戶口手續的事，誰也沒有要她出示蓋了印記的戶口登記卡。但是她已經有好幾次覺得居民小組長格拉菲拉在監視她。格拉菲拉是個機敏的高鼻子女人，總是親親熱熱的，說話總是用甜甜的、透著虛偽的語調。葉尼婭每次碰到格拉菲拉，看到她那又親熱又陰沉的黑眼睛，總是感到害怕。她似乎覺得，在她不在家的時候，格拉菲拉就用配好的鑰匙開啟她的房門，搜查她的證件，抄錄她申報戶口的申請書，看她的信件。

葉尼婭儘可能悄沒聲地推開大門，踮著腳在走廊裡走，很怕碰見居民小組長。說不定居民小組長會對她說：

「您幹嗎破壞法紀，要我替您擔責任？」

早晨，葉尼婭來到裡津的辦公室，對他說了說在戶籍股又碰釘子的事。

「請您幫我買一張去喀山的船票吧，要不然，也許會因為破壞戶籍制度送我去開採泥炭呢。」她沒再要求他開什麼證明，而且說話用的是嘲笑和惱怒的口氣。

這個低聲細語的高大的漂亮男子望著她，因為自己的膽小怕事感到羞慚。她經常感覺到他那戀戀不捨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他望著她的肩膀、大腿、脖子、後腦勺，而她的肩膀和後腦勺也感覺出這種火辣辣的愛戀的目光。但是，看樣子，決定檔案收發規則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

下午，裡津來到葉尼婭面前，一聲不響地把開好的證明信放在圖紙上。葉尼婭也一聲不響地看了看他，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我通過保密部門提了申請，」裡津說，「本不抱什麼希望，誰知領導一下子就批准了。」

同事們都向她祝賀，說：

「您的苦總算熬到頭了。」

她來到公安局。排隊等候的人都向她點頭打招呼，有些人已經跟她熟識了，他們問她：

「怎麼樣？……」

有幾個聲音說：

「您進去吧，不用排隊了……您這事一會兒就能辦好，幹嗎還要等兩個鐘頭？」

她覺得，那辦公桌，那漆了仿木褐色粗花紋的保險櫃也不再那樣陰森、帶著官氣了。格里申看著葉尼婭那匆忙的手指頭把所需要的證明信放到他面前，微微地、滿意地點了點頭，說：

「好吧，您把身份證、證明信留下，三天後在接待時間在收發室等候結果。」他的聲音還是和平常一樣，但是葉尼婭覺得格里申那明亮的眼睛很親切地笑了笑。

她一面往家走，一面想，原來格里申也和所有的人一樣，也會做好事，也會笑。原來他不是毫無心肝的人。她原來把這位戶籍股長想得那樣不好，現在她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過了三天，一隻塗了暗紅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從小視窗裡把身份證連同整整齊齊夾在裡面的證明信遞給她。葉尼婭看了看清清楚楚寫在上面的批示：「因此人與該住處無固定關係，不予辦理戶口登記手續。」

「狗崽子！」葉尼婭大聲叫起來。她再也忍不住，又大聲叫道：「簡直是捉弄人，存心折騰人，這傢伙！」

她大聲叫著，搖晃著不管用的證件，對著排隊的人們，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援，但是她看到，他們都轉過臉去，躲開她。一時間她心裡泛起一股要拼命的情緒，絕望和發瘋的情緒。一九三七年，在索科爾尼基的布特爾監獄裡，許多婦女站在昏暗的監獄大廳裡，排隊等候探望失去通訊自由的罪犯，那時候有些悲痛絕望得發了瘋的婦女就是這樣喊叫的。

站在走廊裡的一名民警抓住葉尼婭的胳膊把她往門外推。

「放開我，別動我！」她抽出胳膊，把他推開。

「女公民，」他用嗄啞的聲音說，「別叫啦，要不然會判十年徒刑！」

她覺得，民警的眼睛裡閃過一絲惻隱和憐憫的神情。

她快步朝大門口走去。大街上摩肩擦背地走著許多人，他們都辦過了戶口登記手續，都有定量供應卡……夜裡她夢見大火，她朝一個趴在地上的傷員俯下身去，她想把他背起，並且知道這是克雷莫夫，雖然沒看到他的臉。她醒來後，又驚愕，又沮喪。「他能快點兒來就好啦。」她一面穿衣服，一面想道。並且嘟噥說：「幫助我吧，幫助我吧。」她非常非常想看到的，不是夜裡她要救護的克雷莫夫，而是諾維科夫，非常想看到他還是今年夏天她在斯大林格勒看到的那種樣子。

像這樣沒有戶口，沒有供應卡，見了看院人、房管員、居民小組長總感到提心吊膽的日子，實在叫人受不了。葉尼婭總是趁大家都睡了才上廚房去，早晨去洗臉儘量趕在大家都醒來之前。每次鄰居們跟她說話，她的聲音變得溫和得有些過分，極不自然，很像浸禮派修女的聲音。

這天下午，葉尼婭寫好了離職申請書。

她聽說，在戶籍股拒絕辦理戶口登記手續之後，來過一名民警，送來一張限三天內離開古比雪夫的批示。批示的正文中說：「破壞戶籍制度者，理應……」葉尼婭不希望「理應」，要她離開古比雪夫，她就離開好啦。她一想到可以不再看到格里申，不再看到格拉菲拉和她那柔和得像爛橄欖一樣的眼睛，不再苦惱，不再擔驚害怕，心裡馬上就覺得輕鬆了。她不想違抗法律，她要服從法律。

等她寫好了離職申請書，正要去交給裡津的時候，有人叫她去接電話，是里蒙諾夫打來的。

他問她，明天晚上她是不是空閒，從塔什干來了一個人，說了一些那裡的情形，挺有意思，還帶來了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問候。於是她又感受到另一種生活的氣氛。

葉尼婭儘管不準備說，可還是對里蒙諾夫說了說有關戶口的事。

他聽她說，也不插話，後來他說：

「竟有這種事，真有意思：古比雪夫有爸爸的街道，可是不準女兒落戶口，要把女兒攆出去。有趣。有趣。」

他略作思索，又說：

「這樣吧，葉尼婭，您的離職申請書今天不要交，晚上我要參加州委書記召開的會議，我把您的事情說一說。」

葉尼婭道了謝，但是她以為里蒙諾夫把話筒一放，馬上就會把她的事情忘了。不過她還是沒有把離職申請書交給裡津，只是問他，能不能通過軍區司令部給她弄一張去喀山的船票。

「這倒好辦，」裡津說，並且把兩手一攤，「就是公安機關難說話。有什麼辦法呢，古比雪夫實行一套特殊的制度。他們有專門指示。」

他問她：

「今天晚上您有時間嗎？」

「沒空，有事。」葉尼婭生氣地說。

她一面往家裡走，一面想，她很快就要看到媽媽、姐姐、姐夫、娜佳了，她在喀山一定會比在古比雪夫好些。她很奇怪，為什麼她這樣傷心，為什麼一進公安局就嚇得發呆。不給辦戶口手續，就去它的吧……如果諾維科夫有信來，就請鄰居們轉往喀山去好啦。

早晨，她剛來上班，就叫她去接電話。有一個很有禮貌的聲音請她上市公安局戶籍股辦理戶口手續。

二十五

葉尼婭結識了住在這座宅子裡的一位鄰居——沙爾戈羅茨基。每次沙爾戈羅茨基突然轉頭的時候，似乎他那老大的、像雪花石膏一般的頭就要從細細的脖子上掉下來，咚的一聲落到地上。葉尼婭發現，老頭子臉上那蒼白的皮膚泛著柔和的藍色光澤。葉尼婭很喜歡這種皮膚的藍與眸子的藍色冷光相搭配；老頭子是高等貴族出身，她一想到恰好可以用表示高貴的藍色來畫老頭子，就覺得十分好笑。

弗拉基米爾·安德列耶維奇·沙爾戈羅茨基在戰前的生活不如戰爭時期。現在他有一些活兒幹了。蘇聯情報局約他寫一些短文，寫德米特里·頓斯科伊、蘇沃洛夫、烏沙科夫，寫俄羅斯軍人的光輝傳統，寫十九世紀的詩人，如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

沙爾戈羅茨基告訴葉尼婭，從母系來說，他是羅曼諾夫王朝之前一支古老的公爵世家的後裔。他年輕時在省地方自治局任職，在地主子弟、鄉村教師和年輕神甫們中間鼓吹徹底的伏爾泰主義和恰達耶夫思想。

他對葉尼婭說過他同省首席貴族的談話。是四十四年以前的事了。

「您是俄羅斯一支古老世家的代表，可是居然向莊稼漢鼓吹，說人類起源於猴子。莊稼漢會問您：大公們是不是？皇太子是不是？皇后是不是？皇上本人是不是？……」

沙爾戈羅茨基繼續進行思想宣傳，結果他被流放塔什干。一年後他得到赦免，於是他出國到了瑞士。在瑞士他遇到很多革命活動家。布林什維克、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都知道這位古怪的公爵世家後裔。他參加辯論會、晚會，和一些人談得很愉快，但是他不贊成任何人的主張。就在這時候，他和一個猶太大學生李別茨成了好朋友，李別茨是一個留著黑色鬍鬚的崩得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不久，他回到俄國，住在他自己的莊園裡，有時在《下諾夫哥羅德報》發表歷史題材和文學題材的文章。

他不善經營家產，莊園由母親管理。

沙爾戈羅茨基是唯一一個莊園未被農民觸動的地主。貧農委員會甚至分給他一大車木柴和四十棵大白菜。他整日坐在家裡唯一生了爐子、裝了玻璃的房間裡，讀書，寫詩。有一首詩他還念給葉尼婭聽過。這首詩題為《俄羅斯》：

放眼四望，無慮無憂。

大平原，無邊無沿。

老鴉悲愴地啼叫。

玩樂。大火。隱秘。

麻木不仁。

處處別具一格。

又驚人地雄偉。

他用心地念著一個一個的字，停頓、轉折處都念得很清楚，長長的眉毛揚得高高的，然而他那寬大的額頭並不因為揚起眉毛而顯得小些。

一九二六年，沙爾戈羅茨基講授起俄羅斯文學史。他抨擊傑米揚·別德內，讚揚費特，參加當時非常風行的關於生活的真和美的辯論會。他聲稱自己反對任何國家形式，聲稱馬克思主義是有侷限性的學說，談俄羅斯精神的可悲命運，直到又一次免費去了塔什干。他住在那裡，一直不理解地理位置的轉換在理論辯論中的作用。直到一九三三年底，他才得到允許遷到薩馬拉他的姐姐那裡去。他姐姐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是戰前不久才死的。

沙爾戈羅茨基從來不請別人到自己屋裡去。但是有一次葉尼婭到這位公爵後裔的住處看了看：書和舊報紙堆在角落裡像山一樣，一張張舊椅子摞在一起，幾乎抵到天花板，鑲了鍍金框的畫像擺在地板上。在蒙了紅絲絨的沙發上放著一床皺皺巴巴、露出棉絮的棉被。

這是一個和善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沒辦法的人。通常大家都說這樣的人有「孩子般的心靈、天使般的善良」。但是他可以默誦著他心愛的詩句，無動於衷地從伸手向他乞討的飢餓的孩子或衣衫襤褸的老嫗身邊走過。

葉尼婭聽沙爾戈羅茨基說話，常常想起自己的第一個丈夫，可是這位費特和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一貫崇拜者與共產國際戰士克雷莫夫太不相像了。

葉尼婭感到奇怪的是，克雷莫夫跟沙爾戈羅茨基老頭子一樣是俄羅斯人，但對俄羅斯美麗的風光，對俄羅斯民間故事和費特、丘特切夫的詩竟毫無興趣。克雷莫夫從小就看重的俄羅斯生活中的一切，他認為在俄羅斯頭等重要的一些人物，沙爾戈羅茨基卻毫不感興趣，有時甚至有些敵視。

對於沙爾戈羅茨基來說，費特是上帝，首先是俄羅斯的上帝。對於他來說，關於好漢菲尼斯特的故事和葛令卡的組歌《彷徨》都是神奇的。而且，不管他多麼讚賞但丁，他仍然認為但丁作品中沒有俄羅斯音樂和詩歌那種神奇的魅力。

克雷莫夫卻認為杜勃羅留波夫和拉薩爾，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恩格斯之間沒什麼區別。他認為，馬克思高於一切俄羅斯天才人物，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毫無疑問勝過俄羅斯的音樂。也許只有涅克拉索夫是例外。他認為涅克拉索夫是全世界第一位詩人。有時葉尼婭覺得，沙爾戈羅茨基不僅可以幫助她認識克雷莫夫，而且可以幫助她看清她與諾維科夫將來的關係。

葉尼婭很喜歡跟沙爾戈羅茨基談話。往往是從令人不安的戰況談起，然後沙爾戈羅茨基就議論起俄羅斯的命運。

「俄羅斯貴族，」他說，「是有罪於俄羅斯的，葉夫根尼婭·尼古拉耶芙娜。但他們也珍愛著俄羅斯。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不應該得到絲毫寬恕。傻瓜，蠢貨，飽食終日的飯桶，拉斯普京，米亞索耶多夫上校，椴樹林蔭道，逍遙自在的生活，沒有煙囪的農舍，樹皮鞋……一律完蛋。我姐姐有六個兒子死在加里西亞和東普魯士，我大哥又老又病，也在戰鬥中犧牲了，但是歷史不給他們算上這些……應該算呀。」

葉尼婭常常聽他評論文學，他的觀點與現在的觀點完全不同。他認為費特在普希金與丘特切夫之上。他對費特熟悉的程度，自然沒有一個俄羅斯人能比得上，也許費特生前能記得的關於自己的事，還沒有沙爾戈羅茨基知道的多。

他認為列夫·托爾斯泰太實際了，雖然承認他有詩意境界，卻不看重他。他是看重屠格涅夫的，卻認為屠格涅夫是一位不夠深刻的天才作家。在俄羅斯小說家中，他最喜歡果戈理和列斯科夫。

他認為，摧殘俄羅斯詩歌的禍首是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對葉尼婭說，除了俄羅斯詩歌，他還愛三樣東西：糖、太陽和睡覺。

他問道：

「我還沒看到我的任何一首詩得到發表，難道我能死嗎？」

有一天，葉尼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里蒙諾夫。他拄著疙疙瘩瘩的柺杖在街上走，敞著皮大衣，一條鮮豔的方格圍巾從脖子上耷拉下來。這個頭戴名貴的海狸皮帽的高大的人在古比雪夫的人群中顯得非常奇怪。

里蒙諾夫陪葉尼婭走到門口。她請他進去喝杯茶。他凝神看了看她，說：

「好吧，謝謝，不管怎麼說，為了戶口的事，您應該請我喝兩杯。」於是一面喘著粗氣，一面上樓。

里蒙諾夫走進葉尼婭的小小的房間，說：

「唔，唔，這兒對於我這樣胖大的身體來說，是很窄小的，不過，對於思想，也許是很寬敞的。」

他忽然用一種極不自然的語調和她談起來，談起自己的愛情理論和男女關係。

「維生素缺乏症，精神上的維生素缺乏症！」他喘著粗氣說。「您要知道，這是一種很強的飢餓，就像非常需要鹽的公牛、母牛和麋鹿那樣。我自己身上沒有的，我的家裡人、我的妻子身上沒有的，我就在我所愛的人身上找。妻子是維生素缺乏症的根源！於是男人就渴望在自己所愛的女人身上找到幾年幾十年在自己妻子身上找不到的東西。您明白嗎？」

他抓住她的胳膊，撫摩起她的手掌，然後又撫摩她的肩膀，摸她的脖子、腦後。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他用甜蜜的口吻問道。「非常簡單嘛。精神上的維生素缺乏症！」

葉尼婭用冷笑和發窘的眼睛看著他那指甲修剪得光滑的白白的大手從她的肩膀溜到胸脯上，就說：

「看起來，維生素缺乏症不只是精神上的，也是肉體上的呢。」又用老師教訓一年級小學生的口吻說：「別拉拉扯扯，真的，不準。」

他驚慌地看了看她，不過並不羞慚，倒是笑了起來。她也和他一起笑起來。

他們一面喝茶，一面談藝術家薩里揚。沙爾戈羅茨基老頭子來敲門了。

原來，里蒙諾夫早就從有些人的手稿和檔案館藏的信札中知道沙爾戈羅茨基的名字。沙爾戈羅茨基沒讀過里蒙諾夫的作品，但也知道他的名字。報紙列舉專寫歷史軍事題材的作家時，常常出現這個名字。

他們談了起來，一感覺到有共同語言，便興奮起來，高興起來，在他們的談話中不時出現一些名字，如索洛維約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羅扎諾夫、吉皮烏斯、別雷、別爾嘉耶夫、烏斯特里亞洛夫、巴爾蒙特、米留可夫、葉夫列伊諾夫、列米佐夫、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

葉尼婭心想，這兩個人好像把早已沉沒的一個書籍、繪畫、哲學體系和戲劇場景的世界從海底撈了出來。

里蒙諾夫忽然把她的這一想法說出口來：

「咱們好像把早已沉沒的大西洲從海底撈出來啦。」

沙爾戈羅茨基傷感地點點頭，說：

「是啊，是啊，不過您是俄羅斯的大西洲的考察者，我卻是大西洲的居民，跟大西洲一起沉到了大洋底層。」

「這沒什麼，」里蒙諾夫說，「戰爭已經把一些人從大西洲撈到水面上來啦。」

「是啊，」沙爾戈羅茨基隨口說，「結果共產國際的創造者再也想不出別的好法子，只會重複說：俄羅斯土地是神聖的。」

他笑了笑。

「彆著急，等戰爭勝利了，那時候國際主義者們就要說：‘我們的俄羅斯祖國是全世界的首領。’」

奇怪的是，葉尼婭感覺到，他們談得這樣熱烈，這樣沒完沒了，這樣俏皮，不僅是因為高興他們的相遇，不僅是因為找到了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她明白，他們（一個已經完全老了，一個也早已上了年紀）一直都能感覺到她在聽他們說話，他們都很喜歡她。這有多麼奇怪呀。還有，奇怪的是，他們談話她一點也不感興趣，甚至覺得可笑，可同時又並非完全不感興趣，而是有幾分愉快。

葉尼婭望著他們，心想：「瞭解自己是不可能的……為什麼我為過去的生活這樣難過？為什麼我這樣憐憫克雷莫夫？為什麼我一個勁兒地想著他？」

就像過去與克雷莫夫來往的那些共產國際的德國人和英國人使她非常反感一樣，現在沙爾戈羅茨基用嘲笑的口氣說起國際主義者，她聽著也很厭煩、很反感。就連里蒙諾夫的維生素缺乏論也不能幫她理清頭緒。再說，這類事也跟理論無關。

她忽然覺得，她一直想著克雷莫夫，一直為他擔心，僅僅是因為她在想念另一個人，但那個人她幾乎完全沒有想起來。

「難道我真的在愛他？」她驚訝地想。

二十六

夜裡，伏爾加河上空的黑雲散盡。被山谷裡濃濃的夜色劈開的一座座山岡，在星空下緩緩盪漾著。

有時流星在天空劃過，於是柳德米拉不出聲地說：

「讓托里亞活著吧。」

這是她唯一的祝願。她對蒼天再也沒有別的要求了。

當年她還在數學物理系上學的時候，就在天文研究所做過計算員。那時候她聽說，流星在各個月份成群地迎著地球流動，有英仙流星群、獵戶流星群，好像還有雙子流星群、獅子流星群。她已經忘記，在十月、十二月跟地球相會的是哪些流星群了。但是讓托里亞活著吧！

維克托責怪她，說她不愛幫助人，說她對他家的人不好。他認為，如果柳德米拉願意的話，他母親就會跟他們住在一起，不會留在烏克蘭了。

當維克托的堂兄從集中營裡放出來，即將被送往流放地的時候，柳德米拉不願意讓他留宿，怕房管所知道這事。她知道：母親至今耿耿於懷，父親病危時，柳德米拉正住在加斯普拉休假，等她度完假趕回莫斯科，已經是下葬後第二天了。

母親有時和她談起米佳，為他的事情擔心害怕。

「他是一個老實孩子，一輩子都是這樣。居然說他從事間諜活動，說他謀殺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簡直是荒唐，胡說八道！什麼人要這樣造謠？是什麼人要陷害忠實、正直的好人？」

有一天她對母親說：

「你不能完全為他擔保。沒罪的人是不會抓起來的。」

現在她想起了當時母親看她的那種目光。

有一次她對母親說到米佳的妻子：

「我一輩子都討厭她，說實在的，現在我還是非常討厭她。」

現在她也想起了母親的回答：

「可是你要知道，做妻子的因為不檢舉丈夫而被判十年徒刑，這說明了什麼！」

隨後她又回憶起，有一次她在街上撿到一條小狗，帶回家中，可是維克托不願意收養這條小狗，她便大聲對他說：「你這人真冷酷！」

他這樣回答她：

「唉，我的柳德米拉呀，我不希望你年輕漂亮，只希望你的善良心腸不只是對貓和狗。」

現在她坐在甲板上，第一次不袒護自己，不責怪別人，回想著一生中聽到的一次次責難的話……有一次丈夫打電話時笑著對人說：

「自從我們家養了一隻小貓，我能聽到妻子親熱的聲音了。」

有一次，媽媽對她說：

「柳德米拉，你怎麼不肯可憐乞丐呢，你想想看：這是吃不飽的人向你吃飽的人乞討呀……」

但是她並不吝嗇。她是好客的，她做的一手好菜，在朋友們中間是出了名的。誰也看不見這天夜裡她坐在甲板上哭。就算她心腸硬好了，她把所學的東西全忘了，她一點用處也沒有，誰也不會喜歡她了。她已經發胖，頭髮也灰白，又有高血壓，丈夫不愛她了，所以才覺得她冷酷無情。但是隻要托里亞活著就行！她準備什麼都承認，家裡人認為她不對的地方，她都認錯、改正，只要托里亞活著就行！

為什麼她一直記著自己的第一個丈夫呢？他在哪兒？怎麼能找到他呢？為什麼她沒有給他在羅斯托夫的姐姐寫信？現在想寫也不行了，那裡有德國人。他姐姐如果知道托里亞的情況，會告訴他的。

輪機轟鳴，甲板顫動，水花拍濺，天空的星光全混合到一起，融匯到一起，於是柳德米拉睡著了。

黎明漸漸近了。夜霧在伏爾加河上飄蕩，似乎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沉沒在霧中。忽然躍出一輪紅日，好像又迸發出希望。藍天倒映在水中，陰鬱的秋水呼吸起來，太陽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躍。岸坡上夜裡落了厚厚的一層白霜，紅色的楓樹在白霜裡顯得分外悅目。晨風吹來，霧氣消散，世界變得像玻璃一般明淨剔透。不論是明亮的朝陽還是藍天碧水，都沒有一絲暖意。

大地是遼闊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無邊無際的，其實既能看到森林的頭，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無窮無盡的。

像大地一樣遼闊、一樣長久的，是痛苦。

她看到坐在一等艙裡的人民委員會領導幹部，穿著草綠色大衣，戴著灰色羊羔皮軍帽。在二等艙裡坐的是顯要們的妻子和丈母孃，穿著打扮都與身份相稱，似乎妻子們有妻子們的特別服飾，丈母孃和媽媽們也有自己的特別服飾。妻子們穿皮襖，戴白色長絨毛頭巾；丈母孃和媽媽們穿藍呢子皮襖，黑色羊羔皮翻領，咖啡色頭巾。跟她們在一起的孩子們都流露著苦悶和不滿的神情。從艙房窗戶裡可以看到這些乘客帶了很多吃的東西。柳德米拉經驗豐富的眼睛很容易看清裝在各種容器裡的東西。有蜂蜜，有煉過的油，裝在一個個罐子罈子裡，用火漆封了口的黑色大瓶裡，順著伏爾加河，朝下游而去。有些高等乘客在甲板上散步，從他們談話的片斷可以聽出來，他們最關心的是從古比雪夫開往莫斯科的火車。

柳德米拉覺得，那些高等女乘客看到坐在過道里的紅軍士兵和尉官們，表情都很冷漠，好像她們都沒有兒子和兄弟在前方。

在播送蘇聯情報局的晨間新聞的時候，她們並不跟那些睡眼惺忪的戰士和水手一起聚在喇叭下面聽，而是走來走去幹自己的事情。

柳德米拉從水手們那裡打聽到，這艘船是包給一些黨政幹部及其家屬的，他們要經過古比雪夫回莫斯科，軍事機關命令這艘船在喀山停靠，上一部分軍隊和普通乘客。原定的合法乘客們大鬧了一場，反對讓軍人上船，還打電話給國防委員會特派員。

這些開赴斯大林格勒的紅軍戰士，竟然覺得自己擠了合法的乘客，臉上露出歉疚的神氣，令人感到說不出的奇怪。

柳德米拉覺得，高等女乘客們那種心安理得的眼神特別使人難以忍受。老奶奶們把孫子喚到跟前，一面繼續說話，一面很熟練地把糖果往孫子們嘴裡塞。等到從船頭的一個艙裡走出一個穿黃鼬皮皮襖的小個子老太太，帶著兩個孩子在甲板上玩兒，女乘客們都慌不及待地向她鞠躬、微笑，而在那些政治活動家們的臉上則出現了親切和誠惶誠恐的表情。

如果現在廣播電臺宣佈開闢了第二戰場，列寧格勒包圍圈已經突破，他們誰也不會動一下；但如果有人告訴他們，莫斯科列車的國際車廂已經取消，一切戰爭大事就會被爭購軟臥票和硬臥票的勁頭兒淹沒。

真奇怪呀！柳德米拉也穿著灰羊羔皮襖，戴著長絨毛頭巾，論服裝也跟一等艙、二等艙的乘客差不多。不久前她也曾爭著購買臥鋪車票；維克托到莫斯科出差，沒買到軟席票，她還生氣呢。

她對一位炮兵中尉說，她的兒子也是炮兵中尉，受了重傷，現在躺在薩拉托夫軍醫院裡。她跟一個有病的老奶奶談到瑪露霞和薇拉，談到身在淪陷區的婆婆。她的痛苦，跟這甲板上的痛苦氣氛，跟那種總是牽連著軍醫院、前線墳地與鄉村農舍、無名空地上沒有門牌的棚屋的痛苦，是一樣的。她離家時沒有帶茶杯，沒有帶麵包；似乎她一路上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

但是，從早晨起，她在船上就非常想喝水，她知道，她要受罪了。第二天，紅軍戰士們和船上司爐商量好，在機器艙裡煮了一鍋麥粒兒湯，把柳德米拉叫去，給她盛了一飯盒湯。

柳德米拉坐在空箱子上，用別人的飯盒和調羹喝起熱湯。

「這湯好極啦！」一名炊事兵對柳德米拉說。因為她沒有作聲，炊事兵又問她：「怎麼，不好嗎？不是浮著一層油嗎？」

紅軍戰士請她喝湯，又希望她誇湯好喝，她可以感受到戰士的大方和樸實。

一名戰士的自動步槍出了毛病，彈簧塞不進去，就連帶紅星勳章的准尉也沒辦法，她卻幫著把彈簧塞了進去。

柳德米拉聽了幾名炮兵尉官的爭論，她拿起鉛筆，幫他們解了一道三角公式。

解出公式以後，一名原來喊她「女公民」的中尉忽然問起她的名字和父名。到夜裡，柳德米拉依然在甲板上徘徊。

河上瀰漫著冰一般的寒氣，下游來的狂風從黑暗中衝來。頭頂上星光閃爍；高懸在她的不幸的頭上的、由火與冰構成的無情的天空，既不能給人安慰，又不能使人安寧。

二十七

輪船抵達戰時臨時首都之前，船長接到命令，要繼續往前開，開往薩拉托夫，接運薩拉托夫軍醫院的傷員。

坐在一、二等艙裡的乘客開始準備下船了。他們把提箱、公文包拿出來，放到甲板上。

開始看到工廠的輪廓，一座座鐵皮頂的樓房、棚屋，似乎船尾的水聲也變了，輪機聲也變得更惶惶不安了。

然後，寬闊的薩馬拉河開始慢慢出現。河水有灰色的、紅色的、黑色的，有時像光閃閃的碎玻璃，有時裹在一股股工廠與火車頭噴出的灰煙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邊。

下船的人並不彼此道別，也不向留下的人點頭致意。他們在路上沒有交朋友。

一輛「齊斯-101」牌的小汽車等候著穿黃鼬皮皮襖的老奶奶和她的兩個孫子。一個穿將軍呢大衣的黃臉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個軍禮，又跟兩個孩子握了握手。

過了幾分鐘，帶著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們消失了，就好像本來就沒有他們似的。

輪船上只剩下許多軍大衣和棉軍裝。

柳德米拉覺得，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運、勞動和痛苦聯結在一起的，現在她在這些人當中，呼吸起來就輕鬆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錯了。

二十八

在薩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碼頭，就和一個身穿軍大衣的醉漢相撞，醉漢打了一個趔趄之後，一把把她推開，又罵了一句髒話。

柳德米拉順著石子鋪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會兒，停了下來，喘著粗氣，回頭看了看。那輪船在下面，在一個個灰色的碼頭貨棧中間顯得很白。輪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別，發出低低的、斷續的汽笛聲，好像在說：「你走吧，走吧！」於是她走了。

在上電車的時候，一些年輕女子一聲不響地拼命推擠老年人和病弱的人。有一個頭戴紅軍帽的盲人，看樣子是從軍醫院出來不久的，還不會摸索著單獨行動，兩隻腳急急慌慌地倒換著，拿小棍兒在面前直搗。他像個孩子一樣急切地抓住一個不怎麼年輕的婦女的衣袖。那婦女把胳膊一抽，朝旁邊跨了一步，釘了鐵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噹響了兩聲。他還要去抓她的袖子，並且連忙解釋說：

「請幫我上車，我是剛從軍醫院出來的。」

那婦女罵了一聲，把瞎了眼的傷兵一推，那傷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婦女的臉。

這種無人性的表情是從哪兒來的？來自什麼？是來自她在童年經歷過的一九二一年的饑荒？來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還是來自窮困艱難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會兒，然後一下子站起來，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著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著，在這種亂搖亂打中，表達著他對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人們推搡挨擠著往車上爬，他站在那裡又哭又叫。柳德米拉懷著希望和摯愛，把他們聯結為一個辛勞、貧窮、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堅決不做人道的事情。他們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穿油汙衣裳、在勞動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腸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觸到一種令人難受的、黑沉沉的東西，就好像來到俄羅斯那數千裡的貧瘠土地上，感到寒冷與黑暗，這是置身現實生活的凍土帶時的無可奈何。

柳德米拉問女售票員，應該在哪兒下車。女售票員冷冷地說：

「我已經說過了。你聾了嗎？」

有些乘客站在電車通道上。問他們是不是要下車，他們也不回答，像石頭一樣，動也不動。

過去柳德米拉曾經上過薩拉托夫女子中學初級預備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飯桌旁，悠盪著兩條腿，喝著茶，她心愛的父親給她往熱烘烘的白麵包上抹奶油，燈光映照在茶炊圓圓的肚子上。她不願意離開父親溫暖的手，不願丟下熱烘烘的麵包，不願離開熱氣騰騰的茶炊。似乎那時在這座城市裡沒有寒風，沒有飢餓，沒有自殺的人，醫院裡沒有奄奄一息的孩子，只有溫暖，溫暖，溫暖。

她的大姐索菲亞死於喉炎，就葬在這裡的墳地。媽媽給大姐取名索菲亞，為的是紀念因為謀刺沙皇而被處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亞·裡沃菲娜·佩羅夫斯卡婭。爺爺好像也葬在這裡的墳地。

她來到一座三層的學校大樓跟前，這就是托里亞所在的軍醫院。

門口沒有崗哨。她覺得這是好兆頭。她感覺到醫院裡的空氣，氣味是那樣濃重，就連凍得要死的人也不會喜歡這裡的溫暖，寧願離開這裡再上寒冷的地方去。她從廁所旁邊走過，門口還掛著過去的牌子：「男生廁所」、「女生廁所」。她經過走廊，廚房裡的氣味朝她撲來。她又往前走，透過蒙了一層水汽的玻璃看到院子裡堆著不少長方形的棺材。她又像在家裡拿著未開啟的信那時候一樣，心想：「天啊，萬一已經死了呢。」可是她放大了步子又朝前走去，走上灰灰的地毯，從一個個床頭小櫃和她所熟悉的天門冬和蓬萊蕉中間穿過，來到一個門口，門口掛著「四年級」的牌子，並排掛著手寫的牌子：「病歷室。」

柳德米拉抓住門把手。陽光穿過烏雲，射在窗戶上，四周一下子都亮了。過了幾分鐘，愛說話的管理員一面在被陽光照得亮閃閃的長匣子裡翻著病歷卡，一面對她說：

「噢，噢，就是說，沙波什尼科夫，阿……哦……阿納托里·維……噢……您很幸運，沒有碰到我們的警衛長。不脫大衣，他要是看見了，夠您受的……噢，噢……就是說，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就是，就是他，中尉，不錯。」

柳德米拉看著他的手從長長的膠合板匣子裡抽出卡片，她似乎站到了上帝面前，等候上帝告訴她是死是活，可是她一時之間呆住了，弄不清她的兒子是死了還是活著。

二十九

柳德米拉來到薩拉托夫的時候，給托里亞做過上一次手術，即第三次手術之後，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做這次手術的是二級軍醫麥捷爾。手術又複雜，時間又長。托里亞有五個多鐘頭處在全身麻醉狀態中，兩次靜脈注射安眠朋鈉。軍醫院的軍醫和醫科大學的臨床醫生中，都沒有人在薩拉托夫做過類似的手術，只見過文字材料，美國一份軍事醫學雜誌在一九四一年發表過類似手術的記載。

因為這項手術特別複雜，在做過例行的x光檢查之後，麥捷爾醫生曾經和托里亞進行過長時間的、坦率的交談。他向托里亞解釋了重傷之後在他機體內發生的病理變化的性質。同時醫生也坦率地說了手術中可能出現的危險。他說，會診的醫生的意見並不一致，老醫師羅季奧諾夫就反對這次手術。托里亞向麥捷爾醫生提了兩三個問題，略作思索之後，就在x光室裡表示同意做手術。為這次手術做準備，用了五天時間。

手術從上午十一點開始，到下午四點多鐘才結束。在做手術的時候，軍醫院院長、軍醫季米特魯克也在場。在場觀察手術的醫生們都認為，手術做得非常漂亮。

麥捷爾醫生在手術檯邊當機立斷，正確地解決了事先未料到的以及文字記錄中不曾提到的難題。

手術時病人的狀況是令人滿意的，脈搏正常，沒有減弱。下午兩點鐘左右，已經不年輕的、胖大的麥捷爾醫生感覺體力不支，只好暫停幾分鐘。內科醫生給他注射了一針戊酸薄荷腦脂，之後麥捷爾醫生再也沒休歇，一直把手術做完。可是，手術結束後不久，托里亞剛剛被送進隔離病房，麥捷爾醫生就心絞痛發作，情況很嚴重。只有一再地注射樟腦劑，服用硝化甘油，到夜裡才把心絞痛壓下去。顯然，心絞痛是神經緊張和健康欠佳的心臟超負荷工作引起的。

值班護士捷連季耶娃遵照指示觀察托里亞中尉的病情。克列斯托娃醫生走進病房，摸了摸尚處在昏迷狀態的托里亞的脈搏。病人的情況很好，克列斯托娃對護士說：

「麥捷爾把沙波什尼科夫中尉救活了，可是麥捷爾自己差點兒送命。」

護士捷連季耶娃說：

「噢嘿，萬一光是中尉托里亞活下來，那才夠受呢！」

托里亞呼吸幾乎沒有聲音。他的臉一動也不動，細細的手臂和脖子就像是小孩子的，蒼白的皮膚上還保留著戰地作業和草原行軍中曬黑的痕跡，就像隱隱約約的影子。托里亞的狀況介乎昏迷和睡夢之間：一方面是麻醉藥的力量尚未完全消退，一方面是體力和精力受到巨大消耗。

托里亞迷迷糊糊地吐出一些不相關的詞兒，有時也說出連貫的句子。捷連季耶娃覺得他好像很快地說了一句：

「你沒看到我這個樣子，太好了。」

說過這一句以後，他不作聲了，兩個嘴角耷拉下來，就好像他在昏迷中不出聲地哭了。

晚上八點左右，他睜開眼睛，並且很清楚地說要喝水，護士一見這情形，非常高興，非常驚訝。她告訴他，他現在不能喝水，又告訴他，手術十分成功，完全可以復原。她問他感覺如何，他回答說，背部和腰側都不怎麼疼痛。

她又試了試他的脈搏，往他的嘴上和額頭上敷了溼毛巾。

這時候衛生員麥德維傑夫走進病房，說外科主任普拉託諾夫醫生打電話找護士捷連季耶娃。捷連季耶娃來到值班室裡，拿起話筒，向普拉託諾夫彙報說，病人已經醒了，就一個經過大手術的病人來說，情況完全正常。

護士捷連季耶娃要求派人接替她，她要上市軍委會去，因為給她丈夫的領款證的地址寫錯了。普拉託諾夫答應讓她去，但叫她繼續觀察一會兒，等會兒普拉託諾夫親自來接替她。

護士捷連季耶娃回到病房。病人依然躺著未動，還是她離開時那個樣子，但臉上的痛苦表情不那麼強烈了：嘴角抬上去了，臉色平靜，似乎在笑。看樣子，一直很痛苦的表情使托里亞的臉顯得蒼老，現在這一副笑臉使護士捷連季耶娃感到吃驚：那瘦小的臉，那蒼白而飽滿、微微撅起的嘴唇，沒有一絲皺紋的高高的額頭，似乎不是屬於一個成年人，甚至也不屬於一個大孩子，而是屬於一個小孩子的。她問他感覺如何，他沒有回答，看樣子，是睡著了。

捷連季耶娃又看了看他臉上的氣色，有點兒不放心。她抓起他的手，沒有摸到脈搏，手只是多少有一點兒熱乎，這是勉強能感覺到的餘熱，就好比前一天生的爐子，早已熄滅，但到早晨還保留著一點兒微熱。

儘管護士捷連季耶娃一直生活在城市裡，可是她跪了下來，為了不驚動活著的人，輕輕地、像農村婦女那樣哭號起來：「我們的親人呀，最最心愛的人呀，你怎麼就走了呀？」

三十

軍醫院裡已經知道沙波什尼科夫中尉的母親來了。接待死者母親的是軍醫院政委、營級政委希曼斯基。他是一個漂亮男子，聽口音可以知道他是波蘭出生的。他皺著眉頭等待柳德米拉到來，他以為她必然要流淚，也許還會昏過去。他用舌頭舔著剛長出來的鬍子，為死去的中尉、為死者的母親難過，並且因此也生起中尉和他媽媽的氣：如果每一個死去的尉官的媽媽都需要接待，神經怎麼能受得了呀？

希曼斯基請柳德米拉坐下，在開始談話之前，先遞給她一杯水。於是她說：

「謝謝您，我不渴。」

她聽他談了手術前會診的情形（這位政委認為沒必要說有一人曾經反對做手術），談了這次手術的困難，談了這次手術進行得很好；又說，醫生們認為，對於沙波什尼科夫中尉這樣的重傷，應該做這種手術。他說，沙波什尼科夫死於心臟麻痺，經過三級軍醫鮑爾德廖夫病理解剖，得出結論：這次突然變化，醫生是無法預測，也無法排除的。

接著政委又說到，軍醫院來的病人成百上千，可是很少有人像沙波什尼科夫中尉這樣受到醫護人員喜愛。他又自覺，又文雅，又有禮貌，總是不好意思提什麼要求，怕麻煩醫護人員。

希曼斯基說，一個做媽媽的，養育出這樣一個忠誠無私地把生命獻給祖國的兒子，應當感到自豪。

然後，希曼斯基問她，對醫院領導有沒有什麼要求。

柳德米拉說，佔用政委不少時間，請多原諒，接著她從小包裡抽出一張紙，念起自己的要求。

她要求把兒子的埋葬地點告訴她。

政委一聲不響地點了點頭，並在小本子上記下來。

她希望和麥捷爾醫生談一談。

政委說，麥捷爾醫生聽說她來了，也很想和她見見面。

她要求見見護士捷連季耶娃。

政委點點頭，又在小本子上記了一下。她要求把兒子的遺物給她，作為紀念。

政委又記了記。

然後她要求把她給兒子帶來的禮物轉送給別的傷員，接著就把兩罐鯡魚罐頭和一包糖果放到桌子上。

她的眼睛和政委的眼睛相遇。政委的眼睛遇到她那藍藍的大眼睛的光芒，不由得眯縫起來。

希曼斯基請柳德米拉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到醫院來，她所有的要求都不成問題。

政委看了看已經關上的門，看了看柳德米拉要求轉送其他傷員的禮物，他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脈搏，沒有找到脈搏，就把手一揮，喝起水來，這水便是開始談話前請柳德米拉喝的那一杯。

三十一

似乎柳德米拉沒什麼空閒時間。夜裡她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在公園裡的長椅子上坐了坐，到車站裡面暖和了一陣子，就又邁著鄭重其事的快步子在空蕩蕩的大街上來來回回地走。

她所要求的事，希曼斯基全給辦了。

上午九點三十分，護士捷連季耶娃來見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請她說說她所知道的有關托里亞的一切。

柳德米拉穿上罩衫，和捷連季耶娃一同登上二樓，從她兒子當時進手術室經過的走廊走過，在一個單間病房的門前站了一會兒，看了看這天上午空出來的病床。護士捷連季耶娃一直走在她旁邊，用手帕揩著鼻子。柳德米拉又下到一樓，捷連季耶娃便和她分開了。不久，接待室裡進來一個人，白頭髮，胖大的身子，黑黑的眼睛下面有兩個黑黑的圈兒。麥捷爾醫生漿過的白罩衫跟他那黑黑的臉和睜得老大的黑眼睛相比，顯得很白很白。

麥捷爾對柳德米拉說了說，為什麼羅季奧諾夫教授反對做這次手術。柳德米拉想問的事，他似乎全猜到了。他對她說了說手術前他和托里亞談的話。他很理解柳德米拉的心情，一絲不苟、毫不隱瞞地講了一遍手術過程。

然後他說，他對中尉托里亞有一種特殊感情，幾乎是一種父愛。在這位醫生低沉的聲音中，有一種碎玻璃碴一樣的聲音又尖細又悲慼地響起來。她第一次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雙很特別的手，似乎不是長在這個眼神悲慼的人的身上的。那手粗大而沉重，手指頭黑黑的，粗實有力。

麥捷爾把一雙手從桌上抽回去。他似乎在唸她心中的想法，說：

「能做的事，我全做了；但結果是，我的手加快了他的死亡，而沒有戰勝死亡。」他又把一雙手放到桌子上。

她明白，麥捷爾說的一切都是事實。他說的有關托里亞的每一句話，她都非常希望聽，但每一句都讓他痛苦又難受。可是，他這些話裡還有一種很難受的沉重感。她覺得，麥捷爾醫生希望和她見面不是為了她，而是為了他自己。這使她心中對麥捷爾產生了不好的感覺。

在麥捷爾醫生要走的時候，她說，她相信他為了挽救她的兒子，能做的事全做了。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氣。她感覺到，她的話使他輕鬆了。這樣她又明白了，他因為感到自己有權從她嘴裡聽到這樣的話，所以希望和她見面，於是和她見面了。

她帶著責備的意味在心裡想道：「難道還要從我這裡得到安慰嗎？」

麥捷爾走後，柳德米拉便朝戴皮帽的警衛長走去。他向她行了一個軍禮，用嗄啞的聲音報告說，政委指示用小汽車把她送到安葬的地方去，小汽車還要等十分鐘才來，因為有人用車到票證發放處送文職人員名單去了。中尉托里亞的東西已經收拾好了，最好是從墳地回來後再帶走。

柳德米拉提出所有的要求全做到了，而且一絲不苟，不打折扣，就像執行軍令一樣。不過，從政委、護士、警衛長對她的態度中可以感覺出來，這些人也想從她這裡得到寬恕和安慰。

政委因為醫院裡常常死人，感到自己有責任。在柳德米拉來醫院之前，他並沒有為此感到不安。醫院嘛，總是要死人的，尤其是在戰爭時期。醫療服務工作的組織安排，並未引起上級領導的責難。經常使他受批評的是政治工作做得不夠，沒有很好地報導傷員的頑強精神。

部分傷員不相信戰爭能勝利，還有一部分政治落後的傷員，對集體農莊制度抱有敵對情緒，惡意攻擊，他跟這些鬥爭不夠堅決。在醫院裡還有一些傷員傳播軍事機密的事件。

軍區衛生部政治處曾經把希曼斯基叫了去，告訴他，如果特別處再次彙報說醫院思想混亂，就要把他調到前方去。

現在政委見到死去的中尉的媽媽，感到非常羞愧，因為昨天死了三名傷員，可是昨天他還洗了淋浴，讓炊事員用燉好的酸白菜給他做了可口的下酒菜，喝了從市商業局弄來的一小桶啤酒。護士捷連季耶娃見到死去的中尉的媽媽也感到羞愧，因為她的丈夫是軍事工程師，在集團軍參謀部工作，沒有上過前方，她的兒子比托里亞還大一歲，卻在飛機工廠設計處工作。警衛長羞愧的是，他是一名基幹軍人，卻在後方醫院工作，他還把一匹上等的華達呢衣料和一雙精製的氈靴寄回家，可是死去的中尉留給媽媽的只有棉軍裝。

經管死去傷員的殯葬事務的司務長，厚嘴唇，大耳朵，他在陪同柳德米拉前往墳地的時候，也感到羞愧。棺材都是用薄薄的廢木板釘成的。死者只穿著內衣入殮。普通士兵的棺材排得十分擁擠，都成為合葬的墳墓。墳上的墓碑都是未刨光的木牌，文字寫得歪歪扭扭，而且是用容易褪色的顏料寫的。當然，師衛生營裡的死者都是直接埋進坑裡，連棺材都沒有呢，木牌上的字是用變色鉛筆寫的，一下雨就沖掉。還有那些死在戰鬥中，死在森林裡、沼地上、山溝裡、曠野上的人，還常常得不到安葬呢，埋葬他們的往往是沙土、枯葉、風雪。

但是，當這位婦女跟他一起坐在汽車裡，問他怎樣安葬死者，問他是不是合葬，給死者穿什麼服裝，在墳地上是否致悼詞的時候，他還是因為棺材木料太差而感到羞愧。

他感到不好意思，還因為他在出來之前曾跑到軍需倉庫一個朋友那裡去，喝了一小罐加水的藥用酒精，還就著大蔥吃了一塊麵包。使他感到難為情的，是汽車裡充滿了他撥出來的酒氣和大蔥氣味，可是，不論他多麼難為情，不呼吸是不行的。

他愁眉苦臉地望著掛在司機前面的反光鏡。在這四四方方的小鏡子裡映照出司機那一雙帶笑的、使司務長感到慚愧的眼睛。

「司務長，你喝醉啦！」司機那一雙年輕而快活的眼睛不客氣地說。

所有的人在犧牲了兒子的母親面前都感到羞愧，而且，不論人類歷史多麼長久，想對她說明自己無愧，都是徒然的。

三十二

勞動營計程車兵們正從卡車上往下卸棺材。他們不聲不響，不慌不忙，可以看出他們幹這種活兒已經熟練和習慣了。一個人站在車斗裡，把棺材推到邊沿上，另一個人用肩膀接住，往外一拖，又一個人不聲不響地走過來，用肩膀接住棺材的另一邊。他們咯吱咯吱地踩著上了凍的土地，把棺材抬到寬大的合葬墳裡，貼著墳坑的邊放好，又回到卡車跟前。等到卸空了的卡車回城裡去了，士兵們便在墓穴旁的棺材上坐下來，拿出一疊廢紙和一丁點兒菸絲捲菸卷兒。

「今天好像空閒些。」一個士兵說著，用裝配得很好的打火傢什打起火來——細繩的火絨塞在銅彈殼裡，火石嵌在裡面。這個士兵把火絨搖了兩下，就冒出煙來。

「司務長說，今天就一汽車，再沒有了。」另一名士兵說著，噴了一大口煙，抽起菸捲兒。

「那咱們可以封墳啦。」

「過一會兒當然好些，他還要拿名單來，要檢查。」另一名沒抽菸計程車兵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塊麵包，打了打灰，又輕輕吹了吹，便吃起來。

「你跟司務長說說，讓他給咱們發鐵釺。這地凍了好幾尺厚，明天還要挖新墳，像這樣的地用鐵鍬能挖得動嗎？」

剛才在打火的那一名士兵，用手叭叭拍了兩下，把木頭菸嘴裡的菸灰拍出來，又輕輕地拿菸嘴在棺材蓋上敲了敲。三個人都沒有說話，好像在聽什麼。什麼聲音也沒有。

「聽說，要給勞動營發乾糧了，是真的嗎？」吃麵包計程車兵說。他把嗓音放得很低，為的是不打攪棺材裡的死者，知道他們對這些話不感興趣。

另一個抽菸計程車兵把菸灰從長長的蘆葦菸嘴裡吹出來，又對著亮光朝菸嘴裡看了看，搖了搖頭。

還是沒有什麼聲音。

「今天天氣不壞，就是有風。」

「聽，汽車來了，這一下子咱們要幹到中午了。」

「不對，這不是咱們的大汽車，是小汽車。」

從小汽車裡走出他們熟悉的司務長，接著出來的是一位戴頭巾的婦女。他們朝鐵欄杆那邊走去，在上個星期之前都是在那裡埋死人，後來因為已經沒有地方，就不在那裡挖墳了。

「埋葬軍人，沒有一個人送葬，」一名士兵說，「在和平時期，你要知道，一口棺材，後面上百人捧著鮮花。」

「也有人哭這個人的。」一名士兵用厚厚的長圓形指甲很有禮貌地敲了敲棺材板，指甲因為幹活兒磨得像海邊石子一樣光溜。「只不過那些眼淚咱們看不到……瞧，司務長一個人來了。」

他們又抽起煙來，這一次三個人都抽了。司務長走到他們跟前，和善地說：

「同志們，咱們都抽菸，誰又替咱們幹活兒呢？」

他們一聲不響吐出三個煙團兒，接著，剛才打火的那個士兵說：

「你也抽一口吧，聽，咱們的卡車又來了。我從馬達聲能聽出來。」

三十三

柳德米拉走到一個墳包前面，唸了念寫在膠合板上的兒子的姓名和軍銜。她清楚地感覺到，在頭巾下面的她的頭髮動了起來，不知是誰的冰冷的手指頭在撥弄她的頭髮。

左邊，右邊，直到欄杆邊，全是灰灰的墳包，沒有青草，沒有鮮花，只有插在墳土裡的一根根木杆。木杆頂上釘著膠合板，上面寫著一個人的姓名。膠合板有許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一個樣子，很像田野里長得很茂盛的莊稼。

她現在終於找到了托里亞。有多少次，她拼命猜想，他在哪兒，在幹什麼，想什麼，他是倚著戰壕的土壁打瞌睡，還是在路上走，是不是一隻手端著茶缸、另一隻手拿著糖塊喝茶，是不是冒著槍林彈雨在田野上奔跑……她很希望跟他在一起，他需要有媽媽——她可以給他斟茶，對他說：「再吃塊麵包吧。」她給他脫鞋，給他洗磨出泡的腳，給他脖子上圍圍巾……每次他走了，她都無法找到他。現在她終於找到了托里亞，可是他已經不需要她了。

稍遠處可以看到革命前的一些墳墓，墳前還有大理石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就像是一群誰也不要、跟誰也沒有關係的老頭子——有些歪倒在一旁，有些軟弱無力地靠在樹上。

天空好像是真空的，好像有人把空氣抽光了，頭頂之上，空空蕩蕩，只有乾燥的灰塵。可是無聲無息然而馬力強大的氣泵還在抽天空的空氣，不停地抽著，抽著。柳德米拉覺得不僅已經沒有天空，而且沒有信念，沒有希望，在巨大的沒有空氣的天地間只剩下灰灰的凍土塊壘成的一個小小的土丘。

一切活著的，母親，娜佳，維克托的眼睛，戰報，一切都不再存在了。

活著的，成了死的了。世界上只有托里亞活著。可是，周圍多麼靜呀。他是不是知道她來了……

柳德米拉跪下來，為了不驚擾兒子，輕輕地把寫著兒子姓名的膠合板扶正。她記得，過去她送他上學的時候，給他理衣領，他總要生氣。

「瞧，我來了，你也許在想，怎麼媽媽還不來……」

她說起話來，聲音小小的，怕欄杆外面有人聽見。

公路上賓士著汽車，黑糊糊的、花崗岩般的卷地的風雪在旋轉，茫茫一片，在柏油路面上又繞圈兒，又打旋兒……揹著口袋的人、提著牛奶桶的女人都穿著軍靴，橐橐地走著，身穿棉襖、頭戴棉軍帽的孩子們跑著去上學。

但是她覺得這到處在活動的世界只是一種模模糊糊的幻景。

多麼靜啊。

她和兒子在說話，回憶著他過去生活中的細節，於是這些僅僅存在於她的記憶中的往事充滿了天地間，到處是孩子的聲音、眼淚，翻看小人書的沙沙聲，小調羹敲打白碟子邊兒的響聲，自己裝配的收音機的噝噝聲，滑雪板的哧哧聲，別墅池塘裡船槳的划水聲、剝開糖果紙的沙沙聲，閃來閃去的孩子的臉、肩膀、胸膛。

他的眼淚、苦惱，他的好的、不好的行為，都因為她的絕望而復活了，一切如在眼前，好像可以觸控到。

她不是回憶死去的兒子，而是為他的實際生活操起心來。

幹嗎要在這麼弱的燈光下通宵看書呀。這麼年輕就開始戴眼鏡，以後怎麼辦啊……

瞧，他就穿著薄薄的布襯衣躺在這兒，光著腳，怎麼不給他蓋被子，這地冰涼冰涼的，到夜裡還有老厚的霜呢。

柳德米拉鼻子裡忽然湧出鮮血。頭巾都溼透了，沉甸甸的。她頭暈，眼睛發黑，有一會兒她覺得就要昏過去。她閉上眼睛。等她把眼睛睜開，在她的悲痛中復活的世界已經消失，只有被風捲起的灰色塵土在墳墓上面盤旋著；好像是一會兒這座墳，一會兒那座墳，冒起灰煙。

奔流在堅冰之上、把托里亞從黑淵中托出來的那股仙水流走了，消失了；在母親的絕望中出現的那個世界，一時間衝破現實的桎梏、要取代現實的那個世界，又不見了。她的絕望好像變成了上帝，讓兒子從墳墓裡站起來，讓空中佈滿新的星星。

在過去的這幾分鐘裡，世界上只有托里亞活著，其餘的一切都有賴於他。但是，母親的強大力量不能長久地使大量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服從死去的托里亞。

她把頭巾按到眼睛上，眼睛是乾的，頭巾卻被血溼透了。她覺得她的臉上沾滿黏糊糊的血。她彎著腰坐著，漸漸平靜下來，不由得在思想上邁著小小的起步，開始承認托里亞不在人世。

醫院裡的人見她這樣平靜，聽到她提的問題，都感到吃驚。他們不知道，她還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很清楚的事實，沒有意識到托里亞已經不在人世。她對兒子的感情太強烈了，以至於既成事實的威力絲毫不能動搖這種感情，所以他還繼續活著。

她已經失去理智，誰也沒看出這一點。她終於找到了托里亞。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她的心還要經歷長時間的痛苦，直到幾年、也許幾十年之後，慢慢地、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堆起自己的墳包，在心裡清醒地感覺到永遠失去了兒子，才會在既成事實的威力面前屈服。

勞動營計程車兵幹完活兒，已經走了。太陽就要落山，墳地上的膠合板投出了長長的影子。只剩柳德米拉一個人。

她想，應該把托里亞的死訊通知親屬們，通知在集中營裡的他的父親。一定要通知父親。要通知親生父親。托里亞在手術之前想些什麼呢？他吃得怎樣呢？還用調羹吃飯嗎？他是不是有時也側著睡呢？還是仰著睡？他喝水喜歡加檸檬和糖呀。現在他是怎樣躺著的？頭髮理過沒有？

大概由於心裡的痛苦過於沉重，周圍的一切變得越來越黑沉了。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痛苦永無盡期；將來維克托會死，她的女兒的後代們也會死。她會一直痛苦下去。

在悲痛過分沉重，內心支援不住的時候，現實與柳德米拉心中浮現的世界，界限再次消失了，她的愛打退了永恆。

她想，幹嗎要把托里亞的死訊通知他的生父，通知維克托和所有親屬？要知道，情況還完全不能肯定呀。最好是等一等，也許，還能好轉呢。

她小聲說：

「你也不必告訴任何人，情況還一點不清楚呢，還會好起來呢。」

柳德米拉拿大衣襟蓋住托里亞的腿。她又從頭上摘下頭巾，蓋住兒子的肩膀。

「上帝，可不能這樣，怎麼能不蓋被子。哪怕把腿蓋一蓋也好。」

她想得出神了。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中繼續同兒子說話，責備他寫信寫得那樣短。她漸漸清醒，給兒子拉了拉被風吹到一邊去的頭巾。

她跟兒子兩個人在一起，誰也不打攪他們，多麼好呀。誰也不喜歡他，都說他不漂亮：嘴唇又厚，又往上翻。都說他行動古怪，動不動就生氣，發火。同樣，誰也不喜歡她，家裡人光看她的缺點……我的可憐的孩子，我的靦腆的、不漂亮的好兒子呀……只有他喜歡我，現在，在這黑夜裡，在墳地上，只有他和她在一起，他再也不離開她，等她成了一個沒人要的老婆子，他還會愛她……他是一個多麼不圓滑的人啊。從來不要求什麼，又羞怯，又可笑；一位女教師說，他在學校裡成了取笑的物件；大家逗他，捉弄他，他就像小孩子一樣哭起來。托里亞呀，托里亞，可別丟下我一個人。

後來，天亮了。伏爾加彼岸的草原上升起冷冷的紅光。汽車吼叫著從大路上駛過。

精神狂亂的狀態過去了。她坐在兒子墳前。兒子的身體被黃土埋了。兒子沒有了。她看到自己骯髒的手指，看到鋪在地上的頭巾，她的兩腿麻木了，覺得她的臉也弄髒了。她的喉嚨裡發癢。

她對一切都冷漠了。如果有人告訴她，說戰爭結束了，說她的女兒死了，她會無動於衷。如果旁邊有一杯熱牛奶，有一塊熱麵包，她連動都不會動，手也不會伸一下。她坐在地上，既不操心，又無思慮。一切都無所謂，什麼都不需要。只有不肯休歇的痛苦緊壓著她的心，衝打著她的兩邊鬢角。醫院裡的人、穿白衣的醫生說起托里亞的事，她看到他們那張開又合上的嘴，卻沒有聽見他們說的是什麼。地上有一封信，是從大衣口袋裡掉出來的，是軍醫院給她的那一封，她也不想撿起來，抖一抖上面的灰土。她無意識地想起，托里亞兩歲的時候，蹣跚地追趕在地上跳來跳去的蟋蟀，耐心地、毫不洩氣地跟在蟋蟀後面走來走去；又想起她沒有問護士，托里亞在生命的最後一天，在手術前的那個早晨是怎樣躺著的，是側著身，還是仰著。

她看到了晨光，她不可能看不到啊。

忽然她想起：托里亞滿三歲了，那天晚上家裡人吃著甜點心，托里亞還問：

「媽媽，為什麼天黑了？今天是生日呀。」

她看到樹枝，看到在陽光下閃亮的光滑的石頭墓碑，看到寫著兒子姓名的膠合板，字有大有小，稀密不勻。她沒有想法，她沒有心思了。她什麼也沒有了。

她站起身來，撿起那封信，用麻木的手抖了抖大衣上的小土塊，又拍了拍，擦了皮鞋，拿起頭巾，抖了老半天，一直抖到頭巾又成了白的。她把頭巾系在頭上，用頭巾邊兒擦了擦眉毛上的灰土，擦去嘴上和下巴上的血。她朝墳地大門口走去，不回頭，不慢也不快。

三十四

回到喀山以後，柳德米拉就漸漸消痩，越來越像她學生時代照的相片。她上供應商店買東西，燒飯，生爐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覺得秋天的日子太長，怎麼也沒辦法打發過去。

從薩拉托夫回來的那一天，她就向家裡人說了這次外出的情形，說了她想過自己有一些對不起家裡人的地方，說了她去軍醫院的情形，又把包著兒子被炮彈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打了開來。在她說這些事的時候，弗拉基米羅芙娜在重重地喘氣，娜佳在哭，維克托的手發抖，他都無力端起桌上的茶杯。這時來看她的瑪利亞的臉也變得煞白煞白的，嘴巴半張著，眼睛裡也出現了痛苦的神情。只有柳德米拉平靜地說著，兩隻發亮的藍眼睛睜得大大的。她一向是個十分喜歡爭論的人，現在她跟誰也不爭論了。以前如果有人說怎樣可以到車站去，柳德米拉就會又生氣又著急地抬起槓來，說根本不是走那幾條街，也不是坐那幾路電車。有一次維克托問她：

「柳德米拉，每天夜裡你是在和誰說話？」

她說：

「我不知道，也許是做夢。」

他再也沒有問她，但是他對岳母說，柳德米拉幾乎每夜都要開啟箱子，把被子鋪在角落裡一張沙發上，心事重重地在小聲說話。

「我有這樣一種感覺：白天她跟我、跟娜佳、跟您在一起，似乎是在夢裡；到夜裡她說起話來就有了精神，就像戰前一樣，」他說，「我覺得她好像病了，漸漸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我不知道，」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我們都在受苦。都一樣，又各有不同。」

他們的談話被敲門聲打斷。維克托站起身來。但柳德米拉在廚房裡高聲說：

「我去開。」

家裡人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但卻發現，柳德米拉從薩拉托夫回來以後，每天都有好幾次去翻信箱，看有沒有信來。

每當有人來敲門，她都要急急忙忙去開門。

現在，又聽到她急匆匆的、幾乎是在跑的腳步聲，維克托和岳母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們聽到柳德米拉很生氣的聲音：

「沒有，今天什麼也沒有，你們別總來，兩天前我已經給你們半公斤麵包了。」

三十五

維克托羅夫中尉被召到團部，去見殲擊機飛行團預備隊的指揮官，薩卡布盧卡少校。值日參謀維裡卡諾夫告訴他，團長乘飛機到駐在卡里寧區的空軍集團軍司令部去了，傍晚才能回來。維克托羅夫問為什麼叫他來，維裡卡諾夫擠擠眼睛，說，可能跟在食堂裡酗酒、打架有關。維克托羅夫朝防雨布加棉被做成的帷幔裡面望了望，聽到有打字機在響。辦公室主任沃爾康斯基看到維克托羅夫，就猜到他要問什麼，便說：

「沒有，中尉同志，沒有信。」

文職女打字員列諾奇卡回頭看了看中尉，又瞟了瞟面前的小鏡子，這是已經犧牲的飛行員傑米道夫從一架擊落的德國飛機上繳獲了送給她的。她扶了扶軍便帽，推了推壓在正在打的表單上的小尺子，繼續打起字來。

這位長臉的中尉竟也向辦公室主任問這個問題，惹起她同樣的苦惱。

維克托羅夫在回機場的路上，拐彎朝樹林邊走去。這個團退出戰鬥休整以來，已經有一個月了，這期間主要是補充物資，接收新的飛行員。一個月之前，維克托羅夫覺得這人跡罕至的北方是奇特的。那蒼莽的森林，陡峭山岡間彎曲的急流，枯枝敗葉和菌類的氣息，林海不絕於耳的颯颯聲，日日夜夜使他心神不安。

在飛行的時候，他常常覺得地上的氣味進入了機艙。這裡的森林、湖泊散發著戰前他在書上讀到的古代羅斯生活的氣息。在這兒，森林和湖泊之間有古老的驛道，過去曾用這些筆直的樹幹建造房屋、教堂，製作船桅。灰狼曾在這裡出沒。阿廖努什卡坐在河岸上哭泣（就是維克托羅夫現在去軍人服務社食堂經過的河岸）。古老的生活已經沉寂，蕩然無存了。他覺得，這逝去的古代是天真、單純和年幼的，不僅是深閨的少女，就連白鬍子的商人、助祭和長老們，都比這些精明世故的小夥子們，比薩卡布盧卡少校的空軍集團軍的飛行員們年輕一千歲；這些人是從高速汽車、自動炮、柴油機、電影和無線電的世界來到這森林裡的。逝去的幼年時代的標誌，就是奔流在花花綠綠的陡岸之間，在綠樹與紅藍花團中的湍急而纖瘦的伏爾加河……

有許多尉官、軍士和沒有軍銜的小夥子走在戰爭的道路上。他們抽定額配給的煙，用白調羹和鋁盆子吃飯，在車廂裡玩「捉傻瓜」，到城市裡就吃冰棒，一面咳嗽，一面喝他們分到的一點酒。他們寫信不能超過規定次數，他們對著戰地電話喊叫，射擊，有的開炮，有的放槍，有的駕駛t-34坦克，踩油門，吶喊……

土地在腳下咯吱咯吱直響，又有彈性，就像舊彈簧墊子——這是枯葉，上面的幾層又輕又脆，儘管已枯死，但依然片片不同。下面則是多年前的枯葉，已經合成鬆軟的褐色的一片——這是生命的灰燼，這生命曾經發出幼芽，在雷雨中颯颯作響，又閃著笑眼迎接雨後的陽光。幾乎沒有重量的腐爛樹枝在腳下碎裂。靜靜的陽光射在林中土地上，被樹葉劃成斑斑點點。林中的空氣濃稠，凝止不動；習慣了空中旋風的殲擊機飛行員特別會感覺到這一點。曬熱的潮溼樹木散發著清新的木頭氣息。但是枯樹朽枝的氣味比活著的樹木更強烈。在有樅樹的地方，濃烈的松節油氣味勝過一切味道。山楊甜得發膩，赤楊又苦又澀。森林過的是獨立生活，跟其他世界不相干，維克托羅夫覺得自己好像進了一座房子，裡面的一切和外面都不一樣：氣味不一樣，射進來的光線不一樣，聲音在裡面響起來也跟外面不一樣。一個人在森林裡，總覺得自己不大習慣，就像在生人面前。在底下透過高高的、厚厚的林中空氣層朝上面張望，就像站在湖底；樹葉颯颯響，那哧啦哧啦、往軍便帽的帽徽上亂纏的蛛絲，就像掛在水面與湖底之間的水藻。似乎那些橫衝直撞的大頭蒼蠅，無精打采的蚊子，像雞一樣在枝椏中間穿來穿去的松雞，儘管長著翅膀，可是永遠也飛不到森林上面去，就像魚不會游到水面之上。喜鵲有時一下子飛到山楊樹頂上，可是馬上就又鑽進枝叢裡，就像魚有時猛地一躍，白肚皮在陽光裡閃一下，可是馬上又鑽進水裡。在幽暗的林底，那掛滿漸漸消散的藍色、綠色露珠兒的青苔多麼奇怪呀。

從靜謐幽暗的林底，忽然來到明亮的林中空地，馬上一切都不同了：暖烘烘的土地，曬熱的刺柏的氣息，流動的空氣，耷拉著頭的風鈴草（那老大的風鈴花像用紫金鑄成的），還有長在黏黏的莖上的野石竹。心裡頓時輕鬆起來；來到林中空地，就像不幸的生活中出現了幸福的一天。好像那些黃色的蝴蝶、藍黑色的油亮的甲蟲、在草叢裡沙沙爬的螞蟻，已經不是各顧自己，而是大家一起幹著共同的活兒。綴滿細小葉片的樺樹枝輕拂著人臉。草蜢蹦來蹦去，把人當成樹幹，往人身上直撞，趴到人的腰帶上，不慌不忙地蹲在上面，綠色的大腿鼓著勁兒，山羊臉上眼睛瞪得圓圓的。還有遲開的野莓花兒，曬熱的紐扣和皮帶扣環……大概，這林中空地上空從來不曾有「u-88」，不曾有「海因克爾」夜襲機飛過。

三十六

夜裡他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醫院裡過的那幾個月。他不記得汗溼的衣裳、鹹得使人噁心的水，不記得那使人受不了的惡濁氣味。他覺得在軍醫院的那些日子是幸福的。現在，在這森林裡，他聽著樹木的沙沙聲，心想：「難道我聽到了她的腳步聲？」

難道有過這樣的事？她抱著他，撫摩他的頭髮，她哭著，他吻她那溼溼的、鹹鹹的眼睛。

有時維克托羅夫想，他可以駕著「雅克」上斯大林格勒去，不過幾個小時，可以在梁贊加加油，然後上恩格斯城去，他有一個熟識的小夥子在那兒做值班主任。以後要槍斃就槍斃好啦。

他常常想起他在一本舊書上讀到的一段故事：舍列梅捷夫元帥的兒子們把十六歲的妹妹嫁給多爾戈盧基公爵。姑娘在婚前好像只見過他一回。姑娘的哥哥們給妹妹送了大量的陪嫁，送的銀子裝滿三間屋子。結婚後第二天，彼得二世被殺。多爾戈盧基公爵是他的親信，也被抓起來押往北方，關在一座木塔裡。有人告訴新娘，說她可以不受這一婚姻約束，因為她跟丈夫總共生活了兩天。但是她不聽勸說，跟丈夫前去，住到偏僻的林區一座木屋裡。一連十年，每天她都要到多爾戈盧基所在的木塔跟前去。有一天早晨，她看到木塔的小窗戶開著，門也沒有上鎖。年輕的公爵夫人朝街上跑去，見到每一個人，不論是莊稼漢，還是士兵，她都跪下來哀求，問她的丈夫在哪兒。有人告訴她，她的丈夫被押到下諾夫哥羅德去了。她於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到了下諾夫哥羅德，她聽說多爾戈盧基被分屍了。她決定進修道院，便前往基輔洞窟修道院。在要成為修女的那一天，她在第聶伯河岸邊走來走去很久。但她不是俗念未滅，而是在那之前要把指頭上的結婚戒指取下來，她卻捨不得……她在河岸上徘徊了好幾個鐘頭，後來，等到太陽就要落山了，她才把戒指從手指上摘下來，扔到河裡，便朝修道院大門口走去。

這位空軍中尉，這位保育院出身的斯大林格勒發電站機械車間鉗工，老是想著多爾戈盧基公爵夫人的一生。他走在森林裡，常常活靈活現地想象著：他已經死了，已被埋葬，那架被德國人擊落的飛機，半截紮在土中，已經鏽爛了，散架了，四周長滿了青草，薇拉·沙波什尼科娃常常在這兒走來走去，有時停下來，走下岸坡，走到伏爾加河邊，凝望河水……在兩百年前，年輕的多爾戈盧基公爵夫人就曾在這裡走過，有時走到林中空地，用手撥開綴滿紅色野果的樹棵子，從野麻叢裡穿過。他頓時覺得又難過，又痛苦，又失望，又甜蜜。

穿破軍裝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裡走著。在難忘的時代裡，有多少這樣的人被遺忘了啊。

三十七

維克托羅夫還沒有走到機場，就看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重要情況。許多加油車在夏天的田野上東奔西跑，機場維修營的機械師和發動機修理工圍著停在掩護玻璃罩下的飛機忙活著。平時一聲不響的電臺發動機又清楚又起勁地嗒嗒響著。

「壞了。」維克托羅夫心裡說著，加快了腳步。

馬上就證實了他的猜測。腮上帶著紅色燙傷疤痕的上尉索洛馬津一見到他就說：

「有命令，咱們要出發了。」

「上前方嗎？」維克托羅夫問。

「不上前方，上哪兒去？」索洛馬津說過這話，便朝村子走去。

看樣子，他的情緒很壞，他和女房東的關係不同一般，現在大概是急急忙忙找她去了。

「索洛馬津要分家啦：把房子給老孃們兒，老牛自己帶著。」維克托羅夫旁邊有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這是葉列瑪中尉，從小路上走來，他常常跟維克托羅夫搭檔飛行。

「葉列瑪，調咱們上哪兒？」維克托羅夫問。

「可能是西北戰線要反攻了。師長乘著‘艾爾-5’來了。我有一個駕駛‘道葛拉斯’的朋友在空軍軍部裡，可以問他。他什麼都知道。」

「有什麼好問的，不問也會知道。」

不僅團部的人和機場的飛行員們緊張起來，村子裡也開始惶惶不安。團裡最年輕的飛行員，黑眼睛、厚嘴唇的科羅爾少尉捧著漿洗熨好的衣服從街上走來，衣服上面還放著小甜餅和一包果乾。

科羅爾的女房東是兩個獨身的老奶奶，常常給他做甜餅吃，大家都拿他開玩笑。每次他出來執行任務，兩位老奶奶都要來機場，在半路上迎他。一個高高的，身子筆直，另一個是駝背，他走在她們中間，又生氣，又難為情，像一個嬌慣的孩子。飛行員們說，科羅爾跟一個驚歎號、一個問號走在一起。

飛行大隊長萬尼亞·馬爾丁諾夫穿了軍大衣從屋裡走出來，一隻手拎著提箱，另一隻手拿著嶄新的制帽，他怕弄皺了，沒有放到提箱裡。房東的紅頭髮女兒沒戴頭巾，披著一頭自己卷的捲髮，在後面用那樣的目光看著他，見到這種目光，再猜測她和他的關係，就是多餘的了。

一個有點兒瘸腿的男孩子向維克托羅夫報告說，跟他住在一起的指導員戈盧普和中尉沃夫卡·斯科特諾伊已經帶著東西走了。

維克托羅夫在幾天以前才搬到這一家來。在這之前，他和戈盧普住在一個很壞的女人家裡。那女人額頭凸起，一雙黃眼睛鼓鼓的。誰看到這雙眼睛，都覺得不舒服。

為了不讓他們住下去，她往屋子裡放濃煙，有一天還偷偷地往他們的茶裡撒灰。戈盧普勸維克托羅夫把這個女人的事寫成報告遞到團政委，但是維克托羅夫不願寫報告。

「讓她害霍亂死掉。」戈盧普罵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們搬到另一家，覺得這一家簡直是天堂。可是這天堂他們卻不能久住了。

維克托羅夫很快也揹著背包，拎著塞得滿滿的手提箱，從一座座足有二層樓高的灰色房屋前面走過。瘸腿的男孩子在旁邊蹦跳著，拿維克托羅夫送給他的戰利品手槍皮套朝母雞瞄準，朝盤旋在森林上空的飛機瞄準。他從先前住的房子前面走過，透過模模糊糊的窗玻璃看到那個壞女人的一動不動的臉。每次她挑著兩桶水從井上回來，停下來休息的時候，誰也不搭理她。她沒有牛，也沒有羊，屋頂下也沒有燕子。戈盧普打聽過她的情況，想弄清她的富農階級根源，誰知她卻出身貧苦家庭。婦女們說，她在丈夫死後好像是瘋了。有一次在深秋天涼的時候，她跑到湖裡，在水裡呆了一晝夜。幾個男子漢把她硬拖了上來。可是婦女們說，她在丈夫死之前甚至在出嫁之前，都不愛說話。

這會兒維克托羅夫走在這個林區村莊的街道上，再過幾個鐘頭，他就要飛走，永遠離開這兒了。這颯颯響的森林，村莊，麋鹿常常光臨的菜園，還有這蕨草，金黃的松脂，杜鵑，他都看不到了。這些老頭兒、小姑娘他也再見不到了。再也沒有人給他講當年怎樣實行集體化的事，沒有人給他講狗熊搶奪婦女們的馬林果籃子，還有小孩子用光腳板踩蛇頭的故事了……再也見不到這個又奇特又平常的村莊，這村莊一切都跟森林有關，正如他出生和成長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廠有關。

然後飛機又要著陸，轉眼間又要出現新的機場，出現農村或者工人村，出現另一些老年人、小姑娘，他們有他們的傷心事和開心事，有受傷而禿了鼻子的貓，又可以聽到另外一些人敘述往事，敘述全面實行集體化的事，又會有另外一些好的或不好的房東。

美男子索洛馬津到了新的環境裡，又會在閒暇時間戴起漂亮的軍帽，在大街上溜達，彈著吉他唱歌兒，叫姑娘們心醉。

團長薩卡布盧卡少校，一張古銅色的臉，白頭頂剛剛剃過，胸前晃著五顆紅旗勳章，倒換著兩條彎彎的腿，向飛行員們宣讀準備戰鬥的命令。他說，今晚在掩蔽所裡過夜，出發次序在起飛前在機場上宣佈。

然後他又說，指揮部命令不準離開機場的掩蔽所，違反軍令，嚴懲不貸。

「不能在天上睡覺，所以要在起飛前好好睡一覺。」他解釋說。

團政委別爾曼接著講話。他很高傲，大家都不喜歡他，雖然對於飛行上的事他能說得頭頭是道。在處理飛行員穆欣那件事情之後，大家就特別討厭他了。穆欣和漂亮的女電報員麗達沃伊諾娃談戀愛。大家都很贊成他們這段戀情：一有空他們就相會，上河邊散步，總是手挽著手走在一塊兒。大家甚至都不取笑他們了，他們的關係已經非常明朗。

忽然有一種說法傳了開來，這一說法出自麗達之口，是她對一位女友說的，又由女友傳遍了全團：在一次外出散步的時候，穆欣強姦了她，還曾經拿手槍威脅她。

別爾曼聽到這樁事以後，暴跳如雷，而且表現出極大的積極性。穆欣被法庭審問了十天，並且被判了死刑。

在執行槍決之前，空軍集團軍軍委委員阿列克謝耶夫空軍少將來到團裡，開始調查穆欣的案情。麗達弄得將軍非常難為情；她跪在他面前，懇求他相信，有關穆欣一案全是胡編亂造。

她對他說了事情的全部經過：她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接了一會兒吻，後來她睡著了，穆欣要跟她開開玩笑，悄悄把手槍伸到她的兩個膝蓋中間，朝土裡開了一槍。她驚醒了，叫了起來，於是穆欣又跟她接起吻來。她把這事兒對女友說了，可是從女友嘴裡往外一傳，事情就十分可怕了。在這件事情中，只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她跟穆欣的愛情是極其純真的。事情很順利地解決了，判決取消了，穆欣調到了另一個團裡。

從那時起，大家就更不喜歡別爾曼了。

有一次索洛馬津在食堂裡說，俄羅斯人是不會幹這種事兒的。

有一個飛行員，好像是莫爾恰諾夫，說所有的民族中都會有壞人。

「就比如科羅爾，是猶太人，跟他搭檔飛行就很好。在執行任務時知道有這樣一個朋友在後面，心裡就覺得踏實。」萬尼亞·斯科特諾伊說。

「科羅爾算什麼猶太人？」索洛馬津說。「科羅爾是咱們的小夥子，我在飛行中對他比對自己都信得過。他在勒熱夫把緊跟在我後面的一架德國飛機掃掉了。多虧波里亞·科羅爾，我有兩次甩脫盯住我的該死的敵機。你知道，我打起仗來，也是不要命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維克托羅夫說，「如果一個猶太人很好，你就說，他不是猶太人。」

大家都笑起來。索洛馬津說：

「好啦，穆欣被別爾曼安上槍斃罪名的時候，他才不覺得好笑呢。」

這時候科羅爾走進食堂，有一個飛行員很同情地問他說：

「我問你，波里亞，你是猶太人嗎？」

科羅爾有點兒難為情，回答說：

「是的，是猶太人。」

「是真的嗎？」

「完全是真的。」

「行過割禮嗎？」

「滾你的蛋。」科羅爾回答說。大家又笑起來。

等飛行員們從機場回村子去，索洛馬津和維克托羅夫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索洛馬津說，「你不該說那話。我在肥皂廠工作的時候，找碴兒整人的人不少，一個個都是領導。我看夠了那些傢伙。」

「你囉唆什麼，」維克托羅夫聳聳肩膀，「你以為我是他們那種人嗎？」

別爾曼說，飛行員生活的新時期開始了，預備隊的生活結束了。這些話不用他說大家也明白，但大家還是注意聽著，聽聽他的話裡有沒有什麼暗示，本團是不是還留在西北戰線，是調到勒熱夫一帶，還是調到西線或南線？

別爾曼說：

「所以，戰鬥飛行員必須具備的第一點素質，是熟悉裝備，熟悉得能夠操縱自如；第二點，熱愛自己的飛機，要像愛母親、愛姐妹一樣；第三，要勇敢，勇敢就是火熱的心加冷靜的頭腦；第四，要有同志感情，這種感情是我們整個蘇維埃生活培養出來的；第五，在戰鬥中要有獻身精神！成功就在於編隊飛行技能！要緊跟機長！一個好的飛行員，就是在地面上也要常常思考，分析、研究上一次戰鬥：‘嗯，這樣會好些！嗯，不該那樣！’」

飛行員們裝做很感興趣地看著政委，一面小聲說著話兒。

「也許，是叫咱們護送運輸機往列寧格勒送吃的東西？」索洛馬津說。他有女朋友在列寧格勒。

「是不是去莫斯科方向？」莫爾恰諾夫說。他家裡的人都在昆採沃。

「也許，要上斯大林格勒呢？」維克托羅夫說。

「算啦，不一定。」斯科特諾伊說。

他們團上哪兒，對他都無所謂，因為他家的人都在敵佔區烏克蘭。

「波里亞，你想上哪兒去？」索洛馬津問道。「是不是上你們猶太人的首府別爾基切夫去？」

科羅爾那雙黑黑的眼睛氣得一下子完全黑沉下來，他很清楚地罵了一句娘。

「科羅爾少尉！」政委喝道。

「是，政委同志……」

「不要作聲……」

其實科羅爾已經不作聲了。

換做是薩卡布盧卡少校，他本來就是一個罵孃的行家，遇到飛行員當著領導的面罵娘，他不會管的。他每天早晨都對自己的通訊員叫喊：「馬秋金……你他媽的……」然後和和氣氣地說：「把手巾給我拿來。」

可是，團長知道政委那善於羅織罪名的作風，所以不敢馬上把科羅爾放過。如果放過了，別爾曼會寫報吿，說薩卡布盧卡在全體飛行員面前不維護政治領導人的威信。別爾曼已經向政治部寫過報告，說薩卡布盧卡在預備隊期間幹私活兒，和團部裡的人一起喝酒，和當地的女畜牧師葉尼婭·邦達列娃有不正當關係。

所以團長繞著彎子開始了。他很威嚴地嗄聲喝道：

「科羅爾少尉，怎麼站的？上前兩步走！幹嗎那麼吊兒郎當？」

接著他繼續虛張聲勢。

「戈盧普指導員，您向政委彙報一下，為什麼科羅爾破壞紀律。」

「少校同志，請允許我報告，他是和索洛馬津爭吵，至於為什麼，我沒聽見。」

「索洛馬津上尉！」

「有。少校同志。」

「您來彙報。不是向我！向政委彙報！」

「政委同志，讓我彙報嗎？」

「彙報吧。」別爾曼點了點頭，對索洛馬津連看也沒看。他感覺出來，團長還是在堅持自己那一套。他知道，薩卡布盧卡不論在地上還是在空中，都特別狡猾。在空中，他能比誰都快地判斷出敵人的目的和戰術，以詭詐戰勝敵人的詭詐。在地上，他懂得領導強中有弱，下屬弱中有強。如有必要，他可以裝裝樣子，裝成一個憨大，聽到蠢人說的很蠢的俏皮話也可以湊趣，可以哈哈大笑。他能把天不怕地不怕的飛行員們掌握在手心裡。

在擔任預備隊期間，薩卡布盧卡對農業，主要是對飼養家畜家禽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他也搞起果品加工：用馬林果制果子露酒，醃蘑菇，曬蘑菇。他做的飯菜出了名，有許多團長喜歡在空閒時間駕飛機上他這兒來，又吃又喝。但這位少校不認為這是白慷慨。

別爾曼知道這位少校還有一個特別難對付的特點，那就是：儘管他又精明，又謹慎，又狡猾，然而同時又幾乎是個瘋子，一旦硬幹起來，連命都不顧。

「跟領導爭論，簡直就像……跟風作戰。」他對別爾曼說。他會忽然不顧一切地幹起有損切身利益的事，政委只有嘆氣。

有時兩個人情緒都很好，他們就聊天，就你朝我、我朝你擠眼睛，互相拍肩膀或者拍肚子。

「嘿，我們的政委真是個精明漢子。」薩卡布盧卡說。

「嘿，我們的英雄少校真棒。」別爾曼說。

薩卡布盧卡不喜歡政委那種假殷勤，不喜歡他把每一句不小心的話都要寫進報告的那股積極勁兒。他嘲笑別爾曼見了漂亮姑娘就眼饞，嘲笑他喜歡吃燉雞而不喜歡喝酒。別爾曼對別人的生活條件漠不關心，卻善於為自己創造舒適的生活條件，他就更加不滿。他佩服別爾曼的聰明，佩服他為了事業敢於同領導衝突，佩服他的勇氣——有時候似乎別爾曼自己也不知道，他會很輕易地丟掉性命。

這會兒，這兩個人在準備率領空軍集團軍奔赴前線的時候，彼此側眼看著，聽著索洛馬津上尉陳述：

「政委同志，我應該直說，科羅爾破壞紀律，這是我的過錯。我嘲笑他，他忍著忍著，後來就忍不住了。」

「您對他說什麼來著，您向政委說說。」薩卡布盧卡打斷他的話。

「剛才同志們都在猜，咱們團上哪兒去，上哪條戰線去，我就對科羅爾說：你想不想上你們的首府別爾基切夫去？」

飛行員們都看著別爾曼。

「我不懂，上什麼首府？」

別爾曼說過這話，忽然明白了。

他有點兒難為情，大家都感覺到了這一點，而團長特別吃驚的是，這事兒竟出在一個像剃刀刃一樣銳利的人身上。可是，使人驚訝的事兒還有呢。

「這是怎麼搞的？」別爾曼說。「科羅爾，大家都知道，索洛馬津是新魯扎區多羅霍沃村人。如果您對索洛馬津說，他想上多羅霍沃村作戰，他就該因為這樣打您的嘴巴嗎？這真是很奇怪的鄉土道德標準，跟共青團員稱號很不相稱。」

他總是說一些聳人聽聞的話。大家都明白，索洛馬津是想逗科羅爾生氣，科羅爾果然生氣了，可是別爾曼卻滿有把握地向飛行員們解釋，是科羅爾沒有擺脫民族主義偏見，他的行為是藐視各民族友誼，說科羅爾不應當忘記，法西斯正是利用民族主義偏見為所欲為。

別爾曼說的話本身是正確的。他這會兒用激動的語調說的思想，來自革命，來自民主。但這會兒別爾曼的著力點，不是他為了思想，而是讓思想為他，為他今天頗有問題的用心服務。

「同志們，你們看，」政委說，「哪兒思想不正確，哪兒就沒有紀律。今天科羅爾的行動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現在政委把科羅爾的行動同政治問題聯絡起來，薩卡布盧卡自然是不能干預的。薩卡布盧卡知道，任何一個戰鬥指揮員任何時候都不敢幹預政工機關的行動。

「同志們，就是這麼回事兒。」別爾曼說。為了加重自己談話的分量，他停頓了一會兒，才又說下去：「出現這種不成體統的事，責任在犯錯誤的本人，但我這個團政委也有責任，因為我沒能幫助飛行員科羅爾清除思想上的落後的、醜惡的、民族主義的東西。問題比我一開始設想的要嚴重些，所以我現在還不能處罰科羅爾的違紀行為。但是我要把教育科羅爾少尉的任務承擔下來。」

大家動了動，坐舒服些，都覺得事情過去了。科羅爾看了看別爾曼，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種異樣的神情，別爾曼一看到這種神情，皺了皺眉頭，抖了抖肩膀，並且轉過臉去。晚上，索洛馬津對維克托羅夫說：

「你瞧，廖尼亞，他們總是這樣，一個個多麼深奧呀。這事兒要是出在你或者萬尼亞·斯科特諾伊身上，肯定被別爾曼送到懲戒分隊去了。」

三十八

晚上，飛行員們在掩蔽所裡都沒有睡，躺在鋪上抽菸，談話。斯科特諾伊吃晚飯時喝了不少告別酒，這會兒不住地在哼歌兒：

飛機打著螺旋飛翔，

吼叫著飛向大地胸膛，

不要哭，好姑娘，不要悲傷，

從此永遠、永遠把我遺忘。

維裡卡諾夫還是憋不住，說漏了嘴，於是大家都知道了，本團要轉移到斯大林格勒附近。

一輪明月升到森林上空，樹木中間出現了晃晃不定的光斑。離機場兩公里的那個村子，好像是躲在灰堆裡，黑糊糊的，一點聲息也沒有。坐在掩蔽所門口的一些飛行員觀賞著這美妙的、佈滿地標的世界。維克托羅夫望著「雅克」機翼和機尾投出的淡淡的月光陰影，也跟著斯科特諾伊哼唱起來：

用手把骨架抬起，

從飛機底下掏出我們，

一架架飛機盤旋上升，

送我們最後一程。

躺在鋪上的飛行員們在聊天。黑暗中看不清說話的人，但是聽聲音就知道是誰，所以不用呼喚名字，只憑著聲音回答或提問。

「傑米多夫自己請求任務，他不飛就受不了。」

「你還記得吧，在勒熱夫的時候，我們掩護轟炸機，八架飛機一齊朝他撲過去，他從容應戰，堅持了十七分鐘。」

「是呀，拿一架殲擊機換一架‘容克’，是划算事兒。」

「他一面飛，一面唱。我每天都能記住他唱的一兩支歌兒。他也唱過維爾津斯基的歌。」

「這個莫斯科人有兩下子！」

「是啊，他在飛行中肯照顧別人。總是照顧落後的同志。」

「你還沒有真正瞭解他呢。」

「我瞭解他。在飛行中最能看清同飛的搭檔。他的一切都向我表露出來了。」

斯科特諾伊唱完一支歌，大家都靜下來，等著他再唱另一支。可是他沒有再唱。

斯科特諾伊說了一句流行於各個機場的諺語，說的是飛行員的生命短得好比小孩子的衣裳。

大家談起德國人。

「認出德國佬也不難，一下子就可以判斷出來，哪一架厲害，哪一架頑強，哪一架想捉呆瓜，從後面咬尾巴，哪一架專找落在後面的。」

「總的說，他們配合不怎麼緊密。」

「可不能這樣說。」

「德國佬見到受傷的就拿牙緊緊咬住，見到厲害的就逃跑。」

「要是一架對一架，就算是雙頭的，我肯定能把它打掉！」

「你別見怪，要是依著我，因為你打掉一架‘容克’，才不會授給你什麼勳章。」

「空中撞擊——是俄羅斯人的天性。」

「我有什麼好見怪的，你又不能把我的勳章取消。」

「是啊，關於撞擊我早就有一種想法……我還可以拿螺旋槳來撞。」

「追趕中的撞擊，才真夠勁兒！把它趕著朝地上衝擊，叫它撞個粉碎！」

「聽說，團長要用‘道葛拉斯’把母牛和母雞都帶上，是嗎？」

「反正這些東西全都宰啦，用鹽醃起來了。」

有一個人拉長聲音用若有所思的語調說：

「現在我要是帶著姑娘上豪華俱樂部去，還難為情呢。已經不習慣啦。」

「不過，索洛馬津不會難為情。」

「你是不是羨慕呀，廖尼亞？」

「羨慕這種事，不是羨慕這個物件。」

「我明白。絕對相信。」

然後大家回憶起勒熱夫的戰鬥，那是轉為預備隊之前的最後一次戰鬥。那一次七架殲擊機跟敵人的一大群「容克」轟炸機和護航戰鬥機相遇。大家似乎都是各說各的，但又像是都在說同一件事。

「起初有森林做背景，看不見它們；等它們飛高，馬上就看見了。分三個高度飛行。我立刻認出是‘容克-87’：腿兒蹺著，鼻子是黃的。於是我坐得舒服些：好，來吧！」

「我起初還以為那是高射炮炮彈爆炸呢。」

「陽光對這種事兒顯然是有利的。我從陽光方向朝德國佬衝去。我是左側僚機。一下子被甩開三十公尺。跟上去不難，飛機很聽話。我朝一架‘容克’開了火，把它打得冒了煙，可是這時候有一架敵人的殲擊機，長長的，像一條黃鼻子狗魚，轉彎來打我，可是晚了。我看到它朝我開火了，一道青青的印子。」

「我看見我射出的青印子一直抵到那架飛機黑色的機翼。」

「你好得意呀！」

「我小時候放風箏，我爸打我。我進工廠以後，工餘時間常常跑七公里上航空俱樂部去，累得要命，可是一次表演都不放過。」

「喂，你聽我說說。德國佬一下子把我打著了火：油箱、輸油管都燒著了。裡面著了起來。到處是濃煙！另外又打中了我的護罩，把眼鏡打碎，護罩上的玻璃亂飛，流起了眼淚。你猜我怎樣——我一下子鑽到它底下，又一把把眼鏡扯下來！索洛馬津掩護了我。我著了火，可是不害怕，沒工夫害怕！我仍舊坐著，身上沒著火，靴子燒壞了，飛機燒壞了。」

「眼看著咱們要被打掉了。我又轉了兩個圈兒，有一架敵機要同我較量。我沒理會，趕去打另外的敵機，解救被追擊的同志。」

「嗬，當時我已經帶了不少窟窿，被打得像一隻老山鶉一樣啦。」

「我朝那個德國佬衝了十二次，把他打得冒煙了！我看到他的頭亂搖，可見已經不行啦！在二十五公尺的距離我開了炮，把他打了下去。」

「是的，總的應該說，德國佬不喜歡在同一水平線上作戰，總是儘可能飛到垂直線上。」

「怎麼能這樣說？」

「怎麼樣？」

「這事兒誰不知道？就連農村姑娘都知道：德國佬這是躲避急轉彎攻擊。」

「唉，真該把勒熱夫掩護好一點兒，那兒的人真好呀。」

後來安靜下來，有一個人說：

「明天天一亮咱們就要走啦，只有傑米多夫一個人留在這兒啦。」

「好啦，同志們，不管怎樣，我要上儲蓄所去，要到村子裡去一趟。」

「去告別嗎？」

深夜，周圍的河流、田野、森林，一切是那樣寧靜，那樣美好，似乎世界上不可能有仇敵、叛賣、衰老，只有幸福的愛情。雲彩湧向明月，明月在灰色雲霧中飄動，青煙遮住大地。在這樣的夜裡，有多少人在掩蔽所裡過夜。在森林邊上，在木柵欄旁，閃動著一方方白色的頭巾，不時響起清脆的笑聲。樹木在寂靜中輕輕抖著，想必是在夢中受了驚嚇。河水有時輕輕低語一會兒，接著又無聲無息地流起來。

戀人們最痛苦的時刻來到了。這是離別的時刻，是決定命運的時刻：有的今天在哭，明天就會被忘記；有的被死神永遠分開；有的會得到命運的青睞，還會相見。

但是，早晨到了。發動機隆隆響起來，飛機扇起的平刮的風把驚慌的青草壓倒在地上，成千上萬的露珠兒在陽光下顫動……一架架戰鬥機飛向藍天，把小炮和機槍帶上天空，在天空盤旋，等待夥伴們編隊飛行……

昨天夜裡似乎還是無邊無垠的林區，如今漸漸離開，在藍天裡漸漸沉沒……

看得見一個個小盒子似的房屋、小方塊似的菜園，房屋和菜園向後滑去，在機翼下漸漸消失……那青草萋萋的小路看不見了，傑米多夫的墳也看不見了……走吧！森林也哆嗦了幾下，在機翼下滑走了。

「你好，薇拉！」維克托羅夫默唸著。

三十九

早上五點鐘，值日囚犯把一個個囚犯喚醒。外面夜色依然黑沉。棚屋裡有通宵不熄的電燈照耀著。這樣的燈在監獄、鐵路樞紐站和城裡醫院的急診室都有。

成千上萬的人一面咳嗽、吐痰，一面穿棉褲，纏腳布，在腰側、脊樑、脖子上搔癢。

睡在上鋪的人穿好衣服下來，有時腳會碰到坐在下鋪的人頭上，下鋪的人也不罵娘，而是一聲不響地把頭朝旁邊一歪，用手把上面的腳推開。

夜裡喚醒這麼多人，裹腳布閃來閃去，人頭、脊背不住地晃動，煙氣騰騰，電燈光明晃晃的，這一切顯得極不正常。幾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寒夜裡靜靜地沉睡，可是勞改營裡已經到處是人，到處在活動，到處是煙霧、燈光。

上半夜一直在下雪，雪堆把棚屋的門堵住，把通往礦井的大路埋住……

礦井的汽笛慢慢叫起來，也許，密林深處的狼也跟著那粗壯而淒厲的汽笛聲嚎起來了。警犬在勞改營的田野上嘶啞地吠著，拖拉機隆隆響著清掃通往礦區大樓的道路，押隊兵彼此呼喚著……

雪花飄到探照燈光中，晶亮晶亮的，顯得十分柔和悅目。在廣闊的勞改營田野上，在亂糟糟的狗吠聲伴奏下，開始點名了。押隊兵那傷了風的嗓門兒又嘶啞又激昂……巨大的人流朝礦井湧去，一片咯吱咯吱的皮鞋聲和氈靴聲。守望塔瞪著巨大的獨眼，盯著周圍的一切。

笛聲依然呼嘯著，有遠的，也有近的，這是北方的混合樂隊。這聲音迴盪在寒冷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土地上，在科米自治共和國上空，在馬加爾，在蘇維埃港，在科雷馬邊區的雪野上，在楚科奇凍土地帶，在摩爾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薩克的勞改營裡……

伴隨著汽笛聲，伴隨著鐵撬棍敲擊鐵軌的聲音，人們前去採掘索裡卡姆斯克的鉀、裡傑羅夫和巴爾喀什的銅、科雷馬的鎳和鉛、庫茲涅茨和薩哈林的煤炭，人們前去鋪設穿過北冰洋岸永久凍土帶的鐵路、科雷馬的無接縫線路，前去砍伐西伯利亞、北烏拉爾、摩爾曼斯克和阿爾罕格爾邊區的森林。

在原始林區各處，邊遠建設勞改營大隊新的一天，就在這風雪交加的夜晚時刻開始了。

四十

夜裡，囚犯阿巴爾丘克覺得一陣煩惱。不是那種習慣了的、勞改營裡常有的愁思綿綿的煩惱，而是火燒火燎的煩惱，就像瘧疾發作那樣，使人要叫起來，要從床鋪上跳下來，用拳頭打自己的兩鬢，捶自己的腦殼兒。

早晨，囚犯們急急忙忙而又很不情願地準備去上工的時候，在阿巴爾丘克的鄰鋪，煤氣工長，原內戰時期的旅長，長腿涅烏莫里莫夫問道：

「夜裡你翻來翻去幹嗎？夢見老孃們兒啦？還嗷嗷地叫。」

「你就知道老孃們兒。」阿巴爾丘克回答說。

「我以為你在夢裡哭呢。」另一個鄰鋪上的人說。他叫莫尼澤，有點兒傻頭傻腦，原是青年共產國際的委員。「我本來想把你喚醒呢。」

阿巴爾丘克在營裡的另一個好友、醫士阿布拉姆·魯賓什麼也沒有發現，在他們朝又冷又黑的門外走的時候，他說：

「你可知道，夜裡我夢見了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好像他來到我們紅色教授學院，他很快活，精神抖擻，延琴曼的理論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阿巴爾丘克來到工具庫幹活兒。他的助手巴爾哈多夫是為了搶劫殺死一家六口人的罪犯，現在正用做框子剩下來的雪松木片生爐子。阿巴爾丘克在整理木箱裡的工具。他覺得，那些寒光閃閃的鋒利的銼刀與旋刀，喚起了他在夜裡產生的感覺。

這一天和以往的日子沒有什麼不同。會計一大早就送來技術科批准的各邊遠勞改營分部的申請報告。應該把材料和工具揀出來，裝進箱子，編制相應的清單。有些東西是不成套的，需要編制特別交接單。

巴爾哈多夫像往常一樣，什麼活兒也不幹，沒辦法叫他幹。他來到工具庫裡，只是解決吃的問題。今天一大早他就在鍋子裡煮土豆白菜湯。擔任第一大隊通訊員的原哈爾科夫藥學院拉丁語教授跑到巴爾哈多夫跟前，哆哆嗦嗦地伸出紅紅的手指頭，往桌上撒了一把骯髒的小米。不知為什麼事，他給巴爾哈多夫這樣的報酬。

下午，阿巴爾丘克被叫到財務處，因為在統計表上有些數字不對頭。財務處副處長訓斥他，還說要報告上級。他聽到這些嚇唬，心裡覺得憋得慌。助手不幫忙，他一個人幹不了那麼多事情，可是他又不敢告巴爾哈多夫的狀。他很勞累，很怕丟掉管理倉庫的活兒，又要到礦上去，或者去伐木。他已經白了頭，沒有多大力氣了……大概他就是因為這樣才煩惱——他的一生已經消失在西伯利亞的冰層下。

等他從財務處回來，巴爾哈多夫在睡覺，頭底下枕著氈靴，看樣子，是其他犯人給他送來的；他的腦袋旁邊放著已經空了的鍋子，腮上粘著他撈來的小米。

阿巴爾丘克知道，巴爾哈多夫有時把倉庫裡的工具弄出去，很可能，這氈靴就是倉庫裡的東西換來的。有一天，阿巴爾丘克發現少了三把銼刀，就說：

「在衛國戰爭時期偷竊緊缺的鋼材，怎麼不知道羞恥……」

巴爾哈多夫回答說：

「你這狗蝨子，閉嘴！要不然你等著瞧！」

阿巴爾丘克不敢直接喚醒他，就叮叮噹噹地整理鋸條，又咳嗽，又把小錘掉在地上。巴爾哈多夫醒了，帶著心安理得和不滿意的神氣注視著他。後來巴爾哈多夫低聲說：

「昨天一列軍車裡下來的一個小夥子說，有些勞改營比湖泊地區的勞改營還不如呢。犯人都帶著鐐銬，半個腦袋剃得光光的。沒有姓名，只有編號縫在胸前，縫在膝蓋上，背後還縫著犯人標記。」

「胡扯。」阿巴爾丘克說。

巴爾哈多夫帶著嚮往的神氣說：

「應當把所有的政治壞分子弄到那兒去，首先應當把你這個傢伙弄去，免得把我弄醒。」

「對不起，巴爾哈多夫先生，我打攪您了。」阿巴爾丘克說。

他非常怕巴爾哈多夫，但有時候也壓抑不住心頭的怒火。

在換班時間，滿身黑炭粉的涅烏莫里莫夫來到倉庫裡。

「競賽怎麼樣？」阿巴爾丘克問道。「大家都參加了嗎？」

「競賽是展開啦。打仗需要煤炭嘛，這大家都知道。今天把標語貼到了文教處：突擊勞動，支援祖國。」

阿巴爾丘克嘆了一口氣，說：

「你要知道，應該寫一部描述勞改營裡的煩惱的著作。有時煩惱使人感到沉重，有時煩惱來勢兇猛，有時煩惱使人氣悶，叫人喘不上氣來。可是還有一種煩惱很特別，既不沉重，也不兇猛，也不使人氣悶，而是撕心裂腑，就像深水怪物要把海洋攪翻。」

涅烏莫里莫夫苦笑了一下，不過他露出來的不是雪亮的白牙，他的牙齒已經壞了，和煤炭一樣顏色了。

巴爾哈多夫走到他們跟前。阿巴爾丘克回頭看了看，說：

「你老是這樣悄沒聲地走路，冷不丁來到我跟前，我都哆嗦起來啦。」

巴爾哈多夫是個不愛笑的人，帶著很操心的神氣說：

「我要上糧食倉庫去一下，你沒意見吧？」

他走後，阿巴爾丘克對自己的朋友說：

「夜裡我想起前妻生的兒子。他大概已經上前方去了。」

他湊到涅烏莫里莫夫耳朵跟前，說：

「我希望我的兒子成為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我在想，我會見到他的，我要對他說：記住，你爸爸的遭遇是很偶然的，算不了什麼，黨的事業是神聖的事業！是合乎時代最高要求的！」

「他姓你的姓嗎？」

「不，」阿巴爾丘克回答說，「我原來認為，他可能會長成一個市儈。」

昨天傍晚和夜裡，他想過柳德米拉，很希望見到她。他翻閱殘破的莫斯科的報紙，說不定能看到「中尉托里亞·阿巴爾丘克」呢，那樣他就會清楚，兒子想姓他的姓了。

他生平第一次希望有人憐惜他。他想象著，他怎樣走到兒子跟前，激動得連氣都喘不上來，拿手指著自己的喉嚨，表示說不出話來。托里亞會把他抱住，他會把頭放到兒子胸前，哭起來，毫不難為情，盡情地哭，哭。他們會站上很久，兒子比他高一個頭……

兒子一直想著父親。他找到父親的同志們，向他們打聽當年父親參加革命鬥爭的情形。托里亞會說：「爸爸，爸爸，你的頭髮完全白啦，你的脖子多麼細，皺紋好多啊……你一直鬥爭了這麼多年，你進行的是偉大而孤單的鬥爭呀。」

在審訊的時候，給他吃了三天鹹菜，卻不給他水喝。還要打他。

他明白，主要的不是要他招供破壞行為和間諜行為，也不是要他誣陷別人。關鍵是要他懷疑他終生為之奮鬥的事業的正確性。在審訊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好像落到了匪徒手裡，只要能見到審訊科長，這些審訊他的匪徒就會被抓起來。

但是，過了一些時間，他看出來，問題不僅僅在於幾個暴徒。

他了解了羈押犯人的軍用列車和輪船統艙，各有各的規矩。他看到過，一些刑事犯不僅輸掉別人的東西，而且輸掉別人的性命。他見過下流無恥，見過卑鄙的出賣。他見過刑事犯的野蠻行為，那是瘋狂的、血腥的、極其殘酷的。他見過得勢的正統派與不得勢的正統派之間可怕的派系鬥爭。

他說：「抓人是不會冤枉的。」他認為，只有極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內，是抓錯了的，其餘的都是罪有應得，是正義的利劍懲罰革命的敵人。

他見過阿諛奉承、背信棄義、唯唯諾諾、殘酷無情……他把這些東西叫做資本主義遺毒，他認為這些東西只有那些遺老遺少、白軍軍官、富農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身上才有。

他的信仰是不可動搖的，他對黨是無限忠誠的。

涅烏莫里莫夫就要離開倉庫的時候，忽然說：

「哦，我忘啦，剛才有一個人問你來著。」

「哪兒來的人？」

「昨天軍車上下來的。正在分配他們工作。有一個人問起你。我說：‘湊巧我知道，我跟他鋪挨鋪已經睡了有三年多。’他對我說了他的姓名，可是我一下子就忘啦。」

「他是什麼樣子？」阿巴爾丘克問。

「噢，模樣兒夠寒磣的，鬢角上還有一道傷疤。」

「啊哈！」阿巴爾丘克叫起來。「莫不是馬加爾呀？」

「就是，就是。」

「這是我的老同志，我的老師，是他發展我入黨的。他問什麼來著？他說了一些什麼？」

「問的是一般的話，問你判了幾年。我說：報了五年，批下來是十年。現在咳嗽起來，有可能提前獲釋。」

阿巴爾丘克沒有聽涅烏莫里莫夫說話，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叫著老同志的名字：

「馬加爾，馬加爾……他有一段時期在全俄肅反委員會工作。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真的，很特別。他對同志什麼都捨得，冬天可以脫下自己的大衣，可以把最後一塊麵包送給同志。又聰明，又有學問。是地道的無產階級出身，是刻赤漁民的兒子。」

他回頭看了看，俯身對涅烏莫里莫夫說：

「你記得，咱們說過，勞改營裡的共產黨員應該建立起組織，幫助黨。阿布拉姆·魯賓曾經問：‘讓誰當書記呢？’現在有了，就是他。」

「可我還是推選你，」涅烏莫里莫夫說，「我不瞭解他。你要是想找他，剛才有十輛汽車裝著人到各分部去了，大概他也去了。」

「沒什麼，能找到他的，啊，馬加爾，馬加爾。就是說，他問我了嗎？」

涅烏莫里莫夫說：

「我差點兒忘了我是來幹什麼的。給我一張白紙。瞧我的記性真差。」

「要寫信嗎？」

「不是，要向謝苗·布瓊尼寫申請書，要求上前線去。」

「不會讓你去的。」

「布瓊尼還記得我呢。」

「不會讓政治犯上軍隊裡去。咱們的煤礦可以多出一些煤炭，戰士們也會因此感謝咱們，也可以說盡到自己的力量啦。」

「我還是希望上軍隊裡去。」

「這種事兒布瓊尼也沒辦法。我還給斯大林寫過信呢。」

「布瓊尼也沒辦法？你真是開玩笑！還是你捨不得一張紙？我的限額用紙已經用完了，文教處又不給我。要不然我不會向你要。」

「好吧，我給你一張。」阿巴爾丘克說。